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不同文化的重要性范文篇1

一、解读艾丽斯・沃克与《日用家当》

艾丽丝・沃克英文名为AliceWalker，生于1944年，是美国著名的黑人小说家、诗人，著名的短篇小说家。由于沃克自身的种族属性，她对于黑人女性十分关注，她的代表作《紫色》已经被翻拍成电影，另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外婆的日用家当》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捧，作品对于黑人女性的性格进行了全面的解读。

《外婆的日用家当》简称《日用家当》，这部短篇小说通过对三个不同黑人女性的性格进行解读，表达了不同的黑人女性性格，深层次地讲述了黑人女性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与诠释，同时也表达了黑人女性在当今社会的生存，她们对于不同人性理解的创造以及内心世界的追求，同时赞美了黑人对于本土文化的传承以及担负的责任。作品另一个亮点就是这三位女性来自同一个家庭，母亲是一个传统黑人文化的守望者，大女儿迪伊是一个黑人传统文化的挑战者与颠覆者，小女儿麦琪是一个传统黑人文化的继承者。三人不同的性格铸就了她们对于传统黑人文化的理解及诠释，也是她们对于民族的一种表达。

二、《日用家当》中黑人女性性格解读

（一）三个不同的人物性格解读

沃克的《日用家当》中塑造了来自同一个家庭的三个不同女性形象，她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黑人女性形态，故事是由家里的两床被子引起的风波，在这场风波中，大女儿迪伊与小女儿麦琪是矛盾的对立方，母亲出于对女儿的爱，无法正面地表达自我的情绪，同时也是代表了黑人女性对于传统文化的守望，是一个传统的旧社会黑人女性形象。

大女儿迪伊从小接受了白人的文化教育，她的思想与妹妹麦琪相差甚远，同时她的性格十分的火辣、大胆，从她的造型装扮上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传统黑人文化的颠覆者，同时她的身上表现的是黑人女性与白人思想上的迷茫，她十分不满妹妹的行为。她一度认为就是因为黑人传统文化对她的限制，她渴望追求自身的自由，随意地丢弃本土文化。

妹妹麦琪却是一个性格上相对懦弱的黑人文化继承者，麦琪十分不满姐姐的行为，她认为姐姐是对传统本土文化的一种不尊重，但是由于她的性格原因，又不愿意去与人争执。麦琪从小在黑人文化下长大，文章中通过缝被子事件表达了麦琪对黑人文化的连续性以及不断更新的思想十分注重，她能够最终同意妈妈让姐姐拿走被子，但是在她的心理上拿不走的是黑人传统文化的精髓，她认为作为一个黑人女性就必须站在民族文化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她是一个十足的黑人文化的继承者，但是她的缺点也正是黑人女性性格上的懦弱、自卑。她是一个容易被时代忽略、被落寞的角色，但是她在作者的笔下更多的是黑人文化的表达者。

（二）不同性格诠释对黑人传统民族文化的理解

三个不同的性格代表了当时社会中典型的三种黑人女性形象，守旧、继承、迷茫，她们诠释了对黑人文化的理解，也表达出她们对于黑人文化的诠释，她们代表了漠视、自白、颠覆的三种形象，但是她们的身份却是那样的相似，她们来自同一个家庭，却有着不同的性格，这就是当时黑人女性的代表，也体现了黑人女性性格上的冲突及矛盾性。通过对作者沃克塑造的三个不同黑人女性性格的解读，我们对于黑人传统文化有了一定的理解，同时对于黑人女性的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能够感受到民族本土文化对于不同种族的重要性，也看到了不同的性格对于民族文化的排斥，从人性的角度上我们不能去评判不同人们的选择，但是我们对于民族本土文化有一定敬畏，我们希望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不要丢弃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不要轻易忘记文化标志对于种族的作用。

无论是黑人女性主义还是其他种族的女性代表，她们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存在的标志。她们应该从意识上存在绝对的独立，她们需要对自己的思想做出不同的判断，她们也需要对自身的存在做出诠释，我们无法去进行评定，但是我们欣然接受每一个女性的存在，希望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时代的标志，这也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一种接受。随着“妇女主义者”的逐渐演变，“妇女主义”出现并被用来表达主流女性主义和黑人女性主义之间的区别，黑人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主义和“黑人女性主义”同义，是黑人妇女追求生存和主体精神的关键。

黑人母亲对两个女儿的不同表达了同样的爱意，我们能够看到黑人母亲的伟大，同时也能够看到黑人母亲的为难与矛盾，她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存在于两个女儿不同的理解中，她希望用自己的守旧来化解孩子之间的矛盾，也希望对传统的黑人民族文化进行保留，她的角色十分重要。当然两个女儿代表的不同角色也是时展的必然条件，我们看到了民族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与束缚，也看到了社会对不同人性的打造。

黑人女性学术和文学研究经过20世纪后半叶的深入探索和拓展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学术界，黑人妇女也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黑人妇女文化也得到了世界越来越充分的重视，黑人女性主义研究和主流女性主义的区别变为对性别、种族等的内在联系的研究，美国黑人女性主义研究从此变得更为深入，同时交叉学科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三）黑人女性主义的发展解读

根据现代社会观点来看，黑人女性主义思想是社会平等发展的因素，以实现种族平等，黑人女性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在以种族为主的社会中受到了不平等对待，希望可以和种族一样享有平等的对待、平等的权利、平等的法律等，将黑人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其他种族女性思想进行提高。黑人女性主义的前提是种族受到压迫、歧视，在一些领域和有不平等的待遇和地位，比如说政治权利、思想、文化、观念、家庭地位等，种族发展是当时美国社会的中心，黑人女性只是作为一种附属品存在，所以黑人女性主义思想要将全社会人类的地位实现平等，实现全社会种族平等。她们通过表达对黑人传统文化的不同理解，让人们不断地去接受她们的存在方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性格，这三种不同的性格同时代表了黑人女性的存在，这也是时展的产物，她们的不同主要是因为社会对于黑人种族问题的理解不同，不同的角色对于自己的种族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无论是母亲、迪伊还是麦琪，她们的存在都是必然的，但是她们代表的不同性格是她们对于本土文化的一种理解与表达。

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得到了飞速发展，黑人女性主义的理论在社会批评的影响下得到了极大的丰富。通常情况下，种族研究只和男性有关，性别研究只和女性有关，这是学术界局限性的明显体现。BellHooks（贝尔・胡克斯）等很多黑人女性主义者批评了白人女性把持女性主义运动的现象，将黑人女性主义学者当时的状态指了出来，即黑人女性主义学者仍然处于学术边缘状态。但是，该情况在日益广泛传播的黑人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得到了日益的改善，并得到了艾丽斯・沃克等女性主义作家的极大赞赏和推荐，从而使人们开始重新阅读和理解佐拉・尼尔・赫斯顿，一位伟大的黑人女作家的文学作品，黑人女性及其文学成就在其推动下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开始在公众文化和文化视野中前进。

从作者的黑人女性角度我们看到：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创造才在其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受到人们的重新审视和日益广泛的接受，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虽然其出现和发展较晚，但是其发人深省的文学思潮和批判视角却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黑人女性文学在其影响下开始出现，人类社会种族观和民族观在其影响下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传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议题和内涵在其影响下得到了改变并得到了全新的发展。

三、结语

沃克的《日用家当》中三个不同的黑人女性代表了不同的性格诠释，也代表了黑人传统文化的不同理解，这是时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时展的偶然结果，站在人性的角度上无法评判不同黑人女性的性格缺陷与不足，因为这是不同性格对于文化的不同选择，但是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是需要继承也是需要发扬的，因此面对不同的人物形象，每一个读者也会有自己不用的理解。对于黑人女性的尊重是时展的新使命。

[参考文献]

[1]田敏，陈文慧.爱丽丝・沃克《日用家当》中人物性格分析[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04）.

[2]武敏.从文化角度评析《外婆的日用家当》中的黑人女性形象[J].短篇小说（原创作品版），2012（11）.

[3]王雅丽.找寻黑人女性自我：《外婆的日用家当》之“妇女主义”思考[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12）.

[4]陈珩.“百衲被”与母亲觉醒――《日用家当》中母亲形象解读[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3（09）.

[5]崔东琦.《外婆的日用家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J].芒种，2013（05）.

[6]杜荣芳，胡庆洪.寻找女性的家园――浅析艾丽斯・沃克的《外婆的日用家当》[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9（05）.

了解不同文化的重要性范文篇2

关键词：汉藏文化翻译差异

我国中原地区所处的亚洲东部位于温带和亚热带，其气候为典型的季风气候。而我国藏族主要分布在属于大型性高原气候的青藏高原，降水少，气温低，空气稀薄，日照充足。正是这种不同的环境，才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地域特征。

一.汉藏翻译的重要性

1.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沟通

汉藏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由于文字的不同而造成的理解差异和相互的沟通问题。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由于不同民族在地理位置和民俗民风等方面的差异，彼此间的理解和沟通就形成了一定的障碍。而想要各个民族之间加强沟通与交流，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是十分必要的。也只有在互相了解之后才能够更好的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渗透。汉藏翻译就是以最基本的语言为基础去实现本民族文化的宣扬，这也是一个加速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

2.促进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

众所周知，受地理环境影响，我国的大部分藏族都生活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条件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汉藏翻译工作的进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藏族人民在接触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而在另一方面，藏族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人文风情也能够通过汉藏翻译工作的开展而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接受，进而促进其发展。

二.汉藏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1.生存环境导致了汉藏翻译的文化差异

不仅由于生活环境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藏族人民也在逐渐地被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特色文化所影响和改变。各民族的文化差异体现在不同的层面，比如物质，制度，心理，文化等。当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差异，也才形成了各民族自己的独特文化形态。不同的地域环境也存在着同一实体的不同形态的呈现的差异。例如，由于黄河在中原地区因为浑浊，而且河水的颜色为黄色，因此被大家称之为“黄河。”然而，在藏族地区的黄河外观呈现的则是湛蓝清澈，因此被大家称之为“蓝色的玛曲河。”由此可见，同是黄河却因为在不同地区所呈现的不同状态，因此在对藏语汉语的翻译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生存环境而造成的差异性。

2.生活习俗导致了汉藏翻译的文化差异

因为民族的差异性，因此各民族的生活习俗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其主要体现在使用的语言上。例如，藏族的谚语“sngs-rgys-la-ka-kh

a”的字面意思是“给佛陀字母”。很明显，这样的翻译是很难让人理解的。这主要是因为，在汉族文化里，“佛陀”与“字母”是两个根本无法联系起来的事物。然而，在藏族的文化当中，“佛陀”就是“智者之王”，当字母和“智者之王”联系到一起时，就很容易找到二者之间的“教智者之王学习字母”这一内在联系了，这也就有点在鲁班门前弄斧的意味了。所以，在翻译时，便可将其译为“班门弄斧”。

3.导致了汉藏翻译的文化差异

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极大的影响了人类社会，不同的宗教族群都有着基本一致的宗教性质和相关术语的理解，例如在西方，《圣经》中将阎罗王解释为专门与上帝作对的恶魔，人们将阎罗王比喻为恶魔。而在藏语和汉语中，阎罗王则是一个中性词，例如藏语中的“gshin-rje-chos-rgyl”和汉语里的阎罗王则都是来源于佛教的教义用语，经过很多的佛教的研究后发现，在佛教教义中“阎罗王”是阴险的神灵，他掌握了特别大的权力，可以决定所有人的生死，同时他会根据鬼魂生前的不同行为而做出公正的判决，因此在这里，“阎罗王”并不带有贬义色彩，属中性词。由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来自于不同宗教的同一词语，由于各自的文化形态不一，所呈现出的形象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应该要重视这样的差异并将其处理好。

4.思维方式导致了汉藏翻译的文化差异

由于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历史环境，因此各个民族都有着丰富的历史典故。典故带有很多的历史文化色彩，而且蕴含了很多深刻的道理，然而各民族历史典故所呈现出的很多的深刻道理却只能用本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去解释。由于生长环境和民族文化特征不同等很多因素，各个民族的人民也有着自己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在各民族的交流过程中，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就带来一定程度的交流阻碍。因此，翻译者在翻译这些典故的时候不仅要注意其字面意思，还需要理解他所代表的民族典故的丰富内涵，重视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的文化差异。

了解不同文化的重要性范文篇3

一、以解释学为参照对文学研究内在逻辑的考察

将文艺学（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阐释是《变革》的首要出发点。任何理论的发展都得益于问题的推动，因而如何向问题本身提问是其阐释文艺学的一个大前提。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解释学是剖析问题的重要切入视角和理论生长点。究其缘由，与解释学所回答的“理解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理解的终极问题相关。任何问题的发生必然伴随着理解与解释的行为，海德格尔所阐发的理解的“问此”“设此”“构此”三个功能，回答了解释的生成与运作逻辑。伽达默尔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关于“问题本质”的论题。在理解中，所有的经验都预先设定了问题的结构，没有问题的提出，我们也不可能进行理解活动。伽达默尔指出：“问题的本质包含：问题具有某种意义。但是，意义是指方向的意义（Richtungssinn）。所以，问题的意义就是这样一种使答复唯一能被给出的方向，假如答复想是有意义的、意味深长的答复的话。问题使被问的东西转入某种特定的背景中。问题的出现好像开启了被问东西的存在。”[2]因此，唯有问题以一种优先地位进入解释活动中，解释学所倡导的理解的历史性、未定性、前理解、视域融合、解释学循环等思想才能成为解释文艺学的重要参照。《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当代文艺学的问题域》《对文学意义的追寻》等文章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以动态的多维视野透视文学与文学研究之运作规律的观点。

《变革》认为，在文学研究中，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是带有特定的前理解状态去进入研究的，在这种境遇下所发生的每一个理解活动，都是向文学对象抛出问题，是对对象的一种设计和筹划。这种“问此”决定了“文艺学的研究就是向着文学对象的理解或解释的可能性寻找或成就它的本己性存在。”[3]问题的开放性与限定性，决定了对文学的理解与解释从来就是一种在特地历史时空下，依据特定的话语规则来进行的。于是，根本不存在唯一的文学、文学理论范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需要通过重新提问或转换问题的角度来实现对文学解释的发展。

既然不存在亘古不变的文学研究范式，那么此范式必然有着一套自己的逻辑转换程式。结合自然科学的范式理论，《变革》提出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研究范式其主要运作当表征为：文艺学前科学常规研究（形成范式）―――反常危机（非常态时期）―――文艺学范式变革（新范式取代旧范式）―――新常规研究[4]。尽管范式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但《变革》强调，这绝不是一种范式打倒另一种范式，不是线性的因果替代或全盘否定，而是否定或抛弃为现实证明不合理的部分，合理的部分理所当然地已包容在新范式之中。范式的实质在于它是一种根本性的提问活动，但这种提问活动的展开取决于特定时期内文学共同体的“看问题的方式”所决定的不同的问题群，因而，文学就始终是开放的，它取决于我们将文学作为什么来研究，来判断。但这种“作为”又是对特定语境特定目的下的问题域及对象中的要素对象的设定，“是对问题所探索对象的核心指向的设定”[5]，在这种指向中，我们必须选择或筹划一种切入对象的方式。实际上，这种切入方式就是按问题要求对对象要素做“突前―――背景”的排序和选择。然而，设此的目的在《变革》看来，还是一种“构此”。“构此造就了理解文学的明确性结构，它以各自不同的概念体系、核心范畴、话语方式、操作运演程序建构了一种解释。”[6]构此并不是一种任意活动，它必须面对现实的选择、结合和溶浸，“受到解释者共同的检验、证实和认可”[7]。恰恰通过这一系列的运作，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才开辟了建构自身的通道。

对文学意义的追寻也是《变革》所着力探讨的问题。在《变革》看来，文学意义观实质上是一种对话的意义观，它产生于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应当放在动态的时间流程中来考察，但对话却始终是传统与当下的对话。语言尽管是沟通的媒介，但其表征终究是有限度的，而且受到历史性的限制，它总是在历史时空中漂流、变革与传释，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意义变化，这就必然造成文学意义的未定性和开放性。但什么样的解释才是合法有效的？《变革》强调，对文学意义的解释取决于解释者是否把握了当下历史语境中的核心问题，以及是否得到学术共同w的普遍认同。进一步讲，在不断得到认同的过程中，这种解释就有可能上升为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确定的、普遍的标准。而这整个过程的展开又是建立在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其中还受到特定的解释语境、社会权威话语与政治力量的影响。

通过对文学的问题生成、范式转换及意义运作的解释学考察，文学研究的运作逻辑便显现出来了。《变革》指出，文学以及文学研究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有着开放性和诸多可能性，一种文学范式的产生受特定的历史、政治、经济因素，解释者自身在前理解基础上的设定，以及它们与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对话的制约，在开放的同时并不是任意而为的。《文学意义的范式观与解释学循环》一文将这种思想又进一步进行了发挥，认为每一代人对文学的考察体认都具有历史性，都是在部分与整体的解释学循环中前行发展的，我们的理解活动总是从此一时代的前理解出发，“在理解此‘部分’之时，又必然获得对在历史中发展的文学整体的新领悟”[8]。“不同认识的循环正是历史理解的基本方式，是对文学体认和深化的实践可能性。”[9]正是在此基础上，“文学范式不断展开了内在与外在、自律与他律、文本与读者、现象与本体、普遍与特殊的循环，我们才得以进一步逼近文学自身”[10]。如此看来，文学批评界的众多话语、思潮与流派，就不是什么令人焦虑不安的“解释学噪声”，而是一种正常现象，它们的出现有着特定的历史地位与价值。

二、面向现实，指认文艺学的文化转向

的确，文学艺术始终是处于变动发展中的，《变革》的最大贡献在于对这种变动性的发生与运作给予了学理性阐释。那么当下的文学批评我们应持何种范式观呢？在《变革》看来，我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经过20余年的引进、选择和删汰，已经形成了话语丛集多元共生的总体格局，而这种格局的生成与文学本身的全息性不可分割。

全息性是《变革》对文学做出的一个重要界定。文学的全息性指的是文学中包含了人类生活的所有要素，有机地凝缩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果。但这种全息性，又不是社会生活全部要素的并行呈现，而是存在于“背景―――突前”的关系模式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某一要素总是作为主导而突出出来，其他要素退居次要地位。同时，各要素在历史中往复置换，推动文学的变革与发展。由此，文学就不是一种独断论，而是一种多元话语丛集，多元批评是一种当下的现实。作者并没有将论述止步于此，而是在此之上倡导一种对话主义的批评观，倡导文学研究“间性”的凸现，而文艺学学科当在这种交流对话中，取得前行与进步。

问题的提出总是面向现实的。尽管步入了多元批评的时代，但文学作为文化现象却成为一种主导要素突现出来。《变革》将此放在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框架下考察后认为，全球化的背景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正在进入我们生活的中心。同时，随着电子媒介的兴起，大众文化日益走向前台，读图时代的来临，以及网络文化的兴盛，也使得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与文化产品密不可分了。因此，文学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对象，变革自己的观念，越过传统的边界，关注媒介文学与文化、关注大众流行文化、关注网络文学与文化，关注性别文化与时尚文化等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易言之，文学及文学研究必须实现文化的转向。如此，才能更好地回应现实，顺应文学自身的变动性要求。

然而，转向文化就一定意味着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会在变革中丧失自身吗？答案显然不是。《变革》特别强调：“文学的跨学科努力，转向文化的开拓都是基于文学本体的基点或立足点，没有了文学，没有了建基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就没有了文学的文化研究。”[11]另外，研究的转向也并不是完全以一种“白板”状态进行的，而是带着前一理论范式的成果，作为“前结构”进入新的批评时代。当然，这样一种文化转向，作者并未将其独断化，而是将其视作主体发现、筹划、投射和选择的结果。文学的文化主义换个角度说，更是一种文学批评迈向多元主义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他看来，文化的驳杂性，决定了这一阶段的批评必然是走向对话互融的，多元主义的批评观又是向文学文化自身所提出的新的问题束。

事实上，文化转向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文艺学变革与发展的总体态势。文化生产方式的电子化、数字化，使得文化产业迅速发展，文化也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双向驱动，文化的领土以前所未有之势扩张。文学研究界不可能不受此势的影响，固守纯文学的研究在现代已然是少数，大多数的学者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以文化的视野来审视文学与文学理论。这种转向最大的特点莫过于文艺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变革》指出，当代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学科大联合”的事业，由于文化自身是多观相、多维度、多层次、多侧面、立体的、复合的、交叉的，因此，任何提倡文化研究的学科独立性或学科“自律性”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把文化研究的理论指向归结为总体性也是不恰当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后学科，它在总体上是反普遍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它要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现实文化（文学）现象。换言之，在多元主义的批评时代，文化研究彰显的是“间性”。

《变革》并没有因强调文化转向的重要性，就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混为一谈，而是详细梳理了二者的区别c联系。应该说，文化研究的发生是许多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推动的，文化研究的许多论题来自于传统的文学研究，传统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可视作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一种互补选择。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课题恰恰可以回答传统精英式的文学研究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因此，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与文化产业化时代，将文学研究置于文化研究的背景下是完全可行的。

三、多元视角下对文化转向的纵深开掘

近年来，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当下文艺学研究的重要维度，相关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了一种爆发式增长的态势。那么文化转向之后的重要论题有哪些？每个论题背后又包含了哪些新范畴以及我们对每个论题当采取何种态度？这些都是理论界需要迫切予以总体性回答的。以此为出发点，《变革》着力探讨了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具体态势、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后现代文化、文艺的消费与市场变革、大众文化、视像文化及其问题域、文化作为事件的意义问题、身体消费、文艺与经济的关系等诸多文化转向之后文艺学研究必须予以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果说，全书的第一编是他对文学的发展逻辑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并指出在当前语境下文学势必会走向文化的话，那么第二编则是其以敏锐的洞察力对文化转向之后所面临理论问题的纵深开掘。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在《变革》看来，这与社会生活的变革，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边缘化，文化生产技术、机构、实践与物质层面的突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参与意识的重新突显，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因素相关。在文化研究的具体范式上，《变革》提出，国内的文化研究同时需要深刻的形而上思辨和直面现实的具体“个案”研究。在《酷之秀与审丑叙事―――关于文化作为事件与案例的研究》中，文化研究的个案分析的重要性得到更进一步的强调。文化研究的产生就是源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个案分析的匮乏与我国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多是文艺学出身，而较少社会学和人类学密切相关。不管怎样，这对只懂得在理论层面打转的我国学者而言，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大众文化与视觉文化问题是文化转向的重中之重。《回到起点：恶魔还是福音―――对大众文化的再思考》《关于图像转向的对话》《视觉图像文化及其问题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通过对大众文化概念的梳理及西方不同理流派对大众文化的反思，《变革》认为，我国学者应当立足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批判地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大众文化的存在是形构当代社会体系与生活实践甚至制度构架的重要方面，当代文艺学必须重新认识，理解和解释大众文化。同时，它并没有止步于对大众文化地位、价值问题的简单摆正，还对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传媒、科技、受众、产业运作方式等富有前瞻性的问题域进行了勾勒，旨在大力推进大众文化的深入研究。关于视觉文化，《变革》将其放在解释学的视野内进行考察，认为对视觉文化的批判应当考虑具体的语境，情绪性的抵触应当让位于具体的现实，新一轮的世纪波当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视觉文化，对其动因、焦点、基础、前提的思考都必须放在当前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视觉文化意识形态、视觉文化与公共场域、视觉修辞、图像与文字的关系等，在作者看来都将成为视觉文化研究的新问题域。

文艺的产业化问题也是当下争鸣的热点。但文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至今学界仍存在诸多误解、误用。在《文艺与经济》一文中，《变革》从马恩对于与经济关系的相关论述入手，详细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的经济学视角，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产力学说，试图做出正本清源之解释。文章认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并不是过去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对历史上所有艺术创作活动的隐喻式借用，而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出发，特指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时代的、市场条件下的艺术的生产，这一“生产”实际上具有与物质生产相同或相近的含义。这种意义上的生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角度所谈论的“艺术生产”是不同的。精神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举，文学艺术产业作为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相互作用的产物，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说，文化产业已成为全书探讨文艺问题的一个重要语境，这是《变革》面向现实谈文艺理论观的深刻体现。这种产业化趋势和大众文化、视觉文化、消费文化、媒介文化乃至整个后现代文化是相互交融在一起，互相影响的。《交互时代的文艺消费》《市场变革与艺术创新》《消费美丽：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化症候》《影像时代的摄影文学》《作为创意产业的当代中国电影》等文章则是这方面的很好尝试。在这种交融互动的语境下，作者又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是始终秉持开阔的视野，既有宏观的纲领性分析，又注意到具体问题内部的运作机制及隐含的问题。如对消费美丽的分析，就注意到了其与视觉文化、文化产业之间互构性驱动关系，及美丽作为日常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悦目盛宴与审美空洞之间的悖论性关系。

四、结语

总的来看，《变革》的总体解释思路是着眼于文学研究的变革的，但在这变革之中，走向文化又是它所认为的必然趋势。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并不会在文化转向中丧失自身，它们始终基于文学本体的基点和立足点，将以既有的前结构使文学进入新的批评时代。整个的理论阐释既对文学变革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刻分析，赋予文化转向以合法性，又针对转向提出了一系列新论题、新概念和新范畴，如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西方“理论革命”的遗产与文化转向的关系、文化的全球本土化与本土全球化、文学本体的审美性与反审美性、文学的公共空间和文学的文化场域，等等。不管怎样，文艺学的建设势必要通过不断创新才能实现，《变革》这种直面现实的理论姿态及富有前瞻性的探索，对拓宽文艺学的建设道路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在我看来，这种启示至少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文学研究要清楚自身的属性，它始终处于发展之中，具有解释的不完满性，因此我们应该采取韦勒克那种“透视主义”的解释策略；其二，文学研究始终要以当时当下的问题来建构自身，唯此才能发展自我；其三，对于场外元素如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文学研究者们应该采取对话主义的立场，而不是采取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完全拒之门外的做法，需警惕极端情绪的影响。正如伊格尔顿的论断，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12]，文学研究显然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然而，当我们已然明白变革本身的内在逻辑里路之时，讨论变革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作用固然是其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点，但更重要和迫切的还在于，在新的问题语境中去重构文学和文学研究，毕竟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直面遇到的问题。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文学始终是这一行动中的主体，要像韦勒克那样肯定其中存在的“决定性结构”，这“使我们认知一个客体的行动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创造或者主观的区分，而是认知现实加给我们的某些标准的一个行动”。[13]否则，一切的讨论便会失去效力，从而走向歧途。

注释

[1][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页。

[2][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466页。

[3]金元浦：《文学，走向文化的变革》，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4]同[3]，第19页。

[5]同[3]，第9页。

[6]同[3]，第9页。

[7]同[3]，第10页。

[8]同[3]，第37页。

[9]同[3]，第37页。

[10]同[3]，第38页。

[11]同[3]，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