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企业范文篇1

关键词：企业信息化；信息技术管理；生产管理系统

当前的制造业生产由于产品品种越来越多、生产周期越来越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面临的管理问题表现得日益突出：交货期越来越短、紧急订单越来越多；频繁的设计变更和订单变更；传统手工记录方式，难以满足质量信息的收集、统计分析和应用的要求；物流管理方面的需求日益迫切，如物料和产品的追溯，批次控制等；对产品在生命周期中的信息追溯要求越来越高等等。

企业单纯的业务管理信息化已经不能满足公司管理精细化的要求，如何将管理延伸到作业现场，提升企业的质量、成本、交货能力，是企业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ExecutionSystem简称MES)的在制造企业的建设，希望通过MES项目建立一个准确、全面、及时的制造现场信息管理平台，进一步提升制造、物流、质量管理的广度和深度。

一、系统建设的意义

通过制造执行系统信息化系统项目的建设，建立具有实时型企业特质的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物流管理、数据管理能力，从而更具针对性的改善生产绩效、质量水平。在制造、质量、物流现场，结合自动识别技术进行数据采集，实现制造物流质量的精细化、透明化、自动化、实时化、数据化、一体化管理。

制造执行系统信息化项目将业务计划层与现场作业层能够实现紧密的无缝集成，避免信息孤岛的出现，建立一个全面的、集成的、稳定的制造物流质量的控制体系。最终将成品、零部件，建立从供应商送货、检验、入库、生产供料、生产过程控制、在线检验、产品入库、发运、售后服务的全流程可视化管理，不仅能达到顺向的、实时的生产跟踪、物流跟踪、品质控制，还能通过售后服务等后续环节的信息反馈，达到往前向环节的逆向追溯，实现产线、工位、人员、品质、供货、产品开发、顾客服务等多方位的监控、分析、改进等。

二、系统建模和分析

1、制造现场业务分析

根据对制造业现场的业务流程分析，制造业驱动的源头由客户发出销售定单为开始，企业的销售部门接收到客户的定单，安排生产部门、采购部门、供应商进行原材料库存、工厂生产加工、物流的收货和发货，最终实现产品的装运和发货、从而完成客户的定单，形成一个信息闭环（见图3-1）。

2、系统的建设框架

实用的企业管理信息系统需要管理系统与数据库的共同支持，既有方便操作的人机界面，又有丰富的统计分析，系统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先进的信息系统又是采用分布式的思路，实现管理系统与数据库的分离。针对深圳制造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遵循求实可行的方针，进行系统总体设计，最终确定信息系统框架结构。实施了信息系统后的制造企业，形成了产品的物流、生产制造、质量、客户、供应商的一体化的数据流追溯（见图3-2）。

图3-1制造业信息业务流图图3-2企业产品信息追溯链

3、系统运行平台和环境

采用先进稳定及成熟的系统技术，增强系统的可靠性与稳定性。系统的建设思想体现超前性原则，使信息系统的发展能够与国际IT理念的发展同步增长，并能够顺利、平稳地向更新的技术过渡。采用可管理性原则，对网络活动进行控制和管理，系统管理员能够在不改变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对网络进行修改，在保证系统能够安全、可靠运行的前提下，保护计算机设备及应用系统的投资。

三、信息系统部署

整个信息系统项目部署分为6个阶段：

第一阶段：计划和准备。通过项目宪章，建立项目保障的主要规则：沟通规则，问题管理规则，范围变更管理程序，项目监控程序，测试程序，风险管理程序和阶段终止程序；以及通过项目日程，确定实施所需要的所有活动的时间期限，遵从共同的期限。

第二阶段：系统设计。蓝图包含符合/差距分析、概念设计、流程定义文件和接口设计，为系统的程序确定所有配置文件以满足业务需求。

第三阶段：系统实现。按照蓝图阶段的文件化并已经签署的需求，开发应用系统；系统测试，自始至终进行系统验证。

第四阶段：系统实施准备。包括软件和硬件的安装与调试。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服务器、客户端应用软件和支撑软件；硬件包括：计算机和相关硬件设备。当数据转换到测试服务器，进行上线演习。

第五阶段：系统上线。根据岗位和工作站点划分，进行操作规程设计，并制定出SOP（标准作业指导书），制定培训计划，要求用户人员定岗，分岗培训。

制造业企业范文篇2

关键词：组织间信任；影响因素；生产业；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4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3-0116-09

一、引言

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services）,顾名思义就是向企业提供服务的服务业，与为最终消费者服务的一般服务业相区别。虽然生产者服务业不仅为制造业服务，同时也为某些服务企业提供服务，但是从行业角度来分析，是制造业带动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随着制造模式的演进，生产者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新型流通业、专业中介服务业、维修服务业等）逐渐兴起，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彼此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生产者服务极大地提高了制造产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和增长效率。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中国如果没有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就无从谈起，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就会困难重重，比较优势就不能充分发挥。有学者明确地提出制造业的发展关键在制造业之外（郭重庆，2004）,必须通过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来进一步推进我国制造业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源于制造业企业的外包。外包(outsourcing)一词英文直译是“外部寻源”，是指企业宁愿从外部购买而不是自制的行为（Womack,etal,1990）。具体而言，业务外包是指企业整合利用其外部相对优秀的企业资源，将一些非核心的、次要的或辅的功能或业务外包给企业外部的专业服务机构，利用它们的专长和优势来提高企业整体的效率和竞争力，而自身仅专注于那些核心的、主要的功能或业务。制造企业业务外包的主要原因是降低运营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管理协调成本、交易成本、财务成本等）、提高核心能力、分散经营风险等。但同时，制造企业将生产服务外包也会面临如下的风险：（1）可能会被“敲竹杠”（holdup）,企业变得过分依赖于外包供应商，而供应商可能利用这一事实来抬高价格或降低质量；（2）作业调度失控，失控导致从供应链下传的信息可能受到歪曲；（3）信息不灵，丧失客户接触关键点和重要反馈来源。为了尽量规避或减小风险，制造企业总会试图寻找可以信任的生产服务业合作伙伴。如果没有可以信赖的对象，制造业企业则会宁愿保持“大而全”、“小而全”的状态。所以，我们认为，企业间的信任是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良性互动的基础。对影响企业组织间信任因素的研究在国外是一个热点话题，国内相关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针对汽车行业的实证研究就更为少见，本文的研究是对该主题的一个尝试，就是促进我国制造企业和生产服务企业之间的互信，推动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二、已有的相关理论研究

（一）信任的概念与分类

目前关于信任还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一致定义(Hosmer,1995)。原因是信任包含多维度的成分。信任已经变成了一个多视角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分别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经济学等学科给信任进行定义（Lewicki，etal，1998）。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把信任与脆弱性、不确定性和相互依赖性等特性联系在一起,强调信任与非机会主义的关联性。虽然在一些关于信任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更关注的是机会主义(opportunism),而不是信任,但正如Sako等(1998)所指出的那样,从严格意义上说,信任不仅仅是机会主义的反义词,而且还包含多方面不同层次的内容,诸如契约信任、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等。

信任是对交易方行为的预期，依据基础不同，信任机制所包含的内容也不相同。社会学家Zucker(1986)关注社会生活中的信任是如何产生的，他把预期分为当然性的(betakenforgranted)、存在性的(bepresent)和替代性的(alternatively)。并据此把信任进一步分成基于特征的信任(characteristicbasedtrust)、基于过程的信任(processbasedtrust)，以及基于制度的信任(institutionbasedtrust)。从信任产生过程中认知情感模式的维度出发，Lewicki和Bunker(1996)提出以下一个广为使用的分类方法，即把信任分为三种:计算型信任(calculusbasedtrust)、了解型信任(knowledgebasedtrust)和认同型信任(identificationbasedtrust)。计算型信任指交易者都是理性的，交易者自己也相信他人会充分考虑被信任和不被信任的收益和成本。了解型信任依赖于交易双方共同的思考方式，这种信任建立在对对方行为表现的预测能力之上。认同型信任指交易双方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包括道德责任等方面的共同认识，这类信任也有人称为自愿主义的信任。此外，还有大量从各种角度对信任进行的分类。

（二）影响信任的因素分析模型

信任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确定信任的决定性因素或驱动力,即双方间信任的建立条件及其机制。信任的决定因素或驱动力问题,也就是“信任源”(trustsource)、“信任基”(trustbase)或信任前置因素(trustantecedent)问题。在研究中,学者们基本上采用信任方与被信任方这类对偶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并将信任视为在特定制度框架下的双边关系的一种指标。由此便形成了三种典型的信任建立机制模型,即基于被信任方的感知可信度模型、基于信任方的信任倾向模型和基于制度规范的新制度模型。

1.基于被信任方的感知可信度模型。Sako等(1998)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博弈论和社会交易理论提出了日本和美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信任汽车供应商的决定因素模型。从供应商角度来看,作者认为,六个双向关系特征因素促进了供应商和制造商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它们分别是:纵向一体化和书面契约、长期交易和对客户承诺的未来期望、信息共享、依赖性和资产专有性、技术支持以及不确定性等。Dyer等(2000)对美国、日本和韩国453个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与制造商关系信任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他们分别从嵌入性(基于关系的)视角、基于过程的视角和经济(基于抵押的)视角演绎了一个信任决定因素模型。研究结果发现,三个国家的有关数据都强烈支持基于过程视角的感知可信度分析方法。综上所述,感知可信度模型基本上认同信任方对被信任方的感知可信度,既来源于个人或组织屡次参与交往的经历和过程,也来源于以声誉、交易标的物和组织特性等为基础的预期。

2．基于信任方的信任倾向性模型。信任倾向性是指甲方对乙方表现出愿意信赖的一贯性倾向。Mcdnight等(1998)利用已有的信任倾向性研究成果,在研究新组织关系中最初信任(initialtrust)的形成过程时区别了两种信任倾向性,而且每一种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信任。这两种信任倾向性分别是:（1）对个体的信心,即个体认为其他个体特别好心和可信赖,它反映的是一种基于个性信任的传统观点;（2）信任态度,它指的是不管人们是否值得信赖,通过一种就当他们是好心和值得信赖的方式同他们打交道,就能改善个体之间的关系。

3.新制度模型。学者们普遍认为,信任方能够利用与被信任方的以往交易经验(过程源)、相似的文化(特征源)或法律(法律源)来评价被信任方的可信度,并建立对其行动者的信任。Zucker(1986)建立了一个类似的模型,并提出了三种不同的信任建立模式:个性模式,类似于倾向性信任模式;过程模式,即基于被信任方符合期望的过去经验来建立信任;制度模式,指通过清晰、预先设立的期望来信任对方。这种观点与Barney等（1994)的观点相一致。

三、模型和假设

本部分我们首先选取企业间信任的影响因素，然后构筑模型，提出假设。

（一）自变量和中间变量选取

本文认为雇主和承包商发生外包关系的前提是雇主对承包商有一定了解，这种了解可以通过以前成功的合作来获取。如果二者以前没有成功的合作，那么雇主还可以借助承包商的声誉来判断。

先前成功的合作。Johnson(1999)认为，信任是涉及到期待未来的行为，但有必要针对交易伙伴过去的行为做研究。我们认为，企业间过去交往经验的累积可以降低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即企业间交易关系持续的时间越长，提供伙伴表现能力的机会就越多，企业相互掌握的信息量也就越大，而且更具信度。此外，从可预测性角度讲，信任是信任方对另一方行为的心理期望，这意味着对方行为的可预测性非常重要。

生产服务企业的声誉。企业声誉是企业过去一切行为及结果的综合体现，这些行为及结果反映了企业向各利益相关者提供有价值的产出的能力。声誉作为信任的基础可以使得很多与其没有直接联系的企业很容易对其产生信任(Humphrey，etal,1998)。

参考Caldwell（2003）的研究，我们选择了进行服务提供商评估的以下5个中间变量：

1.竞争力（Competence）。其定义为技能、能力、特性使一个公司在某个领域有很大的影响（Mayer,etal，1995）。承包商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任务。这不是一种总体的能力，而是一种在特殊任务或领域上的能力。

2.功效（Efficacy）。其定义为一个公司用最小的延误和努力完成任务的能力。一个承包商在某领域有竞争力还不足以导致雇主的信任，完成该任务的效率和效果也是重要的衡量指标。承包商必须在截止日期前顺利完成雇主交给的任务。

3.友善的行为（Benevolence）。其定义为由于承包商和雇主之间的亲密关系，承包商有益于雇主的程度。最好的承包商总是在做出有利于雇主的行为，而不是做出有害于雇主的行为。

4.承包商和雇主价值观一贯性（ValueConsistency）。其定义为承包商持续地坚持一套基本原则（McFall，1987）。也就是承包商对承诺的事情和实际履行的情况具有一贯性，该承包商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

5.承包商和雇主价值观兼容性(ValueCompatibility)。其定义为承包商坚持的一套原则是能被雇主（委托方或发包方）接受的(McFall,1987)。每个组织的出发点都是组织利益最大化，雇主和承包商价值观兼容意味着，承包商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满足了雇主利益的最大化。

（二）控制变量选取

控制变量有三个：回答问题者在企业的任职年限、在企业的地位（是否处于管理层）、公司类型。通过设置控制变量可以更好地提高模型的拟合度。

1.在企业中的地位。在调研中发现很多职位较低的工作人员在企业里负责管理承包商关系。很多学者认为，工作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越低，越不容易培养企业间的信任，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做出任何决策。本文用1和0分别代表员工在企业中处于管理层和不处于管理层。

2.公司类型。本调研中公司类型分为两种，第一类是汽车制造企业，第二类是非汽车制造企业。用0和1分别代表汽车制造企业和非汽车制造企业（但为汽车制造业提供生产）。

3.任职年限。通常认为，一个雇员在企业里的任职年限越长，就越倾向于信任该企业的承包商。很多关于信任的文献指出了员工的任职年限对发展持续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并指出2年的任职期限是分界点。本文用1和0分别代表员工在该公司的工作时间在两年以上和两年以下两种情况。

（三）因变量的定义

企业间信任的定义为委托方企业预期受托方会精确地做好对委托方来说重要的工作，因而不考虑雇主的监视和控制该企业的能力(Zaheer，etal,1998；Mayer，etal，1995)。同样地，我们用问卷的方式来反映公司间信任的程度（提6个问题）。

（四）关系模型

基于国外一些学者对企业间信任的研究，用前面选择的变量构筑了企业间信任模型，见图1。Caldwell（2003）运用社会交换理论和理论研究委托人对人的信任问题，我们把中间变量群归纳为供应商评估，而不是Caldwell（2003）的社会交换期望，这样更符合调研对象对问卷中问题项的理解。同样，因变量明确表示为未来的外包合作倾向。

（五）模型假设

本文先假定如下的观点：企业间的信任导致外包合作的发生，但企业间的信任并不是直接产生的，而是分三个阶段逐步形成的。

第一阶段，在雇主和承包商将来可能合作之前，承包商吸引雇主的因素是承包商良好的声誉以及先前雇主和承包商的成功的合作经历。雇主可以直接借助先前的合作经历来判断承包商的资质。如果雇主以前没有接触过潜在的承包商，雇主必须借助承包商的声誉等外部信息来评估承包商。然而，先前成功的接触或者承包商良好的声誉并不能直接导致企业间的信任。

第二阶段，通过先前的合作基础或者承包商的声誉，雇主可以分析有关承包商的信息（竞争力、功效、友善行为、价值观的一贯性、价值观的兼容性等），进而评估该承包商的资质。先前的合作越愉快，承包商的声誉越高，则雇主认为承包商资质越高。

于是我们有如下假设：

假设1：过去成功的合作与5个中间变量成正相关。

H1a：雇主和承包商先前成功的合作与雇主对承包商竞争力的评估是正相关的。

H1b：雇主和承包商先前成功的合作与雇主对承包商功效的评估是正相关的。

H1c：雇主和承包商先前成功的合作与雇主对承包商友善行为的评估是正相关的。

H1d：雇主和承包商先前成功的合作与雇主对承包商价值观一贯性的评估是正相关的。

H1e：雇主和承包商先前成功的合作与雇主对承包商价值观兼容性的评估是正相关的。

假设2：承包商良好的声誉与5个中间变量成正相关。

H2a：承包商良好的声誉与雇主对承包商竞争力的评估是正相关的。

H2b：承包商良好的声誉与雇主对承包商功效的评估是正相关的。

H2c：承包商良好的声誉与雇主对承包商倾向（友善行为）的评估是正相关的。

H2d：承包商良好的声誉与雇主对承包商价值观一贯性的评估是正相关的。

H2e：承包商良好的声誉与雇主对承包商价值观兼容性的评估是正相关的。

第三阶段，通过对承包商资质的判断产生对企业间的信任（对承包商的信任），进而产生外包关系。也就是说承包商（生产者服务提供商）的资质影响制造业企业对服务提供商的信任。于是，我们得到以下五个假设：

假设3：雇主对承包商竞争力的评估与雇主对该企业的信任是正相关的。

假设4：雇主对承包商功效的评估与雇主对该企业的信任是正相关的。

假设5：雇主对承包商倾向（友善行为）的评估与雇主对该企业的信任是正相关的。

假设6：雇主对承包商价值观一贯性的评估与雇主对该企业的信任是正相关的。

假设7：雇主对承包商价值观兼容性的评估与雇主对该企业的信任是正相关的。

四、研究方法和数据

（一）样本与方法

针对前面提出的理论模型，本节通过结构化问卷调查，采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主要以汽车制造企业（包括零部件企业）为样本，对模型进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从实证上对假设进行验证，得到相应的结论，进而对已有的理论模型进行补充与完善。

调研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主动到雇主企业发放问卷；第二个阶段是利用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举行的外包会议，给参会代表发放问卷。本文的调研对象主要为雇主企业，共发出问卷260份（网上问卷150份，纸面问卷110份），收回问卷66份（网上问卷36份，纸面问卷30份）。其中有10份问卷没有填写完整，填写的问题少于3/4的问卷一共6份，按照作废处理，填写问题多于3/4的问卷一共有4份，未填写问题的按照均值4处理。最后有效问卷数量为60份。

测量问卷一共包括两个部分。（1）背景情况调查。企业背景情况调查问卷由企业名称、所属行业、外包业务等几个方面组成，填写人背景包括其在目前企业的工作时间、是否从事管理工作的时间等。（2）变量调查。包括关于给8个变量赋值的37个问题，对37个问题的顺序进行了打乱排序。问卷采用7分法赋值，数值越大代表对问题的认同性越强。37个问题中有个别问题是反向问题，首先对反向问题做了正向处理（反向问题的1分代表正向问题的7分）。

（二）数据检验

1.单因素方差分析

由于本文的问卷是从两个途径发放的：到公司中发放；在外包会议上发放。前后间隔的时间较长，为了检验数据的可信度（通过两种渠道搜集的数据有无显著差异），是否可以混合应用，把数据分为两组：通过调研和通过会议收回来的数据。很多统计学家指出：随着变量个数的增加，由于抽样错误造成的两类数据之间差异会显著增大。为了剔除变量个数增加的影响，这里采用Castaiieda等(1993）的方法利用Bonferroni不等式来调整a系数。用Bonferroni不等式调整后的a系数＝0.05/（变量个数×组数），用该方法减少了犯一类错误的概率（弃真错）。本模型中变量个数为8，组数为2。调整后的a系数＝0.05/（8×2）≈0.003，对应的F统计量为2。

用表中的问题给变量预赋值后，对两组数据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结果如表1。

方差检验的结果是：8个变量的F统计值均没有超过2，这说明通过两种渠道调查出来的数据没有显著的差别，可以混合处理。

2.问卷信度检验

数据通过方差经验后，为了检验问卷的信度，根据SPSS13.0用Cronbach’salpha系数对整个问卷的信度进行了检验（见表2）。经过信度检验，整个问卷的8个变量值中先前合作经历、竞争力、友善行为、价值观一贯性、企业间信任这5个变量的Cronbach系数都超过了或接近0.7，显示出了问卷良好的信度。而声誉、功效、价值观兼容性这3个变量的Cronbach系数略低于0.7，虽然在合理的范围内，但所选择的问题并没有很好地量度这3个变量。Mayer等（1999）分析了获得足够大的Cronbach系数的难度。Nunnally（1978）讨论了如果问卷打分不是主观的情况下获取真实数据的难度。本文采用7分法为变量赋值，这就决定了这个调研不是主观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Cronbach系数。

3.变量赋值及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为了探讨模型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所有变量之间进行了相关分析。相关关系是指两类现象在发展变化的方向与大小方面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不能确定这两类现象之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对本部分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这里做相关性分析的意义是想确定模型所选择的5个中间变量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如果相关性较低，证明变量选择正确。用通过Cronbach检验的问题对变量赋值，采用平均值方法。例如有4个变量为某变量赋值，那么该变量的值为4个变量得分的平均值。变量赋值后，对8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表3分析了8个变量的相关性。数据显示，功效和竞争力、友善行为和功效、功效和价值观一贯性、友善行为和价值观兼容性之间的相关性系数较大，超过或接近0.6。这意味着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多重共线性会造成假设不显著性的增大，犯第二类错误的概率增大（事实存在但检验结果不显著）。

出现变量多重共线性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很多文献指出很难建立一个所有变量都低度相关的关于信任的综合模型。Mayer等（1999）、Zaheer等（1998）在尝试建立信任模型时都出现了多重共线性问题。第二，模型本身的结构也增大了变量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本文用两个外生变量（先前的合作经历、声誉）来作为5个中间变量（竞争力、功效、友善行为、价值观兼容性、价值观一贯性）的前置因素。就像一对夫妇生了5个孩子一样，这5个孩子之间必然存在着很强的相似性。

五、检验结果与分析

相关分析可以说明各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关系以及关系的紧密度与方向，回归分析则可进一步指明关系的方向，可以说明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部分假设检验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对构思图的前后因果关系进行验证。

（一）外生变量和中间变量的关系

模型假设外生变量通过中间变量来影响企业间信任，通过检验，外生变量和中间变量的关系如下：

1.成功的合作经历和竞争力、功效、友善行为、价值观一贯性、价值观兼容性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先前成功的合作经历越多，雇主对承包商资质的评估就越高。

2.声誉和竞争力、功效、友善行为、价值观一贯性、价值观兼容性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承包商的声誉越好，雇主对承包商资质的评估就越高。而Caldwell（2003）的研究结果认为声誉与友善行为和价值观兼容性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二）中间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关系

1.竞争力和企业间信任是显著正相关的。表明承包商的竞争力越强，在某特定领域越具有雇主不具有的特殊能力，能帮助雇主提高企业能力，雇主就越信任承包商。

2.功效和企业间信任是显著正相关的。意味着承包商的功效越强，完成雇主分配任务的效率和效果越高、越准时，雇主就越倾向于信任供应商。

3.友善行为和企业间信任是正相关的，但不显著。意味着承包商对雇主的行为是否友善，是否会因外界突发环境变化而产生机会主义行为，与雇主对供应商信任的关系不明显。

4.价值观一贯性和企业间信任是显著正相关的。意味着承包商的价值观一贯性越强，对承诺的事情履行得越严格，雇主就越倾向于信任供应商。

5.价值观兼容性和企业间信任是负相关的，且不显著。意味着承包商的利益和价值观是否与雇主利益和价值观趋向于一致，与雇主对供应商的信任无显著关系。

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间信任的3个影响因素竞争力、功效、价值观一贯性和企业间信任是显著正相关的，友善行为和企业间信任是正相关但是不显著，价值观兼容性和企业间信任负相关且不显著。造成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是：（1）大多数人认为友善行为是个人而不是集体的行为，这个变量很难被回答者衡量，并没有和个人间信任变量很好地区分开。（2）可能这两个变量也是企业间信任的来源，但并不如前3个变量显著，由于前3个变量已经解释了大部分比例的企业间信任，后两个就不显著了。（3）价值观兼容性的Cronbach检验系数为0.581，大大低于要求水平0.7。在问卷设置上存在一定问题，几个衡量该变量的问题相关性较差。

（三）模型的正确性

模型中假设成功的合作经历和声誉是影响企业间信任的因素，但不是直接因素，而是通过一系列中间变量（竞争力、功效、友善行为、价值观一贯性、价值观兼容性）来影响企业间信任的。我们通过回归结果再次证实了这点，在只有企业间信任、成功的合作经历、声誉3个变量参加的回归中，成功的合作经历、声誉都很显著，t值分别为4.530和2.172。加入了5个中间变量后，8个变量一起回归的结果是合作经历和声誉都不显著，t值分别为0.282和0.075。这个结果充分说明了模型的正确性，即外生变量成功的合作经历和声誉对企业间信任的影响已经被5个中间变量完美地解释了。详见表4、表5。

六、结论

我们的研究得出如下的结论：影响组织间信任的因素模型在中国汽车制造业得到了大部分的支持。中国生产企业在竞争力和功效方面存在劣势，同时由于生产服务外包工作开展的时间较短，过去成功的合作经验和服务提供商的声誉积累比较缺乏，所以中国制造企业和生产服务企业的信任机制的建设是长期而复杂的，需要系统的思考，采取多元化的措施。

本实证研究结果的管理和政策含义主要有：(1)政府应该鼓励本土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企业之间的合作，如出台税收等优惠政策。首次合作是最难的，新成立的生产服务企业不能没有很好的声誉和前期的合作经历做支撑。(2)鼓励声誉较好的大公司分立出独立的生产服务企业，促进两业的互动发展。由于有原公司的声誉和行业竞争力，更容易获得制造企业的信任。(3)加强两业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像制造业外包论坛等就是很好的沟通渠道。(4)推进制造企业和相关生产服务企业的集群化布局。集群化有助于两业的互动发展。

参考文献：

郭重庆.2004.制造模式演进与制造业发展趋势.安徽制造业发展博士论坛［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BARNEYJB,HANSENMH.1994.Trustworthinessasasourceofcompetitiveadvantage［J］.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15:175-190.

CALDWELLCB.2003.Anexplorationoftheantecedentsofinterorganizationaltrust:examiningthetrustplacedinvendorsconductingoutsourcedclinicaltrials［D］.ADissertationfortheDegreeofDoctorofPhilosophy,UniversityofPittsburgh.

CASTAIIEDAMB,LEVINJR,DUNHAMRB.1993.Usingplannedcomparisonsinmanagementresearch:acasefortheBonferroniprocedure［J］.JournalofManagement,19:707-724.

DYERJH,CHUW.2000.ThedeterminantsoftrustinsupplierautomakerrelationshipsintheUS,JapanandKorea［J］.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31(2):259-285.

HOSMERLT.1995.Trust:theconnectinglinkbetweenorganizationaltheoryandphilosophicalethics［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20(2):379-403.

HUMPHREYJ,SCHMITZH.1998.Trustandinterfirmrelationsin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J］.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34(4):32-61.

JOHNSONJL.1999.Strategicintegrationinindustrialdistributionchannels:managingtheinterfirmrelationshipasastrategicasset［J］.JournalofMarketingScience,27(1):4-18.

LEWICKIRJ,BUNKERBB.1996.Developingandmaintainingtrustinworkrelationships［M］//KRAMER，TYLERT.Trustinorganizations:frontiersoftheoryandresearch.ThousandOaks:Sage:114-139.

LEWICKIRJ,MCALLISTERDJ,BIESRJ.1998.Trustanddistrust:newrelationsandrealities［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23(3):438-458.

MAYERRC,DAVISJH.1999.Theeffectoftheperformanceappraisalsystemontrustformanagement:afieldquasiexperiment［J］.JournalofAppliedPsychology,84:123～36.

MAYERRC,DAVISJH,SCHOORMANED.1995.Anintegrativemodeloforganizationaltrust［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20(3):709-734.

MCFALLL.1987.Integrity［J］.Ethics,98:5-20.

MCKNIGHTDH,CUMMINGSLL,CHERVANYNL.1998.Initialtrustformationinneworganizationalrelationships［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23(3):473-490.

NUNNALLYJC.1978.PsychometricTheory［M］.2nded.NewYork:McGraw-Hill.

SAKOM,HELPERS.1998.Determinantsoftrustinsupplierrelations:evidencefromtheautomotiveindustryinJapanandtheUnitedStates［J］.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34(3):387-417.

WOMACKJP,JONESDT,ROOSD.1990.Themachinethatchangestheworld［M］.NewYork:RawsonAss.

ZAHEERA,MCEVILYB,PERRONEV.1998.Doestrustmatter?exploringtheeffectsofinterorganizationalandinterpersonaltrustonperformance［J］.OrganizationScience,9(2):141-159.

ZUCKERL.1986.Productionoftrust:institutionalsourcesofeconomicstructure:1840―1920［M］//STAW,CUMMINGSLL.Researchinorganizationalbehavior.Greenwich,England:JAIPress,8:53-101.

FactorsInfluencingManufacturers′TrustonServicesProviders

CHENShoumingHANXuebingZHAOXiaoping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TongjiUniversity,Shanghai20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