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纠纷的处理方法篇1

1正确理解和运用管辖新规

一是明确了关于不动产纠纷的专属管辖问题。在《解释》颁布之前，实践中关于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适用存在较大争议。本次《解释》明确了民诉法“不动产纠纷”的定义，并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等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据此，商业银行今后因经营需要对外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应当注意该项专属管辖规定，不能一概约定由银行住所地法院管辖，而应由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二是明确了经营者应注意规范运用协议管辖。《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规定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经营者使用管辖协议格式条款的提醒义务。商业银行制定相关格式合同时，应注意对相关管辖条款采取适当方式提示消费者注意（如加黑加粗，或用不同颜色标注等），在与消费者签订相关合同时，还应提示消费者注意管辖条款，或让消费者签字确认知晓，避免管辖约定被认定为无效。

2依法选择适当的诉讼主体

一是明确了未经清算即被注销企业法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商业银行由于其经营业务范围的特点，常以借款合同债权人的身份向借款企业及担保人主张债权。然而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由于行政管理与现实生活脱节，或是借款企业出于逃避债务的动机，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不经清算即将企业法人撤销、注销、吊销、解散或歇业的情况，导致商业银行因诉讼主体不适格而被法院驳回，或即使成功立案，但被告是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公司，从而导致相关实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解释》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据此，对于已被注销但未经清算的企业法人，商业银行可以选择企业的股东、发起人或出资人为被告，依法主张债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已注销但未经清算的企业法人，《解释》规定的诉讼主体范围与我国《公司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公司债务承担主体范围并不完全吻合。《解释》明确的诉讼当事人可以为企业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而《公司法》司法解释明确的公司债务承担者可以为股东、董事或者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债权银行在提讼时，应注意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向相关当事人主张权利。二是明确了保证合同纠纷的被告主体资格。商业银行在通过诉讼清收不良贷款时，会遇到借款人无偿债能力，但一般保证人具有偿债能力的情况。依照《担保法》的规定，一般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是指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然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权），商业银行可能会因为必须先行并执行借款人而丧失对保证人追债的最佳时机。《解释》打破了《担保法》第十七条先诉抗辩权的规定，明确了债权人在主张存在担保合同的债权时，债权人可以同时将一般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因此，商业银行在主张债权时，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考虑将债务人和一般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最大限度的保全财产，防止一般保证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

3关注证据审查和运用的有关规定

《解释》进一步强化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基本原则。针对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不当加重银行举证责任或滥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案件，商业银行可以据此积极抗辩。在电子数据作为证据使用方面，《解释》还首次界定了电子数据的范围。依据规定，以后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式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都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对此，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商业银行对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银行等离柜方式办理的业务，应注意保留相关电子证据，并适当延长证据保存期限，避免将来发生纠纷时陷入举证不能的尴尬境地。

4合理利用执前保全制度

实践中，商业银行的债务人如果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的，商业银行可以依据《合同法》有关规定，通过代位权诉讼向第三人主张权利，但对于债务人行使到期债权的，则存在债务人将所得财产转移而逃避债务的风险。本次《解释》对债务人到期债权的清偿问题做了进一步明确：商业银行的债务人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同时债务人对他人有到期债权时，商业银行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该他人不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如果该他人要求偿付的，则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价款。商业银行拟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财产进行保全时，应尽量查清债务人的到期债权，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通过申请法院裁定禁止第三人向债务人履行债务，防止债务人私自处置到期债权的财物或价款。同时，商业银行也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积极与法院和第三人沟通，对于第三人有偿付意愿的，请求法院将财物或价款提存。该项规定对商业银行的债权保障具有积极意义。例如，近年来银行国内保理业务出现较多风险，在不少案件中，购货方均以已经向售货方清偿债务为由逃避对银行的应付款责任。今后对于该类案件，商业银行可以在采取保全措施时一并申请法院对购货方禁止令，最大限度维护银行合法权益。此外，实践中还存在商业银行在取得法律生效文书后，进入执行程序前，债务人对商业银行未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资产进行转移的情况。《解释》新增了执前保全规定，明确进入执行程序前，债权人因对方当事人转移财产等紧急情况，可以向法院申请保全措施。该项规定完善了财产保全空档期债务人可能转移财产的制度缺陷，有利于商业银行胜诉判决得到有效执行。

5关注依法履行协助执行新增义务

商业银行作为一类特殊的市场经营主体，依法有义务协助司法机关开展查询、冻结、扣划存款等执行工作。随着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相应增多，以及法院清理陈年积案的执行力度加大，商业银行的协助执行工作也日益频繁。如何正确行使权利及时履行协助执行义务、免于因协助不当而受到处罚，是商业银行在协助执行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次《解释》对商业银行协助执行工作新增了以下规定：一是《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新增了法院可以责令协助义务主体履行协助义务，并予以罚款的情形，其中对商业银行影响较大的是第四款：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以需要内部请示、内部审批，有内部规定等为由拖延办理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诉法有关规定，对银行予以罚款甚至拘留有关责任人员。二是《解释》第四百八十六条规定：“对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非经查封、扣押、冻结不得处分。对商业银行存款等各类可以直接扣划的财产，人民法院的扣划裁定同时具有冻结的法律效力”。该条明确了对银行存款，法院可以不先予冻结，而直接予以扣划。三是《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规定将人民法院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由6个月修改为1年，且续冻的最长期限亦无原来的二分之一的限制，商业银行在协助冻结时应注意该期限的变化，及时修改相关信息系统参数。

6合理降低诉讼费用支出

商业银行依法清收的案件在全部诉讼案件中占比较大，且绝大部分属于普通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法律关系比较简单，一般都能取得胜诉判决。但如果出现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则可能导致商业银行预交的诉讼费用无法收回形成垫款，日积月累，从而造成不小的经营成本。《解释》增加了关于胜诉方诉讼费用的规定：判决生效后，胜诉方预交但不应当负担的诉讼费用，人民法院应当退还，由败诉方向法院交纳。上述规定将极大地改善商业银行诉讼费垫款的状况，减轻商业银行诉讼后因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造成诉讼费形成长期垫款的担忧。此外，《解释》第二百零四条还明确了实现担保物权的案件，法院裁定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申请费用由债务人、担保人负担，这项规定为商业银行运用实现担保物权清收贷款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7正确认识小额诉讼程序的利弊

依照修订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且标的金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民事案件，施行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此次《解释》进一步明确，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供水电气热力合同、银行卡纠纷、仅给付金钱的劳动争议、物业和电信服务合同纠纷等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商业银行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既有可能因为正常业务发生小额诉讼（如银行卡纠纷），也可能由于因维持自身机构正常经营发生其他类型的小额诉讼（如房屋租赁、办公用品购买、物业费和电信服务费等），今后商业银行可根据实际，按照最有利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原则，灵活掌握是否运用小额诉讼解决有关争议。小额诉讼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当事人的维权成本，减少双方当事人的诉累；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小额诉讼一审终审，没有二审纠错的制度安排，因此，对商业银行而言，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且判决结果对商业银行有利的案件，可以选择小额诉讼程序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但在一些重要敏感类型的被诉纠纷中（如银行卡纠纷），如果法院适用小额诉讼，商业银行需要审慎稳妥对待，周密制定应诉方案，并视情况决定是否进行调解或和解，有效化解被诉风险。

8高度重视实现担保物权的规定

商业银行依法清收不良贷款过程中，通常要经过诉讼、保全、执行等一系列环节，清收时间往往都在一年以上甚至更长。由于实现担保物权制度可以快速实现抵押物变现处置，降低清收成本，提高清收效率，2012年修订《民事诉讼法》设定实现担保物权这一特别程序以来，各商业银行对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施行都给予高度关注。但是，由于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系新规定，司法实践中无先例可循，且《民事诉讼法》仅用两个条文对该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导致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很多困惑和问题。《解释》细化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操作流程，对申请主体、管辖法院、法院审查内容以及处理方式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随着《解释》的正式实施，实现担保物权这一新规有望逐步真正落地。此次《解释》中针对该制度的有关规定，以下地方需要银行注意：一是同一财产上设立多个担保物权的，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将不分登记的先后顺序，如果商业银行属于后顺位担保物权人的，也将享有平等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权利，使得后顺位担保物权人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享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二是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提交资料中必须有担保财产现状的说明，要求商业银行在提出申请之前，须对担保财产的状况进行查实。三是商业银行在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后，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向法院提出担保财产的保全申请，既能防止执行前的空档期债务人转移财产也可为后续执行争取主动。

9关注再审程序的有关新规定

《解释》用大量篇幅对再审程序进行了更详细、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其中《解释》对几种特殊情况下申请再审的处理值得商业银行重点关注：一是对于依据生效判决、调解书确认的债权，在其转让后受让人对原判决、调解书申请再审的，法院将不予受理。该规定有利于减少商业银行资产转让后被诉案件的诉讼风险，特别是对于特殊时期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剥离中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亮明了审判取向。二是《解释》对多次再审以及撤回再审后又申请再审的，作出了限制性规定。例如，对再审判决、裁定又提出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人民法院准许撤回再审申请或者按撤回再审申请处理后，再审申请人再次申请再审的，不予受理等待。这样有利于树立再审终局裁决的权威性，节约司法资源和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商业银行主动申请再审的案件，应注意上述规定，避免丧失再审的诉权；对当事人以商业银行为被告无理缠诉的，商业银行应主动向法院提出相关异议，减少再审风险。

10灵活把握以物抵债加快执行进程

实践中，“执行难”一直是困扰商业银行依法清收的重大障碍，其中因拍卖公告、竞买人资格受限、多次流拍等系列问题导致执行时间过长的问题较为突出。《解释》明确了被执行人的财产可以不经拍卖、变卖，只需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在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法院可以直接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商业银行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债务人意愿及执行财产情况，灵活运用这一规定，加快清收进程。

11积极申请在他案中参与分配

《解释》首次确立了享有优先权和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直接申请参与分配的制度，这有利于更公平地保护未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的利益，提高执行效率。实践中，商业银行依法清收过程中经常遇到拟对担保物采取保全措施时，担保财产已被他案债权人查封的情况。依据《解释》关于参与分配的新规定，商业银行可以免于诉讼或仲裁程序，而直接在他案的执行程序中申请参与分配，这将很大程度上加速清收进程。商业银行应注意密切关注他案法院的执行进程，在他案执行程序开始以后及时申请参与分配，同时确保设立的担保物权合法有效。

12关注执行中的破产转化程序

《解释》在执行章节的有关规定赋予了法院在一定条件下将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转化的权力。商业银行作为申请执行人的主体时，案件一旦从执行程序转化为破产程序，则可能受到以下方面的影响：一是破产法院与执行法院可能分属不同法院，案件的移交、法院的审查等衔接程序又要经历一段时间，原执行程序的节奏被打破。二是如果商业银行在执行程序中是首轮查封人，则首轮查封法院在程序法上的优先处分权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商业银行需加入到破产清算的债权人行列，受清算组统一管理，与其他债权人共同参与受偿分配。三是在破产程序中，破产财产需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公益债务，以及具有法定的特殊优先权债务（如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破产企业所欠税款等）以后，才开始清偿其他债权。如果商业银行担保物的价值不能覆盖银行债权总额的，差额部分只能作为一般债权，并与其他的一般债权共同按比例参与分配，从而损害银行权益。针对上述破产程序转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债权银行要注意加强与执行法院的沟通协调，把握执行工作进程，同时合理评估通过破产程序和清算程序可能获得清偿的数额，一旦出现可能转入破产程序的倾向时，可加强与债务人及其他债权人的沟通协调，并考虑通过采取债务人股东自行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方式回避风险。

13充分利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

债务纠纷的处理方法篇2

找不到借款人了怎么办

(一)可直接到法院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借款人下落不明的，如出借人能证明借贷关系存在，法院受理后确认借贷关系明确的，可缺席判决，并对其财产执行追偿债务。

(二)对于已婚的借款人，根据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出借人可在下列两种情况时要求夫(妻)债妻(夫)还：

1、夫妻一方以自己名义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所借款;

2、婚前一方借款购置房屋等财物已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为购置财物所负借款债务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但下列情况下出借人不能要求借款人配偶偿还借款：借款人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一方未经对方同意，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债务;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立从事收入不用于共同生活的经营活动所负债务;一方因、吸毒等非法行为所负债务;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

对于未婚借款人，如出借人能证明其父母家中有其财产，可向法院起诉并申请执行。

借款纠纷应提供哪些证据

(一)能够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借据、收据、借贷合同等，或者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两个以上证人证明，或者其他证据线索。

(二)担保书原件，或者负连带责任人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现实经济状况和偿还能力的证据。

(三)抵押物的名称、数量、规格、质量及价款数额等到情况的证明。

(四)债务人逾期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者其他违反民事合同行为，以及债务人现实经济状况和偿还能力的证据。

债务纠纷的处理方法篇3

【关键词】民间纠纷；民间调解；民事争议；和谐社会

我国自古以来就追求“和为贵”、“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的良好社会和谐风尚。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种讲和谐的价值取向及思维定势，使人们遇到纠纷或争端，自然而然甚至条件反射地寻求调和，这就为调解的运用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如何适应改革发展大局的需要，进一步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出新的贡献，有待于我们深入思考。现从民间纠纷的新特点阐释人民调解的现状，以期专家和学者斧正。

一、民间纠纷类型

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从纠纷的性质上民间纠纷有以下类型：

（一）婚姻家庭纠纷

婚姻家庭纠纷，是指因婚姻家庭中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所引起的各类纠纷。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活动天地不断拓宽，价值取向也日趋多元化，由此而引发的男女恋人之间和夫妻之间的感情纠纷日渐增多。主要包括：夫妻不和、离婚纠纷，父母子女纠纷，婆媳、妯娌、兄弟姐妹纠纷以及夫妻之间因分家析产、赡养、抚（扶）养以及家务、家庭暴力等引起的纠纷。

（二）生产经营性纠纷

生产经营性纠纷，是指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以生产为目的所发生的纠纷。主要是生产过程中因宅基地、园林权属、水系利用、排灌抗灾、生产操作而引起的纠纷。包括：种植、养殖、买卖等生产经营方面引起的纠纷，因地界、水利、山林果树、草场、滩涂、农机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使用方面引起的纠纷。

（三）经济纠纷

经济纠纷，是指在经营和消费活动中因合同、债务、经济往来、利益分配等产生的纠纷，包括：所有权纠纷、使用权纠纷、债权债务纠纷。所有权纠纷指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使用、处分权的争议。使用权纠纷指对物的使用权的争议，如租赁、宅基地纠纷等。债权债务纠纷债权人与债务人因债的履行所发生的纠纷。

（四）侵权性纠纷

侵权性纠纷，是指纠纷主体一方或数方不法侵害他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引起的纠纷，但必须是未构成犯罪的轻微违法行为所引起的。如情节轻微的损害他人财物，轻微伤害，损害名誉等行为以及由此给侵害一方造成直接或间接财产损失所引起的纠纷。

（五）纳入人民调解的新型纠纷类型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不断进步，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民间矛盾纠纷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内容，民间纠纷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人民调解工作在领域创新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北京调解工作的实践看，人民调解工作在领域创新包括：

（1）人民调解进派出所。2004年，北京城八区开展了人民调解进派出所活动，到目前，所以派出所都设立调解组织，加强了人民调解的联合接待。

（2）物业纠纷调解。2007年，北京把物业纠纷纳入人民调解的范畴，当年多数物业纠纷通过调解得到有效解决。

（3）劳动争议调解全面展开。2009年6月，北京市全面推进首都和谐社会建设，进一步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和北京市司法局决定：建立三方劳动争议调解的联动机制，全面贯彻“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方针，创新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将劳动争议处理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努力将劳动争议化解在源头和基层，建立和完善长效的劳动争议的预防、预警制度。

（4）医患纠纷的调解。近年来，“医闹”事件频频发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医患关系的紧张，对社会的冲击很大。中立的医患纠纷调解中心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医疗执业经验，但却不属于任何一家医疗机构，同时设有严格的回避制或者异地“盲审制”。第三方调解中心实行免费服务，由专业人员直接面向患者和医院双方，根据条例分清责任，最终促成调解成功。

（5）道路交通事故的调解。随着物流、车流和道路里程快速递增，交通事故也与日俱增。在交通事故赔偿引发的纠纷和矛盾日益突出的同时，由于基层事故处理民警警力严重不足、交警部门只能在当事人双方都提出调解申请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调解，而且只调解一次等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种种缺陷。人民调解员可反复多次调解、当事人不用上法庭即可调解解决纠纷。

此外，在农村邻里纠纷也是民间纠纷的一种重要形式。邻里间互不谅解，互不支持，以邻为壑，搬弄是非，或因宅界、小孩打架闹事处理不当等矛盾激化而引起的民事纠纷。

二、人民调解新方法

一直以来，人民调解员依靠社会道德的公约、民间智慧以及情感，调和中国社会的家长里短，起到了“息讼”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素有由年高有威信的耆老和乡官里正调解民间纠纷的习俗。从长远的法制社会要求来看，人民调解员制度如何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给处于基层第一线的人民调解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民调解还依据善良风俗和社会道德。调解不仅依法调解，也应依情调解、依理调解，因此，人民调解员不仅要有丰富和扎实的法律知识，也应该熟悉传统的社会道德和当地公序良俗，要把法律和道德有机结合，充分运用到化解矛盾的调解中去，把调解纠纷和法律宣传、道德宣化充分结合，起到“调解一起、教育一片”的目的。

债务纠纷的处理方法篇4

《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办理离婚登记应当出具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该条件应属办理离婚登记的实质条件。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解放以及婚姻质量的越来越重视，当今社会离婚率是一路攀升，这同时也对行政程序的离婚登记提出了更新的要求。笔者认为，《婚姻登记条例》应取消要求离婚协议书载明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从而扩大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离婚申请的范围，推行依行政程序办理离婚登记.

离婚是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它可以通过行政程序的离婚登记或司法程序的离婚诉讼解决。其中离婚登记属于行政确认的范畴，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国家为了明确社会关系中的某些争议、解决纠纷，使相应法律关系恢复到稳定和有序的状态，在建立司法机关，为争议、纠纷各方提供司法裁判机制以外，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建立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制度，为相对人提供较普通司法廉价的、程序简便的解决纠纷机制。作为准司法性质的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相对于司法的重要优势是其高效率，故其在现代法律机制中是不可替代的。

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与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虽然我国现行的婚姻家庭体制一般将该几项法律关系揉和在一起，但该几项法律关系仍具有独立存在性，相互间没有制约关系，所以说离婚登记要求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协商一致没有理论依据。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婚姻法及其解释也不乏有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纠纷单独诉讼的规定，这就为离婚后但未协商好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纠纷提供诉讼解决的法律依据，且因其没有离婚之诉的干扰，更有利于法院的公正审理。此外，对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当事人选择行政程序亦或司法程序，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应予以充分地尊重。况且，婚姻登记机关毕竟属于行政机关，其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的处理缺乏专业的知识，不利于登记机关对处理的审查，也容易日后产生各种纠纷。

扩大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离婚登记申请的范围，推行依行政程序办理离婚登记，男女双方只要自愿离婚，即可选择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离婚登记。这既充分尊重了婚姻双方的意志，又充分发挥了离婚登记的高效率，大大提高了离婚的效率，稳定了社会关系，减少了相互间矛盾纠纷的产生。之后，就无法协商的子女抚养问题、财产及债务等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办理了离婚问题，相应地就减少依诉讼程序解决离婚问题，大大缓解了人民法院的压力。

债务纠纷的处理方法篇5

表一__-__年各类婚姻家庭案件结案情况统计表

略

婚姻家庭案件作为传统的民事案件，案件数量大，占我院民事案件的30%以上，向来是法院审判工作的重点。婚姻家庭类案件以离婚纠纷、抚养纠纷和赡养纠纷为主，特别是离婚案件，占到婚姻家庭案件的85%以上，案件数量居各类民事案件之首，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离婚率上升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推动了婚姻道德观念的变化，离婚的社会认同度变高，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变小，一旦婚姻家庭生活中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离婚便成为很多人的必然的选择。赡养、抚养二类案件数量也有所上升，赡养案件由__年的8件，上升至__年的14件；抚养案件主要包括变更抚养关系和抚养费纠纷，由__年的10件上升到__年的18件。其他案件主要包括确认婚姻无效纠纷、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确认/解除收养关系纠纷等，案件数量维持在1-5件。

略

由于婚姻家庭案件的特殊性，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有着亲缘或血缘关系，但双方间的矛盾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因此，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更加注意运用调解的方法来解决此类纠纷，以求达到最好的社会效果。婚姻家庭纠纷通常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调解工作也相对容易开展，特别是离婚案件中，随着当事人思想观念的开放，双方通常能够以正常的心态对待离婚，财产的处理和子女抚养争议不大的情况下，通常都能达成调解。

略

近三年以来，我院受理的婚姻家庭类案件中，女性提讼的占60%以上，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一方面反映了女性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女性仍在婚姻家庭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表三__-__年离婚案件处理结果统计表

略

从我院近三年的离婚案件统计数据来看，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数量相对较少，而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达到80%以上。为了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对于初次离婚，没有达到法定的离婚条件，且有一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的案件，法院一般都会判决维持婚姻关系，给双方当事人恢复感情的机会。但是，随着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观念的逐步开放，多数当事人面对离婚情绪相对平稳，容易接受调解并能够达成一致，和平分手。

由于婚姻家庭案件涉及男女间的婚姻及亲属间的血缘关系，矛盾常常积累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是一种持续的时间状态，双方当事人本是一家人，一家人在屋子里发生的事，不可能写什么字据，也不可能时时、事事让别人看到。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以外的人一般也不愿作证。当事人的家庭内部事务只有当事人本身最清楚，加上法律意识的欠缺，在婚姻家庭案件的处理中当事人往往容易忽略证据的收集。如离婚，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绝大多数只有结婚证一份，双方感情破裂与否，全凭当事人的陈述。在诉讼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使得法官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认定难以把握。另外，对于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过错行为，受害人取证也面临很多困难，许多当事人又不懂得如何收集证据、应该收集哪些证据，使得无过错方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很难得到支持。又如赡养纠纷案件中，被赡养人年龄普遍较高，文化水平低，作为弱势群体在举证能力受限的情况下，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仍然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使得赡养案件事实方面的证据主要是当事人陈述，其他相关的书证和证人证言较少。

在我院__年判决结案的108件婚姻家庭案件中，缺席审理26件，缺席审判率为24.1%。的审判实践中，缺席审理主要有一下几种情况：一是由于一方长期在外打工，不与家人联系，处于下落不明状态，采取公告送达而缺席开庭审理；二是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缺席审理。缺席审理过程中，仅有一方当事人到庭，法庭往往无法调查核实案件的真实情况。以离婚为例，仅凭原告的陈述和证据审理，难以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财产、子女等问题均难以查明，无法处理，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缺席审理的案件往往不能实际执行，特别缺席审理判决的赡养和抚养费纠纷，无法解决案件当事人的实际困难。

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情即为感情，是基于人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抚养、赡养关系所产生的母子之情、夫妻之情、兄弟姐妹之情等这些人类特有的感情。自从有了婚姻家庭关系，情就一直在起着调整家庭成员间关系的作用。所谓理即依据民间的习惯和礼俗所认定的“是”与“非”，也就是伦理道德。法是经国家制定或认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实行的规定人们之间权利义务的行为规范。正因为如此，婚姻家庭纠纷有别于其他民事纠纷，其中的权利和义务相对复杂，不能简单地以权威性的裁判来分清是非，或者即便分清是非，纠纷也不一定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甚至有时表面上的纠纷解决了，却带来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同时，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相对滞后，立法不完善，法律规定针对性较差，多是一些原则的规定，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考虑诸多的情理因素，以法律为依据，但从结果和过程两个方面来看注重合理性，要符合人情，加大了审判的难度。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财产呈现出内容新、数额大、资来源复杂的特点。因各种形式而产生的债务都可能在婚姻家庭案件中产生，共同债务的认定处理也成为复杂的问题。离婚纠纷、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等案件中涉及财产债务处理的问题认定和处理通常比较困难。婚姻家庭案件中争议最多的财产是房屋，农村在老房宅基地基础上所建的房屋，一方父母或成年子女与其共同生活，离婚案件或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案外人中主张诉争房屋为家庭共同共有，要求参与不动产分割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夫妻共同财产不能一次性分割，引发更深层次的矛盾。

离婚案件引起的债务纠纷中，哪些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找亲戚朋友所举债务没有借据的情况难以认定、一方在离婚时伪造债务以减少另一方在共同财产分割中的份额难以查清等问题也很常见。亲朋间的债务一般考虑“面子”一般不出具借条，当债务人的婚姻出现问题，这些债务人只能是补打借条。这种白

条从证据认定角度来讲，债务人配偶一般否认债务的真实性，法院也不易认定，解决此种纠纷也变得很复杂。除此之外，婚姻家庭纠纷还常常涉及彩礼的返还问题，彩礼在我国大部地区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实务中因彩礼引起的纠纷也不在小数。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未对彩礼定性，理论上和实践中也存在争议。《婚姻法》相关解释中仅规定了返还条件。即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其次关于返还的主体，因彩礼或者收受彩礼的主体有时不是婚姻的男女双方，可能是双方父母、亲友或媒妁的行为，那么一旦发生纠纷，谁来返还?最后关于诉讼时效如何把握，有的男女双方结婚多年子女也已出生，法律也未明确婚后多年彩礼可以不返还，故一旦离婚也会有一方提出返还的问题，这时到底如何返还，返还多少，实践中如何处理各有不同。

针对婚姻家庭案件当事人诉讼能力差异大，社会影响大，收集证据困难的特殊性，在诉讼过程中加强对当事人的诉讼引导十分必要。一方面，要强化庭前引导，做好释明工作，提高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了解举证责任，知晓证据不足的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对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必要证据，经其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后，凡符合条件的，审判人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并进行调查和收集证据。另外，在庭审过程中，适当的引导当事人举证、质证、辩论，确保庭审的效果。

调解重情感，判决重规则，鉴于婚姻家庭纠纷人身性、道德性、情理性强的特点，调解对于婚姻家庭纠纷的解决更具有优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将婚姻家庭纠纷纳入调解前置程序的框架，也是基于对婚姻家庭案件该种特殊性的考虑。庭前调解便于法官及时了解当事人的婚姻家庭情况，诉讼原因，是否有调解的希望，做到心中有数“对症下药”。婚姻家庭类案件的处理中，常常出现人情、道德与法律的交织，贯彻“能调则调，多调少判”的原则，往往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债务纠纷的处理方法篇6

公力救济的首要功能是解决纠纷、救济权利。这种纠纷解决合符程序正义，有利于吸收不满、排除恣意、强化服从、通过程序实现实体正当化。21通过纠纷解决，公力救济还依托个案裁判的经验主义司法促进规则生长，导向规则之治，进而维护社会秩序。其局限可简括为：（1）范围有限，许多行为无法纳入公力救济机制。（2）强调程序正义和形式法治，有时与实体正义冲突。（3）涉及事实认定，这是一个可能出现错误的困难过程。（4）实施依赖个人主动性。（5）功能实现的条件不易获得保障，如司法不独立。

与公力救济相比，私力救济的功能或其特点有：

第一，形成竞争、替代补充、弥补局限。竞争有助于公力救济改进，替代补充可节约国家资源，缓解司法压力，及时有效调节社会关系。私力救济还能一定程度弥补公力救济功能的局限。如公力救济被动、滞后难以及时有效保障权利，基于正义和效率的要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私力救济逐渐法制化，成为法律许可的私力救济；国家能力和资源有限，各国司法政策普遍诱导当事人自行和平解决纠纷，有时对某种强力也视而不见或保持克制；对司法拒之门外的冲突，私力救济是一条排解渠道；因公力救济局限产生的不公，私人可自行矫正；特定情形下私力救济更能吸收不满强化服从。

公力救济是私力救济的替代物，但两者功能替代却是相互的。法人类学早已注意这点。赞比亚Mungule酋长区牲畜盗窃案原由本地法庭适用习惯法处理，后英国殖民者认为盗窃属刑事案件而交地方法院审理。本地法庭主要适用损害赔偿和群体责任，地方法院适用监禁，赔偿为次要考虑。“真正的原告成为受害人，国家成了原告，法律作为权力平衡器的功能衰减，且法律的作用相对于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事项下降了。”本地人认为：如盗窃牲畜频率下降，则国家法院便取得成功；既未下降，它就是失败的。至1970年止，此类案件数量仍不断上升。“本地人的反应便是私力救济增加，导致使用通常而言具有破坏性损害和分裂的解决方式。”22劳拉。纳德尔概括道：

对没有反映利用者需要的国家法律制度，人们将做出反应：挫败的土耳其人将弃之不顾，黎巴嫩人会巧妙应对，加纳人将详尽阐述，赞比亚人会实施私力救济-而感到接近法律和司法受阻的美国人亦将如此。在犹太人地区，此种事例比比皆是：无法接近司法且大量的私力救济。私力救济倾向会激励替代性方式的设计……23

第二，解决纠纷、维护秩序。私力救济可能令复杂纠纷简单化，也可能令简单纠纷复杂化，如导致“民转刑”。公力救济也可能导致冲突扩大，“由于纠纷常扩及家族、村庄及行会，因此诉讼经常导致争执者与其各自家庭之间多年怨恨关系的产生。”24尽管诉讼有使纠纷一刀两断之功能，但相比私力救济，更侧重片断、局部、法律上的争议解决，离彻底解决纠纷更远些。在许多人看来，私力救济会导致暴力横行。但陈鸿强十多年收债，从纠纷解决、暴力使用、债务人是否诉诸公权力或报复等情况来看，都不存在冲突激化或影响秩序的问题。他只是代表债权人与债务人交涉，虽偶尔展示身体的权力，但更多诉诸“借钱还债、天经地义”的规范，对方强硬便“敌进我退”，债务人则倾向于合作。这类行动经反复博弈事实上生长出一定的潜规则：当收债人出现时，债务人通常并不细致算计彼此每一步行动，而还债或至少部分归还，从而导向自发的和平与秩序。私力救济尽管可能形成秩序，但多为私人无意识行动的客观后果，许多情形也可能走向国家目标的反面。私力救济可能形成习惯和规则，最终作为一种法律外力量影响法律规则形成和司法过程，但其主要方面体现为无规则。

第三，自治功能。公力救济诉诸公力，私力救济依靠私力，功能实现手段不同导致主体性作用即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参与性不同。通过程序实现实体正当化的机理，是当事人参与并经一整套法定程序，程序本身公正可令不满得以吸收，当事人主体性一定程度得以满足。但依靠自己比求助国家更能实现充分张扬的当事人主体性：当事人亲身投入战斗，以本人或其自然延伸（如亲友）之力量与困难作斗争，最后自主解决问题，而无需被迫依赖第三方。这带给当事人的自我实现感和精神效用许多时候远超过经济收益。主体性充分发挥更利于吸收不满、消解冲突、平息愤恨。这恰当解释了为什么诱拐妇女纠纷更多通过私力救济解决，以及为什么此类情形易引发暴力。霍贝尔分析了45个科曼奇人诱拐和通奸事件。被抛弃的丈夫可紧追索赔，有权使用武力，但出人命则会导致复仇。其中41个原告获胜，侵权人赔偿。25他说道，原告获胜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诉讼仅就一些预先规定的案由方可提出，除邪巫术行为外，其他犯罪行为很少由诉讼来解决；（2）私奔案件处理的方式旨在缓和事件最初突发时所产生的愤恨情绪；（3）习惯总是努力使受侵害的丈夫最终比被告占据更多的优势。”26

依其功能，私力救济在特定情形下更可能被选择、更容易生长、或与纠纷类型有一定关联：

1.有些纠纷可诉诸公力救济，但难以排除私力救济，因为私力救济功能与特定纠纷存在某种自然的暗合。如不便通过公开程序解决的隐私等纠纷，或许可纳入公力救济框架，但即便诉诸司法也不一定能获切实救济。首先，公力救济在民事诉讼中通常采取损害赔偿方式，而情感纠葛决非简单的利益之争。刑事诉讼中国家取代私人成为原告，虽可能对违法者施以刑罚制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令受害人边缘化，受害人没有适当诉讼地位参与程序，对受害人无赔偿或赔偿不足。二是此类纠纷强调当事人主体性的张扬，即便已诉诸公力救济仍难平息不满，而酝酿着冲突反复，在公力救济后一些人仍寻求私力救济，甚至报复法官。三是诉诸公力救济有时可能因程序“暴力”使受害者进一步被伤害。如案受害人报案、鉴定、调查、出庭等环节都可能痛苦万分，以至有受害人称在法庭再次被公开。

2.非司法纠纷。许多纠纷不在公力救济范围内，何种社会冲突可纳入司法轨道成为可司法事项，是国家考虑对社会冲突进行司法评价必要性和可能性而确定的实体法问题。大陆法诉讼理论发展了一套诉的利益学说，来解释民事纠纷需通过司法予以救济之必要性和实效性。英美法形成了有关主体资格（standing）、可司法性（justifiability）、案件时机成熟（ripeness）、诉由消失事项（mootness）等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争议提交司法处理的适当性与必要性。法院审判范围总体呈扩张趋势，但关在法院门外的纠纷除不了了之外，仍需解决，私力救济的作用不可忽视。

3.公力救济无法有效解决或难以施展效能的纠纷。前者如债务人耍赖、隐匿，法院即便判决也无法执行，而通过私力救济可能保障权利。后者如小额、简单纠纷，公力救济优势难以发挥，成本高、周期长、程序复杂的缺陷突出，故这些纠纷寻求私力救济的相对更多，大额、复杂案件更多诉诸法院。

4.迫不得已而私力救济。在法院拒绝裁判、用尽公力救济仍无法保障权利、27公力救济与正义冲突、对公力救济的信任危机、公权力侵犯私权等情形下，当事人可能以私力自行主持正义。这是一种非到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救济，可称作底线救济。

5.在国家法与习惯法边界，私力救济容易生长。国家法有时不保护当事人依习惯法享有的权利，国家法上的权利有时在习惯法看来也不存在，这些都可能导致私力救济。前者如，丈夫发现妻子通奸依习惯法有权当场将奸夫痛打一顿（当然不是重伤）；后者如，法律规定妇女有带产改嫁权利，但在不少农村地区行不通，即便如此判决，也可能引起男方家族暴力抗法或报复女方。

五、市场观察

私力救济还是公力救济，人们有时并无太多选择自由。环境牵制人的行动，各种因素影响人的动机。如法律垄断纠纷解决会限制人们自由选择，道德诱导、舆论压力会导向正统的司法机制，法律神圣的观念对行为者存在“政治正确”的引力，市场供求和竞争关系对纠纷解决的选择自由构成天然屏障。这一问题在此简化为：民间收债是否构成一个自由市场？

民间收债属纠纷解决市场一部分，需求来自纠纷当事人，供给为各种纠纷解决机构。收债人之间有竞争，收债亦可视为司法的潜在竞争者。如陈鸿强收债个案，收债需求扩张几乎与法院案件增加同期发生。1982-1989年收债地法庭年受案50余宗，1990年才受案70余宗。陈自1989年收债，每年约10多宗。1989年正是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起始阶段，经济发展伴随纠纷解决服务需求的扩张，民间收债在法院案件快速增长前就已做出反应。至1992年，该法庭受案150余宗，此后每年增长100多宗，2001年受案1123宗。收债数量同时上升，尤其1993-1996年陈每年收债不少于30宗，且当时讨债公司盛行。1995年国家禁止开办讨债公司后，民间收债受抑制，数量有所下降，法院案件急增。法院案件增加还与其解纷能力提高、司法改革推行、服务意识萌芽有一定关联。

民间收债市场是一个非公开、不完全的地下市场。收债人不可能像法院那样开门营业，供求双方缺乏信息沟通平台，信息不透明不充分不对称，交易达成有赖熟人机制，当事人若不置身于分布有收债人的熟人网络中，通常不可能获取相关信息并选择。收债人获取业务基本上来自朋友介绍，而收债成功率高、信誉好也会反过来促进朋友网络和业务扩张。这种机制为收债人提供的业务虽不多，但通常足够，故他也缺乏拓展业务的动机。国家管制使民间收债运作表现为小规模、私人化、非公开。

这种机制导致民间收债的同业竞争不太明显，各人依托自身资源“自扫门前雪”。民间收债与法院的竞争在法院看来也无关紧要，原因一是纠纷尤其民事纠纷属私人之事，国家和法院无切身利益，无论谁解决与其皆无利害关系；二是国家、法院和法官基本上没有追求案件数量的动机；三是国家鼓励替代方式的运用，尽管法律禁止民间收债，但既然法院案件堆积，收债客观上就有利于法院减负；四是法院作为最终裁判者，在与收债人竞争中占压倒性优势，谁也不会介意无威胁的对手。

六、人性、文化、社会及其他解释

为什么私力救济，不仅基于经济利益，它还可能是面对纠纷条件反射式的即时反应，纯粹源于人性冲动。私力救济与生物自保和报复本能密切相关，贴近自然和人性。公力救济须抑制人性冲动，但报复仍可视为司法制度构建的基础。梅因、霍姆斯、波斯纳等认为，复仇是法律的起源。尽管法律缝隙中隐隐透出报复的气息，但“仅仅出现一个作为符号的公权力并不足以自动且完全消除那种产生报复冲动的生物性本能，人们放弃个人报复或复仇仅仅因为诉诸公权力有可能能更为安全、更为便利、更为有效地满足自己的报复本能。”28自保和报复在生物界广泛存在，人类受侵犯时本能会激发抗争，这是生存竞争的基本需要。报复本能有多种解释。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解释成内驱力不断寻求释放的结果；洛伦茨提出，人与其他动物一样有攻击行为的普遍本能，这种内驱力须以某种方式释放；弗罗姆悲叹，人受控于一种独一无二的死亡本能，并常导致病态的攻击行为。威尔逊批判道：

人类的攻击性既不能说成是天使的瑕疵，也不能说成是动物本能。它也不是恶劣环境的病态产物。人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面对外部威胁，他们会因仇恨而做出丧失理智的反应，其敌对情绪会逐渐升级，终于战胜外来威胁，以确保自身安全。29

现代科技进一步将私力救济本能与基因联系起来：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实际上只是有利基因的保存复制、不利基因衰亡的基因竞争。

寻求私力救济也有“厌讼”文化方面的原因。陈鸿强收债表明，有人选择私力救济主要是因不愿打官司。对熟人的纠纷，陈往往充当调解人；对陌生人，他仍注重沟通和听取他方陈述30.调解人的中立性是相对的，应一方请求找对方后又以中间人身份调处纠纷的情形比比皆是，陈追债有时与民间调解相仿，甚至接近东方的“诉”之观念。31

选择私力救济或公力救济，与纠纷的社会结构相关。谁控告谁？谁处理纠纷？谁与纠纷相关？谁是当事人可能的支持者？这些人的社会性质构成案件的社会结构，32包括纠纷关系人的社会距离、社会地位等。社会距离指当事人之间、或与收债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如纠纷发生前当事人双方是否相识，关系如何，纠纷结束后是否希望关系持续；收债人介入纠纷前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否相识，是否希望关系持续等。就陈鸿强收债而言，双方当事人关系通常不太紧密，基本未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距离影响到纠纷是否发生、是诉诸法律还是寻求私人解决。33在介入纠纷前，收债人与债权人可能是朋友，但更可能是朋友的朋友；收债人面对的债务人多为陌生人，这有助于增加威慑；若其相识，收债就可能变为调解。社会地位，指纠纷当事人或收债人的背景、特征、相互之间地位对比即平等程度、以及在社会分层中所处位置，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状况。布莱克主张，纠纷双方社会地位与法律量有直接关系。34本文调查证实，债权人在社会地位、财力、背景等方面多比不上债务人。个人如处边缘，更可能诉诸私力救济。债权人中外地人尤其湖南、四川、江西人较多，他们在当地处弱势，易成为拖欠对象。

为什么私力救济，还因其切实有效。陈鸿强收债和解终结占70%以上，还多次落实了法院难以执行的判决。为什么收债人介入后，债务人倾向于合作？主要原因是，债务人不了解收债人行动策略，传媒将收债人描述为暴力和野蛮，大大提升了其威慑力。陈也配合默契，虚张声势实施威慑：扮成黑道形象，暗示江湖身份，摆出强硬派头，适时展示暴力等。其实他只是利用“暴力阴影”之“虎威”实施“狐狸”般的威慑，而对方因信息不对称无法知悉他“纸老虎”的本质。而债权人通过法院与债务人博弈反不利于债权人，因为公力救济施加的惩罚可置信度小，债务人违约预期成本低。私力救济行之有效还来自富于效率的私人执法模式。35

人们之所以选择民间收债或私力救济，也源于国家一定程度的放任。国家禁止民间收债一是怕出问题，二怕权威受挑战。而只要迅速化解纠纷不出“问题”，国家事实上不会了解相关信息。纵然稍稍涉及暴力，在一定范围内国家也会默认，因为它有收益，如收债不耗费国家资源，却为其“摆平”许多纠纷。而许多收债人也与国家的态度遥相呼应，陈收债便如同一幕戏剧表演，直觉引导他与幕后的国家配合默契。国家事实上为民间收债确定了边界：不得采取组织形式和暴力等非法手段。陈恰是在这一边界上轻盈行走的“艺术家”，他累积了与国家之“猫”游戏的高超艺术。他的行动只有出现“问题”，才可能进入猫的视野，由于这只大“猫”要防范的“老鼠”太多，故“问题”还须足够重大。国家与社会达成了一种默示的共谋，国家通过默许私人解决纠纷实现权力渗透，在其严厉外表背后，国家对民间收债和私力救济似乎有一种隐秘的需求。

为什么私力救济，还因其一定情形下具有正当性。依社会契约论，个人自愿同等放弃和交出部分基于自然权利而拥有的纠纷解决权，订立契约建立法庭。但个人保留了一定的私力救济权，尤其是底线救济权；一定情形下国家特许个人实行私力救济（如正当防卫、自助行为等法定情形）；因公力救济不尽完善，国家作为补偿一定程度允许私力救济；国家能力有限，对有些私力救济予以放任。当然，私力救济只在一定条件下才具正当性。

七、结语

为什么私力救济，动因主要有：（1）私力救济行之有效，诉讼实效性弱；（2）诉讼成本高，需预付较高费用；（3）诉讼周期长、效率低；（4）公力救济制度不合理，程序复杂，不确定因素多；（5）司法不公普遍存在，对司法信心不足；（6）公力救济功能有局限；（7）诉讼可能影响当事人的关系；（8）诉讼无法充分吸收不满；（9）当事人自保和报复冲动等。为什么公力救济，动因主要有：（1）公力救济能公正快捷解决纠纷；（2）缺乏适当的替代选择；（3）私力救济成本更高，风险大；（4）私力救济不可行，无法律效力；（5）需利用公力救济特殊功能；（6）对特定人而言公力救济更便利；（7）信仰法律，诉讼意识强，或未遭遇公力救济的缺陷等。后者是诉讼动力，前者是诉讼阻力，两者对比决定人们选择公力济还是私力救济、以及将诉讼进行到底的程度-是否穷尽一切救济：上诉、申请再审、甚至申诉。

人们对纠纷解决是典型的实用主义逻辑，哪种方式对其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快捷便利，就会被选择。利益是行为的基本动机，为什么私力救济，显然源于人们现实或预期利益之激励，取决于不同救济方式收益、成本、效率、机制、功能的比较，人们行动基本上可视为理性选择，而决非某些人崇尚武力。暴徒有暴徒的理性，正如在贝克尔看来，罪犯也是理性行动者，警察同样追求利益最大化。私力救济行动内含着一种经济逻辑，它具有直接性、经济性、效率性、便利性、一定程度的实效性、充分张扬的当事人主体性。可司法事项有限性、接近司法障碍大量存在，也促使人们一定情形下转向私力救济。为什么私力救济，与私力救济为何存在，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前者侧重个人解决纠纷的微观选择；后者强调私力救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客观存在。个人行动汇集成社会整体，既然有人选择私力救济，私力救济就当然存在。

法律的成长伴随着国家对私力救济的控制，但私力救济却是运用最广的纠纷解决方式。初民社会以私力为常态，古代社会，如巴比伦，公力救济开始产生，但仍融汇大量私力救济的因素。36私力救济也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即便使用强力的私力救济，在现代社会的国际关系、下层民众、青年人、囚犯中也极为盛行。37英国一项研究表明，个人面对较重大的可司法事项只有20%诉诸各种法律程序，38美国亦有类似特征，39私力救济可谓人们面对冲突的典型反应。事实上，现代社会绝大部分纠纷是通过非司法方式解决的，其中私力救济的作用不可忽视，其边缘化很大程度来自忽视和误解，应认真对待私力救济。尽管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司法最终解决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这并不等于唯一或首先解决。私人争执本质上属私人之事，私力救济和社会型救济对应着私人自治原则，私人自治与司法最终解决并行不悖，共同构成法治的两面。

从私力救济向公力救济演进体现了文明进步，但国家资源和能力有限，公力救济无法也不必完全排斥私力救济。私力救济不可能、也不打算取代公力救济，它只在一定范围内发挥补充替代功能。私力救济有一定合理性，应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而非一概禁止。合作的私力救济应予鼓励。国家也可原则上禁止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保障权利，但作为更优的制度设计不妨进一步区分各种情形，比如，对因私力救济引起的纠纷法院可通过法益衡量做出裁判，对无法进入国家视野的情形予以默认，设置各种许可私力救济的例外（如正当防卫、自助行为）。国家可考虑适当发挥私力救济的积极功能，限制和疏导其消极倾向，并通过立法使之逐步、部分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与公力救济、社会型救济互相并存、衔接、配合和补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我们费力研究公力救济依然感到“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引入私力救济作为参照时，许多问题便“柳暗花明”。对私力救济的研究，一个意外效果是，反而加深了对公力救济的认识，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启发了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21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7页。

22LauraNader&HarryF.Todd，Jred，TheDisputingProcess：LawinTenSocietie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8，pp35-38.

23同上注，第39-40页。

24[美]罗伯特·尤特：《中国法律纠纷的解决》，周红译，载《中外法学》1990年第2期。

25[美]霍贝尔：《初民的法律》，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150页。

26同上书，第150页。

27如武汉新洲粮食收储公司拍卖判决确认的150多万元债权，有人称已诉诸司法，私力救济应受限制。葛行军、黄文艺：《当事人处分行为必须合法》，载《法制日报》2002年1月7日。但拍卖判决书是一种底线救济，未触犯法律也不损害社会秩序，此时私力救济甚至部分发挥了“执行”或“上诉”之救济功能。

28苏力：《复仇与法律》，载《法与经济学研究文集》，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2002年。

29[美]爱德华·威尔逊：《论人性》，方展画、周丹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30陈收债主要是摆事实，讲道理，债务人多找借口，如负责人不在、资金无法周转、要求延期、分期还款等。

31[日]大木雅夫：《关于远东法观念的误解》，何勤华译，载张中秋编：《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308页。

32[美]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33[美]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50页。

34同上书，第13-19页。

35私力救济是一种高度分散、私人执法的社会控制机制。私人执法其实是社会普遍特征：许多法律既可由公共机关也可由私人执行；公共机关向告发者支付赏金引进了私人执法作为公共执法的补充；私人自保、调查、处罚行为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公共执法之替代。

36《汉谟拉比法典》规定自由民特定情形下有权实行私力救济，如第21、25、129条，并以同态复仇为主要救济手段，如第196条、197、198、200、205条。

37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