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民俗文化篇1

论文摘要：本文在探讨希腊神话文学性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希腊神话对英美文学在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神话是关于神及神奇的故事，是远古人类用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和社会所作的拟人化的叙述和想象，是对于事物的起源、远古生物与神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和人类的关系的生动的叙述和记录。希腊神话则是古希腊人最初的意识活动的成果，是古希腊人关于神的故事英雄传说的总汇，它艺术地概括了他们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集中了他们的经验和理想。作为西方文学源头的希腊神话。表现出了难以估量的艺术性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恒久地照耀在文学的星空。浸洗着一代又一代文人的心灵。

一、希腊神话的文学性特征

希腊神话作为一种初始性文学，有着独具的艺术魅力，在艺术表现、故事情节和审美特征都具有后世文学所无法模仿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就是希腊艺术的题材。”

1、独具一格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艺术表现的手法上，希腊神话聚集了很多的浪漫主义元素，比如在奥林帕斯神系中，这些神的形象个性鲜明，甚至具有与人一样的爱、恨、情、愁的七情六欲。他们充满着善良友好，也充满着仇恨、容忍和斗争，这些形象真实地再现了人间生活的共性。神话中所运用的夸张、想象、浪漫的艺术手法，将每个神都描绘成一个丰富而独特的人的形象。宙斯是个残暴和花心的形象：普罗米修斯是个反对专制、坚强不屈为人类谋幸福的勇士：赫拉外表端庄但是充满嫉妒心；阿伽门农勇猛十足但是刚愎自用；雅典娜则是个美丽且有智慧的英雄美女。希腊神话中的神和其他比较发达的宗教中的神不同，他们和世俗生活很接近。希腊神话里的神很像氏族中的贵族，他们爱享乐，很任性，嫉妒心、虚荣心和复仇心都很强，好争权夺利，甚至贪图美色。

2、富于哲理的故事情节

在故事情节上。希腊神话既富于哲理又十分的唯美。这些故事包括了关于开天辟地、神的产生、神的谱系、人类的起源、天上的改朝换代和神的日常活动甚至情感和伦理故事。有的故事充满了仇恨和暴力，有的故事充满了正直和善良，有的故事则充满了忍耐和退让，这些故事情节生动鲜明，委婉曲折，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水平。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将众神的巨大情感体验转变成栩栩如生的具体形象。

3、和谐统一的审美特征

在审美特征上，希腊人对美有着极大的热情，以美为重的观念深入人心。这种热爱生活、追求艺术的美学观在神话文学中表露无疑。可以说，希腊神话兼具精神与物质、人与自然、世俗与神圣、感性与理性、幻想与现实的统一所实现的和谐之美。希腊神话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众神混乱、恐怖、凶暴、邪恶的一面，也展示了自然界庄严美妙的一面。在民主自由和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希腊人不仅发现、孕育和创造了美，而且也创造了神。在希腊人的心目中最完美的人就是神。因此希腊人尊重人。把人提高到神的高度加以肯定，神和人是同形同性。希腊神话也因此而具备着独具一格的中和之美，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境界，成为人类文化中最为值得珍视的遗产。

二、希腊神话对英美文学的影响

西方人“言必称希腊”，西方文化的摇篮是希腊的文化，而希腊文化的摇篮就是希腊神话。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希腊神话绚丽古朴纯美的艺术风格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以说，希腊神话是人类文学发展的源头之一。尤其是欧洲文学发展的基础，对英美文学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1、为英美文学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希腊神话是人类文学发展的源头之一，也是欧洲文学的发展的根基之一，希腊神话中故事不断出现在后来的荷马史诗及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及戏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中世纪诗人但丁、近代的欧洲的大批著名作家的作品中；赫西奥德的《神谱》是以长诗的形式系统叙述希腊神话的最初尝试；诗人品达罗斯等人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叙述了神话故事。亚历山大里亚时代以后出现了一批编写和叙述神话的作家，产生了研究民间创作的兴趣。在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伟人的论著中也经常看到希腊神话的影子。

2、为英美文学家提供独特的思维方式

希腊神话所崇拜的、所赞美的，不是无所不能、严以律己的万能者，而是各具个性的众神，希腊神话创造出来的神或英雄形象常常包含着深刻的哲理，闪烁着思想的光辉。比如尤利乌斯潜入特洛伊军营杀死色雷斯国王瑞索斯，他使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重新和好。尤其是后来献计木马，使希腊联军取得了特洛伊战争的胜利，在故事中，他的每一个重要行为中都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希腊神话这种注重个性的写作手法深深的影响到英美文学的风格。欧洲文学中的热爱现实生活，积极追求自然和人性美，以人为本，强调人的力量等思想，以及不断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注重个人情感的渲泄。都能在希腊神话中找到它们的源头。

3、为英美文学作品提供丰富的故事来源

希腊神话中的人本精神，以动人的故事和深邃的思想内涵，讴歌爱情、称颂善与恶的斗争、赞美神奇美丽的大自然。颂扬英雄品质、刻画个人的痛苦与斗争，一直以来吸引了广大读者，发出惊人的力量，令人百读不厌，成为英美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源泉。甚至有很多英美文学家们都纷纷用神话故事为创作题材。

三、结语

希腊神话是希腊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产物，是因为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形成文字的一种口头文学艺术。对于英美文学而言，自文艺复兴以来，希腊神话受到英美文学家的普遍关注，作品中常常会出现希腊神话中的神、英雄和典故，不仅如此，希腊神话更影响甚至涤荡了一些作家的心灵，激发了他们的灵感，培育了他们的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从而在作品中得以更奔放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以丰富的哲理和曲折的剧情在文学史上划下了绚烂的符号。

作为英语专业的教学人员。笔者发现学生在欣赏英美文学作品时，往往会产生语言和文化障碍。而要真正理解和欣赏英美文学，就需要深刻地了解希腊神话。提高文化素养。因此，在英美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向学生介绍相关的希腊神话背景，从而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英美语言的文化内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

参考文献：

[1]郑敬高，欧洲文化的奥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刘城淮，世界神话集[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

希腊的民俗文化篇2

论文摘要：古希腊人独特的生活环境、社会制度、风俗观念形成了其独有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念，他们认为自然当中存在着万物的本原，艺术则是对自然本原的模仿。古希腊的艺术，正是在这种自然观念和艺术观念的影响下，崇尚一种模仿自然与理想化相结合的美学风尚，创造了一个后人奉为典范的艺术高峰。

莱辛在《拉奥孔》中曾对温克尔曼关于希腊绘画和雕刻的论述作如下总结:“温科尔曼先生认为希腊绘画雕刻杰作的优异的特征一般在于无论在姿势上还是在表情上，它们都显示出一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尽管莱辛对温克尔曼的观点的理论依据有相左的看法，却十分赞赏他把握古希腊艺术单纯特征的准确性。几乎没有一个艺术家不惊叹古希腊文化艺术的伟大深邃与精妙，它离我们的现代文明越久远越散发出夺目的光芒，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希腊艺术之所以体现出这种独有的特质，与希腊人所具有的自然观念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这种自然观念决定了古希腊艺术观念的形成。

一、古希腊人的生活环境、制度、风俗

在探讨古希腊人的自然观念时，首先要了解古希腊人的生活环境、社会制度、风俗观念，囚为正是这些社会基础决定了建立于其上的自然观念的形成

大约300()年前，爱琴海上那似群星璀灿的岛屿和海岸上出现了300多个城邦，城邦各自独立，实行奴隶主民主制度。公民享有直接参与或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利。公民有人服侍，最穷的也有一个管家的奴隶。按阿里斯托芬喜剧中所描绘的，公民的生活非常简单:平日里，三棵橄榄，一头洋葱，一个鱼头，就能度日;全部衣着只有一双凉鞋，一件短袖褂和一件宽大的长袍，一举手就可脱掉，连苏格拉底这样鼎鼎大名的人物，也只有赴宴会才穿鞋子，平时大家都赤脚光头走来走去。这就是古希腊人的生活，一切随遇而安。朴素习俗带来思想观念的单纯，捐弃了物欲之求和生活之累的古希腊人，把他们的精力和才能用于思考文化和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从而造就出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和诗人，苏格拉底、荷马、柏拉图等人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人类文明历史的丰碑上占希腊人活泼爽快、心情开朗、从不灰心，似乎永远只有20岁。他们认为宇宙是一种秩序、一种和谐，这使得他们在艺术创作中依据自然法则，自由自在地驰骋想象，从未有任何清规戒律可以束缚他们的艺术想象力。他们的自由意志在那种宽松自然、无拘无束的天地间得到张扬，单纯的天性得到发展。

古希腊社会风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战争。公民的职责除担任公共职务外，就是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那时城邦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战败意味着自由人甚至那些贵族体面人，一夜之间将变成奴隶，将失去他们的妻子儿女和一切家产。这种特有的时代产生了特殊的观念，在他们的眼中，理想的人物并不单是有善于思考的头脑，而且还要是血统好、发育好、身体比例匀称、身手矫健、勇敢而坚韧的战士。正因为这样，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人十分重视体育运动。在希腊的许多地方，都要定期举行体育比赛，其中规模最大的便是开始于公元前776年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就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在当时，做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练就强健的体魄，是最受人尊敬的。按照当时的社会风尚，在体育比赛中获胜的公民，可以享有最高的荣誉:得奖一次给他立一尊雕像作纪念，得奖三次的不但给他立雕像，并把他的雕像放在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神庙内外因此，古希腊的公民都要经过练身场的训练〕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早年就是运动家;著名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据说得过拳击奖;戏剧家欧里庇得斯在运动会上也得过锦标;著名雕刻家米隆能肩扛一头公牛;西希翁尼的霸主克来斯西尼斯招待向他女儿求婚的人时，给他们一个运动场，以便考查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而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希腊本土气候宜人，阳光充足，温度适中，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当时不论在练身场，还是体育比赛或者敬神的舞蹈中，古希腊人都是赤身裸体的由于裸体运动，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不以露体为耻，反以健美的身体为荣光，这引起美学家们的关注和艺术家的表现。美学家们探讨研究美艺术家们创造美。希腊占典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斯就曾充满自豪感的说过:我们是爱美的人。风气所致，古希腊人高度崇尚美，这种普遍爱美的风气，几乎渗透到一切领域。也正是这种崇尚美的精神，促进了古希腊艺术的高度繁荣。

二、古希腊人的自然观念

古希腊人正是在上述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其独有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念。现代人的自然观念和希腊人的自然观念是不同的。现代人往往是在自然与社会、自然与历史、自然与精神的区分和对立中来理解自然，并且在人们眼中，自然只是理性认知的对象，技术制作的“物质”。对于希腊人而言，则只存在自然与技艺、自然与自然物、自然与存在的区分，他们所认识的自然也是本原、元素、质料和形式。希腊人的这种自然观念对于现代的人们来说是陌生的，而现在的人们要想理解他们的这种自然观念，就必须打破我们现在自身视域的限制，返回到他们那里，如其自身地去看待他们的这种自然观念。

1作为生长、本性的自然

这只是希腊人日常用语中的一个十分普通的词。自然真正从这种日常的使用中脱离出来，其意义被希腊人真正意识到和发现，是在希腊人开始深人思考世界、万物本原，探讨最初的事物的时候随着社会的进化，手下业从农业中分化出夹，技艺也发展了起来，人造、人为的东西逐渐增加了。而技艺的发展，人为制造的东西的增长，使人们进一步意识到，技艺也是一种本原，它就是人为制造的事物的本原，人为制造的东西就来源于技艺。但技艺只是一种有限制的本原，因为它自身受它所使用的材料的限制，显然它用以制造的材料不是它自身所能制造的。同时，技艺本身是一种模仿、仿制，它对原料的需要.使它亲近自然物，它的具体制作模仿的也只能是具体的自然物，技艺让自然物出现了。人们看到，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事物是凭靠自身天然地生长着的东西。而什么是这样的事物的本原呢?作为凭自身力量涌现出来的东西，显然它们的本原也只能是来自于其自身的自然。当然，发现“自然是本原”的是哲学。从泰勒斯到赫拉克利特的早期希腊哲学，谈的最多的就是本原问题，而谈的最多的恰是自然，因为在它们那里，‘“本原就是自然”，自然和本原二者是同义的:自然总是意味着某种东西在一件事物之内或非常密切地属于它，从而它成为这种东西行为的根源。这是在早期希腊作者们心目中的惟一含义，并且作为贯穿希腊文献史的标准含义。因此，当早期哲学提出什么是本原的问题时，也就是提出了什么是自然的问题，其水、火、气的回答，不过是对自然本原的具体规定。自然本原的发现对于哲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自然的发现其实也就标志着哲学的诞生。析学之所以能从关于神—本原的神话、宗教中分离出来，靠的就是自然的发现:自然一经发现，区别于神话的哲学就出现了，第一位哲学家就是第一个发现自然的人。

2.自然与自然物

在希腊人那里，自然不仅与技艺相区别，而且还和自然物相区分。自然原始的含义是本原，自然物则是由自然而来，以自然为其本原的事物，而自然物的总和或集合则是自然界、宇宙，因此，自然并不等于自然界。但是，现代人在谈到自然时，指的恰恰是自然物或自然界，二者经常是等同的。正是这种等同遮蔽了自然作为本原的原初含义，使人们无法理解早期希腊哲学在谈自然时指的就是本原或在谈本原时指的就是自然本身。他们所说的自然指的是初始事物，亦即最古老的事物，但这并没有‘改变有关自然一词的含义”，即改变自然作为本原的含义，“所改变的一切只不过是其应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起对于自然观念的改造。

3.自然中的人与神

了解古希腊人自然观念中对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于我们正确的理解古希腊的艺术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古希腊有一种很普遍的人神同形同性的观点，古希腊人最初的宗教观念体现为神人合一或谓之“神仙凡人”的特征。神话的创造表现了语义化的特点，在他们的神话谱系中，神的名字是语义词直接命名的，神表现了人类的品性和气质，赋予神们自然的威力，这些神的力量在人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左右着战争的成败，支配着人的命运，但又为人类服务。希腊人把肉体的完美看作神明的特性，在荷马史诗中，到处可以看到神明与凡人一样有躯体，有刀枪可人的皮肉，会流出殷红的鲜血;有同我们一样的本能，有愤怒、有肉欲;甚至世间的英雄可以做女神的情人，天上的神明也会与人间的女子生儿育女。在奥林波斯与尘世之间并无不可超越的鸿沟，神明可以下来，我们可以上去。他们胜过我们，只因为他们长生不死，皮肉受了伤痊愈的快，也因为比我们更强壮、更美、更幸福。除此之外，他们和我们一样吃喝、争斗，具备所有的欲望与肉体所有的性能。因此可以说希腊的宗教和神话充满了人情味，它把大自然的各种现象人格化，而不像后来基督教，把人的精神力量抽象出来，当作人的对立面来崇拜。费尔巴哈曾在批判宗教的文章里提到:古希腊的宗教是自然宗教，而基督教则是一种精神宗教。自然宗教是把非人的力量人格化，而基督教则是把人的力量非人化。由此可见，希腊神话当中的神明们正是希腊人的自然观念的最高表现和反映。

三、模仿自然的艺术观念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作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的最后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因素。‘’这就是说，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密切相关的，艺术是时代精神的产物，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古希腊人的生活环境、社会制度、风俗观念，决定了古希腊人的自然观念。而正是这种自然观念诞生了古希腊以模仿自然为中心的艺术观念。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思想家就开始对美做哲学的思考:

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是更高一级的存在，万物模仿数，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

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永恒的活火”，认为自然万物是从对立的东西中产生和谐的，就象他所说的那样:“假如没有高音和低音，就没有和谐的旋律，如果没有雄性和雌性，也就没有动物，一切都是相反的”。正因为自然万物都是由于对立才造成和谐的，艺术也就应该如实地表现和反映这种和谐，要做到这点，就需要模仿自然，也只有模仿白然的对立的和谐才能够构成艺术品。

德漠克利特在探讨艺术创作问题的时候，也是认为艺术是模仿自然的，比如他说到:“在许多最重要的事情上，人类是动物的学生: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纺织和缝纫，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燕子和夜莺等鸣鸟学会唱歌，都是模仿它们的”。将赫拉克利特原先蕴含着的艺术模仿自然的思想，做为一个明确的观点表示了出来。

苏格拉底则不管是艺术模仿再现自然说还是模仿理念说都是讨论艺术是模仿自然的表象和本性(在这里他称作为“理念”)的问题。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于这种以模仿为中心的艺术做了深人的阐述。柏拉图认为理性世界是感性世界的原型和理想，感性世界是理性世界的模本和影子，而艺术则是对感性世界的影像。

亚里士多德在继承模仿论的基础上，不仅仅认为艺术模仿现实，即抄袭了现实，而且是向现实的自由迈进。他还第一次把技艺称之为实用的艺术，而把我们今天所讲的艺术从技艺中区别出来，并称之为模仿或模仿的艺术。他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模仿，区别是模仿的对象、媒介、方式不同罢了。他在论悲剧的模仿时说，悲剧是对行动的模仿，主要不是模仿自然而是人生。显然，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实体主义世界观和本体论美学的局限，把视角探进了社会生活。但是，亚里士多德毕竟是本体论哲学家，因此，他主张，模仿首先是人的活动的模仿，然后，模仿也逐渐变为自然的模仿。

可以说，统观古希腊诸多伟大哲学家的美学思想，可以看到，他们普遍认为自然当中存在着万物的本原，并且致力于探讨它们，认为艺术则是对自然的本原的模仿。而古希腊的艺术，则正是在这种自然观念和艺术观念的影响下，崇尚一种模仿自然与理想化相结合的美学风尚，创造了一个后人奉为典范的艺术高峰。

四、总结

希腊的民俗文化篇3

关键词：古希腊中国女神形象

神话产生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对人类社会初民意识的反映，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发育、生长起不同的奇葩，东西方神话亦是如此，它们在反映社会生活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与运用的艺术技巧，由于受民族心理、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与审美情趣等因素的影响，带有各自明显的特征。其中在东西方占重要地位的不同女神形象就折射出不同民族和文化所赋予的神话色彩和内涵。

在古希腊神话中活跃着无数女神形象，如:地母该亚、天后赫拉以及司掌农耕之神得墨忒尔、爱与美之神阿弗洛狄忒、智慧之神雅典娜、直到九位文艺女神、三位命运女神、三位复仇女神、三位美乐女神等在奥林匹斯诸神中,女神几乎占了一半。而且几乎每一位女神都有自己的身世故事。中国神话中的女神则显得单薄而零散，根据叶名在《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统计,我们在中国神话中只能找出31位女神,仅占神的总数量的一小部分。女娲造人、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但比较零散，很难找到一系列的故事。

从女神的形态上来看，古希腊人是依照自己的形象去创造神的，所以神有同人一样的形体；而中国神话中的神多是非人形的或半人半兽形的，如：女娲是人首蛇身。在性格方面，中国神话中往往突出女神的智慧和忘我精神，有救世主的色彩。“俗说天地初开辟，未有人民，女娲传黄土为人。”女娲不仅独立创造了人类，而且把女人和男人同时创造出来，不分优劣、贵残，这在世界神话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之后《淮南子・览冥训》中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洲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翼州,“积芦灰以止”，才使得“苍天补,四极正,固,翼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因而被人们尊为“功劳上达九天，下及黄泉”的慈爱、谦迎、伟大的人类母亲。像这样把一个女神当作人类的创造者、造福者来描写，在整个世界神话中是极为罕见的。此外，在“精卫填海”中，精卫为了不使海水逞凶，整日口衔木石，以埋东海，以避大海再吞没人类的生命。这则神话有力地表达了中国女子改造自然的渴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中国的女神还是善良的、自制的、不会使阴谋。中国神话中很难找到自由爱情的痕迹。中国神话中的女神过着简单的生活，更没有的内容。她们成为神,多是由于她们的纯洁和温柔,否则,就将失去人们的喜爱。嫦娥抛弃了丈夫,只能在月宫孤独终身。若是在希腊,想必会有数不尽的浪漫故事呢。娥皇和女英得到了人们的爱,是因为她们对自己的丈夫以死殉情,凸现了中国古代的观。

希腊神话多把创造人类的功绩归于男神，普罗米修斯所造的人仅仅是男人，而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却是宙斯为了惩罚男人而叫众神拚凑出来的。她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灾难，这种处理明显地反映了扬男抑女的思想。而且古希腊的女神们则内心丰富,具有人所具有的各种欲望,她们身上体现出强烈的自然人性。有人评价“若与希腊神话相比,中国的天神是远离人间不食烟火的,他们不仅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化身,而且是美德和全知全能的化身。”中国的神祗悲喜不形于色,淫欲不存于胸。他们天马行空,不问凡间俗事,与世俗生活相去甚远。在古希腊中，赫拉虽贵为天后,但是也同人间女子一样不能免俗，她毫不掩饰自己对情敌的嫉妒和恼恨,常用极残忍的手段加害于她们；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特从不掩饰自己的欲望,她本是匠神赫淮斯托斯的妻子,同时又是战神阿瑞斯的情人。

从女神在神界的地位看，中国的女神是受压抑的，排斥的。中国古代神话的男性的“阳刚之气”始终笼罩着女神的“阴柔之美”。女娲堪称开天辟地的第一神,可古人不让她统领神坛,一个从鸡卵里拱出来的男神倒称霸神坛,又让女娲做他的妻子。这样,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家庭地位而言,女娲只能居从属地位。可见这个神话的定型期应在男权社会。神话到了羿和嫦娥时代,女神的光环黯然消逝,只剩下一个被抛弃、被冷落的家庭妇女形象了。西王母神话起源很早，很可能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就有

其雏形，但到了父系氏族西王母被迫成为父系神权代表的配偶。

希腊女神有重大事件的决定权，希腊神话中女神与男神的地位相当,在重大事件上也有决定权。宙斯向赫拉求婚时允诺与赫拉分享自己的权力和尊荣。每当赫拉出行时都伴有雷霆闪电等，众神也因此而尊赫拉为神母，无不禀其旨意而行。希腊人在崇拜诸神时，对男神和女神是报有同等虔诚度的。

刘啸在其《圣贤语录与文化现象》中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神原型,这种原型发萌于各民族的童年时期,随着漫长的历史过程而逐渐丰富,将其原初的最简单的规定性扩充和渗透于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特定文化的精神特征。”中国和古希腊神话中女神的差异也源于一定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内涵。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持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中国神话产生时离中国文字产生的时代极远;而在汉字产生以后，又因为奴隶社会的吏官重在记实，或排斥神话，或对神话增删篡改，将其编造成既非历史又非神话的“史前史”。

据史学考证,中国历史上的大部族都是由母系氏族发展来的,对女始祖的崇拜、女阴的崇拜是原始社会的一大特色。那时人们对男性在繁殖后代中的作用缺乏认识,男性在部族中所发挥的作用呈现弱势,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认为自己的部族是由女始祖感生而来。到了封建社会，尤其在孔孟思想中，重男轻女的思想夺走了对女性的尊重。

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富有至尊至高的显著特征:她们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掌管着庞大神系中的大部分要职，诸如命运女神、正义女神、智慧女神、复仇女神、战争女神、农业女神、婚姻女神等等。她们意志独立、行动自由，足以同相对应的男神分庭抗礼。作为男神之首、号称“众神之王”的宙斯在妻子赫拉面前诚惶诚恐，不得不时常扮演一位“妻管严”的尴尬角色，一任爱神阿佛洛狄戒的摆布，更丝毫不敢忤逆命运女神的意旨。在古希腊,妇女的权利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她们在社会上的地位要相对高于东方妇女。但同是反映原始社会母系时代，又都源出于女性生殖崇拜，中国神话所呈现的却是另一种与希腊神话迥然不同的妇女观，在中国神话里原始内容融渗进许多政治化、伦理化的古史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神话的性质其实已被扭变。

总之，古希腊女神和中国女神的不同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民族，面对不同的地理环境、生存状态，所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差异，但也共同演绎了妇女观倒金字塔式的嬗变轨迹。通过对中希女神形象的探究，可从某一视角对各种文化的精神原型进行发掘，使其为文化研究和文化比较提供一把钥匙，打开这貌似荒谬而又瑰丽多彩的神话传说的秘密源头。

参考文献：

[1]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何新.：《诸神的起源》，: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3]李玉莲：《中希女神比较谈》，《外国文学研究》，2001.3。

希腊的民俗文化篇4

希罗多德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语言在民族识别中具有重要作用。他提到：一只从埃及飞来的鸽子口吐人言，命令希腊人建立一座宙斯神谕所。他本人对这个传说不以为然，因为鸽子不可能说话，真实情况应是埃及人来到了希腊人当中学会了希腊语④。不过，这暗含了希腊人对外族语言的认识：蛮族语言与希腊语的区别等同于鸟语与人类语言的差异，语言差异中已蕴含着希腊人对异族的歧视。语言作为民族区分标志和证明希腊人优越性的证据，此观念与“蛮族”（bar－baros）一词的希腊语起源密切联系，它最早就是指那些说不好希腊语的人⑤，至古典时代它的含义虽然有扩大，但并未彻底摆脱源始含义，因此希罗多德持有这种观点并不足为奇。他在《历史》中还提到，其他民族中也有称使用外族语言的人为蛮族的现象，埃及人就将使用包括希腊语在内其他语言的人称为蛮族⑥，说明希罗多德认为以语言区分异族不仅是希腊人的意识，而且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观念，语言标准的作用由此扩大到了全人类。不过，语言是阻碍民族交流的障碍，也具有后天可学习的特性，因此可以成为民族身份转变的因素。希罗多德提到，皮拉斯基人转化为雅典人的标志就是学会了雅典语言⑦。因此，语言对于民族识别也就具有了两面性：一方面，它仍然是区别不同民族的标志；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实现民族身份转换，特别是蛮族人向希腊人转变的重要手段。由此，语言作为决定是希腊人还是蛮族身份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其重要性可能还高于血缘。

宗教与祭祀是希罗多德在民族问题上确立的另一标准。他在《历史》中也确实对予以关注，特别对波斯、埃及等国的宗教详加介绍。他认为，宗教活动对希腊人与蛮族的区别有重要作用。《历史》中提到：“波斯人所遵守的习惯，据我所知是这样的：他们没有设立神像、神庙和祭坛的习惯，而认为作这些东西的人们是愚蠢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们不像希腊人那样相信神和人是相似的。他们将整个天空称为宙斯，到群山的最高峰上向其献祭。他们同样地向太阳和月亮，向大地，向火，向水，向风奉献牺牲。这些神是他们仅有的那些从最初就开始献祭的诸神。后来他们又向亚述人和阿拉伯人学习，又崇拜‘神圣的’阿弗洛狄忒。她被亚述人称为米利塔，被阿拉伯人称为阿利拉特，被波斯人称为米特拉。”⑧希罗多德认为，在领域，波斯人与希腊人存在着很大差异。他指出，在某些细节上，如神像、神殿、祭坛等是希腊人宗教崇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却都被波斯人视为愚蠢行为，这就表现出二者在宗教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希罗多德虽然未明确地以宗教区分波斯人和希腊人，但在描述中他总是有意识地以希腊人的宗教活动为参照物，与波斯人的宗教作对比，从而构建出二者的对立。可见，希罗多德对以宗教区分希腊人和蛮族的重要性有一定认识。除了祭祀之外，从古风时代开始运动会就对区别希腊人和异族有重要作用，而运动会往往与宗教圣地相联系。《历史》中的运动会也可以反映出民族观念，马其顿人亚历山大试图参加奥林匹亚运动会，但被希腊人拒之门外，理由是该项活动只对希腊人开放，而亚历山大只有在证明了希腊血统之后才得以参加运动会①。尽管希罗多德记载此事可以证明血缘的重要性，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类运动会与血缘相结合，带有明显的排外性质，将蛮族人与希腊人区别开，而这种作用也被希罗多德所认可。运动会也同祭祀活动一样，成为了希腊人同蛮族之间的界限。

不过，希罗多德认识到希腊人和蛮族在宗教上的差异并非绝对。在考察中，他不得不承认东方文化，特别是埃及的宗教对希腊人有重要影响，二者之间有很强的一致性。例如，埃及人创造了十二神祇，修筑祭坛等行为都被希腊人模仿，甚至古希腊神灵名称也有很多辗转来自于埃及②。这些都对以宗教划分希腊人和蛮族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但希罗多德还是如实地将其记录在《历史》中。

在希罗多德的四项标准中，生活习俗最受其重视。有学者称，希罗多德就是一位人类学家，总是在不断观察着其他民族的生活习惯，并用希腊人的眼光将其描述出来③。比如他曾描述埃及人的生活习惯：“他们中间，妇女从事买卖，男子则坐在家里纺织，其他人纺织时把纬线拉到上面去，而埃及人则拉到下面来，男子用头顶着东西，妇女则用肩膀挑东西，妇女小便时站着，男子小便时却蹲着———妇女不能担任男神或者女神的祭祀，而男人则能担任男神或女神的祭祀，儿子不被强迫赡养老人，而女儿即使不愿意，也必须赡养双亲。”④在希罗多德看来，埃及人此类习惯非常值得注意，它们恰恰与希腊人相反，对希腊人而言属于陌生的事物。类似现象在其他人群中也存在。尽管他在介绍完这些人的习惯之后，总是用关于埃及人或者其他民族的习惯，“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来结尾，但作为经历丰富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了解的信息不止于此，而他常常挑选这些内容进行记载，说明他的关注点并非是所有的蛮族文化，而仅仅是蛮族习俗中与希腊人明显不同的现象。因此，这类记载就摆脱了单纯的历史学研究，而具有了更深刻的含义：以希腊人的习惯为参照考量其他民族的习惯，对其中的差异予以重点关注。生活习惯成为了希罗多德区别希腊人和蛮族人的标准之一。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很多。虽然希罗多德很少直接提到某种或某类习惯是希腊人所特有的，可以作为希腊人和蛮族之间区分的标志，但他对蛮族习惯的介绍方式中就体现了希腊人和蛮族对立的观念。因此，生活习惯同其他成分一样，就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希腊人的形象⑤；同时又是一种手段，有助于构建蛮族观念。

不过，希罗多德虽然将生活习惯看作希腊人和异族的区别之一，但很少直接批评其他人群的生活习惯，而是以包容态度去看待他们。这与希罗多德对习俗本质的认识密不可分。学者们习惯于提到《历史》中的一个例子：波斯国王大流士曾经考察过各地风俗，发现对印度人而言，吃掉亲人的尸体是正常现象，而火葬则是极端可怕的行径；而对希腊人而言，情况则恰恰相反⑥。希罗多德并未评价二者的优劣。他提到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的习惯高于其他民族，这是人类的本性，用诗人品达的话来说，“习惯是万物的主宰”。可见，他认为，各民族的习俗应该是平等的，对本民族而言都值得尊重，不存在高下之分。因此，当他提到印度人吃逝去亲人的尸体，也只是为了用新奇的材料证明自身观点，而并未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正因为希罗多德对蛮族的习惯相对开明，并不带有太多的歧视心态，所以在某些希腊人看来显得对蛮族过于宽容，以至于他被一些人称为“热爱蛮族”的人①。

埃斯库罗斯《波斯人》中的蛮族观念

埃斯库罗斯是古典时代最有名的悲剧作家之一。在其代表作《波斯人》中，他塑造了以“波斯人”为代表的蛮族形象，也由此成为古典时代最早描述蛮族与希腊对立的作家之一。尽管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怀疑他的作品是否具有丑化异族的主题②，但不可否认的是，波斯等蛮族在悲剧中表现出某些完全不同于希腊人的特征，这也与古典时代之前的异族形象有显著区别③。埃斯库罗斯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塑造着蛮族的形象。在悲剧中，埃斯库罗斯并没有过多强调不同民族在血缘上的差异。相反，他似乎有意消弭希腊人和蛮族人的血缘区别。《波斯人》中，波斯国王大流士的遗孀阿托萨梦到了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她们分别代表着希腊人和波斯人，两人的个性冲突也代表了希腊人和蛮族的差异，但她们反而被塑造为同胞姐妹④。其实，希腊人和波斯人同源的传说有悠久的历史，也曾作为拉拢希腊人的手段而为波斯人所利用⑤。即使埃斯库罗斯不接受希腊人和波斯人同源的传说，但在希波战争后双方尖锐对立的背景下，他在悲剧中加入这一情节，也说明他并不强调血缘对区别希腊人和蛮族的作用。

宗教等因素在《波斯人》中出现得不多。在《波斯人》中，埃斯库罗斯提到了波斯国王大流士的鬼魂，这种鬼魂不仅具有人的意识，而且能够“与神明同尊”，同时能够享有人的祭品。这似乎与希腊人对待逝者的传统观念不同。不过，对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首先，希腊人、神界限并不是那么明显，在《伊利亚特》等史诗中，神灵同人一样具有好恶和情感，而一些人也认识到，希腊人也并非绝对拒绝祖先崇拜，在希腊人中也有向死者献祭等活动，这一点与波斯并无太大区别⑥。其次，埃斯库罗斯对东方宗教的了解程度也值得思考。尽管古典时代希腊大陆的人们对波斯等东方民族的宗教了解有限，但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宗教的某些相似性在古典时代已经为某些希腊人所掌握，埃斯库罗斯可能就是其中之一⑦。因此，他对波斯人信仰的描述可能仅是根据剧情需要，而未必包含特殊含义。特别是在《波斯人》中，他并未刻意地突出希腊宗教的特征，因此也未必有意要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宗教作对比。即使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中表现出波斯人异于希腊宗教的特色，也不能由此断言他一定在悲剧中强调宗教作为区分希腊人和蛮族的手段。

应当说，埃斯库罗斯对波斯人与希腊人的语言冲突有所描述。在《波斯人》中，阿托萨称自己的声音是“用蛮族语言”发出的⑧。值得注意的是，“蛮族”一词在《波斯人》中出现了不下十次，远远超过古风时代的总和⑨，并且已经突破描述异族语言的意义，而成为希腊人对异族的统称。因此，“蛮族语言”可能同时具有语言和民族歧视的双重意味。不仅如此，在《波斯人》中希腊人所发出的声音庄严洪亮，而紧接着出现波斯人的声音则是嘈杂混乱的瑏瑠。埃斯库罗斯这样的安排显然是为了直接比较二者，从而体现它们的差异；而其所表现的不仅仅在于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和声音的区别，更具有鲜明的价值判断，因为庄严的声音要比嘈杂的声音更为高尚。因此，声音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是波斯人比希腊人更为混乱和无序的特征。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在对比中展开，希腊人占据较高的地位。

埃斯库罗斯更关注希腊人与蛮族之间的习俗差异。在悲剧中，埃斯库罗斯不止一次提到波斯人的主要武器是弓箭①，而希腊人则以长矛、盾牌等为主②。其实，希波战争双方在武器上并无太大区别，这点在希罗多德的《历史》等诸多作品中已有描述，弓箭对波斯人虽然重要，但并非唯一的武器。无论是波斯国王还是士兵都同时使用弓箭和长矛，这在其钱币等物品上已经有所体现③。同时，这种描述也不符合《伊利亚特》等早期希腊文学作品中对希腊人与东方敌人（特洛伊人）武器的描述，因此更像是悲剧的虚构。埃斯库罗斯构建出来的武器上的对立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人以少胜多，使得希腊人认为自身比蛮族更加勇敢④。为了突出这一特征，在文学作品中，希腊人往往使用长矛等近战工具，而波斯人由于胆怯，则只会使用弓箭，它背后体现出的是希腊人对蛮族人的鄙视和不屑。与此类似的还有悲剧中对二者生活方式的描写。波斯人的最大特点是生活奢侈，服装华丽，并且喜欢使用黄金⑤。在埃斯库罗斯看来，这并非波斯人的特权，东方的其他民族，如吕底亚、巴比伦等，都有类似的习惯⑥，因此，它是蛮族的共同特征。与之相比，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则较为朴素。虽然雅典人拥有银矿，但是银子为他们共同享有，成为反抗波斯暴政的工具，而非满足贵族的个人需求⑦。从表面上看，这体现出希腊人与蛮族两种生活方式的差异。但希波战争后，波斯人奢侈的生活方式难以被希腊人接受，向波斯学习被认为是严重罪行，那些向异邦学习的希腊贵族也经常被冠之勾结波斯人的罪名⑧。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有意夸大希腊人和波斯人在生活习惯上的区别，是因为朴素的生活值得赞美，而蛮族奢侈的生活方式则必须鄙视，这不仅与传统的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的道德观念有关，而且也与希腊人同波斯人的对立观念有密切联系。

在埃斯库罗斯的观念中，双方政治的差异最为重要。在《波斯人》中，这种观念通过阿托萨的梦境表现出来。梦中的两位妇女性格相反，薛西斯将她们束缚于车轭之下，代表波斯人的妇女以被统治为荣耀，温顺地服从缰绳的约束；而代表希腊人的妇女则折断了车辕，拖着车猛跑⑨。显然，埃斯库罗斯是希望用桀骜不驯的希腊人与驯服的蛮族作对比，表现二者在面临专制统治时的不同选择。在另一处地方，阿托萨和歌队之间的对话，则进一步将对立具体化。阿托萨问道：“谁像牧者那样位于他们（希腊人）之上，谁是他们的统治者？”歌队则回答：“他们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也不听命于任何人。”瑏瑠阿托萨对此极为困惑，因为缺乏君主领导的体制在波斯人看来难以理解。希腊人与蛮族之间自由和专制的矛盾在此得以凸显。它已经超越了希罗多德的四项标准，但在《波斯人》中却应当最为重要，因为悲剧正是围绕希腊人反抗波斯入侵的主题展开的，希腊人和波斯人的冲突也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不仅如此，在整个古典时代，以波斯为代表的蛮族专制制度是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极其反感的事情瑏瑡，成为希腊人与异族对立的重要标志之一。埃斯库罗斯经历过希波战争，与波斯人有直接接触；而雅典人在希波战争中付出的牺牲最大瑏瑢，雅典的民主制度又是专制制度最有力的对立面，因此作家与观众之间对此问题都有极深的印象。不难想象当埃斯库罗斯进行创作时，会很自然地以民主和专制的冲突作为希腊人与波斯之间的界限。

希罗多德与埃斯库罗斯蛮族观念蕴含的时代特征

在希罗多德和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对希腊人和蛮族人之间区别有不同认识。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对自己所提到四项标准都有具体例证，但是他更倾向于以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等作为划分希腊人和蛮族的标准，并且只是相对客观地叙述蛮族和希腊人的差别，对蛮族的特征较少直接作负面判断。而埃斯库罗斯最看重希腊人与蛮族之间自由与专制的冲突①，也关注生活习惯等差异。与希罗多德相比，他笔下的蛮族形象带有更多的负面特征，蛮族被塑造成为无序、奢侈、懦弱的人群。此外，希罗多德在书中表现出了矛盾性的一面。他既认识到蛮族的特征是区别希腊人与蛮族的重要标准，却又在写作中提出不少相反的例子，以证明蛮族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与希腊人一致的特性，并不比希腊人低级。这些例子都可能动摇他对区别民族的四项标准的认识。而埃斯库罗斯的观点则较为一致，《波斯人》中通篇表现出希腊人和波斯人整体对立的观念。

这些差异与二人的职业特征密不可分。希罗多德不仅是历史学家，也是最早的人类学家之一。他在《历史》中提到的四种标准是希腊人对民族识别的概括性认识，因此有必要将其记录下来。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划分人类群体的各种标准都有其局限性，很难全面覆盖各种情形。他在游历和写作的过程中常注意到不同民族习俗的差异，因此能够描述出希腊人和其他民族的区别；而他不断接触到新的情况，一再突破了其原有思维框架。作为历史学家，他既需要广泛搜罗材料，也需要如实地记录。这并非希罗多德思想前后矛盾，而恰恰反映了历史学家的严谨与诚实。与此同时，希波战争后雅典人形成了对波斯人相对固定的负面看法。埃斯库罗斯在悲剧创作中，把政治上与希腊人敌对的蛮族形象作为创作主题并不足为奇。文学创作又依据作者的主题展开，这就使《波斯人》中以波斯为代表的蛮族形象能够保持一致性，并围绕双方政治冲突展开，形成了希腊人与蛮族的鲜明对立。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他们两人对区分希腊人和蛮族的标准的认识有重大差异。

不过，在差异背后也能看到两人之间一致性的地方。首先，尽管希罗多德被认为是“热爱蛮族”的人，而埃斯库罗斯则对蛮族具有歧视心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将希腊人和蛮族人看作对立面。他们所描述的希腊人与蛮族的区分标准很大程度上服务于此观念。这是时代的产物。希腊人在希波战争获胜后仍面临着波斯的威胁，因此，构建以波斯为原型的蛮族形象是希腊人凝聚自身、抵抗外敌的需要，作为希腊人，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受此观念影响。同时，蛮族观念也与某些城邦的利益有密切关系。蛮族观念在雅典最具生命力，这种现象并非只因为雅典在希波战争中受波斯人危害最大，也与它的政治需要有关：它需要强化所谓的蛮族威胁，以便巩固其领导下的、以对付波斯为目标的提洛同盟，从而实现“帝国主义”政策②。希罗多德虽然成长于希腊人与波斯人交往密切的小亚地区，在多数时候能够以较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其他民族，但他曾长时间在雅典生活，其作品也为雅典人所熟知③，因此他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雅典人观念的影响，具有浓厚的蛮族观念。希罗多德明确提到，《历史》就是为了记载希腊人和蛮族冲突的历史，并将双方的功绩记录下来④。而埃斯库罗斯生活的年代正是希腊人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也正是提洛同盟势力扩张的时代，除了《波斯人》之外，《乞援女》等其他作品也体现出他所具有的蛮族观念。

在描述希腊人和蛮族之间差异时，两人都关注希腊人与蛮族间的文化差异。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弱化血缘因素的重要性。希罗多德虽然认为血缘可以作为民族区分的标准，但在历史现实中却发现这一标准很难完全实现，而埃斯库罗斯在悲剧中则很少提到这一标准。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血缘已经无足轻重，而是说在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观念中，民族区分中文化标准变得更加重要。这种变化与整个希腊民族对自我认同的变化发展轨迹相一致。美国学者埃迪森•豪尔认为，从希波战争之后，由于民族矛盾凸显，希腊人的自我认同方式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由原来的从内部凝聚的“内聚型”认同模式转变为从外部建构敌对民族，通过寻求与其他民族对立来强化希腊民族认同的“对立型”认同模式①。在“对立型”认同模式下，文化因素比血缘因素具有更高的地位。

在希罗多德和埃斯库罗斯著作中，文化重要性的上升绝非偶然。这与两人构建以波斯为主的蛮族形象这一目的密切相关，只要这种需要存在，就必然需要某种最有效的手段维持希腊人和蛮族之间的区别。血缘标准自身具有一定的缺陷，在当时已经被某些希腊人所认识：希腊人宣称自己都是希伦人子孙，并认为希伦的四个子孙形成了希腊人内部的几个次一级群体，它实际上反映出希腊人内部次一级群体的融合。这种设想次一级群体的共同祖先是同胞兄弟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很普遍，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现象②。因此，它本身就是历史建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建构已经是一种文化现象，并不同于所谓“客观的”族群血缘，因此它并非稳定的，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希罗多德已经注意到，希腊人的形成就是不断有其他民族加入“希腊人”大家庭的过程，这些异族在此之后都以“希腊人”自居，反而忘记了自己源初的起源。由于血缘是建构的，不同的人为了各自目的可能对血缘会有不同的表述，如古典时代希腊人内部对马其顿人与希腊人关系的认识就存在争议，前述亚历山大的血缘争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此背景下，血缘就很难有效地划分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其重要性下降也是必然之势。

希腊的民俗文化篇5

[摘要]遗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中，势必对我国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各类民间风俗中我们常能看到道教的影子，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联系。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在民俗节日、神灵信仰、民俗禁忌、民俗祈求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关键词]道教；民俗

[中图分类号]B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2-0088-01

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最好呈现形式。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中，势必对我国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各类民间风俗中我们常能看到道教的影子，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在民俗节日、神灵信仰、民俗禁忌、民俗祈求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一、对民俗节日的影响

古人对一年中一些特殊的日子做出规定，成为节日。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融合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民俗节日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俗节日春节中，处处都能见到道教的影响。“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初一，于子初焚香接神，燃爆以致敬。”这其中的“焚香接神”就是受道教的影响。

以祭灶的习俗为例，农历腊月廿三过小年，小年为进入春节的开始。民间多于此日夜礼拜灶神，祭灶反映出民众通过对道教俗神灶神的祭祀，以求达到保佑全家的目的。相传他是掌管一家生死祸福的，道教里崇尚此神，是因为灶君司饮食及火。道家一般敬灶时都要上表酬神，有送灶科仪，包括净灶、祀灶、净橱、送灶、迎灶几个部分的内容，蜡月二十四后灶君回宫，所以又要迎接他下凡回宫，希望能主一家之事，奏善定福。

民间还有扫除的习俗，“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屋”的习俗由来已久。民间腊月二十四为扫除日，又称“扫尘日”或“扫房日”。民间认为鬼魂到了腊月将离开人间，人们如果不把身体和房屋彻底打扫一下，鬼魂就会躲藏在灰尘当中，这实际上也源于道教。道教传说人身上附有一个三尸神，他常在玉皇大帝面前说人的坏话。一次，三尸神密报，人间在诅咒天帝，想谋反天庭。玉帝误信谣言，令三尸神把各家的罪行书于屋檐下，再让蜘蛛张网遮掩以作为记号，令王灵官凡遇有记号的满门斩杀。灶君发觉此事，便让每户人家扎个长扫把将蜘蛛网扫掉，将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人间避免了一次杀戮，人们为了感激灶王爷为人们除难消灾、赐福张祥，民间扫尘总在送灶后开始，直忙到大年夜。

二、对民间神灵信仰的影响

道教在形成过程中曾广泛地吸收民间的信仰内容，加以改造后纳入自己的神灵谱系，成为道教崇拜的尊神或俗神。俗神是指流传于民间而被道教信奉的神祗。主要有与自然现象相关的自然神，如雷公、风伯等；执掌读书人命运的魁星神；专门保护个人、家庭和城乡公众安全的守护神，如门神、灶神、土地神、妈祖等；护法神将关帝圣君等。但也有道教尊神直接影响民俗文化的，如三官大帝等。可见道教与民俗相互影响与促进，但是道教更系统化、规范化，从民俗中提炼出来，但又深深影响民俗，而民俗又为道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对民俗禁忌的影响

在道教与民间习俗互相渗透的过程中，道教禁忌对民间禁忌习俗的影响，成为民间礼俗的重要内容。根据卿希泰、詹石窗的研究，道教与民间禁忌礼俗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

以灶神禁忌为例，人们对灶君的崇敬，除了毕恭毕敬的祀奉外，还表现在许多忌讳上。由于对灶王爷既尊重，又畏惧，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反差，便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忌讳来。这些忌讳，主要是灶前什么东西不能放，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不能做：尤其是对女人，禁忌就更多了。在《敬灶全书・灶上避忌》中对灶君避忌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如严格规定：“不得用灶火烧香；不得击灶；不得将刀、斧置于灶上；不得在灶前讲怪话、发牢骚、哭泣、呼唤、唱歌；不得在灶前小便、吐唾沫；不得在灶前赤身露体；月经未完的妇女不得经过灶前；披头散发者不得烧饭做菜；不得将污脏物送入灶内燃烧”等。人们认为做这些事情，会冒犯灶神或火神。

事实上，因为道教是从民间发显，早期的巫术、方术，甚至阴阳五行、老庄哲学、医学都浸润其间，成为道教禁忌的一部分。反过来看，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得到相当的重视与信仰，其本身的禁忌无可厚非地也就影响了民间礼俗的内容，从而达到两者水乳交融的境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