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领域研究热点范文

本文从8个方面回顾了2012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热点。2012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围绕变革与规范、总结与反思、深化与发展的主题和改革与创新的主线，思考理论创新、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其未来研究将凸显十报告的相关精神，更多关注社会现实和公众需求，创新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关键词：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热点回望思考

变革与规范、总结与反思、深化与发展，是2012年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所呈现的主题。面对社会转型期的诸多挑战和新兴网络媒体的不断冲击，学界和业界共同围绕改革与创新这一主线，思考理论创新、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集中表现在围绕“走转改”活动涌现的大量理论和实践成果中。2012年全国新闻界的“走转改”工程，成效显著，收获颇丰，学界和业界贡献了几百篇文章，总结得失，深化认识。“走转改”是党的新闻工作在新时期的一大创新，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深化，也是新闻媒体转变观念重塑优势、创新新闻宣传方式、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良好机遇。尹韵公认为“走转改”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新闻界展示的最为壮观的传播图景”，是“新闻界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之一”。[1]刘笑盈指出，“走转改”新闻是对传统新闻学的完善与发展，也是对当代西方新闻学的扬弃与修正，这一活动是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探索。[2]鲁炜认为“走转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内涵。[3]9月30日，召开新闻战线“走转改”理论研讨会，高度评价了“走转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共十召开前，学界和业界共同回顾十年来我国出版传媒业的发展。[4]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用新闻传播客观规律来推进新闻改革，把新闻宣传作为党的执政资源，将舆论引导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整合各类资源，促进媒介融合，形成宣传合力，提升了新闻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引导力。[5]

二、学科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扩展和完善

学界注重梳理学科原有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学科发展提出建议，以不断完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杨保军、涂凌波提出提升当前研究水平的两种必需路径是“走出”与“走入”：“走出”新闻学，即以跨学科的视野进行学科融合；“走入”新闻学，即以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为基础，真正进入新闻学自身研究领域。[6]李文竹探讨了新闻学理论对新闻报道实践的影响和新闻学理论范式的实践导向，认为新闻学理论研究应密切结合发展着的社会现实，为媒体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7]李晖将发展新闻学明确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和酝酿期、形成期、成长期、缓慢期、重构期五个时期，为发展新闻学的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8]吴飞认为传播学可以划分为专业传播研究、批判传播研究、政策传播研究和公共传播研究等四种类型。[9]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公共传播学值得提倡，传播学者需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公众的社会活动。常江认为媒介批评学科体系的建构需在文化、权力分配与多元性的框架内展开，赋予该学科以真正的批评力量，切实推动社会变迁。[10]崔保国、李宜篷探讨了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和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构问题，为传媒经济学的学科规范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11][12]喻国明等利用共引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出了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地图，对中国近十年来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状况与研究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归类，进而探究大陆传媒经济的研究范式和科学发展阶段。[13]

三、传媒改革与发展研究的深化和推进

2012年是贯彻实施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关键之年，“报纸或电视会消亡吗”之类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加速进行的出版传媒改革或许正是对这一疑问的回应。在构成传媒业的各种要素之中，平台、产业链、内容与技术是核心关键；传媒业资本运作中上市是趋势，资金是主流，重组、收购、融资、借壳是主要方式；传媒业体制与机制的改革与变革既充满了风险与挑战，又是一种机遇和机会。[14]宋建武探讨了传媒业规范改制的路径选择，并指出由于涉及意识形态及行政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多重未决问题，在实践中显得更为复杂，在理论上也需进一步明确和探讨一些深层次问题。[15]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基于当前我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参与国际传媒集团竞争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等现实需要，报业走全媒体发展之路是必然的选择。[16]殷琦对我国广电机构所形成的内生型与外延式两种不同治理结构改革模式及其成因予以分析，并提出广电机构治理结构改革的创新路径。[17]2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发挥出版传媒集团在新闻出版改革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进出版传媒集团战略性改组，切实加强出版传媒集团科学管理，着力推动联合重组，破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实现出版传媒集团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发展。2012年也是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突破之年，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优势资源的进一步聚合，有助于主流媒体做大做强，尽快造就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

四、舆论引导研究的新机制新方法

2012年国内出现多起公共突发事件和，舆论引导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面对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思考新媒体环境下舆论运行机制的不同特点，阐述媒体角色和政府转型对舆论引导的影响，积极为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建言献策。丁柏铨探讨了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触发的条件、因素和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策略；[18]赵振宇、焦俊波在系统论视野下尝试构建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传播系统；[19]薛可、陈在案例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网络论坛中的突发事件讨论网进行了分析；[20]钱晶晶、史安斌用内容分析法对乌坎事件中政府危机传播文本内容进行分析，探索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应采取的策略；[21]罗以澄、姚劲松考察了中国传媒在公共空间建构中的特殊角色，从宏观角度提出了舆论引导的深层次问题。[22]《新闻传播》开设了“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政府新闻问题”专题，探讨了中国政府面临的新趋势和新挑战，以及政府新闻学的未来学科建设和走向等问题。在当前的媒介化时代、围观时代以及危机常态化时代，传播领域中制度设计的关键性缺陷是意见表达的宽容度过于狭窄，政府角色转换以及关系资源的获得是走出当前舆情危机的关键。[23]

五、公共传播研究的新拓展新提升

学者们主动融入时代和社会发展进程，用学术研究服务于能源、环境、卫生、教育、外交等各项事业的社会需要，推动了公共外交、气候传播、健康传播、媒介素养教育等公共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化。公共外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结合实际问题，探讨了奥运会与国家形象传播、国外政府和公共组织的公共外交、参与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等话题。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启正院长与多国公共外交资深专家对谈的新书《跨国对话――公共外交的智慧》[24]出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健康议题成为社会一大关注热点，健康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国际新闻界》第6期集中刊发了几位学者不同角度的研究。气候变化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作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美丽愿景。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乐施会共同组建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近年来在气候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框架下开展气候传播研究，增强了政府对媒体和NGO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扩大了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问题在社会与公众中的影响，显示了学术研究在气候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2012年项目中心在以往跟踪研究联合国气候谈判中政府、媒体和NGO的传播角色与影响力的基础上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向，即转向社会与公众，实现了“两路并进，双向实力”。项目中心先后开展了“气候传播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的活动，和《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查》，了中英文版的《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研报告》。12月初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应邀出席多哈联合国气候大会，并在多哈卡塔尔国家会议中心中国角主持召开“公众参与，全民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边会，还与耶鲁大学联合举办了“中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状况比较”边会，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为祖国赢得了学术荣誉。

六、网络传播研究的新领域新特征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革命带来的挑战，是新闻传播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与思考，刺激了网络传播研究的快速发展，无论从“质”还是“量”、从宏观还是微观，这方面的成果勾勒出了本年度新闻传播研究壮阔的学科“图景”。对社会化媒体、微博、媒介融合、全媒体转型、公民新闻方面的研究，涵盖了新闻专业主义、公共传播、政治传播、新闻政策研究等多个领域。李良荣等认为互联网是人类的第四次传播革命，它掀起的新传播革命为执政党形塑了全新的执政环境，争夺传播主导权成为国家的全新课题。[25]郑保卫认为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存共生的新的媒体格局下，传统媒体要保持和发扬传统，并有新的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同时适应新时期受众的多样化需求和媒体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26]刘海龙指出社会化媒体导致的困境也为新闻工作在数字时代与时俱进提供了机会，可借此重新界定新闻工作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建立新闻组织的透明性、重申新闻为公众服务的基本原则[27]。陈力丹等指出微博问政的发展趋势有四：政府从断点式危机应对走向常规化运作、从被动等待关注走向主动自我推介、问政微博呈现集群化趋向、微博问政从单方信息转向关系的维护。[28]很多学者对微博意见领袖给予特别关注。韩运荣、高顺杰推演了微博舆论传播的底层结构，并根据微博事件的类型，探析了微博舆论的演化模式。[29]李彪通过微博数据挖掘和问卷调查，对这一群体的人格特质、微博行为特征和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等进行了分析，认为微博意见领袖表现出媒体属性强化、圈群化、权力结构集权化等新特点和新趋势。[30]王平、谢耘耕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分析了该事故中涌现出的微博意见领袖的特点及其影响力，并针对引导和管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意见领袖提出一些建议。[31]张涛甫等通过对微博意见领袖行动空间多重不确定性的分析，指出其行动特征有：机会主义策略、事件导向、“极化”趋向。[32]

七、“西方化”研究范式的反思和超越

学界在回顾学科研究历程的基础上，注重对学科范式进行总结和反思。2012年适逢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首访中国大陆30周年，姜飞撰文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需要经历一个蝉蜕和化蝶的过程，找到一个传播实践和学术理论的未来平衡点。[33]《新闻大学》第2期刊发了2011年底召开的“传播革命与中国传播学：超越结构功能主义”学术对话会的一组笔谈文章，意在从传播与人类生存这一基点，反思和批判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一直以来主要遵循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出自己的宽广基础和理论空间，为其现实变化和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启示。李彬、黄卫星认为当务之急是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34]胡正荣等反思了用西方传播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时的“水土不服”，并提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应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的融合范式，将中国的传播实践纳入世界结构和世界历史的视野中。[35]

八、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新思路新目标

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与信息传播，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年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较为丰富，影响也逐步增大。白润生、于凤静、李兴国、朱天等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了少数民族信息传播的基本问题，郭建斌、金玉萍、孙信茹、杨星星、陈峻俊等学者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对传播媒介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化阐释。由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较为完整地梳理了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业的发展状况，对不同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成绩和经验、问题与不足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概括与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报告由70多位专家历时2年撰写完成，是中国首部系统介绍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状况的文献，对提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与信息传播能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11月底，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在广西大学召开，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覆盖了全国各个民族地区。如今，论坛已发展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并开始产生品牌效应。

除以上热点外，新闻传播研究多点开花，在新闻与传播立法、新闻与传播历史、新闻与传播教育、广告传播、公共关系等方面都有不少亮点，限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一一展开。

回顾2012年，我国新闻与传播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研究者的深刻思考和辛勤付出，使得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不断壮大，学科影响力不断加强，学界同业界和社会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得以改善和强化，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呈现出新的局面，从而使得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成为指导我国新闻与传播业，以及公共事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之后，随着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和新闻改革的不断推进，将有更多的研究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应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关注社会现实和公众需求，扩展学科理论的系统性、适用性和前瞻性，在社会转型与历史变迁的现实基础上，发展多元走向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克服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现实和理论脱钩、学界和业界隔阂等现象。

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工作思路，这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与理论。可以说党的十政治报告渗透着对新闻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为我国新闻与传播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行动路径，这方面的课题需要学界积极跟进并贡献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随着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目标的提出，传媒改革将继续成为热点话题，如何发展新型新闻传播业态，提高新闻传媒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提升舆论影响力和引导力，增强新闻传媒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值得学界继续关注和思考。在对外增强影响力和争夺话语权，对内完善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新闻媒体的公共属性和重要功能需要继续发掘，学界引导的公共传播研究领域需要继续拓宽，一些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需要不断拓展和深入。

可以说未来仍是新媒体的时代，新媒体引发的传播革命方兴未艾，仍将推动现有传播格局和传播观念的变革，并将继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这一研究主题也将表现得更为鲜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给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期待在这一舞台上，研究者们能够为学科的未来发展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理论成果，使得我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能够百花齐放，壮大繁荣，更好地服务于传媒改革，服务于社会发展，服务于学科建设。

参考文献：

[1]尹韵公.“走转改”的意义和价值[J].新闻战线，2012（2）.

[2]刘笑盈.“走转改”新闻报道效应与社会价值[J].重庆社会科学，2012（4）.

[3]鲁炜.深入实践“走转改”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内涵[J].新闻与写作，2012（5）.

[4]王清.一枝一叶间雀鸣争执何――中国版权制度十年发展综述，姜智彬.最是台城柳烟笼十里堤――中国广告业十年回眸，吴锋.长风三万里吹度玉门关――中国报刊发行营销十年回顾，丁柏铨.春风拂大地兰芷芬芳长――党报改革十年回眸，郑保卫、宫兆轩.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都市报十年改革与发展，陈力丹、曹文星.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新媒体十年发展评述，石长顺、柴巧霞.戏演荧屏里心曲知万端――中国电视业十年发展评述[J].编辑之友，2012（1）.

[5]郑保卫.新闻工作理念与实践的调整和创新[N].光明日报，2012-11-01.

[6]杨保军，涂凌波.“走出”新闻学与“走入”新闻学――提升当前新闻学研究水平的两种必需路径[J].国际新闻界，2012（5）.

[7]李文竹.新闻学理论范式的实践导向探析[J].新闻记者，2012（2）.

[8]李晖.论发展新闻学的发展分期[J].国际新闻界，2012（7）.

[9]吴飞.公共传播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意义探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2（5）.

[10]常江.文化、权力与多元性：关于媒介批评学科体系建设的思考[J].国际新闻界，2012（3）.

[11]崔保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4）.

[12]李宜篷.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方法与进路分析――对中国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构研究[J].现代传播，2012（8）.

[13]喻国明，宋美杰.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地图”――基于共引分析方法的研究探索[J].现代传播，2012（2）.

[14]喻国明，宋美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CMDI）”课题组.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12）之三跨界、整合与改制：社会视野下2011年中国传媒业发展关键词――基于传媒业相关文本的词频分析[J].编辑之友，2012（6）.

[15]宋建武.我国传媒业规范转制的路径选择[J].新闻爱好者，2012（3）.

[16]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论报业全媒体发展[J].现代传播，2012（6）.

[17]殷琦.制播分离背景下的广电机构治理结构改革及其创新路径[J].现代传播，2012（5）.

[18]丁柏铨.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触发研究[J].新闻大学，2012（4）.

[19]赵振宇，焦俊波.系统论视野下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框架构想[J].现代传播，2012（10）.

[20]薛可，陈.突发事件下网络论坛用户声望的影响因素研究：跨层次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2（8）.

[21]钱晶晶，史安斌.从乌坎事件看政府危机传播在中国的本土化尝试[J].新闻大学，2012（4）.

[22]罗以澄，姚劲松.中国传媒在公共空间建构中的角色考察[J].新闻大学，2012（4）.

[23]喻国明.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下政府角色的转型及行动逻辑[J].新闻记者，2012（4）.

[24]赵启正.跨国对话――公共外交的智慧[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25]李良荣，郑雯.论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J].现代传播，2012（4）.

[26]郑保卫.传统媒体要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如何保持和发扬传统[J].青年记者，2012（21）.

[27]刘海龙.新闻工作者微博应用的困境及其根源[J].新闻记者，2012（9）.

[28]陈力丹，曹文星.微博问政发展趋势分析[J].编辑之友，2012（7）.

[29]韩运荣，高顺杰.微博舆论传播模式探究[J].现代传播，2012（7）.

[30]李彪.微博意见领袖群体“肖像素描”――以40个微博事件中的意见领袖为例[J].新闻记者，2012（9）.

[31]王平，谢耘耕.突发公共事件中微博意见领袖的实证研究――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J].现代传播，2012（3）.

[32]张涛甫，项一.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的行动特征――基于对其行动空间多重不确定性的分析[J].新闻记者，2012（9）.

[33]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4）.

[34]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J].新闻大学，2012（1）.

新闻传播领域研究热点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新闻传播领域研究热点范文篇3

一、新闻理论

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多次结合新闻工作实践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我国新闻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劲头。在媒体融合进程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新闻学科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2016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呈现出稳步发展的趋势。在新闻传播学科研究中细分化与专业化不断增强，更加专注于学科基础理论与概念的研究，增强自我反思意识，其下设多个领域均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同时，在深化新闻领域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引入交叉学科知识与思维模式，横向拓宽研究领域，为新闻学科的研究提供新视角。总体来说，本年度新闻学科研究兼具变革与创新、探索与建设、深化与反思的特点。

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其中所列举的11个学科中包括新闻学。

新闻研究是研究新闻活动作为人的活动、作为主体的活动的基本特征、功能、作用与可能规律。“新闻主体”是新闻研究的真正出发点与归宿处，“新闻主体论”理应成为新闻理论系统的核心内容。①

现阶段中国新闻学理论真空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价值观尚未凝聚共识，便被去中心化的亚文化所解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重新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就要对“新闻学”重新定义，并重塑新闻理论主体性，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进行理论创新，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进行研究。②

重新梳理包括在新闻观念、理论等方面的边界问题与演变路径，为探索中国新闻学发展规律提供可行路径。通过梳理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有学者认为中国要产出能同国际新闻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学术成果，应当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赋予学者充分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与自由、充分吸收包括西方国家新闻传播学科知识与原理等其他学科的养分。③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面对新历史时期的新闻舆论工作，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上，科学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创造性地提出关于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新观点、新理念，进一步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党的十以来的新闻宣传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不断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党的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2月19日，同志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就我国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与新要求，明确了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地位、责任使命、基本方针、根本保证等内容，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指明方向。针对同志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学界展开了广范围、多角度、深层次的探讨与研究，探究其理论基础与创新之处，使得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拓展与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果。

2016年4月19日，同志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从四个方面深入分析网络安全与发展的问题，进一步强化了对信息技术的重视，从信息革命带来的技术发展态势、网信事业的发展到核心技术突破、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再到技术人才培养，从三个层次深化互联网技术观。④

面对快速演变的媒体环境，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媒体的作用，并形成了新媒体观，强调新媒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把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强调利用新技术占领信息制高点，鼓励理念、体制机制变革，重视网络强国战略的构建与国际话语权的掌控。⑤

在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与发展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传统观念也成为本年度的研究重点。受众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论及的重要内容，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受众观进行详实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受众观”的特点与规律得以被揭示。⑥

（二）新闻基本概念

新的传播技术不断推动媒介生态环境的演变与革新，传统的新闻概念与理论也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与特点。“新闻”内涵、新闻形态、新闻的生产与消费等领域都被互联网重构，新闻核心知识与知识领域的边界逐渐趋于模糊，重新考虑核心知识领域的知识特性重建边界，并着重研究知识领域定界的复杂性，是新闻业边界研究的新方向。⑦“新闻”中的“新”超越线性时间的“新”，整合事实和链接相关联的事实，已经成为互联网新闻的题中之义，再界定的“新闻”打破了传统的新闻线性生产模式。⑧

在多维度快速变迁的过程中，普通公众在网络新闻业的专业主义建构中既是专业主义的有效助力，也以一种去“专业化”话语挑战着职业新闻人对传统专业主义规范的坚守⑨，新闻专业主义开始被视为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不断改变媒体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对媒介伦理提出了挑战。在缺少把关机制以及传播主体多元化的影响下，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日趋远离主流伦理意识，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媒介伦理失格的乱象。因此，狭义的新闻职业伦理已经难以覆w所有的传播主体，公民的传播伦理应当与新闻职业伦理共同构成传播伦理概念内涵的两大基石。⑩

新闻真实是新闻实践与理论研究最基础的问题。新的传播生态格局中，新闻真实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反映（性的）真实”、“再现（性的）真实”，即新闻真实要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11但新闻不是事实本身，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距，因此，新闻真实表现为一个过程。而泛众传播时代的到来虽然使得新闻真实程度没有大众传播时代高，但新闻事实显现的过程要比大众传播时代短。12这就需要专业媒体提高辨别信息真实性的能力。

（三）网络与新媒体

“新媒体”是当今媒介社会中使用广泛的词，也是最难界定的模糊概念之一。依据“新媒体”概念的演变过程以及其相对稳定的基本特征与使用的不同情境与指向，新媒体的概念得以被界定：主要指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台。13平台化发展是当前国刃旅教宀业发展的趋势之一，利用开放平台实现数据生成、传播已经成为当前国内不少媒体的重要举措。如微信平台生成新闻是在交往中产生，这种新闻方式打破了大众媒体新闻生产中生产与消费的二元对立和线性序列，形成无本原生产，表征了全新的新闻范式。14

新技术不断推动着新的传播方式诞生与发展，网络视频以及直播产业在2016年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具有更为直接化、感性化的情感偏向以及个体化、私语化偏向的移动网络视频传播，不断加剧着符号意义的流失，削弱符号的叙事意义。15目前，数据新闻已经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形式，其全面的呈现方式可以规避以往陈述新闻所导致的舆论与审查问题。

除了产生新的新闻生产模式外，社交媒体也影响着政治参与程度。网络社会运动凭借社交媒体或数字技术工具正在迅速兴起，其日渐成为当前社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形式。

2016年10月1日，世界互联网管理权从美国政府长期监管下的ICANN机构受众转移到一个国际多方利益攸关方力量角力下形成的一个新的国际机构中，网络空间将迎来一次格局与秩序的大洗牌。16目前，新媒体存在着对权利扭曲和权力的不当限制等问题，其根源在于自由与秩序的法律价值在新媒体中的不平衡，而事前限制与事后规制相配合是规制新媒体法律进路的可选方法之一。17

由于受到传统学术研究的束缚，目前新媒体研究整体学科面貌呈现出理论与现实、科学研究与社会需要难以平衡的局面，依据“认识-视角-方法”的路径构建多层次研究框架是新媒体研究的出路之一。18

二、新闻业务

（一）媒体融合

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面对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依据国情与国内媒体现状，提出要重视网上舆论宣传，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本年度，分析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探寻出路仍旧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通过对国内110家主流媒体展开调查，60%的媒体完成两微一端的布局，但限于人力、经费、制度等资源条件，媒体两微一端运营后备动力和创新激励不足。19

互联网作为一种改变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结构”和游戏规制的革命性力量，传统媒体自绝其外或者仅将互联网作为延伸自身影响力的工作的做法难以持久。20也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媒体的深层危机是产能过剩，传媒产业去产能需要打破传统思维定式，进行“关、停、并、转”改革创新。21而新闻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传统新闻模式与新兴的技术特性相结合，这既需要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引导，同时也需要媒体行业主动采用新技术，积极融入融合浪潮。

媒介融合实践不断推动着学科创新与发展。媒介作为嵌入物和中间体，对信息资源和传播过程进行资产重组，形成跨界融合。跨界融合及其形成的跨界媒体不断重塑传媒产业形态与传播智慧格局，并改写或重写新闻和媒体的知识体系，推动新闻学知识体系进行“范式转换”。22

（二）新闻法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本年度关于新闻法的研究重点在网络治理与公民权利保护。尤其是关于个人隐私保护，相较于前一年热度不减。个人网络隐私既包括网络私密信息，也包括网络安宁。收集和使用个人网络信息，收集行为本身或在使用个人网络信息过程中侵害他人隐私。23面对信息的获取和挖掘对公民隐私权的挑战，我国虽然相继出台保护用户隐私的法律条文与政策，但是总体来看依旧缺乏强有力的立法基础与保护。

在全球信息公开法治化浪潮中，信息权作为基本人权得到越来越多的法律保护。面对中国信息公开的困境，需要在“变法模式”下引入“自发模式”，以“自发模式”促“变法模式”，实现立法模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真正构建起权利型信息公开制度。24

本年度，对新闻工作者的劳动权保护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之一。基于对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劳动法规条款及典型案例的梳理与分析，劳动权真正获得保障有赖于“集体协商权”的运用，但是媒体从业者普遍表现不佳。因此，媒体从业者群体须破除其“专业人士”“知识分子”“白领”的身份迷障，增强其劳动权益意识。25

（三）新闻实务

传播技术不断推动着新闻报道形式的创新与发展，本年度探求技术对报道影响以及分析报道案例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

每一个媒体形式和技术都会是重塑获取信息、感知现实和话语表达的方式，智能技术是媒体进化的重要一环，其对时空压缩、场景再造、传感器社会的打造和放大，对媒体而言，这是演进也是变革。26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广泛使用推动传统新闻与高新技术相结合，实现沉浸式的新闻报道形式，增强用户参与感。但也存在过于注重技术导致要素表现重于核心议题传达，以及片面追求影响效果的放大而导致舆论引导效果的弱化等问题。27

不少学者针对新闻报道案例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分析或探求背后的成因、特点及影响。有学者以把关人理论、框架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支撑，考察特大事故的媒体呈现途径、影响因素，以及其15年间在媒介语境中的守望与遗忘路径。28

三、新闻史

在本年度新闻史的研究中，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在对新史料的挖掘上成果颇丰，关注领域也从原有的报刊史拓展到新闻核心概念，并在新闻的外延影响上采用更丰富的视角切入，真正打破以往“历史的报刊”，转向“报刊的历史”研究。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也有所拓展。

（一）中国新闻史研究

关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诞生的时间与考察标准，有学者认为应以新闻传播活动的诞生为标识，而非“纸质媒介”。并指出先秦时期“史官记事”等社会传播活动主要承担着“辅佑政事”与“延揽民意”的功能，依稀显现新闻传播活动的多种特质，可以看作是我国大众新闻传播活动的雏形。29从宋代始，经筵会讲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政治传播传统。但其传播机制和政治传统在历史变迁中发生了变化，影响了“建构政治共同体”的战略功能实现。有学者总结其传播机制对功能实现的影响，为当下政治传播提供历史借鉴与启示。30

清末民初依旧是研究重点关注时期，本年度针对报刊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集中。针对清末“官营商报”案的研究以小窥大，成为观察预备立宪时期各方力量的影响以及报界政治生态的一个窗口。31也有学者从“媒介政治化”角度出发，指出《苏报》的“放言革命”以动员为风格，以组织行动为旨归，并以革命实践的推行者造就了思潮与运动，改变政治运动方式。32随着民国初期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分化对抗，报刊与政治的关系看似愈加紧密，背后却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上海报界抵制《暂行报律》加诸报刊的政治规训，报刊被建构为牵制国家的“结构性力量”。但近代中国的“共和”有自身的复杂性与中国性，包含多重意涵与价值对抗，带出了民国初年多样的报刊实践和媒介化政治。33

民国初年新闻观念从表面到内在的发展和深化，背后的动力之一是传播技术，可以说，传播技术对我国新闻专业理念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34

民国时期的新闻业对外交流是该时期新闻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前的新闻业对外交流则是基础。有学者首次梳理中国人对外新闻交流的开端、中国政治人物在海外的新闻活动等，分析归纳民国前中国新闻界对外交流的特点。35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新闻道德讨论也成为学界所关注的热点话题。

（二）外国新闻史研究

此外，针对国外新闻史的研究较往年也有增加，弥补了一些外国新闻史研究中理论思想的缺位。国内学者常认为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出版自由思想是对立的。为了修正这种“对立”认知框架，有学者梳理汉密尔顿所经历的三个历史事件，深入探讨了汉密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并探究汉密尔顿在本土研究的缺失。36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同样也是国内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凯瑞新闻史观的脉络被重新考察。37

针对日本新闻史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战时体制下，日本报界既顺从帮助宣传战时言论统制政策，反过来也不断被军国主义控制和利用，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38日系蒙古文报刊既是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手段，同时也是具有民族启蒙意识知识分子的抵抗工具。39

注释：

①杨保军.“新闻主体论”论纲[J].国际新闻界，2016（1）：88-101.

②胡珏、虞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国际新闻界，2016（8）：92-115.

③童兵.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框架结构解读[J].新闻爱好者，2016（3）：12-18.

④殷乐.把握态势加强连接推进互联网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之道――学习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8）：15-25.

⑤黄楚新、、任芳言.试论的新媒体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7-17.

⑥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受众”[J].新闻与写作，2016（10）：53-57.

⑦郑忠明、江作苏.作为知识的新闻：知识特性和建构空间――重思新闻业的边界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6（4）：142-156.

⑧陈力丹、胡杨、刘晓阳.互联网条件下“新闻”的延展[J].新闻与写作，2016（5）：49-53.

⑨张志安、吴涛.互联网与中国新闻业的重构――以结构、生产、公共性为维度的研究[J].现代传播，2016（1）：44-50.

⑩张咏华、贾楠.传播伦理概念研究的中西方视野与数字化背景[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120-125.

11杨保军.新闻真实需要回到“再现真实”[J].新闻记者，2016（9）：4-9.

12陈力丹、孙龙飞、邝西曦.泛众传播视域下的新闻真实[J].新闻与写作，2016（3）：51-55.

13彭兰.“新媒体”概念界定的三条线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120-125.

14谢静.微信新闻：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4）：10-28.

15王长潇、任媛媛.移动网络视频传播偏向性的媒介影响与意义重构[J].当代传播，2016（3）：31-33.

16崔保国.网络空间之力模式的争议与博弈[J].新闻与写作，2016（10）：23-26.

17王少、孔燕.规制新媒体的法律进路研究[J].当代传播，2016（2）：67-70.

18谢新洲、李冰.新媒体研究的困境及发展[J].新闻与写作，2016（2）：29-32.

19向安玲、沈阳、罗茜.媒体两微一端融合策略研究――基于国内110家主流媒体的调查分析[J].现代传播，2016（4）：64-69.

20张志安、曾子瑾.从“媒体平台”到“平台媒体”――海外互联网巨头的新闻创新及启示[J].新闻记者，2016（1）：16-26.

21崔保国.传统媒体的深层危机是产能过剩[J].新闻与写作，2016（7）：29-34.

22韩立新.时空转移与智慧分流：媒体的分化与重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5）：98-112。

23宋素红、罗斌.个人网络信息的隐私性及侵害方式――网络服务提供者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性质分析[J].当代传播，2016（2）：63-66.

24黄建友.中国信息公开立法模式变革探讨[J].当代传播，2016（2）：71-73.

25夏倩芳、李婧.媒介转型与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保护[J].新与传播研究，2016（3）：38-58.

26殷乐.智能技术与媒体进化：国外相关实践探索与思考[J].新闻与写作，2016（2）：20-24.

27张志安、曾子瑾.网络时政新闻的亲近性文本研究――以三家央媒2016年全国“两会”报道为例[J].新闻大学，2016（3）：38-44.

28闫岩.喧哗与寂灭：中国特别重大事故的媒体呈现（2000-2015）[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5）：73-97.

29赵云泽、丁琢、孟雅、李师贤.辅佑政事与延揽民意：先秦时期社会传播活动的功能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6（6）：129-140.

30朱鸿军、季成浩.经筵会讲：一种中国本土的政治传播仪式及其演变[J].现代传播，2016（10）：18-24.

31李卫华.清末“官营商报”案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59-75.

32黄旦.报纸革命：1903年的――媒介化政治的视角[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6）：22-45.

33周叶飞.报刊与政府关系的重组：报律风波中的“共和”想象[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6）：46-61

34王润泽、余玉.技术与观念的互动：民初传播技术进步与新闻业务发展[J].国际新闻界，2016（3）：133-150.

35倪艳年.论民国前国人的对外新闻交流及其特征[J].现代传播，2016（6）：25-30.

36彭桂兵.汉密尔顿与出版自由：新闻法制史的考察――兼论“二元对立”框架生成的反思[J].国际新闻界，2016（8）：36-53.

37方晨、李金泳、蔡博方.忽略的维度：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及其批判[J].国际新闻界，2016（2）：131-149.

38孙继强.论战时日本报界国家宣传机构身份的构建――驳日本报界“受害论”战争责任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5）：113-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