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国家范文篇1

10月28日～30日,温总理将赴越南参加东盟系列峰会。东南亚,是我们重要的近邻和伙伴,它和我们与它的关系,是中国公众关注的对象。我们关注东盟系列峰会也有十几年了。最初,我们以极新鲜的心情,关注中国国家主席在1997年底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席首次东盟与中日韩及东盟与中国峰会,开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新时代。后来,我们又以极欣喜的心情,关注朱基总理在世纪之交参加峰会,与东盟开启自贸区谈判进程,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从2004年至今的六年,我们逐渐学会以平和、乐观、稳定的心态,关注温总理参加历届东盟系列峰会,与东盟携手共同致力于和谐地区的建设。

今年,我们格外关注温总理的此次东盟之旅,尤其是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问题。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中国的迅速崛起不仅给地区带来确定性的机遇,也带来不确定性的挑战。尤其在2010年,双方既启动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经贸总额又攀新高;但在南海问题上又面临新的挑战,并形成美国等介入的复杂形势;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双方关系更是在不断产生新问题(如水资源问题、灾害问题等)、刺激新合作的过程中深化和拓展。在此过程中,国际舆论对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的描述也因事而变,因势而变。今年,软实力、公共外交、国家形象问题成为政策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和推动的话题,读者对这一新生事物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因此,我们想借此次峰会,跟读者说说:东南亚国家究竟怎样看中国,或者说,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是什么?我们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超过美国和日本了吗?中国今后应如何在东南亚地区进一步塑造自己的形象?

作者给编者的信:

非常巧,我和我的同事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的何胜、宋清润、骆永昆、褚浩、宋颖慧、陈庆鸿、张学刚等组织了一个“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课题组,也在关注你们所提出的问题。

的确如此,这是我们第九次关注温总理参加东盟系列峰会了。我们的印象相似,年底的峰会,越来越像街坊邻里的串门,亲朋好友的走动,合作伙伴的磋商。从某种意义上说,温总理的出访已经在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中产生品牌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推进着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我们并不陌生:比如第一代领导人在国际上树立独立自主的新形象,第二代领导人塑造改革开放的形象,第三代领导人塑造与时俱进的形象,目前中国又在致力于塑造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线索非常清晰。在这期话题里,我们尝试向大家讲述,作为成长中的大国,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发现,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不断提升,东南亚成为中国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推进“和谐周边”建设的重地和示范区。一方面,中国成功地从“威胁者”转变为“合作者”,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日益鲜明突出,并有进一步拓展深化的可能;但另一方面,随着当前中国快速崛起,各种制衡和挑战因素不断增加,中国国家形象也有被国际舆论再次塑造为“挑战者”甚至“威胁者”的可能。

未来几年,中国仍需要通过日益成熟的传统外交,以及蓬勃兴起的公共外交,加强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塑造,在继续保持“合作者”形象的基础上,致力于塑造“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形象。

上篇:见龙在田

龙是中国的传统形象。《乾卦•九二》爻辞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意思是“龙出现在地上,适宜见到大人”。大人是谁?大人就是有德行、有地位的重要人物。这恰好是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成长的写照,中国在东南亚具备有德行、有地位的形象吗?

中国作为“合作者”形象的确立

冷战期间,总体而言,对不同的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有时是朋友,有时又是对手。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基于意识形态的划线,中国是印度支那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是东盟等亲美国家的对手,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形象恰好相反。从70年代到冷战结束前后,中国与之前的朋友成为对手,与东盟国家以及美国成为合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日本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不断改善。

冷战后至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及东盟组织的关系均积极发展,中国作为合作者的形象逐步被东南亚总体上接受,这一形象不断得到强化。期间发生了三件里程碑式的事件:一是中国1991年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建交或复交,并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开启中国崭新的形象塑造进程;二是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与东南亚国家同舟共济的无私表现,赢得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负责任地区大国形象的认同;三是中国与东盟在10+1和10+3的框架中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创造性合作,如中国第一个与东盟谈判建立自贸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年又确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由此,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与美日的差距明显缩小,国际社会甚至一度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藉由“微笑外交”已经超过美日。从新中国成立至今60多年,冷战结束至今20年的长跨度来看,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取得长足进展,这一范例也为中国在其他地区塑造良好形象提供了宝贵经验。

东南亚对中国大国形象的五点

“感同身受”

一是对中国矢志不渝地追求国家现代化“感同身受”。双方都经历了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均致力于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设。区别只在于,双方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难度、规模和成就不同。

二是对中国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战略取向“感同身受”。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即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异”方针;第二代领导人与东南亚国家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双方关系的历史问题,并确立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第三代领导人开启了中国与东盟共同构建地区新秩序、和平解决领土与海洋争端的进程;现任领导人更致力于与东盟发展“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三是对中国发挥特殊地区责任的意愿和能力“感同身受”。一些东南亚国家曾感受过古代中国通过朝贡体系发挥的主导性地区作用,也曾一度感受过冷战期间中国在本地区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不能被接受的地区角色,在冷战结束后则日益感受到中国奉行追求共赢和共同发展的新地区主义,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地区作用。

四是对中国真诚支持东盟为地区和世界做贡献“感同身受”。可以说,没有中国的虚怀若谷与鼎力支持,东盟几乎不太可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创建并主导东亚地区合作,并让“东盟方式”成为地区合作的价值和制度规范。

五是对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感同身受”。西方人只是惊叹但不能认同中国的治理能力和所谓的“中国模式”,而东南亚不少国家则较为钦佩和羡慕中国能够长期保持社会稳定与经济高速发展,这种感受在东盟国家的精英阶层(尤其是那些曾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精英阶层)表现得尤为明显。

“合作者”形象的内核是“共赢”

一是共赢的观念。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被多极化格局取代,国家间战争威胁降低,国际关系缓和,经济发展成了多数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中国和东盟等经济体快速发展,并扩展为东亚复兴、亚洲崛起等地区趋势。在观念层面上,合作思想逐渐成为地区性观念,如东盟提出的“东盟方式”、“东亚地区主义”、“不以武力解决纠纷”;中国提出的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安全观”,“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方针,以及“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这些观念都具有共赢的内核,表现为以合作求发展,以合作方式解决冲突。这种合作共赢观与美国在东南亚所强调的民主价值观明显有别。

二是共赢的战略。合作型的战略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和东盟的共同选择,中国越来越愿意并主动参与由东盟设计、倡导和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上世纪90年代本地区迅速发展的双边与多边合作,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负责任的表现,均为双方的合作实现从量变到质变作了预备。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中国与东盟同年启动了具有历史开创意义的自贸区谈判进程,双方此后又将合作拓展到政治、安全和战略领域,如《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等,奠定了中国与东盟进行整体性制度合作的框架基础,中国―东盟关系由此进入了合作共赢的发展轨道。

三是共赢的手段。从心态上看,中国在政治上采取“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在经济上采取“多予少取”的原则,在安全上采取“自我克制”的原则,展现了难能可贵的“谦和大国”风度,为共赢打下基础;从方式上看,双方主要通过扩大共同利益(经济合作、非传统安全合作)和搁置冲突利益(南海问题)的方式,由易到难地走向“共赢”;从层次上看,既重双边、又重多边,10+1、10+3等成为中国塑造大国形象的主要平台。对此,美国国会研究局的“中美在东南亚软实力比较”报告认为,“北京比华盛顿更全面地”介入地区组织,赢得了东盟国家的肯定与好感;从措施上看,主要包括高层互访、定期多边会晤、贸易投资与金融合作、援助、教育与文化交流等,全面接触推进共赢。

“合作者”形象是机遇与挑战

的对立统一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在中国的“合作者形象”中,对华合作虽是主流,但也包含着制衡、竞争、防范、斗争等因素,具体有五:

一是“政治上应加强制衡的合作者”。东盟国家既需要中国支持其主导地区合作,又想拉拢美、日、印度制衡中国“主导”地区事务。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某些领导人近年来发出的“美国制衡中国论”,而美国“重返”东南亚是中―美―东盟三角关系三方博弈的自然结果。

二是“经济上应加强竞争的合作者”。东盟国家既认识到自身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发展,希望从中国得到更大实利,却又担忧无法与中国经济竞争,将会越来越依附中国,希望通过自身一体化并扩大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合作极力避免“依附于中国”。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国家批评中国的“双赢”缺乏实质内容,担心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实施后对印尼等国造成冲击,在东亚地区合作上通过10+3、10+6乃至10+8制衡中国的深层心理。

三是“安全上应加强防范的合作者”。这主要体现在南海争端等战略和传统安全问题上。东盟赞赏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也基本认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但部分东盟成员国却又担心中国军力迅速增强,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将来会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来解决南海问题。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部分东盟国家希望南海问题“多边化、东盟化、美国化”,乃至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于今年7月在东盟地区论坛上高调宣称南海问题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四是“非传统安全上应更负责的合作者”。东盟国家认为中国越来越积极地承担全球和地区责任,却又认为中国是本地区部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麻烦制造者”。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国家为何一再抱怨中国在东南亚大搞建设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包括今年以来湄公河沿岸国家将干旱问题归咎于中国在上游修建水电站等。

五是“文化上应更加谦和的合作者”。东盟国家认同中国提出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周边方针,但又担忧其与中国在实力、规模、文化上的巨大差距,格外留心中国的一些行为和态度是否伤及其民族自尊心。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国家为何不满中国在实际作为中有时并未做到一律平等,包括其敏感地认为中国在态度上傲慢,尤其是在香港游客在菲律宾沦为人质并遇害的事件上,中国虽然占理,但菲有些媒体却评论称“中国过于傲慢”、欠缺日本人的“彬彬有礼”;也不难理解为何近年来华人问题在东盟多国不断发酵等。

中国在东南亚的主流形象仍是

“合作者”

今年以来,一系列矛盾和纠纷使中国在东南亚的良好大国形象受到冲击,而东盟有关国家在中国的形象也严重滑坡。这表明,中国硬实力的增长并未直接导致软实力的同步增强,中国前些年在东南亚苦心经营的“负责任大国形象”遭遇信任危机,国际社会尤其是东盟国家希望中国能再次证明“和平发展”。有学者指出,美国在该地区是经过考验的大国,而中国无论从大国责任还是大国能力上,都未完全通过“考试”。针对双方在各自心目中都暂时出现的负面形象,国外舆论更是煽风点火、火上浇油,国内一些舆论也认为形势严峻,甚至出现主张放弃与东盟合作的悲观和极端论调。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中国在崛起时业已塑造的对外形象和对外政策是被东盟国家所接受的;东盟能够以比较积极的姿态应对中国崛起。伴随中国崛起,东南亚地区曾出现各种“中国”,不同时期表现方式不同。如冷战结束初期出现的“中国填补真空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中国军事”,以及世纪交替时出现的“中国经济”等。普遍认为,“中国”是制约中国与东盟关系良性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事实上它从未在根本上制约双方关系的发展,理由是:

首先,“中国”只是影响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种论调,不可能严重影响中国与东盟主流良性关系的发展;其次,鉴于每次“中国”出现之后,都会出现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新进展,所以不妨把不断升级换代的“中国”视为一种改善与推进双边关系的预警信号;第三,其亦是促使中国“睦邻外交”政策与时俱进的动力之一。东盟国家对中国具有天生的疑惧,对中国政策也缺乏了解,尤其是当前还很不适应中国的加速崛起等,致使“中国机遇论”与“中国”成为“合作者形象”的一体两面,而扩大“中国机遇论”、压缩“中国”,也正是中国周边外交与睦邻政策的一贯使命。

中篇:终日乾乾

《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即“君子整天勤奋不休,到了晚上还是警惕、谨慎。这样的话,有危险但没有灾难。”这也是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的现实写照。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全面发展是靠勤奋不休得来的,可谓得来不易。要保持和发展这种关系,就要始终保持警惕、谨慎,这样,即使遇到危险,也不会有灾难。毕竟,面对龙,东盟国家心态复杂,既希望攀而腾之,又敬而畏之。中国在东南亚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合作者)之时,需格外关照东盟国家在方方面面的畏惧之心,小心谨慎,才能无咎。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折射的

经济形象

一般而言,经济形象是形成国家整体形象的基础之一,它的可塑性较强,可通过一定措施得到提升。

中国的合作者形象:在成长!可仰赖?

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形象在改革开放后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总的来看,仍处于上升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展现出“精神焕发”的经济形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未积极向东南亚伸出援手,而中国则力保人民币不贬值,大大提升了在东南亚的经济形象,成为东南亚的“新希望”,双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形象逐渐发展为“似可仰赖的成长型合作者”。“成长型”源自中国的高速发展,“似可仰赖”点出东南亚国家的复杂心理,但重点还是构建新时代的“合作”关系。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案例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从谈判过程相对顺利、到实施初期遇到一些阻力的案例具有代表性,是观察中国在东南亚经济形象变化的重要指标。

2000年,借中国经济形象上升势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首次被提出,双方随即积极准备谈判。2002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成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的良好开端;2004年,“早期收获计划”实施首年即获成功,双方贸易额增长42.9%,增强了双方对深化经贸合作的信心,并于11月签署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2007年和2009年,双方陆续签订自贸区《服务贸易协定》和《投资合作协定》,经贸联系日益紧密。

形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逆转。

按协议规定,中国―东盟自贸区《货物贸易协定》于2010年1月1日实施。受危机影响,中国和东盟国家均急盼对外贸易增长,中国也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实施效果寄予乐观期待。但在2009年底,印尼工商界掀起抵制风。印尼相关行业协会主席表示,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实施后,印尼化妆品、家具、纺织、钢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受到中国廉价产品的冲击;同时,印尼国内失业率也将飚升,约250万人将因此下岗。一时间,人心惶惶。为安抚民意,印尼政府一面宣传自贸区的益处,一面考虑采取六方面措施,以保护印尼国内经济:对中国产品实施“印尼国家标准”(SNI);分阶段停止煤炭出口;加强对中国农产品的检验检疫;加强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控制中国进口商品的市场份额;采取免税、低息等方式促进国内制造业出口。政府还草拟新的贸易法令,保护国内零售商并促进出口。此外,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也表示,尽管自贸区的实施总体上利大于弊,但也将对其国内一些产业产生一定冲击。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与中国―东盟既互补又竞争的经济关系有关,这导致中国在东盟国家的经济形象具有矛盾性:东南亚国家视中国为增长快车、又视其为重大挑战;全球金融危机后,后者比重不断加大。一方面,东南亚国家视中国为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东盟与中国的自贸协定签署早、实施快、成效显著,体现出双方发展经贸关系的积极意愿。同期,东盟还同其他四个贸易伙伴签定了自贸协定,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作为整体)和印度;贸易伙伴中,中国与东盟的距离最近,且市场潜力最大。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担心被高速发展的中国吞噬。印尼政府采取的六方面措施反映出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对中国的担忧:一是中国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将冲击其国内市场;二是中国与东南亚竞争外部市场;三是中国高速增长快速消耗东南亚能源资源。更重要的是,东南亚担忧中国发展将带来未知后果,不利于中国树立可信赖的经济形象。

未来展望

未来一段时间,东南亚对中国经济形象的认识可能更趋现实、平衡。如果东盟国家和中国加强两点共识,则可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形象。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中国能够顶住危机打击,转变发展方式,为稳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可成为地区经济的“坚强后盾”。二是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东南亚地区产业链整合程度较高,相比之下市场整合还刚起步;而崛起的中国的巨大市场为此提供可能。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推进,东盟国家经济逐渐从危机中恢复,作为地区经济风向标的新加坡在今年第二季度已出现18%的增长纪录。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形象的改善空间很大。

南海问题折射的国家形象

考察中国在东南亚的传统安全形象可从多个角度进行,如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否对东南亚国家构成威胁,即所谓的“军事”是否存在。再如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领土争端中是一个维持地区和平稳定的负责任大国,还是一个蛮不讲理的霸权国家。鉴于多个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争端,故可将南海问题作为考察中国传统安全形象的主要指标。

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争端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以前,双方争端并不突出。第二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争端升级,一些东南亚国家以各种形式占领南海岛礁,宣示,视中国为的“威胁者”。此时,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以消除地区紧张局势,积极营造周边安全环境。第三阶段即冷战后至今,中国与东盟关系全方位发展,东盟逐渐认识到中国有合作解决争端的意愿,但又防范中国可能带来的威胁。

一方面,东盟国家主张以合作、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先后与中国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意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巩固发展与中国的传统友谊,促进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另一方面,东盟某些国家积极推动南海问题的东盟化和国际化,主动拉美国介入南海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积极加大对南海问题的干涉力度。国务卿希拉里今年7月发表讲话,称南海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南海问题应依据国际法,在多边框架下解决。

杨洁篪外长在回应希拉里南海讲话时,指出中国并未威胁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且与东南亚国家以友好协商的和平方式解决争议,维护睦邻友好。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并未在南海问题上“胁迫”任何国家。

当前,东盟国家对中国存在误解和不信任,但美国和东盟也意识到南海地区需要中国充当“安全维护者”,有在南海问题上“降温”之意。在今年9月举行的第二届美国―东盟峰会上,美国与东盟并未像媒体炒作的那样,就南海问题联手公开发表针对中国的联合声明,只是在声明的第18段对“自由航行”表示关切。10月举行的首届“东盟+8”(东盟,中、日、韩、俄、美、印、澳、新)国防部长会议也避开南海争端,将非传统安全问题视为合作重点。此外,主要争端国越南也在其副防长访华时,提出“三不”政策: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不搞“中越美”三角关系,越南与任何国家的合作不针对中国。

尽管南海局势目前出现一定缓和态势,但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拉大,南海问题仍将是影响双方关系的最主要的传统安全问题,直接影响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形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如何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塑造中国和平发展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

郑和与孔子学院折射的文化形象

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古代,郑和七下西洋,建立起了与东南亚的文化纽带;今日,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承担起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

郑和下西洋

公元1405年至1433年,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率领两万余人、由200余艘大小船只组成的庞大舰队七次下西洋。在其影响下,东南亚有四个国家的九位国王曾八次访华。郑和下西洋大大地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传播和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就指出:“早在600多年前,郑和就率领强大的明朝船队多次到达马六甲,但他们没有侵占这里的一寸土地,反而给马来人民带来了先进的文明,为两国人民播撒了友谊的种子。”马中友好协会主席马吉德建议“政府在马六甲建立郑和纪念碑纪念马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印尼总统苏西洛称赞:“600年前郑和船队到印尼是和平友谊之旅。”

一些东南亚人民纷纷把郑和奉为神灵,建庙供奉。如泰国曼谷的“三宝塔”,大城的“三保寺”(三宝或三保系对郑和的尊称);马来西亚马六甲的“三保山”、“三保庙”、“三保亭”、“三保井”;印尼爪哇的“三宝垄”、“三宝洞”以及“三宝公庙”,泗水还建有专门纪念郑和的“拉都庙”。

“郑和下西洋”在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友好交往中影响巨大,这种影响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教育,专门设立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机构。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

目前,中国已在东盟六个国家建立18所孔子学院和14个孔子课堂,为促进东南亚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马来亚大学校长伊萨称:“建立孔子学院能使更多的马来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印尼大学校长索曼德利指出:“当前,印尼兴起‘汉语热’,印尼人渴望了解中国,孔子学院将成为中印尼文化的传播纽带。”菲律宾雅典耀大学校长尼布雷斯表示:“孔子学院今后可以使两国语言、商务及科学方面的学习交流更加密切。”

然而,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和担忧,孔子学院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如一些东南亚人士看到“汉语热”和孔子学院的蓬勃发展,就大呼“文化入侵”、“孔教入侵”。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一批穆斯林强烈反对在马来西亚建立孔子学院,认为“孔子学院”是“潜在的威胁者”,部分穆斯林激进分子甚至认为设立“孔子学院”是认可“孔子”为孔教教主,这对只信仰唯一真主的伊斯兰教构成挑战。缅甸教育部则规定孔子学院不能以全日制学校形式出现,而且不能只用、只学汉语教材,只有缅甸教育部指定的缅甸语教材才是必修科目。

“郑和”与“孔子”担当起了中国的文化使者,显示了中国的软实力。但与郑和下西洋不同,今天的孔子学院面临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传播中国文化的任务更加艰巨。不过,如果未来的孔子学院能进一步开展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开设与东南亚文化有关的研究课程,如中国哲学与东南亚哲学的比较研究等,将会增进双方更深层次的理解,提升中国在东南亚的文化形象。

危机处理折射的非传统安全形象

随着中国与东盟全方位合作的迅速发展,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共同问题也与日俱增,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中国,2003年中国“非典”疫情影响东南亚。可喜的是,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与东南亚的合作基础好于传统安全问题,这是中国提升在东南亚形象最成功的领域之一。在该领域,中国被东南亚视为“应更负责的合作者”。

冷战结束后中国形象几经起伏

第一阶段是冷战结束后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东盟与中国之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并不突出,彼此合作和了解较少。第二阶段是1997年至2002年,中国帮助东南亚度过金融危机,开始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第三阶段是2003年,中国形象因为“非典”问题波及东南亚而一度受挫,经过危机处理后,又有所回升。第四阶段是2004年至2007年,2004年中国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外援,救助受印度洋海啸冲击的印尼等国。东南亚随即出现“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等善意言论。第五阶段是2008年至今,湄公河水资源和环境问题频发,一些外国媒体指责问题是中国在上游修建水电站所致,使下游的泰、越、老、柬等国部分民众信以为真。之后,中国迅速进行危机处理,改善了形象。

中国形象变化与其危机处理表现息息相关

1997年至2002年,中国与东盟积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帮助东南亚度过1997年的金融危机。东南亚遭受危机冲击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未及时出手相救,在危机深化时,又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条件苛刻的援助计划。中国在自身受到冲击、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及时出手帮助东南亚: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助其稳定汇率,并向泰国、印尼等国提供数十亿美元的金融和物资援助。中国雪中送炭之举在东南亚立即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另一个是9.11事件后,2002年双方签署《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成为双方合作的里程碑。

2003年初,中国因为“非典”流行而遭遇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一些东盟国家受到疫情波及,经济受到冲击。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取消访华,马来西亚更是暂时禁止中国游客入境。东盟十分关注中国随后的行动。中国政府的危机外交给出了令东南亚信服的答案,没让东南亚失望。4月中下旬后,中国每天公布疫情。尤其是4月29日,温总理应邀出席中国―东盟防治“非典”特别会议,提出与东盟建立疫病防治通报机制等措施,提议建立一项中国与东盟抵御“非典”及相关医疗合作的特别基金,并宣布中国率先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双方签订的《中国与东盟防治“非典”联合声明》是对《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有效及时的补充。中国与东盟关系多云转晴,使东盟国家再次感到中国是敢于纠错、勇于负责的国家。同时,“非典”峰会是中国―东盟首脑首次就一个具体问题举行的特别会议。这种探索处理非传统安全危机的新合作模式,对将来双方处理类似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2004年底,中国救助受印度洋海啸冲击的东南亚国家,驱散了一度漂浮在东南亚上空的“中国”。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波及印尼、泰国等多个东南亚国家。中国政府与人民在灾后迅速展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人道主义救援。2005年1月5日,温总理出席东盟地震和海啸灾后问题领导人特别会议。温总理专机给印尼海啸灾区带去16吨紧急物资。温总理的“专机外交”及其在会上情真意切的讲话和承诺得到受灾国欢迎。东南亚在不同时期曾出现过的多种版本的“中国”,被“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及“中国是负责任大国论”逐步取代。

2008年以来,湄公河流域旱涝灾害频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尤其是今春大旱使流域下游的泰、越、老、柬等国一些民众面临重大考验。华盛顿史汀生研究中心、“国际河流组织”、“拯救湄公河联盟”等非政府组织以及美国“耶鲁全球在线”、《曼谷邮报》等媒体趁机煽风点火,指责中国在上游修建水电站改变了河流自然防汛抗旱周期,阻塞沉淀物(肥料)运输,从而导致农作物产量减少,威胁到河流生物多样性,影响了下游民生。这使下游民众对华不满情绪增加。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再度受损。今年中国推出了系列措施,澄清事实,并与下游国家共克旱灾。3月11日,中国驻泰大使馆在泰就湄公河流域干旱问题举行说明会,引用湄公河委员会(由泰、越、老、柬组成)的新闻公告指出,湄公河干流水位下降是气候变化引发的泰国北部和老挝干旱所致。他指出,中国澜沧江(即湄公河上游中国境内段)流域面积占湄公河流域总面积的23.5%,但澜沧江出境处年均径流量约640亿立方米,仅占湄公河出海口年均径流量的13.5%,中国开发上游水资源十分注意照顾下游利益。中国水利部从3月22日起向湄委会提供景洪、曼安两个水文站的水文资料,共同抗旱。中国还投入4亿多元人民币,在湄公河源头的三江源地区进行生态治理工作,保证河流可持续发展。4月4日,中国副外长宋涛出席湄公河委员会首次会议。湄公河委员会主席博德会见宋涛时表示,感谢中国作为湄委会对话伙伴派高级代表团与会,感谢中方在澜沧江汛期报汛、技术交流等方面给予了湄委会大力支持,尤其是近期应急向湄委会提供旱季特枯情况下澜沧江水文资料,此举对下游国家抗旱救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得到各方的高度评价。博德表示,中方此举还将促使有关各方共同解决这一区域其他的重要问题,如粮食安全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他期待着未来湄委会与中方交流合作取得更大成绩。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已经具备一定基础,并为提升中国在东南亚的整体形象做出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双方因为南海等问题发生摩擦之时,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入手,往往较为可行,且能对化解安全领域的僵局起到春风化雨之功效,是大有可为的。不过,中国形象的提升非朝夕之功,中国仍需投入更多精力,与东盟探索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机制,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打造成为双边全方位合作的“金字招牌”。

中美日比较视角下的国家形象

竞争

从战后至今,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总体上逐渐趋好。以美国为参照,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冷战时期,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总体上较为负面,难以与美日相提并论。冷战结束后,中国开启了形象塑造的新进程,以1997年金融危机为标志,中国连续在缓和南海局势、应对“非典”等问题上表现出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并坚持扩大和深化与东南亚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使中国的形象获得很大提升。2005年以来,随着中国崛起速度的加快,中国与东盟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国家形象也因此时常出现起伏。特别是美日加大对东南亚的关注和投入力度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面临着更大的挑战。现以2006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BS)对菲律宾、泰国、印尼、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民意调查数据说明中美日在东南亚国家形象的竞争态势。

总体上,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形象已大为改善。在满分为10的打分中,六国民众给中国的平均分都高于中间值5.5分(见下图),这表明中国在这六个国家中的形象总体上是正面的。但不难发现,中国在越、泰的国家形象较好,在海岛国家的形象稍差。这一方面与中国已经成为陆地强国、尚未实现海洋强国的战略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海上争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

那么,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是否已经超越美日了呢?通过下图可以看出,美国的形象比较复杂。菲律宾给的分数最高,达到6.7,而马来西亚的分数则只有4.1。最高分与最低分的差为2.6,这表明美国在东南亚各国中的形象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平均分较高,说明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总体上已超过美国。这与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及美国对东南亚重视程度不够有关。但美国在菲、新的得分较高,说明在其传统的势力范围,中国国家形象仍有很大上升空间。

中国与日本的形象在各国呈相似的模式,即在越南得分最高,第二是在泰国,而余下四国的分数相近,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也都约为1.1。但中国与日本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日本的得分都高于6分,说明日本在东南亚的形象塑造最成功。

影响中美日国家形象竞争态势的因素有哪些呢?传统上,美国在该地区有很强的影响力,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都享有较高的地位,大多数东南亚人喜欢甚至崇尚美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理念。日本则是东南亚最大的“金主”,日本的投资和贸易对东南亚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中国则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支持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活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相关国家视为“威胁”。

就东南亚而言,东南亚国家的和地区差异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影响较大。宗教上,东南亚地区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多样性,除了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外,东南亚民众还信仰其他20多种宗教。不同的民众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认识也不尽相同,信仰佛教、道教和儒教的民众对中国的印象相对比较正面,但在穆斯林中中国形象较为负面。上图中,印尼和马来西亚对美国的印象分别是4.8分和4.1分,表明美国在这两个穆斯林国家里的形象也比较负面。

近年来,由于中国崛起速度加快、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及南海问题升温等原因,中国的国家形象有所起伏。特别是今年以来,美国加大“重返东南亚”的力度,加强与越南、印尼等国的军事合作,公开主推南海问题国际化,并改变战略,注重以舆论手段炒作“中国威胁”,使中国国家形象一定程度上受损。如何改变这一态势,提升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成为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塑造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不仅要自我定位和自我实现,还需考虑与美日等大国的竞争因素。可以预计,中美日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竞争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下去。美日想恢复过去的影响,恐非易事,但中国要想保持现有地位,甚至更上一层楼,也需以“以大事小”的精神、谦和的态度、立体的手段,加强监督,注重实效,进一步推进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

下篇:或跃在渊

《乾卦•九四》爻辞说,“或跃在渊,无咎”。意思是“或往上跃升,或留在深渊,没有灾难。”也就是说,这时候,龙处于一个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的比较尴尬的位置。迅速崛起的中国,远未达到飞龙在天的理想大国境界,即“上不在天”;迅速崛起的中国,在给世界带来贡献的同时,也给社会和自然带来不少负面冲击,基础还不牢靠,即“下不在田”;迅速崛起的中国,尽管发展方向明确,但有时也搞不清自己在干什么,是什么。同样,国际社会也存有各种疑虑,中国到底是谁?到底想干什么?即“中不在人”。在这个位置上,或者往上走,或者往下走,各方面都要稳固,韬光养晦才没有灾难。因此,中国格外有必要在今后一个时期,继续稳稳当当地在东南亚推进“成熟的战略伙伴”的形象,向上达天、下至田、中安人的境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今后,推进中国在东南亚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抑或“成熟的战略伙伴”形象正逢其时,这既是服务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与“对外战略纲要”的需要,也是东南亚国家发自内心的期待,还是与美、日、印度等大国在本地区开展“大博弈”的战略需要。同时,随着中国软硬实力的增长,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加速结合,已具备在东南亚推行该战略的基本条件。

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建设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从机遇看,全球化与地区合作加深了东盟各国的相互依存。另外,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放缓,中、印、东盟等新兴大国及集团迅速崛起,东南亚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跃升,国际机制变革提速,全球利益之争、话语权之争、模式之争更趋复杂。同时,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各国重要关切。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处在新起点上,中国利益遍及东盟各国,与东南亚形成广泛的相互依存,在本地区战略格局和秩序演变中的分量大增,东南亚对华期待与倚重日趋上升。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充分暴露西方弊端,“中国模式”渐成东盟国家发展模式多样化进程中的重要参照。

从挑战看,首先,在东南亚,“中国责任论”与“中国”同步发酵,使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面临双重制约。如单纯强调“韬光养晦”则被外界指责为拒绝承担国际责任,而一味主张“有所作为”又被视为“谋霸”。其次,对中国所处的地位,内外认知落差很大。东南亚国家多把中国视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强调“中国责任”。中国自知问题颇多,易将“中国责任论”视为恶意捧杀,担心稍有作为便陷入西方圈套。最后,中国快速崛起凸显观念政策滞后,导致内外心理期待错位。中国民众期待外界给予中国更多尊重,对一些有争议的东盟国家的容忍度下降。但中国外交战略谋划滞后于实践,对寻求更大作为缺乏心理与政策准备。而东盟国家对华心态始终具有天然的忧虑和防备,政策调整主动性不够,反将中国的合理诉求视为“过分强硬”。

创造性地坚持“韬光养晦、有

所作为”

东南亚的国家范文篇2

最近，东南亚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美国和日本，争取他们所需的经济与安全利益。而且杜特尔特与纳吉布都是先到中国再去日本，在大国之间“走钢丝”、“玩平衡”的色彩明显。面对东南亚国家多方下注，作为东南亚陆上和海上最大邻居，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笔者认为，当下东南亚国家在大国之间多方下注，本质上是另一种“再平衡”。

一方面是源于外部因素。目前，因为世界经济几年来一直不景气，导致西方大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受损。同时，未来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新政府对亚太政策的不确定性，TPP的挫折以及“亚太再平衡”的“颓势”，给东南亚国家加强与美国合作投下了“心理阴影”。

另一方面是内部因素，即东南亚国家追求现实利益的需要。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为第一要务。而在政治转型中，通过选票政治上台的新型领导人，更多把目光放在国内议题，聚焦发展任务，把吸引大国援助、引进大国投资作为“务实外交”的优先议题，以增强其执政的基础。

面对东南亚国家的多方下注，笔者认为，应该沉着应对、综合施策。

首先，冷静面对西方媒体的“哀兵”之策，做大中国与东南亚务实合作的蛋糕。除了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西方媒体更是督促再平衡的继续。中国与东南亚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众多，比如中国―东盟自贸区、澜湄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框架等，只有做大双方的合作蛋糕，夯实共同利益，才会经受得起狂风恶浪。

其次，与东南亚国家的分歧需要冷静、妥善处理，防止被一些国家操纵和利用。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原因，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或多或少存在各种分歧。中国与东南亚双方应当从战略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彼此分歧，而不应该使双方的分歧政治化、扩大化，影响双边的全局关系。

无论是领土争端，还是历史遗留问题，双方都应秉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态度，开展对话与沟通。一时解决不了的分歧，可以暂时搁置，等时机成熟后，再加以妥善解决。中越陆地边界分歧和平解决的经验，充分说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智慧和能力解决彼此分歧。

此前已有不少例子表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分歧并不大，但是其他一些国家势力利用当地国的NGO（非政府组织）或媒体将分歧放大，在当地国民众中形成误解，干扰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合作氛围，破坏双边合作的深化。

第三，增强彼此认知，推进中国对东南亚的精耕细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虽然是邻居，但大都表现为“近而不亲”，主要是双方更多通过“第三眼”看待对方，彼此深度了解与想象存在一定的落差。

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的规模，属于世界上中等规模以上国家。但与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相比，它们显然属于“小国”。出于保护“小国”利益的心理，东南亚国家对任何大国向其“格外靠近”具有天然的“排斥心理”，担心被某一个大国“控制”，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心理准备。因而，中国经略东南亚，需要“润物细无声”，精耕细作。多一些“拨动对方心弦”的深入考察及人文交流项目，少一些“华而不实”的走马观花式观光项目。

东南亚的国家范文篇3

【摘要题】比较教育研究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东南亚/比较

东南亚各国独立后不久，在发展中国家掀起的“经济救国”浪潮推动下，开始制定和实施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并取得出乎意料的成绩。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人才短缺的问题。技术力量不足，劳动力素质差，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使东南亚各国意识到，要发展经济，必须有各级各类人才。由于人才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东南亚各国根据各自的情况，相继制定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增加受教育的机会、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策略和措施。

一、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策略

1.老校挖潜与兴建新校并举

为了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东南亚国家首先在原有的高等学校身上做文章，具体是给这些学校增加经费、设备和师资，增设专业，逐年增加招生数。例如，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菲律宾的菲律宾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都是在这个阶段迅速发展起来的，后来都成为了亚洲知名的大型高等学府，每年招生逾万人。

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东南亚各国政府还兴建了一大批高等院校。例如，印尼在独立之初只有3所学院，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有243所高校，到1986年时有44所国立大学和650所部立、私立高等学校。菲律宾1946年时只有十几所高校，到1987年则有1169所。泰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只有5所官办高等学校，到1983年时已有各类高等学校241所，1998年为630所。

2.鼓励私人办学，放宽对私立院校的控制

允许私人办学是促进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重要措施。私立院校在满足广大民众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菲律宾和印尼来说，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菲律宾、印尼和泰国的私立高等学校数所占比例分别为72%、93%和11%，在校生人数所占比例分别为85%、67%和39%(Unesco,StatisticsYearbook,1987)。

在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私立高等学校的历史较长，印尼和泰国私立高等学校的历史则较短。印尼和菲律宾的私立高校在二战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泰国则在7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所发展。这是由于在1969年以前，泰国一直不允许私立院校的发展，只是到了政府实在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的时候才有所松动。

泰国私立院校由大学事务部统一管辖，并通过下设的“私立大学委员会”对私立院校实施严格的监督与控制，学校除了只有内部行政管理权外，各种学术活动和教育指标都必须接受政府的统一“指导”，从而保证了私立高等院校的质量。私立高等院校的一些专业，如大众传播、统计和工商管理的毕业生比历史悠久的公立大学毕业生更受劳务市场的欢迎。

菲律宾政府一直鼓励私人办学，但在70年代以前，政府对私立院校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没有严格的规章，致使很多私立院校乱收费，滥招生，教学质量低下，受到社会的责难。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菲律宾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对私立院校进行整顿。首先，规定所有私立院校都要先取得教育文化体育部的批准，才能颁发毕业证书、文凭或授予学位等。其次，支持几个民间的“认可委员会”对私立院校定期进行考核认可，以控制私立院校的发展，保证最起码的教育质量。

1961年11月，印尼公布“高等教育法令”，该法令同时为私人办学大开绿灯。为保证私立院校的教育质量，从一开始印尼政府就对私立院校的设立、教学计划、经费及师资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并成立了“私立高等学校委员会”来加强对私立院校的领导和监督。1978年，印尼政府决定对私立院校进行整顿，以加强质量管理。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原来几乎没有私立院校，但是为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两国也开始允许私立院校的存在与发展。新加坡从1987年起在中等教育阶段推行自主化政策，后来逐步推广到初级学院和高等院校，并且在1994年将新加坡管理学院升格为大学，这是一所私营性质的大学。1996年马来西亚的高等院校开始私营化。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尔说：过去，由于马来西亚私人没有提供教育设施的能力，所以政府有责任为人民提供大专教育。现在，私营经济已经具有这种能力，我们可以将它交由私人去发展。不过，他也强调，有关大专私营化的政策将由政府制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政府政策的调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清一色的公立院校，逐步向公、私立院校兼有的方向发展。据马来西亚教育部2001年5月31日公布的数字，2001年马来西亚已有各级各类私立院校666所。新加坡除了已有一所私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学以外，还有若干所私立学院。

3.创办开放大学，办学形式多样化

“开放式”大学是发展中国家值得借鉴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模式。开放大学投资少，容量大，教育方式灵活，采取宽进严出的入学政策，既使有志求学的人有门可进，又能保证毕业生有一定的质量。开放大学这一模式对高等教育不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东南亚第一所开放大学是1971年泰国创办的兰甘亨开放大学。兰甘亨开放大学实行开放式招生的政策。凡是高中毕业生、受过中等教育的公务员或同等学力者都可申请入学。该校以培养具有学术水平的人才为目标，当年招生3万多人，1983年最高峰时，在校生曾达到80多万人，以后逐步下降稳定在45万左右。兰甘亨大学现已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开放大学。第二所远距离教学系统的开放大学—素可泰探玛提叻大学成立于1978年，办学的宗旨是：使高等教育民主化，促进终身教育，满足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现有在校生12万多人。

两所开放大学规模如此庞大，国家的投资却是很少的。兰甘亨大学校长塞坤·暖沙功1984年5月10和11日在泰国《淡炎叻》报上所发表的《兰甘亨开放大学究竟是造成问题还是解决问题？》中谈到国家拨给两所开放大学的经费时说：当前，国家拨给两所开放大学的预算2亿余铢，而两校承担培养50多万学生的任务。与此同时，国家拨给其他12所大学的教育经费超过58亿铢，但它们仅承担培养5万学生的任务。因此，开放大学是在国家投资人均只及民办小学生人均数字（人均364铢）的情况下进行教学的。

泰国的经验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有的国家开始设立自己的开放大学。印尼于1984年9月在雅加达开办了一所全国性的开放大学，第一学年就招生6.5万。人们把开放大学的设立说成是印尼政府及教育工作者的一系列富有创新精神、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新加坡于1994年建立开放大学；马来西亚在1996年建立开放大学。开放大学灵活的办学方式和开放性的招生政策，的确是满足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好办法。

4.放宽招生政策，入学途径多样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使高等学校的入学途径也趋于多样化。为适应高等学校扩大规模、增加学生人数的需要，东南亚各国在招生政策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改革。

以前，泰国大学不多，因此各大学大都单独组织考试。20世纪60年代以后，泰国大学迅速发展，报考大学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从1962年开始，改由国家组织联合考试等方式选拔招收学生。目前，泰国大致上形成了5种招生方式：①国立大学联合招生；②学校自行招生；③定向招生；④免试推荐入学；⑤免试入学。任何高中毕业生，除获得毕业证书外，都应通过某一种招生方式，才能进入大学学习。但国立学院或私立大学可自定资格，最低下限应有初中文凭。持有职业技术中学和普通中学文凭者均可报考。

菲律宾高等学校除要求报考学生有中学毕业证书外，还需参加入学考试。1973年以前，入学考试由各校自行组织，从1973年开始，规定必须通过全国统一考试。统一考试最初是由私立考试促进基金会(FAPE)和教育文化部合作举办的。1975年教育文化部新成立了“国家教育测验中心”(NETC)，统一考试就由该中心负责。统一考试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保持国家各种类型人才的平衡。现在菲律宾全国设有1300个考试中心，每年9月26日举行考试。每年大约有97%的中学毕业生参加统一考试。

新加坡政府规定，受过中等教育（包括大学预科和初级学院）并获得高级考试普通考试证书的学生，才能进入大学学习。从1975年开始，所有报考者都须通过由新加坡教育部与剑桥地方考试委员会联合举行的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考试。由于各个学院都有各自的入学标准，因此考生被接受进入某一学院或学科学习之前，还必须参加与所学学科有关的科目测试，达到规定的标准，才能被正式录取。例如，报考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考生，按规定要在大学预科学满3年，通过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级考试并加试有关科目后，方可入学。而艺安技术学院则只要求考生能通过普通教育证书的普通级考试就可以录取。从2004年开始，新加坡将实行新的大学入学标准，使进入第三级教育机构学习的途径更加多样化。

二、经验与教训

首先，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新加坡可以说是这些国家中最为成功的范例。独立之后，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发展高等教育，但反对脱离国家需要的盲目发展，强调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配合。根据这一原则，新加坡政府制定了比较实事求是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和实施计划，并及时根据国家的需要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从而使新加坡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及总体发展水平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需要基本相适应。例如，1980年新加坡共有大学生22511人，其中理工科占62%（而同年菲律宾和泰国理工科学生分别仅占21%和19.5%）。相反，菲律宾和泰国则屈从于社会压力，不顾社会的供求关系，大量开设人文、社会、工商管理、法律等花钱少、易上马的学科和专业。菲律宾工商管理学科的比例竟达40%，1986～1987学年，主修文理、师范、工商管理和法律的学生占在校学生的63%。泰国开放大学中修习上述学科的学生占98%。上述状况不仅使菲、泰两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失调，也造成这些学科毕业生的失业。

其次，在数量大发展时要维持高等教育的质量。20世纪70、80年代是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高等学校数和在校学生人数都迅速增加，但这种发展往往是无序的发展，并以低质量和大量专业人才的失业为代价。特别是在菲、印、泰三国，低质量、低效率问题比较突出。从数量上看，菲律宾可以算是一个高教大国，但是这一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除少数几所水平较高的院校（如菲大）外，大部分高等学校的水平普遍较低，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高等学校就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学店”和“文凭工厂”。印尼和泰国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泰国两所开放大学的招生数约占其全国学生总数的70%，所设专业大多数是一些投资少、容易上马的，加之采取开放式招生，要求过低，其教育质量就难有保证。而印尼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放松了对私立高校和开放大学的质量控制，导致了教育质量下滑。

从以上对东南亚国家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策略的简要介绍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在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可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的需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发展过程中，要时时关注数量发展与维持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不可为了追求数量而降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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