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点篇1

国内4个自贸试验区建设经验

在重庆等7个自贸试验区获批之前，我国的自贸试验区有4个，分别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它们相对成熟的政策与配套值得重庆借鉴。

上海自贸试验区

3年多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始终抓住5个关键点探索创新。

一是参照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一致的市场准入方式，建立健全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负面清单3年多缩减36%，90%的行业对外资实现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超过90%的外资企业通过备案方式设立，外资企业新设立数为前20年的总和。

二是对标国际便利化程度和效率最高的自贸区，建立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贸易监管体系。进出境时间较全关区平均水平分别缩短78.5%和31.9%，通过“单一窗口”办理的船舶申报达99%，口岸货物申报超过80%，互联网申报仅需1―2分钟。

三是着眼于形成符合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政府监管体系，建立健全行政许可和行政执法相对分离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初步形成了信息查询、协同监管、联合惩戒、行刑衔接、社会监督、数据分析和双告知、双随机的“6+2”功能框架，实现了部门间协同监管和分类监管。

四是着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探索适应经济全球化环境中有效防范风险的金融开放创新。自贸试验区累计开立自由贸易账户6.4万个，累计办理跨境结算约10.5万亿元，业务涉及118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发生金融风险事件。

五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关键，深入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实施浦东新区地方一级政府管理体制整体创新。落实国家和上海市要求，全部取消64项地方设定的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审批制度，优化政府服务，企业办理相关证照由原先26个工作日减少到9个工作日。

天津自贸试验区

适当放开政策限制。依据天津实体经济优势的特点，在政策上进一步放宽，适当放开政策限制，制订调整负面清单。

创新金融租赁。将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发展，使现有金融w系结构更具活力，更加服务于实体经济，也更加为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的困境。

重视服务行业。注重引进技术含量高、带动作用强的项目来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又注重能够发展民生的服务行业。

广东自贸试验区

改善投资环境和产业机构。加强自贸试验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职能由主导型向服务型转变。

坚持技术创新道路，全面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大研发资金的投入力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提供人才支持。

福建自贸试验区

构建闽台协同经贸圈。协同发展包括内生协同发展模式和外生协同发展模式，以投资、贸易为主导，以金融领域合作为突破，全面对接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六海一空一区”，逐步实现信息共享，推进投资、贸易、金融等自由化进程，共建海峡两岸一体化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协同发展模式。

承接台湾高端产业转移。采取直接复制推广、逐步复制推广、建章立制后复制推广等三个层次甄别、消化和吸收，与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对接合作，建立一个与国际高标准开放体制接轨和相容的高效管理体制。

国外自贸区建设经验

与国际先进自贸区建设相比，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对此，本刊特梳理出新加坡自贸区和美国纽约港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经验。

新加坡自贸区

实行双层自贸区市场管理模式。依据新加坡《自由贸易区法》和《自由贸易区条例》，新加坡自贸区主要是由本国中央政府和自贸区内特定企业分别进行管理，即中央政府进行引领规划，区内特定公司从事日常经营，是典型的双层级自贸区管理模式。

专设国际商业法庭处理国际商事纠纷。2015年1月5日，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正式成立，专门处理包含自贸区在内的本国涉外商事纠纷，具有专业、高效、公平公正的特点，国际商业法庭设置于新加坡高院体系之中，是新加坡最高等级司法审判机关的一部分，其判决具有最高效力，可最大程度保障判决结果得到他国承认和认可。

较为完善的外资市场监管制度。新加坡自贸区对外自由开放的局面离不开本国较为完善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2004年《新加坡竞争法》正式颁布，通过该法减缓了市场开放对本国内部市场的冲击，维护了本国对外交易市场安全，对于有序市场竞争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区内赋税优惠制度。新加坡自贸区内实行统一企业所得税政策，除合伙企业与个人独资企业外，区内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义务人包括按照新加坡法律依法成立的国内公司、在新加坡依法注册登记的外资公司，以及虽不在新加坡注册登记但依照新加坡属地管辖原则有来自于新加坡应纳税款的域外公司。在区内税率方面，自2010年起，新加坡自贸区内采取百分之十七的公司税率，所有区内企业可享有前三十万元应税所得部分豁免优惠待遇。

自贸区大金融监管模式。目前，新加坡自贸区金融监管事宜主要是由新加坡金融监管局负责，其具有央行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两大职责。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为加强管理和控制风险，新加坡进一步扩大了金融监管局的职权范围，除属于央行职责的货币发行权力外，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同时对本国银行、证券、保险业等全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统一规范管理。大金融监管模式具有集中、高效、统一的特点，有利于提升自贸区内的金融监管效率。

美国纽约港自由贸易园区

明确主要服务功能。纽约港自贸区属于一个综合性的自由贸易园区，伴随着自由贸易园区数量的不断增加，纽约港也在与时俱进，持续明确其服务功能。比如，纽约港主要采用围网等方式将片区分隔封闭，担任货物中转、区内自由贸易交换的功能。另外，纽约港自贸区在区外专门划分若干区域，主要经营包括手表、汽车、制药以及饮料等进出口加工制造业务。

创新体制机制。纽约港自贸区大部分园区分布于新泽西州，但园区的管理者并不是单独由新泽西政府进行负责，而是由地跨两州的纽约―新泽西港务局全权负责。纽约―新泽西港务局在法律上独立于两州存在，配备自己的警察执法力量，其统一的跨州机构确保了整个大纽约地区港务业务的流畅运行，为纽约港自贸区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点篇2

关键词：对外开放;自由贸易区;发展对策;经济建设

为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我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创新贸易发展方式，深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目前，随着国内外经济状况的不断变化，我国的有关部门在管理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科学地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筹建工作，促进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带动经济建设发展。

1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概况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实现我国经济贸易的高效发展，我国国务院自2013年起陆续建设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自由贸易试验区。2017年国务院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7省市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公布了详细方案，至此中国的“自贸实验区”总数达到了11个，基本上已经覆盖了我国的东中西部。

1.1统筹周边开放型经济区域发展

通过对于我国建立的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实际调研分析可以得知，上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覆盖范围均在100平方公里左右，期间涵盖了部级新区、高新区、经济开发区等多种开放型经济区域。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该试验区的覆盖面积由最初的28.78平方公里发展至如今的120.72平方公里，并囊括了陆家嘴金融区、金桥开发区、张江高科技区。而面积最小的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涵盖了各类经济区域，诸如广州南沙新区、珠海横琴新区等。重庆自贸试验实施范围119.98平方公里，涵盖两江片区、西永片区、果园港片区。

1.2功能定位各有特色

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建设以及战略目标制定方面也存在差异性。作为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区，其发展定位为立足长江经济带，面向全球，而发展的重点则是金融业。而福建自贸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主要是面向台湾地区，并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实现海峡两岸经济的发展。而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该自由贸易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主要实现了与深圳、港澳地区的合作，从而实现了对于高端服务业的转移以及承接，从而促进广东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总体而言，广东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主要立足珠三角，依托港澳地区，促进服务业开放和发展。而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主要实现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并由此实现对于华北、东北等工业基地的发展。重庆自贸区在构建的过程中，主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

1.3突出创新驱动发展

我国现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有不同的发展、建设目标，但在运行的过程中都加强了对于经济发展制度以及体系的创新。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为例，该经济区域的划分、建设往往能够实现金融贸易、制造、科技等体系的创新，并由此加强同国外相关领域的合作，实现各项制度的创新、发展。而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实现粤港澳的深度合作，并由此实现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1.4开放政策趋同

在发展过程中采取统一的负面清单，并依据“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投资管理模式进行相关的操作。不仅如此，各自由贸易区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往往在安全审查范围、内容、机制、程序上具有统一性。此外，福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对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的开放政策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需要分别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的框架之下采取各项措施，进而实现了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1.5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的原因

伴随着我国上海等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国务院决定在辽宁等7个省市设立自贸试验区，从而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对于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并进一步实现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优化改善，形成广领域、大范围、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此外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能够在最大程度实现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服务，并以此为基础实现自身的发展，促进取得更高效益。

2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对策

2.1全面协调自由贸易试验区功能

目前，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定位不明显的状况，各自贸区的发展定位较为相似，故而容易导致各类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基于此，为实现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关单位协调确定自由贸易试验区功能。在当代背景下，上海自贸区需要定位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货币兑换区域，而广东自贸区则需要加强对于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的建设。天津自贸区的构建则需要实现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并构建对外开放、全国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的试验田。福建自贸区则需要实现海峡两岸的经济合作。重庆自贸区要落实改革创新举措,出台支持政策和配套措施。

2.2统筹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

目前，我国的自由贸易区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型城市，容易导致各区域开放落差的增强，不利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我国在实现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合理布局其区域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实现自贸区辐射能力的增强。

2.3全面衔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为确保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生命力以及活力的进一步增强，有关部门在发展自贸区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于我国各大发展战略的衔接，诸如“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在这一过程中，广东、福建自贸区需要在“一带一路”背景之下，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以及重要枢纽，而天津自贸区在发展的过程中则需要加强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承接以及支持，从而由此实现了相关发展战略的实现，并由此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重庆自贸区协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一体推进，不仅增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互联互通，在项目落地、平台搭建等方面均信息共享、项目共推，形成双轮驱动的格局等。

3结语

本文分析探讨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概况，并就实现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措施进行了论述。随着相关措施的落实到位，我国的经济建设必将获得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杨钊.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策略研究——以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J].城市,2016(11).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点篇3

据悉，第三批自贸园区申报筹备工作已经开启，目前地处中西部的武汉、西安、重庆、成都、兰州都在积极争取进入第三批自贸区行列，其中陕西和湖北两省已经完成自贸区的建设方案并上报国家层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西部地区城市在短期内获批自贸园区的可能性不太大，“津粤闽三地从起步到见效至少需要两年。见效之后，再总结经验看是否需要在中西部设立自贸园区。”

内陆首个自贸区或锁定“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

重庆、西安、武汉呼声高

你方唱罢我登场。面对中国多个内陆城市掀起的自贸园区申报热潮，霍建国认为，即便中西部地区有可能获批，也是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相关的区域和节点城市将有可能获批。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在近期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提出构筑辐射“一带一路”的自由贸易园区。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

2014年12月9日在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给了各地申报自贸园区新的期待。

《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中获悉，湖北省正以武汉东湖高新区为主体，积极向国务院申报内陆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此前，地处西北对中亚贸易前沿的新疆，早在2013年11月就提出，要争取在新疆设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园区;宁夏也提出建设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区的先行区。此外，成都、重庆、西安、郑州、兰州等城市已经明确提出申报内陆自贸区;其中，西安已经完成自贸区的建设方案并上报国家层面。

自贸区群雄逐鹿，哪个城市希望更大？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首推西安，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西安在‘一带一路’中，不仅是大西北地区的中心，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起点，更是中国经济向西的桥头堡和辐射源，如果考虑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节点上设立一个自贸区辐射中亚国家，西安肯定是最厉害的。”

陕西省政府参事、陕西社科院区域发展咨询中心主任张宝通称，西安是大西北地区的中心，陕西是大西北地区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丝绸之路经济带肯定需要一个自贸区，而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建设一个自贸区，最有条件的就是西安。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王晓红教授则首推成都，她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成都高新区自贸区的战略定位将放在“科技型贸易区”，以区别于上海自贸区扩大服务业开放的差异化，打造成为中西部自贸区的样板，更加充分体现成都在与东盟地区合作、与欧洲经贸合作、作为欧亚大陆航空枢纽点、科技实力雄厚人、才资源丰富等优势。

四川省商务厅厅长谢开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论从区位优势、经济实力还是从科技人文和国际化程度来看，成都有条件成为第一个内陆自贸区。在谢开华看来，当前四川最大的贸易伙伴已变为东盟，在成都设立内陆自贸区有利于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则首推武汉，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武汉是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龙头城市，从19世纪中叶时崛起，开始向全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发展迈进，到20世纪初基本确立全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地位，中心城市地位和作用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

“35年前，国家实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没把武汉放在第一批经济特区来试点。新的35年，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要把武汉放在内陆自贸园区试点的优先地位，这不仅仅是区域平衡战略，更是事关全局战略。”张燕生说。

张燕生所述并非没有缘由，武汉有获批的基础硬件。早在2009年12月，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就已经被批准成为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推进自主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已经先行先试、探索出了经验。

专家们各持己见，不一而足。如果从2014年8月21日海关总署批准西安、天津、重庆海关为“优先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海关监督创新制度的三个试点”推测，除了已经获批的天津，西安和重庆看似希望较大。

张燕生建议，内陆自贸区在中部、西北和西南各选一个城市比较合理，中部选武汉，西北选西安，西南在重庆、成都中二选一。

据媒体报道，重庆的申报差不多与广东和天津同步，2014年2月，重庆就已经敲定了自由贸易试验园区整体方案。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勇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重庆的水港、铁路港、空港都是一类港，这几年重庆做的渝新欧铁路是中西部做得最好的。此外，重庆还有三大保税区，大量的货物可以在保税区集结后，通过渝新欧铁路进入到欧洲市场，而欧洲回程货物也可以在这里集结。

相比成都，张燕生更倾向于重庆，“重庆位于长江经济带的上游，也是‘一带一路’和西部大开发的重镇，更是制造业中心，相比成都更有潜质和辐射带动作用。重庆、西安、武汉应该成为第三批自贸区。”

沿边自贸区

广西北部湾、云南瑞丽行动快

在内陆城市掀起自贸园区申报热潮时，靠近国境线的沿边区域，也提出了要求开放的诉求。

近年，为寻求发展，沿边一些地方尝试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以缩小与东部省份的差距，比如正在进行的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以及正在积极研究建立中的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等。

然而，跨境经济合作区在建设过程中也面临面积较小、辐射范围有限等问题，并不能满足当地所愿。自贸园区对沿边地区，是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目前，沿边的各个省份大都提出了自贸区诉求。其中广西的诉求比较强烈。2014年11月，广西首次提出“加快申请设立北部湾自由贸易试验区”。北部湾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战略目标定位为：为建成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核心区域和“海上丝绸之路”新门户、新枢纽，提供强大支撑。

云南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而且提出建设自贸园区的时间更早。2014年5月，云南省发改委就召集省商务厅等相关部门，对建设云南（瑞丽）沿边自由贸易园区进行研究论证。

特殊的地理区位决定了云南（瑞丽）沿边自由贸易园区在我国面向西南开放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如果获批，瑞丽试验区也将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先行区。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点篇4

7月3日国务院通过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案，但实施细则未出。“上海仍在推敲，并要通过十多个部门的会签，然后上报国务院。估计走完程序需要三四个月。”商务部一位参与上海自贸区调研的官员对《财经》记者表示。

一石激起千层浪。28.78平方公里的“小特区”，还未打开“自由”之门，即已感到丝丝寒意。

7月以来，金融监管、发展改革和财税等多个中央部门对一些试验提法的异议传出；开放尺度大小的争论不断；上海自贸区可能对周边各类“特区”带来虹吸效应的担忧之声接踵而来。不亚于1978年改革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夕引发的震荡，争议、阻力，甚至恐惧甚嚣尘上。

现今“多哈回合僵死”，多边贸易体系式微，而区域次区域贸易协定则犹如雨后春笋。以美国主导20多个国家参与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正在制定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新标准；TISA（服务贸易协定）则试图重构全球贸易的新价值链。BIT（双边投资协定）则酝酿更自由的投资“游戏规则”。

“经济全球化已由传统的商品贸易为主向以更高标准更高层次的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转变的新格局下，中国观望乃至排斥，则可能贻误战机。”一位央行官员感慨，将来面对高标准体系只能被动接受。

经历30年，改革已驶入“深水区”。相对早期改革，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更加复杂。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对《财经》记者表示，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改革者，变成既得利益者，从改革的动力变成了改革的阻力。因此，推行新一轮改革的难度远比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路径更大。

由此，上海自贸区被各方视为探路再开放的“试验田”。寄望其以服务贸易、跨境投资协定为核心，深度开放，乃至成为撬动中国重构世界贸易价值链的支点。

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不久前在中国智库“四十人论坛”举办的一个小型会议上说，讲改革红利，也不要忘记开放红利。中国的开放程度还不够，半拉子的开放。对进一步的改革，不能说造成障碍，但是确实推动的力度不高。

据悉，商务部正在进行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调研。贸易专家预测，下一步可能在有条件的区域，自贸区将渐次开放，一如当年深圳特区的燎原之势。上海再发力

驱车从洋山港临港新城一路北上，来到外高桥保税区。虽是星期天，来往的物流货车却络绎不绝。跨国公司与国际大型物流公司的标牌鳞次栉比，相对封闭的保税区内，到处是集装箱码起的堆场，船泊码头，扑面而来的是贸易自由的气息。

国务院划定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包括洋山保税港区、外高桥保税区及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这一区域贸易成交额超过1万亿元以上。上海港已经连续两年蝉联集装箱吞吐量全球第一。

《财经》记者从不同渠道获悉，未来上报的实施细则，有望突破28.78平方公里的范围，扩至整个上海乃至舟山、无锡等周边区域。试验内容也有所升级，从一般海关保税综合区的概念上升到类似当年深圳特区那样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一位参与方案调研的官员表示，28平方公里太狭小，难以承载综合改革的内容，并且示范和辐射意义不大。因此有学者提出“更开放一些”。

据了解，执行细则将涉及：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开放、投资管理改革、金融改革以及行政改革等几方面。

其中涉及整合各类海关监管特殊区，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功能创新和转型升级；试点人民币跨境贸易和离岸金融、离境退税等政策；拓宽外商金融投资范围，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及准入前国民待遇，鼓励贸易与金融、航运、物流、制造、会展等产业融合；试行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保税仓单质押融资等业务以及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大宗商品交易、技术进出易、跨境电子商务等。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先行先试，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

相比十年前的货物贸易开放，此次试点的重点是要素市场的开放，一些技术细节的纰漏可能导致改革失败。因此上海显得慎重低调。上海高层提出：埋头苦干，少说多做。

近几年，上海经济一路下滑。2011年，上海GDP增速为8.2%，全国倒数第二；2012年增速为7.5%，全国排名“垫底”。浦东新区的增速也明显放缓。上海已渐失长三角“领头羊”的风范。其改革动力不足，趋于保守的气息让一些跨国公司高管感到不快。

一份中美商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外资公司感到上海的“投资压抑”。尽管2010年以来，中央陆续批复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但四大中心的构架让上海站立于“虚空”。“太空了，很难落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一次，上海希望通过自贸区激活“四大中心”的功能，重振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与开放度“领头羊”的雄风。这意味着，上海接下来将可能以“开放红利”实现新十年的经济再升级。

《财经》记者从各方渠道获悉，上海的航运中心定位也将随之变化，不会按照以前搞制造业的模式，讲求集装箱多少吨位，甚至航运中心也不仅是服务中国的航运。全世界的集装箱转口贸易、结算、保单都可能在上海做。金融开放，人民币跨境结算，将使航运中心、物流中心乃至贸易中心向服务贸易体系延展。

一位见过上海初始方案的学者告诉《财经》记者，方案开始比较保守，基本是出口加工区的升级版，或者讲自由港的概念。是海关“铁丝网里的开放思维”。今年3月，总理视察上海，为自贸试验区开宗明义，上海才重新调整方案。

据悉，总理当时说：“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实验这件事，要用开放促进改革。”

其实，上海探索自贸区的历程已久。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国务院总理就曾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研究关于自贸区的课题。200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泊溪起草了《关于中国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区设想》，并得到时任总理的批示。李泊溪对《财经》记者说，“当时开放的思路很大胆。”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也做过上海试点自贸区的调研。

尽管研究较早，但上海财经大学世经贸系副主任、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可以借鉴的自贸区经验很少。上海市商委也找过其他国家的一些先例，发现其他国家的先例不太适用。新加坡本身就是自贸区，香港本来就是自贸区。美国的自贸区相当自由港，因为美国服务业完全是对外开放的。

由于并不了解自贸区模式，上海自贸区通过伊始，浙江、江苏等地陆续开会，研究上海自贸区带来的冲击波威力。

2011年6月，国务院批复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舟山成为中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部级新区。其后，舟山新区谋求转型自贸区，现在担心“以前的努力白费了”。昆山是国务院批准的“深化两岸产业合作实验区”，其管委会担忧上海的虹吸效应，使原先的优惠政策被弱化，跨国公司更可能将总部尤其财务中心、运营中心和营销中心放到上海。

感受震撼余波的还有筹谋已久的天津、重庆、大连和南沙。这几个区域早在三年前就在研究自贸区的转型方案。

震撼之余，各地开始意识到上海自贸区将带来的溢出效应，并希望找准自己的定位，与上海嫁接，在长三角乃至内地形成更加精细的分工。

最担忧的是香港。

多位专家表示，中国庞大的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光一个香港不够。上海和香港两个中心的发展可以把存量的盘子做得更大。上海凭借2015年建成迪士尼乐园的契机，在浦东建立免税购物区，有助于分流香港内地游客购物的压力。

另外，上海和香港的定位也有所区隔。香港依托国际市场，定位于高端服务业，而上海则依托中国国内的实体经济，嫁接低端制造与国际高端制造，并使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对接。

孙立坚说，自由贸易区的试验，不是政府“4万亿”的蛋糕，各个地方去抢蛋糕。这一次，中央一点蛋糕都没有给，只是放权、松绑，蛋糕靠地方自己去做，你能把蛋糕做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这是这次改革的特点。不像一些地方政府理解的那样，等着中央给政策红利，没有捞到具体优惠政策，就认为感觉很虚。

与深圳前海一样，自贸区试验其实是一场要素市场的放开、政府边界的厘清和管制的放开，不是优惠蛋糕。因此，地方不必“拿着金饭碗不要，去做一些自己根本做不了的事情”。孙立坚说。

总理曾表达过这一意图：“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向市场放权、为企业松绑，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

7月16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率领的上海市党政代表团在江苏省学习考察。考察期间韩正也表示，上海正在按照中央的部署探索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这不是以往的政策优惠，而是深刻的制度创新。探路再开放

近期关于上海自贸区试验的争论彰显处于转折期的中国，对进一步开放的方向并不明晰。

前不久，由中金公司研究部联席主管黄海洲、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周诚君执笔，多位官员与专家参与共同完成的一份关于《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报告指出，当前国内有一股自我感觉良好、骄傲自满的情绪，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仍然有相当的市场；在一些领域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上，很大程度仍然停留在加入WTO所要达到的标准，满足于加入WTO所带来的改革开放红利，对国际自由贸易的新标准、新发展知之甚少或简单排斥。

一位参与研讨的学者说，理论界的民族主义倾向是不利因素，他并不知道具体的东西，但是马上上升到爱国不爱国这些东西，这就坏了。十年前二十年前，开放是所有人拥护的，因为都恨封闭。

该报告指出，对新一轮贸易自由化所具有的贸易与投资并重、侧重于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趋势转型，对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中的TISA、TPP、TTIP谈判等更高标准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内容，理论研究和评估不足。对吸收和引入这些新标准、新规则可能造成的影响和风险更是缺乏系统研究和评估。

专家预测，世界贸易体系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替代它的可能就是关于TISA、BIT、TPP、TTIP形成的标准体系。如果现在不以开放包容心态研究，很可能在下一轮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被边缘化。

梳理部分引资规定，可以看出：外资并购中资银行持股比例单家不得超过20%，多家累计不得超过25%；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33%（目前实际已放宽到49%），不得从事A股交易（目前已有试点有条件放开）；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必须与现有内资电信企业设立合资企业，移动、固话等基础电信业务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9%等。

实际上，目前世界上大多数TISA谈判参与方在上述领域已没有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更是意识到“大数据”引发的国际规则变迁。信息已经作为生产要素，大数据、云计算改变着外贸供应链管理。这个领域现在国际上风云际会，争得很厉害。欧洲和美国对此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跨境数据流研究，未来将会出现类似IMF或者WTO的对于数据的国际规则体系。

“但我们现在还缺位，旁观，可能要吃大亏”。他说，未来国际跨境数据流不到中国来，经济活动、金融活动都没法干了。

据了解，商务部除了正在做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调研，还在研究贸易供应链管理。这曾是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留下的课题。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上任不久，就在一次党组会上提出，加快完善对外投资合作促进政策的“顶层设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表示，服务贸易改革、投资管理改革、税费减免，都挑战部门利益。这个试验尺度测试着开放度，上海自贸区也是下一步改革的试金石。

商务部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表示，“说以开放促改革，促什么？就是促政府尽可能少管，特别是管不好的事情不要管，让市场主体自由进入、自由退出、自由竞争。比如像中美BIT谈判，涉及到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就是禁止的说清楚，不禁止的可以随便干。对依靠外商投资目录，进行审批带来冲击。”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表示，前30年依靠扩大出口和招商引资双轮驱动的外向型模式恐怕要画句号了，要探索一个支撑未来30年发展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架构。中国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开放要素市场已是必然。

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速远高于制造业和整体增速。跨国企业投资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增加快速，外资已经感觉到放手做大服务业蛋糕的时代可能在中国出现了。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王直曾对商务部官员提出，中国要进行产业升级，融入全球价值链当中去，要在制度、税收、户籍、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化改革，使每个人得到公平的机会，参与到世界全球化的大潮里来。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定位，上海自贸区成为新一轮开放探路的一枚棋子。“试水”不易

据悉，在制定自由贸易区试验方案期间，上海市政府官员到主要几个部委跑了一圈，希望寻求各个部委的支持。不过，在一次国务院主持召开的协调会上，大多数部委都提出不同意见，觉得不成熟，困难大。

“因为是玩要素，玩到利益者和主管者的奶酪上了。”孙立坚坦言，“要素玩成功是上海的蛋糕，要素玩失败的话，垃圾是我（部委）来扫。”

因此，权利和责任的明晰变得十分有必要。

商务部一位官员表示，上海加上“试验”两字，就是希望上海争取时间大胆试，然后通过全国人大或其授权进行《自贸区立法》，并将自贸区模式推广到其他区域。这样，权利和责任可以通过法律机制来确认。

据了解，上海方面目前比较难以把握试验尺度。很小的自贸区如何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比如说金融改革，金融改革涉及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行，试验者，没有整个机制的框架支撑，很难转圜。这也是上海感到比较模糊的地方，所以自贸区的定位在哪里，整个决策层其实态度也是比较暧昧。

此次开放不是货物贸易的开放而是要素市场的开放。面临的风险更大。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对《财经》记者表示，经济学的原理是不主张这种特殊化的区域。一旦特殊化，就是二元结构，二元结构一定是阻碍资本配置效率的，投机现象跟着出来了。没有全国一盘棋的政策支撑，试验阻力很大。实际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所以起色不大，核心问题是国家的利息垄断地位以及监管机构对资金流的严格监控这一情况无法改变。

“比如做零售和批发的话，货物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流向国内其他区域，就是要突破海关铁丝网。”袁堂军说，可能的情况是，开放“过度”会带来虚假交易和投机资本猖獗。管制太严，自贸区形同虚设。

要素市场改革有成功的，但也有完全失败的。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不讲究顺序。要么一下子全放开，要么颠倒改革顺序。

孙立坚认为，“从顺序讲，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应该完全在全国范围搞。这个要素开放不能有‘洼地’。”否则要素市场放开了，借不到中国银行的钱，一些中小企业借国外的短期资金，就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出现的情况。这很危险。

有专家提出，不应设立“特区”，应该全面开放，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至少在东南沿海选四五个城市，分阶段、有限度地逐步开放，并同时解决国内的公平竞争问题，大幅度减少审批，松动管理，根本就不用试点。

近期，由央行货币二司司长李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等完成的《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报告提出，“在维护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参照近年来美国“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鼓励地方探索改革路径和管理方式，并通过地方间适度竞争，寻找最优制度组合。在鼓励地方改革创新的同时，推动一系列配套改革，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清理各种法律和政策文件，促进公平竞争。

“中国大环境不改，小气候难成大气候。”社科院世经所研究员宋弘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正在形成。

去年底，央行推出跨国公司总部人民币资金跨境放款试点政策。今年5月下旬，国务院批转了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制定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5月16日，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6月19日，国务院出台八项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7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又提出“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自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点篇5

一、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主要制度安排

广义的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是指不同国家、地区或经济体之间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定，成员方降低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形成的自由贸易区域，以推动货物贸易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且成员方之间的互惠力度通常要高于WTO最惠国待遇，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狭义的自由贸易区（FreeTradeZone）是指在一国或地区内，划出特定区域，该区域享受境内关外待遇，通常实行较为宽松的海关监管政策和较为优惠的产业支持政策，如海关保税监管、进出口快速通关、产业负面清单制度、企业注册流程简化、税收优惠、投资便利等，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下文简称福建自贸区）于2015年4月21日挂牌成立。与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期挂牌成立的还有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根据国务院的《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下文简称福建自贸区总体方案），福建自贸区地理范围11804平方公里，包括福州片区、平潭片区、厦门片区，其中：福州片区重点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两岸服务贸易与金融创新合作示范区；平潭片区重点建设两岸共同家园和国际旅游岛；厦门片区重点建设两岸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和两岸贸易中心。

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内涵是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以及资金流动的自由化。目前中国大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特殊海关监管制度。“一线放开”是指自贸试验区与境外实现贸易自由化，海关监管相对宽松、减免相关税费，并鼓励在区内创办新兴产业、鼓励在政策制度上先行先试。“二线管住”是指针对自贸试验区与国内非自贸区之间的货物流动与要素流动，实行相对严格的海关监管、金融监管等政策措施。

二、闽台经贸发展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机遇

（一）闽台经贸发展概况

2008年之后，两岸迈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2010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协议）的签署，进一步推动了两岸经贸合作与发展。2008年两岸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292亿美元，2014年增至1982亿美元，较2008年增长53%，年均增长9%。其中，中国大陆自台湾进口迅速增长，2008年为1033亿美元，2014年增至1520亿美元，进口额常年是出口额的3―4倍，大陆对台贸易逆差由2008年的774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1057亿美元（见图1）。同期，两岸的投资合作也稳步增长，中国大陆实际利用来自台湾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由2008年的1899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2018亿美元（见图2）。

随着两岸经贸合作的深化，闽台贸易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见表1），2010-2014年福建省与台湾之间的进出口总额由488亿美元增至12435亿美元，其中：出口额由079亿美元增至3821亿美元，进口额由409亿美元增至8614亿美元，福建对台贸易总体呈现逆差。从所占比重来看，福建对台湾进出口额占福建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较低，2014年为701%；福建对台湾进出口额占中国大陆对台湾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不高，2014年为627%，说明闽台之间的地理临近优势在两岸经贸合作中并未充分显现。

目前，福建已建成六个台商投资区，涵盖纺织鞋服、食品加工、电子制造、石油化工等行业。2010年6月，国务院批准厦门经济特区建立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发展两岸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并引进台湾有关交易制度，推动两岸金融合作。与此同时，厦门已成为台湾商品分销大陆的重要中转地，并计划建设两岸冷链物流产业合作中心。

（二）商业银行面临的机遇

1货物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机遇

福建自贸区将积极推进闽台通关合作机制，包括：在货物通关、进出口贸易统计、原产地证明、检验检疫方面的合作，逐步实现闽台海关的信息互换、监管互认；对台湾运往自贸区的农产品、水产品试行快速检验检疫；优化部分从台湾进口的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的审批程序；自贸区还将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施无纸化通关和企业自主报税。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配套政府部门的“单一窗口”建设，可以拓展的业务包括：电子化支付结算（例如：企业网上银行、企业手机银行）、资金归集、企业电子化汇款、企业结售汇、电子化监管申报、电子化单证处理、进出口贸易融资等。

2新型贸易方式带来的机遇

福建自贸区总体方案鼓励自贸区企业尝试新型贸易方式，包括：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发展大宗商品国际贸易；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积极发展动漫产业、信息产业、供应链管理、飞机维修等新兴服务业。此外，自贸区还支持汽车平行进口和跨境电子商务，并努力完善配套跨境电商的海关监管制度、检验检疫制度、税收制度和物流系统。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配套上述新型贸易方式，可以拓展的业务包括：大宗商品衍生交易、交易所会员之间的资金清算、配套飞机租赁的融资服务、供应链融资、仓单质押融资、国际保理、配套跨境电商的支付结算等。

3服务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机遇

根据福建自贸区总体方案，自贸区将在运输、通信、医疗、旅游等行业继续扩大对台开放。该方案允许来自台湾的服务提供者在自贸区设立合资或独资企业，开办通信类业务、旅游类业务、船舶管理和海员外派业务、建筑和工程技术类业务。该方案还鼓励来自台湾的会计师、高级管理人员、专家技术人员、医疗人员在自贸区内执业。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针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特别是自然人流动，可以拓展的业务包括：个人电子支付结算（例如：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配套微信支付、配套支付宝、配套APPLEPAY等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业务）、个人跨境汇款、个人结售汇、工资等。

4承接台湾先进产业带来的机遇

福建自贸区总体方案支持来自台湾的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自贸区内集聚发展，同时鼓励区内的知名企业赴台湾投资，推动两岸产业链融合发展。福建自贸区可在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服务业（如物流业、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海洋产业（如海产品加工、海洋生物研究）、现代农业、旅游业等方面与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对接，承接台湾的产业转移。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可以拓展的业务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产业链融资、投资银行业务。

三、自贸区金融制度创新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账户管理体系创新的影响

福建自贸区总体方案要求在自贸区内执业的商业银行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账户管理体系，并不断优化人民币涉外账户的管理机制，有效促进跨境贸易和企业投融资的结算便利。

上海自贸区在商业银行账户方面的设计理念是“分账管理、离岸自由、双向互通、有限渗透”。具体而言，在商业银行开立的自由贸易账户可以办理企业经常项下和直接投资项下的跨境资金结算，不能办理企业证券投资以及个人跨境投资等资本项目下的跨境业务，也不能办理现金业务。

福建自贸区将效仿上海自贸区的商业银行账户设计理念，让区内资金实现一定程度的离岸自由，对区内与境内区外之间的资金流动进行严格监管，这对商业银行的账户系统和账户监管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影响

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是一系列促进外币资金自由流动的政策举措，是促进自贸区内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一项金融配套政策。根据国家这一政策，福建自贸区总体方案允许区内的商业银行在一定限额内试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从境外借入本外币资金。自贸区内的商业银行还可以为客户办理跨境支付业务、新台币兑换业务，为FDI项下的外汇资本金办理意愿结汇业务，为跨国公司办理本外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对商业银行而言，机遇大于挑战，商业银行可以在更大的业务范围内从事本外币资金跨境运营以及外币汇兑业务，同时也对银行的国际业务水平、海外分支机构网络、跨境支付结算系统、资本项下的业务经营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影响

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资金供求的相对均衡，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率。然而，利率市场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难以在个别区域内进行封闭试点。如果仅在自贸区范围内试行利率市场化，可能会导致整个市场出现利率“双轨制”，并造成一系列难以把控的套利行为，扰乱市场秩序。目前，福建自贸区在利率市场化方面的尝试主要是允许具备资质的金融机构为企业和个人办理大额可转让存单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