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滞范文篇1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规律;发展趋向

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100590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依赖的两大基本政策,对实现宏观经济四大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两大政策应紧密配合,避免政策作用对冲抵消,以实现优势叠加和整体效用最大化。

1宏观经济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运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着共通性,这为二者配合运用提供了可能性。共通性表现在:(1)实施主体上,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都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经管部门,在政府确定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和经济政策指导下,可从各自的业务领域开展工作,协助政府调控管理;(2)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上,分别通过国家财政收支规模和银行信贷规模,而两种规模的制定和实施均以货币为载体,一定时期的货币购买力又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因此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最终由这两大政策进行调控,二者都是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3)作用机制上,均通过政策工具变量传导,最终调整市场主体经济利益,改变居民和企业经济行为来实现调控目标;(4)终极目标一致,均应包括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目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各自的特点,决定了二者配合运用的必要性。二者的特点体现在:(1)作用领域上,财政通过税收、国债、公共支出、政府投资等手段调节社会分配,货币政策则通过信贷规模伸缩使得货币供给量变动来调节货币流通。(2)透明度上,采取何种财政政策是据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并及时了解政府预算收支表情况而定,透明度较好;而货币供应量指标只能从永久平衡的人行资产负债表中反映,易掩盖经济矛盾,透明度较差。(3)调节的弹性上,财政政策工具(税收、国有资产收益、公债等)调节经济较直接,弹性差;货币政策工具(贴现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则具有伸缩性、灵活性特征,对经济调节作用较为间接,弹性好。(4)政策时滞上,财政政策调整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内部时滞较长,但可控性强,外部时滞较短;货币政策一般由央行据经济运行实际态势自行调整,内部时滞较短,但其政策工具操作施加的影响向市场主体传递经过的中间环节多,外部时滞较长。(5)调节重点上,财政政策重在结构,货币政策重在总量。国民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总量和结构双失调,因此,两种政策必须配合运用。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经济政策配合运用的回顾与经验启示

2.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运用的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方式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

(1)“双松”政策(1979-1984年)。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处于起步阶段,央行体制刚建立,财政政策在经济运行中处于主导地位,总体上说实行“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搭配。

(2)“双紧”政策(1985-1997年)。1985年后,新的央行体制建立,确立了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货币政策也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具有其特定内涵和作用。该时期过度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也越来越明显,物价涨幅较高,控制通货膨胀成为主要任务。于是我国从1986年起实行紧缩开支和收紧银根的“双紧”政策,银行系统通过收回旧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使得社会总需求迅速收缩,稳定了物价总水平;财政部门通过增加税负,削减开支,增加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减少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压缩了社会总需求。

(3)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2004年)。该时期中国经济出现物质产品相对过剩和明显通缩现象,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现在的治理通货紧缩为主。此情况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着力稳定物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4)“双稳健”政策(2004-2006年)。连续七年实行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政策搭配,不仅刺激了经济增长,也使我国国民经济摆脱通缩阴影,取得了巨大发展。但之后不久,我国经济出现“局部过热”苗头和结构失衡问题,社会分配差距拉大,经济粗放式增长。2004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姿态同时,财政政策逐步由“积极”转向“稳健”。

(5)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2007-2008年上半年)。2007年我国经济出现过热苗头,物价明显攀升,平均涨幅为4.8%,物价上涨压力不断加大,为应对该局势,从该年第三季度起,货币政策开始采取紧缩态势,第四季度继续收紧。全年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货币政策及时由“稳健”转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最终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这有效地抑制了通胀形势,CPI同比涨幅也在2008年2月达到高点后开始下行。

(6)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至今)。2008年,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发生汶川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国际上美国次债危机加剧并于9月中旬急剧恶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美欧等国实体经济普遍出现负增长,外需迅速收缩。此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于2008年11月5日也迅速转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搭配,计划四年内中央财政投资4万亿,银行贷款预计2009年投放10万亿来保增长、扩内需,目前已收到经济率先复苏的效果。

2.2从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运用的回顾中发现规律

(1)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趋向取决于宏观经济的运行走势和变化。以上每一阶段实行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方式,都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都是在对社会总需求、总供给及物价水平做出现实判断基础上选择实施的,因此把握社会总供求关系状况,准确预测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对于我们选择合理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方式十分重要。

(2)“双松-双紧”政策对经济运行产生的效果具有局限性。只有前两个阶段采用了“双松”和“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方式,以后各阶段都是中性(稳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与松紧财政货币政策搭配,这也与“双松-双紧”政策对经济运行产生效果的局限性密切相关。具体体现在:①政策上的短视性。总体上我国在采取“双松”政策前,提出的目标和指标往往都是一年一定的短期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将经济放在循环视野中考虑,之后出台的“双紧”实际上是以另一偏激手段对“双松”政策扩张后果进行的校正,易在“经济降温”时引发下一个“经济过热”。②政策目标上的单一性。“双松”政策的目标为加速经济建设,实现较高经济指标,刺激经济增长,后果往往是欲速不达,投资过度、财政赤字、货币失控、信用膨胀和通胀并存;“双紧”政策则主要通过压缩财政支出和控制信贷投放,较短时间内迅速纠偏,较大程度缓解通胀压力。但会严重损害经营效益较好企业的发展,造成人为损失。③剧烈的政策效应。“双松”后实行“双紧”政策,会使经济增长出现大回落,导致经济大起大跌。

(3)中性(稳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别与松紧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或是双稳健政策搭配方式,将会是更常见的、对经济社会运行具有长期良性效应的政策组合方式。随着以后经济形势发展,以短期经济增长目标为主的“双松-双紧”政策因会造成较长期经济振荡,不利于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不符合政策调控初衷,将会较少使用。而中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别与松紧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或是双稳健政策搭配这种较温和的搭配方式,能避免对经济运行产生过度影响,同时还放眼长远,注重有利于社会公平、产业结构调整等长效机制的培育,将会成为更适用的搭配模式。

3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及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的趋向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可概括为:(1)政策丰富多样、措施扎实推进。(2)出现积极变化,结果好于预期。(3)基础尚不稳固,任务还很艰巨。做出此判断的原因为:一是当前经济回暖可认为是政府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出现的短期反弹。二是目前金融机构贷款持续大规模增加,为政府增加投资提供配套资金支持、缓解企业流动资金不足困难、为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提供相对宽松融资环境的同时,货币、信贷投放过快也存在一定风险。三是国际金融危机尚在蔓延,外需扩大仍需时日。四是我国经济本身正处在下行周期中,内外经济周期重叠和国内各种矛盾积累,可能会使这次经济下行的时间延长。因此,做好长期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是必要的。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实践及规律,结合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可以简单预测:短期内,外需收缩的趋势不会好转,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仍是当前我国经济调控的重点,除全力促增长外,“保稳定”也将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石。为此,今明两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趋向将会继续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抓住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缓和抵御外部冲击造成的不利影响,着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并加大对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的保护和生活补贴,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建平,周富祥,田江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思路与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2005,(1).

[2]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毕海霞,岑.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实践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6,(2).

[4]潘正彦.如何协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J].财会研究,2009,(1).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滞范文

企业在不同商业周期下存在不同的资金需求，然而相关的需求并未得以满足，根本的原因在于资金供给不足。叶康涛和祝继高提供的经验证据显示，高成长性企业在信贷紧缩时获得的资金反而较少［15］;陆正飞等的研究表明，较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同样面临信贷的歧视［14］。这些证据表明，企业的融资决策不仅基于自身的资金需求，还依赖于外部的资金供给。按照国外理论分析，货币政策变化与企业债务水平或结构变化的关联缘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存在。依据早期凯恩斯等的分析，当存在价格刚性时货币供给变化会引起短期利率的变动，而短期真实利率变化将进一步影响总需求。然而，Bernanke和Blinder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异常的事实观察。例如，市场利率变动较小时，存货调整反应滞后，而对长期真实利率反应敏感的住宅投资却较早变化［10］。基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学者们对利率管制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表明，货币渠道运转并不顺畅［17-23］。以上事实表明，传统的货币渠道理论难以完整地解释与投资相伴的融资现象。依据Bernanke等人的分析，市场摩擦的存在会导致外部融资成本与内部资金的机会成本出现差异。这一差额源于贷款者与借款者委托问题引起的两类成本:一是贷款者评估借款者信用度、监督合约执行、清收贷款等预期要支付的成本;二是由于存在借款者的道德风险，贷款者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就需要设计各种限制性合约条款，例如，违反合约后如何诉讼、要求抵押或担保，这些都需要付出成本。于是，理论上便存在由市场摩擦引起的外部融资额外成本。国外经验研究提供了在货币政策变化时市场摩擦存在的证据，而且存在两种解释市场摩擦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即银行贷款渠道理论和资产负债表渠道理论。在银行贷款渠道理论中银行处于中心地位，银行不能完全弹性地管理资产与债务［12］;而资产负债表渠道理论强调企业抵押价值的作用［11，13］。在我国，近期的经验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变化时企业确实会因对银行的依赖程度不同而发生不同的债务或资本调整行为［16］①。银行贷款渠道理论指出，货币政策对企业的债务融资具有普遍性的直接影响。在央行动用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之后，金融体系内的货币量变化不仅如传统理论所言会引起短期利率的变动，而且会对银行业的资产、负债业务产生冲击。因为银行体系中存在摩擦，即银行不能完全弹性地管理资产与债务———不能及时地通过发行新的债务或回收已有的投资去满足现有合约中的企业信贷资金需求，在货币政策发生变化进而银行体系内资金出现余缺时，银行只能调整其资产业务———企业贷款，即调整贷款利率或贷款数量。这便导致货币政策变化之后，企业获得的银行债务资金将出现变动。但是，由于银企合约的刚性，这一变动将存在一定的时滞。同时，货币政策将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扩大不同类型企业外部融资额外成本的差异，引起货币政策变化后企业融资决策的新一轮变化。一方面，利率上升，现有债务的成本上升，企业现金流下降，同时，货币紧缩引起的购买支出减少将导致企业的收入下降，而固定成本短期无法调整，于是企业将出现“财务缺口”;另一方面，利率上升，资产价格下降，企业抵押价值下降。因此，当货币政策变化时，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被授信可能性将随之变化。在此，若将财务状况和被授信可能性视作决定融资约束水平的关键变量，对于融资约束水平不同的企业，当它需要寻找新的贷款者并建立信用关系时，支付的额外成本将存在差异。最终，这些额外成本的差异将导致在货币政策变化时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债务融资结构。基于以上证据和分析，我们进一步做出货币政策与融资决策相关联的如下假设。假设1: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银行贷款将同向变动，而且随着政策影响的持续，银行贷款将替代银行组合投资。假设2: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企业的财务状况将较早出现变动，随后银行短期债务融资将同向变动。假设3: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融资约束水平不同企业的债务结构将存在差异。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考察货币突然变化之后宏观经济总量的动态变化过程，采用的计算方法是向量自回归技术(VAR)。向量自回归包括一组回归计算的联立方程组，其中每个变量的回归计算，皆同时以该变量和其他所有变量的滞后值(滞后期的数值)作为自变量。初始的两变量VAR模型如下:Xt=a1xt－1+a2xt－2+b1zt－1+b2zt－2+ε1tZt=c1xt－1+c2xt－2+d1zt－1+d2zt－2+ε2t其中，ai、bi、ci、di是参数，扰动项为vt=(ε1t，ε2t)。参照戈特勒和吉尔克力斯特的模型设定，本文扩展后的模型将包含四个变量:经济的增长(GDP对数值)、通货膨胀水平(CPI同比增幅)、与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相关的财务变量、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估算出的联立回归方程组，我们模拟其中变量随时间动态变化的过程。在估算联立回归方程组时，考察各个变量的平稳性采用单位根(ADF)检验，并针对非平稳的水平值进行协整(Johansen)检验。由于发现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我们将直接使用变量的水平值进行VAR模型估计①。参照前期研究，本文将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确定为2［21］。参照Bernanke等人的研究，我们拟将M1或利率变化视为货币政策变化的变量，当联立方程组中M1或利率方程出现扰动时，我们就认为货币政策发生改变，那么方程组中其他变量跟随M1或利率出现的变化，就是各个被观察变量在货币政策紧缩之后随之而来的结构性动态变化。本文最终确定将M1作为货币政策变化的变量。这是因为基于已经建立的VAR模型，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GDP是M1的格兰杰原因(p=0．04)，且M1在较高的弃真可能性下是GDP的格兰杰原因(p=0．11)②。这表明了我国货币具有内生性特点，同时我国货币一定程度上是非中性的，货币供给量这一中介变量有助于解释GDP的变动③。我们考察了一年期存款利率和一年期贷款利率与GDP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利率与GDP并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利率无法解释GDP的变动，这也与我国利率管制现状相一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利率几乎不具有资源配置的调节功能，基本是一种成本核算工具，加上为了鼓励生产、促进投资，我国一直人为压低利率。如果综合考虑显性和隐性的通货膨胀，当时长期实际负利率是一个常态。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利率市场化的基本设想，2003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形成，即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机制是利率市场化的配套机制，1998年之后央行停止信贷规模控制，采用准备金率、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作为调控手段，2000年之后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但是，货币当局目前仍然关注货币供给和信贷总量，除人民币协议存款、外币大额存款与贷款利率、货币市场利率、企业债之外的债券利率，或多或少地存在利率管制［24］73-74。因此，下文考察货币政策与信贷决策时将重点关注M1变化带来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部分和模型的讨论，结合我国货币政策变量的效应，本文主要变量界定如表1所示。需要特别指出，我们将规模作为融资约束水平变量的基本理由在于两点:第一，规模虽然不是影响企业融资的直接因素，但是它与那些发挥作用的初始因素相关。与信息摩擦相关的外部融资成本、企业特定的财务风险水平、企业的抵押价值，这些影响融资程度的变量均与企业的规模相关。第二，规模大小也与外部融资的方式相关。证据表明小企业主要依赖间接融资，而大企业则倾向于股权、公司债、商业票据等直接融资［13］。此外，选择规模作为融资约束水平变量可以将我们的研究与前期的研究结论进行有效比较。其他非财务因素同样可以解释两类企业的融资差异。以销售为例，大企业可以在经济繁荣时通过向小企业外包以满足增长的需求，在紧缩时通过内部生产来满足需要，而小企业则无法通过此类方式实现资金余缺的调剂，于是，在下文分类考察时将对销售规模的影响进行控制。此外，行业因素也可能会导致规模不同的企业融资存在差异，然而，经验证据表明行业差异并不能有效解释大小企业的周期性融资差异［13］。1997年以后，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扩大了货币供给量的统计范围，各商业银行所属的房地产信贷部、国际业务部和信用卡部等部门与机构数据也计算在货币供应量中，由此导致1997年前后的货币供应量涵盖范围不同。在此之后，1999年至2009年为我国第一个市场化的商业周期，经济制度已由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25］，同时，货币政策执行已经从利用“综合信贷计划”、“贷款规模限额”、“现金发行计划”等直接调控手段转向“票据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调整储备比率”等间接手段。对这一期间进行的研究中，有分析表明:在1998年至2002年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似乎更多是扩展货币供应量，而在2003年以来的投资高增长和潜在物价水平上升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似乎更依赖于控制金融体系的信贷供给量［26］。考虑到银行资产、负债数据获取的可行性，下文实证第一部分的样本区间为2000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鉴于季度财务数据的可获得性，涉及公司债务融资决策的样本观测起止时间确定为2002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GDP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M1、利率、银行存款、银行证券组合投资、银行贷款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网站。鉴于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企业司等部门的企业总量数据，要么仅为国有大中型企业，要么缺少本文所关注的指标，我们采用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公司层面指标的总量分析，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具体数据处理中，为了避免公司样本极值对统计分析的影响，本文采用Winsorization方法对离群值进行处理，对所有小于1%分位数(大于99%分位数)的变量，令其值分别等于1%分位数(99%分位数)。为了消除季节变动的影响，我们使用“X－11”法对总量数据进行季节调整，所谓季节调整，就是一个从时间序列中估计和剔除季节影响的过程，目的是更好地揭示季度的特征或基本趋势。部分调整后的数据取自然对数，以消除时间序列存在的异方差。笔者对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债务结构数据进行分类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发现，近8年来样本公司的贸易应付款占比并未明显变化，而应付债券占比大幅上升，由1%增加至19%，同时长期借款和短期债务占比大幅下降，其中短期债务下降近13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企业融资方式的多样化程度加大。按规模分组进行债务结构比较，我们发现小企业的短期债务和长期借款占比均下降，特别是长期借款下降近12个百分点，同时贸易应付款占比大幅上升，接近19个百分点;大企业的短期债务和长期借款占比同样下降，但是短期债务大幅下降的同时应付债券占比大幅上升。这一状况表明，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大企业更多地采用了替代性债务融资方式，而小企业只能通过商业信用方式替代银行债务资金(特别是针对长期借款)，即大企业享受到了更多的金融创新的好处，受到的流动性约束较小。这与本文假设3的预测基本一致。

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我国，银行是金融中介机构的主体，货币政策变化引起银行信用(货币)总量变化时，银行的资产结构是否会发生相应的调整?依据模型设定，本部分重点关注的变量分别为银行资产中的贷款及组合投资、银行负债中的存款。图1银行资产、负债指标对M1一个信息冲击的反应图1是银行资产、负债指标对货币政策变量M1一个标准差偏离的脉冲响应函数，它描述了货币政策对银行资产与负债的动态影响。图中的实线表示相应的脉冲响应函数，虚线则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的偏离带，下文同此。图1表明，Loans、Deposits和Investments三者共同决定了M1的供给。第二列的三幅图显示了我国货币派生的基本路径:贷款对货币的影响滞后于存款2个季度，存款与贷款的同向变化对M1产生正向影响，且滞后至第4季度时达到最大，同时银行的投资组合对M1的影响呈负相关，且滞后至第5个季度时才发挥作用。此系列的变化说明，我国货币供给的短期变化，如2个季度或1年，更多地与银行的存贷业务相关联。至于Loans、Deposits和Investments受到的影响，第一列的三幅图显示:在M1变动后银行投资组合变动在第1个季度内并不显著，贷款与存款的变动在1年内同步达到最大，且在第2季度至第5个季度内投资组合的金额下降到最小。这表明货币政策变化时，银行的资产负债呈现出一致性的正向变化，一年内所受到的影响达到最大，且在后半期贷款会对组合投资产生替代效应，这一结果与假设1相一致。Kashyap，Stein和Wilcox对商业票据与基准利率之差和商业票据在债务中的占比进行了分析，认为银行贷款下降和银行票据发行的增加是政策紧缩时银行贷款渠道存在的证据，发现银行贷款增速在紧缩期之后两年明显下降，同时信贷占比在之后第一个年度内显著下降［12］，显然，我们的证据与国外学者的这一结论相一致。该结论也与索彦峰等人早期的研究结果一致。本文的观察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银行贷款渠道发挥作用的条件之一，即银行的资产、负债会受到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在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银行的放贷会受银行自身状况变化的影响，这预示着，银行贷款渠道可能会对企业的银行债务融资产生影响。在我国，银行是金融中介的主体①，当货币政策变化时，与银行信贷相关的企业的财务状况及债务结构是否随之发生变化?参照Gertler和Gilchrist以及Bernanke和Gertler的研究［8，13］，本文进一步考察企业利润、短期借款及利息的变动。关于货币政策与企业财务状况、短期借款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如图2所示。图2中，Coverrate与M1之间的关系意味着:在货币政策宽松时，企业的财务状况迅速好转。结合Return、Sdebt和Fee的变化，笔者发现，利润1个季度后的大幅上升，短期借款和财务费用2个季度之后的同向变动，共同导致了货币政策宽松时2个季度内企业财务状况达到最佳，2个季度之后随图2企业财务状况及现金流指标对M1一个信息冲击的反应着债务和财务费用的增大企业的财务状况出现反转。这一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变化导致的最终需求上升，可能引起利润上升;同时，为了增加存货，短期借款上升，利息增加，但存在滞后性;加之，利率下降，利息支出一定程度减少，这些共同导致了覆盖比率的下降。反之，货币政策紧缩将会在短期内恶化财务状况。图2的证据与假设2(当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企业的财务状况将较早出现变动，随后银行短期债务融资将同向变动)相符。该证据也与Bernanke和Gertler的结论一致，他们研究表明:利率上升，利息支付增加、利润下降，引起现金流下降;利率上升，毛收入下降快于员工收入的下降，利润自然下降，影响到现金流，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财务状况恶化。为进一步关注信贷市场摩擦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我们以下主要考察不同类别借款人债务融资结构上的差异。按照企业规模分类，我们具体分析大、小企业的银行债(定义为长短期借款)与非银行债(定义为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与贸易应付款)变化。图3大企业、小企业长(短)期债务、债券融资现金流和贸易应付款对M1一个信息冲击的反应如图3①，笔者对大企业、小企业的Ldebt、Sdebt和Tc进行分类比较。结果是大企业的长、短期债在政策变化后相对小企业均有较快的同向变化。对融资结构中的贸易应付款项进行考察，证据显示，与大企业不同，小企业的TC随M1在前两个季度反向而动，这表明小企业在政策紧缩时可以通过贸易应付款弥补短期的资金缺口。该结论与Kashyap等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他们认为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是商业票据而不是贸易应付款替代了银行贷款［12］，显然，由于企业商业票据业务的有限，在我国真正产生替代的是贸易应付款。对于Cash_bond的变动，图3中的证据显示，在货币政策变化之后，小企业会在短期内(之后两个季度)出现对债券发行的正向依赖，但大企业受到的影响则相对平稳。这表明，在紧缩时期小企业将不能通过债券发行持续性地替代银行债务融资②。这一结论与Kashyap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对以上证据的判断是在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因为抵押价值和财务风险的不同，不同企业来自银行的债务融资存在差异，而且贸易应付款占用和债券融资水平对银行债务融资的替代存在差异，这与假设3(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融资约束水平不同的企业其债务结构将存在差异)一致。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滞范文

一、凯恩斯主义者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者非常喜欢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他们认为,对总需求的调控,财政政策比之货币政策更有效,财政政策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既可以被用来变动总需求,以对付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也可以被用来微调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的较大的波动。财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简单明了,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财政政策就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

减税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会使漏出减少,注入增加,会很快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涉及到政府预算的制订和实施,由于时间间隔较短,效应也就较显着。在西方国家,减税,主要是减个人所得税,既减少漏出,又对个人的劳动和投资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增加支出和社会福利的作用是直接扩大总需求。但是,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究竟会使总需求增加多少,最终使GDP增加多少,很难作出估计。如果人们把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部分钱用于增加对进口品的需求,并且边际进口倾向较高的话,则总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很大了。

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对总需求的扩大作用甚小。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因而有较充分的乘数效应。同时,政府支出可以直接为宏观调控目标服务,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国民经济的瓶颈缺口,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经济特别萧条的地区以帮助该地区的经济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不太使用进口品的项目上,尽可能以乘数效应增加GDP.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增加就业的项目上,以减少失业人口。但是,政府支出如果花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话,就会耗费较长的时间,很难立竿见影。当然在对付长期性经济萧条方面还是有效的。不过,政府实施的项目往往由于缺乏责任心和管理,工程质量较差,很多被称为“豆腐渣工程”,弄得不好会劳民伤财。

与解决通货紧缩缺口的财政政策相反,如果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缺口,经济基本已达到了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此时就应当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即增收节支的政策,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

从近代历史看,在西方国家,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存在过持续的通货膨胀缺口,这主要是由于战争经费支出急剧增加所致。其余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货紧缩缺口存在,通货膨胀缺口只是暂时性地存在过。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存在过一个怪现象,就是在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失业率也上升,也就是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把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在收缩总需求的同时,总供应也收缩了,这样抵消了通货膨胀的效应,但国民产出也下降了,结果社会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失业率上升。

总需求和总供应的同时萎缩会对总供应产生不利的影响。税收的增加会对劳动和投资产生反激励的作用,也会进一步推动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的削减会对某些依赖政府支出的部门(如卫生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公共交通部门等)产生严重的影响,减少政府对社会的公共提供。对基础设施支出的削减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持续的通货紧缩政策还会使私人投资减少。所有这些都会使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减少。

经验表明,对付通货膨胀并不难,即使有的国家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经过治理,也能平息下来,难的是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不引发通货紧缩。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都可被用来微调经济,只要政府对总需求实行有效的管理。所谓微调经济是指通过政府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干预,以避免经济周期出现较大的波动。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作用更为明显。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政府针对经济的冷热,实施相反的对策(逆向调节),如果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高涨时期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则国民经济的运行就会比自发运行的轨迹要平稳得多。当然,政府要完全熨平经济的波动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由于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使国民经济秩序更加紊乱。

政府调节经济的的主要问题是时滞。如果时滞效应很长,稳定经济的政策可能反而会成为“不稳定的经济政策。”因此,只要对经济形势判断正确,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得当,经济的波动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国民经济一样可以实现相对平稳的发展。

二、货币主义者对政府调节经济的做法持反对态度

货币主义者反对把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的主要理由是: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并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刺激作用,国民产出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货币供应也相应扩大了,增加的只是名义的GDP.从长期来说,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只能导致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浮动的汇率体制下,这个结果更为明显,因为总需求的扩大会使本国的货币贬值,从而使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会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这种借款需求更高,结果可能会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可能会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终会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抵消掉。

货币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必须要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会产生持续的效应,说白了,货币政策是真正对总需求发生影响的因素。弄得不好,财政政策只会造成总需求更大的波动。实施财政政策可能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对三方面的效应要作出估计:(1)政府支出和政府税收的变化对别的注入和漏出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2)乘数和加速数的规模如何?(3)时滞效应如何?

货币主义者坚信市场的自身调整力量,认为上述的三方面的效应是很难估计的,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决的,所以财政政策是没有必要实施的。

货币主义者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财政政策,一种是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另一种是不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纯粹的财政政策,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之所以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往往同时实施,二是在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会连带出货币供应的变化,而货币供应与财政政策的同方向变化会抵消财政政策的效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增加,收缩性的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减少,结果对国民产出的变化无济于事。再说,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会对总需求发生影响,但这是货币供应变化的结果,而不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后者对总需求的刺激是有某些短期效应的,但由于时滞存在,要预测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反应是很困难的,再加上各种复杂的经济因素都会起作用,很难分门别类,对症下药,财政政策不可能把经济调整到主观设定的精确位置,微调经济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从长期来说,纯粹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对国民产出是没有影响的,只会产生挤出效应,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减少。

财政政策的货币效应究竟如何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密切不可分、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或多或少会产生货币效应,纯粹的财政政策(一点也不影响货币供应)几乎是不存在的;实施货币政策的时候,也或多或少带有财政政策的含义。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果经济正处于萧条时期,本来财政预算是平衡的,政府为刺激经济决定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产生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发债,社会公众把钱借给政府,这不涉及到货币供应的变化。政府利用财政赤字的同时,既刺激了总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交易需求。另一种方式是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这种国债发行方式结果增加货币供应。

政府增加财政赤字,注入增加,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均衡的国民产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使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使货币供应增加,市场利率可以因货币需求和供应同时增加而保持不变,由于市场利率保持不变,不会对投资产生影响,所以没有挤出效应。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市场的货币交易需求增加后使均衡利率上升,利率上升的结果就会使投资减少,产生挤出效应,注入量就会低于期望的水平,国民产出不会增加。

扩张性财政政策在货币供应不变的条件下,究竟是否一定会产生挤出效应就要看两方面的变化情况。一是货币需求弹性,即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比较缺乏弹性的,同样是灵活偏好曲线水平上移,利率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较有弹性的,总需求扩张后,对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灵活偏好曲线会上升,结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不大。二是投资弹性,即投资数量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利率的变化会对投资额产生较大的变化。而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投资额对利率变化通常是比较缺乏弹性的。投资者决定投资与否主要是取决于经济形势发展趋势和所生产产品的销售前景,而对市场利率的考虑并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利率的变化只对投资额产生较小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的实施只会对利率产生很小的影响,对投资额的影响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总需求的扩大可能会通过加速器效应使投资额增加。货币主义者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明显上升,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严重的影响,挤出效应明显存在。他们的观点是,政府必须要减少财政预算赤字。从长期来看,假使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话,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完全挤出私人投资。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由于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者对财政政策实施的效应预期发生很大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