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定位范文篇1

摘要：对小学语文学习质量的评价，必须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确立合理的评价流程，是建立科学评价体系的前提条件。从素质教育的角度出发，若能准确定位，科学评价，就能对小学语文的教学，拓展学生语文能力，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新课标；小学语文；学习质量；科学评价

中图分类号：G62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5-0077-01

对小学语文学习质量的评价，必须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确立合理的评价流程，是建立科学评价体系的前提条件。从素质教育的角度出发，若能准确定位，科学评价，就能对小学语文的教学，拓展学生语文能力，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

1.准确定位评价的性质

对小学语文学习质量的评价，必须首先准确定位评价的性质。我们所说的"小学语文学习质量的评价"，其实是对小学生语文学习情况的一种综合性评估。这一综合性评估，既可以是针对学生某一学期或某一学年语文知识、语文能力等状况的阶段性测查，也可以是针对学生整个小学阶段语文知识水平、语文能力层次等状况的总结性测查。这一综合性评估，是对学生某一学期、某一学年或整个小学阶段语文知识水平、语文能力情况等的显示，因而也是一种目标参照性测查，即主要测查学生在一学期、一学年或整个小学阶段对语文教学目标达到的程度。

在对小学生语文学习情况的综合评估中，我们应遵循几个原则：①主体性原则；②全面性原则；③指导性原则；④科学性原则；⑤发展性原则。

2.正确把持评价的内容

2.1注重知识能力的评价。语文有其特有的知识，学习这些知识是语文课程自身的基本任务。以往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往往只在“学习理解”上下功夫，诸如理解字、词、句、内容等，这足不够的。重要的是“学习表达”。怎样知道“学习理解”透彻了，怎样才能把“理解”升华为“运用”，主要看…学习表达，这就是“能力”。表现在课堂上，主要包括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等等。因此，课堂教学评价要在“学习理解”和“学习表达”两方面下功夫，知识能力与能力两方面的评价。

2.2注重“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评价。新《课程标准》规定：“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按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人义教育是课常评价的重要内容。所谓的人文教育在小学语文课堂上主要看三个方面。①看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②看学乍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的正确态度。土要包括尊重祖国文的态度，关心当代文化、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营养态度、养成实枣求是崇尚真知的态度、主动学习语文的态度、敢于对自己的语言行为负责的态度。

2.3看学生的良好个性利健全的人格。良好的个件是指良好的性格和气质，良好的语义品质。健全的人格包括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等。是注重习惯与方法的评价。习惯指养成良好的识字、写字、读书'看报观察积累、阅渎、质疑问难、使用工具书等习惯。办法是指通过大量的语文学习实践、学生自己“悟”出的、带有明显个性特征的方法，垃反映学生对语文学习规律的真正掌握。四是注重实践与创新的评价。课堂教学中，主要看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程度和对课文的独特的理解，其目的是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力和创造潜能。

3.恰当选择评价的方法

评价方法的恰当选择，是对小学生语文学习质量进行有效评价的重要条件。根据小学语文教学要求和小学生语文学习质量的评价目标，我们在测查中，可通过几个“结合”予以实施。

3.1笔试与面试相结合。许多学生的语文能力仅仅通过笔试是检验不出的，比如“听”和“说”就需要通过面试的方式进行测查。除了一张书面卷，还应参加朗读能力与听、说能力的测查。对于不同年级，具体测查的方式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3.2分项与综合相结合。综合是语文固有的基本特性之一。在测查字、词、句、篇基础知识的“语言积累”和测查听、说、读、写基本能力的“语言运用”中，我们既可实施分项测查，更要实施综合测查，将字、词、句、篇的基础知识渗透于听、说、读、写语文能力的测查中。比如在作文考试中，命题为《我喜欢的一句格言》，既考积累，又考表达，从而评价学生综合运用语文的水平。

3.3平时与阶段相结合。仅凭一两次测试，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学生实际的语文水平。我们应该注重平时的测查，一方面反映出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进步与发展情况，另一方面也可淡化学生对阶段性考查的“恐惧意识”，增加测查的可信度。

上述几个“结合”，我们应根据具体测查内容综合运用。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个“结合”仅仅对评价方法粗略地指出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方向”，具体、细致的操作方式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实验和总结。

4.科学阐释评价的结果

以上所说的各种评价方法。只是从某一角度、某一层面上反映小学生语文学习的情况。针对这些评价所得出的结果，我们要恰如其分地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合理的阐释。在评价中，既要看结果，又要看过程，要注重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努力程度，要在评价结果的阐释中作出鼓励性的表述，从而使学生的语文学习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同时，针对小学生形象思维胜于抽象思维、渴望得到他人赞赏和表扬等心理特点，在评价结果的表述中，切实执行“等级分制”，以淡化分数对学生语文学习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来说，我们还可以把“等级分制”化为形象化的标记，如红五星、小红花等等，从而真正使“等级分制”对学生的语文学习起到一种激励和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学科定位范文篇2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B.Net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格鲁夫音乐大词典（第6卷）［Z］.P275.香港：美国Macmillan公司出版，1980.

[2]沈洽，董维松.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83.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3]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P231.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4]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21.

[5]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13.

[6]民族研究丛刊（第1辑）［C］.P287.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7]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73.

[8]古宗智.EML理论方法应用［M］.P81、84.贵阳：贵州艺校印刷，1992.

[9]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J］.音乐研究.1980（4）.

[10]黄友葵.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开幕词［J］.南艺学报.1980（2）.

[11]吕骥.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J］.南艺学报.1980（2）.

学科定位范文篇3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理工科院校发展定位办学特色

[中图分类号]G529／N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4-0021-04

[作者简介]张宝运，山东交通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山东济南

250023)；宋礼慧，山东轻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250353)

当前，众多理工科院校纷纷掀起了一股建设文科的热潮，但人文社会科学在固有思维定势占居主导的新环境中，却面临着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与困惑。如何在科学合理地确定自己的办学目标和办学方针，找准自己在院校综合化进程中的基本地位和基本定位，是值得高等教育界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现状：文科专业异军突起，已占1／4天下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理工科院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往往被认为是不需要文科，多数院校在学科结构上往往是单一的工学体系，至多是综合性的工学体系。随着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综合化的发展，这种工学体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综合化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成为各高校自觉谋求的基本发展方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凸现了文科在理工科院校转型中的特殊地位，他们纷纷掀起了建设文科的高潮(见表1)。

到2011年，在作者所统计的5所理工科高校中，文科专业总专业数平均已达27.06％。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见表2)，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已成为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出的2007-2009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类一级学科权威排名中，一些理工科院校的应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诸多学科均位列前十。一些知名的传统理工院校，如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已经拥有了一批国内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成为新型的综合性大学。

二、问题：思维定势难以打破。在强势学科夹缝中生存

当前理工科院校大都通过发展文科等方式，确立了以工为主，工、理、经、管、法、文等多学科综合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结构布局。而长期以来强调基础和思辩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刚性和理性占居优势的环境里却面临着发展过程中诸多的问题与困惑。从办学实践来看，除少数学校办得有一定的特色外，总的来说不是很理想。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强大的工科优势极易屏蔽弱小文科的发展

多数理工科院校在学科建设和学科布局上的传统做法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主干学科上“有所为”，在其他学科上“有所不为”，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这种思想对于理工科院校突出发展特色、集中精力建好优势学科、有效提升学校发展水平，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管理上的思维惯性，却使刚刚发展起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开始就缺失了自己独立的学术或学科地位。在部分高校中，它们被当作办学成本低、不需要大量资金添置实验设备的边缘学科，特别是在涉及人、财、物等重要问题上，即使人文社会科学在同等条件下比较优秀，也会丧失与工程学科公平竞争的机会。在很多情况下，即便是已成共识的红头文件，在操作过程中仍然抹不掉“重工轻文”的色彩或某种无意的“偏向”。

在校园文化方面，我国理工科院校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大都形成了重实际、重功效，强调严谨、严格的特点，如“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不从纸上呈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这种精神对学校形成刻苦、勤奋、严谨、踏实的优良学风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当这样一种特点被强化和固化之后，则很容易遮掩社会科学应有的灵性和大气。诚如一些学者所言，办文科要讲人文关怀，要有一些超越性，特别要讲学者情怀。要在政治与学术、实践与学理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2学科结构相对散乱，缺乏科学合理的发展定位

理工科院校办文科和综合性大学办文科有所不同。综合性大学一般都具有较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基础，其办文科相对讲求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而理工科院校办文科则是在“以工为主”的前提下进行的，文科的发展应对理工科专业的发展给予关照。作为管理者、决策者，应处理好传统工科专业、理科专业、人文社会科学专业之间的发展关系，科学定位人文社会科学在理工科院校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即要在文科与工科、文科与理科之间，在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形成一个合理的“学科有机生态群落”，让文科与其他理工科专业互融互补、相生相利。

目前，理工科院校的领导班子大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理工科出身的人员。作为专家，他们的专业水平很高，但也不乏领导对文科的特有发展规律了解不多。在“办什么样的文科”问题上，一些管理者未能将文科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基本现实结合起来，更关注的是哪些专业容易招生、立竿见影，而不管这些文科专业特有的学科规范和学术传统。不少高校匆忙办了一批文科专业，但学科结构散乱，尚未形成一种具有层次性和互动性的品牌学科体系，与原来的理工科专业完全两张皮，没有交叉和融合，且雷同度较高(如从表1中可以看出，不少高校在走向综合化的进程中，大都设置了国际贸易、会计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法学、广告学等雷同度较高的文科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