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权纠纷范文篇1

近几年来，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了不少涉及计算机网络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其中以著作权纠纷案件居多，且审判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也较为突出。一些问题不但在学术界和司法界引发讨论，在社会生活中也常常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由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立法较早，实难适应对近几年涉及飞速发展的网络业著作权保护的实际要求，一些网络传输权等重大法律问题缺乏规范与定位，而且也缺乏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法律规定。这种状况对人民法院依法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出于审判工作的需要，社会和界出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积极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弥补相关法律的不足，以应适用法律的急需，并为全国人大网络立法积累经验。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交流中，如何因应网络技术发展，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提供切实有力的司法保护，也成为重要的交流内容和共同的研究课题。这些情况，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自199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开始重点调查北京等地法院审判涉及网络的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情况，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在总结地方人民法院审判经验，参考借鉴国外网络著作权司法保护实际作法，广泛听取知识产权界专家、学者、行政执法、立法机关以及地方法院法官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起草了审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稿。后又经多次研究推敲，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0年11月讨论通过。本司法解释以民法通则、著作权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为依据，对涉及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审判中需要解决又有把握解决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以解决审判实践的急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司法解释的内容，涉及了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管辖、作品数字化和网络传播后的著作权归属、侵权行为的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以及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等。现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正确审理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谈几个问题，也算是对该司法解释的一些主要内容作一说明。一、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诉讼管辖问题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仍然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2条、第29条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实施网络侵权行为必须通过计算机设备的特点，司法解释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侵权行为地的界定是确定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难点，以往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涉及网络的侵权案件的地域管辖问题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网络服务与对网络的使用具有无国界性等特点，使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侵权行为地的界定非常复杂。不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已经多次遇到了这一问题。例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瑞得（集团）公司诉宜宾市翠屏区东方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过程中，被告以北京市海淀区并非侵权行为地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一、二审法院以被告实施侵权行为必须接触原告所在地的服务器为由，认定北京市海淀区是侵权行为地，驳回了被告的管辖权异议。对此信息产业界和知识产权界意见纷纷。本司法解释第一条结合网络的特点对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管辖作出了规定。首先，此类案件的管辖，仍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2条、第29条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这是确定管辖的一般原则，任何类型的案件都不宜突破；其次，根据实施网络侵权行为必须依靠计算机硬件的特点，对侵权行为地作出规定，即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此外，鉴于网络本身的特点，在网络上经常会遇到难以找到侵权行为人，或行为人的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地均在国外等情况，如仅规定上述两点，对保护著作权不利，因此进一步规定：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二、关于作品的数字化及著作权归属问题传统作品被数字化，实际是将该作品以数字代码形式固定在磁盘或光盘等有形载体上，改变的只是作品的表现和固定形式，对作品的“独创性”和“可复制性”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作品的表现形式应当理解为包括数字代码形式。虽然现行法律并未把数字化作品排除在著作权客体之外，但由于数字化问题是网络应用给司法实践带来的重要问题之一，法律又未作出明文、具体的规定，可能会引起理解上的困难和不一致，因而本司法解释第二条对此予以明确。此外，该条还对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问题作出解释。作品数字化的过程并不产生新作品，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仍归作品的作者享有；数字化作品与传统作品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也并无区别，故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的著作权的各项权利内容，同样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对网络传输行为的定性问题。在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作品被使用的方式主要体现为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的网络传播方式。为此，1996年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增加了向公众传播权(RightofCommunicationtothePublic)的规定，即指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的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的专有权利。这两个国际条约的规定，基本代表了国际上对解决该问题的主导意见和办法。国内各界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讨和争论，目前也已基本趋向于认同网络传播理解为作品的一种使用方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许可他人使用，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王蒙等六作家状告世纪五联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就是适用上述条款认定被告构成侵犯六作家著作权的。本司法解释对这些司法实践予以了肯定。三、关于网络环境下的转载、摘编问题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关于报刊转载的规定，能否扩大适用于网络环境下，是知识产权法学界曾讨论的热点之一。一种观点认为，在法律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之前，将著作权法第32条的规定适用于网络环境下，不失为目前情况下一种可行的应急措施，但在适用时，应当明确两点：一是网络上允许转载、摘编作品的范围不得超过著作权法第32条规定的作品范围（录音、录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被排除在外）；二是应当注明作品的出处。理由主要是：首先，目前报刊、网站上的作品被相互转载、摘编的情况普遍存在，著作权人的使用权和获酬权均无法实现，在此情况下应当分阶段地逐步规范网上使用作品的行为，如果简单地绝对禁止，不但社会各界、当事人一时不好适应，面对急剧增加的侵权案件数量，法院也难以承受，实际上并不能有效保障著作权人权利的行使。其次，网络的特点就在于广泛传播信息，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是信息来源的重要渠道，但在网络上转载、摘编他人作品前确实存在着难以找到著作权人以取得许可的现实情况。第三，还应当考虑促进网络产业发展和平衡社会公众和著作权人利益等因素。司法实践部门的同志多数主张采纳此种意见。另一种观点认为，著作权法第32条是针对报刊转载、摘编所作的规定，不宜将其简单地扩大于网络环境下。理由主要有四点：首先，上述条款关于报刊转载的规定本身就与伯尔尼公约、TRIPS等国际公约、条约相悖。其次，报刊与网络作为信息传播媒体是有区别的。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6条对发行权所作的新规定，发行必须具备作品原件或复制件所有权的转移这一要件，在网络上这一要件无法实现，故在发行问题上，报刊和网络是不同。再次，著作权法第32条在实践中的执行情况并不好，例如许多报社以报刊转载之名义分期刊登小说作品，扰乱了文学艺术作品的正常传播秩序，所以该条款几乎成为报社、杂志社等规避法律的武器。第四，不能因为著作权人取得授权存在困难而忽略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保护，这种实际困难完全可以通过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办法解决。版权行政部门的同志等持该种观点。经过综合考虑目前在网络上使用作品的现状以及平衡社会公众利益等方面的因素，本司法解释采纳了上述第一种意见。该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如对录音、录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进行转载，应当认定为侵权。这是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对目前在网络上使用作品现状和平衡涉及网络各方当事人权益以及社会公众利益等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的一种选择。将来著作权法如果对此有新的规定应当依照新的法律规定执行。应当指出，所谓已在报刊登载、网络上传播的作品，是指报刊、网络合法使用的作品，原来就是抄袭剽窃、违法使用的作品，当然不在被准许的转载、摘编作品的范围内。四、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问题该司法解释第4条至第8条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作出了规定。其主导思想是：尽量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著作权侵权的过错责任，不使其轻易承担过重的责任，以保护和促进新兴的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对其行为作出约束，明确其在何种情况下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以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第一，提供连线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因其对网络信息不具备编辑控制能力，对网络信息的合法性没有监控义务，因此对他人在网络上实施的侵权行为没有主观过错，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的规定，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侵权的法律责任应由行为人本人承担。由于上述观点在国内外均无争议，故在本司法解释中未再作规定。第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通过网络参与实施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或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属于共同侵权，应当与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三，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由于对网络信息具有一定的编辑控制能力，因此在明知侵权发生或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后，负有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停止侵权内容继续传播的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上述义务的，主观上负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不作为的侵权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与行为人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四，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著作权人要求其提供侵权人网络注册资料的情况下，负有提供该注册资料的协助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违反了上述义务，主观上负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不作为的侵权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第五，著作权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警告或索要注册资料请求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必须提供三类资料：一是著作权人的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法人执照、营业执照等有效身份证件；二是著作权权属证明，包括有关著作权登记证书、创作手稿等；三是侵权情况证明，包括被控侵权信息的内容、所在位置等。只要符合上述形式要件，就应当视为著作权人已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或索要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反之，如果不符合上述形式要件，则视为未提出警告或索要请求。这样规定，一方面可以方便网络服务提供者做出判断，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网络服务提供者陷入过多的侵权诉讼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著作权人提出上述资料后仍不采取措施的，著作权人在提起诉讼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先行裁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人民法院应当从切实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出发，对申请人的申请予以准许。第六，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著作权人的要求采取移除等措施制止侵权行为，是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合法行为，不应为此向被控侵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著作权人指控的侵权不成立，而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给被控侵权人造成损失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必为此承担赔偿责任，该责任应由提出不当警告的著作权人承担。五、关于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邻接权的法律责任问题对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仍然应当适用民法通则、著作权法等法律关于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根据著作权法第45条、第46条的规定，结合网络上可能发生的侵权形态，该司法解释第九条明确规定侵犯网络传播权、网络著作邻接权以及对明知会导致侵权后果而故意去除或改变著作权管理信息等行为，都应依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民事责任的形式，包括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停止侵权以及损害赔偿等。对上述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所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款，该司法解释也作出了规定：首先，在审理涉及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须追究行为人侵权责任时，适用著作权法第45条第(1)至(6)项关于侵害人身权、财产权的有关规定，其中著作权法第45条第(5)项中的“等方式”，应当理解为涵盖了网络传播这种使用作品方式；其次，在审理涉及网络著作邻接权侵权纠纷案件以及在认定明知会导致侵权后果而故意去除或改变著作权管理信息等其他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须追究行为人责任时，适用著作权法第45条第(8)项的规定；认定剽窃、抄袭他人作品的，适用著作权法第46条第(1)项的规定。六、民事赔偿责任形式如何适用问题使用网络作品所应当支付的报酬和侵权赔偿数额标准的确定，都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但由于现行法律尚无明确的规定，为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和保证执法统一，防止滥用诉权的过高赔偿额，最高人民法院该司法解释第十条专门对此作出了规定。同其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一样，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赔偿数额的确定和计算方法，同样也应当允许权利人作出选择，一般权利人可以选择三种方式：一是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实际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预期应得利益的损失；二是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得利益；三是定额赔偿。在前两种情况下，权利人的举证责任有所不同。如果权利人选择了前者，则其必须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如果选择了后者，由于权利人举证证明侵权人的实际侵权获利确实存在着困难，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转移的有关规定，权利人在证明了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得收入即可，对证明侵权人的成本或必要费用的举证责任，应当转移给侵权人。因此本司法解释规定：如果侵权人不能证明其成本或必要费用的，其因侵权行为所得收入，即为所得利益。对于定额赔偿的幅度，考虑到网络著作权侵权的实际情况，本司法解释对《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所写明的5000元至30万元的幅度作了适当调整。首先，鉴于许多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所涉作品篇幅较小，故将下限调整为500元；其次，一般情况下，上限仍控制在30万元，但对故意侵权且情节特别严重的，由于网络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等特点，会对权利人造成严重的侵权后果，故上限可达50万元。总之，人民法院在确定侵权赔偿数额时，可以根据被侵权人的请求，按照其因侵权行为所受直接经济损失和所失逾期应得利益计算；也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得利益计算赔偿数额。侵权人不能证明其成本或者必要费用的，其因侵权行为所得收入，即为所得利益。对于被侵权人损失额不能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定额赔偿方法。定额赔偿的幅度可以根据侵害情节在人民币5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对故意侵权且情节特别严重的，故可以超过30万元赔偿，但最多不得超过人民币5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将对人民法院在审判网络著作权纠纷中如何更准确地适用民法通则、著作权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提供依据。这无疑对保障各级人民法院的执法统一，为著作权人提供更全面充分的司法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传播权纠纷范文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定赔偿额;判赔标准

近年来，“宽带中国”战略的出台、“互联网+”行动的持续推进、“剑网”专项行动的有效开展，反映出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和知识产权工作越来越重视。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31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占比达95．1%。网络版权产业规模空前浩大，其背后则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2016年，尚未开播电视剧《如懿传》单集网络版权费就达900万元，是10年前热播电视剧《武林外传》的7200倍。另一方面，土豆擅自播放《舌尖上的中国》，赔偿央视24．8万元等高额侵权案件频发。这些现象表明，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赔偿额的认定逐渐受到各方关注，对网络行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不仅是法律难题，也是社会问题。

一、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司法判赔现状及特点

本文采用分层抽样法，以裁判文书检索网“OpenLaw”为主要工具对案由为“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目标判决书进行检索，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湖北这五大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法院为不同层，按照预设比例抽取涉案作品属于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文学这三大典型互联网行业的判决书。最终将样本集合进行筛选，排除无效判决书、重复判决书，共汇总2289份有效判决书，进行系统归纳和分析，得出以下三方面特点:第一，各法院判赔额差距大。涉及三大网络行业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法院判赔额都存在差距大、总体偏低的现象，网络视频行业尤其突出。此外，在网络视频行业，法院判赔额在10000元及以下的案数为792件，占到总数的59．14%。网络文学行业，法院判赔额在10000元及以下的案数为366件，占到总数的84．53%。且各地区法院平均判赔额存在一定差距，上海市远多于其余各省市，其中广东省较少，仅为3983．01元。第二，法院判赔额标准普遍模糊。样本判决书中，法定判赔额的适用在此类案件中占比达90%以上，几乎在所有的判决书中都存在类似这样的表述:“本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类型、发行的时间、知名度，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性质、持续时间、经营规模、涉案作品的观看量，同时考虑原告批量维权诉讼等因素，酌情认定被告承担的赔偿数额。”这样的判决标准过于模糊，缺乏考量因素与最终判赔额之间的关联性分析和经济逻辑、经验法则的运用，得出的法定赔偿额往往难以令当事人信服。判赔额标准模糊导致的另一直观现象便是判赔额与求偿额的差距较大。在统计的判决书中，原告平均求偿额约为53257．87元，而法院判赔额均值为9578．17元，仅为前者的17．98%，其中占比最低的案件仅为0．4%。(见图3)判赔额标准模糊易使得原告求偿额过高，易引发当事人对法院判赔额不满从而提起上诉的情况。第三，存在差异判决现象。在本文统计的判决书中，存在着不同法院对于总体案情极为相似的案件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的情况。例如原告新传在线(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案与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忆典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涉案作品《疯狂的石头》与《黄石的孩子》两部作品热度相当，首映周票房均达数百万，且总体侵权情节相似，两被告也均删除了侵权作品，但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见表1)。

二、司法判赔现状及特点的原因分析

(一)相关民事救济立法不完善

目前我国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民事救济立法有待完善，仅在个别司法解释中较粗略地规定了侵权的认定与管辖、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认定与追究。至于如何追责、赔偿没有任何细则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判赔数额差距大，全凭法官自由裁量的现象。尽管一些地区做了变通性的计算赔偿额标准，但是基于互联网覆盖范围广的特性，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往往涉及全国各个地区，使得各个地区之间的判赔差异显得极不合理。

(二)地域差异导致司法判决差异

前文中，上海市平均判赔额远高于其他各省市的主要原因是上海市经济水平高，众多互联网公司的住所地均在上海，使得近年上海市涉及网络视频行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较多，而此类案件的判赔额往往高于其他行业。另外，各地法院的审判水平不一，地方政策不同，各地法院上下级指导意见差异，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等原因都将导致差异判决的出现。地域差异导致司法判决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合理现象，但信息网络传播权传播范围的“无地域性”则要求法院对地域差异导致的司法判决差异尽可能地限缩。

(三)法官难以精确审查专业事实

一方面，法官缺乏具体的判赔标准，对于专业的价值评估难题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使得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于原告实际损失以及被告违法所得难以做出精确的审查，且审查成本较高。法官只得以法定赔偿的方式作出判决，此类判决往往较为保守;另一方面，原告基于获利心理，其求偿额往往不切实际，刻意求高。因而法院平均判赔额与原告平均求偿额差距较大，仅为后者的17．98%。

三、完善对策与解决机制

(一)完善相关民事救济立法，明确判赔额标准

提升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位阶，增加有关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较为成熟的部分上升至法律，在《著作权法》中予以体现，可增加《著作权法》中第四章关于信息网络传播的条款，提高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法律地位。此外，针对各地法院判赔额差距大的现状，应细化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民事救济立法，加快制定司法解释中关于民事救济的细则条款，明确判赔额标准。

(二)在判决书中细化法定判赔额得出过程

针对前文中提及的判赔额标准模糊、判赔额差距大的问题。笔者认为，明确法院做出法定判赔额判决时的具体依据是极为必要的，建议法官在判决书中较完整地论述自己的判赔额计算过程。以网络视频行业作品为例，判决书中具体论述法定赔偿额得出过程。考量式分为基准额与考虑因素两部分。笔者通过对2289份判决书中法定赔偿额的统计分析，得出一部网络视频作品的平均赔偿额为12382元，此额度可作为基准判赔额(供参考)。再依据本文对考量因素的三种分类(见表2)，法官可以在判决书中阐述重点考量因素对本案赔偿额的影响比重，并就关联性加以适当的论证分析，以法定基准额为标准上下浮动，最终得出判赔额。例如，在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未来电视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的判决书中写道，“关于赔偿损失的具体数额，本院将综合考虑《后宫甄嬛传》剧的知名度、播放次数、未来电视公司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等因素酌情确定”。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后宫甄嬛传》剧影响力较大，其中导演、演员知名度高，且该剧收视率达到XX，明显高于同期其余影视剧;被告播放次数达XX次，明显高于其同时段视频平均播放量，可酌情增加判赔数额;另外，侵权行为持续时间为XX，占整部影视剧时长的XX%，酌情增加判赔数额;而被告主观过错较小，可酌情减少判赔额。综合以上考量因素，在基准额的基础上酌情确定赔偿额”。如此进一步阐明，能给双方当事人一个较为清晰的推理过程，避免说辞笼统、程式化，更易令双方当事人信服。

(三)建立健全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

知识产权是一个技术性较强的领域，对于法定赔偿额的得出全凭法官一人自由裁量有失偏颇，在网络版权产业中更是涉及到诸如影视剧价值、网络游戏价值鉴定的技术难题。因此，笔者建议法院建立健全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一、推广专业陪审员制度，选任知识产权评估专业人士为陪审员，充分发挥专业陪审员在事实审查、价值评估方面的作用;二、建立技术专业库。例如，2013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知识产权审判技术专家工作办法(试行)》，在全省各地法院建立各自的技术专家库，有效提高了技术认定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三、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定规定》确定了该制度，技术调查官可作为法官的技术助手，负责扫清技术障碍、解决专业问题。

［参考文献］

［1］吴汉东．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J］．中国法学，2011(02)．

［2］张玲玲．我国知识产权诉讼中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的构建———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司法实践为切入点［J］．知识产权，2016(12)．

［3］曹柯．侵犯影视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定赔偿［J］．人民司法，2016(13)．

［4］唐力，谷佳杰．论知识产权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J］．法学评论，2014(2)．

［5］徐聪颖．侵犯影视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司法判赔问题研究———以414件民事判决为样本的实证分析［J］．河北法学，2016(11)．

网络传播权纠纷范文

论文关键词：网络侵权知识产权专利制度

现代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知识经济是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知识产权。知识经济必然带来知识产权保护上新的问题，这些问题许多发生在技术发展迅速的网络应用上。因为以计锋机网络为基础的互联网具备丰富的信息含量、快捷的传输速度、广泛的传播范围，是现℃社会人们获取知识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也是传统的传播媒介所无法替代的。网络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传播格局，在给人们带来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的同时，使传统知识产权相关制度的产生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Ju剧了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冲突。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面临着调整与变革。

一、网络发展对传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影晌和冲击

网络是汁算机信息资源和通讯资源的综合体，与特定的在线汁算机服务不同，网络是一个无中心的信息媒体。“它所组成的网络空间(Cyberspace)可以将全世界的人及机构、组织、政府联系在一起，使用户可以远程登录，共享数字化文件”。

知识产权的一大特点是“专有性”。而网络上的信息则多是公开、公知的，很难为权利人所控制。

知识产权的本意即在于保护知识产权持有者在传播他们作品时的权利，在于阻止作品的自由流动，以创造一种机制来强化作品所有权，并对受侵害或处于受侵害危险中的知识攸提供一种救济的形式。而网络从诞生起，就致力于方便和促进思想的自由交流，并力图实现知识和信息的共享。显然，这一目标直接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相对立。

知识产权的另一大特点足“地域性”。而网络上知识传输的特点则是“无国界性”。二者无疑又构成了一对矛盾。

网络的日益壮大发展，引出了知产权保护中最新的程序法问题：即在国际网络知识产权纠纷中，管辖权与准据法的确定问题。过去，绝大多数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均以被告所在地或侵权行为发生地为诉讼地，并适用诉讼地(法院所在地)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砹备所在地。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的侵权内容的汁算机终端等波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但是，在实践中，侵权复制品只要一上了网，全世界任何地点，都可能成为侵权行为发生地。这种状况，主要是由网络的无国界性决定的。如果被侵权人不能直观地找出侵权行为地，必定要借助其他力量，这样就提高了被侵权人的诉讼成本，而且让行为人以其登陆的服务器位于某地的一个网站而受制于某地法院管辖难免有些牵强。所以，这一规定可操作性不是很强。

曾有人提议通过采取技术措施来限制网络传输的无国界性，以解决这些矛盾。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极大，同时也有碍网络的正常发展。于是更多的国家、学者，正通过JJu速各国知识产权法律“一体化”的进程，通过刳化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来解决这些矛盾。网络上没有国界，从来没有一种传播方式像网络这样迫切地要求各国法律之间的协调一致。

二、网络上的著作权保护

由于网上复制作品的方便快捷，使网络无限的复制性、全球的传播性和变幻莫测的交互性，给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尤其是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网络在允许研究者、教育者、艺术家、作者和出版者以一个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他们的市场的同时，也能让任何匿名或者无形的著作权盗印行为将网络上展示的任何东西进行复制和传播。”

我国《著作权法》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作了列举性的规定，但对喇络传播侵权行为没有作详细的规定。为了解决复杂纷纭的网络侵权行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作了补充性规定，在加强保护作者对其作品依法享有专有权利的同时，特别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即只有网络服务提供者实际知晓或有理由知晓用户利用网络进行侵权活动而不加以制止时，才对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这与当今世界各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比较一致，但对具体侵权责任的规定还是比较“原则”，尤其是对“过错责任”的限制规定非常欠缺。因为，过错责任毕竟只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如何确定其为“知晓”或“有理由知晓”难以直接为外人所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汁算机司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这一规定虽然为著作权人推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观过错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要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用户有侵杈行为是很困难的，需要著作权人证明白己拥有有效的著作权，并且提供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具有侵权行为的证据并向其发出警告，也需要网络服务提供者有承认其知晓侵权行为的外在表现。同时，使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就能够发现侵权行为，也可能采取“鸵鸟政策”战意忽视明显存在的侵权行为。所以，这条规定不但会增JJu著作权人维护权利的成本，也可能助长网络服务提供者怠于履行注意义务的倾向。

三、网络上的商标侵权纠纷

随着数字技术臼新月异的发展，网络上形形色色的商标侵权纠纷愈演愈烈，在商标权保护领域掀起层层巨浪。其中，尤以“链上的商标侵权之争及网上搜索引擎引起的“隐形商标侵权纠纷为最。

在网络上，处于不同服务器的文件可以通过超文本语言进行链接(HypertextLil1ks)。只要在网页上某个标示着链接的字符或图形——“锚”——上轻轻一点，另一个网页或网页的另一部分就呈现在用户的汁算机屏幕上。这是因为锚上嵌着被链文件的网上地址。然而，为了网页的缤纷美丽，网主很少直接采用被链文件的网址作为锚，而是采用文字、标题或标志等作为锚的外表。当它涉及到对它方商标的使用时，就很可能卷入了一场网络商标侵权纠纷。在一个网站上，可能有许多网页，其中的主页就像杂志的封面一样，包含网站的各主要信息。作为许多网站重要收入来源的广告，也多出现在网站的主页上。换言之，主页对网主来说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然而，链接中纵深链(DeepLink)的设置，则可使用户通过点击甲网站上以乙方商标所作为的锚，绕过乙方主页，直接看到乙方网站其他页上的内容。

在美国的TicketmasterCooperation一案中，被告微软公司所创建的“西雅图人行道”网站未经同意，采用TicketmasterCooperation的商标作为链接的“锚”，而且没置纵深链绕过其主页，使用户在微软的网页上通过点击“锚”直接访问到TicketmasterCooperation的订票系统和其它信息。TicketmasterCooperation在起诉中指控微软的这种行为构成“电子形式的剽窃”，是对其商标的盗用和滥用，淡化了其商标的价值，损害了其商业信誉。虽然该案最终以双方和解而告终，但是关于链接的侵权之争远远没有结束。

继超文本键接之后，网上商标侵权纠纷的另一热点是由网上搜索引擎(SearchEngines)引发的“隐形商标侵权纠纷”。某个网主：他人的商标埋置在自己网页的源代码中。这样虽然用户不会在该网页上直接看到他人的商标，但当用户使用网上搜索引擎查找他人商标时，该网页就会位居搜索结果的前列。“正如所有商标侵权纠纷一样，隐形商标侵权纠纷的关键也足是否会造成公众的误认，即公众是否会以为其要查询的商标所在网页与实际访问的网页之间有某种联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证明误认的可能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隐形使用他人商标时一股并不需要提示被查询的商标与网页经营的产品或服务有任何关系。但是，隐形使用他人商标，靠他人的商业信誉把用户吸引到自己的网页，其淡化、乃至冒用他人知名商标之嫌总是在责难逃。

四、网络对专利制度的挑战

在专利法中一股都规定可以授以专利的发明创造必须具有新颖性。传统专利制度对新颖性的地域性标准作了如下几种规定：“绝对新颖性标准、相对新颖性标准和混合新颖性标准。之所以有以上不同的地域性标准，关键是各国山于不同的利益而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国情的标准。然而，网络上是没有国界限制的，对任何一项技术而言，只要有人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节点上将其输入了网络，只要我ffJ能从国内的节点上访问到该内容，那么就可以推定国内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访问到陔技术的内容。依专利法的规定，这样的技术无疑是已经丧失其新颖性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把网络作为一个武器，尤其是发达国家，要阻碍那些采取相对新颖性或混合新颖性标准的国家的发明人在其国内就某项技术取得专利权就非常之简单。只要是将有关技术在网络上，无沦是采取何种标准，最终都肯定会认为该技术已经丧失新颖性。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国外非出版公开的技术信息，很容易通过各种途径为我国公众所知，如果把现有技术中的非出版公开限制在国内已经没有意义了。因而，我国新修订的《专利法》将新颖性的地域性标准由“混合新颖性标准”修改为“绝对新颖性标准。”新的标准扩大了现有技术的范围，提高了专利授权的标准，这样有利于现有技术的推广应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但是，剥于来自国外公开出版的技术信息的证据收集、证据举证方面而言，国外企业可能会运用更强有力的科技力量和丰富的专利经验收集域外专利证据，通过法律途径请求宣告我国企业的专利无效。相比之下，目前我国没有高质量的专利检索技术，收集域外技术信息比较困难，对于域外专利证据很难以进行鉴别、举证。这样可能导致我国企业难以获取国外已经公开使片J却能在我国获得专利授权的发明刨造。因此，面列网络这一现代化信息交流手段对专利制度产生的冲击，我们必须调好各国的利益，就网络上的专利保护及新颖性的认定达成国际性的共识。

五、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