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基础论文篇1

【关键词】标准化，国际命名，中医名词术语

绪言

中医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它承载着几千年来人们同疾病作斗争的理论知识和经验总结，是一套有着完整理论体系和独特疗效的医疗体系。自古以来，中医就是各个民族国家借鉴和学习的对象，日本的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以及越南的越医学都是在中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17世纪起，中医开始了西方之旅。上个世纪70年代的针灸热更是加速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医的认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西方世界中医热的再次兴起，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加入到传播中医文化的队伍中来。

1标准化及其问题

中医有着独特的完全不同于西医的理论体系，它以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包含了许多文化及宗教因素，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由历代医家不断补充和修改，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而且，中医基本理论知识的载体都是诘屈聱牙的古汉语和文言文，因而，中医翻译从来都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尽管在众多组织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中医名词术语国际命名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也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绩，但一个术语多种译名，译名错误或不准确，译名使用混乱，专家学者口诛笔伐的情况还是普遍存在的，因而，要改变这种混乱局面就得对中医名词术语的国际命名进行标准化。标准化过程是艰辛而漫长的，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不同刊物和标准的颁布为标志。至2007年两套国际标准的出台，这个过程算是暂时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07年十月颁布《传统医学国际标准名词术语》（简称IST），该标准被称为中医名词术语国际命名标准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同年，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世中联）汇集55个国家的200多名专家联合定制了《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标准》（简称ISN）。这两套标准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纷争，毕竟它们都是由国际性权威组织颁布的。而同时，两套国际性标准的出台又产生了众多问题，两套标准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而，大家不免产生疑问，到底哪套标准才是最规范最有说服力的呢？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到底应该遵从哪套标准呢？

2问题探讨和原因分析

IST收录了类3543个词条，翻译标准为反映传统医学实质、避免采用拼音、不造新词、与WHO标准一致。ISN收录了21类6526个词条，力求英译“信、达、雅”。且不论在词条收录和编排分类等方面的差异，作为两大国际性组织，为什么会在最基本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等方面产生分歧呢？

基于这样的问题，笔者尝试以抽样的方法来比较分析两套标准具体词条译名的差异。两个版本收录的词条数目庞大，因而比较所有词条显然不太可能，因此笔者随机抽取了两个版本共同收录的319个词条，结果发现两个版本给出的译名完全相同的有165个，不同的有142个，还有12个词条出现了译名部分重复的现象。

对比分析译名相同的术语发现：1.基础理论类术语的译名基本一致。这类术语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支撑和基础，所以其译名在漫长的争论和不断的修正下最终得到统一。2.另外，大部分中医特有概念术语和内涵抽象的术语因其特殊性也获得了关注从而促进了译名的统一。3.四字格这种特色术语也因其组成方式的特别之处获得了相对统一的译名。分析译名不同的术语发现：1.两套标准本身存在翻译原则和方法的差异。2.部分术语理解方面存在分歧。3.具体词汇、结构、动词处理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

3解决方法

既然这两套标准都是在国际性机构的组织协调下由众多专家学者反复讨论研究才完成的，而且所收录术语的英译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一致的，那为什么不能以此为基础，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从而减少分歧以促进译名的规范统一呢？

笔者尝试给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1.首先确定翻译原则和方法，这是标准化道路上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两大组织在这方面已经达成一些共识，分析总结译名相同的术语可以为进一步达成共识提供参考。可以参考采纳本领域不同时期国内外权威专家学者的观点，旨在消除分歧。2.在统一原则和方法的基础上，两大机构可以通过合作交流的方式来解决具体的差异，如：消除术语理解上的差异，避免结构性差异、动词形态差异和四字格术语译名结构性和具体用词差异，修饰性词语的规定性统一，西医对应词的合理规范性使用，采取问卷及数据库的方式以约定俗成为原则来选取更普及更被认可的译名等。3.除此之外，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应采取措施来推动标准化进程，如协调两大机构的合作，组织专家学者沟通交流，规定出版物中术语译名的使用等。4.另外，读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提供参考性意见。

4结论

随着中医逐渐以一门独立医学而并非替代医学的身份立足于世界医学领域以及中医对外传播的迫切性要求，中医名词术语国际命名的标准化使用显得更加重要。笔者通过对比分析ISN和IST中具体术语国际命名的差异从而帮助减少分歧，促进统一，最终推动中医的对外传播。

参考文献

［1］李振吉.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标准化基础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6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LO)01-0051-02

纵观21世纪初的整个人类社会，大多数国家都是口头上宣称文化多样性教育，但实际上执行的却是一体化教育。这种以工具理性为中心的政策模式已经造成了很多问题。当我们以工具理性思维模式诉求的时候，社会经济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可能会被破坏，社会发展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我在借鉴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国外“文化多元一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也可称为“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功能的同时，不仅要担负起传递本国主体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同时也要担负起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内容，除了主体民族文化外，还要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一方面，少数民族不但要学习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学习主体民族文化，以提高少数民族年轻一代适应主流文化社会的能力，求得个人最大限度的发展。另一方面，主体民族成员除了学习本民族文化外，还要适当地学习和了解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增强民族平等和民族大家庭的意识。

在中国，要实行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课程改革势在必行。一般而言，基础教育宏观课程结构大致由三个部分构成：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国家课程是根据公民基本素质发展的一般要求设计的，它反映了国家教育标准，体现了国家对各个地方中小学教育的共同标准。国家教育目标是制订国家课程标准的基本依据，因此每个区域、每所学校都应认真贯彻实施国家课程，以保证国家教育目标的实现。地方课程则主要是根据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实际情况与地域特点设计的课程，它是国家课程的补充。校本课程必须在贯彻国家课程标准的基础上，以地方课程方案为依据来加以设计。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者的关系及其比例不同，宏观课程结构的状况就有差别。在中央集权课程管理体制条件下，国家课程在宏观课程结构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国家课程规定的是国家教育最高标准而不是起码标准，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没有应有的地位。而在地方分权课程管理体制下，国家课程门类较少，且它仅仅规定着中小学教育应达到的起码标准，而非最高标准。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地方课程是学校课程的基本依据。

长期以来，中国基础教育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国家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强调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为培养统一的国民素质和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体现了国家对学生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共同质量标准。可以说；建国60年来，中国大约有三十多年是“一纲一本”的时代，这个阶段中国的课程结构实行的是“过度的”国家普世主义教育。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高度统一的课程结构开始松动，出现“一纲多本”的现象，但这个阶段的课程结构仍然贯彻的是国家普世主义教育理念，只是将国家权力下放到了省级地方政府，县市以及基层学校课程开发的权力较小。一直到21世纪初期，我国才正式确立“三级课程管理体系”。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为保障和促进课程对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文件的出台为地方性课程、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发展空间，促进了我国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开发。但很遗憾，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理念至今仍未充分进入教育领域，也未引起课程专家足够的关注，尤其是在课程开发的过程中普遍缺少跨学科专家的参与。这导致到目前为止，我国开发的大部分地方性教材和校本课程质量不高、理论意识不够。因此，我们建议国家应重新制订乡土教材开发的政策，尤其在乡土教材的开发过程中需要专家学者给予理念上的指导和培训。

为了加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推动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近五年来，我带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学术团队开展了一系列课题研究。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该项目得到国家“985”工程项目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它以文化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的个案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的一般范式，为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经验支持和参考范例。该项目选取了两所分别代表西北高原牧业和西南丘陵稻作经济文化类型的学校开展实验。我们首先对当地社区进行经济文化类型调查，根据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观点确定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及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最有用、最有价值的知识，然后选择哪些内容进^乡土教材，怎样进入，进入多少，同时考虑文化变迁因素。该项目已实施将近四年，历经“经济文化类型田野调查”“制定校本课程标准”“开发校本课程教材”“教师培训与实验教学”四个阶段。

另一方面，在香港乐施会、国家“985工程”的资助下，我们还开展了“中国乡土教材收藏与研究”项目，抢救性地搜集、整理从清末以来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乡土教材。这些乡土教材记录并承载了当时当地的乡土文化知识，既是有形的资产，也是无形的遗产。通过官方与民间的协同努力，我们形成了专业人员与志愿者相结合的搜集、研究队伍。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我们收藏了3000多册乡土教材，其中既包括清末、中华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乡土教材，也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字乡土教材以及台湾地区的乡土教材。搜集乡土教材是保留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个项目意义重大，希望所有有识之士支持我们的收藏工作。在当前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国的基础教育应关注乡土知识，保证乡土文化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样，既贯彻体现了我国教育的国家意志，也充分展示了文化的多样性。

标准化基础论文篇3

关键词：新课程标准音乐教育问题与对策

在音乐教育面临机遇和挑战之时，我国于2001年7月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这是我国音乐教育实行重大改革的序幕，在此后将是一场音乐教育“革命”。《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全面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和观念，突出了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强调了音乐艺术在人的全面素质培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它的颁布与实施，对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指导意义，对高师音乐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师音乐教育的改革不能定位在小修小补上，要进行空前的“革命”。当然，这一“革命”的工程是十分艰巨的，不是靠简单地整合几门课程或改进一下教学手段所能奏效的，应引起教育管理、教育研究及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就现行的高师音乐教育而言，其培养的人才目标与《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之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针对这个问题，教育界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和时间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予以实施。笔者通过对《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的认真研读，就当前高师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谈几点相关的意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音乐教育价值的重新审视成了各国教育改革的亮点。1994美国颁布的《国家艺术教育标准》认为：音乐教育能够培养完整的人，在发展个体直觉、推理、想象以及表达和交流能力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音乐艺术是人类文化的浓缩与人类文明的结晶，音乐艺术为其他学科的学习注入激情，没有音乐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音乐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经济力量，未来社会有赖于对生机勃勃的艺术社会的建设。前苏联音乐教育工作者对音乐教育的价值作了以下概括：“音乐教育不是培养音乐家，首先是培养人。”真正道出了音乐教育的实质。而对于音乐课程目标的确立，许多国家都摒弃了以往把音乐知识技能作为音乐课程首要目标的做法，而是强调兴趣、爱好以及审美能力的培养，强调通过音乐教育开发创造潜能，培养全面、和谐、充分发展的个体。大多数发达国家已放弃了对西方音乐的盲目推崇和对本民族音乐的固步自封，更加关注多元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不同的音乐教学体系也在逐渐走向融合。以上思路无疑是今后音乐教学发展的基本方向。

顺应世界性的音乐教育改革，我国也启动了《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在总结我国新时期音乐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创造性的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课程目标、内容标准等一系列新的教学规范和要求，是一个具有纲领性和可操作性的教学指导性文件，在某些方面具有与国际音乐教育接轨的意义。《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针对基础音乐教育而言，但事实上高师音乐院校作为培养基础音乐教育人才的重要基地，《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实施的成效如何，却与高师音乐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有直接关系。所以在基础音乐教育进行改革的时候，高师音乐教育改革也必须相应地行动起来，而且要走在前面，去思考这样一个最基本问题：根据《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的要求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基础音乐教育师资？本文以为合格的基础音乐教育师资应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相当的教学能力。这两方面或许是将来基础音乐教育师资必备的条件。而当前的高师音乐教育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从课程设置看，依照的仍然是20多年前

颁发的大纲，沿袭着专业音乐院校的一套教学模式，这很难培养出具备一定的知识结构和相当的教学能力的学生。目前，高师音乐教育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以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高师音乐教育在具体操作上培养目标不明确。当前，从事高师音乐教育的许多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自身人文知识的缺乏制约了他们的全面教育能力，在技术领域或许有深度但没有广度,他们以培养所谓的“演奏家”或“演唱家”为其教育目的,这与高师音乐教育的总体目标是相悖的。无数的事实已证明,仅有专业技术的人是难以走向艺术颠峰的。在高等音乐教育之中，我们知道，其专业学科的划分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个密切联系的融合体。因此,向多学科的跨越式学习,是高师音乐教师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明确高师音乐教育目标的先决条件。只有具备这一条件的高等教育师资，才有可能培养出合格的基础音乐教育师资，从而使我国的高师音乐教育逐步迈向其真正意义的教育目标。

其二，高师音乐教育往往忽视了教育、心理学科课程。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常常忽视了教育学科课程，这些课程设置的不合理，严重影响了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从事教育行业的素质结构。有些在学校里的优秀学生，却很难胜任基础音乐教学任务，这或许并非他（她）的技术、知识水准不够，而是不知道该如何教书，这首先是作为一名教师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的匮乏使然。所以，将来的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必须要重视教育学、心理学科课程的建设。

其三，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滞后。在信息时代，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教学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十分不利,这样难以培养创造性人才。科技在教育中的应用,是教育史上的一次革命，极大地冲击了以课堂、教师、书本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体系。教师若能自如地对高科技信息技术加以利用，将大大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必然会提高教学质量。问题是，现今的许多高师音乐教师不能很好地利用先进的教育技术手段，教学效果当然很难奏效。所以，要真正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就要充实高师音乐教师的高科技技术应用知识，要想尽一切办法补这一课。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以为要保证《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的顺利实施，高师音乐教育就要重识以下六点：

第一，要确立“以审美为核心”的基本教学理念。高师的技能课和理论课都应该树立音乐的美学意识，注重音乐的美学属性，突出音乐艺术的审美功能，克服“重技轻艺”的不良倾向。把声乐和钢琴等技能课变成艺术美的表现和创造的课程，使学生能具有良好的审美修养。任何一种教学模式总是受—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的支配。长期以来，高师音乐教学受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影响，教师成了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则是被灌输知识的对象，忽视了对他们能力的培养，突出表现在声乐、器乐等技巧课的教学中。这种课带有较强的“口传心授”性，老师有绝对的权威性，学生通常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老师怎么教，学生便怎么学。这种方式压抑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性的同时，也丧失了学生对音乐艺术的美感意识。没有互动的高师音乐教育怎能培养出可以胜任《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合格基础音乐教育人才？

第二，要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课程体系，重视“母语”文化教育。近百年来，我们的音乐教育居于“欧洲中心”一隅，已成不争的事实。我们近百年一贯制的这种音乐教育模式，严重地忽视中国音乐——本土音乐教育。然而，包括55个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内的多元一体之中华母语音乐文化，博大精深，底蕴丰厚，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所以，在有师资条件的高等艺术、师范院校，要尽可能早地将中国音乐理论课程体系构建起来。若条件不足，也可将此课程先列入专业选修课范畴，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从其它艺术学科的专业学科的构建经验看，大量的相关选修课程对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有重要的作用，对培养学生的兴趣及创新能力影响极大。我们深信，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中的“母语”文化的重视，对学生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大有裨益。

第三，要放眼世界各民族，实施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已成为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总趋势。联合国于1996年4月在澳大利亚召开世界多元文化会议，讨论了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发展问题。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则在制定的《世界各文化的音乐政策》中指出：“世界各文化的音乐，不论从个体还是从整体来看，都应该在广义的音乐教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任何音乐教育体系都应接受由多种文化形成的音乐世界的存在事实，以及对其学习和理解的价值，并把这一观念作为音乐教育的新起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教育呈现出两种态势：发达国家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继续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意识逐渐兴起。发达国家大都一致认为音乐教育必须融合多元文化与本土文化。美国《国家艺术教育标准》所规定的九大音乐学习领域中包括了“理解世界各类音乐”；长期采用传统英国音乐教育模式的澳大利亚，英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也被多元文化所取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南非和阿根廷等国，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就我国而言，建设以多元文化价值观为基础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亦将成为必然。我们在强调弘扬民族音乐的同时，应以开阔的视野，学习、理解和尊重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通过音乐教学使学生树立平等的多元文化价值观，有利于我们共享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作为全民音乐素质教育的母机的高师音乐艺术院校，这种多元音乐文化的课程建设非常必要。

第四，要加强综合性课程建设，鼓励开设选修课程。从世界各国课程改革的经验分析，综合性课程建设将是高师音乐理论课程改革的趋势，它可弥补分科过细造成的缺憾。综合性课程的特点是大量交叉学科的横向综合，整个学科体系将更加完善成熟。在高师音乐理论教学中应合并《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史》和《中外音乐欣赏》课，肢解这三门课的结果是——学生对中外音乐历史发展及相关作品的理解与认识是零散的；合并《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初级和声》课，这对学生的整体知识结构之建设有益。另外，在作曲时《和声》、《复调》和《配器》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所以，所谓的作曲“四大件”也没必要那样细分，细化的结果是——学生什么都学不好，什么也不会用。要增设《音乐美学》和《音乐教育心理学》等，调整《民族民间音乐》课的教学内容：《音乐美学》对提高音乐理论水平、指导音乐实践等有重要作用；《音乐教育学》是介于教育学、心理学与音乐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从整体上阐明音乐教育与教育心理的理论和方法，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紧密结合的学科。在《民族民间音乐》中增加一些世界音乐的教学内容。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对相关国家、民族音乐之音响资料、文字资料收集得较少，世界民族音乐的教学至今仍然是高师音乐教学的不足之处。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不断增多，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开设此课将不会太困难。

第五，要重新认识音乐实践课程的重要性。音乐教育工作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事业，这就要求从事这项事业的人善于将音乐理论顺利地运用于教学实践之中。就目前我们的高师音乐教育而言，“重技艺轻文化”的态势有增无减。就“技艺”来说，无论是偏重声乐还是器乐的学生，大都是入学后一首乐曲唱（弹）到底。走上社会之后，无法完成即兴伴奏和大众化的声乐作品的。所以，高师音乐教育只有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给予学生充分的实践机会，才能够培养出真正合格的、符合《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要求的基础音乐教育师资。因而，把《艺术实践》（包括实习）作为一门重要课程来对待，它适应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的需要，为学生提供了艺术锻炼和教育实践的机会，提高了音乐教学能力和组织音乐活动的能力，学生在艺术实践中提高学习兴趣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在专业学习上存在的不足，有利于自学能力的培养。

标准化基础论文篇4

《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基础框架》是2003年年底卫生部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启动的三个标准化研究课题之一，截至目前为止，课题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有如下一些做法和经验值得吸取和借鉴。

1.项目的准确定位

标准化程度低是我国卫生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和障碍。近年来，虽然国国内及行业的一部分底层的分类代码标准和术语标准陆续得到了重视和应用，但国家和行业级的、用于信息管理和整合的框架类标准依然是空白。由于缺乏标准化的顶层设计，导致系统建设“烟囱”林立，信息孤岛不断涌现，系统无法互通，信息不能共享，已有信息系统在公共卫生事件的指挥决策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以顶层的、宏观而全面的设计为基础，建立部级卫生信息标准的基础框架，如国家卫生信息框架、信息模型、元数据框架等是当务之急。此类“元标准”的制定是所有卫生信息标准的基础，它在国家层面上为复杂的卫生信息的表达、分类和定位建立相应的原则和规范，使其简单化、结构化和标准化，从而实现信息的可理解、可比较和可共享，为我国跨机构信息系统之间实现语义互操作提供基础的信息标准支撑。

2.遵循国内外已有的标准

课题组首先广泛收集、阅读和深入研究国外相关文献，了解卫生信息标准研究的国际发展趋势，充分理解国外的信息标准，追踪其研发过程，总结其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主要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最新标准文本ISO/IEC11179第2版、ISO/TC215/WG1关于信息框架和数据结构标准的最新文本、欧洲卫生信息标准化组织CEN/TC251/WGI信息模型工作组的标准文本等。发达国家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包括:加拿大卫生信息研究院研制的“卫生信息框架（Healthinformationframework）”、卫生信息概念模型（ConceptualHealthDataModel,Version2.3，2001）、澳大利亚卫生与福利研究院的国家卫生信息模型（NationalHealthInformationModel,Version2.0，2003）、数据字典（DatadictionaryV12）、美国国防部国防信息架构（NDII）、国家卫生信息架构（NHII）、元数据知识库USHIK、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的HL7卫生信息交换标准及参考信息模型RIM、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公共卫生概念数据模型PHCDM和英国NHSCDS的数据模型和数据字典。同时充分了解国内其他行业和卫生行业已有的信息标准研究成果，如国家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建设的标准化问题解决方案，地理、气象等行业数据共享中的标准制定等，并对其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和归纳。在国内外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项目实施方案和研究内容的初步讨论稿，以供下一步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项目的研究方向、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等

进行论证。

3.广泛咨询国内外专家

标准制定过程中坚持开放性和广泛性的原则。本项目在标准文件的起草过程中，通过阶段性地召开相关领域专家咨询会、函询或网站征求意见的方式，就本研究形成的阶段性标准文本草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可行性进行论证，广泛听取国家标准化管理机构、科研院所、相关行政业务部门、学术团体、各专业领域专家的意见。国内方面的咨询专家包括长期从事卫生信息化建设的资深专家、卫生管理与卫生统计专家、国家卫生部信息管理部门的决策者、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标准研究专家，以及IT业的专家代表。另外，为了吸取国外卫生信息标准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并保证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制定的国际趋同性和兼容性，课题组先后就卫生信息框架等几个标准草案咨询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外专家，还与澳大利亚国家卫生信息模型和数据字典项目主要参与者、国际标准化组织卫生信息技术委员会（ISO/TC215）、欧洲标准化组织卫生信息技术委员会（CEN/TC251）、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电子健康标准合作组（eHSCG）、英国与澳大利亚合作的电子健康记录OpenEHR项目，以及HL7组织的负责人和专家保持经常性沟通，并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充分听取了这些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对本课题方案的提出和改进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此外，课题组还通过中国卫生信息标准化专业委员会的卫生信息标准网站（省略.cn）论坛，建立了完全开放的卫生信息标准研究交流平台，吸引了大量对卫生信息标准感兴趣的各方人士参与，课题组从中广泛听取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声音，更加明确了中国卫生信息标准化的现状，开阔了视野，其中一些重要的建议和意见对课题研究很有启发。

4.与相关机构和项目密切协作

卫生信息标准应用涉及多个行业和机构，标准研究也与很多学科领域有关。所以，标准化文件的起草和论证需要与国家信息标准研究和管理机构、科研院所、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业务部门和学术团体进行广泛的合作。在总后卫生部的推动和支持下，全国、全军16个相关部门共同参与了本课题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始终与国家卫生信息化建设的主管部门――卫生部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和卫生统计信息中心保持紧密联系，经常就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内容和阶段性结果征求有关领导和专家的意见，并根据决策需求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重点。另外，课题组还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高新技术与信息标准化研究所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及时通报课题研究的进展，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并通过标准化研究院获得国际标准研究组织和机构的技术资料。

为了保证卫生信息标准的协调一致，避免冲突和重复研究，本项目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与其他两个卫生信息标准研究项目《医院基本数据集标准》和《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基本数据集标准体系》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协作，建立了常规的沟通机制，定期互相通报课题研究的技术方法和主要进展，使三个课题研究可以做到互相衔接和促进，保证从顶层的框架标准到底层的应用标准构成完整的卫生信息标准体系，使处于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卫生信息标准具有良好的协调性，从而促进信息共享。

5.综合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

卫生信息标准研究在一些发达国家起步较早，已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技术和方法。例如，HL7标准开发的理论和方法框架（HL7DevelopmentFramework）、HL7RIM、词汇域、数据类型、层级消息描述及其相互关系;在建模技术中采用了统一建模语言（UML）和实体关系（E-R）建模规则。在信息模型制定中，在决策需求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国际卫生信息数据开发过程中普遍使用的“自上而下”的方法，同时结合现有卫生信息系统数据，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优化信息模型并实现从信息框架、数据模型到数据元标准化的贯通，确保《国家卫生信息标准框架》能够很好地满足不同部门的需要，并能在医院基本数据集标准和公共卫生基本数据集标准研究中发挥作用，实现三个课题的顺利连通。

另外，课题研究还借鉴了国外电子病例标准开发的方法，如OpenEHR提出的参考模型、原型模型和原型，以及CEN/TC251的卫生信息服务框架（HealthInformationServiceArchitecture,HISA）。同时注重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如统计指标体系在卫生信息框架中的定位;澳大利亚、英国的卫生数据字典以及我国统计调查数据项、医院基本数据项、公共卫生和社区卫生服务基本数据项在概念数据模型中的映射;各种卫生信息标准工件与卫生信息标准的描述与归档框架匹配，使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卫生数据、卫生信息和标准工件能够按照统一的方式进行表达、分类、归档和相互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组织、不同体系卫生信息标准开发方法的综合应用，不仅提高了标准的先进性和实用性，最大限度地汲取了国外发达国家标准化研究的理念、理论和技术方法，还在短时期内缩短了我国卫生信息标准研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链接: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基础框架大事记

2003年11月18日，国家卫生部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委托总后勤部卫生部开发“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基础框架”。

2004年3月17日，总后勤部卫生部委托第四军医大学承担“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基础框架”的开发任务，由徐勇勇教授担任课题负责人。

2004年4月27日，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卫生信息标准化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第四军医大学徐勇勇教授任主任委员。

2005年3月22日，参加国家卫生部的国家电子病历标准研究。

标准化基础论文篇5

关键词：框架研究；中医药信息；标准化；基础标准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6.02.003

中图分类号：R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04（2016）02-0008-03

ExplorationonConstructionofTCMInformationBasicStandardFrameworkXUJi，SHIYi，YUANMin，ZHANGYang，YANGShu-jing，DENGHong-yong（ShanghaiUniversityofTCM，Shanghai201203，China）

Abstract：Inrecentyears，TCMstandardizationworkhasbeenconcernedandsupportedandhasmadesomeachievements.However，therearestillmanyproblemsintheconstructionofTCMinformationstandardsystem.Thecurrentstandardsdonoteffectivelysolvetheproblemsofpracticalapplicationinclinicandresearch.ThemostimportantreasonisthelackoftheconstructionofTCMinformationbasicstandards.ThisarticledidrelevantexplorationandprovidedreferencesfortheconstructionofTCMinformationbasicstandardframework.

Keywords：frameworkstudy；TCMinformation；standardization；basicstandards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近年来，这项工作更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标准化工作是中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发展，中医药行业的分工越来越细，中医强调辨证论治和个体化诊疗，这就需要不断完善中医标准化工作。目前，我国已建立了许多中医药标准，但在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现有标准不能很好解决临床和科研的实际运用问

基金项目：上海市科委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14692103400）

通讯作者：邓宏勇，E-mail：dephew@126.com

题，如已建立的中医药标准之间同一概念存在不同表达方式[1]，造成标准难以统一等。这些问题实质上是因缺少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建设所致的。对此，笔者首先确定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的研究内容，然后尝试进行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框架建设，并提出构建思路和设计方法。

1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的研究内容

基础标准是具有广泛适用范围或包括一个特定领域的整理条款的标准，可在一定范围内作为其他标准的基础并普遍整理，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标准。医学信息标准指在医学事物处理过程中，对其信息采集、传输、交换和利用时所采用的统一的规则、概念、名词、术语、代码和技术。中医基础标准是指在中医理论形成与实践过程中广泛整理的标准，如对中医药术语、符号、代码、编码、计量单位、信息传递等所做的统一规定[2]。参考中医基础标准与中医药信息标准的定义，我们确定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的研究范围为：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是中医药信息标准化过程中广泛整理的标准，是在中医药事物处理过程中，对其信息采集、传输、存储、交换和利用时所采用的统一规则，包括概念、名词、术语、分类与代码、计量单位等，这些内容均属于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研究范畴。

2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三维框架设计

2.1构建思路

目前的标准体系框架常用二维结构进行描述，但二维结构只能描述2个维度要素之间的联系，框架存储容量受限。魏尔曼最早提出了标准体系表三维结构思想，他将标准三维结构分为标准层次、专业序列、行业门类三维，分别对应X、Y、Z轴。3个属性维（X、Y、Z轴）相对独立，三者相互结合构成的空间立体区域就是标准体系的内容范围。在魏尔曼三维结构中，每一维都可继续增加小门类，使整个框架结构空间得到扩展，以达到增加标准存储容量的目的，这也充分体现了标准体系的完整性和先进性。该方法近年来在中医药标准研究领域中也有应用[3-4]。

2.2框架设计

目前，标准分类方法有层级分类法、对象分类法、性质分类法等，按性质分类法，可将标准划分为基础标准、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4大类[5]。本研究主要对中医信息基础标准进行研究，属基础标准研究领域，根据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的定义，确定其研究内容，也就是框架所包含的范围。

构建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顶层框架的难点在于，要保证顶层框架模型完备但又不会过于笼统，使各标准都能在框架中找到一席之地，既不缺失，又不交叉重复，真正达到充分指导实践工作的目的。通过对国家有关部门关于标准体系构建的最新进展和要求进行全面、深入、系统地学习和整理，结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1.1-2009）、《标准体系表编制和要求》（GB/T13016-2009）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文件的学习和梳理，笔者在完整性、科学性、实用性、先进性、可扩充性的原则指导下，按照科学的方法对中医药信息进行归类，并借鉴魏尔曼的三维结构模型的思想，应用标准化系统工程的理论方法描述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框架（见图1），以保证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顶层框架的完整性、科学性、系统性及可扩充性。在本研究中，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框架的三维框架由业务领域（对象）、信息化要素（内容）及层级（级别）3个维度构成。并且根据每一维结构的特性及收录范畴，又增加了相应的小门类，以扩展标准的存储容量，为未来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的发展准备了广阔的空间。

在本框架中，业务领域主要指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中涉及的业务主题领域范围，也是信息处理的一般流程领域，包括信息采集、处理、存储、交换、共享、服务及应用等内容。

信息化要素是在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中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元数据、术语、分类与代码、计量单位、图标、标准通则等，这些内容在整个信息标准体系中起着支撑作用，是一些基本的要素。

层级是指在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中标准层次分类，由低到高依次分为企业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

2.3框架验证

为了验证中医药信息基础体系框架是否合理，笔者在业务领域选择“信息采集，信息化要素选择“术语，层级中选择“国家标准，以此为例，可得到交集，见图2。

由图2可见，将X轴选定为“国家标准、Y轴选定为“术语、Z轴选定为“信息采集，三者交点是国家标准GB/T20348-2006《中医基础理论术语》。《中医基础理论术语》属于“术语范畴，也是国家标准，并且在中医药信息采集时需要用到，所以，笔者将交点选定为“中医基础理论术语。当X、Y、Z轴分别为“国家标准“术语“信息采集时，交点亦可是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GB/T16751.2-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GB/T16751.3-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治法部分》。所以，在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框架中，X、Y、Z轴发生交集时，框架中对应的交点，也就是具体的标准，并非唯一的，但一个标准在框架中只有唯一的位置。

将信息采集域转化为二维框架，当两维内容相交，则派生出一系列具体标准，将目前中医药信息标准领域中相关标准及医学信息相关标准或一些标准化通则进行对应，见表1。

如表1所示，在信息采集域中，信息化要素维构成了框架分类矩阵的行，包括元数据、术语、分类与代码、图标、标准化通则等。标准层级构成了框架分类矩阵的列，包括企业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等。当信息化要素与标准层级相交时，所对应的标准就一目了然。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的中医药基础标准发展很不均衡。通过对已经颁布的中医药基础标准进行统计，结果名词术语类有6项，分类与代码类3项，图标类1项。中医药通则类标准、计量单位部分处于空白状态。这说明制定相关中医药信息基础通则标准是当务之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2014年首次了2项中医药信息国际标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语义网络框架》和《中医药文献元数据》[6]，但因这2项标准尚未实施，故未在此次框架内体现。

3小结

以上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三维框架，尝试从业务领域、信息化要素、层级3个维度进行构建，并且每一维结构都可延伸，这为未来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发展储备了充足的空间。中医药信息标准化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动态发展的工作，需要国家、行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合理分工、通力协作。它不仅随着中医药信息化建设的需求不断扩展，也随着技术的发展和需求变化不断更新和完善。

参考文献：

[1]何前锋，尹爱宁，刘静，等.中医药同异名现象与标准研究[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8，15（S1）：15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