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关系的经济从属性范文

【论文摘要】价值的概念和计量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和若础性问题，但对此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争论。文幸从对价值概念的界定入手，通过对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分析、评价，得出将价值创造(劳动)及其评价(效用)统一于经济价值概念的结论，并提出以高效率的劳动者所有制为实现途径的思路。

价值，经济学中最为基础和难解的迷题之一，给经济学界带来了几百年来的困扰和无数争论。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两大阵营分野的出现，更使得争议变得越发尖锐。但对比争论双方的观点会发现，很多争论其实都是出于对价值概念的片面解读，以致争辩双方经常在为事实上本不相同的概念(或站在同一概念的不同方面)吵得不可开交，无异于自说自话。有时价值被简单化为一种计量的结果而陷人同义反复(如“价值就是对效用大小的评价”)，有时价值的创造源泉与其评价和实现被等同起来(比如劳动创造了价值。所以劳动的消耗就是价值的大小)，还有时将价值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混为一谈(最常见的就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概念混用)。为此，廓清不同价值理论的争议，应首先从基本概念开始。

一、有关概念的，新定义

价值，在经济学中有多种不同含义，围绕这些不同的概念而展开对价值计量的争论，意欲探明究竟以劳动耗费还是内在效用作为计量尺度更为科学，自然难以求得一致。在经济学意义上，价值应是财富所具有的特殊察赋。经济学研究财富的创造和消费，应首先明确财富的含义。财富应当是所有能为人所控制和创造的，具有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物品(包括有形和无形)的总称。价值则反映了人们对于一定财富的评价，这种评价既是对从财富中获得满足程度的描述，同时也是对获得这一满足的困难程度的反映，二者从本质上应是不可分割的。就是说，一项财富要具有价值，首先必须能够带给人满足，也就是应具有“效用”。但这种效用需要人类的劳动才能实现，获得一种财富越是困难，所需消耗的劳动越多，它带给人的满足感就越高，因而效用就越大。因此，对劳动和效用的认识怡恰应当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将其割裂开来。尽管历史上的类似尝试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如詹姆士·密尔，麦克库洛赫，约翰·密尔等)，但这并非证明二者的不可调和，而往往是由于选择了错误的方法，比如以供求关系来解释劳动价值论而陷人自相矛盾，或简单地进行劳动和供求关系的形式上的折衷，而未能发现和揭示二者在价值决定上的内在联系和统一。

从财富角度定义的价值，应同时具有两方面属性，即“劳动价值”和“效用价值”，我们姑且把这两者相互结合、共同作用而确定的价值表述为财富的“经济价值”。“劳动价值”和“效用价值”(也就是所谓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是从不同侧面对“经济价值”的认识，同时又通过市场手段的评价联结在一起。可以这样理解，人们通过劳动来实现价值的创造，通过效用来实现价值的评价，二者的结合决定了价值的最终实现。没有经过劳动的创造就无所谓财富，因而也就无所谓效用，价值就不可能产生;而不经过对效用的评价，为创造财富所消耗的劳动就难以得到认可，则劳动就是无效的，价值也就无法实现。从财富的角度认识了经济价值的概念，并且将其创造过程(劳动)和评价结果(效用)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对价值的完整概念，并由此进一步认识价值的计量等问题。

二、对劳动价值论的评价—缺乏价值的“实现”

最早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当属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基本上把“价值”当作与“交换价值”、“自然价格”一样的概念，并试图用这些概念表示商品价格背后的本质，表示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中商品价格围绕其波动的中心。这就把劳动价值论变成了一个经验科学上的命题。从这一点来看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中大量论述的劳动价值论与亚当·斯密所说的“价值”有着相同的含义。后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转述也往往这样解释:“价值”是商品经济中价格围绕其波动的中心。但事实上，价值概念的上述含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中并不重要，马克思赋予价值以深刻得多的含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价值是从社会角度对单个商品生产者所作的评价，是单个商品生产者对社会的贡献。“至于价值本身，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惫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劳动为前提的”。由这样的价值概念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经济学上的具体体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一个为人类发展而设里的评价体系，它在评价个人对社会的作用上将劳动看作唯一的标准，”其基本精神在于，强调劳动是人类及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否认其它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决定作用，但是它强调，劳动之外的其它因素只是参与了使用价值或财富的生产。“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之外的其它因素不创造价值，因为他把价值看作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看作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的评价指标，而自然界等等因素当然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无关。从这种观点出发，那些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获得的收人，包括单纯由非劳动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而来的收入，就都是对他人劳动的“剥削”。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商品之间的共性，是交换价值的实体。他从抽象劳动中发现了商品世界的普遍联系，把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作为把握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基本范式。价值本身呈现着一种经济关系，说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而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所以，我们哪怕把商品捣个粉碎，也找不到价值的“原子”，这说明“商品作为对象不仅是人和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现”。住综上所述，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其实是侧重于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而非经济学意义，其强调的重心在于劳动是价值创造的主体和剩余价值的源泉，没有劳动就不存在价值。它体现的是财富“经济价值”的一个方面即社会属性，也就是其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劳动价值论的确具有无可辩驳的科学性。

但是，马克思对商品(也就是财富)的价值与劳动及其“质”和“量”的论述容易给人一个印象，即只要劳动存在，价值也可以脱离使用价值而独立存在，这就背离了财富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这一基本事实。劳动价值论强调了“价值”而弱化“使用价值”的意义，也就是强调了财富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从而造成了事实上的“有值无价”。这样的“价值”概念不能被视为完整的“经济价值”，而只是其中反映社会属性的一个方面，是价值形成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这种理论上的相对片面性，使得它在某些情况下面临失去解释力的尴尬。比如从经济学角度看，购买劳动的资本与劳动创造的价值不相等，又比如等量的劳动创造的商品价值不一，还有些物品如废品和纯自然物品的价值无法以劳动来衡量，等等。还有，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劳动难以被有效的计量，这使得劳动价值很难被科学的量化，这也是它被持效用价值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攻击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价值的认识不能离开财富的整体概念，完整的价值概念必须包含使用价值，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共同存在决定了财富经济价值的实现。财富中因凝聚了人类的劳动而具备了价值产生的必要条件和反映生产关系的社会属性，但是这样的财富仅反映“劳动”的属性而缺乏“效用”的属性，还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价值”属性。如果一定要把这种劳动的属性称为“价值”，那就必须把它与完整的“财富的价值”(或前文中的“经济价值”)相区别。只有当劳动创造出的财富对人有用(或说具有效用)，凝聚在财富中的劳动才能得到承认，价值本身才能得到恰当评价并最终实现，财富也才能最终成为财富。没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即使耗费再多的人类劳动，我们也无法想象它能够被认为有“价值”。换句话说，经济价值本身是一个过程，包括创造和实现，也就包括了价值(劳动)和使用价值(效用);劳动创造的价值，只有通过对效用(使用价值)的认可才能最终实现。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构成完整的“经济价值”。

三、对效用价值论的评价—忽视价值的源泉

首先应该强调，效用价值论所说的“价值”，其实是财富的“使用价值”，反映的是财富的自然属性，是从经济学而非哲学角度的认识。而且，效用价值论更加侧重的是对财富的评价和量化，这恰好顺应了近现代经济学将数学方法引入自身研究体系的趋势，所以在这方面，效用价值论具有先天的优势。但是，由于效用价值论片面强调使用价值而忽视了价值的创造过程和源泉，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即概念上的“有价无值”。

正如劳动价值的实现离不开使用价值的存在一样，使用价值更加离不开劳动的存在。事实上，不经过劳动的创造就不存在财富，依托于财富的使用价值即效用也就不可能存在，而且一般情况下，某种财富所需耗费的劳动越多，其所提供的效用也就越大。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劳动包括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那些为保证财富创造、占有、享受等等的一系列制度、信息和其它组织社会生产的协调活动，包括用于协调不同个体活动的努力，都可被视为非生产性劳动(当然，由此必然带来额外的成本或“交易费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今人类社会的所有财富，如果要具有使用价值并为人所享用，都离不开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由于效用价值论的片面性，造成其缺乏客观、统一和令人信服的评价手段，于是，在每个人眼中，同一物品的价值都是不同的，这就完全否定了价值的内在客观性而成为虚无主义。效用价值论很重要的吸引人之处是它的所谓“科学性”，也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事实上，这一规律本身也存在着几个重要的不足。首先，这一规律只强调了结果而忽视了原因。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效用价值论的支持者，在举例时都会简单的列举:一个面包、两个面包、三个·一带给人的满足感逐渐降低直至为负，但从来没有人说到这第二、第三……从哪里来，没有考虑他们事实上是在假想物品可以随意增加而不受任何限制，也就是不考虑取得成本或劳动的消耗。其实边际效用递减从另一侧面看就是得到该物品的边际成本，或所消耗的劳动也递减，甚至接近于零。只有如此，才可以随意假想任意增加物品的数量而不需考虑任何制约条件。反之，若增加每单位物品的成本或困难不减少甚至递增，我们还能想象拥有该物品的效用逐渐减少吗?其次，效用未必总是随着数量递增而递减，比如一群人共享的公共物品在每个人眼中可能都不具备多少价值甚至毫无价值，所以人人都觉得可以浪费，但一旦其中的一件成为某人的个人物品，对他来说这一物品可能就具有了很高的价值。在这里，财富的多寡不再是绝对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对财富的占有和支配才成为首要的因素。而正如前文所说，对财富的占有需要制度的保障，这种制度的设计和维护也蕴涵了人类劳动，所以归根到底，效用的评价其实还是离不开劳动的消耗，也就是使用价值的存在及其评价依赖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四、劳动与资本的结合:以劳动为单一的衡量尺度，实现“价值”与“使用价值”在计量上的内在统一

综上所述，财富的“经济价值”包含了两方面含义，即由劳动决定的“价值”与效用决定的“使用价值”。其中，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是价值形成的必要条件。而效用则是价值评价的尺度和实现的前提，是充分条件。同时，价值作为对财富的评价，其效用方面反映了财富的自然属性，而占有和劳动(而不仅仅是劳动)则反映了财富的社会属性。劳动的成果需要以效用评价，也就是说财富的社会属性依赖于自然属性才能实现;而效用的来源则是劳动创造，也就是财富的自然属性依赖于社会属性而存在。没有劳动的效用，是无本之木.而没有效用的劳动，是浪费而非创造。财富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或者说劳动与效用的统一，形成了完整的财富的经济价值概念。只有具有了完整意义上的经济价值的物品，才能被称为财富。而对财富的两种属性，即劳动价值(或称价值)和效用价值(或称使用价值)，都不能割裂一方而孤立的计量另一方。当然，在劳动和效用两者之间，毫无疑问劳动始终是主导的、第一位的和起决定作用的。

同时从以上分析中也可以发现，单纯的劳动价值论和单纯的效用价值论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理论缺陷，解决分歧和困惑的道路则在于将二者有机的结合。然而，障碍依然存在，那就是对价值的计量:劳动价值论评价的是创造财富所消耗的劳动或价值，而效用价值论评价的是财富带给人的效用或使用价值，二者如何在计量上取得统一?一直以来试图弥和两种价值理论裂痕的努力总是归于失败，其实主要也是由于两种观点的出发点不同所导致的在价值认定上的分歧从根本上难以消除。那么，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恐怕在于对财富的占有制度。一直以来，在私有制下，资本是财富的占有者并进而成为劳动的占有者，这种制度造成了以资本(具体表现为货币)为标准来衡量劳动的价值，使经济价值的创造和实现被人为割裂开来，也就使对劳动(价值)和效用(使用价值)的评价被割裂开来。而计划经济下的所谓“公有制”以国家强权的形式实现对资本的占有，事实上取代了劳动者的所有者地位，也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所有，因此价值的两种属性及其评价仍然处于割裂状态。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劳动与资本产权有了自发结合的可能，这为完成劳动价值与效用价值的统一和价值的一体性评价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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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教育经济属性市场性

[作者简介]花鸥（1982-），男，江台人，江苏建康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曾庆琪（1964-），男，江苏句容人，江苏建康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管理。（江苏南京2118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资助项目“江苏高职教育产出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发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B-a/2013/03/015，项目主持人：花鸥）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5-0009-22

在《辞海》中对“属性”的文本解释是“对象的性质与对象之间关系的统称”“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是物质必然的、基本的、不可分离的特性，又是事物某个方面质的表现”。在英文中属性用“property”或“attribute”等词来表达，基本语义是事物的特性或者是形成人和物最本质的部分。在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作为事物的存在，其实是其本体与属性的相结合，本体就是客观事物本身，它是客观表现具有的多种形式和反映，而属性则是对客观本体所具有的感性表现的抽象规定和一般性规定，具有基本的、不可变的特性。客观本体是属性的物质存在基础，属性则是客观主体的最一般的永恒的表现。没有属性的实体是空洞的抽象，是神秘不可知之物，而脱离实体的属性则只能是主观任意的虚构。同时，客观本体常常表现出多种属性，有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的之分，这些多重形式的属性构成了客观实在本体。从人类认识规律和方法来说，对属性的认识是正确、直接和快捷判断事物真实多样面貌的首要选择。

高职教育这一客观存在就是高职教育实体与高职教育属性的统一。高职教育实体就是校园中教育活动实体，如高职教育教学活动、高职教育的教科研活动、高职教育的产学研活动等。高职教育属性则是指高职教育活动的教育性、实践性或经济性等。正是由于客观本体属性的多重性，人们在分析和实践高职教育时经常将彼此相近的属性相混淆。例如，高职教育在我国快速发展，得益于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认识和实践，但如今高职发展进入瓶颈区，则是对其经济属性市场化狭隘理解的结果。对此，要从高职教育的经济属性的一般性理解入手，准确理解高职教育经济属性与市场属性，这是当今高职教育发展问题的一种客观存在，也是破解高职教育发展市场化偏差问题的实际需要。

一、高职教育具有经济属性

1.“经济”词义的源由。“经济”一词最早在公元4世纪初东晋时代已正式使用，《晋书・殷浩传》记载：“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唐代袁郊在《甘泽谣・陶岘》中说到：“岘之文学，可以经济;自谓疏脱，不谋宦游。”宋代梅尧臣在《汴渠》中提到：“我实山野人，不识经济宜。”这时的“经济”主要是“经世济民”的意思。现在“经济”一词实为我国引进日本人翻译的结果，他们将“economics”一词译为“经济”，“economics”在牛津词典解释为研究社会如何组织和管理产生货币、交易和以此形成产业的学说。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则把经济当作财富进行研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主要就是对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及其增长进行深入研究。大卫・李嘉图继承并丰富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论，只是更加注重财富分配的问题。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则把经济学界定为“财富如何生产、分配与消费”的科学。马克思则认为经济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在宏观上主要是研究国民收入、总就业、总需求、总供给等总量研究，而微观上主要是研究单个企业、市场、商品的行为及其关系”。“经济”这一概念的判定如此模糊，以至于给后人研究事物的经济属性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于是从“经济”某一层面进行研究成为方便可行之法，但研究结果不尽如人意，在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研究也是如此。

2.有关高职教育的经济属性认定的比较。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研究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现，人力资本（教育）可以提高现代农业生产率。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运用因素分析法，推算出1929～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中，教育的贡献占23%。英国经济学家斯宾斯、索罗认为教育具有市场筛选作用，因为教育水平是反映个人能力大小的有效信号，能力较高的人，支付较低的成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雇主甄别高能力求职者时，求职者的教育水平越高，工资就越高。这些西方学者都认为教育具有提高生产率或者鉴别市场效用的经济性工具意义。

叶澜认为教育是实现各种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提高劳动者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同样也是加速现代社会物质生产技术更新的有力因素，教育对生产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教育具有经济效益。黄济认为现代教育与现代商品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是一种社会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联系，为了适应商品生产要求职业技术教育产生。靳希斌指出教育对经济发展有巨大功能，教育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资料消耗、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转化科技发明有重要作用。黄志良等人通过研究认为，目前我国普通高等教育较注重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产学研结合，而高职教育大量实施的以“成才育人”为目的的产学研结合则容易受到忽视，高职教育应考虑如何满足企业发展和追求利润的需要，多发展具有经济属性的产学研结合。王全旺、赵兵川等人借鉴蛛网理论分析了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成因。

可以看出，对于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分析基本是从经济关联性、与劳动力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三个方面进行的，对高职教育的经济属性的判定，是可以从他物关系进行阐述和论证的，只是国外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研究更多的是比较直接从宏观计量方面进行分析，而国内主要还是从制度层面分析经济的，属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

3.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表现形态。（1）物化表现形态――社会大生产力。工业革命时代，机器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建立了与自身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力基础。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机器工业部门规模日益扩大化、复杂化、规则化和自动化，复杂的工艺和材料被不断发明和应用，这需要工人必须掌握新技术，并不断及时更新，这样的工作要求和特点，要求劳动者具有科学技术知识，熟悉机器构造，掌握机器原理与操作技术，因此接受一定的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成为可能。反而言之，劳动者在接受职业教育和继续培训后，理所当然会促进机器的不断更新和升级，必定会促进更加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产生，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提高。（2）内化表现形态――劳动力价值。高职教育对劳动力价值提高主要体现在通过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改变劳动力形态上，并通过劳动力自身价值与其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别表现出来。马克思曾指出，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的复杂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表现，这种劳动力需要花费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也就是说经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要比普通劳动贵得多，所以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价值就高，劳动力复杂程度越高，所创造的价值就越多。（3）外化表现形态――现代商品经济发展需求。现代职业教育与现代商品经济的联系，是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或者说是一种社会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关系。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产生的初期，由于产生发展的客观要求，商品经济得以发展，便在物质生产部门以及劳动所活动的产业部门产生了适应商品生产要求的职业技术学校，这种最初的职业技术学校是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劳动力和人才是现代职业教育与现代商品经济联系的关键性环节，现代商品经济正是通过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对现代职业教育提出要求，以此培养出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人员。

二、高职教育的经济属性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1.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理解的简单化与狭隘化。从对高职教育本质属性、一般属性以及高职教育功能、价值等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等核心概念存在狭隘理解和替代的现象。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是一个不言自存的实在概念，并无需下定义，因此使得高职教育理论工作者很难直接对高职教育的经济属性进行直接分析，所以大多数人从相关方面入手，这样的认知方式虽有可行性，但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出现“经济属性”概念被简单代替的现象。比如，一提到高职教育经济属性时则会联想到“公共产品”“就业市场”“劳动力市场”“教育与经济关联性”“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等，这些所谓的“属性”概念并不是高职教育经济属性所指向的内容，更多的则是对“教育经济属性”形式的展现，错误地将属性表现认为属性本身，这样理解的后果直接导致“高职教育的产业化”“高职教育发展的短视化”“教育腐败”和“教育不公平”等问题的产生。高职教育经济属性反映的是高职教育的属性问题，不是功能问题或者关系问题。如果把经济属性最一般的本质仅仅看成经济属性是具有产品的功能或者市场的作用，其结果可想而知。

2.高职教育经济属性外延运用泛化与庸俗化。对高职教育及相关核心概念的运用存在泛化与庸俗化现象。高职教育理论工作者在对高职教育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或对其理解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自身立场、观念的影响，会折射出主观认识和研究身份。为了方便理解与运用，有些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对待高职教育经济属性问题上提出“高职教育具有经济属性和功能，应该推向市场”“社会需要什么专业，高职教育就办什么专业”等一些极端做法，有些学者在进行高职教育经济属性问题分析时直接用“教育经济（市场）”这样很不严谨的词句来表述，这些极端做法和不严谨的说法模糊了市场与经济之间的差异性，把经济当成市场，把经济属性看成市场功能，引起了人们对市场理解的泛化，使之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理解和运用产生了歧义，这样会影响高职教育价值的真实体现和教育决策者的理性判断。

3.经济与市场共性与个性边界不清。对经济属性的简单理解和运用泛化处理，说明这两个概念关系边界不是很清楚，明显模糊了经济属性与市场属性存在的“共性”和“个性”边界。从高职教育发展的历史来说，高职教育在我国是一个有特色的概念，高职院校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的“三改一补”“三多一改”等政策措施下发展起来的;从高职教育主要研究者来说，他们大都是普通高等学校工作者或中职教育工作者;从高职教育研究者的研究背景来说，他们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认识都是从职业教育和高职教育研究的相关成果演绎，甚至是直接照搬而来的。对“经济属性”外延的简单理解和内涵泛化运用，势必导致共性和个性界定模糊，虽然两者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三、高职教育经济属性中对市场成分的理性反思

1.从认识论上，突破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误区。对高职教育某些特征的片面性理解，导致了高职教育时间定位中的狭隘性和简单化。一方面，高职教育被狭隘地理解为商品，高职教育作为产品可以用货币进行交换和买卖;另一方面，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进行过度工具化解读，视高职教育的经济属性为刺激经济、跟风市场的工具，这不仅不符合经济属性本原，也严重脱离了高职教育的本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经济是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政治、教育、法律等上层建筑存在依赖的基础。按照这样的理解，经济是政治、教育、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基础，教育只是有经济属性，但经济属性不是教育的唯一属性。在封建社会之前，以人的依附关系为主的商品经济不发达，高职教育经济属性当然就不明显，但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教育就没有经济属性。在现代商品经济发达时代下，高职教育的社会地位从之前的边缘化走向以商品经济为重的社会中心，高职教育经济属性逐渐凸显出来，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高职教育的市场属性。高职教育经济属性更多是指向经济规律在高职教育本身所引起的特殊作用和效果，而市场则更多地体现在“买方”“卖方”以及两者之间价值规律的运用上。

2.从知识论上，厘清高职教育经济属性和市场属性的关系。经济属于元概念，属于范畴层次，市场只是经济概念的下位概念。经济范畴与普通的经济概念不同，后者只是反映个别的经济现象或过程，经济范畴则是反映大量出现的经济现象或过程。因此，“市场”之类的下位概念是经济范畴多元化多层次化的表现。我们可以用球体理论来加以阐述。“经济”属于球体网络的内层核心中的点，而“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概念是球体网络组织表面上的一个个点，“市场”之类的下位概念根植于“经济”核心概念，吸取“经济”概念养分，“经济”概念理解越深，下位概念越多，认识就越广泛，整个球体网络就越大，且与“经济”概念丝丝相连，位于网络组织的陈述最容易修改，同时修改网络其他部分陈述也比较容易，具有网络中心的陈述在整个网络组织中的作用十分关键，修改这些陈述不会动摇整个网络体系，它们同属一个球体。

3.从实践论上，回归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本质――民生。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研究，除了丰富和完善高职教育科学理论系统实然性要求外，还有为个人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应然性要求，其最终目的就是回归经济属性中的民生要求。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黄炎培先生曾提出，职业教育目的有三：“为个人谋生”“为社会服务”和“为增进生产力”，其终极目标在于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可以说，回归经济属性的本质民生要求，一是体现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关注社会民生。高职教育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而高职教育经济属性不在于满足本身，而是要满足构成经济属性的人及其关系的发展和运转。《国务院关于大力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中要求“围绕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调整完善职业院校区域布局，明确发展定位，突出办学特色”，这些经济要求，其实质就是要改善民生经济。把高职教育推向市场，其立脚点和归宿点也是人的社会，如果只重视达到既定目的的手段，忽视了对目的关注，研究其经济属性除了构建科学知识体系外，也就一无是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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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5]黄志良，金友鹏，姚延芹.高职产学研结合中的教育属性与经济属性[J].教育与职业，2011（9）.

劳动关系的经济从属性范文篇3

第一派别的经济学家主张，将马克思所概述《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即生产力不是直接决定生产关系，而是通过生产方式影响生产关系。

将物质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进而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一词意味着单方向的影响，在“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中，代表着只能是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方式不能反过来对生产方式起作用。从时间维度看，“具有决定性的事物”在前，“被决定的事物”在后，而具有“适应关系”的两个事物可以同时存在，不存在时空的差异。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的。在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现其中；反过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够存在于其外。按照这样的理解，手推磨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和农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特有的生产关系也就蕴含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同样，蒸汽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标志，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建和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就包含在这种方式之中。与此相适应，揭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手推磨的生产方式。同样，揭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蒸汽磨的生产方式。

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些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

运用生产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难看出，“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在现象形态或者说在形式上表现的是劳动或生产的自然形式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自然形式或技术条件的演变，反映了劳动的自然形式的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发展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内容。“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逐渐建立过程，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过程，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矛盾升级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这个演变过程不仅有物的自然的关系，还有人的关系，而且后者是本质的、最重要的。它们表面上是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手工到大机器，表面上是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其背后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因此，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体现，马克思总是运用由现象到本质，由形式到实质的方法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如果抛弃了这个方法论，就会犯割裂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二重性的错误，从而使得《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向偏离正确轨道。

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