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竞赛精神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初中体育民族精神弘扬渗透

在体育教学中弘扬民族文化和精神是新时期体育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作为一名体育老师，应担当起弘扬民族精神的重任，在体育教学中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的渗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提高。

一、进行体育史教育，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经历了上下五千年的风雨洗礼，伟大的民族精神也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逐步发展与形成的，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精华的沉淀。其中体育精神就是一种历经岁月磨练的精华，体现了中华儿女奋勇拼搏、力争向上的优秀品质，因此，在体育教学中，体育教师应将我国的体育发展史和发展规律，以及古今中外所发生的体育事件告诉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实施情感教育，提高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对学生实施德育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

首先，古代体育发展史中弘扬民族精神。在这一部分的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对我国古代优秀的体育遗产，以及杰出的体育思想进行讲述，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屈原和龙舟竞渡；赵武灵王和胡服骑射；唐朝的繁荣昌盛与蹴鞠等；其次，近代体育发展史中弘扬民族精神。在这一部分的教学中，教师要突出对学生进行以史为鉴、兴我中华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坚定学生力争上游、为国争光的信念和决心。例如，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评价：东亚病夫；英国鸦片的涌入，国民素质的低下；落后就要挨打等深刻的历史教训。第三，在现代体育发展史中弘扬民族精神。在这一部分的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介绍我国在当代体育竞赛中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取得良好成绩的原因，来激励学生为复兴中华民族而努力锻炼的信心，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体育事业中所取得的飞速发展；许海峰的第一枚金牌；申办奥运成功；雅典奥运会多得32枚金牌等辉煌战绩。最后，整个体育发展史中弘扬民族精神。在这一部分的教学中，教师要重点突出中华民族爱好世界和平、渴望民族统一的精神，以此来教育学生爱护世界和平，努力增强自身的身体素质，积极参与到维护世界和平的活动中来，例如，隋唐统一所带来的体育繁荣；围棋和武术在国外的流传与推广；乒乓球走向世界等。

二、根据现有教学内容，培养学生优秀品质

除了对学生进行体育史方面的渗透外，更重要的是根据现有的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的渗透。以下是本人的几点教学建议：

1.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通过篮球、足球、排球等集体体育项目，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团体协作意识，提高他们的集体主义观念。这些团体项目的主要特点在于需要队员之间的相互合作与配合，才能同心协力取得成功。通过实践活动证明，个人和集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全面提高团体的水皮，个人的能力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离开了集体，个人将不可作为。通过这些运动项目，可以使学生认识到：集体的利益体现了多数人的利益，不重视集体利益，那么个人利益将得不到任何保障，集体利益不仅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前提，也是促使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

2.培养学生的坚强意志

通过长跑等运动项目，可以有效锻炼学生的顽强意志，激励他们鼓励拼搏。这类运动项目的特点在于娱乐性小、运动量大，通过长期锻炼可以强化学生的坚强意志，使他们明白：参与持之以恒的体育锻炼，不但可以强身健体，而且提高了自身的精神品质，为今后不畏艰险、克服困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

通过武术、围棋、象棋等传统体育项目的练习，可以有效培养学生见义勇为、落棋无悔、正直勇敢的精神品质，使学生在了解中华民主传统体育竞技项目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了其中所包含的博大精深与精神内涵。尤其是武术运动，不仅可以强壮身体，而且可以增强防能力；还有拔河、毽球等集体项目，也体现了团队之间的团结合作，激发了学生的团体意识。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中，无不包含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勇于拼搏的顽强品质。

4.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的意识

在任何体育竞技项目中，都制定了完善的体育运动规则，以此来约束竞赛参与者的身体行为，实际上，这也是保持体育项目持久发展的有效方式，恰恰是这些规则与章程，才充分体现了体育运动项目的巨大魅力。它要求竞赛参与者凭借自身的真实水平公开、公平、公正的参与竞赛活动，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生形成诚实守信的人格魅力，增强学生遵纪守法的内在意识，提高学生讲文明、懂礼貌的道德品质。

三、通过体育竞技比赛，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

在中学体育教学中通过体育竞技比赛，可以起到很好的增强学生民族意识的作用。当我国运动员参与各种运动赛事时，如：奥运会、亚运会、世锦赛等重大国际比赛，往往一场比赛就能牵动几亿中华儿女的心，因此，带领学生观看此类运动比赛，也是对学生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怀的有效方式，当学生看到我国奥运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勇于拼搏、获取成功时，那种无限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尤其是五星红旗在国歌的伴随下冉冉升起时，每一个学生都会为之振奋、喜极而泣。奥运健儿们在赛场上的风采，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风貌，体现了我国体育事业的欣欣向荣，从而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并从运动员身上汲取奋勇向前的精神与力量，将无限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努力学习与锻炼的实际行动。

总之，为了更好的弘扬民族精神在中学体育教学中，我们广大体育老师要转变教学观念，充分认识民族精神在体育教学中渗透的重要意义，并在教学实践中采取灵活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的教育，最终在体育教学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能力。

参考文献：

[1]陶倩，梁海飞.体育对民族精神的塑造作用[J].体育科研，2008，(01)

[2]徐元治.体育新课程下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J].体育师友，2005，(01)

[3]杜文银.在体育教学中渗透民族精神教育[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03)

体育竞赛精神的意义范文篇2

关键词：奥林匹克精神；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竞赛制度；分享运动

中图分类号：G8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6-0006-06

AninspirationfromthefirstYouthOlympicGames

SUNYue，HUXiao-ming

（SchoolofPhysicalEducation，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Abstract:ThehumanisticidealsofmodernOlympicGamesaretostrivetoexpandtheactivefunctionsofcompetition,andtorealizetheeducationvalueofsportsontheyouthbybasingthecarrieroncompetition,butcompetitionhadsomemalpracticeswhileitwasboostingthedevelopmentofsports.TheYouthOlympicGamessetsuchavalueorientationas“exceedingcompetition”intermsofguidingideology,launchedthereformofboycottingmalpracticesincompetitionintermsofsystem,andsuccessfullyimplementthereforminthefirstYouthOlympicGamesintermsofgameexecution.ThevalueoftheYouthOlympicGamesrestswiththatinsuchthreeaspectsasestablishmentconception,systemreformandgamehostingmeasure,itblendsancientOlympicspiritsintothetrendofmodernsocialdevelopmentinabetterway,sothatcompetitivegamesaredevelopedconcurrentlywithmasssportsandyoutheducation.ThisisthefundamentaldifferencebetweentheYouthOlympicGamesandtheOlympicGamesandothermajorinternationalgames,alsobringsussuchahumanisticinspirationas“sharingsports”.

Keywords:Olympicspirit；YouthOlympicGames；yousportscompetitionsystem；sharingsports

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TheYouthOlympicGames，YOG)，简称青少年奥运会或青奥会。2001年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雅克•罗格提出了举办青奥会的设想，2007年国际奥委会全会一致同意创办青少年奥运会。在比赛项目上，青奥会与2012年伦敦奥运会同样设立26个大项，小项数量则有不同，设201个。同时，青奥会对诸如篮球、小轮车、男女混合泳、击剑等项目的竞赛方式进行了改革，以非传统模式进行[1]。国际奥委会对青奥会的定位是“morethansports”(超越竞赛)，并在推广中一直强调文化与教育计划的重要性。例如，参加青奥会的外国运动员必须在开幕前4天抵达，并在闭幕后2天才能离开。这期间，运动员都必须参加8到12小时、多个单元的文化教育活动[2]。这些文化教育活动涵盖奥林匹克主义、技能拓展、康乐与健康生活方式、社会责任、表达等5大主题，多达50项[3]。

1青奥会创办理念带来的启迪

罗格先生创办青奥会理念坚决以奥林匹克主义为指导，以青少年群体为对象，以实现体育竞赛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取向，这是青奥会在核心理念层面区别于当今其他国际大型赛事的独特之处。正如国际奥委会奥运会执行主任吉•费利所说：“青奥会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新生事物，它的理念意义大于品牌意义。”[4]我国奥林匹克研究专家也认为，青奥会在多个方面对过去有所超越，如果青奥会获得成功，将是奥运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5]。

青少年体育竞赛活动以奥林匹克精神为指导，使成长发育期的青少年获得终身受益的身体、心理、道德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状况。其次，来自于青奥会竞赛的制度理念，即由制度理念层面强调“参与比取胜更重要”，弱化以“不顾一切取胜”为最高目标的功利心态。这一项国际体坛的重大制度创新，是体育界的智者试图摆脱把运动场变成纯粹的专业训练机器试验场的创举，与我国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分享运动”体育人文价值观一脉相承[6]。

竞技是人类在各领域得以迅速进化的原动力之一，奥林匹克运动倡导“参与”和“分享”对青少年有着巨大教育作用的竞技运动，有利于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一百年前，现代奥运会奠基人顾拜旦已经强调了奥林匹克的指导思想，他说：“对奥林匹克运动会来说，参与比取胜更重要……其精髓不是为了获胜而是使人类变得更勇敢、更健壮、更谨慎和更落落大方。这是我们国际奥委会的指导思想。”[7]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舞台――现代奥运会发展至今，在过度政治化和商业化的影响下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漩涡，不可避免地衍生出具有强烈功利性的极端奥林匹克主义和屡禁不止的兴奋剂、金钱交易等舞弊现象，成为了极少数运动精英“专享”、“独享”、追名逐利的场所，与广大青少年的亲身参与渐行渐远，对体育竞赛教育价值的实现产生了巨大的阻碍。

青奥会作为重申奥林匹克精神的创新之物，通过推出崭新的竞赛理念，探索一条以世界青少年为出发点，发扬奥林匹克精神的新道路。青奥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创新，也是青少年竞赛的创新。新加坡青奥会重申奥林匹克旗帜下进行的体育竞赛活动，无论从其动机或是最终的目的来看，其核心理念都是为了实现人文层面的追求，这是《奥林匹克》的规定。在罗格看来，青奥会视野中青少年体育不是功利理性思维下的“工具”，而是一种有助于身心健康的“玩具”，是一种通过“参与”而令人性得到发展，人生得以完满的玩具，就如他在新加坡青奥会的开幕式上用“祝大家玩得高兴”结束他的致辞。集合了新旧两代智者的思想火花，青奥会实属上乘力作，它力求通过各种制度性的改革，尽量消减极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影响，也希望通过各种举措降低拜金主义和锦标主义的侵蚀。这些改革措施消减了竞技弊端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制度层面保障了奥运人文价值的实现。

坚持人文导向，增加游戏因素，淡化锦标主义，弱化政治、经济影响，是青奥会高屋建瓴、拨云见日之举，也正是我国青少年竞赛工作理念缺失之处。我国目前各级青少年训练竞赛全盘服务于奥运争光大计，很少考虑到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成长需求。这种以竞技为本的奥运争光模式成为我国青少年训练竞赛工作的主要方式，必然导致一系列负面影响。意识形态一旦在体育领域被过度强化，体育被视为追求极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表演，就会导致国家机器、民族力量的高度介入，对体育造成不堪承受之重。例如，原东德的竞技体制，“驯兽式”的训练完全破坏人性，将国家最优秀的运动人才当做金牌机器，残酷训练，完全无视体育的人文关怀。又如，我国围绕极少数运动精英构建的体育制度，虽在某一历史阶段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却令国人形成“体育就是为国争光，就是奥运金牌”的错误观念，促生了一种不正常的金牌崇拜――唯胜至上，不论过程只看结果，遮掩了各种违反规则、破坏体育伦理道德的竞争手段。

我国青少年体育价值取向的误差，使各级训练竞赛部门为了能培养更多“金牌机器”从而获得更多的奥运金牌，高强度训练、穷尽运动潜能、冲击成绩巅峰，打造最高效的专业训练体制成为必然；无人在意竞赛是否对青少年实施关爱，能否对青少年成长起到积极作用。这就产生了很奇怪的现象，我国专业级别越高的运动员，所受教育越少，早龄专业训练的恶果就越明显。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举全行业之力追逐奥运金牌的体制，恰恰与奥林匹克“重在参与”的精神背道而驰，反而助长了“与人为敌”的不良情绪，不利于和平崛起的中国塑造“与人为善”的形象。回头看看美国NBA，目前水平最高、最具商业价值的两位球员科比•布莱恩特和勒布朗•詹姆斯，分别是在17岁、18岁加入NBA联盟的。但即便如此，为避免孩子们因为过早职业化而受到伤害，NBA现行条款规定，参加选秀的球员必须年满19岁，并且要高中毕业。

青奥会起步于体育的人文精神，通过“分享运动”落脚于实现体育对人的全面发展价值，青少年体育竞赛的最高价值取向就是教育。因此，青少年竞赛的指导思想和制度理念都必须服务于育人的取向，必须给予文化教育和竞技比赛同等的重视。在社会主义中国，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青少年训练竞赛工作，确定教育和培养青少年为青少年竞赛的价值取向，方可实现“少年强则中国强”。

2青奥会竞赛制度改革的启迪

早在一个世纪之前，顾拜旦先生就已很清楚竞技运动存在的弊端，他认为若要实现奥林匹克的理想，必须有制度层面的保障。他说：“竞技对体育既是有力的刺激，也是危险的腐蚀……不加约束的竞争给公平竞赛精神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求助于有组织的竞赛制度，并让它在竞技运动中占主导地位。”[7]24不出所料，包括奥运会在内的世界体坛锦标主义风行，严重违背“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的精神，使得体育人文理想在竞技赛场上被彻底边缘化。

2.1消减受政治利益驱动的锦标主义

为了有效抑制受政治利益驱动的锦标主义，为世界青少年创造一种“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的竞赛文化氛围，同时也为了减少政治因素对竞赛的不良干扰，给予竞赛一个自由的社会大环境，必须淡化金牌所带来的政治功利。对此，青奥会有着自己的策略。

首先，首届青奥会通过限制各国的参赛人数、参赛项目数的举措，以及对参赛年龄组别的规定，有效分散了奖牌，降低了金牌垄断的可能性。例如，国际奥委会规定每个成员国(地区)都得派至少4名选手参赛，但是最多只允许派70人。又如，在4个集体球类项目足球、排球、手球和曲棍球中(篮球被视为个人项目)，5个大洲各出一支由一个国家(地区)奥委会组队的球队参赛，第6支球队将由东道主或单项协会报国际奥委会批准组队。但是，一个国家(地区)在全部4个项目中只能最多参加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项目的角逐，也就是说最多只能参加两个小项，男女各一个小项[1]。再如，国际奥委会针对参赛年龄组别的划分规定了一个原则，各个单项协会在设定选手年龄限制时只能选择一个年龄组。例如，14至15岁、15至16岁或17至18岁。这样，某一国很难垄断大量金牌，金牌将由不同国家(地区)的选手“分享”。

首届青奥会扩大金牌分布的办法获得了不错的效果：北京奥运会204支代表队中有87支获得了奖牌；首届青奥会也有204支参赛队，但有更多的队伍(94支)获得了奖牌，而且还未计混合组队的项目。北京奥运会金牌总数多达302枚，仅由55支代表队获得；新加坡青奥会金牌总数只有193枚，却分布在57支参赛队。北京奥运会第1、15、30位的金牌数分别为51、5、2，首届青奥会为30、4、2。北京奥运会金牌榜前10位的国家中，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均未能进入青奥会金牌榜前10位。整个金牌分布格局因制度的改革而产生了明显的变化，锦标的政治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弱化，拿金牌说事的现象几乎销声匿迹。

其次，首届青奥会在组队制度上也推出了淡化金牌的改革。独创的跨国组队、按大洲组队等做法，打破国家和地区限制，是以国家为参赛单位的世界性大型综合赛事所从来没有的。诸如射箭、柔道、乒乓球、击剑、马术、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田径、游泳的接力比赛等多个项目，设置了部分团体项目和男女混合项目，以抽签形式跨国组队和组织洲际队参赛。这些项目的金牌不计入各国奖牌数，并且在这些项目的颁奖礼上以升会旗、奏会歌，取代传统的升国旗、奏国歌。在比赛期间罗格满意地对记者说，这些项目跨国组队、打乱性别和国籍的做法，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积极反响[4]。青奥会还禁止运动员在领奖时携带国旗以及标语等特别突出国家(地区)概念的物品。这些举措客观上减少了宣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机会，同时还有效地减弱了金牌所能代表的政治意义。于是，青奥会金牌的产生过程和颁奖场面，反倒更能体现竞赛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青奥会曾试图在所有项目颁奖时都以升会旗、奏会歌，取替惯例的升国旗、奏国歌。如果这个做法能够得以实行，那么颁奖仪式的符号象征给予人们的直接信息关联就不再是某国家或某民族。遗憾的是，此举在多方因素的影响下暂未实行。审视首届青奥会跨国混合组队、按大洲组队的做法之后，不禁产生了一种猜测：难道国际奥委会打算在青奥会中完全打破国别的概念？青奥会很可能并不像其他大型赛事那样，出于国别意识把运动员区分成一个个群体，成为某国代表队，运动员都被冠以某国家选手的身份。目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青奥会，或许仅仅是基于报名、组队、参赛等管理工作的需要而已。再加上青奥会原打算在所有项目颁奖礼上以升会旗、奏会歌，这一预想颇有可能将来变为现实。

2.2消减被经济利益驱动的锦标主义

优秀运动员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商界对此进行挖掘，运动员由此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和个人财富的增加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过度商业化的竞赛氛围而导致的拜金主义，将会产生一种受经济利益驱动的锦标主义。这种片面地将竞赛金牌视为赚钱工具的锦标观念不仅违背奥林匹克精神，更危险的是，它将由作为竞技主体的运动员个人意识中，对“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精神产生逆反作用。

充满拜金色彩的锦标主义在当今体育领域影响之深，可谓体育领域各种顽疾的根源之首。正如研究竞技运动异化的专家所言：“事实证明，竞技运动中产生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金钱的诱惑……有的运动员弄虚作假、使用兴奋剂……在竞技运动中运动者由目的转化为手段，由主人转化为金钱、名誉和地位的奴隶，从而丧失了他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因而产生了竞技运动文化的悲剧，即竞技运动中人的异化。”[8]232

若要达到“拜金”目的，运动员需要以优异的名次体现自己巨大的商业价值，“参与比取胜更重要”自然就无从谈起了，各种违背公平竞争精神的手段也就难以避免了。“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竞技体育的趋利性变得十分突出，各种越轨行为袒露出来……”[9]最凸显这个问题的是兴奋剂屡禁不止的现象，“近年来国际田径、游泳、举重等‘兴奋剂重灾区’，落马明星数量有增无减，只是蒙哥马利、琼斯和菲尔普斯等都栽倒在奥运会以后，而不像萨马兰奇时代的约翰逊等人，直接栽倒在奥运赛场上罢了”[10]。

要抑制由“拜金”而生的锦标主义，需要双管齐下的制度保障。首先，须减少竞赛名次的商业含金量。例如，青奥会各项目只设一个年龄组，不符合年龄要求的选手不能参加比赛，那么冠军选手的明星效应将会明显降低。其次，将人们的关注点由“获胜”转向“参与”――按抽签进行跨国组队、按大洲组队的参赛模式，使得优秀运动员可能和一般的运动员分在同一个队中，运动员获得金牌的可能性被随机化，于是人们的关注点变为了陌生的运动员们怎样通过团结、协作，将本团队的实力最合理地发挥出来，而不仅仅是关注于运动员个人竞技能力的展示。相较之下，青奥会不是利用竞赛成绩展现自身巨大商业价值的最好的平台，那么通过服用兴奋剂和各种违规手段夺取桂冠的行为将会明显减少。

优秀运动员的荣誉感在于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以“人”的名义展示了人类身体的最高能力。这是对人类已知极限的不断超越，也是人类探索自身奥秘的神圣举措，更是运动员们在自己的领域，对“什么是人”这一千古难题的郑重回答。运动员因此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是理所应当的，但这一切必须基于以“人”的名义为基础。学界认为奥运奖牌不仅是对个人运动能力的评价，同时也代表了整个人类运动能力和运动技术的最高水平，要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理解奖牌意义[8]278。所以，琼斯夫妻等受世人喜爱的运动员，一旦被世人知道他们曾违禁使用兴奋剂，他们之前在运动场上拼搏而得的荣誉与崇拜，在一夜之间完全崩溃。这说明了一点，人们从来不能容忍运动场上的兴奋剂，不能容忍以“非人”的身份玷污人类的体育。

展示体育的精神与在体育场上获得经济利益，二者之间并不冲突。被称为世界体育最高荣誉的劳伦斯奖，这些年来的男女最佳运动员奖得主无一不是体育界的大富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获得年度运动员的最高荣誉和世界的尊重。之所以被授予如此高的殊荣，是因为这一年里他们在诱惑面前没有沦落为金钱的奴隶，没有丧失作为竞技运动主体的人的本质。而是凭借着正直磊落、勇敢拼搏的精神，在向全人类展示他们出色的运动能力的同时，还楷模性地展现了人类所崇尚的诸多优秀品质――这正是奥林匹克的理想，正是体育的本质，也就是萨马兰奇[7]26所概括的：“顾拜旦和一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奠基人坚信，根据一定原则组织起来的体育运动，有益于年青人和整个人类，不仅是对体质有好处，尤其是有益于提高道德水准。”首届青奥会通过强调文化教育活动，以及诸多竞赛规则的设计，令我们清楚认识到它希望带给青少年运动员们的，正是“劳伦斯奖”的优秀品质，青奥会所希望培养的，是下一代的劳伦斯奖得主。青奥会的定位“morethansports”，应当理解为“超越竞赛”。

2.3消减“竞技至上”的锦标主义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夕，鲍勃戈德曼向198名世界级优秀运动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如果有一种神奇的药物，能令你在包括奥运会的所有比赛中战无不胜，但5年后就会死去。你愿意使用这种药物吗？调查显示有103名运动员表示愿意使用，占到被调查总人数的52％[11]。这是一种畸形的锦标主义的表现，运动员的价值取向已经高于现实功利，超越了世俗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锦标至上，甚至超越了自己唯一的生命。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种高于生命的锦标渴望并不源自运动员心中对体育的挚爱，并不源于对技术巅峰的不懈追求，而仅仅源自对竞技锦标的机械追求。否则，他们不会选择使用这种假设存在的神奇兴奋剂，而是应该依赖自身的努力。要取胜就得不惜一切代价？获胜高于一切吗？提出这两个问题的人，正是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教育和发展计划部主任RobKoehler[12]，他说，当进一步探索青年反兴奋剂的教育计划时，必须要面对这些问题[12]。

青奥会的制度改革淡化了竞技取胜在竞赛活动中独一无二的至高地位，给予文化教育和竞技同等的重视。新加坡青奥会官方网站在回答“为什么‘文化和教育’的环节在新加坡青奥会中如此重要？”的询问时说到：“国际奥委会设计的青奥会，是一个给予竞赛和文化教育同等重视的活动，而不仅仅是为青少年运动员提供的一个竞赛。”[13]又如，国际奥委会奥运会执行主任吉•费利说：“国际奥委会在筹划青奥会之初就提出，青奥会不是小型奥运会，两者概念不同，青奥会重视让奥林匹克精神更加深入青少年，而传统奥运会则突出体育竞技。”[4]有意思的是，青奥会关注的重点与奥运会有所不同，主要区别在于对“竞技和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罗格[4]在首届青奥会期间也曾明确此观念，说青奥会不是小型奥运会，更不是世青赛，而是融合了教育、文化和高水平比赛的一次盛会。

首届青奥会在此人文理念的指导下，将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和人力、物力、财力，从竞赛上转移到了赛场之外的文化和教育活动。重点关注运动员之间的交流、学习、提高和成长，以实际行动淡化了竞技色彩。否则，倘若青奥会以竞技为重点，以打造高水平竞赛为目标，那就应该把运动员封闭起来减少干扰，让运动员集中力量专注于竞赛，提升竞技状态多破世界纪录。但是首届青奥会的做法恰恰相反――运动员村不但是最开放的，还规定运动员在青奥会期间必须参加大量与提升运动成绩无关的文化教育活动。这些文化和教育活动有5大主题、7种形式，多达50项。

此外，还要求全部运动员无论备战哪一天的比赛，都必须在开幕式4天前早早到达，在被淘汰或是自己的比赛结束之后，也要继续留在运动员村，直至闭幕式结束2天后才能离会。这在世界性大型综合赛事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蔡振华[14]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新加坡青奥会安排的文教活动针对性较强，贴近运动员生活，激起了运动员的参与热情，同时，这些活动种类多样、涉及广泛、寓教于乐、参与性强，运动员可以在轻松的气氛中得到全方位提高。”虽然本届青奥会官方报告书还未，但可以想象204个国家(地区)的3600多名运动员的大量文化教育活动和衣食住行的花费，有可能超过竞赛本身的费用。这又是对青奥会定位“morethansports”(超越竞赛，不仅仅是竞赛)的一大证明，也的确是目前大多数青少年竞赛未能重视之处。又如，首届青奥会田径淘汰赛之后的B组比赛，是为了在正选赛中被淘汰的选手而专设的。新加坡青奥会给予孩子们一种导向――竞技只是青奥会的组成环节之一，无论比赛胜负如何，你仍是这场盛会的主人，没有人被淘汰和抛弃，输赢之后你们仍在赛场内外全程参与。首届青奥会还有不少相关的具体条例和措施。例如，运动员村的选手住房里不设网络接口，运动员如果要上网，必须去广场或者宿舍的公共上网区。此举似乎造成了生活的不便利，但实则深藏良苦用心――让青少年运动员们不要“宅”在房间里，鼓励他们走出房间，走入人流，才是真正走进了青奥会。

2.4首届青奥会精简办赛的启迪

放眼当今体坛各大赛事，无不大兴土木，以最好、最豪华的竞赛设施和配套服务为荣。甚至有人从这个角度怀疑伦敦的奥运会必将黯然失色，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但提高了办赛的门槛，将运动会规模越办越大，成为一种负担，客观上限制了青奥会的世界推广，还加剧了过度的商业化，令经济力量更多地干预赛事的举办，将赛事不可逆转地推入市场经济的漩涡。所以，青奥会反其道而行。国际奥委会要求青奥会承办城市要充分利用已有的体育场馆设施，除非确实没有可供比赛的场馆，原则上不新建体育场馆。同时，为了缩小比赛规模，青奥会规定了参赛人数，还把比赛控制在一个城市内。这说明青奥会一方面不以竞赛为最大卖点，另一方面说明奥委会无意将青奥会打造成奢侈品，而是希望将赛事办得“精而简”。

在精简办赛上，在新加坡举办地第一届青奥会的强大执行力，为世界青少年竞赛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各国在新加坡的观摩学习者对首届青奥会进行了现场考察，看到绝大部分比赛项目的观众看台都是临时搭建的。特别引起他们注意的是低成本但是高效能的场馆构建方式，譬如工作人员餐厅只不过是用防水布搭的简单棚子而已，比赛场馆的大部分功能房虽然仅仅是集装箱改造或塑钢板搭建成的房子，但是在功能上却能做到一应俱全。另外，在场地建设的日程安排上，首届青奥会的比赛场地并未如一般世界性大型综合赛事那样提前大肆修整，早早严阵以待。以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等场地为例，人们在赛前10天见到场馆还是“一片狼藉”，但接着用了不到4天时间，场地已经在功能要求上完全落实到位。新加坡可以说将国内的现有场馆利用到了极致，当地的经济、节俭办赛模式很值得南京借鉴[15]。

首届青奥会制度改革，在于它尝试以大胆的改革和精简的办赛，淡化比赛的竞技性，更多地关注参与性和游戏性，以“分享运动”的机制改变了唯竞技至上的竞赛观念，并减少了锦标的政治色彩，弱化了锦标的商业价值。通过这些制度改革，首届青奥会成功地贯彻了“参与比取胜更重要”和“morethansports”的人文价值取向，让运动员由“取胜”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让运动员能以自由、审美的心境更多地体会“参与”的喜怒哀乐，最终由“参与”中得到宝贵的人生历练和竞赛的深刻教育。这是罗格提出的青奥会理念“主要目标不是赛事，而是教育”获得成功的重要制度保障[16-17]。

青奥会给予我们的启迪，首先是青少年竞赛的主导思想和价值取向要以人文层面的“参与”和“分享”为指引。这为我国青少年体育训练竞赛体系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思路――竞技虽以竞赛为载体，但应追求超越竞技，要将竞技行为与文化和教育相结合，最终落足于青少年身体、心理、道德和社会适应等全面发展，使青少年终身受益。

青奥会给予我们的第二个启迪，是将人文精神付诸实践，在创新中构建制度保障。“简而精”的办赛体制机制，是青少年竞赛区别于一般商业化、职业化竞赛的特色之一。它可以有效减少机构内部的腐败和官僚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部市场力量对办赛工作的干扰。首届青奥会的竞赛制度改革，有效淡化了为竞技而竞技的传统竞赛观念，较好地抑制过度政治化和商业化对体育竞赛的负面影响，为我国体育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和成功的经验。

为了使竞技具有更多的文化教育功能，举办方和承办方需要培养出具备强大软实力的团队，必须拥有出色的统筹规划能力和高效精准的执行能力。这种软实力很难如财力、人力、物力那般具体量化，但却是办好新世纪赛事的隐形核心实力[18-19]。

南京第2届青奥会离我们一天天近了，这是中国体育制度改革和竞技价值取向转型的一次机遇。我们要了解青奥会的缘起，领会青奥会理念，构建针对青少年竞赛特殊性的完善模式，培养具备强大软实力的团队，才能“让奥运走进青年，让青年走进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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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竞赛精神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胡伊青加；游戏理论；文化史；体育哲学；仪式；自由

中图分类号：G80-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3）04-0001-06

考察游戏理论，我们不得不去阅读荷兰文化史学家约翰·胡伊青加的著作《人：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1]，这是一部充满文化活力与激情的思想汇集。将游戏归纳为文化的本质和意义，的确让人们感到意外，但是通过宏大文化史的阐述，嫁接起游戏与古老文化之间的某种联系，使得这种思想观的创建合乎情理，我们不得不佩服胡伊青加先生的学识与洞见。形成文化史的视野，必须具备历史、文化、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哲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储备，在另一本著作《中世纪的秋天》中，他强烈地反映出这种文化情绪的宣扬和激荡。对于文化史中的游戏意义，他明确阐述为：游戏是生活的最根本范畴。这个范畴是包含了人存在的文化意义，在与人生活相关的所有事物中，游戏都如影随形在生存的各个领域中呈现。在胡伊青加的文化游戏论中，还多次论述游戏囊括了运动、竞赛和活动等各类概念，其中隐含了一些基本的游戏体育观，并认为竞赛的冲动来自文化早期。在文化游戏论中体育与游戏有着怎样的联系，我们有必要进行一次寻访。

1文化意义中的答案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组成因素众多。1871年爱德华·伯内特·泰勒[2]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把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性的复合整体”。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所有形式的集合，它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一系列共同拥有的行为准则、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并且赋予生活以实在的意义。

胡伊青加认为，游戏比文化更为古老，因为游戏产生于动物本能行为之中。受天性指使的游戏，本身就具备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即：生存和适应。游戏在最原始的状态不单单是为了消遣，而是生命延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所以在胡伊青加看来，“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以游戏的方式来进行的”[1]43。这样就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文化的发展孕育于游戏之中，游戏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文化，形成了文明。游戏成为人类文化中最为原始和古老的形态。当这一观点成立之后，立刻使得游戏嫁接到文化概念之上，并且成为比文化更为古老的原始因素，游戏的内涵和实在意义变得深不可测。

斯宾格勒曾经谈到：“对于作为一种主要的存在物的每种文化所可能有的最高度的概括，便是它自身的作为历史之世界的原初意象，并且对它说也是象征的意象。”在胡伊青加理解的文化中，游戏既是原初意象也是象征意象，因为文化的原始形态以游戏为存在前提，而后文化形态中游戏又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使得游戏和文化在人类社会中长期保持这种交融状态。游戏的形式、现象和反应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动物性了，具备了文化学意义。

当人类社会演进后，游戏超越了动物性，同时还继续在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接着问到，游戏是什么？它的实在意义是什么？“游戏的乐趣，乃是拒斥一切分析、一切逻辑解释的。作为一种概念，它不能被归结为任何其他的心理范畴”[1]3。对于游戏概念的界定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因为任何一种假设都不能对游戏概念作出充分的解释，真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某些游戏现象又只能片面反映游戏本质，无法全面囊括所有内容，因为文化现象的广延使得游戏概念涉及过多领域，界定游戏困难重重。但是，必须需要寻找到一个囊括一切意义的解释，根据胡伊青加的理解将游戏定义为：“游戏活动是在固定时空下进行的，带有规则的、自愿的、具有约束力的娱乐消遣，它属于日常生活以外的文化行为[4]。”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游戏在文化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性质，即：原始游戏和文化游戏。原始游戏，具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因为，“文化在其最早的阶段上具有游戏的特征，即指文化是在游戏的形式与态度中发展起来的。在游戏与文化的孪生关系中，游戏是主要的”[1]43。文化游戏，可以理解为“被文化过后的游戏”[5]，它已经脱离原始游戏的范畴，而逐渐进入到语言形式之中，游戏成了文化的结果。游戏受文化形式拓展的影响，在形式上不断地趋于泛化、随意和多变，使得游戏的内涵难以掌控。当我们在探讨游戏与体育问题时，必须分清楚游戏的这两种性质。

胡伊青加相信“竞赛与游戏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就这一问题，我们在体育立场进行阐述。必须承认游戏活动和体育运动在某些形式上具有一致性，但是在本质上却存在着差别。游戏是天生具备的能力，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动物的幼仔和人类的幼儿在嬉戏中模仿出各种姿势，进行着各种身体练习的尝试。体育是后天练习的结果，各种身体技能的掌握都靠传授、学习和锻炼获得，复杂的运动技能均靠练习得来。“游戏是天性，是先天具备的能力；体育是习惯，是后天练习的结果”[6]。体育就是在走、跑、跳、投等身体能力不断强化和反复练习中创造的，它是运动文明形成的基础。

2原初性质中的内涵

游戏活动是引发快乐和乐趣的原始因素，因此，乐趣、和喜悦成为考察游戏原始特征的线索。游戏为乐趣而来，是人类远离悲伤情绪的自然选择。“游戏的乐趣究竟是什么？……然而，正是在这种强度、吸引力和使人发疯的力量中，隐含着游戏的本质即原初的性质”[1]3。这种力量所引发的癫狂、激情、欣喜和迷离，已经超越了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解释范畴，它成为心灵无法拒绝的原始因素，成为抽象与现实之间的调解力量，游戏的本真面目成为了囊括人类所有文化因素的终极解释。进入游戏中就是为了寻找快乐的因素，释放本真的情绪、欢乐和打闹，这就是游戏存在的意义，因此，由乐趣导致的吸引力是游戏原初的性质，它反映在生物体由生存欲望而产生的本能情绪之中。

游戏的乐趣是为了追求精神的满足，肉体的需求在精神面前变得不重要了。事实上你可以拒绝一切事物，但是“游戏是不可能被拒绝的”[1]3。这导致了一个奇怪现象的发生，体育运动成为了人类拒斥的对象，虽然它极力地保护着人类身体免受文明毒药的侵害，但却没能得到心灵的认可。人类不论是高、矮、胖、瘦都有参与游戏的欲望，可是对于参与体育运动，身体的惰性却始终占据着绝对优势。

体育的乐趣来自于肌肉在强度负荷之后的释放和解脱，它需要提前支付身体能量来达到最后精神的享受，于是在文明病态的文化面前认为这是不经济的事情。人们已经逐渐学会了不需要付出努力的不劳而获，身体不运动导致的肥胖和文明疾病呈几何数字地增长，游戏和体育的殊途产生了。“在游戏活动中获得乐趣、欢喜和高兴的情绪体验，使得游戏指向心灵的神圣；在体育运动中产生紧张、激烈和狂热的身体感受，使得体育回归肉体的纯真”[7]。

游戏活动不需要肉体的参与就能够被心灵所接受，因为被动的观赏能够在第一时间传递给大脑以欢乐的情绪，而体育活动需要有直接的肉体感觉，主动的参与需要在肉体能量释放后才能得到精神的满足。于是传递给心灵的感觉需要通过身体进行中转，身体成为第一要素，而心灵却在第二时间得到信号。这让灵魂至上的心灵感受到了挑战，于是排斥和打击身体的思想开始了它的旅程，想要摧毁肉体来取得思想上的胜利。“在柏拉图的观念中正是身体的欲望和需求导致了世间的苦难和罪恶，身体是最不可靠的东西”[8]。人们坐享起文明带来的成果，而忘记了身体的自然属性，肉身的强健和勇力正在逐渐被消耗怠尽。

游戏的原初性质是为了乐趣，并成为人类无法拒绝的对象。体育的原初性质是为了身体的活动，并保持身体那些原始、自然和纯真的肉身素质，它也可以是引发乐趣的因素。游戏的乐趣直接指向心灵，是能直观感受的情绪体验，身体在其中是被动的因素；体育的乐趣需要身体的直接参与，而后传达到心灵的间接体验，它容易受到人情感的左右和排斥。参与游戏活动就是直接想要欢笑和嬉闹，而参与体育运动却是寻找肉身的活力，游戏和体育在乐趣的原初性质中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直接指向心灵，游戏无法拒绝；间接传达心灵，体育成为拒绝的对象。

在反思游戏和体育的关系时，我们需要思考现代文明已经使得身体的原始素质正在逐渐退化，如果人们依旧拒斥体育运动，病态的文明生活将消耗身体所剩无几的野性和活力。为了使心灵认可体育运动，应该更多地占据游戏活动领域，来保持对生命的拯救。“希腊生活中的竞赛[agon]，或者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比赛，都禀有游戏的全部形式特征，至于竞赛的功能，则差不多全都属于节庆的领域，而节庆的领域亦即游戏的领域”[1]29。将体育运动真正推向文化活动顶峰就要算奥林匹克运动——一个祭祀天神宙斯的宗教节庆游戏。

3神圣节庆中的仪式

游戏随文化的发展，逐渐占领了节庆活动的领域，在古希腊的大部分节庆活动（如竞技、诗歌、表演、绘画、朗诵和舞蹈）都具有游戏的特征。仪式是一种行动，它通过人为表演的方式表现在自然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古希腊人，为了表达对于神的崇拜和敬仰，在名目繁多的公共节日里举行着专门的祭神仪式，游行、祈祷、献祭和竞技都属于祭神过程中的仪式。

“仪式的参与者都相信，该行动就在实现和造成某一确定的福祉，它带来一种较他们日常生活更高的事物的秩序”[1]13。神圣的仪式导致着共同敬畏和崇拜，凝结成一种在诸神关注下的集体意识，提升公民对城邦的守护和认同。“集体生活之所以唤起了宗教思想并使它达到了某种程度，是因为它所带来的狂热状态改变了人们心理活动的条件”[9]。在这些神圣的仪式中，给人们带来共同的敬畏、关注、欢娱和希望，团体中的个人凝结在同一意志之下，形成稳定、持久的集体观念。

在这些神圣仪式中，古希腊人寻求到了体育竞技这种形式来通达神灵，表达愿望、抒怀、展现力量和证明勇气，希望成为神的宠儿。“在希腊人看来，举办奥运会及其他形式的体育竞技会可以抚慰亡者的灵魂和取悦神祇，是向神及英雄献祭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10]。在古希腊，体育是通过游戏的形式而存在，它占据着神圣的祭祀领域，成为人通向神灵的必经过程。“在神话故事中，人神双重身份的英雄介入体育竞技，使得本来就受人尊崇的体育竞技更加增添了某种神秘色彩，体育竞技成为了神圣的仪式”[11]。希腊人也许是世界上最早对体育表现出无比热情的民族，强壮的身体、矫健的身手、快速的奔跑和永恒的力量，对于希腊人来说是巨大的荣光。

奥林匹克运动会“胜利者以他的速度、技巧或是毅力赢得永恒的荣誉。比赛结束后，在宙斯神庙附近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12]。进入神圣的祭祀范畴，通过仪式化的程序将体育运动的某些形式固定为专门的表演项目，使得体育运动能够迅速占领古希腊人精神的最高领域，这时体育运动在古希腊迎来了一次思想和形式的最高峰。“古希腊人推己及人，相信他们的神灵、英雄先祖和亡灵同他们一样喜爱竞技活动，因而，竞技比赛成为愉悦神明与亡灵的神圣活动，而古希腊人也借此获得无穷乐趣和荣耀”[13]。体育运动成为固定在祭神仪式中的表演项目，神人同形，人神同娱，运动中的形象与神的高大伟岸，即刻间能够达到统一。

游戏活动有时给了我们幻想的形象，将生活中的事物扩展进了思维的空间，想象的力量创造着文明的世界，所有不可能的事物经过幻想的游戏体现着它的可能性，这时的游戏指向着心灵。体育运动只能反映我们真实的身体，是自然生活的真理，将身体运动的原始形式不断地传授给笨拙的身体，使身体不致在文明的生活面前忘记原本自然的属性，体育只会指向原始的身体。游戏可以经由想象而引发欢笑，而体育是没有想象的功能，它唯一表达运动的身体，只有在有意义、成规律和达强度的身体运动面前体育才体现着它的功能、作用和价值。游戏通过节庆仪式来表达人们的文化生活，而体育却得益于游戏的此种功能。

在这种神圣的仪式中，体育运动借助游戏的特征而进入到这一领域，之后随着祭神功能的演化又使得体育运动脱离了游戏的特征，而逐渐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怀着游戏的心态投入到体育运动之中，本希望以此来完成与神灵交流的过程，却无意间拯救着人类虚弱的身体。在文明面前逐渐细弱的身体，在这一时刻感受到了强大、自信和力量，神灵用人类自己的方式给了人类心灵以重要的启示。于是，在古希腊德尔菲神谕所就有了这样一道神谕：“如果想要战胜衰败，那就开始体育运动吧！”

4自愿活动中的自由

在胡伊青加眼中：“一切游戏都是一种自愿的活动[1]7。”没有强迫性的游戏，参与游戏都是主体自愿参与的结果。游戏不是日常的生活，它是对生活的模仿或是再现，参与游戏活动只是作为一个生活内容的补充。“游戏也成了一般生活的陪衬、补充和事实上的组成部分。它装饰生活、拓展生活并作为一种生活功能而为个人和社会所需要”[1]8。游戏是无任何功利性的活动，参与游戏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直接欲望，它作为一种辅助的文化功能反映在现实生活中。

游戏是自愿的活动，因为儿童和动物的幼崽必定游戏，这是受身体本能驱使的因素，这有利于发展它们的身体、行为和思考能力。体育运动是自愿的活动，但是事实上却存在着不自愿的情况，反倒需要自觉的精神。身体是具备惰性的，尤其在人类建造的文明世界面前，享受生活的自在成了一种高贵的象征，人们已经不愿意为体力付出而流汗奔跑了。体育运动必须是主体自愿参与的行为，可是这个自愿参与也有着“参与”和“观赏”的差别。“参与”是主体通过自身的力量竞技来获得足够的力量、勇气和荣誉。“观赏”是主体通过视觉感官来欣赏表演者的运动竞技，获得感官的享受和视觉的冲击，观赏主体本身在身体能力上没有多大改变，这直接导致了不自愿现象的产生，在主动参与的体育运动中存在这种被动观赏，自愿的行为引导出了不自愿的结果。

“游戏是主体出于自愿而进行的活动，这种活动是超乎外力或自然必然性的；作为因自愿而自由的活动，游戏是与受强制因而不自由的活动相对的”[14]。游戏是自愿的，体育却存在着不自愿的状况。体育运动是成系统、有规律的身体运动形式的集合，它集中反映出身体的灵敏、柔韧、弹跳、力量和速度素质能力。可是在身体力量负荷力量训练过程中，肌肉酸痛和痉挛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疲劳和疼痛导致的不舒服，使得身体不自愿地反抗，最终结果是身体的惰性占据主动地位。这也是体育运动遭遇心灵拒绝的因素，因为体育运动是通过身体传达给心灵信息，而游戏直接指向心灵的神圣。其次，游戏活动具有一种原始的吸引力，它可以引起发笑，因此成为心灵无法拒绝的因素。

游戏和体育都是主体自愿的活动，虽然体育中存在着不自愿的状况，但却不妨碍两者共同指向人类精神的自由。“自由本身便是它自己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惟一的目的”[15]。物质化的世界和精神的依靠都是为了自由，自由成了理想，人类历史的中心任务寻找到了统一性。“游戏是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自由活动”[16]。游戏可以产生直觉上的自由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自由的活动。游戏是无外在目的性的，它只是内在目的的生命活动。在游戏内在目的中活动，主体不受外在事物的制约，只受制于自身内在属性的调控，所以游戏是自由的活动。体育是有外在目的性，它不仅是内在目的性的生命活动，同时也是外在目的性的社会活动。在体育的内在目的性中，主体只为自身属，它追求身体自由意义上的动感、和美感，使得主体因能量释放而感受到解脱的自由。在体育的外在目的性中，主体受制于外在事物的羁绊，虽然产生出不自由的社会活动，但是因外在事物作用在内在目的性上，同样使主体感受到自由意义上的身体自由。

对于体育本质的探究，可以归结为对于人性自由意志的追求，因为体育的自由传达出来的是：当人类理性自由获得充分发展而忽视感性自由时，体育自由可以弥补感性自由中的身体自由、行为自由和运动自由，使得理性与感性始终处在动态平衡的过程中。体育的精髓在于自由，它使身体与心灵同时处于无拘束的状态之中，人性的自然在自由状态中充分显露。

5竞赛活动中的规则

竞赛可以理解为竞争和比赛，意思是为了胜负、差异或优劣而进行的争斗，多指体育运动中的竞技比赛，同时也可以泛指其他社会性活动的争夺。竞赛必须形成对立和争斗的状态，竞赛是每天都在发生和上演的事件，只要有超过两个人的地方就会自然出现竞赛的可能。诗歌、绘画、朗诵、舞蹈、知识、智慧和食量等等，都可以成为竞赛的对象。

胡氏认为：“竞赛具有游戏的全部形式特征，同时也具有游戏的大部分功能特征[1]46。”竞赛的形式不论是机运游戏、猜迷游戏、打赌游戏还是运动游戏，其特点都是一样的，只是存在着形式上的改变。“运动竞赛的基本形式是历久不变的。在某些形式中，对力量和速度的考验是整个比赛的核心，正如是赛跑和滑冰比赛、驾车和赛马、举重、游泳、潜水、射击等等的核心一样[1]193。从古希腊时期起，体育运动的形式就是将身体分为上肢、下肢和头部相互协调运转的身体运动，跑步、跳远、投标枪、掷铁饼、摔跤和拳击，都是以竞赛的形式开始发展的。体育是以身体运动为主体的活动，它同样可以以游戏的形式开展。

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比赛中，人们就依靠水族馆中的章鱼保罗来预测比赛结果，就能看出人们对于竞赛结果无奈、期盼和急切的情绪。可是试想当所有的竞赛结果都被预知，竞赛就将失去它的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神秘和未知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使得胜负的观念凸现，无疑胜利的愿望更为迫切。于是，体育竞赛有助于制造一种高尚的文明动力和超越思想，它不仅考验着人的肉身素质，同时也是对人的精神、意志、毅力和智慧的考量，并且为文明社会不断制造着改造、革新和进步的基因。

人游戏不是为了改变什么，而是本身就应该做的事，它体现着自然赋予的内容。游戏“它创造秩序，它就是秩序。它把一种暂时的、有限的完善带给不完善的世界与混乱的生活”[1]10。游戏只是单纯地将游戏的任务转化为某一时刻游戏者的行为内容，使得在固定的空间内主体能够得以自我表现。它与混乱的世界能够即时形成鲜明的对比，让游戏者暂时忘记生活的琐事和烦恼，全身心地投入到游戏的状态中。“游戏场地，亦即被隔离、被围起、被腾空的禁地，其中通行着特殊的规则”[1]10。游戏要正常运行就必须有其规则，一切游戏都有规则。“规则要么源于天性（physis），要么源于人的制度（nomos）”[17]。源于天性的规则是自然约定的习惯和传统，它很稳定且不容易改变；源于制度的规则是社会经验和知识，它容易受到政治制度、文化习惯和生活传统的更替而变化。

在体育运动中，规则的出现使得人格化的因素制度化，并让参与者主动接受这些规则。“在规则的参与下使得主体能够在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竞赛，并以此规范自身的行为”[18]。可是在竞赛运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遵守规则却改变竞赛原则的事件，使得体育运动偏离了它原初的轨道，规则成为了人们获取利益的工具。尤其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遵守规则的事件屡屡发生，竞赛的主体完全操控在非竞赛因素的手中，、假球、黑哨的事例层出不穷，体育运动不在自身的运行范畴之中，而成为人们黑色交易中的赚钱机器了。

究其原因，是在制度因素的规则中，由于利益熏心在竞赛的实际运行中夹杂了太多由金钱、荣誉、权力而引发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和文化因素，获胜成为参与竞赛的唯一选择。为了使体育运动不受世俗文明的干扰，应该更多地考虑规则天性的因素，当排除了利益驱使的竞赛，体育能够回归原初为了直接获得身体的力量和强健的运动中，使人类真正感受到体育带给身体的改变和保持健康的努力。

6体育异化中的求解

当今社会体育运动真正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因为新闻和传播使得体育事件家喻户晓，体育成为人们观赏休闲的一部分，可是现代人的普遍身体能力非但没有加强，反而继续虚弱下去。虽然运动记录不断被打破，但是真正参与体育运动的毕竟是少数，那些运动记录也只是专业运动员的事件，现代人只是增加了观赏体育表演的时间，至于参与其中是另外一回事了。“不管这种运动会对表演者和观众来说是何等重要，它都是贫乏的。古老的游戏因素几乎完全萎缩了”[1]195。在一个缺乏游戏精神贫乏的运动现象面前，还能有多少价值值得人类赞许。

观赏成了主动的因素，而参与却成为被动的欣赏，主客体在体育运动中进行了换位，身体能力的保持和加强成了次要的过程了。可以保护生命的体育运动，在现代社会中也发生着异化的现象。“专业运动员的精神已不再是真正的游戏精神了；它缺乏自发性与随意性。而这也影响到业余运动员，使他开始受自卑感的袭击”[1]194。当这中自卑感无限膨胀后，在获得胜利的利益驱使下，只能用破坏公平竞争来获取荣誉和尊严。

体育运动不能离开“公平竞争”这一价值尺度，围绕公平竞争和真实竞赛，才能体现出人类的拼搏、奋进与革新的精神，才能吸引人类进入竞技场来观看、来运动，才能达到保证身体运动对人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在人为因素的干扰下体育运动很难遏止住这种异化的趋势。异化现象是道德约束机制不顺畅或不适应现今社会的行为规范，人们寻找到了道德原则的空缺和规范的弱点，使得体育道德如同虚设。体育道德的本质力量没有唤醒，道德主体没有自觉能力，人性抗阻异化现象的主动机制没有被真正调动起来。

“运动与宗教仪式的这种联系在今天已被完全切断了；运动完全变成世俗的、‘非神圣的’东西，并且与社会的结构无任何有机的联系”[1]194。在世俗化的今天，体育运动已经没有通神的能力，所有累积下来的理想、信念和希望，都被现实的商业诱惑成为经济工具。“自然地，某种游戏因素已进入处于早期阶段的商业竞争”[1]196，体育运动随着游戏形式已然成为了商业手段，游戏因素已经嵌入到商业的各个领域，体育与金钱开始挂钩起来。荣誉、尊严和美德依然在发挥的效应，民族感、成就感和超越感也同样值得尊敬，可是体育运动的世俗化趋势无法改变。本来，“商业竞争并不属于这些悠久的神圣的游戏形式”[1]196，可是社会文化的强大力量使得这一趋势变得无法逆转。体育运动成为了严肃的事件，而没有了游戏的意义。

体育运动到了开始自我意识的时刻了，在社会文化中沉寂但并不等于默认，理清与游戏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努力找回原始游戏的纯真、自然的精神，同时必须抗阻世俗游戏的侵蚀和同化，主动寻求文化意义上的自我解救。“对于游戏的这种不舍，只有在彷徨中才能见体育运动的真实情感，对于人类天性回归的努力是一种历史责任”[19]。体育就在这种两可心态之间游移，可以把体育当成游戏来玩耍，但却不能混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体育还是体育，是人类最为真实的身体展现。

7结语

游戏指向人类精神的自由，追求快乐和欢喜可以表达出内心的自由，于是人类自然乐意投身到娱乐的游戏中，来释放天性的自我。李力研[20]这样回答：“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这些‘以运动为目的’的游戏之中。体育并不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体育，……游戏意义上的体育。”我得到了答案：游戏意义上的体育就是人类寻找幸福的过程。游戏活动是一种快乐的情绪表达，体育运动可以成为制造这种快乐的表达方式。游戏就是模拟生活的假象，体育就是证明假象的真实，两者是互为依存的关系。选择了体育就是选择了游戏，选择了原始生命中那些自然的因素，身体运动的本能和游戏活动的天性就是生命特征的展现。

从游戏活动中经常可以渗透出喜悦和悲伤、紧张和松弛、自由与束缚、浮躁和澄静、虚无与充实，这种体验是拓展生命活动新维度的生存尝试，是寻找单纯和本真生命意义的自然流露。“这种游戏的状态是天性的表露，不带一点伪装和虚假的色彩，游戏就是生活，就是与神明的接触，就是肉体的单纯和精神的欢娱，只有在游戏中人才感觉强大和自由，这种游戏就是体育运动”[21]。体育运动应该继续留存那些人类游戏的本质精神，其实就是保持人类生命之中那些特定的文化关怀。

“游戏”和“体育”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对于两者的研究在哪里？或许有学者认为这种研究是徒劳和没有必要；亦或许是因为太复杂或太简单，简单可以把两者看成同一体，复杂是因为夹杂了太多关于人类起源的文化现象，本能和天性成为这种复杂解释中最简单的回答。游戏是天性、是本能、是自然的冲动，体育运动也具有同样的性质，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交流和融合可能就发生在远古、未知和神秘的时代。让我们站在哲学的视角解释游戏本质精神中的体育运动，希望能够通向“游戏与体育真理”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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