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类型范文

【关键词】农业财政直接补贴乘数效应

一、引言

补贴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主体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政府作为宏观主体,为了达到其政策目标,利用市场机制中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的关系,通过财政补贴对微观主体的利益激励,来调动或者牵引市场力量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中,有的属于市场失灵领域,有的属于市场有效领域,有的属于市场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如2007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有关补贴的政策提到,健全农业支持补贴制度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各地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资金要达到粮食风险基金50%以上。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增收节支的补助。2010年,农业补贴的品种范围扩大了,力度加大了,补贴的重点对象更加明确——“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对补贴款专款专用不得他用的规定也更加严格和明确。纵观我国多年来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其政策目标多属于农业处于市场失灵领域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补贴是一种政府或其委托机构所无偿或优惠给予的利益。根据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第十六条补贴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中所提到的补贴定义,机构补贴行为的情况有以下两种:一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财政支持,如资金赠予、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二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价格支持,初级产品的输出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以使该产品出口售价低于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因此,本文将补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财政资助型的补贴;二类价格支持型补贴;三类收入支持型的补贴。其中直接财政资助,如拨款、贷款、投股;资金潜在的直接转移,如债务转移和担保;税收抵免或税式支出;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服务或者政府采购。所以,本文认为财政直接补贴应属于直接财政资助,更加突出补贴的主体——政府直接给予财政支持,而不是委托或指示一个私人机构完成政策目标。

农业补贴就是对农业进行的补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有关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研究却不多。例如,闵宗陶、魏剑峰在2005年的《粮食财政补贴方式转变的经济学分析》中,就粮食财政间接和直接补贴效应进行对比,但是更多说明粮食间接补贴的缺陷,而对粮食直接补贴分析不深入,其中提到,所谓直接补贴就是对生产者按一定标准进行直接转移支持。郭宏宝在2009年的《中国财政农业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中,在划分农业补贴时,是按照我国现行财政预算账户中政府补贴支出分类、政府预算支出形式和补贴的作用和WTO《农业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分类的,没有突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种类,仅在第二种分类中的预算补贴中提到。

二、相关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2004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6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近几年,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取得重大成果。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2008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粮食连续四年增产,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业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增强,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难度加大,要求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产品贸易竞争加剧,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和适时适度调控进口难度加大,要求加快提升农业竞争力。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保持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要求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种类,提高补贴标准,将农机具购置补贴覆盖到所有农业县。

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有: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标准,扩大油菜和大豆良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带动农机普及应用和农机工业发展。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监测,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及时增加补贴。按照目标清晰、简便高效、有利于鼓励粮食生产的要求,完善农业补贴办法。根据新增农业补贴的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种粮补贴力度。

三、有关经济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1、名义保护率(NRP)

NRP由BelaBalassa于1965年提出,是一种应用广泛、简单适用的补贴测定方法,它利用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的百分比来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其测定模型是:

上述计算公式中,PD表示国内市场价格,PW表示国际市场价格。如果NRP为正,则表明一国的农业政策为正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保护的力度越强;如果NRP为负,则表明一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为负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负保护的程度越强。

2、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

财政农业直接补贴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表现,因而能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来衡量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乘数是指收入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财政转移支付变动的比率,即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动会引起收入乘数倍的变化。具体计算方法是:

K表示财政转移支付乘数,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收入的变化量。因此,如果用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农业产出的变化量,就能用K表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乘数。用K的数值反映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K的值越大,说明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很大,反之,则说明影响程度较小。

四、数据验证

第一,选择粮食作物中的主要谷物五年的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借助名义保护率(NRP)测定我国农业直接补贴水平。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给予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水稻的名义保护率2007年前都为正值,而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却都变为负数,说明我国水稻经过财政直接补贴,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有竞争力。玉米的名义保护率也都为正值,而且数值在前四年都比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大,说明我国对玉米的财政直接补贴,已使玉米比水稻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水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国家对其进行补贴,更多的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的目的。从玉米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反映,国家对玉米的财政补贴政策不稳,但受当年主要谷物补贴量的影响。小麦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基本上是负、正值交替,反映了我国对小麦的财政直接补贴很不稳定,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力度。2008年和2009年的小麦和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接近,说明我国对水稻和小麦的补贴今后将采取一致的措施。从表1还可以看出,水稻和小麦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国内市场价格逐年上涨,这与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密切相关;国际价格在2009年突转下降,这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有关。因此,用名义保护率的值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时,会受到上述相关因素的影响。

第二,由于农业是第一产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借助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来反映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下面选择最近五年的第一产业产值和财政支持“三农”的投入额,经过相关计算,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反映我国支持“三农”的财政政策效果。

由表2的数据Ktr的值都大于1,说明财政支持“三农”的政策已对农业经济起到了拉动作用。从Ktr数值的变化看,每年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效果差异很大,2004年和2007年的Ktr数值明显都比其他年份高,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农业经济的拉动需要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财政支持“三农”投入增加值高时,第一产业增加值也高,反之相反。一方面说明我国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不稳定,另一面也说明第一产业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五、结论

本文主要是从财政政策角度,分析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和相应的政策效果,借助名义保护率和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模型,利用相关数据进行验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一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还需要有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

[1]华元渝、陈舒泠编着:农业中国[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段爱群:论WTO中的财政补贴与我国的战略取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吴方卫、孟令杰、熊诗平:中国农业的增长与效率[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郭宏宝:中国农业财政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樊胜根主编:公共支出、经济增长和贫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启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高宏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财政政策类型范文

摘要通过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工具对财政收支数据和经济运行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对提升财政宏观管理理念、加强财政管理体制、增强财政运行机制、创新财政制度规范、实现财政改革建设的重要依据，也是一级政府对政府投资项目、民生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财政数据分析挖掘重要性

一、财政数据分析应用的作用

财政数据不仅是财政支出分配结构的体现，也是一级政府对政府投资项目、民生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财政数据的分析，更是提升财政宏观管理理念、加强财政管理体制、增强财政运行机制、创新财政制度规范、实现财政改革建设的重要依据。在现代数据管理技术迅猛发展时代，财政数据分析更是财政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要素，安全、准确、及时的掌握各类数据及内在关系，充分挖掘数据潜在价值，是财政管理走向科学化、精细化道路的必经之路。

1、为不同的人群提供科学、有效的数字依据。财政数据分析为决策者、内部管理者、部门合作者、社会公众等不通的人群提供不同的服务需求。为决策者提供经济发展趋势、产业发展战略、财政收支结构、区域经济情况等分析内容；为内部管理者提供一套完善、高效、灵活的应用系统，加强数据的分析、整合、应用；为部门合作者提高符合需求的数据结果，比如可以结合工商、税务、统计等部门形成一系列面向应用的综合分析主题，为不通的分析应用主题提供指导和相关的政策性建议；为社会公众提供本地区本部门的财政支出基本情况、部门预算情况、企业经营发展以及市场环境变化等相关公开信息，扩大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感。

2、强大的分析、统计功能，满足了各类分析需求。财政分析应用系统强大的系统功能满足了各类分析需求。引入了若干个分析模型：财政收入预测模型、财政收入景气指数、财政与经济分析模型、财源质量多变量评价模型、异常值分析模型、波士顿矩阵产业分析、财政支出偏好模型、集中度分析模型、部门支出翘尾指数等模型，以达到对未来财政收入的前景做出科学合理的判断，不仅可以反映当前财政波动所处的位置，还具有预测和预警功能，能让财政对经济的反作用起到调节和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特别是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对财源质量进行分析评价财政税收的财源优劣。

3、先进、灵活、安全的测算系统，为财政数据的储存、分析提供了有力保障。财政数据分析系统提供了数据转换机制，支持对不同数据口径的加工处理；提供了对各类业务数据指标定义机制，能够根据指标来实现数据的加工、储存以及分析处理；提供对各系统抽取数据的集中储存机制，采用合适的技术实现按照相关指标来进行数据的储存组织，支持后台的分析业务；提供维度分析机制，按照具体的业务需求进行数据的钻取、切片、聚合、旋转等常用的分析手段，满足综合管理的各类分析需求。通过以上功能实现了财政数据的分析加工的明细性和数据的安全性，有效的防止了分析数据的外泄。

二、财政数据分析应用系统的重要性

1、提供管理服务、辅助决策支持。基于财政收支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建立适用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分析模型和指标体系，了解区域内经济运行状况，全面掌握经济运行和财政收支情况，为创新发展思路提供前瞻，为转变发展提供参谋服务，为破解发展难题提供对策服务，为把握发展大势提供信息服务，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有效参考，对指导实践、推动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2、促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加强财政数据的开发利用，有利于积累完善的财政基础数据库，在财政数据库的基础上，面向财政部门用户实现日常工作的数据报表和数据分析报告的计算机自动生成功能，通过灵活查询，自定义分析挖掘等功能，培养财政业务人员的数据分析能力，通过深入分析，可视化展现等模型的建立，逐步改变由传统的工作流程和思考方式转变为以数据为基础的工作思考方式钟来，从而促进财政部门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3、打造透明财政、数字财政的政府新形象。以数据为基础，以门户网站或展示屏为载体，建立面向社会公众的数据平台，提供以数据为内容的经济运行指标、财政收支状况、部门预算信息公开等，创新服务模式，打造透明财政和数字财政的政府新形象。

三、财政数据分析系统的成效

1、整理内部和外部信息资源，构建面向主题的数据资源中心。财政部门可以通过政府各部门间合作，实现财政、经济、统计等数据和研究成果共享，用以消除和消减部门间的管理间隙，努力实现政府各部门间协调管理。财政数据分析系统结合自身分析需要，按相应的分析主题建模，并引入必须的外部经济以及其他部门数据，形成一系列面向应用的综合分析主题数据库。

2、构建面向当地财政的数据分析应用平台。基于分析体系和分析模型，设计开发分析应用体系，构建符合当地财政数据分析应用平台，主要包括以下功能模块：经济运行监测、财政运行监测、财政收支与经济、部门预算执行、财政项目库、财源建设、专题分析、自定义分析、定制服务、系统管理等。

3、构建面向其他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数据体系。财政数据综合应用系统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的部门众多，社会关注度高。应及时主动向其他部门和社会公众公布财政政策和财政数据，积极稳妥地做好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信息公开工作，着力提高财政信息共享和信息公开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利用各种先进的技术和公开形式多样化，主要以大展示屏、触摸屏、互联网等为主要形式，将财政数据以简单直接、生动形象等可视化的方式传达给公众。按照党的十提出的“建立阳光政府”的理念，建立面向其他部门和社会公众的财政、经济数据平台，打造透明财政和数字财政的政府新形象。

参考文献：

[1]梅长林，范金城.数据分析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

财政政策类型范文篇3

作者简介：杨俊(1972―)，男，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30)，副教授。研究方向：金融学与产业经济学。王燕(1981―)，女，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30)。研究方向：金融学。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来，我国根据各个时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分阶段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在1998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势做出的以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地防止通货紧缩，抑制经济衰退，并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但是积极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和私人投资均要产生影响，具有挤出和挤入两方面的效应。目前，国内学术界针对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具有挤出或是挤入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对区域私人投资所产生的效应研究尚不多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加上我国财政制度采取的是分权制的形式，弄清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区域私人投资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从中观的角度给予积极财政政策以正确的评价，而且对于目前所实施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理论模型与经验结果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SirJohnHicks,1937）提出IS-LM模型，其核心思想是：在产品市场上投资等于储蓄，在货币市场上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两个市场实现均衡。具体形式表示为：商品市场均衡时，Y=C+cY+I-bi+G,其中C,I,G分别表示自觉消费、自发投资和政府支出；c,b分别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和投资的利率弹性；货币市场均衡时，M/P=kY-hi，其中M/P表示货币实际余额供应。当政府支出增加时，IS将向右移动到新的位置IS，若i不变，则收入由Y0移动到Y2（见图1）。因此，在乘数作用下均衡收入的增量应为：Y=Y2-Y0=［1/(1-c)］。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则乘数是大于1的，这就是说，增加政府支出不仅使均衡收入增加，而且收入增加量大于政府支出增量，即财政政策的挤入效应。但是这仅是产品市场的情形，当考虑到货币市场时，情况会发生变化。在同一利率水平上由Y0增加到Y2必将增加货币市场上对交易货币的需求。假定名义货币供给和实际货币余额不变，则将导致利率水平的上升。利率的上升则会在产品市场上引起均衡收入的下降，收入将随利率的提高沿新的IS'向左上方移动，变化量为：Y=Y2-Y1=［-b/(1-c)］i(见图1)。这就是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

除以上的直接挤出、挤入效应外，财政政策还具有间接挤入效应。如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不仅会使投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而且会增加与之相关联行业的投资机会，从而刺激私人投资的积极性。[1]

国内学者也对中国的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分析，特别是针对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以及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研究，从实证研究方法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LS-LM模型。马拴友(2001)[2]利用IS―LM模型测算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投资没有挤出私人投资，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总体上是互补关系非不是替代关系，增加财政支出不会挤出私人消费。田杰棠(2002)[3]从利率变动和资金挤占两方面对1998―2000年数据作了实证分析，得出挤出效应存在但是不严重的结论。李生祥，丛树(2004)海[4]也是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别测算了我国的理论财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得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也不明显。第二类是采用定量动态分析的研究方法。董秀良等(2006)[2]重新界定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效应的基础上，利用季度数据，采取向量自回归模型，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短期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一定挤出效应，而长期均衡关系上则表现为挤入效应。除实证研究外，还从纯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如吴超林(2001)[5]在对积极财政政策增长效应严格细分和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产生挤出效应的制度原因，以及形成挤入效应的制度条件，从理论角度证明了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来验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事实上我国在财政制度上实行的是分权制，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各地方存在较大差异性。本文正是从中观的角度出发，研究各地方财政政策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对东、中、西部的私人投资的影响，进而给予财政政策一个更为真实的评价，同时也对今后我国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三、模型、数据与计量方法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在研究财政政策效应与私人投资关系的文献中，主要是采用IS-LM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建立以下的实证模型：

（1）式是从财政政策的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综合地看其对私人投资所产生的影响。由于我国施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从扩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发国债等方面入手的，因此我们再建立（2）式来进一步分析地方财政各项其他支出对私人投资的作用效果。

其中，所用的面板数据时间跨度较短而横截面主体较多，因此主体间差异主要体现在横截面之间，即表现在截距上，而斜率系数为常数。(1)、（2）式中PRI均代表私人部门投资，INC代表财政收入，SPE代表财政支出，反映政府行为。另外CCE、SRE、SAE、CWE和MWE分别表示基本设施支出、科学研究支出、支农支出、文教卫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用支出。i和t分别代表时间和省别。γ+λi（κ+μi）为截距项，其中λi（μi）度量了个体间的差异，如果λi（μi）为确定数则（1）或（2）式为固定影响模型；若λi（μi）为随机扰动，则称（1）或（2）式为随机影响模型；若λi（μi）不随个体而改变，则（1）或（2）式为混合回归模型。εit为随机干扰项。

为了对东、中、西部地区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进行有效地比较研究，本文选取1998――2003年我国31个省份、直辖市的地方财政决算本级收入、财政决算本级支出以及归属于国有和集体经济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个体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效应进行分析。按照一般的分组方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福建、广东、海南、河北、江苏、辽宁、山东、上海、天津、浙江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山西、江西8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甘肃、广西、贵州、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新疆、云南和重庆12个省市。由于缺乏自治区、广东和海南的相关数据，暂且不包括这三个省市。以上的相关数据均来自诺色芬数据库，其中各变量①是依据各省相应的价格指数折算为以1997年为基础的实际值。

（二）计量方法

在使用模型（1）时，先要进行模型设定检验以决定采用哪种形式的回归模型，具体检验方法是首先构造F统计量判断是否所有固定影响为零，进行固定效应模型（LSDV）和混合模型（OLS）的筛选；然后基于OLS估计的残差构造LM统计量，即BP拉格朗日乘数检验（BreuschandPagan,1980）进行随机模型（FGLS）和混合模型（OLS）检验；最后用Hausman检验进行LSDV与FGLS之间的筛选。各模型的具体设定检验结果见表1。表1各模型的设定检验自变量/因变量私人投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财政收入

注：F检验、BP检验和H检验后数字为相应的检验统计量，括号内的为p值，p＜5%意味着拒绝原假设，拒绝F检验意味着固定效应模型显著，拒绝BP检验意味着随机效应模型显著，拒绝H检验意味着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从上表可见。研究主要涉及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两类。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如果直接采用最小二乘哑元变量的回归会造成估计结果的不一致性。因此可以先对模型进行变换，消除固定效应，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采用组内回归（withinregression）的方法进行估计，即从每个观测值中减去其组内平均值，再对变换后的模型执行OLS估计即可；一是采用一阶差分估计量，用以一阶差分去除固定效应后，再用GLS估计差分后的模型。在随机效应模型中，利用模型各个随机干扰项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再采用广义差分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变形，将转换后的数据执行OLS回归即可。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中国东、中、西部的不同划分，利用面板数据对式（1）进行回归分析，其统计结果见表2。表2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影响的回归结果（1998―2003）解释变量私人投资（invp）（1）东部

由表2可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西部的地方财政预算本级收入对该地区的私人投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力度较大（影响系数为0．0000968），而东、中部财政政策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究其原因，一是积极财政政策在调节税率，减轻税负方面主要针对的是进出口退税率、关税等税种，而这些税种多半是由中央征收，与地方财政收入关系不大，那么地方财政政策的收入自然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影响；二是由于我国不断的规划收入制度，使宏观税率从1996年开始呈上升趋势，税收增长速度远大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显然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相背离，不过这种影响在东、中部的统计上是不显著的；三是西部比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更依赖于政府的支持，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其有重要的影响，而税收政策在一定的征收范围内具有激励的作用，因此模型回归所得的私人投资与地方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也是合乎情理的。同时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财政预算支出对私人投资都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0713（0．000）和0．0000392（0．001），但是西部地区的财政预算支出对私人投资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综合地方预算财政收入和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我们发现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地方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都是正向的，换句话说，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而无挤出效应。这和马拴友（2001）、吴超林（2001）、田杰棠（2002）和李生祥，丛树海（2004）的结论相同。但和董秀良等（2006）得出的短期内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一定挤出效应，而长期均衡关系上则表现为挤入效应的结论有一定的背离。

在对地方财政政策与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有了整体上的认识之后，为进一步了解地方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并结合我国施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从财政支出方面入手的具体情况，本文作了地方财政的其他各项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影响的回归分析，其结果见表3。表3财政的其他各项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回归结果

注：括符内的数值为显著性水平的概率值（P-值）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3的各组数据的拟合优度来看，这和方程（1）回归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对应的。

在基本建设这项财政支出方面，东部各省份的基本建设投资与私人投资存在着正向显著的关系（影响系数为0．0001413），而中部地区也存在着正向影响，西部地区是反向影响，但这两者都是统计不显著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经济飞猛发展，市场日趋多元化，加上东部地区的政府对基本建设的投入，为私人投资建立了一个更加完善的投资环境，因此投资主体在逐渐改变，“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投资比例不断上升。而在中、西部地区，虽然每年政府投入了巨大的投资，但是由于西部在经济增长方式、制度、管理上的落后使其难以带动私人投资的增长，换句话说，中、西部仍然没有走出政府投资拉动的传统方式。这和郭庆旺（2005）[6]所得出的中、西部地区基本建设支出和人均产生增长无统计显著性的结论有着一致性。

在科学研究支出方面，科学研究支出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私人投资都具有正向影响，但是这些影响也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从科学研究成果到对私人投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上还是任重道远的。在支农支出方面，支农支出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私人投资都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但是只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其回归系数为0．0004026。这点和郭庆旺（2005）[6]得出的支农支出和东、中、西部地区人均产出增长的反向影响结论相背离，究其原因是郭庆旺所选择的回归模型时混合回归模型，而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

在文教卫支出方面，东部和西部的文教卫支出对私人投资都具有负向显著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001753和-0．0000729，而中部地区的文教卫支出对私人投资是正向的显著影响且力度较大（0．0004687）。这意味着，各地区在积极财政政策施行时，文教卫支出对东部和西部的私人投资影响出现明显恶化，而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

行政管理费是地方财政开支方面的重要项目，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行政管理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正向显著的影响，而中部地区却是负向显著影响，这说明行政管理支出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私人投资的影响得到了改善，但是中部地区却仍在恶化。众所周知，由于地方财政中可供聚集的财力资源有限，而客观上又要维持正常行政工作的开展，长期以来中部和西部在此方面的支出要高于东部地区，即东部地区在提高行政办事效率方面更快。但从回归结果可以可知，在积极财政政策施行期间，西部的行政管理支出对该地区的私人投资有正向的作用，即西部的行政管理水平对投资有了一定的改善，而中部仍然处于“吃饭财政”的情况。

注释：

①其中私人投资实际值是根据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折算得到的。其他各变量是根据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折算得到的。

主要参考文献：

［1］董秀良，薛丰慧，吴仁水．我国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6（5）．

［2］马拴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评价［J］．经济评论，2001（6）．

［3］田杰棠．近年来财政扩张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02（3）．

［4］李生祥，丛树海．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乘数和实际乘数效应研究［J］．财经研究，2004（1）．

［5］吴超林．积极财政政策增长效应的制度条件分析［J］．世界经济，2001（12）．

［6］郭庆旺，贾俊学．积极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05（7）．

RegionalDifferenceintheRelationshipbetweenPositiveFiscalPolicyandPrivateInvestment

YangJun1WangYan2Abstracts:Thispaperdescribestheregionaldifferenceintherelationshipbetweenpositivefiscalpolicyandprivateinvestmentusingthepaneldataineastern,centralandwesternpartofChina.Thestudyprovestheeffectivenessofpositivefiscalpolicy,sincethepositivefiscalpolicyhadapositiveeffectonprivateinvestment.Thestudyalsoindicatesthateachareashouldarrangethefiscalexpenditurestructurebasedontheeconomicdevelopment,becausethefiscalexpenditurehaseffectsonprivateinvestment.Keywords:positivefiscalpolicy;fiscalexpenditure;privateinvestment

［收稿日期：2007．3．12责任编辑：邓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