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博物馆考察报告范文篇1

[关键词]认识型；林惠祥；人类博物馆；东南海洋系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6-0001-07

一、批判视角下的博物馆收藏与展示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批判的博物馆学研究一改对博物馆藏品收藏、展示的固有观点，它不仅反对将博物馆视为纯粹中立而客观的机构，而且尖锐地指出博物馆是充斥着权力与话语的空间。与此同时，作为实践活动的收藏与展示不仅暗含着诗学与政治学本质，更是一个持续性、动态、脉络化的科学与社会文化过程，物品、实践者及其实践活动都被纳入一个复杂的网络之中。博物馆的本质亦从客观的知识殿堂翻转成为由不同物品汇集而成的表征系统，物品的意义在特定的分类体系内被加以阐释。批判的博物馆学研究视角使博物馆成为当今“全球文化中极富争议的场所”，也促使博物馆学研究者探究收藏和展示的深层逻辑与策略。这一研究旨趣在极大程度上得益于福柯在“谱系学”理论模型内对知识、权力关系的探讨。

博物馆学学者艾琳・霍珀-格林希尔（EileanHooper-Greenhill）引入“效果历史”（ef_fectivehistory）和“认识型”（episteme）两个概念对博物馆认识论加以梳理，她将博物馆历史划分为无理性的收藏室、古典认识型和现代认识型三个阶段，并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开始出现秩序、分类和规训的博物馆。不连续的“认识型”直接决定着物品收集和展示的方式与内容，也促成了另一种秩序下的“认识型”的确立，在此影响下个体实践者收藏、展示的动机完成了从好奇到科学、博学再到哲学的转变。对苏珊・皮尔斯（SusanPearce）而言，物品收藏活动不仅建构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收藏实践的考察事实上也是对心理和文化两个层面下的人类体验的考察。不同于“搜罗”或“采集”，“收藏品”（collection）是想象的产物，它既是部分共有的，也是部分个体的，经过组合以隐喻的方式制造意义，并借此理解世界和展示被理解的世界。因此，博物馆收藏与展示的实践者无不在特定认识型下展开实践活动，其政治立场、价值判断、学术旨趣嵌入其中进行物品意义的阐释和知识秩序的构建。

在批判的博物馆学研究视角下考察林惠祥先生收藏与展示实践的相关研究仍较为匮乏。其中，张先清《物件的文化：中国学者的早期田野采集志反思》一文着眼于林惠祥先生1929年和1935年的两次台湾原住民物品采集活动，以及围绕这批藏品举办的若干次展览。作者认为林惠祥的采集、展示实践虽然贯穿着进化论思想，但是他却并非赞同进化论学派提出的心智一致和文化类同，事实上其采集和“原始文化”展示实践有着深刻的美国人类学文化史学派烙印。尹凯《博物馆的民族志书写：以林惠祥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53年-1966年）为例》一文则以1958年出版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为切入点，分析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空间秩序，试图揭示藏品展示背后的逻辑和人类学话语。作者认为1958年陈列品说明书集中体现出林惠祥先生的人类学思想，分别暗含着进化论、历史特殊论、传播论思想要素，即1953-1966年之间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藏品展示是在三种知识体系下展开的具体实践。

然而，笔者认为林惠祥先生的收藏和展示实践虽深受美人类学文化史学派影响，但却非单纯地将该学派进行本土化实践：也非将进化论、传播论和历史特殊论等学术思想的简单杂糅，而是将包括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批评派），乃至循环论整合于新进化论的理论框架内的实践活动，是取诸种理论之长建构中国东南海洋文化体系的学术努力。这一学术尝试与构想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已萌发，在近三十年的民族志物品、考古学标本的收集和发掘，以及东南区域文化研究与探索中逐渐趋于成熟。林惠祥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形成建立人类学、史地、民俗、考古、艺术、宗教广义上的人类博物馆之构想，在1951年的《捐赠古物标本及图书提议设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呈函》、《厦门大学设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计划书》中他首度明确表达构建“东南海洋系文化”之愿望，最终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展示中借助物品和文本等具象呈现该学术抱负。因此，只有系统审视林惠祥先生自1929年以来的收藏、展示活动，方能从整体上准确把握在特定认识型背景下，林惠祥先生人类学思想、博物馆实践以及东南海洋区域文化研究的谱系。

二、民族、国家与民族志物品收集实践

林惠祥先生的民族志物品收集活动主要集中在1929年至二战结束前后，始于1929年赴台湾地区开展人类学调查和台湾原住民物品收集，而南洋民族志物品的收集活动则始于1937年避祸新加坡直至二战结束。与绝大多数同时期的人类学家相似，林惠祥先生亦是在寻求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初建以及个人学术旨趣的交织下完成民族志物品收藏实践的。

1926年林惠祥毕业于厦门大学，次年自费赴菲律宾大学跟随美国导师拜耳教授（H.OfleyBeyer）从事人类学研究，他也因此正式投入到南洋研究的学术兴趣中。1928年毕业回国后的林惠祥在毛夷庚介绍下成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助理员。1929年，他在蔡元培先生建议下借归台为父亲奔丧之际，“乘机进入番地，研究番族，搜集其风俗习惯之标本”。林惠祥化名为林石仁，假托商人身份顺利进入台湾，在料理完父亲丧事后便计划和着手调查工作。他在台北通过图书馆文献阅读，参观台湾总督府博物馆中所展示的“番族标本”，辅以探寻台湾汉人的见闻完成调查目的地和路线拟定等前期筹备工作。经过一番精心设计，最终将此次调查的路线确定为台北-新店庄-桃园-花莲-台东-花莲-台北-日月潭-台北，考察了乌来社、卑南社、马兰社、哈喇巴宛社、大马武窟、知本社等泰雅族、阿美族、卑南族、排湾族等多族部落，采集了丰富的民族志物品以及石器时代的石器标本，包括：武器（27件）、衣服（33件）、货币及饰物（13件）、家具（38件/套）、艺术品（15件）、娱乐品（10件）、宗教与仪式品（5件）、记事绳（2件）、舟（2件），以及石器时代遗物（116件）。这些收集品中“约有半数系现用物，他半系旧时物；旧者较新者更富原始性，然亦更不易得，日本学者至以为古董”。

为了充实人类学标本陈列所与满足研究需要，林惠祥于1935年二度深入台湾腹地采集标本。此次他化名为林淡墨，假托中学教员身份持中国护照进入台湾，然而在抵达基隆后却遭到严密盘问，为了能够顺利深入腹地采集标本，林惠祥立即表明目的并强调此行与政治无关，主动依约通知特务请其同行。调查共持续两周时间，共采集标本数十件，包括刀、枪、弓、箭、衣饰、雕刻物、船模型、史前石器等。与前次标本采集相类似，林惠祥遭到日本当局“协助”名义之下的监控，并深感台湾警网之密，这段时间“余受惊颇剧，与警探等勾心斗角甚苦”，所幸林惠祥携带收集品安然无恙地回到厦门，并置于陈列所内。此时期台湾地区的人类学调查和民族志物品采集几近被日人所垄断，林惠祥在两次调查之前曾特意前往台湾总督府博物馆和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学教室的标本室参观，在森丑之助、移川子之藏、宫本延人等人类学家的努力下，两座博物馆均已颇具规模，他在参观之后也不禁感叹“见所采集者已不少，心服其工作之努力”。

1937年林惠祥携带其多年的收藏品避祸南洋，素有“人种博物馆”之称的新加坡为他提供了研究南洋之人类学材料，同时他也期望此举能够服务华侨教育文化工作和宣传抗战。在南洋期间，林惠祥继续收集东南亚民族志和考古学标本，同时推进有关中国南方史前民族及文化与南洋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在战争期间，他曾两度至马来西亚的吉打（Kedak）和威斯利（Wellesley）进行考古工作，发现四处遗址并获得多件石器，入吉打马来村落购买“雷石”，在新加坡、印度、缅甸等地购置民族学标本，同时通过藏品交换的形式充实南洋民族志和考古学标本。根据林惠祥捐赠古物标本及图书的清单，除了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爪哇等地的石器标本之外，他收集了三十余件南洋民族志物品，包括武器、器物、服装、宗教品和艺术品。

身逢国家危亡之际的中国人类学家们无不以谋求民族生存为己任，并且将民族主义和大同主义视为摈弃狭隘的民族观念和消解民族分歧的必由之路，林惠祥先生也不例外，他曾指出“为补救国家观念不发达，应排除家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使个人与国家有密切直接之关系”。因此，其早期的民族志收藏实践应当置于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复兴的情境中加以审视，而且对于战时的中国极具现实意义。林惠祥的民族志物品收集实践带有鲜明的进化思想，于他而言台湾以及南洋地区的民族志物品是为现存“野蛮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这些物件的价值并不在其粗劣之本身，而在于“晓得他们的文化在根本上是和我们的相同，于是在无形中便把种族偏见消减了”。不仅如此，这些收集品――尤其是台湾原住民物品的展示一改大陆民众对台湾原住民一无所知的状况，更是在1930年爆发的雾社事件之后成为极具反抗精神的符号。林惠祥先生不仅举办了若干次台湾原住民物品展示，而且特撰文《野蛮救国论》提倡忠诚淳朴之民族朝气，消除民族偏见，将台湾原住民不屈不挠的精神视为榜样，从而激发国内民众对抗日本殖民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

三、智识、展示与人类博物馆

除了积极从事民族志物品和考古学标本的收集工作，林惠祥先生也强调将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之公共建筑场，主张通过展示消除各民族间隔阂，进而方能摒弃狭隘的民族观念而趋于大同。他在1929年台湾原住民物品采集工作结束后，特举办台湾原住民展览“致京沪多人来院参观”。依林惠祥之言，“盖民族学标本之采集及陈列，其时尚甚少见也”。不仅如此，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有志于倡办人类博物馆，其效用“不但可供高深学术的研究而已，在社会教育上也极重要”。

在返回厦门大学任教期间，林惠祥为了收藏和展示此前收集的台湾原住民物品、石器标本，以薪俸稿费自建住屋，将前厅作为人类学标本陈列所。不仅自费搜买标本和发掘古物充实陈列室，而且获得南洋捐赠者所捐赠的藏品，藏品已有三四百件之多，“陈满二室，颇为可观”。陈列所虽为林惠祥私人建立，但是却公开向厦大历史、社会学系，以及中小学师生开放，以期实现通俗教育的功能。陈列所开放后引起社会关注，厦门市政府民众教育馆长曾特意前来参观，甚至“自叹以政府机关反不能及也”。经过1935年的台湾原住民标本采集，以及台北圆山贝冢遗址考察所获文物标本的充实，林惠祥将“古物陈列所”更名为“私立厦门人类博物馆筹备处”。据《厦大周刊》所载，此博物馆系林惠祥教授以及新加坡督学陈育崧发起创办，旨在供本校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之特别应用，及其他院系之参考。至1936年标本总数达到214种共300余件，图表不计。其中南洋原住民标本多为陈育崧自购及捐赠，台湾原住民标本则均为林惠祥自费采集所得。加之1936年林惠祥、郑德坤、庄为玑泉州唐初墓葬发掘所得明器等文物进一步完善了博物馆的藏品结构。同年6月9日至14日，文化陈列所与历史社会学会共同举办标本展览会。至此，文化陈列所藏品共分为三部，分别是：第一部为古物，共分为六类，包括明器（215种）、古玩（67件）、钱币（47匣，79枚）、拓片（566种）、甲骨文字（27片）、最近发掘泉州唐初古墓所得（明器77件、墓砖20块、金属装饰品20余件）；第二部为人类学标本，共分为两类，包括台湾番族标本以及其他；第三部为民俗学资料。

可见至迟在1935年，林惠祥先生有关人类博物馆的构想就已具雏形，但因战争爆发不得不搁置，直至战后最终得以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1947年，林惠祥先生携收藏品归国后便于十一月开展览会三天。为了推进中国博物馆事业，尤其是人类学博物馆的发展，他于1951年将多年收藏的古物标本及图书无偿捐赠给厦门大学，并且提议设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1953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正式成立并向公众开放。林惠祥共捐赠藏品643件，其中未将货币、邮票、照片计人其中，另附十个精致的木箱，图书共729种，875册。他将这批捐赠品共划分为四部：史前遗物、历史时代古物、民族学标本以及其他。第一部门史前遗物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南洋的考古学标本为主，包括石器、化石、陶器以及原人模型。地域涵盖山西万泉、河南安阳、浙江古荡、福建厦门、武安、南安，广东、香港、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爪哇、印度以及澳洲。此外，他还捐赠了爪哇猿人泥制模型1件，史前大动物骨化石4块。第二部门历史时期古物以购买、交换得来的华北陶制明器、若干铜器，以及发掘所得的泉州唐墓瓷器、宋明瓷器、玉石器，中、外f货币数百枚构成。第三部门民族学标本以台湾地区和南洋民族志物品为主体，共分为武器、器物、服装、宗教品、艺术品、建筑模型和风俗模型七类。第四部门为自然物标本、旧邮票、仪器以及照片底及纸片。

早在十九世纪晚期国人便已将博物馆这一新事物引介至国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均曾主张设立博物馆以益智集思。近代博物馆的出现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智识生活和知识传播的方式，同时在其草创初期便大有与人类学合流的趋势，肩负起开启民智，向普通人士传播常识，消除民族间隔阂以实现文化建设的责任。近、当代中国博物馆除了发挥开启民智、实现社会教育的功能之外，更是与民族复兴和处理与边疆民族关系勾连在一处。王幼侨认为就博物馆展示内容来看，其纵深当属人文范畴，“就历来社会之演变，政教之过程，参证考察，明了起或得或失，寻出起民族性有优点与缺点，以资改进”，从而“发挥民族的精神，恢复民族的道德，激励一般的民族意识”。林惠祥亦曾流露出类似观点，他认为人类学有助于深入了解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进而实现互助合作，同时人类学向来都格外注意实物的采集保存“以为学说的证据”，“如史前的人类遗骨遗器，现代蛮族的器物、衣饰、艺术品、宗教品等，常收集列于博物馆内以供学者的参观”，通过参观实物方能有明确的认识和深刻的印象。作为普及科学知识的教育机关，博物馆采用的是“诉于眼的教育”，即用“实物（即标本）、模型、图画、表格等教育人民，而不是用文字的”。“这种博物馆或称民族，或称人类，或称历史，或称文化等博物馆，又或为大博物馆的一部分”。作为人类学家的林惠祥深知人类博物馆在教学、研究以及社会教育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即“教人类学不能无标本，而教员不能不作研究，研究的结果所得到的标本也一定陈列于博物馆内。所以三者不可分离，设一种便是设三种”。

四、新进化论与东南海洋系文化的确立

纵观林惠祥先生的收集、展示实践，其有关人类学学科以及东南沿海地区文化特性的思考逐渐趋于成熟。1953年正式向公众开放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集中体现了林惠祥对于人类学学科的定位、研究范畴的界定，其内部展示则暗含着林惠祥先生以新进化论为理论模型构建东南海洋系文化的学术努力。林惠祥先生以“人类博物馆”命名博物馆颇有深意，他曾对这一名称进行解释，“这博物馆可以用人的名义，是和自然相对而言，目的在搜集陈列及研究有关人类的古今中外文物，包括史前时代和有史时代，文明民族和原始民族，范围比较历史博物馆更广，可供人类学、史地、民俗、考古、艺术、宗教以及各种社会科学的参考”。可见，林惠祥试图建立既具纵深又具广度的博物馆，这与他对于人类学的理解和定位有着直接关联。

林惠祥曾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将“人类学”界定为“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包含人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应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换言之，人类学便是一部‘人类自然史’，包括史前时代与有史时代，以及野蛮民族与文明民族之研究：但其重点系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而所谓的“野蛮民族”即指“现代的蛮族”，“文明民族”则为“有史以后的人类”。尽管二者有所区别，但是绝非截然无相联的两截，只有兼具对二者的观察方能呈现人类的全部历史和完整的文化面貌。由此可见林惠祥所理解的人类学实为广义上的人类学――有关人类的知识，同时是包含着（1）探究人类文化起源和变化、人类的生活状况、社会组织、、艺术、语言等的起源、演进及传播等事项的文化人类学（即民族学）；（2）以讨论人类的身体如何由其他动物演进而成，以及人类各种族如何区分为旨趣的体质人类学；（3）叙述有史以前的人类及其文化的历史的史前学或史前考古学；（4）叙述有史以来的现代人种的状况、体质与文化，由各民族的个别研究开始，然后合而为全人类各种族总记载的民族志所构成的知识体系。因此，勾勒人类完整的历史和文化面貌成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主线，然而林惠祥也坦言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定，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在收藏、展示一般性的古物标本之外，应侧重中国东南部和南洋地区，这则是学术分工使然。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展示折射出林惠祥先生试图调和时间与空间，探寻人类演进趋势与揭示区域文化面貌，整合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等理论的学术努力。整个陈列展示分为史前部门、有史时代部门、现代人种部门和其他部门，分别在36个陈列室中展示。其中，史前部门陈列人类起源及原始社会生活模型、社会发展史全景模型、中国旧石器时代遗物、南洋石器时代遗物、中国新时期时代遗物、福建新石器时代遗物；有史时代部门陈列铜器、明器、泉州碑刻、地理模型、古迹舟车模型、玉器、货币、武器、陶瓷、中国历史人物模型、世界历史人物模型、社会仪式器、雕塑品、字画；现代人种部门陈列世界各族模型、中国少数民族模型、少数民族文物、高山族文物、畲族文物、日本民族文物和南洋民族文物等。就时间纵深而言，展览被划分为史前时代和有史时代，前者旨在呈现人类演进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南洋考古学文化的相似性，进而探究文化传播路径。博物馆共制作了猿人阶段的爪哇猿人、中国猿人，古人阶段的尼安德特人，新人阶段的克罗马农人、山顶洞人，华北的新时期时代人、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八个等身模型展示从猿到人的演进过程。

进化思想同样贯穿于各民族文物的展示中，无论是台湾原住民物品抑或其他民族的物品无不反映出在经济、文化、社会和宗教方面具有的原始性，“研究他们的文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类文化的原始状况”。这些富有原始性质的标本有三种效用，即它们可以代表现存蛮族之文化，可以表现人类进化史上草昧时代之简陋的文化，以及可以追见数种事物之简单的起源，而证明进化之理。不仅如此，在林惠祥看来，具有原始形态的文化、简单的现象是人类文化的基础，也是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点，只有充分了解这些方能洞晓文化的性质。而且“这些原始状况，在文明民族中虽也存留一点，但总不如在未开化民族中之盛，所以要得民族学的材料，必须跑到未开化民族中去找”。物质文化无疑成为探究从野蛮至文明阶段，说明文化进化的物质证据。除此之外，林惠祥借助民族志物品与考古学遗物，通过比较文化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构建“东南海洋系文化”，该术语指有别于华北地区的“另一系统的史前人类及文化”。从考古学角度来看，东南地区的史前文化有别于华北地区，典型器物即为有段石锛――这一我国东南、台湾地区以及南洋太平洋诸岛均广泛发现的器物类型。而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无论从体质、语言，贝类制品、陶器等物质载体，抑或断发文身等习俗、仪式亦存在文化上的相似性。藉由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民族史学，林惠祥试图勾勒自中国东南沿海、台湾地区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等东南亚地区的区域文化面貌，追溯族属以及迁移路线。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可以视为是林惠祥先生以新进化论构建东南海洋系文化的学术尝试，他认为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和循环论均具有局限性，也皆有可取之处。他虽然承认人类文化的演进，但是却反对单线进化的观点，以及古典进化论偏重独立发明，而忽视文化的接触与传播，把社会变迁完全视为进步的，而忽略退步的事实。传播论虽然弥补了进化论者对于空间和传播的忽视，却否定文化的发明。同样，他也指出循环论难以给出永远循环的证据。林惠祥虽然深受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论的影响，旨在“还元”人类的历史和分布，以及人类的各种生活形式，但是他也指出该学派的局限性，即不承认有一条定律可以概括各民族的变迁趋势，虽然批判地看待其他学派，而自己却“只提出了研究的方法而已，不曾提出关于人类趋势究竟如何的答案”。在分析各理论流派利弊之后，林惠祥评论道：若能够取诸理论之真理，消除彼此冲突之处，予以修正便是“足以明人类文化的趋势”的理论――新进化论。可以推断至少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惠祥更加倾向于继“批评派的破坏工作”之后由新进化论所承担起来的建设工作，一方面探寻各民族变迁趋势的规律，另一方面在“历史法、文化区域法，此外再加以比较法、心理法、语言法、统计法”基础上，依靠实地调查过的报告和可靠的v史记载加以研究。

五、结论

民俗博物馆考察报告范文篇2

文博工作总结是全面落实“十一五”发展规划、夯实“十二五”基础的重要一年。我区文博工作根据省、市文物部门的工作要求，按照局党委“全面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稳步推进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断提升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水平，积极配合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加强博物馆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公益功能，创先争优、锐意创新，文博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并取得显著的成绩。现将主要工作总结如下：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基本完成，努力将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纳入文物保护体系。1、三普实地调查阶段工作任务全面完成，成果丰硕。上半年，区文物普查队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补充调查春晓镇严坑庙、戚家山街道浃水大闸、白峰镇太平岙巡检司城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同时，按照省市专家组的验收意见和建议，对野外调查资料进行补充、整改和完善，并完成最终数据上报。目前，我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已通过国家文物局普查办整体验收。三普第二阶段，我区共普查不可移动文物408处，调查登记（录入数据库）不可移动文物346处。其中复查38处，占登记总数10.98%，新发现308处，占登记总数89.02%；一般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信息点62处。这一成果的取得极大地丰富了我区的文化遗产资源。2、三普第三阶段工作接近尾声。及时开展文物普查第三阶段工作，6月份组织普查队员参加省、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三阶段培训班，学习第三阶段相关技术规范。8月上旬制定第三阶段工作方案，并按照方案有序展开相关工作。根据省、市普查办的统一部署，目前已完成普查工作报告初稿和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初稿的编制任务，将于年底前基本完成区级普查报告、地图绘制、档案编制和成果转化。3、边查边保，多种手段将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有效纳入文物保护体系。为更好地巩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最新成果，向上级文物部门报送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推荐材料，并陪同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对已申报第七批国保单位的梅山盐场旧址进行实地核查。无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推荐的数量和质量均创我区历史纪录。10月21日揭晓的宁波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我区推荐的鄞镇江桥、钟观光故居、曹莘耕故居、枝夹岙墓群、虞家后新屋、梅山盐场筹备处旧址、瑞庐等7处榜上有名。目前，我们正在制定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徐圣禅故居“塔峙圃”的修缮方案。年内，我们还将推荐申报第四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核定公布第十一批区级文物保护点。二、突出重点，抓好基础，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踏实推进。1、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方针，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长山桥修缮工程顺利竣工。去年12月15日动工，由常熟古建筑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宁波弘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负责监理的长山桥修缮工程，至今年3月底顺利竣工，并通过竣工验收。本次修缮以现状加固、整修为主，以保持长山桥建成以来所积淀的历史沧桑感。维修内容仅为对局部结构存在隐患的部位进行加固整修，对断裂构件进行粘接，加固栏板，复原桥面踏步石，对缺失的石构件进行复原，清除有害植物，抢救性维修永济庵亭。长山桥修缮工程结束后，将成为小浃江古水利建筑群中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供游人参观。2、稳步推进“四有”工作，夯实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点）保护基础。会同区规划分局、国土分局，对我区第三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进行初步划定，并向文物保护单位所在街道、相关主管部门及相邻利害关系人征求意见，形成了《北仑区第三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方案》，经区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由区人民政府发文公布。10月中旬完成项氏宗祠、瑞岩寺藏经阁、虞家后新屋和姚燮故居等4处新增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点）保护标志文物说明牌制作安装工作。3、继续实施巡视检查制度，切实加强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点）的日常管理。目前我区的文物巡查制度完善，区文物行政部门、街道乡镇文物保护小组、责任文保员、业余文保员四级检查巡视，做到文化站每月都有检查报表上报、责任文保员每周进行巡查、区文物部门每季度开展抽查。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小港东岗碶、梅山张公庙后大殿、大碶古阿育王寺遗址塔亭存在文物损坏、违建、不合理修缮等现象，立刻通知区文物监察大队进行查办。及时保障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点）安全，目前我区的不可移动文物完善率基本达到95%。4、逐步化解开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矛盾，保护成果显著。长期以来，开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尖锐矛盾是搞好我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大难点。为配合穿山疏港高速公路建设，我们跟宁波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高速公路沿线进行了考古调查、考古勘探和抢救性考古发掘，一共清理发掘以汉代为主的古墓葬89座、窑址4处，共出土铜、铁、陶、石、骨、琉璃等文物260余件。同时,我们还改变工作思路，及时掌握我区开发建设的动态，主动跟有关部门进行沟通，使矛盾逐步得以化解。在获悉我区准备实施小浃江改道工程时，我们主动跟区水利部门进行多次磋商，使小浃江上3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区级文物保护点为重点的古水利建筑群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三、加强博物馆建设，博物馆体系渐具雏形。1、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和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年来，我们始终将港口博物馆和水下考古基地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开展。上半年，已协助完成港口博物馆框架性陈列大纲2次专家论证、陈列大纲调整撰写、我馆现有相关藏品资料统计、港口博物馆宣传折页设计制作等工作。7月29日，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和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建设工程在春晓滨海新区奠基。中国文博届最重要的领导悉数到场，将近140家各类媒体予以报道，足以体现活动之成功。尤其是在短短半个月时间内最终敲定水下考古基地落户北仑，确定国家文物局领导光临典礼，实属不易。我馆为筹建中的港口博物馆征集文物和展品60余件，其中英国航海望远镜被定级为三级文物。港口博物馆网站在年底前建成，将成为宣传港口博物馆的重要媒介和公布相关公告的重要平台。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和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目前正在进行建筑设计，预计明年6月可以动工。2、邵克萍家族艺术陈列馆建成开馆。今年，我们完成了艺术陈列馆成硬件修缮改造、陈列装潢和陈列布展工作，并于9月29日开馆，为国庆献上一份礼物。艺术陈列馆目前接受邵氏家族捐赠艺术品和文献资料近200余件，超过原定计划一半。艺术馆将进一步提升北仑博物馆的文化内涵，作为我区公共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馆的建成为如何利用名人文化资源，做出一个实质性的探索。今后，艺术馆并非是一个静态的展示，而是一个动态的文化风景线，艺术感的规模和精致的装修特别适合举办小型艺术展和艺术沙龙。这将成为人民群众欣赏艺术的一个平台，也扩大了北仑的文化知名度。3、积极指导帮助街道（乡镇）筹建展览馆、陈列馆。帮助白峰镇做好白峰民俗展览馆设计创意、大纲撰写和内部展陈设计，并通过论证，还专门为展览馆征集和整理一批民俗展品。帮助霞浦文化策划文化站古建筑的改造，帮助新碶文化站策划“新碶棋苑”，帮助大碶文化站策划东岙桂花文化。积极寻求民间力量建立民营博物馆，北仑第一家民营博物馆——鲍志军陶瓷博物馆正在策划洽谈中。至此，我区的博物馆体系已渐具雏形，并具有一定规模，将在今后几年逐步完善。四、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公益功能，努力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的文化服务。1、搞好基本陈列，努力为公众提供优质的陈列展览。基本陈列是博物馆开展宣传教育的重要方式，今年，我们重点对三楼民俗用品展厅进行改造。增加陈列柜3只，增辟陈列橱窗1只；进行全封闭陈列装潢，安装了专业的灯光设备和空调；充实了一批民俗展品。通过本次改造，使展厅利用效率提高近1倍，展厅展陈效果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同时，也为我馆以后在我馆内举办小型临时展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所。2、积极举办临时展览，努力为公众提供丰富多彩的陈列展览。今年，我们承办了《“五洲大港”国际港口风情摄影展》。征稿收到来自全国各地600多位作者的5000多幅（组）作品。展览自7月28日开始至8月8日在宁职院举办，参观者约计3000人次。包括央视二套《看天下》栏目、《中国摄影》、《大众摄影》、《人民摄影》等40多家媒体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报道。影展的举办对于展示北仑港口城市形象，提升文化品位，扩大知名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还利用区收藏家协会会员的藏品，先后举办了《北仑区百件民间收藏精品展览》、《“灵石奇葩”——“石趣轩”收藏精品展览》，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3、继续打造“北仑流动博物馆”品牌，进一步拓展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我馆流动博物馆已开进海伯公司、永发集团和大碶街道。接下来还将进入社区、农村、学校和部队，争取今年有5次走进基层活动。北仑“流动博物馆”经过几年的打造，呈现出以下二个特色：一、实物展览更生动；目前我馆有“中国现代物资供应票证展”、“中华纸币展”、“民俗文物展”、“像章展”、“近代经济票证展”。这5个展览都可以让参观者看到实物藏品，大大提高了流动展览的质量，是对一般流动博物馆图文展的一种突破。二、点单式服务更贴切；我们将5个展览介绍印制成精美的小册子，事先让参观对象代表进行挑选，让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展览，这样增强了流动展览的针对性，使得展览更受欢迎。通过积极拓展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预计区博物馆（包括邵克萍家族艺术陈列馆）接待观众可达4.9万人次，团队约57个。五、文物标本征集收藏、博物馆藏品管理工作取得新进展。1、继续加大文物标本征集收藏力度。文物藏品是博物馆的物质基础。由于我区文博工作起步晚、底子薄、文物藏品匮乏和品种不够丰富一直是我馆的一个严重缺陷。因此，今年，我馆文物标本征集收藏的重点是为筹建中的港口博物馆征集和接受捐赠的文物和展品60余件、接受邵氏家族捐赠艺术品和文献资料近200余件。征集中国近现代经济票证300余件，接受四明书画院慈善作品移交近百幅。此外，还为白峰民俗展览馆专门征集一批民俗展品。2、加强博物馆藏品管理工作。一是全面完成馆藏珍贵文物的数据库建设任务。根据省文物局的统一部署，参加了省文物局举办的馆藏文物数据库软件系统和影像录入培训，建设文物摄影棚，在做好馆藏文物藏品定级工作的基础上，准时完成馆藏二、三级文物藏品文字和影像信息数据的采集和录入工作，并及时上报有关数据。二是为进一步推进馆藏文物数据库建设工作，9月21日邀请省文物鉴定中心专家，对一批近年来未鉴定的馆藏文物进行鉴定。最终有19件文物被定级，其中北仑越窑刻花粉盒被定为二级文物，汉代黛板、元代龙泉窑水盂、隋代盘口壶等18件藏品被定为三级文物。此次鉴定即为我馆文物保管和建档工作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进一步肯定了我馆近年来的文物征集工作。六、文化遗产宣传有声有色，营造了全区浓厚的文化遗产保护氛围。为提高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5月18日至6月16日，开展了“文化遗产、在我身边”——北仑区“中国文化遗产日”宣传月系列活动。宣传月期间，我们先后举办了北仑区“中国文化遗产日”宣传月活动开幕式暨“灵石奇葩”——“石趣轩”收藏精品展开展仪式、“探古寻幽”——北仑市民走进考古现场、“我们的记忆”北仑流动博物馆进永发集团、《北仑文博》办刊座谈会、进行灯幔广告等文化遗产月公益广告宣传等活动。12月8日—宁波市第二届“名城日”将开展“12.8”宁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系列活动。届时，我们将举办“探古寻幽”——北仑市民走进传统民居、收藏文化讲座、北仑民间收藏系列展之四“妆匣遗珍”、公布第十一区级文物保护点等活动。此外，今年还成功编印《北仑文博》2期，建成北仑博物馆及北仑文化遗产网站。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也时刻重视媒体对文化遗产宣传的重要性，省、市、区三级，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出现我区文博事业的各类报道200余条。七、文博工作队伍建设不断加强，管理和业务水平得到提高。1、积极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制定《北仑博物馆开展争先创优活动方案》，以争先创优活动指导业务工作。除规定动作外，还在馆内开展了主题为“港口博物馆和水下基地如何建”、“三普成果如何转化”和“博物馆免费开放如何做好”的“大讨论、献一策”活动。2、上半年，我们创造性地为全区所有的46处文物保护单位（点）聘请责任文保员，责任文保员每年能够领取一定的工作报酬，这是对文物保护方式和机制新的探索和尝试。3、北仑收藏家协会成立。经过精心筹备，扎实组织，北仑收藏家协会于月份正式成立。随后，组织热心捐赠的收藏家们考察上海博物馆、参观宁波博物馆国宝展。目前，北仑收藏家协会共有会员51名。我区收藏家的无偿捐赠已成为我馆新增文物标本的重要渠道，民间藏家的藏品也已成为我馆举办临时展览的重要资源。回顾今年的工作，应该说我区文博事业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文博工作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区文博工作的社会形象继续全面得到提升，社会关注度继续显著上升；区文物普查队被评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市级先进集体，2名普查队员被评为省级先进个人，2名普查队员被评为市级先进个人；北仑博物馆被命名为北仑区中小学生校外教育实践基地。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存在的困难、问题和不足：一是港口博物馆建设工作责任分解不明确，文物征集等筹建业务工作开展程序阻力较大。二是邵克萍家族艺术陈列馆每年运营费用尚未落实。三是随着流动展览内容的增加、展品的积累，我馆库房实在紧张，新借用的档案局库房又被放满。如有可能，能够购置一辆“流动博物馆大篷车”，将更有利于这个品牌的打造和惠民服务的深入。四是缺场地。开办十多年的馆所设施日益老化。博物馆展览与办公场所明显欠缺。五是缺经费。区博物馆全年日常维护经费、文物征集经费、自办及引进展览经费、科学研究经费；区文保办文物维修经费、业余文保员队伍建设经费、文物宣传经费每年共计不到15万，与新时代文博工作的要求不符，与文化强区建设的标准不符。六是缺重视。文物保护与开发建设矛盾时，往往是文物工作让步。大湾碉堡群——轻机枪碉堡、小港李氏庄屋等三普新发现，已沦为消失文物。大片古老村庄拆迁、大面积开山取土，从无征集文物部门意见。总结过往经验，扎实开展各项基础工作，大力推进港口博物馆筹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等重点工作，探索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免费开放新的方式方法，我们相信北仑文博工作在区委区政府关于全区文化建设的战略指导下，通过北仑文博人的无私奉献和辛勤付出，必将开创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