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基金历史收益率范文

一、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根本性缺陷

老职工（实行个人账户卡以前已拥有国家职工工龄者）的养老保障问题的合理解决，是建立有效的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老职工养老保障，是一个遗留债务和现实困难相交织，涉及公平与效率的制度取向，以及社会稳定的经济社会问题。多年来政界和学界都在积极多地方探索，出台的政策和发表的有关文章已很多。如我国1995年3月国务院的《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简称“95方案”），1997年8月出台《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简称“97方案”）两个方案。这两个方案本质上都是现收现付的受益基准制，都是试图通过扩大覆盖范围并通过当期收费统筹解决老职工养老资金来源，都明显存在负担转嫁问题。只是与95方案相比较，97方案虽有进步，但其实质只是将发生危机的时间推迟。按现行的97方案继续实施下去，无法根本解决老职工养老资金来源，最终必定普遍性的发生养老资金危机。

事实上危机在一些地区已逐渐发生，只是由于统筹面的扩大、缴费率的提高和新方案下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被“借用”而部分掩盖着养老金的赤字危机。但缴费率的提高是有极限的，即缴费率一旦超过缴费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企业就会以各种方式“拒交”——或是无力缴交，或是将企业关闭（税费负担过重致使办企业无利可图时的市场选择）；而统筹面的扩大既是有限度的，且统筹面的扩大，能在当前增加养老金来源的同时，养老基金相应所承担的养老义务和责任也在增加，只是兑现义务被累积、支付时间被推后而已；至于有的地方挪用个人账户上养老金的“借款”是要偿还的。若扩大统筹覆盖面而相应增加的保险义务和责任所对应的应积累的保险基金被“借用”后，没有及时足额的基金来源“补亏”，待“借款到期”，现在“入保”的企业职工退休要取回养老保险金时，由于“亏空”无法支付，无疑就会发生全面性保险危机。因此，按现有的受益基准制统筹养老金，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企业实际负担能力、实际操作过程的资金供需必然趋势上看，都是不能成立和无法长期维持的。解决问题唯一的出路在于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个人账户的供款基准制的方针，抓紧解决对老职工隐性负债的补偿这个症结问题。即国家应偿还老职工所拥有并已基本沉积为国有资产存量的养老基金（包括医疗保险金等）。从最直接的债务关系追索，由国家负担部分，是国家从存量资产中分解相关部分价值，偿还其必须偿还的历史债务，填补老职工养老金的历史空缺，而不能寄希望于通过扩大统筹面或提高缴费率的方式转嫁债务。否则最直接后果是企业将不胜重负而丧失生命力和动力，抑制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再后将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1998年9月，广东省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规定：不参加养老保险将扣营业执照，其最大特点是将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扩大1998/09/19《广州日报》）；今年年初，广州市“为加强执行政府法令的力度，社保和工商部门联手合作”，对“不参加保险的工商业户不予办理工商执行年检”（《（广州日报》1999/01/09A4）等等的这些方案和措施，就当前而言，算是必要的应急之策。因为它在当前最明显的作用，是将养老基金供求危机延后，解养老基金的燃眉之急。但在缓和当前基金危机的同时，面对执行制度的根本缺陷而致潜伏甚至已显露危机，应尽早从完善制度入手，从根本上解决养老基金制度变更所面临的基金缺口问题。

二、关于老职工养老金历史债务的偿还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职工养老基金制度转换所形成的资金缺口，涉及到如何偿还老职工养老金历史债务问题。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高就业、低货币工资和相对高实物福利和平均主义福利的劳动工资制度。在这种特殊的劳动工资制度下，当期费用化的货币工资水平低，基本不包括职工本人的养老部分的工资费用，但作为职工工资另一个组成部分的养育子女的费用，主要是以职工家庭当时拥有的“人头”按计划分配的，如政府凭票低价供应的吃穿用等生活资料等。因此，老职工历史上应付未付的部分（非全部）养老工资，当时以增加国家利税收入或减少财政预算支出，从而转化为国有资产存量的这一部分，国家责无旁贷要承担这部分的养老工资负债的偿还义务。但由于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实行国家计划的“充分就业”（这种充分就业是以“户口壁垒”和“计划用工”制度等行政手段排斥、牺牲非城镇劳力就业竞争权利为代价来维系的）政策，还有殃及全国城乡职工和职农的宏观经济失误、政治运动冲击等种种原因，我国长期总体生产力水平低，尤其是人均劳动生产率更为低下，多数时期能养活职工及其家属已是不易，这决定了老职工的养老工资积累也不丰厚等等。这些都是老职工历史养老负债问题应考虑的历史国情。

据世行组织有关中外专家测算，截至1994年底，按1994年价格，我国老职工（包括已退休的和在职的）养老金隐性债务总额为19170亿元注1需国家负担补偿。

在过去长期计划下，城镇居民包括职工子女的许多生活资料，主要由国家按人口计划分配、凭票牌价（一般是远低于市场价甚至低于商品成本）供应的，投资也基本是国家提供公共财力“按需分配”的。这使职工多子女多享受。这是新长期计划经济下的制度安排，是客观存在的性“法理”；我国现行规定，子女有养父母的义务，这是我国关于父母与子女赡养关系的“法理”（有人从国家制度性的“法理”上，论证了老职工养老费用应全部由国家承担，而同时主张对职农过去的养老负债则国家不应负经济责任注3）。再从中国历史传统、道德伦理和家庭经济模式上看，我国长期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养子防老”经济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习惯占据主导地位，是一种“反哺式”（子小父养，父老子养）家庭模式，它明显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接力式”（子小父养，父老靠自己供款积累和国家福利养老）的家庭模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虽革新了社会经济制度，但家庭养老的本质并没有被根本否定，只是把以前一家一户的“小家庭”养老制度，变为小家庭与“大家庭”（计划经济大锅饭）相结合的混合家庭养老制度。因而，我们在我国计划经济下的劳动工资构成和支付方式时，不适宜完全套用马克思针对连劳动力都完全商品化了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的劳动工资，断定国家老职工的养老负债全部转化为国有资产存量，随之推定老职工的养老费应全部由国家承担。

可见，无论从法理还是伦理道德上说，作为老职工子女，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历史养老负债，都有责任和义务分担，而不能全部推卸给国家，由社会公共财力包干。

因此，对于职工养老职位，要走出已面临的困境，一是要将现行的实质上是现收现付的受益基准制改为储蓄性的供款基准制；国家承担并补充老职工的养老基金的大部分历史债务，职工子女们也分担自己父母的部分养老义务；公平安排国家提供的老职工的养老基金，即对主要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造成现实不合理经济悬殊的不同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单位之间、早退休和迟退休之间、享受福利房的多与少之间（福利房本质上是劳动工资组成部分，职工养老也包括住房费）的老职工养老，他们的资金来源和分配有必要进行部分统筹，对其基础水平必须进行适当的平衡与协调和调整。因为长期计划经济下的国家财政是“大锅饭”和“全国一盘棋”，国家对职工就业计划安排，对他们劳动工资“必要社会扣除”和对工农业收益积累全国高度集中，统筹分配投资，对基本形成国有资产存量的职工养老工资的递延负债，部分实行全国统筹是有历史依据和现实必要的。

三、养老递延负债人与人力资源成本

老职工养老基金（包括住房、医疗保险费用）隐性债务，也称养老递延负债，除了全国统一实行全额统筹（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的可能性很小，至多是部分统筹）外，否则，按现有的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后劳动力使用的工资成本之中。它对今后正常的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都将产生诸多；还涉及到人力资源成本核算的真实和合理性等问题。

首先，最直观的影响是职工住房工资的递延负债问题。在未实行货币分房前的福利分房时期，一个职工调到另一个单位，他的福利房分配权一般的就相应转移到由新工作单位承担责任，即以前的住房福利工资负债全部由过去的单位转移到新的工作单位；在实行货币化住房制度改革以后，未选择并享受了福利分房的老职工，他们历史上应付劳动工资的住房费用，也明显地转嫁到当事人后期的工资成本中。而已享受并选择实物福利分房的老职工，则没有这项隐性的转嫁成本。因为住房费用作为劳动工资的组成部分，过去的福利房分配形式，对职工住房工资核算实行的是类似于福利房实物的“收付实现制”；对分到住房的，相当于一次性全额支付，包括过去的应付未付的住房工资清还和未来的住房工资提前支付；对于未分到福利房的，虽不支付、不预提和不作当期工资的期间费用处理，但实际形成了应付工资中的递延负债。这种隐性的住房工资历史债务，当实行并选择了货币分房形式后，无论是按规定（“广东省货币分房方案”《广州日报》1998/12/11A3）标准实行逐月补贴，还是在职工个人购房时一次性支付，或是基本补贴加一次性补贴等形式，都是将以前会计年度应付未付、应计未计的住房工资递延负债转嫁到新“会计年度”补付进行“补亏”；而对新的货币分房制度实行后的住房工资逐月支付并如实反映到劳动工资成本中，会计核算上虽具有合法性并符合真实性原则，但相对于享受了福利分房的老职工，则在他们的劳动力使用成本上，“额外”增加了当期工资费用，或者说货币分房前已享受福利分房的职工，在以后的劳动力使用成本上，就相对少了住房费用的工资成本。这可能造成至少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同工“不同酬”的利益矛盾。同等工作性质和相同级别、相同责任负担的劳动，可能会由于实行了福利分房与货币分房不同选择的人，产生单位实际支付的需要当期费用化的劳动报酬不同，一要相对增加住房工资，另一则没有此项成本负担。二是由于“同工不同酬”的矛盾存在，将影响职工劳动就业的公平竞争。同工不同酬，对用人单位而言，就是相同的劳动收益，支付了不同的劳动力成本。这对全额财政预算拨款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或以前吃国家“大锅饭”的企业，矛盾可能并不突出，但作为具有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市场经济主体、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而言，它们会在市场价格制作用下，在确保“商品质量”的同时，选择廉价劳动力，这难免造成老职工之间由于是否背负住房费用历史负债的不同而影响了今后上岗就业的公平竞争。

其次，在养老基金中的医疗、一般养老生活费用，其成本转嫁原理与住房费用基本相同。只是其转嫁时间相对被延后至职工退休、转嫁方式和程度将部分取决于养老基金进一步改革后的统筹范围和统筹水平、直接范围主要的不是某些具体工作单位之间，而是在不同统筹标准和不同基金来源的“保险区域”之间。这些转嫁在时间、方式、范围等方面，显然比老职工住房费用的转嫁更为隐蔽和曲折。按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老职工的养老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你在养老基金个人账户建立以前拥有并保留着国家承认的工龄，不管你以前的历史工龄积累来自何方，现在或日后在哪里退休就在哪里养老、获得养老金来源。也即你的历史工龄“滚动”到最后的那个“工作站”的所在地区，必须为你的养老递延负债（基本养老和医疗部分；住房负债可能在退休前解决）承包偿还责任。

总之，老职工养老基金的历史债务的隐性转移，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单位和地区人才引进时，或是劳动者个人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客观评估人力资源成本不能忽视的课题。对隐性债务转化而且日益显现的人力资源成本，应如何合理摊销，也是一个需要有关政策进一步加以规范的现实。

注1、注2、注3：见书〈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的P291、P288.

参考书：

（1）吴敬琏、张军扩主编《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出版社1998年。

（2）李珍：《中国的保障制度转型能不付成本吗——以智利为比较对象》，《改革》1997年第3期。

（3）隋明梅：《社会养老保险采访札记》，《经济日报》1995年11月12日。

（4）郭楚忠：《“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揭探》，《纺织财会》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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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成本；公允价值；可靠性和相关性

一、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并存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变化，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由此，传统财务会计计量属性必须做出相应的变革，以提供反映现金流量和公允价值的信息。可见，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并存将是传统会计计量属性的发展趋势。

（一）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凡按过去的市场价格在交易和事项发生时作为交换的金额，在会计上会转化为历史成本。其所以称为历史成本，原因在于：第一，这是过去（历史）发生的交易，购买某项资产所花费的成本；第二，会计的特点是务实。会计信息必须反映出能够捕捉到的、有充分论证可以依据的现象。

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主要建立在币值稳定假设和劳动生产率不变假设的基础之上。货币币值稳定，保证了计量单位即名义货币的长期恒定；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不变，保证了计量属性即历史成本长期恒定。其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凡购入的商品（资产）按成交时的市场价格转化为历史成本后，在企业持有期间，除非投入生产被耗用或直接销售以及按其他方式处置（如交换其他资产、出租、作为担保物等）外，其价值量（金额）始终保持最初的历史成本而不变。这样处理，既可节约信息处理成本，又可如实反映当初交易本来面貌；第二，从资本投入生产到生成产品（或劳务）为止，整个生产过程的计量，基本上是被耗用的各种生产要素（其中包括物质资产、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源）的历史成本的分配、汇总、集合与积累。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社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对于衍生金融工具等项目，价值往往与其账面的历史成本相差悬殊，报表使用者无法依据报表提供的信息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做出评价，了解企业现在可能承担的权利、义务、收益、风险，从而进行相关的投资信息决策。由此可见，客观经济环境为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应用提供了条件。

（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本文所指的公允价值，是在公平市场交易中，自愿双方所达成一致的市场交易价格。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社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历史成本计量属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公允价值计量属性逐渐受到投资者和债权人的青睐，具体理由体现为：

1、公允价值计量在企业资本保全上发挥着巨大作用。企业对其耗费的生产能力或资源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此时不管是何时耗费的生产能力，一律按现行市价或现金流量现值计量，这样企业的资本受到维护，企业的生产得以在正常状态下进行。

2、公允价值计量符合会计的配比原则。现行企业计算收益的收入是按现行市价计量，而成本、费用，则是按历史成本计量，若对于成本、费用也按公允价值计量，将使企业计算的收益更加真实，由此得出的会计信息能为企业管理人员、债权人、投资者的经营、决策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公允价值的估计可以采用市场法、收益法或成本法。市场法主要指市场的价格信息，即在市场真实交易中可观察到的相同、相似或可比的资产或负债的价格。如果在活跃市场上能够观察到这类信息，应尽可能用它来进行估计。收益法是未来投资（比如现金流量和盈利）通过折现转化为现值的方法。成本法一般指一项资产的重置成本或现行成本为基础，作必要的调整（如使用中的资产已发生了物理、自然损耗和精神损耗，即应予以调整）。

（三）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结合。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建立在过去已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基础上，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而公允价值能够反映完成经济业务之外的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仅仅报告历史成本反映的信息将忽略环境对企业的影响，而只报告公允价值信息则会掩盖对已完成市场交易的记录。两者之间的矛盾实质上体现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相关性之间的矛盾。而采用两种计量属性并行报告的模式可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满足信息使用者的不同需求。

二、资产评估成为会计计量工具

目前，财务会计对收益有两种不同的概念：经济学的收益概念（即经济利润）与会计学上的收益概念（即会计利润）。现代会计理论的收益概念朝着经济利润方向发展，但基于收入确认的实现原则和稳健原则以及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使会计利润与经济利润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会计信息使用者做出错误的决策，因为会计上有利润不等于经济上有利润。经济学家们主张一个人当他资产的价值增加时，而不是当资产出售时变得更为富裕”，但价值增加的确认就是实现的经济收益观点，由于其计量上的主观随意性，很难适用于会计实务。为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建立资产评估制度是一种较好的折衷方法。原有的财务报告反映会计利润，而资产评估报告是基于公允价值基础上，即实物资本保全基础上做出的，其利润可以说较接近经济利润。通常强调资产保值和增值，应基于实物资本维持基础上，目前的会计无法解决，往往账面上有净资产，但评估以后，会发生很大变化，有必要建立年报资产评估制度，使会计利润转化为经济利润。

资产评估是对被评估的资产以公允价值进行估价，而公允价值会计正是以公允价值对资产与负债进行计价的，两者在持续经营假设下数值应该一致。资产评估方法有现行市价法、重置成本法、收益公允价值法等，评出的金额都是公允价值，与资产的公允价值计价相吻合，即公允价值会计下，资产评估结果与会计计量的结果一致。这时候资产评估虽被会计取代，但资产评估原理、方法将在会计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将成为会计计量工具。

三、按公允价值调整历史成本报告

资产按公允价值进行调整并不是无时无刻都在调整，比较理性的是每一年或半年调整一次。公允价值会计的工作应由审计完成，亦即审计在完成传统审计工作基础上，再对资产按公允价值重估，在财务报表列报上，披露重估前的报表与重估后的报表，会计仍然按历史成本作业。

采用公允价值作为资产的计量属性，目前会计界尚存在争议，主要是管理当局利用公允价值被动性地左右报告损益，对未实现收益和利得进行入账时高估企业的价值，报表项目之间由于计量属性不一致而不可比，最致命的是取得成本太高，与历史成本为基础计量相比较，取得公允价值都要花费一定成本，增加了报表准备成本。会计任何变更，都要考虑成本-效益原则。如果让会计一线的人士来准备公允价值会计资料，无疑这种成本浪费是巨大的，而且这在根本上还会提高会计工作的难度。基于此，未来的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与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并存，会计人员完成报表的初始确认以历史成本计量，审计人员在审计的基础上按照公允价值对报表进行调整，对外同时披露历史成本报告和公允价值报告，历史成本报告的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与传统没有差异，而公允价值报告由审计人员承担审核责任，该报告责任大小与注册会计师审核盈利预测报告相似。

四、建立年度报表审计与评估相结合制度

建立资产评估与审计相结合的年报评审制度，具体操作可在注册会计师完成审计基础上再由注册评估师完成评估工作。注册会计师对审计报告负法律责任，注册评估师对资产评估报告负法律责任。资产评估报告作为财务报告的补充资料，与评估前审计后的财务报告同时披露。

由于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及会计信息需求者对会计信息需求的变化，基于高度相关的公允价值会计信息越来越受到投资者和债权人的青睐，公允价值会计应用领域将越来越广泛。但历史成本会计仍将占有一定地位，极有可能出现一套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为主的财务报告体系。未来会计资产计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多元并存时代，在相关性和可靠性上，难以确保任何一种成本计量属性能取得绝对优势。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计量将上升到非常重要的程度，为了得到客观、公正的会计信息，要加大中介机构对会计报告的鉴证责任，不能使公允价值成为会计界操纵利润的工具而使得会计信息更加不可信。任何会计改革，都要建立在会计信息可靠性基础上，再加以考虑最大限度地提高相关性，并考虑成本-效益原则。由此，建立年度会计报表审计与资产评估相结合制度，则是一种较佳的理性选择。

主要参考文献：

[1]范弘亚.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探讨——经济危机背景下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模式的比较.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1.12.

社保基金历史收益率范文篇3

关键词：工业资金；资金政策；工业体系；转轨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1949年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这一年钢产量仅15.8吨，减少80%；煤3243万吨，减少48%；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1]。

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伙伴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这些国家与中国基本相同，资金短缺，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熟练劳动力缺乏，受苏联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高积累、低消费，使得居民消费水平较低，国际市场依赖较小。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使新中国经济发展缺乏外资支持和广阔的国际市场，也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因此，建国初期不具备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国际条件，也就无法发挥比较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

一、工业资金严重缺乏

1.缺乏内部资金

在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十分落后的低水平阶段，西方工业国家工业化起步时的人均GDP都在200美元以上。而中国1952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按当年价格计算为人民币104元，如果按1965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1:2.4618）进行折算，则只相当于50美元，相当于英国和法国工业化起步时人均GDP的1/4和1/6[2]。这种低收入水平在限制国内储蓄能力的同时，抑制了资本的积累。居民收入水平低，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中的个体私营经济规模小，资金少，又分散，个别资本短期内无法实现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工业投资缺少雄厚的资金支持。

2.缺乏外资支持

自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我国经济封锁，1950年12月25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的全部公私财产，并禁止在美注册船只开往中国。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禁运提案，致使参加禁运的国家达到36个之多，禁运项目达500多种。新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外资援助已经没有可能。相比之下，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外援助中，在遏制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考虑下，大量援助流向了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资金政策

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发展战略，没有大量的外资支持，新中国必须自力更生，筹措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以政府为主导纵向筹资，抑制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控制资源价格，把一切经济剩余尽可能多地转化为资本积累，实现高积累，并对重工业高度倾斜，保证工业资金按时到位，最大限度降低重工业建设成本，保证工业项目的顺利进行。

1.实行高度集中的金融垄断机制

从建国初期起，中国就逐步实现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全国现金、结算和信贷中心，总揽一切金融业务。从1953年起，建立了以“统收统支”为主要特征的信贷资金管理制度，存贷款利率由中央银行统一制定，实现与低利率政策的衔接，保证资金的计划流向。从1950年5月开始，国营工业信用贷款的月利率连续大幅度下调。同年7月月利率由3.0%调至2.0%，1951年4月调至1.5%~1.6%，1953年1月调至0.6%~0.9%，1954年调至0.456%，直到1971年8月，该种利率一直保持在0.42%的水平上[3]；二是压低汇率水平。从1950年3月至1951年5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连续15次下调，从420元人民币兑换100美元压低到223元兑换100美元的水平。从1955年3月至1971年12月，汇率水平一直保持在246.18元折合100美元的水平，而且不再公开挂牌交易，仅为内部掌握[4]。

2.实行统一的低工资政策

新中国建立以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长期实行统一的工资制度，工资总额、工资标准以及调整办法均由国家严格控制。1958~1980年，实际工资增长弹性系数为-0.03。从而将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劳动份额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中国1952年的相对劳动份额为39.4%，到20世纪60—70年代又进一步下降，1957年为32.1%，1965年为21.9%，1978年为21.6%[5]。保持主要农副产品的较低相对价格，是实行行政型纵向筹资并由之实现极限积累的前提。从工业化起步，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农副产品价格始终保持较低水平，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方式使农业资金流入工业部门。1952—1990年，通过价格剪刀差，农业为工业部门提供净资金贡献为6990亿元[6]。在严重缺乏工业资金的情况下，发挥农业的潜力，长期压低的农副产品价格，使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指数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仍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牺牲农民消费，为工业提供了巨大的资金，保证工业的顺利进行。

3.实行外贸外汇的集中统一管理

建国初中国即开始实行对外贸易和外汇的严格控制和统一管理。1950年2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全国贸易统一实施办法的决定》，明确规定由中央贸易部统一管理对外贸易业务，实行进出品许可证制度。从1955年3月至1971年12月，汇率水平一直保持在246.18元折合100美元的水平，而且不再公开挂牌交易，仅为内部掌握[7]。对外汇实行集中管制，规定任何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一切外汇收入，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汇率卖给国家银行，一切外汇支出和使用，都必须经主管部门批准，向国家银行兑换。外汇的集中统一管理，保证了资金的计划流向，为工业提供必要的支持。

三、工业建设的成绩

1.“一五”——“四五”计划工业成就

工业总产值1957年达到650.2亿元，超过原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41%，平均每年增长18%。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原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5年间还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等。其中，“一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5年所取得的成绩，相当于美国12年、英国23年、法国26年所取得的成果，工业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为以后工业进一步高速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二五”计划实施期间，由于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失调，连年出现财政赤字，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国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实施了国民经济“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工业取得了恢复和发展。

“三五”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超额21.1%，新增主要产品能力：煤炭开采6806万吨，发电机组存量860.4万千瓦，石油开采2777万吨，炼钢652.7万吨，铁矿开采3590.1万吨，合成氨244.4万吨，化肥204.16万吨，水泥1533万吨，塑料18.7万吨，棉纺锭322万吨，化学纤维1.23万吨，新建铁路交付营业里程3894公里，新建公路31223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1191万吨。

“四五”计划期间，1972年、1973年两年国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73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完成和突破了计划，并且是“一五”计划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1975年是“四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按照《修正草案》规定的1975年指标要求来检查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工业产值完成计划的100.6%。主要产品产量完成钢79.7%，原煤109.5%，原油110.1%，发电量103.1%，棉纱96.8%，铁路货运量98.7%，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01.6%，财政收入完成98%。

2.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

经过四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我国工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改变了鸦片战争后旧中国被动挨打的落后面貌，建立了完整的自给自足的民族工业体系，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工业方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尽管还很落后，但比过去好多了。”[8]“如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创造卫星上天，原子弹爆炸，成为钢铁大国这样的业绩，以及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没有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保障是很难实现的。

四、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及其转轨的必要性

计划经济体制为建国后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须看到，计划经济体制是粗放增长模式，超常规的高速增长率，它否定价值规律，抑制消费、提高积累率，通过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的高增长，不利于提高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同时，由于缺乏市场导向，企业运行的动力不是来自企业利益驱动，而是来自国家的精神激励和宣传动员所形成的企业与个人的责任感、义务感和荣誉感等，通过强大的舆论环境激发企业的生产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宏观上，国有资金投资格局僵化，使得国有资金处于一种矛盾的窘境，一方面整体上宏观资金短缺，另一方面大量分散的国有资产又处于闲置、沉淀、浪费甚至流失状态。闲置的资产只有流动和合理配置才能产生效益，然而由于行业界限、行政地域界限关卡林立，使分割在不同条块中的国有资产无法正常流动和实现优化配置。各地受地方利益的驱使，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生产能力过剩，最终导致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造成了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合理。微观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无权插手分配，只负责生产环节，按照政府统一规划组织生产，不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致使企业投入巨额资金购置的生产设备无法充分发挥其产能，设备折旧难以收回，生产成本高于产出，企业效益低下。同时，企业又扮演着“企业办社会”的角色，在负责生产成本的同时，还要承担过重的本属于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要投入资金解决大量企业职工的住房问题，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这占用了企业相当比重的资金。这样就很难保持企业资金的长期保值增值，大量资金得不到有效利用，资金投入回报大大降低，导致国有资金的大量流失。

我们要看到，计划经济体制不是随机选定的，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符合特定时期历史发展的需要，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发挥着作用，有其特定历史时期的优越性，但当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时，便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就需要与时俱进，结合历史环境的变化，世情、国情的变化，作出调整、改革，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宏观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之后，计划经济时期无所不包的政府计划就会无法实现全国规模的高效率的资金配置，发挥资金的最大效应。这就要求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市场经济体系、投资机制，优化投资结构，将资金投向基础设施产业，引导带动社会资金向新兴工业部门和新兴产业投入。微观上，经过长时期之后，人们在社会剧烈变化时所具有的巨大革命热情消退后，主观精神的激励已经不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从个人到企业，就会缺乏活力，经济的低效率，对资金造成严重的浪费。庞大的工业体系客观上要求各微观经济实体必须按照市场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市场为导向，优化投资结构，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经济运行僵化，不利于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状况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这就逼计划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让位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计划经济体制完成历史使命之后，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我们必须在特定历史下来看待计划经济体制，对其作出客观评价，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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