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与经济学范例(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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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与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公共政策;网络公民参与;公共选择理论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思想
公共选择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一个经济学流派。所谓公共选择,就是通过集体行动和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对资源配置的非市场选择,它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以“经济人”假设出发,把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分析模式,即经济人模式。
(一)经济人假设
假设在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中历来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它认为同一个人,如果在经济领域是自私自利的,那么他也不可能在政治领域幸免,不可能仅仅因为其角色的变化而显得大公无私,政府机构不再是民众心目中想象的那样,而是由一个一个的经济人组成的,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组织,都有自己的利益,都需要与他人或与其他组织发生联系与利益的碰撞,为此,也要通过选择以求得最大利益的实现。
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在公共行政领域中不仅适用于政府官员,也同样适用于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公民。市场经济中,消费者首先要有消费“需求”,这种需求被称之为“偏好”,然后才能到市场中去讨价还价,最后达成成交协议。在政治市场中则表现为公民对公共物品的消费需求,从而形成生产这种公共物品的政治决策。如果没有公民个人的消费偏好显示,公共决策就不具有合法性。然而,公民在参与政治、立法过程中,既要考虑参与结果为其带来的好处,也要考虑参与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并在二者的衡量过程中选择自己的参与行为。出于理性的角度,公民参与政治的目的只是为了以最小的参与成本实现最大化的个人利益。
(二)政府失败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中心命题和全部的理论意义也就是‘政府的失败’,即国家或政府的活动并不总是像应该的那样‘有效’或像理论上所说的能够做到的那样‘有效’。”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完全由政府来提供,认为市场常会失败,需要政府干预。但市场的缺陷或失灵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未必解决得好。作为制定与实施政策的政府官员也有经济人的一面,也要追求自身利益,政府机构本身并非是一个没有自身利益的超利益组织。由于政府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制定与实施公共政策时,往往会借社会利益之名行机构私利之实,这当然就难以制定并执行正确而有效的公共政策,必然导致政府失败。
二、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必要性及困境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在他的《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中主要论述了以下观点:公民参与是信息时代政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政府和公共管理者必须面对的环境和情形。公共管理者对公民参与行动的任何回避和无视态度都是不现实的。公民参与必然深度地影响甚至改变公共管理者制定政策和从事管理的方式。
(一)公民参与的必要性
1.公民参与是避免政府失败,确保政策科学的有效方式。公共选择理论站在经济人假设的角度,把政策过程看做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由于“政府失败”需要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实现还政于民,然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友好合作,有赖于公民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及对公共政策合法性的认可,广泛的公民参与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既弥补了政府失败,又确保了政策的科学性,最终通过合作、协商等方式真正形成一个政民互动的合作网络。
2.公民参与是整个政策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公民是整个政策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响应者,公民的各个活动贯穿在整个政策过程中。首先,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民众的参与。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从社会问题的产生到政策问题的确认,从政策议程的建立到政策规划的整个过程,公民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了其中。其次,公共政策的执行也离不开公民的参与。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执行无不需要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否则政策的效果也许就会大打折扣。再次,在政策评估阶段,公民也常常是评估的主体之一。一项政策制定出来以后,只有回到公民社会去检验,才能发现其是否符合实际的需要,是否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整,而这一切都是只能以现实的需要和检验才能做出判断。最后,在政策终结阶段,促使旧政策的废止和新政策的启动的动力也往往来自公民社会,是他们在推动着政策过程的运行。
3.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策的调整往往带来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变化,这就促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提高了参与的热情,久而久之,公民的参与意识就逐渐增强,被动的服从变成了主动的参与。与此同时,近年来网络技术和大众媒体等的运用也刚好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公民参与的效率。
(二)公民参与的困境
1.行政主体不合理的利益需求及人格的异化。行政主体实际上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公务员又是一个公民个体,这种双重角色的统一使得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往往就面临着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因而出现了一种组织理想的非人格化与现实主体人格化的一种张力。然而,在官僚制的组织模式下,行政人员的职责仅仅就是服从决策和权威,他们完全丧失了自身的价值取向,成为官僚制运行的工具与囚徒。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所揭示的,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行政主体常常是将个人的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上,使政策制定权演变成自身谋取利益的工具。为了谋取私利,行政主体便会扼杀公民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通过垄断政策的制定,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2.公众参与机制短缺、发展滞后。众所周知,参与机制是公民参与形成的基本条件,对于公民的参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我国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主要都是官方渠道,非正式渠道缺乏,公民参与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大,实际参与的公众数量也极其有限。同时,我国法律也并未将公民参与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这进一步严重地影响了公民参与的深度和广度。
3.公民参与意识薄弱,热情不高。基于参与的有偿性、公民普遍存在的“搭便车”心理以及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当前我国公民的参与意识还很薄弱,参与的动力不足,热情不高。
三、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网络公民参与
公共政策的构建实际上是政府和社会之间互动的结果,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其本身就是对社会群体利益要求的回应。通常政府组织都会设置相应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一旦社会利益群体如果觉得政府提供的利益表达渠道不能令人满意,不能有效和真实地表达和反映自己的意见,那么他们便会积极地去寻找新的利益表达渠道,并以此来引起政府决策者对自身利益需求的关注。通过政府设置的利益表达渠道一般称之为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社会利益群体自己创设的利益表达渠道则被看做是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渠道。如果社会利益群体创设的利益表达渠道得到政府决策者的认可,那么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渠道也就随之变为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
(一)网络公民参与的内涵
相较于正式的官方渠道,互联网的出现为我国公民参与提供了一条全新的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渠道,由于网络的互动性、匿名性、及时性和经济性等特点,使得互联网除了满足工作和生活需要外,还成为人们反映民意和满足政治参与要求的重要工具。网络公民参与就是指社会公民借助网络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参与政治活动以达到影响或改变某一政治力量的决策之制定或执行目的的一种政治行为。公民在网络参与中,网络是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工具、方式和途径,是公民参政的基本载体,它使公民参与政治的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网络公民参与的优势
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政府机构本身并非是一个没有自身利益的超利益组织,由于其自身的私利性,因而难免会导致政策失败。为了有效的弥补政策失败,势必需要政府权力向社会一定程度的转移,政府需要还政于民,并重新审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网络公民参与正是这样一种有效的政民合作方式,它具有很多其他参与方式无可比拟的优势。比如它有利于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有利于增加公民参与的途径和手段;有利于促进公民与政府的直接互动;有利于降低公民参与的成本;有利于公共政策良好运行,尤其是在政策议程的建立方面和政策的执行层面。
(三)网络公民参与的不足与监管
作为新兴的网络公民参与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参与主体的代表性问题,网络民意的真实性问题,网络参与的无序性问题,网络道德问题,决策层的盲目决策问题等。但总的来说,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出发,网络公民参与仍不失为当前公民参与较为有效的一种形式,我们应对其给予适当的引导和规范。首先,应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参与主体的规模,增强参与主体的代表性;其次,要对网络进行合理的规范,净化网络环境,加强网络的伦理建设,努力确保网络民意的真实性和有序性;最后,政府要逐步将网络公民参与纳入到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并将之制度化。
四、结语
“回应性政府”在新公共管理理念中居于主要地位,它提倡以公众为服务的核心,积极回应公众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离开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活动,加强与改善政府治理模式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选择理论正好为政府改革提供了动力和理论支持。网络公民参与作为当前我国政民合作的一个有效形式,应予以大力支持和引导,促使其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丁煌.公共选择理论的政策失败论及其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J].公共行政,2000,(3).
[2]沈惠平.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2,(6).
[3]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韩兆柱,王磊.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分析及对策[J].平原大学学报,2005,(5).
公共政策与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公共政策;目标;环境
[中图分类号]X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2-0035-02
公共政策是社会生活的政治成果之一,是公共意志和理性选择的产出。公共政策是实现公共意志、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理性和公意选择,是规范、引导社会公众和社群的行动指南或行为准则,是由特定的机构制定并由社会实施的有计划的活动过程。我国现阶段的公共政策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公众参与问题、执行力问题和公信力问题等诸多问题,除此之外,公共政策对环境的影响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公共政策失误是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职能主要依赖公共政策来实现,因而公共政策触角也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公共政策引起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令人担忧。
一、我国公共政策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政府对公共政策这一行政工具的重视,公共政策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应用中也存在诸多问题,除公共性偏离问题、公众参与问题和监督管理问题外,还有政策对环境影响考虑不周的问题。
(一)政治政策往往忽视其对环境的影响
一个社会的政治政策就是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及其政党为调节、处理人们政治关系所产生的问题而设立的种种原则、准则和法规的总称。我国制定和实施各项政治政策的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世界的和平、维护和保卫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民主和法治。宏观来看,政治政策似乎与环境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政治政策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着导向和保障的作用。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文化政策都要受这一时期的政治政策的制约,如果政治政策忽略了环境因素,则必然会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产生不良的导向作用,并最终导致环境问题的产生。例如,我国的南水北调工程,通过跨流域的水资源合理配置,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短缺,促进南北方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但是工程可能引发枯水期长江水量不足,影响长江河道的航运,长江口的咸潮加深,更有可能引发生态危机。政治政策制定时会考虑政治因素,应对金融危机,关注民生,但是环境与民生有着深层次的关系,环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这个问题在政策制定时却没有考虑到。
(二)经济政策忽视了政策与环境的关系
经济政策是国家或政府为了达到充分就业、价格水平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为增进经济福利而制定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我国现阶段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稳定、经济公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通常主要考虑经济因素,以促进经济发展为最终目的,而忽略了环境因素,最后经济虽然得到了发展,但是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对资源造成的破坏却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治理和恢复,得不偿失。政府近年来关注“三农”问题,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实施了化肥补贴政策,然而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却把补贴用在了化肥的生产和销售阶段,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化肥的销售价格,但是产生的结果却是农民大量地施用化肥。虽然价格比补贴前低,但是施用量却增加了,并没有减少施用化肥的费用,却产生了农业面源污染等环境问题。
(三)社会政策忽视了政策对环境造成的压力
社会政策是国家在一定社会价值观的指导下,通过行政计划、干预和立法,为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安全、改善生活环境和增进社会福利而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行动准则和规定的总称。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和促进社会和谐。环境政策也是社会政策的一种,但是除了环境政策以外的社会政策却忽视了政策实施给环境带来的压力。例如,我国的医疗保险就是典型的增进社会福利的社会政策,医疗保险的确实现了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但是因为制度设计的缺陷却产生了“小病当成大病看”的社会现象,造成了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如果在政策制定时,就能充分考虑环境因素,本着节约资源的目的,就会在制度设计的时候设法避免这种结果的产生。
(四)文化政策忽视了其对环境的双重作用
文化政策是政府用来解决社会科教文卫中存在的问题,引导科教文卫事业正常发展的各种原则、规范和指导意见。文化政策顾名思义就是促进文化、教育、出版、体育、卫生和科技发展的政策,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环境的急速恶化是随着科技革命而到来的,科技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科技发展的同时要首先考虑到新技术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我国现阶段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已经考虑到要研发一些保护环境的新技术,却没有将保护环境的指导思想普遍运用于文化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整个过程中,从而导致了科技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仍在继续并不断恶化。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集体采访会上,对记者提出的关于转基因作物的疑问作出回应:“转基因技术是大势所趋,是我国实施科技兴农的重要战略举措。”但是,关于转基因作物的潜在生态风险早在1992年公布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条款中就已明确提出来,既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也要考虑到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包括了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可见影响是多方面的。
二、导致我国公共政策出现问题的成因
(一)对公共政策的目标及其特点认识不足
公共政策的目标具有多重性特点,在具备其自身原有的目标的同时也可以兼顾保护环境的目标。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包括效率和发展等方面。效率从一般意义上讲就是产品或行动的最小消耗、最小浪费和最小活动量,它谋求的是资源效益的最大化、产品供给和服务提供的成本最小化。不少人把发展单纯地理解为经济发展,而把经济发展又简单等同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事实上,发展不是单一角度的概念,而是一个生态的、经济的、政治的综合性概念,即可持续发展观,它强调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发展,其中生态持续是基础、经济持续是条件、社会持续是目的。从公共政策的效率和发展这两个基本目标可以看出,公共政策是应该具有保护环境的作用的,但是,因
为对公共政策目标的认识不足,导致了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对环境因素考虑不足,从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公共政策的作用本应该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对公共政策的目标及其特点认识不足,造成了一些政策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环境问题,需要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评估过程中对环境因素加以充分考虑。
(二)缺乏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作为保障
我国现阶段的环境影响评级制度还仅限于规划环评和建设项目环评,还没有针对公共政策的环境影响评价。但是由于公共政策的失误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例如,前面提到的南水北调、化肥补贴、医疗保险和转基因技术等等,对公共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已经势在必行。公共政策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对公共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可以预防或者减轻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提出具体的对策和解决方法,减少或者避免较大的环境危害的发生。
三、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对策
针对我国公共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要解决问题就要清晰地认识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及其多重性的特点。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就包含了保护环境的内容,而且目标的多重性特点也使其具备了这种可能,而公共政策对环境的影响问题可以从政策的制定、实施、执行和评估等一系列环节去调整解决。
(一)制定公共政策要以环境保护为原则
根据公共政策的多功能性特征,各项政策在各自的领域里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可以具备保护环境的功能。在各类公共政策制定时,要以环境保护为指导思想。在政策制定的程序中,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政策出台前,首先对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保证其绿色化,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二)公共政策实施要兼顾公共政策的多功能性和目标多重性
要实现经济政策保护环境的目标和功能,就要密切关注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尽量避免对环境的污染破坏和对资源的浪费。不能只看到经济政策实施后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发展,同时也要看到政策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在恢复的时候所需的费用,在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三)注重公共政策的执行结果
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政策的制定而忽略了政策的实际执行。公共政策的执行有变通原则,就是在坚持政策执行的原则性的基础上,抓住政策的精神实质,遵循政策要求,结合实际。政策的执行不仅使原政策得到修正、补充、完善,而且是新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公共政策的执行阶段也要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于有可能产生环境问题的政策执行要及时调整。
(四)要把对环境的影响作为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因素
多数学者认为,在公共政策评估中需要考虑环境因素,然而目前仅仅将环境因素作为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政策评估的一个普通标准,对环境标准没有细化,更没有将环境影响评估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必要环节来展开研究。因此,需要把环境因素引入到公共政策的评估程序、评估等级、评估内容、评估主体、公众参与机制和法律责任等具体内容中来,必要的时候可以实行环境影响一票否决制。
随着公共政策的发展,许多新的问题不断产生,公共政策对环境的影响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公共政策理论发展和公共政策功能发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清晰地认识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把保护环境的指导思想融入到公共政策的各个方面。
注释:
①陈潭,公共政策学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5
②徐元善,居欣,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理论探讨,2009,(5):143-146
③申喜连,论公共政策的执行力:问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2009,(11):41-44
④韦春艳,漆国生,我国公共政策公信力问题探析[J]理论导刊,2010,(2):19-20
⑤王达梅,公共政策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5(5):471-473
公共政策与经济学范文篇3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个人决策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布坎南、塔洛克等学者发展起一门政治学与经济学交叉的学科,开始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以及政治过程,并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导致了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传统政治学的各个方面,其中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理论思潮。[1]以布坎南和塔洛克为领袖人物的公共选择理论成为“政治的经济学”理论,“关键的因素是方法论的移植和创新”,[2]布坎南说:“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3]因此,作者认为对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或者说创新价值在于方法论的创新,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公告所称:“布坎南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相互交换中各自获益的概念应用于政治决策领域。”不仅如此,我们从丹尼斯·缪勒对公共选择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其方法论的重要性。[4]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
公共选择的方法论主要有三个:(一)经济学的交换模式。布坎南把经济学的交换模式看作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方法论因素。他认为经济学是“交换的科学”,公共选择学者将这种观点用于对政治过程的观察,将政治学也看作是一门交换的科学。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换范式共同塑造政治过程,将政治制度视为政治市场,将过程视为交换过程。按照这种个体主义的政治观,在政治领域中,重要的命题并不是国家、团体和党派,而是这些团体之间与组成这些团体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的动机曾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产生于某个政治领袖或神秘人物的头脑,而是产生于团体之间或组成团体的个体之间的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二)“经济人”假设。即理性人假设,“经济人”的假设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伟大贡献,而公共选择理论者将这以假设应用于政治领域过程的分析:个人在政治活动或集体选择过程中,同样追求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可以是地位、权力、荣誉等。(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人类的行为包括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都应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公共选择理论将这种方法用于分析政治领域及政治过程,将个人看作是评价、选择和行动的最基本的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各种个人而非团体或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主张用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解释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现象。它要探讨个人的偏好、决策、选择与行动在一个特定的组织或制度的结构中是如何产生某种复杂的总体后果,即探讨个人选择如何加总为集体的选择而产生某种总体后果,这一过程在私人活动中表现为市场过程,而在集体活动中表现为政治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的这一方法论,集体行为被看成是个人在选择通过集体而不是经由个人来实现目的时的个人活动,而政府被视为是一系列过程或一种允许上述活动所产生的机构。
二、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的创新与启示
(一)思维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范畴的“经济人”假设移植到政治领域的研究之中,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创新。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在人的行为动机上的假设是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利己主义基础上,而西方的政治学则是假定个人是追求公共利益和利他主义的。这是公共选择学者对于这种传统政治学假定的否定是一种创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作为人,其行为特征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论你是普通的人还是政治家。因此,“经济人”可以用于分析政治主体的行为。方福前教授在《“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一文中指出:用“经济人”范式来统一分析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助于构建逻辑一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助于理解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以及政策。但是,现实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现实世界中的人是五颜六色的人,用一个不变的动机来概括一切人的行为动机未免会以偏概全。……事实上,支配个人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动机都是多元的。在用“经济人”范式来分析个人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时,我们需要补充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关于个人的行为动机分析。[5]
(二)公共选择理论采用了演绎方法和数学模型推理方法,从而使研究结论具有了数理基础和依据,这样数理推导的政治理论更能够更让人信服。公共选择理论中寻租理论、官僚体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投票规则分析等理论都使用了大量的定量数学模型来推导结论,如:奥尔森在研究集团大小与集团中的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他采用了定量的数理推导,得出了结论:“如果在购买集体物品的任一水平上,集团收益超过总成本的量要大于它超过任一个体收益的量,那么就可以假设会提供集体物品,因为个体的收益超过了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6]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之一正是它指出了任何政治决策的制定都应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有成本和收益,一项好的政策至少是收益大于成本的政策。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就对投票规则和选择规则特别是全体一致的规则作了成本和收益的分析。
(三)公共选择理论将政府决策或公共决策的分析建立在个人决策的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见解上。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个人只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而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人通过制度复合体做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相互期望的集体目标,同时也通过制度复合体开展与私人活动相对立的集体活动。公共选择理论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应当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而不是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布坎南曾经把他的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不少学者也支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卢瑟福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权益,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也遭到了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片面强调个体的作用,将集体看作是一个个体的累加,试图从个体行为推导出集体行为,这实际是一种机械论。
参考文献
[1]除了公共选择理论之外,新政治经济学还包括:集体行动理论,寻租理论,官僚理论和acemoglu的政治科斯定理等。
[2]参见陈振明:《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及其启示》,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2月,30页
[3]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第18页。
[4]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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