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理财的必要性范文

一、走向广义的保障

住房保障的概念是伴随着住房在人的生存中的地位而提出来的。住房是保证人生存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缺失必要的住房，将使人的生存受到严重影响。故而，保障人的住房权利，成为保障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住房是一种投资品，社会显然不需要去保障人获得它的这种权利。也正基于此，低收入家庭自己没有保障住房权利的能力，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有责任通过直接的住房供应，或者其他方式的援助，为他们提供合适的住房。作为人权，所有公民应当平等地享有，并不因为收入高低，来区分是否应该享有。

对公民住房权利的保障，并非保障公民的住房需求愿望，而是保障其基本生活。住房保障并不是无偿的全额福利供给，而是保障满足基本居住需求，并且根据家庭收入不同，给予差异化的福利。住房权利保障，不能与政府的公共财政补贴等同起来，

向低收入等社会群体提供公共服务是社会保障的重点。最近几年，住房保障的重点是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这使得住房保障也狭义化，被局限于对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性的住房，或者给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从住房权利保障的角度，所有社会成员都应当享有住房保障，只是由于不同社会成员的收入不同，获得合适住房的能力不同，政府需要提供的财政支持强度也不同。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住房权利，实际上应该从两个方面来描述，第一是保障住房供应，维护市场秩序，保证社会成员从市场上公平获得可负担的合适住房的机会；第二是对满足基本住房需求能力不足的社会成员，提供适当的政策支持，包括适当的公共财政支持。

既然住房是一种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基本消费品，政府有责任使公众的基本消费品需求得到满足。这个目标并非都需要通过福利性的住房供给来实现，而是可以通过市场的机制，同时政府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来实现。住房供应不可能单纯依靠市场，政府的资助、政策的支持始终是住房供应体制的重要内容。

在正常情况下，对高收入家庭住房权利的保障主要是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并不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持。比如，市场交易行为的规范，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都需要政府制定规则，加强监管。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重大灾害，高收入家庭的住房权利保障同样需要政府给予直接的财政支持，在四川汶川地震中，政府对受灾居民发放的救济性重建住房补助，并不区分家庭收入高低，目的是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

对低收入家庭，由于支付能力不足，不能通过自身的力量获得合适的住房，政府需要通过公共财政的支持，向其提供福利性住房。在福利性住房的供应中，并不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不必追求百分之百的纯福利。

在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区间中的中等收入家庭，住房的支付能力有很大差异，不能简单地说适应市场，或者不适应市场。住房的供应，总体上还是以发挥市场机制的功效为主，政府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

不同收入家庭对市场的适应度是不同的，而住房又是必要的生活消费品，中等收入家庭不属于保障对象，又承受不了市场价格住房，陷入了“两头落空”的政策困境。房价上涨对他们改善住房条件的影响最大，而他们恰恰又占社会群体的大部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仅仅是提供公共福利，对市场的适当干预，或者对保障民生的事业予以政策支持，都属于公共服务职能的范畴。

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中，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195.56元，家庭平均人口3.06人：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63.28元，家庭平均人口3.22人；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年收入比低收入家庭高31.58％，实际金额高7489元。如果以租房为比较标准，低收入家庭享受了廉租住房，每年的租金支出为2000元；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租赁市场价格的住房，同样的住房面积租金年支出为8000元，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减去住房支出后的实际剩余收入仅比低收入家庭高1489元；如果让中等偏下收入家庭购买住房，与廉租住房同样面积的50平方米，按2008年商品住房平均价格，全额贷款，按商业贷款0.85折计算贷款利息，30年等额本息还款，每年还款金额为1.16万元，减去住房支出后的实际剩余收入比低收入家庭还少2518元，买房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低于低收入家庭。

对住房市场化供应中的政策支持，容易被曲解为政府对住房市场直接的价格干预，通过政府对住房价格的控制，甚至人为地降低住房价格，以达到使中等收入家庭买得起住房的目的。这种措施，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采用，但正常的市场状态下不宜采用。因为会扭曲住房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最终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以市场化为基础的住房供应中，并不排除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政策支持将使他们增加获得住房的机会，提高他们获得合适住房的能力。

二、政策性住房的福利固化与财富效应

中国的政策性住房供应主要有三种：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房，争议较大的是经济适用住房。对经济适用住房的批评，甚至对限价商品住房的批评，都集中在一部分社会群体获得了低价住房，是社会分配不公。这一批评并不完全正确。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反映的城市情况，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中，有91.15％的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根据统计资料反映，2005年城镇中等收入家庭月均全部收入为2430元，中等偏上收入家庭月均全部收入为3161元，显然，绝大多数经济适用住房还是中等以下收入家庭购买的，

政策性住房供应的争论焦点其实在于：不具备条件的家庭购买了，公共福利非正当外泄；不能适应家庭收入变化，使公共福利凝固在收入已经提高的家庭上，转化为不合理的财富效应。

理论上，最理想的模式是，政策性住房不出售，只供租赁，既保证了政策性住房住户的相对流动性，因住户的收入变动实现更换，又保证政策性住房长期作为公共资产，不会转化为私人财富；对低收入家庭，减免公共住房租金，或者按正常租金同时发放租赁补贴；对租赁社会住房的低收入家庭，则发放租赁补贴。但这依赖于政府有能力建造并持有相当数量的政策性住房，或者社会有相当数量的住房可供租赁。

严格意义上，廉租住房应该属于政策性住房的组成部分，只是政策支持的强度大、福利因素多。相比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的福利成分要小得多。逐步减少住房福利的过度占有，增加市场化的因素，正是住房供应政策需要不断完善的考虑基点。对于政府政策性住房的供应，争论的焦点表面在于是卖还是出租，本质上在于利益调节机制。卖，容易使住房福利转化为私有财产；

出租，住房福利转化得到控制，但政府的短期投入会加大。这也是两难的选择。

大多数发达国家对中等收入家庭住房的政策支持主要通过买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来实现，这也是一些学者否定中国以较低价格供应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的理由。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外国的土地主要是私有，政府并不掌握住房建设用地的供应，而中国城市住房建设必须在国有土地上进行，土地的供应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通过土地供应的优惠或者上地供应价格的限制，使住房的供应价格降低。在中国能做到，在外国很难做到。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能存在，而大多数发达国家难以存在的原因。所以，中国城市的政策性住房供应主要通过土地的供应政策、政府让渡土地利益宋体现，减少了公共财政的直接支出。这必然出现住房市场供应价格的双轨制。

就帮助中低收入家庭提高住房支付能力、获得合适住房的角度，双轨制的住房价格也没什么不好，毕竟既推进了住房商品化，又加快了住房发展。但是，直接的低价住房供应，使住房福利凝固在购房家庭上，构成特殊的牟利机制。同时不能适应家庭收入的梯度分布，使客观上存在较大收入差异的社会群体，享有同一的住房政策支持；也不能适应家庭收入的变化。

真正使政府直接的政策性住房供应出现社会矛盾，是房价上涨所导致的。一开始有经济适用住房时，比同地段商品住房只低10％左右，并不具有较大的牟利功能。当年经济适用住房的政策设计，自然无法预见到房价会这么涨。只是随着住房市场价格飞速上涨，政策性住房的财富效应逐步显现，社会的抨击才逐步升级。如果没有房价如此速度的上涨，政策性住房就不会具有牟利功能，住房福利不能转化为家庭财富，对它的批评大概也会少得多，

问题在于经济适用住房这种政策性住房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政策性住房供应的本意是帮助较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但变相地使一些家庭获得了意外的财富。也正是这意外财富的诱惑，使一些地方将经济适用住房供应给并非急需住房的特殊社会群体。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等收入以下的家庭购置住房的政策支持还是必要的，问题的核心是支持他们满足基本住房需求，而不是营造一个使他们牟利的机制。合理控制住房福利转化为家庭财富，是使政策性住房供应起到本质功效的重点。

政策性住房出租比出售更有利于防止住房福利转化为家庭财富，但短期内公共租赁住房难以形成规模，而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又是突出的社会矛盾，向中等收入家庭出售政策性住房，对于较快增加住房供应，减轻政府的住房投资压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积极的作用。尤其在住房供应总体短缺，不能满足城镇居民家庭改善居住条件需求的情况下，以出售的方式供应政策性住房还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只是要严格限制建设标准，严格控制只供应给住房困难的中等或者中等偏下收入的家庭，严格限制住房福利转化为家庭财富收益。

三、围绕功能设计制度

政策性住房的供应之所以被批评，最重要的原因是政策性住房被不该享有的家庭占有，又形成了不该占有家庭的巨额财富，甚至成为牟利工具。于是，政策性住房被认为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

从住房权利保障的角度来认识，无论哪种形式的政策性住房，其基本功能都是保障居民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并不承担增加居民家庭收入的功能，不能寄希望通过政策性住房的供应改善居民家庭的财富占有结构。政策性住房也不应承担满足享受型住房需求的功能。一项政策，承担的功能越多，政策目标就越难实现。政策性住房，只应该承担解决住房问题的功能，而不应该承担增加家庭财富的功能。因为有些家庭住不起满足基本生活条件的住房，或者没有房住，影响到了生存，政府才给予福利性的补助；这种补助有些通过租赁补贴来实现，有些通过租金减免来实现，有些通过土地收益的让渡来实现；对于有钱、有房的家庭，政府也保障其住房权利，但并不需要福利性的补助。明确了政策性住房的功能定位，政策性住房的迷局也就可以解开。

由政策性住房的功能所决定，政策性住房只能供应给住房比较困难的家庭，而政策性住房的租金应当根据租户的收入来确定，住户租赁面积较小、福利成分较大的政策性住房，按租金占收入的一定比例交纳租金，低收入家庭自然就能够租赁廉租住房，享受不同幅度的住房福利；其他收入家庭，因为收入高，租金会按市场标准收取，主要是享受了住房供应的机会，政府并不给予补贴，符合条件的家庭也可以购买或者租赁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的政策性住房。低收入家庭如果自愿购买政策性住房，也应该允许。反之，住房条件已经达到满足基本居住需求标准的家庭，不能申请廉租住房。住房条件已经达到满足舒适型居住需求标准的家庭，不能申请购买或租赁政策性住房。这样，应该能够将不该享有政策性住房的家庭排除出去，使政策性住房真正起到帮助居民家庭改善住房条件的作用。

既然政策性住房是用于解决住房有困难的家庭居住问题，享受了政策性住房福利的家庭就必须用于自住，不能出租、转租、出借、转让，不得改变用途，也不能闲置。否则，政府应当收回。这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0年4月的《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廉租住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都有了明确的政策规定。

家庭收入的变化始终是政策性住房遇到的难点。租赁的政策性住房，可以要求收入提高了的家庭迁出；如果政策性住房的面积标准有一定控制，租金又与市场价格相差不多，高收入家庭也未必愿意继续在那里住，而出售的政策性住房，要求收入提高了的家庭迁出就比较困难。对于出售的政策性住房，关键是管住牟利机制。

对于享受政策性住房的家庭，收入提高了，应该鼓励其改善住房条件。对购置或租赁了其他住房的家庭，同样由政策性住房的功能所决定，购置或租赁了其他住房，自然不必居住在政策性住房里，应当退出政策性住房，使公共资源惠及其他住房困难的家庭。这样，可以有效防范将政策性住房作为牟利工具。一旦政策性住房不能带来财富效应，占有它的欲望就不会那么强烈了。

家庭理财的必要性范文

夫妻在投资理财上的角色

在家庭中，妻子往往负责日常生活的财务管理，对每日家庭的开销有着决定权。而丈夫呢？则是为家庭的长远生活而打拼，也对投资有着相当大的决定权。作为一个家庭，女性在理财上更加重视维持现实生活的需求，而男性则看重保证未来生活的品质不被下降。

具体而言，男性和女性在对待金钱上有诸多点不同。妻子可谓家庭财务的大管家，对日常生活的财务管理和理财要比丈夫精明得多，算起油盐酱醋大多要比当丈夫的更胜一筹。正因为女性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度要比男性更高，因此家庭主妇在花钱上更加现实，要让一家人住得好、吃得好。省吃俭用是许多家庭主妇的持家之道，而积攒下来的钱通常是为了应急或是为了某种特殊需要，比如为儿子娶媳妇等等。女性在职业上也多愿从事帮助他人的职业，如教师，虽然这一职业的收入并不高。在家庭遭遇经济困境时，家庭主妇倾向于夫妻共同承担责任，以度过难关，而男性则喜欢天大的事自己一担挑。

男性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不折不扣的一家之主，养家糊口的重任要由男人来承担。因此在投资上家庭主男似乎比家庭主妇要更加擅长。男性在家计生活中可能不必为日常生活的花费操太多心，但他们必须为家庭生活的安稳和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负起责任。与女性不同的是，在现代社会男人挣钱多少也成为其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志，所以对于女性而言，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似乎也成了时髦之事。

男女性别的金钱DNA

男性和女性不论是在对待金钱的价值观还是如何消费金钱、投资金钱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有的专家将此种现象称之为男女性别上的金钱DNA。虽然男性与女性并不是来自不同的星球，但男性和女性在理财和投资上确是有着不同的轨迹。从出生那天起，美国的男性和女性在如何看待金钱和如何消费金钱上所接受的教育观念就有着不同，这也是为何美国的男性和女性会形成不同的投资理财观念和特点。

美国的女性从小就被灌输成人后负有养育子女的观念，她们可以不必工作，只要能照顾好丈夫和孩子就可以。更多的女性在投资理财上将金钱看成是拥有良好生活质量的一种方式，女性当家理财更关注日常衣食住行的花销，这种特性被称之为金钱现实主义。美国的男性从小就被教育成人后要肩负养家糊口的重任，要能养得起老婆、孩子。更多的美国男性在投资理财上是将金钱视为财富积累的一种工具，男性因此比女性更少于花钱，而更加注重投资。男性的这种特性被称之为金钱未来主义。同样是花钱，女性偏重在改善生活和用在孩子的身上，而男性则偏重用钱换来更多的财富价值，如投资住房和退休基金。

信不信由你，金钱在婚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夫妻间吵架大多是由于如何花钱、如何赚钱引起的。人们知道，结婚的女人会存些私房钱，不少男人明里暗里也能搞出个小金库。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显示，美国很多家庭夫妻多会认为自己的另一半实际收入要比拿回家的钱多。例如，男人会认为自己家庭的收入会比妻子所说的要高出5%，家庭财富也会比妻子所说的要高出10%。而作为妻子的同样也相信家庭每个月的实际收入要比丈夫所讲的至少高出500美元。

女性喜欢花钱男性不愿欠债

一项对全球12个国家的调查结果表明，不论男女，大多数人都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善于理财也精于持家。不过，美国理财策略杂志也对美国男性和女性如何理财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其实男性比女性更善于理财，或者说是男性在不乱花钱、积蓄和投资上比女性都占有优势。71%的受访男性表示他们会注意钱要花在刀刃上，每个月的支出决不能超过收入，而持这种观点的受访女性比例则为51%，男性的比例要出女性20个百分点。对于是否每个月还清信用卡的债务，受访男性中有61%的人做到月月在信用卡上不欠债，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受访女性为36%，大大低于男性比例。对于每个月日常生活要付的各类账单，受访男性中有90%的说他们每个月都会准时支付这些账单，而女性每个月能准时支付家庭各种帐单的比例为74%。手头是否存有能应付未来几个月意外花销的应急钱，受访男性中有53%的人有这种应急钱，而受访女性中有这种应急钱的人数比例为34%。

与此同时，多数人也认为女性比男性更能花钱。人们都知道女性喜欢逛商店，喜欢买衣服，这是很多女性的共同特点。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买下的衣服、鞋子有的时候可能一生只穿过一次。美国女性在受访时有三分之一的人承认，她们购买的衣服、鞋子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购买的，只是心里喜欢，而不是因为缺衣少鞋才买的。女性天生爱美，所以在服装、美容、健身上的花销也是毫不吝啬。究其原因，这与女性在职场上的特性有关。女性未必聪明就能有高收入，苗条的身材、姣好的面孔也许真能为女性带来财富。佛罗里达大学对美国公司人员进行抽样调查后得出了一个似乎有点荒谬的结论。该调查称苗条女人比胖女人在职场挣钱会多，而胖男人会比瘦男人多赚钱。如果女性体重比正常体重轻25磅，这些女性会比正常体重女性每年收入多16000美元，如果女性体重比正常女性重25磅，这些女性会比正常女性每年收入少14000美元。而男性体重上的差异对收入的影响没有女性那样大，通常瘦的男性会比胖男人一年少收入9000美元。美国专家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在职场，女性的外表很关键，而苗条的女性自然会收到青睐，而男性胖一点瘦一点关系不大。

男性在投资上喜欢冒风险

在投资上，男性有点大男子主义。男性多认为自己的投资头脑要高于妻子，而妻子更多关心的是家庭日常生活的花销。例如只有27%的家庭主男认为他们的妻子相信正确的投资是家庭财务规划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超过七成的家庭主男不相信妻子会把投资看得很重要。尽管近一半家庭主男把正确的投资看成是家庭财务规划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而在家庭主妇眼里她们并不比自己的丈夫差到哪里，也有近一半家庭主妇把正确的投资看成是家庭财务规划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45%的家庭主男认为他们的妻子会把存有应急钱看得很重要，而实际上67%的家庭主妇认为存有应急钱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家庭攒钱的重点不是储蓄，也就是说不会把省下来的钱存到银行中靠吃利息来赚钱。家庭理财规划上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投资，当然投资就有风险，要想赚得多，风险也就越大。而在投资这一点上，男性多多少少有点傻大胆或者是说艺高人胆大，而女性在这方面真的是表现的恰如婆婆妈妈了。美国财富管理杂志在调查中发现，41%的受访男性在投资上为了多赚钱宁愿甘冒高风险，相反女性在投资上愿冒高风险的比例为27%。更有27%的受访女性属于任何风险都不愿意冒的投资人，她们宁可将钱投资在没有风险但获利很低的产品上，也不愿为了发大财而做出亏本的买卖。当然男人中保守的人也不少，有20%的受访男性在投资上采取无风险投资策略。

那么女性在投资上最大的特点又是什么呢？答案挺简单，女性虽不像男性那样甘冒风险，但也不是不想赚钱。所以女性在投资上最普遍的策略就是平衡投资，行话就叫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46%的受访女性称她们是平衡投资者，每年的投资回报率目标锁定在8%至10%，细水长流，几十年下来老母鸡还在，而鸡窝里的蛋也越下越多。女人心细，男人也不傻，39%的受访男性也将自己归列为平衡投资者，虽然这一比例要低于41%愿意进行高风险投资的男性比例。

女性收入越高越有发言权

在美国很多家庭，妻子的收入可占到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美国三分之一的夫妻家庭，妻子的收入要超过丈夫，研究结果表明，妻子的收入越高于丈夫，妻子在家庭财务规划上的发言权就越多、决定权也越大。在美国家庭，妻子收入如果低于丈夫，只有20%的家庭是由妻子主导投资。而在妻子收入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有四成的家庭是由妻子来作出投资的决定。很多的研究和调查也表明，女性对于家庭财务状况比男性更加担忧。美林证券作过的一项家庭投资理财调查发现，47%的受访女性表示她们缺少如何投资的知识，男性的比例为30%。女性也坦诚她们承担财务风险的能力远不如男性。仅有31%的家庭主妇认为自己敢于进行风险投资，而家庭主男认为自己敢于进行风险投资的比例为66%。

难道在投资上，女性天生就是不敢冒险的弱者？其实女性在承担风险上并不比男性弱到哪里，只不过女性比男性面临的家庭投资与理财的挑战更大和更多。首先，美国的女性收入远低于男性，即使同样的学位、从事同样的职业，女性收入也只有男性的七八成。离婚后的女性往往要独自抚养子女，这对女性的压力更大。女性的寿命高于男性，对于晚年生活有着更多的担忧。

女性比男性更具财务忧患意识

美国财富管理杂志2011年2月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经历经济危机的风暴后，美国家庭男性和女性对于如何理财的认知上仍存在一些不同点。在如何看待经济危机对家庭财务规划的影响上，女性比男性更加注重紧衣缩食、未雨绸缪。在受访者中，49%的女性表示她们在经历经济危机后比以前更加仔细地计划家庭财务，而只这种观点的男性只有39%。与此同时，29%的受访女性表示现在与丈夫讨论如何花钱的时间比过去多出许多，而男性与妻子讨论如何花钱时间增多的人数比例比例为24%。相反，男性认为经济危机对家庭如何规划财务没有影响的人数比例远远高于女性，有51%的受访男性持这种观点，而女性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比例为38%。

家庭理财的必要性范文篇3

我国地形起伏大，地貌单元多，地质结构复杂，是一个地震灾害多发且所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的国家。日本等国地震保险的实践证明，建立有政府作为承保人参与其中的地震保险制度，是地震多发国家应对地震灾害风险的合理的制度选择。本文力图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借鉴日本国家地震保险制度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我国国家地震保险制度的总体构想。

一、地震风险的性质与地震保险的承保主体

按照风险管理与保险的理论，商业性完全可保风险至少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是在一定时期内事故的发生要有相当的数量，从而有足够的经验数据可以为保险费率的厘订提供客观依据；二是每次事故造成巨大损失的概率较小，从而使保险人按照所厘订的费率收取的保险费在通常情况下足以抵补保险赔偿和费用支出，且有剩余以使保险经营主体能够有利润可图；三是众多有地震风险的财产所有者有能力并愿意按照保险人所规定的保险费率支付保险费，从而既使保险的总保险费收入达到必要的规模，又可以使风险高度分散。然而，一定地域空间内破坏性地震即使在较长的时期也很少发生，而一旦发生作为风险载体的财产极易普遍严重受损，从而使保险人所面临的赔偿责任很可能远远超过其保险费收入。尤其是居民家庭受其对保险费的经济负担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的限制，地震保险的保险费率很难达到使保险人所收取的保险费足以抵补保险赔偿和费用支出且有剩余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风险不是完全的商业性可保风险。

正因为如此，日本的地震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与企业财产的地震保险严格区分开来，前者实际上被定性为商业性与政策性相结合的混合型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共同承担保险责任；而后者则被定性为商业性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独立经营和自负盈亏。这样，可以集中商业性保险公司和政府两个方面的资金和力量，保障居民家庭在巨灾损失发生后的基本生活需要，有利于维护受灾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日本相比，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还比较低，政府所能拿出的财政性保险补偿资金是很有限的，居民家庭对保险费的经济负担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则更为有限。这就决定了我国更不具备将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作为纯粹政策性保险，由国家单独承担保险责任的条件，也更不具备将其作为纯粹的商业性保险，由居民家庭按照能够保证保险人不亏损且有适当利润的费率交纳保险费的条件。我们只能像日本那样，将居民家庭财产保险定性为具有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双重因素的混合型保险，从而由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共同充当承保主体。企业财产的地震保险则作为商业性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单独承担保险责任。

二、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承保限额与保险责任划分的方式

严重的地震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巨大的。为了控制自己的赔偿责任，保险人通常都要对其承保金额作出限制性规定。在日本，政府以承保人的身份参与的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保险金额，被限定为家庭财产保险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一般是30％-50％）。超过这一比例的部分可以办理商业性保险，政府不再承担保险责任。这种做法有利于保障多数居民家庭在地震损失发生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又与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对严重地震损失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因而是合理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考虑到我国目前政府所能拿出的财政性巨灾补偿资金极为有限，及由于居民家庭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异从而在财产占有上的差异巨大，且多数居民家庭尚未投保一般家庭财产保险的实际情况，为了保障多数居民家庭在地震灾害损失发生后的基本生活需要，我国的居民家庭地震保险不宜采用日本的将一般家庭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作为其最高承保限额的做法，而是直接规定同一的绝对额作为居民家庭财产的最高承保限额更为合适。对于财产价值超过这个绝对限额的部分，居民家庭可向商业保险公司办理普通商业性地震保险。当然，不同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和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财产价值不同，在承保限额上，可以从实际情况出发有一定的差别。

政府以承保主体的身份参与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目的是为了承担大的地震灾害一旦发生超过商业保险公司正常偿付能力的损失的赔偿责任。因此，政府应当以再保险人的身份参与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在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业务先由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然后再全部分给由日本各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参股成立的地震再保险公司。后者根据将保险金额换算成可能发生的赔款金额，并以超额赔款再保险的方式将该赔款金额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按各商业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回分给各商业保险公司；一部分自留；超过二者之和以上的部分分给政府，直至规划最高赔偿限额。地震损失发生后，首先由商业保险公司在其赔偿限额以内进行赔偿，超过商业保险公司赔偿限额的部分由地震再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超过地震再保险公司赔偿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政府负责赔偿。为了防止在严重的地震灾害发生后商业保险公司在理赔时损害再保险公司和政府的利益，商业保险公司要按照事先约定的共同保险条款，要对超过其最高承保限额以上至再保险公司最高限额的赔款部分负责其中的一定比例（目前是50％），对超过再保险公司最高限额至政府最高承保限额的赔款部分再负责其中的一部分（目前是5％）。

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责任划分的方式构思精巧，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在展业中的技术与人才优势，而且还可以通过共同条款将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促使商业保险公司谨慎理赔，从而既可避免或减少政府的不合理赔款支出，又可降低政府的监督成本。我们可以将日本的这一方式移植过来，并加以适当改造，使之成为我国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制度的各承保主体间责任划分的基本模式。

为了平衡各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的地震保险业务规模，合理划分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的保险责任，有必要设立我国的专业地震再保险公司。居民家庭地震保险业务的直接承保、责任划分和损失赔偿的流程可与日本的做法大体相同。当然，保险责任在不同承保主体之间划分的比例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以确定。可以考虑使我国专业地震再保险公司成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独立的经济实体（要使专业地震再保险公司能够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其起码就一个较长的时期而言有合理利润。只要其自负责任限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个前提条件是可以得到满足的），而不只是一个在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间划分地震保险责任的机构。其资本来源在初期可以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为主，但从长期看不应只限于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可以吸纳更多的国内其他资本和外国资本。这样，一方面可以极大地增强其承担地震风险责任的能力，提高地震损失的保险赔付率，并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通过国际再保险的方式向国外分散地震风险责任。三、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险种设计

日本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通常是作为财产保险的附加险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直接承保的，即居民家庭只有投保了一般家庭财产保险，才能在此基础上附加投保地震保险。由于日本多数居民家庭都投保一般家庭财产保险，将地震保险作为一般财产的附加险并与前者同时投保，可以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减少承保主体的费用支出，因而是合适的。但对日本合适的做法对我国则未必合适。我国尤其是目前地震多发地区相当多数的居民家庭收入水平较低，对保险费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加之缺乏风险与保险意识，多数居民家庭没有投保财产保险。鉴于此种情况，为了扩大地震保险的投保比例，使更多的居民家庭都能获得地震保险保障，同时又不增加居民家庭的保险费支出负担，有必要采取与日本不同的做法，对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设立独立的险种，在既定承保限额内单独承保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风险。居民家庭可以不必投一般家庭财产保险，即可直接投保地震保险。考虑到一些特别贫困的居民家庭尤其是落后地区特别贫困的居民家庭交付保险费的困难，中央政府可以从财政地震保险专项基金中划出一块来用于这些家庭地震保险费的减免。

四、家庭财产地震保险费率的计算方法，水平和差别费率

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保险费率由损害保险费率算定会（中立性费率算定机构）负责厘订。它由纯费率和附加费率两部分构成。纯费率由损害保险费率算定会根据地震的特点，参考长期积累的有关数据，在听取地震学、地震工学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计算出来。

一定区域内破坏性地震发生的周期通常都要比较长，因此，在厘订地震保险费率时需要使用长期的和大范围的经验数据。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保险费率，在计算时先参考过去502年间发生的372次有损地震的基础数据，估算出预想损失额，再以该损失额除以年数计算出平均损失额，最后以年均损害额除以现有保险金额求出平均纯费率。附加费率则是用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加查损、定损等费用，再除以现有保险金额计算出来的。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地震保险费率的厘订方法，尽可能使用我国较长时期的地震及其损失的资料，并根据我国不同地区地震灾害的变化趋势计算出纯费率，并加上合理费用率得出商业性毛费率，然后再考虑居民家庭和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两个因素对其进行调整，确定出实际执行的费率。

基于多数居民家庭对保险费的承受能力较低和保险意识不强这一现状的综合考虑，我国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费率水平应尽可能定得低些，以吸引更多的居民家庭购买家庭财产地震保险。这样，不仅可以扩大国家地震保险的覆盖面，使更多的居民家庭从这一保险中获得保障，而且也有利于增加地震保险的保费收入总量，提高地震风险的分散程度。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风险区域的地震风险程度差异较大，对不同风险区域应实行不同的费率，即实行差别费率制度。这样，可以更好地体现公平原则，有利于调动不同地区居民家庭投保地震保险的积极性，收到增加地震保险保费收入总量和提高风险分散程度双重功效。

要建立有差别的地震保险费率体系，有必要组织地质、地理、测绘、灾害学和保险学界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作地震风险区划图，确定不同地区的风险等级和与风险等级相适应的基准保险费率。对于已经确定的费率总体水平及其地区差距，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逐渐进行修正和调整。

五、家庭财产地震保险基金的来源与管理

政府作为承保主体参与居民家庭的财产保险，必然要对已经投保地震险的居民家庭财产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政府用于赔偿的资金来自何处呢？在日本，政府的财政地震损失补偿基金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政府作为再保险人所取得的再保险费收入：二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资金。鉴于我国财政灾害补偿基金独立运行必然带来的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居民家庭对地方政府的依赖心理，夸大损失数量和层层讨价还价所造成的财政补偿基金分配的不合理，以及获得的无偿性所导致的财政补偿基金使用的低效率，有必要将中央政府财政补偿基金纳入保险补偿基金的渠道，并按保险的原则和方式加以运用。这部分资金与政府作为再保险人分人的保险费，以及运用这些资金所获取的收入，共同构成政府的家庭财产地震保险基金。

政府要设立专项再保险会计账户，对政府地震风险准备金的提存和使用实行特别管理。由于政府承担的家庭财产地震保险业务的规模涉及到在地震发生后政府的赔偿责任，尤其是大的地震所引起的政府的赔偿责任很可能会大大超过其提存的地震风险准备金的规模，所以政府的赔偿责任也要有限额。这个限额可以由财政部组织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有关技术管理部门、财政部门、保险和灾害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结合地震灾害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财政可能拨付的地震保险专项基金的规模等因素进行论证。然后，按照这个限额的一定比例确定由中央财政拨付的地震保险专项基金的数量。政府承担的家庭财产地震保险责任限额和按照这个限额需要中央财政拨付的地震保险专项基金的计划，每年都要提交全国人大特别委员会审议。经批准由中央财政拨付的地震保险专项基金，连同其所分人的再保险费支付保险赔偿金后的剩余部分一起，要作为政府的地震风险准备金积累起来，严格实行专款专用。为了使商业保险公司更好地履行其赔偿责任，其地震保险费收入扣除所支付的保险金和经营费用后尚有剩余，也要以保险公司地震风险准备金的名义全部提存，不准挪作他用。为了保证地震风险准备金的安全和具有很好的流动性，使地震发生后能够对受损居民家庭及时提供补偿，地震风险准备金在投资运用范围上应严格限制于购买政府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