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概论范文篇1

1902年——

雷海宗出生那一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

删2年，雷海宗冥诞一百年，也正是中国历史学界以明确的理念追求史学的近代化道路一个世纪。

近代历史学的各种思想和主张，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但就其特征总体而言，可以大而化之地归为两个面相：

1．基于史料进行历史重建，或者说恢复历史的面貌。这种工作的基本思路是寻求证据、寻求确定性，因此搜集、整理、解说、连缀史料构成主要任务。它体现了历史学的科学性质，也可以说是非人化特征。

2．以某种观念为依托，对历史进行阐释。这项工作在既有的材料范围下进行，不关心材料本身的问题，而关心历史研究对人类和社会各方面所(已经、正在或即将)遭遇问题的解答。这体现历史哲学的特质和历史的人文主义性质。

对于以雷海宗为代表的战国策学派的文化形态史观就应该放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去思考。

一、历史研究中的科学关怀和哲学人文关怀

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需要规则化、系统化与可操作化，因此要运用科学的方法。但人文关怀是历史存在的根本。这两方面是健全的历史学必须同时具备的。中国历史学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始，侧重于人文关怀。从欧洲史学的传统来看，历史研究中的科学关怀和哲学人文关怀都是近代历史学发展中的基本时代特征。寻求证据和史实的确定性并非十九世纪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首创，事实上应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史学开始学科化的时代。历史的哲学关怀和解释功能自然受近代哲学之兴起嬗变的影响。而且这两个面相并非井水河水互不干犯，而恰恰是有所交错，互相启发与纠正。比如欧洲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开始重视证据批判，其背后有对绝对理性真理的信奉与追求为支撑，理性真理在启蒙时代被认为是解释一切现象和问题的法门。反过来，史料方面的突破可以影响某种历史解释理论的产生或存亡。一句话，历史学家可能因为缺乏证据而陷于片面，也可能因为个人的价值取向或兴趣而约束证据。如果将十七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时间整体来考虑，就会看到西方史学的总体进程中，科学关怀与哲学人文关怀并行不悖且处于守衡状态，尽管在某一短时段里，对两方面的侧重性互有消长。了解欧洲近代史学这一传统，再反观中国近代史学界，不难发现它恰恰难以在科学关怀与哲学人文关怀中保持平衡。

傅斯年主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代表的史料学派是中国史学科学性特征的集中体现，虽然史语所中有个别人有意识注意历史研究的理论性与观念性，但总体而言对此是相当忽视的。史料学派对中国新史学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辉煌贡献，此处不论。需要指出的是，史料学派的功与过都在于对史学研究科学性的强调。一个学派以科学化道路为圭臬本是很正常的事，关键在于史料学派借“集团研究”的强力在当时的史学界具有压倒性优势，加之傅斯年提倡的史料研究方法与中国旧有的史料研究方法多衔接相通之处，从学术渊源和学术心理上讲都更容易有号召力。然而以史语所的人力、物力、号召力优势，却没有鼓励和正面提倡完整的历史学观念，致使原本就有理论缺位、哲学缺位之失的中国学术界更加一边倒，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而史语所的基本态度又深受傅斯年个人认识的影响，他曾说：“果然我们同人中也有些在别处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这些都仅可以当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的工作”(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发刊之旨趣》)。在这个背景下看，无论唯物史观，还是文化形态史现。或者其它什么理论形态的史学，它们的出现与发展都具有重大学术史意义，这，不仅仅是对史料学派重局部微观而忽视整体宏观、碎化历史的纠偏，还是驱使中国史学界向健康、完善的生态发展的动力。注意一个小小的细节，以文化形态史观为基本指导的战国策派，其五位核心人物中(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何永估、贺麟)，有三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雷、陈、贺)，这与傅斯年西游求学时广泛涉猎实验科学恰成对照。本来他们对学术发展具有互补性，可惜历史没有赋予战国策派足够的时间与机遇，也可以说历史对于让近代中国学术界充分接受思想启蒙的时间太过吝惜。

二、雷海宗形态史观要素的学术史意义

对于战国策派学者视野的思想史意义，本文不加讨论，而只想从雷海宗的治史观念中挑选一些内容说明其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发展的重要价值。

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引进西方学术的概念、范式、理论、、规则来组织和定位中国文化的内容，揭示中国文化的问题。而混乱也就常常发生在西方概念的理解与搬用上，，这乙个问题解决不好，则结合西方学术成就和本土文化经验进行有价值的创新就无从谈起。霄海宗便敏锐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堪为后人的表率。

雷海宗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是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地域各个独立产生与自由发展的，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认清各个文化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实际上就是断代；丽认清文化的时间范围必须以划分文化的空间范围为前提，认清文化的空间范围就是划分各个文化的区域。断代必须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而不能把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因为文化是个别的、多元性的。

他指出中国史学界无论研究西洋史还是中国史，各种名义都不严正。基于他上述观念，基本的"iE名”就是正时间之名和空间之名，即确定历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正是在这两点上，中国学界多不求甚解，照搬西方概念。首先看断代问题，欧洲上古、中古、近代的中统分期法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上古指古希腊罗马，即所谓经典时代，经典时代与文艺复兴时代之间被认为是野蛮人人侵的黑暗时代，称为中古。显然这种划分虽然也体现了欧洲文明的重大变局，但感情因素强于理性因素，思想性质高过学术眼光。随着十九世纪考古发现揭示出希腊之前还有与欧洲文明密切相关的漫长历史(近东地区的历史》，这种分期法在欧洲学术界已经显出不足，尤其令治通史者进退窘迫，但不管怎么说，就狭义的欧洲文明而论还能讲得通。然而“西洋人这种不加深思的行动，到中国也就成了金科玉律，我们也就无条件地认‘西洋上古’为一个神怪／j、说中无所不包的乾坤如意袋。西洋人自己既然如此看法，我们也随着附和，还有可说；但摹仿西洋，把中国史也分为三段，就未免自扰了”(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页135)。“十九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国人见西洋史分为三段，于是就把中国史也尔样划分。……参考西洋的先例，以先秦时代为上古，秦汉至五代为中古，宋以下为近代。再完备的就以宋为近古，元、明、清为近代，近百年为现代。此外大同小异的分期法，更不知有多少。……西洋史的三段分法，若把希腊以前除外，还勉强可通；至于中国史的三段分法或五六段分法，却极难说得圆满”(同上)。这两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欧洲的“上古、中古、近古”概念有自身的文化和历史含义及限制，中国人不去深入了解这概念的来源，不去思考支持历史断代的观念与标准，而只求在时段上与欧洲的三段论法相匹配，可以说是强以中国文化就西方框架，对于中国：学术独立与创新而言，有害无益。，因此，当雷海宗提出中国文化的”两周”、“三周”，其意义就不只在于确立研究范围，而体现出深一层次的引进西学，体现出把握西方观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要质后对中国历史进行宏观思考的努力。，再来看关于“西洋史”的概念辨析。“世界史”、“外国史”和“西洋史”是中国人常用(t的名词，但对这些概念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中国人大多不甚了了。而就在这几个概念的混淆与不求甚解中，包含着中国学术界概念意识的缺乏，可以说引进了名讨，但没有引进概念。欧洲的“世界史”(worldhis-tory)概念原是启蒙时代为标示与中世纪以来的“普遍史”(universalhistory)概念之不同而提出的，后来可以混同使用。“普遍史”是以基督教神学为指导的历史观念，它的普遍性只存在于《圣经》历史所能被覆的范围，事实上无论从文化观念还是地理范围上讲都是很狭小的。“世界史”则是欧洲人发现并承认基督教文明以外的众多文明之后提出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欧洲、中国、近东；中东、美洲、非洲各区域的历史都以相对独立的形态统合在“世界史”之下，尽管欧洲人书写的“世界史”长期以欧洲历史为中心。然而“世界史”到了中国，却奇怪地等同于“外国史”，仿佛中国人主动自外于世界。这是概念传播中的变形失真问题，究其实还是学术引进过程中粗疏生硬弊病所致。雷海宗则凭借自己的西方史学造诣指出这种看似小节实则大过的问题。“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这在中国范围内约定俗成，也就不论了，因为对中国人不至于造成所指混乱。然而“西洋史”到底何指，这关系到“西洋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欧美人用“西洋”一词(TheWest或theOcci-dent)，意义已经非常含混，雷海宗将其分为泛义、广义与狭义三种意义。狭义的西洋专指中古以下的欧西，即波兰以西的地方，近四百年来又包括新大陆，也就是说指以日耳曼民族为主所创造的文化，东欧不包括在此范围。广义的西洋是在欧西之外加上古希腊罗马，在谈论思想学术文艺发展的作品中多使用这层意义。泛义的西洋则是在广义的西洋之外再加上中东伊斯兰教地区和近东地区的古代文化(古埃及、巴比伦)，这样的泛指比较少用(同上，页137-139)。中国人有关“西”的概念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日常说“西洋”大半是指狭义的西洋(欧西+北美)，倒也不会有误会。但对历史研究而言，若只是空泛地使用“西洋”一词，则与学术研究的严谨要求相去甚远，可以说是研究西方历史的门径都未把握。厘清“西洋”一词的不同含义，实则是了解欧西文化与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阿拉伯文化间的关系。这六种文化各有独立形态，有亲疏不等的联系却不能混为一体。

要而言之，雷海宗强调“正名”的四种价值，直指中国近现代史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雷海宗的论述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转贴于三、文化形态史观与学术研究的多元化要求

二十到四十年代史料学振占据史坛的中心位置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固然也是对史料学派的纠偏。而文化形态史观与之并不矛盾。如果以某种理论为唯一合理的解释而排斥其它史学指导理论的存在，则有违学术研究的多元化生态。事实证明，多元化不仅是自然界各物种发展和进步的原动力，也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动力，学术研究也不能逃脱这一法则。无论西方的文化形态史观还是林同济、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其理论缺陷我们姑且存而不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历史解释和历史认识方式。就这种性质而言，它与唯物史观属于同类。而且这两种史观都是试图对整部文明史进行宏观解析从而找出历史的发展规律，两种理论都体现出强调本体论的哲学思路。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以经济的变迁作为探讨历史变迁的主线索。文化形态史观则将这一基础性位置赋予“文化”这个要素，它以文明共时态的演变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力求通过比较各个共时态的文明及其特点而找出文化发展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时间上看，中国的唯物史观历史学派比战国策派出现得早，因此战国策派的异军突起以及与唯物史观和史料学派一度的共存，正是当时开放性学术氛围的一个反映。总之，文化形态史观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一个多元化的学术环境下应该有的内容。

海洋文化概论范文篇2

关键词：海洋经济；现状特征；区域差异；美国

中图分类号：F55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美国是世界上海洋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经济大国之一[1]。1974年，在为美国商务部确定海洋对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贡献中，负责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管理的经济分析局，提出了“海洋GDP”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在生产过程中利用海洋资源”和“某些源于海洋的特性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活动”。利用1972年的经济和人口普查数据对海洋总产值进行了估算，发表了《涉海活动的总产值》的研究报告。其建立了海洋和经济的关系，为海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00年，美国启动了国家海洋经济计划NOEP（NationalOceanEconomicsProgram）。根据该计划，海洋经济是指来自海洋（或五大湖）及其资源为某种经济直接或间接地提品和（或）服务[2-3]。

网络文献搜索显示，对美国的海洋经济进行研究的代表主要有：Kildow和ColganS[4]评估了加利福尼亚州海洋经济的6个海洋产业在1990年～2000年间的经济影响；MarkS.Henry[5]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南卡罗莱纳州8个沿海县的经济活动增长情况进行评估，同时对经济和人口的趋海性进行了研究；NOEP研究了佛罗里达的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经济构成[6]；由于缺少对美国全国海洋经济的学术研究内容，从而使本文在研究美国海洋经济时缺少佐证材料。为此，本文把滞后发表的有关内容作为了解美国海洋经济的概况，其中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OAA）在2009年的《美国国家海洋和海岸带经济报告2009》[7]，报道了2004年美国的海洋经济总产值和海洋产业构成以及有关海洋产业的情况，2014年的《美国国家海洋和海岸带经济报告2014》[8]中，报道了2010年美国的海洋经济总产值和海洋产业构成及有关海洋产业情况；2015年，由BoozAllenHamilton完成NOAA有关美国海洋与五大湖经济的报告[9]，主要是涉及2012年美国海洋经济的总体状况。这些美国海洋经济的报告，提出的时间比报告期均滞后3-5年，通过它们可以了解美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一般概况。

国内学者对美国海洋经济的研究主要是在上述美国海洋经济报告的基础上进行，如宋炳林研究美国海洋经济发展经验[10]；董伟分析了美国海洋经济相关理论与方法[11]；韩立民分析了金融危机后美国海洋经济概况及发展趋势[12]；赵锐在美国海洋经济研究中，主要分析了海洋经济概况及发展过程[13]。

本文通过美国2014年由官方的最新海洋经济数据库中的有关海洋GDP（2005-2012）与海洋产业增加值等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在分析时应用变差系数、基尼系数、锡尔系数等方法，定量分析了美国海洋经济的现状特征与区域海洋经济的差异特征。并根据经济区划的原理，将美国8个海洋地区，划分为三大海洋经济区并对美国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特征进行了重点分析。

1数据来源与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取自2014年由美国官方的最新海洋经济数据库（NOEP）数据库中的ENOW（EconomicsNationalOceanWatch）数据（2005～20l2）[14]，该数据库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启动的全国海洋经济计划（NOEP）提供，从2000年起，NOAA的沿海服务中心又依托“数字海岸”项目成立了“国家海洋经济监测”系统（ENOW），逐步建立起了官方的全国海洋经济统计体系。近年来，美国海洋经济统计体系不断完善，该数据库主要包括6个依托于海洋和五大湖的海洋产业，主要包括海洋生物资源业、海洋建筑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矿业、船舶和舟艇建造及修理业、海洋旅游和休闲业。

1.2研究方法

随着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研究区域差异的统计方法也越来越多，目前常用于测度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统计方法主要有洛伦兹曲线和集中化指数（基尼系数）[15]、变差系数[16]、锡尔系数[17]等，本文主要研究方法如下：

（2）洛伦兹曲线和集中化指数（基尼系数）用于刻画空间差异状况，并可进行空间差异的对比，是研究离散区域分布的方法之一。根据各地海洋产业的分布绘制反映各海洋产业偏离对角线远近的洛伦兹曲线图，并计算其集中化指数：

式中，I为集中化指数，A为实际数据的累计百分比总和，M为集中分布时的累计百分比总和，R为均匀分布时的累计百分比总和。集中化指数取值范围为0-1（集中化指数I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I1，产业集聚，I0，产业分布趋于均匀）。

（3）a尔（Theil）系数。锡尔系数的意义在于把整体差异划分为组内和组间差异的特性，以此来比较不同分类地区对区域总差异的贡献和影响。计算公式为：

式中n为区域（部门）个数，yi为i地区（部门）经济总值占全区（各部门总计）的份额，pi为i地区（部门）占全区（各部门总计）的份额。锡尔系数越大，就表示海洋经济的地区差异越大，反之，锡尔系数越小，就表示海洋经济地区差异趋向于均衡。

2美国海洋经济发展特征

2.1海洋经济持续增长

美国海洋经济增加值在近40年中持续增长。1972年为306亿美元，1987年即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090亿美元；2012年增长到3068.98亿美元。海洋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85%，历年海洋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在1.8%～2.0%之间变动（表1）。

2.2海洋产业构成

（1）海洋产业部门构成

海洋产业部门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6个海洋产业部门中，2012年排在前三位的产业依次是旅游与休闲、运输、矿产（主要为油气业）。2004年旅游业比重从50%下降为2012年的30%，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矿产（主要是油气业）在2012年占40.1%，比2004年的14.2%，增长了约26个百分点（表2）。

（2）海洋三次产业部门构成

2012年，美国海洋经济三次产业构成为2.1∶47.2∶50.7。到2014年，第三产业大幅增加，比重达到70.3%，短短两年间就提高了约20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均出现明显下降，美国海洋产业出现第三产业化趋势（表3）。

2.3海洋经济差异特征

根据公式（1）、（2）、（3）计算美国海洋经济的区域差异可得表4。美国海洋经济增加值的变差系数年际之间的变化，由2005年的0.8431，逐渐下降到2008年的0.8164，到2012年又上升到0.9109，其原因主要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12]。从美国海洋产业分布的集聚状况来看，海洋产业集中化指数多数在0.40～0.60，但海洋矿业集中化指数达0.9以上，高度集聚；海洋旅游集中化指数仅0.3左右。从绘制的海洋产业洛伦兹曲线图中可以看出各海洋产业集聚的程度（图1）。从锡尔系数来看，美国洋经济的地区总差异在0.4～0.5之间，沿海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3美国区域海洋经济特征

3.1经济区划分的依据

美国现代地理学家爱得华・塔弗（EdwardJ.Taaffe）所强调的空间组织（spatialorganization），已经为观察社会不同层次的地理区划分问题提供了有用观点。地理区划（或类型区划）是以内在的一致性作为划分基础[18]。地理区划是地理学对区域分异规律理论认识的反映，在考虑海洋经济类型（区）划分时，要考虑地理区划中“类型区划与区域区划的区别”。地理区划分为类型区划和区域区划，类型区划和区域区划的结果都体现为地理空间单元系统，通过地理空间信息单元理论则可以将类型单元和区划单元联系起来。关于区域区划每一单位在地域上是相邻的，具有空间不可重复性。类型区划的每一单位允许相互隔离，空间上可以重复。海洋区域同陆域同样为空间单元，同样可划分出区域海洋经济类型。为此在划分美国海洋经济类型区时，需要考虑上述思想[19]。

3.2海洋经济区的划分

根据杜德斌主编的《世界经济地理》著作中，将美国全国划分为西部经济区、东部经济区和南部经济区三大经济区[20]。根据海洋经济区的分区理论，把美国沿海8个海洋经济地区归并到三大经济区中，形成美国东、南、西三大海洋经济区（图2）。在西部海洋经济区中，包括西部沿海地区、东北太平洋、太平洋3个地区；东部海洋经济区中，包括五大湖、东北太平洋、大西洋中部3个地区；南部海洋经济区中，包括大西洋东南地区、墨西哥湾2个地区。美国的海洋经济区在一定程度上有行政区海洋经济区的性质。

3.3美国各海洋经济区之间差异分析

美国三大海洋经济区区际之间海洋经济产值和海洋产业存在一定差异，南部海洋经济区的海洋经济总值达1500亿美元，占全国海洋经济总值49.2%。而西部和东部经济区的海洋经济总值各占25%左右。南部海洋经济区的产值为北部和西部2个经济区之和（表5）。

在美国海洋经济区中，有7个州的海洋经济增加值共计超过2300亿美元，占全国海洋经济增加值的75.0%。其中南部海洋经济区中的德克萨斯、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3州，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全国海洋经济增加值的比重高达45.8%，西部海洋经济区内的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和阿拉斯加州3个州的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全国海洋经济增加值的比重为22.2%，东部海洋经济区内纽约州的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全国海洋经济增加值的比重为7.0%。

4Y论与讨论

美国是世界经济大国，尽管按海洋GDP计算，美国从2011年起已成为低于中国的海洋经济体，海洋经济增加值占美GDP不到2%，但其海洋GDP仍居世界前位。尤其美国西部广阔太平洋的专属经济区，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近40年中，美国海洋经济持续增长，2012年达到3068.9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85%。其中，旅游与休闲、运输、矿产三大产业部门占主要部分。2014年，美国海洋经济第三产业化，服务业占比达到70.3%。

根据海洋经济区的分区，将美国沿海经济区划分为东、南、西三大海洋经济区，其中南部海洋经济区占全国海洋GDP比重最大，达49.2%。东部经济区对经济区内部差距的贡献率则次于西部经济区，东部经济区包括五大湖地区、东北地区和大西洋中部地区。

我国已成为世界头号海洋经济体，但海洋产业的实力与美国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美国发展海洋经济的经验提示我们，应当充分重视海洋服务业，包括海洋旅游、海洋运输等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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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SusanHanson.TenGeographicIdeasthatChangedtheWorld[M].Rutgers：theStateUniversity，1997.

海洋文化概论范文篇3

海权，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从鸦片战争开始认识而到今天仍未被充分理论消化、而在实践上又迫切需要理论解答的问题。

海权的概念

从理论上说，人类中的个体或群体都有共享包括大气层内外的所有地球资源的权利。海洋是地球上除陆地资源外的最重要的资源，这样就引申出“海洋权利”(searight)的概念。当国家出现后，“海洋权利”就成了“国家”概念内涵的自然延伸。但是，权利永远是要有力量来捍卫的，这样便从的“自卫权”概念中引申出具有自卫性质的“海上力量”(seapower)的概念。……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特别是自人类进入国家时代，情形更是如此。……随着联合国的建立和发展，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条件下，联合国在有限的范围内被赋予了一定的国际权力。这样海权便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国际法赋予国家享有海上权利，国家又让渡出部分利益以彤成联合国具有强制力的海上权力(seapower)，而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形下的“海上权力”则是海上霸权，使用这种力量的国家，则是霸权国家，这时霸权国家的“海上力量”便因失去自卫性质而异化为追求海上霸权的工具。确切地说，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国家根本就不具有行使“国际权力”的资格。卢梭说得好：“权利一词，并没有给强力增添任何新东西；它在这里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

如果说，海上权利，是“国家”概念自然延伸，那么“海上力量”，就只是一个作为维护海上权利即海权的手段。这里值得提及的有两点：一是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体系中，海上权利总是通过海上力量表现，人们不自觉地习惯了将英文的sea，power混同于searight，但事实上二者虽有联系但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只是后者的载体和实现手段而不是海权本身。二是国家海上力量(sea.power)概念也是“海洋权利”(searight)向“海洋霸权”(seahegemony)转化的重要介质。……因此海洋权利(sea,right)和海上力量(sea,power)及与后者相关的海上权力(se&power)的概念有性质的不同：权利是一种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利益。而作为国家权利的海权，是只有国家才有资格享有的海洋权利。权力，特别是海上权力，则是一种强制力量，在国际社会中只有联合国或联合国授权国家和机构才有资格使用这种力量。“海上力量”与“海上权力”的概念，虽同出于英文seapower一词，但其语义确是有性质的区别。“海上力量”是个中性概念，它既可以为“海上权利”服务，也可以为“海上权力”服务，但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海洋权利”与“海洋权力”则是对立的概念。

确切地说，英文中的seapower一词表示的是“海上权力”和“海上力量”而非“海上权利”的含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这与欧美国家长期的海外殖民经验及相应的海上优势有关，也与亚洲、非洲、南美洲等资本地区长期收缩于内陆而忽视海洋及其相关权益的历史经验有关。欧美海权思想更多地侧重于力量、控制和霸权。即使是欧美一些国家在为自己的海洋权利而非权力斗争的时候，它们也更多地是从控制海洋而非从捍卫本国海洋权利的角度看问题。

这里还需要区分的是“海权”与“制海权”(commandofsea)概念。二者虽都与汉语“权”字相联系，但意思大不一样。海权，如上所述，是一种属于法权范畴的概念，而“制海权”中的“权”则是指一种由“权势”引申出的“有利的形势”的意思。因此，它与我们所讲的法权意义上的“海权”也不是一个意思，当然我们也不能将二者混用。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既然海权是只有国家才有资格享有的海洋权利，那么，对于没有国家资格的中国台湾地区来说，它也就没有海权，至于台湾地区目前拥有一定的海上武装力量，那只是连公司也会拥有的制海权(seapowerorcommandofsea)，而不是海权(searight)。

中国海权的特征

中国海权随中国同生，而中国意识到并力求捍卫、强化中国海权的努力却起步不久。中国目前的海权实践远没有达到追求“海洋权力”(seapower)的阶段。而只是处在捍卫其合法的海洋权利(searight)的阶段。

中国海权，是一种隶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而非海洋权力，更非海上霸权。“但在当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要使法理上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事实上属于中国，中国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seapower)。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中国海权，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中国海权的概念应当包括从中国国家引申出来的“海洋权利”和实现与维护这种权利的“海上力量”两个部分，只是不包括西方霸权国家普遍攫夺的“海洋权力”。

中国海权，就其“权利”部分而言，包括实现中国“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两部分。前者包括国际海洋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和国际法认可的国家享有的各项海洋权利。这部分权利随国际海洋法的变化而缓慢演化，比较确定。后者包括由海洋权利产生的各种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这部分权利随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属于海权中变化较大的部分。不同的国家依据国际海洋法享受着同种的海洋权利，但据有同一海洋权利的国家由于其经济、政治、文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得到的海洋权益事实上却不同。即使排除海洋霸权的因素，一般而言，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所拥有的海洋权益事实上要大于小国和正在衰落国家的海洋权益。在此之外，还有“海洋利益”，它是比海洋权益更广泛的中性概念。它既可能是来自海洋权利的合法的海洋利益，也可能为霸权需要而产生的非法的海洋利益。由于中国目前的海权实现能力尚未“溢出”其范围，所以中国的海权与海上霸权无缘。中国的海洋利益，更多地属于有待于争取和实现的合法海洋权益的范畴。

那么，中国海权个性特征何在?

第一，国家统一进程与国家海权的实现进程相一致。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尚未完全实现统一的国家，而这些尚未统一的地区又多集中在东部中国海区。这些地区既是中国领土，又是在实现中国海权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支点。比如，台湾及其周围属于中国的岛屿，既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前沿基地，又是中国东部地区经济黄金地带的前锋拱卫；南沙群岛，则是护卫中国在马六甲海峡通行自由权

利的最前沿的基地。实现中国对台湾、南沙部分岛屿的，既是中国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正义事业，又是关系到能否实现中国海权的关键步骤。实现国家统一进程与实现国家海权进程的统一，这既是中国海权的特点，也是中国海权的优点，它决定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的海权实践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它也排除了在相当时期内中国的海权实践转向海上霸权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中国为实现其海权利益而发展海军是“中国威胁”和认为中国不应当发展海军的看法，都是不对的、没有道理和不符合逻辑的。

第二，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中国海权属有限海权的特点。与法国的情形相似，而与英美两国不同，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容型的国家；英美两国属两洋夹护中的国家。这种地理特点迫使英美两国必须将实现海权和扩张海洋利益放在第一位，以至它们最终异化为世界性的海上霸权国家。中国地理上则是一面环海、三面临陆的国家。由于三面陆上的安全压力使中国在长期的历史中发展出了强大的陆军而非海军力量。同样，这种地缘政治的特点和上述中国海权的特点，又决定了中国的海权――即使拥有与英美国家同样的财力――在实践中也不需要追求全球性的海上权力。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东部面，临的安全压力，特别是捍卫台湾、南沙地区中国的安全压力日益严重，而中国应付这些压力的手段恰在这一时期却严重不足。正是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笔者才特别强调捍卫海权，特别呼吁全力发展中国海上军事力量。但这并不表明中国要走英美式的，尤其是苏联式的无限海权和海上霸权的道路。中国海权应是有限海权，其特点是它基本不出和国际海洋法确定的中国海洋权利范围，海军发展不出自卫范围。

第三，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展是远期战略的上述有限性与近期策略上的无限性的统一。中国人对海洋战略利益的认识是从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失败后开始的，而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认识海权却是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进程中开始的。在古代世界，由于不具备远航动力技术，因此东部大海反倒成了保护中国东疆安全的自然屏障。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抗日战争初期的海上失败，也只是使中国人从“边防”的角度认识海权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已深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对国际市场和资源产生了日益深厚的依存关系。鉴于此，中国不可能不需要发展出在全球范围得以保护其海外利益的海军力量，并随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大而扩展。这种扩展进程是无限的，但其性质却不出自卫的限度。

在与世界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的进程中，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中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产值增长最快的黄金地带。与此同时，中国与西方霸权国家的矛盾，尤其是海上矛盾也在上升：为了堵截中国力量，特别是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向太平洋扩展，美国启动日本、台湾地区、菲律宾、澳大利亚一线的同盟关系，提升日本的军事作用和暗助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扩大。在与台湾分裂势力的斗争和对日益严重的东部海上安全的关注中，中国意识到海军发展滞后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不能保护中国最基本的海洋权利。这反倒诱发“”分子不断铤而走险，挑战中央政府的对台政策底线的企图。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出现的“”恶果还会牵动从日本到东盟整个东亚政治的格局，使其对中国东部产生自然的钳合之势，并进一步对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产生无形的离心作用。这就是说，的恶化将牵动中国现代化的全局，而要遏制“”势头的决定性力量就是中国的海洋战略力量即中国海军的快速崛起。中国海军是中国海洋战略力量的关键，鉴于此，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进中国海军的建设，将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弱势转化为局部地区的强势，并以此解决分布于中国海区的和海权问题，是21世纪初中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国海权扩展原则

事实上中国海权扩展有其特定的原则，即它不能超出并要服务于中国海权(searight)的内容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