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重要意义

新时期，面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态势，面对国内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将更加复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挑战：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尤其是在国际文化交流传播中，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中国文化市场并取得很大成功；二是计算机互联网络等电子媒体的广泛运用，使知识信息无国界急速流动，思想文化交流呈现鲜明的跨国界的特点，使国际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趋直接便捷；三是国内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使人们的心态和价值观念发生很大变化。社会组织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使人们的择业标准发生裂变，一些人的敬业精神开始淡化。这些与马克思主义不相一致的杂音、噪音，程度不同地干扰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面对新的挑战，我们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和看待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用改革和进取的精神来推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深化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认识和理解。

一、有利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

列宁曾经指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完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政党的斗争。”‘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政党都与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自己的一整套思想、理论、主张和政策，或者说它的这一套东西与别的政党毫无两样，它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和依据。对于执政党而言，更不可能完全抹去意识形态的痕迹。任何负有远大使命的政党的一个重要的任务，都应该是说服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相信这个党的纲领和策略的正确性。一般而言，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国家统治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有维持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天然职能，而且借着各种文化和思想形态的手段，将该党意识形态所体现的阶级内涵与价值诉求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主流社会意识，既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提高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提供可靠的保证。

新时期，实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更加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作指导。列宁一再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也明确指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隔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学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是指导我们党加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锐利武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极大地锻炼和提高了我们党，使党更加成熟、更加坚强、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我们党无负于人民的重托和希望，不愧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无疑给党的建设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另一方面，在这种机遇面前，有的人却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产生了许多模糊认识。在党的性质问题上，有人认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了，它的对立面的工人阶级就不复存在了，因而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全民党”；在党的纲领问题上，有人说共产主义“渺茫”，社会主义“模糊”，资本主义“实在”，现在搞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在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有人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诸种学术流派的一种。应当与其它学术流派“平起平坐”，不能作为超越其它流派之上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宗旨问题上，有人认为为人民服务的标准太高，难以做到，主张把商品交换原加入党内生活，用“利益机制”指导党员的行动；在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有人说民主集中制是造成个人专断的根源，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应该废除它；在党的领导问题上，有人认为经济的多元化，必然产生政治上的多元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多党制经济不是搞得很好吗，提出在中国应该实行“多党制”；等等。所有这些，是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相悖的，是完全错误的。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只有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才能在理论上明辨是非，澄清这些模糊的认识，坚定自己的正确信念。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这里说的“先进理论”，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这就是说，我们要想做“先进战士”，就必须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就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保持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在重大的原则面前、是非面前毫不动摇。

只有学习和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才能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掌握观察事物的科学方法，增强分辨是非的能力，从而使自己变得眼界开阔，胸襟宽广，志向远大，境界高尚，信念坚定，成为一名清醒的有作为的“先进战士”。有了这种精神支柱，党员干部的思维和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创造性就会大大提高，总揽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就会极大增强，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就更加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目标就能实现。

二、有利于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近代西方国家的发展，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撑的，强调自由，强调市场，却忽视公正和公平。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取向，就是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它对于自由主义具有重要的制衡和矫正作用。两者的适当结合，将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西方国家的不少有识之士提出：“我们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我国现在也存在着类似情况。可以说，中国改革以来经历了从伦理经济到市场社会的转变。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但在90年代末期市场原则开始席卷非经济领域，大有成为整合社会生活机制的势头。

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将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显示，中国政府既有政治意愿也有财政能力来充当社会市场的助产士，虽然无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两者都有待加强。这在一定意义上证明了，在当代世界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仍然不可或缺。

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是其整个经济学说中最基本的观点。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对待这一原理，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明确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恢复和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再者，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诸环节间相互关系的原理，对处理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关系也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社会再生产诸环节中，生产具有支配和决定作用。“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比如，消费不能从总体上对其他诸环节及其相互关系起决定作用，但对生产这一方面来说可起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近些年来，我国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明显地体现了消费需要对生产的决定作用。过去片面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而忽视消费的需要，为生产而生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交换与分配也会在单方面形式上决定生产。市场扩大，交换范围扩大，生产规模也就扩大——明显的例证就是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仍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

三、有利于辨析当代社会各种社会思潮。构建和谐社会

自社会主义中国诞生起。西方敌对势力就开始千方百计地对我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苏联东欧共产党的解体、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它们把和平演变的重点转向中国。它们视中国为眼中钉，加紧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时刻妄图“西化”和“分化”我们。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反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这两股思潮充当急先锋，它们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观点为核心，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多元主义和趋同论为理论基础，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为根本的价值观，以我国的党员干部为主要腐蚀对象，相互配合，互相呼应，和平演变中国。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说要变质，那么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当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成为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现实条件下，克服思想观念上的庸俗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力量。中国作为一个有l3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有一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否则，必然是一盘散沙，党将不党，国将不国。这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对错误的思潮予以有说服力地批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失误，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是共产党不得不认真思考的历史教训。苏联垮台是苏联领导人从丧失共产主义信念开始，到丧失统治意志为止的过程。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苏东崩溃首先是信念的崩溃。当一个党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当人们对自己几十年来所做的一切失去了心理和道德依据，对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失去了信心，这个党、这支队伍和这个事业还怎么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呢?当今，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在苦难中经受锻炼，从挫折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篇2

关键词：[HTK]内在紧张；意识形态重建；原动力；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B0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2-0020-05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6年国家社科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研究"（06AKS002）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志丹（1974-），男，河南信阳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意识形态；王兵（1974-），男，江台人，钟山学院学生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内在紧张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建的原动力。马克思主义内部有两大思想的紧张――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阶级和阶级意识的对立，这还需另文专论。在中西方意识形态斗争中争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既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关，又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国际地位等诸因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因此，绝不可撇开其他因素，单就话语权谈话语权。于是，就有人滑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只要综合国力搞上去了，自然而然地就会拥有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实则大谬不然。在“西强东弱”以及社会主义处于资本主义强势压力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幻想拥有全球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当务之急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才能不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宣扬的“普适性”话语所湮没，拥有自己独特的“声音”。要做到这点，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内部的必要张力（tension），与时俱进，把握处理好内核和、汲取和回应、中国特色和普适性三对矛盾关系，这是意识形态斗争中构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争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关键所在。

一、内核和

我们必须从概念上来理解、从话语上来分析意识形态的变化，关注问题探究的不同理论层面，从而深化和拓展对问题的认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塞利格（Seliger）认为，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包含两个层面：基本意识形态（fundamentalideology）和操作性意识形态（operativeideology）。基本意识形态是指对“现存制度评价的原则”和“运动和政党的最终目标”；而在政治学和政党政策评价中的那些更多地关注“实用的紧迫的紧急需要”的原则，则构成操作性意识形态。依上述范式，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建，一定要坚守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内核（基本的意识形态）毫不动摇，同时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与时俱进、不遗余力地坚持（操作性的意识形态）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就是其基本精神、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不容动摇的。而其创新是在坚持内核的前提下，进行自主创新所产生的理论创见。

谈到创新，首先必须澄明的前提是“为什么”创新。这是评价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前提，是防止陷入创新崇拜的一副“解毒剂”。“为什么创新”主要回答的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究竟出现什么矛盾、遭遇什么挑战、要解决什么问题。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732同样道理，意识形态创新的原因也是由于“社会的需要”、实践的需要。过去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实际上它就是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处于紧张状态的内在对立。内在的紧张状态是马克思主义也很重视的问题。马克思曾以罗马为例指出，有产和无产的对立，如果没有达到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还不是真正的对立，因此，就没有矛盾解决的出路。真问题是可能有结果的，有结果的就是达到理论内部的紧张关系，而假问题则反之。因此，进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创新，必须准确、敏锐地把握当代中国现实矛盾、实践需要，既不能一味地超前脱离现实也不能滞后于时代和现实。其次，即便是有了实践的需要，也不能轻率地闻“风”而动，而必须冷静思索“怎么创新”，即创新的路径选择问题。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建，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与自然科学的创新有着重大的异质性，不能机械照搬自然科学创新模式进行意识形态创新。自然科学创新往往是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新陈代谢，破旧立新，呈现的特点是“另起炉灶”，“另辟蹊径”。而意识形态的革新则不然，它作为软国家机器以服务统治集团利益为旨归，尤其是当它对维护统治还有价值之时，其创新是内敛式的自我拓展和包容，呈现的特点是“返本开新”、“温故知新”，目的是强基固本。这就好比是连绵起伏的群峰，其脉象“一以贯之”。毫无疑问，这是维护阶级统治秩序、保持国家基本制度稳定的前提。

第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内核和基本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主要应该坚持的创新，操作性意识形态的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进行了意识形态的革命才算得上真正的革命。之所以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一经产生就迅速地拥有话语权，是因为其所具有鲜明的特质：理论的彻底性及理论的实践性。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立场和观点。现在关于世界观、方法论和立场的争论不大，而关于观点的争议很大。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就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这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不二法门”。同时，发展和革新也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立场的基础上进行的，脱离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复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啊！”［2］

第三，保持内核和创新之间张力的同时，不能失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必须高扬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3］。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创新必须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一旦丧失核心价值观，就会踏上覆亡之途。在这方面，巨变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尤其是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复杂背景下，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意识形态创新则更是充满着困难与风险。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打着“科学”的旗号，裹着“普适性”的外衣，时刻没有放松对我们进行“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因此，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重建，要万变不离核心价值观之“宗”。坚持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劳动优先、人民至上、共同富裕、事实平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既不妄自菲薄，又头脑清醒。

我国近三十年来的意识形态建设史雄辩地证明，不进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创新，就会僵化，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内核的基本意识形态创新就会成功且充满活力。“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用”式的创新，回应了时代的需要，敏锐把握了当代中国的现实脉动，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始终贯穿马克思主义的“脉象”，准确把握了当代中国的“真问题”，很好地解决了“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的难题。

二、汲取和回应

作为弱势话语的中国意识形态的当代重建，遭遇的最大理论挑战有三：意识形态终结论；非意识形态化；后意识形态思潮。对上述三种意识形态思潮进行有力回应的前提是搞清问题的实质，研究这些思潮的理论背景。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4］99，则自然是有问题的，基于此，借鉴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尤其要注意的是切忌简单化，“一锅煮”、“一刀切”。对它们既要进行学术研究，又要进行应用性研究，厘清这两个层面十分必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学术研究的水平直接决定了应用性研究的水平。但是幻想纯粹的学术研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不提出并思考一个问题，现在一些人努力洗刷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身份倾心‘学术话语’，背后是否徘徊着西方主导意识形态的幽灵”［5］。就是说，我们应该做的是，首先要搞清楚别人说的什么及为什么这样说，弄懂别人的理论指向。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作的批判和结论则一定是非法的，应用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西方意识形态思潮的回应必定软弱乏力，难以切中肯綮。

恩格斯最早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中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问题。他认为，“哲学和宗教”是“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终将“终结”，而为“逻辑和辩证法”即“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1］257所取代。恩格斯坚持了把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联系起来进行动态考察的线索，即使到今天还是很有价值的。雷蒙•阿隆在1954年已经预测到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终结”。十年之后，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终结》一书中，认为“意识形态已经寿终正寝了”。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又一个版本。在此，要区分清楚几种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不同理论指向：恩格斯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贝尔的观点要做具体的分析：一方面，他看到了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和时代主题的转换，意识形态随之而变，这一点对我们是有启示意义的，另一方面，他又宣布意识形态终结，则是痴人说梦，堕入误区；福山的观点则印证了西方的文化霸权和自大张狂，个中原因是他们在经济上处于强势地位，“而这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99。

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非意识形态化”：一是根本否定意识形态存在合法性的“非意识形态化”，即“意识形态终结论”；一是弱化或淡化意识形态的“非意识形态化”。对于前者，我们态度鲜明，必须坚决批判与揭露、反对与抗拒。而对于后者，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应该仔细加以区分，不能“一口封杀”。改革开放以来，在与国际对接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被弱化。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从现实看，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抓住前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要么抓住后一方面强化意识形态，其集中表现就是关于“两个邓小平”的误读。如何把握当代意识形态弱化与强化的态势，避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大失误，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如果抽象地谈论强化和弱化，我们无法对其是非得失加以评判，必须明确回答要弱化的是什么，要强化的是哪些方面。时刻清醒的是：一方面，不能把“淡化”等同于“一味的虚化”，不能把某些方面的淡化无条件扩展到所有领域和范围；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强化”不分情况地推广到所有领域。这样必然会丧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进而失去与西方平等对话的资格，面临被剥夺“球籍”的命运。

后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有几种类型：一是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二是哈贝马斯的认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三是齐泽克以心理分析（精神分析）来分析意识形态。三位论者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出发，对意识形态作了迥异于马克思的解读和解释。客观地讲，他们的论述并非一无是处，毫无道理，因此，要充分发掘其思想资源为我所用；同时，必须明确，他们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的影响和冲击是负面的，此为问题之大端。

总之，当今意识形态的诸多思潮――意识形态终结论、非意识形态化、后意识形态思潮等，夹杂着正确的“元素”和错误的“因子”，因而对于当代意识形态建构的作用有着正反两面的复杂影响。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抛弃的一条研究路径是：把他们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论断进行简单比照，以其所论与马克思同与不同来断言其是非得失，如果不同于马克思就是非法性阐述。在这样一个扬弃和超越的基础上，正确的路径选择是：应该加以仔细而具体地阐明的是判断之前的“分析”，厘清马克思“这样说”的历史语境及其合理性，他们“那样讲”的历史语境及其合理性，而后展开我们的批判之维，评价其是非得失。的确，这里仅仅是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问题，其答案尚需深入的研究和艰辛的探索。

三、普适性和中国特色

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主要是在充分汲取世界先进民族（英法德）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是开放的，不是一个自闭的系统。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构不能闭门造车、固步自封，“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如果这样，社会主义就会远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与人类进步南辕北辙。但是，改革开放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全盘西化”，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因此，在充分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之时，牢牢坚持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的底线不能突破，更不能放弃。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应时代大趋势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不得不走的路。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确实处于一个“被抛”（海德格尔语）的状态。众所周知，当今的世界潮流主要有市场化、全球化、民主化、信息网络化等，这些潮流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如若逆时代潮流而动，只能走向绝路。如果我们一味按照传统的分析范式、理论逻辑来应对今天的时代潮，势必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但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还应当坚守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的底线，不能任人左右，随波逐流，无所作为。主要根据有三：

第一，没有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就没有意识形态的普适性。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史表明，重建意识形态的前提是各种文明共存、互补，没有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就没有意识形态的普适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包含着共性。正如所指出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6］当然在意识形态选择问题上各个国家和民族也有自己的自决权。西方“普适性”意识形态往往绑缚在其全球化和市场化过程中的产品（商品）上，这就更具有隐蔽性和匿名性，无疑增加了防范和拒斥的难度系数。这就要求我们在顺应西方“普适性”意识形态价值观时要揭穿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魔障”，时刻防范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蚀。历史证明，理论认识的任何细小疏忽和偏差，在实践中往往会被放大，产生较大的偏差，甚至酿成大祸。

第二，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质，决定着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在顺应西方普适性意识形态话语的同时，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的底线绝对不容触动。如果拆除了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的“底线”，势必就架空了重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美好理想。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然我们的意识形态具有中国特色，但并不是说没有被西方意识形态同化的危险。因此，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树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崭新形象。化西方意识形态的“普适性”价值之“腐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神奇”，要把“普适性”的价值观融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中，广纳百川，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防止“左”和“右”的偏向，加快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第三，实践证明，中国特色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变化，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不断丰富和完善。应该看到，中国特色意识形态重建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统一完整的学说，它的基本结构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每个组成部分又有许多基本原理。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时，随着时代形势和国家任务的变化，应当把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又说：“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动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7］今天我们提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本质就是以人为本。这都是中国特色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创新、丰富和完善的伟大成果，既富于时代内涵和普适性价值，又彰显了中国特色。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置身于经济全球化潮流的中国特色意识形态是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在政治文明普适性与特殊性的互动中发展。当代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的建构，既要借鉴、吸纳和整合全球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又要充分提升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新鲜经验，走自己独特而富有创新的政治文明之路，对人类政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总之，我们要透过意识形态的“普适性”来领悟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性。无论是普适性还是中国特色，其目标都是指向当代中国的利益以及广大人民的长远的根本利益，这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建始终不变的评判准绳和价值皈依。

必须指出，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构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普适性和中国特色的融合，两种偏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是奢谈反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而忽视本民族意识形态的重构，以冷战的思维来看待当代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另一种认为本民族意识形态重构的惟一选择就是投西方所好，无批判接受、“移植”或“嫁接”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在此基地上与西方“接轨”、“对话”。毋庸讳言，这两种偏向一条是“死路”，一条是“邪路”（邓小平语）。两种偏向的症结在于，没有看到内在紧张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重构的原动力，没有领会和把握意识形态理论内在紧张的辩证法。归结到一点：重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关键在于，既不能陷入“泛意识形态化”的僵化内容，也不能流于“非意识形态化的”空洞形式，而要顺应时代和历史潮流，与时俱进，把握意识形态建构的强化和弱化的辩证法，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的“正路”，从而拥有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9.

［3］.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人民日报，2006-10-11（1）.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9.

［5］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