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学的基本矛盾篇1

一、劳动二重性学说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从1蒲式耳谷物=1盎司白银公式中找到了商品价值是由等量劳动计量的规律,指出商品价值量同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他说:“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2盎司白银和以前获得1盎司白银同样容易,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的谷物1蒲式耳售价1先令,和以前1蒲式耳售价5先令,同样低廉。但他又说“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尽管“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即“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以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之中’表现出来”。结果,配第认为,“一个成年人平均一天的食物,而不是一天的劳动,乃是衡量价值的共同尺度”,这样,配第在价值探讨中就走人了迷途。其根本原因是配第混同了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他把生产金银的劳动看做是直接生产交换价值的,把其他劳动看做是生产使用价值的。

亚当·斯密为了回答“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换言之,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值的,究竟是什么?”他从劳动分工出发,认为“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或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得须给予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意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他在说明劳动价值论时又提出了两个自相矛盾的价值规定。“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惟一标准。”“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在“进步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真实价格”不再单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构成,而由工资、利润、地租三者构成。“这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的真实价值,由各自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劳动的那一部分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地租和利润的那些部分的价值。”无论什么社会,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人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就树立了又一种价值规定尺度,脱离了劳动价值论,得出“斯密教条”那样的错误结论。虽然斯密曾试图依靠劳动的两面性作为自己的方法论,描述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反映了具体劳动的不同体现;接近于用抽象劳动的观点去考察经济过程内部联系,但没有成功,其症结在于他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于是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对应关系。马克思指出:“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

李嘉图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说“我的价值尺度是劳动量。”“耗费在一件商品上的劳动……是商品实在价值的尺度。……交换价值是由实在价值来调节的,因而是由耗费的劳动量来调节的。并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必要劳动,“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制造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规定其交换价值的永远不是在极为有利、并为具有特种生产设施的人所独有的条件下进行生产时已感够用的最小量劳动,而是不享有这种便利的人进行生产时所必须投人的较大量劳动;也就是由那些要继续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投人的较大量劳动。这里所说的最不利条件,是指所需的产量使人们不得不在其下进行生产的最不利条件。’,困印他是“用劳动时间确定价值的学派领袖”。但李嘉图价值理论也存在缺陷和矛盾。“第一个困难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第二个困难是,等量资本,无论它们的有机构成如何,都提供相等的利润,或者说,提供一般利润率。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问题: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这主要是因为,李嘉图从没有研究过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忽略了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曾批评李嘉图只是从“价值”概念出发……只是注意价值量的规定,没有对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物的商品本身进行考察。

劳动二重性理论在于,马克思比李嘉图更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来分析创造价值的劳动范畴,对于同一劳动过程,马克思既看到了它的具体性,又看到了它的抽象性。“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产物和表现形式。这样,使用价值和价值就以商品不同性质的属性而存在,具有各自不同的源泉,从而根本结束了连古典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也经常发生的混淆现象。

二、劳动二重性学说奠定了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引进政治经济学,“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是这种劳动的凝固”。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是批判的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是“我的书最好的地方”和“崭新的因素”。因为抽象劳动的共同性和无差别性决定了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以及各种劳动产品可以比较和交换,第一次从根本上解决了商品价值质的规定性;抽象劳动的抽象性决定了商品价值自身不能表现,马克思说“和商品本身的粗糙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们作为价值是不可捉摸的。抽象劳动是一种“同幽灵一般”的东西,必须在交换中才能表现;抽象劳动的历史性表明了价值是个别劳动者借以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一种特定社会形式。劳动具有个别性,又具有社会性,各个商品生产者相互取得对方的产品时,必须计算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进行,商品的价值量不能由生产它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至于复杂劳动,马克思认为,它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是抽象的简单劳动,从而第一次天才地论证了只有人类的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且只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才形成价值。

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商品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但古典学家只有一个笼统的“劳动一般”的概念,从来没有明白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有什么不同,而是把二者混淆,甚至把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说成是价值的实体。因此,他们始终不能说明,为什么生产各种不同使用价值的异质的劳动能够成为形成价值的同质的劳动问题;只能纠缠在交换价值的数量上做文章,而不考察它的质量问题,犯下不能从劳动的质和量两方面进行分析的片面性错误,最终成为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剖析了这个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劳动,他指出:“经济学家毫不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一使用价值和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简单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碰到不能结实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由耗掉的劳动

决定,而价值量的大小则与这种劳动成正比,价值仅包括直接生产该商品时耗费掉的劳动,不包括生产生产资料时所需要的劳动。但他不知道新价值的创造和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如何进行,最后又回到“斯密的教条”。劳动二重性学说科学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新价值的创造和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之所以能够同时进行,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作为具体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转移并保存生产资料的旧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则创造新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劳动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只要运用生产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就必须消耗人的体力和脑力;反过来,劳动力只要进行生产性消耗,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可见,马克思是根据劳动的功能或质的不同对劳动进行深层分类,概括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等新的劳动类别形式的,他将隐藏在劳动中的内在矛盾即劳动二重性认定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据此构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经济思想大厦。正是由劳动二重性概念,马克思得以揭示劳动生产率的二重结构和决定劳动生产水平的诸要素的二重性。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同时又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从一方面来说,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都会增加任何一段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总额”。

三、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枢纽

《资本论》的逻辑力量皆源于劳动二重性理论,这部经济学宏篇巨着屡遭批判而不毁,就在于还没有人对马克思独创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提出令人信服的质疑。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只要是真正科学的,必须包含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整套范畴及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二是内在于这些范畴中的联系,主要是相关范畴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三是支配这些联系或其中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政治经济学就具有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就能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把由分析得到的各种范畴、它们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系统地叙述出来,从而使原先占有的错综复杂的材料在思维中完整而有条理地重现。《资本论》就是这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科学地揭露出来的,因而是由科学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一一一整套范畴、相关范畴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支配这些矛盾发展的规律性—构成的。要了解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就要按照《资本论》的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探讨。

从范畴考察,依据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可以分别看到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有关联的一系列范畴: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不变资本—生产无限扩大;抽象劳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一一价值增殖过程—可变资本—劳动群众的购买力相对缩小;劳动—商品—货币—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工资—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相对人口过剩—经济危机。这一整套范畴都是从劳动二重性产生的,不发现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得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一整套的科学范畴,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

从相关范畴的矛盾考察,可以看到各对矛盾之间的关联:劳动二重性矛盾—商品二因素矛盾—商品与货币矛盾—劳动与资本矛盾—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矛盾—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矛盾一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一系列矛盾(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些重要的矛盾都是由劳动二重性矛盾产生的。不发现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洞察这些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灭亡的必然性。

从支配这些矛盾运动的几个重要规律考察: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它支配着劳动二重性的矛盾运动,从而支配着商品二因素的矛盾运动;作为价值规律的变形—商品流通规律支配着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运动;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的矛盾运动;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产生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人口规律。这两个规律又共同支配着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矛盾运动,支配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运动,特别是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运动,最终导致周期性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所有这些规律都是与商品的价值密切关联的,而价值则是抽象劳动创造的。如果不区分劳动二重性,不把抽象劳动从劳动中划分出来,就不可能认识上列这些规律,也就不可能理解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从资本流通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考察,资本流通过程包含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其中所分析的范畴、矛盾与规律,无一不与劳动二重性有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产业资本、商品经营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生息资本,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利润率、平均利润率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所有这些特殊形式、转化形式等,必然与它们所由产生的各种范畴和规律一样,都与劳动二重性密切相关。马克思正是由于发现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才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说明了商品二因素的关系,阐明了价值的本质、价值实体、价值量以及价值形式和价值规律等问题,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也正是由于劳动二重性的发现,才找到了破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种现象的密码,由此为建立剩余价值论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为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经济理论准备了理论前提。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视为剖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论,指出:“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四、劳动二重性学说是劳动价值论重获新生的关键

对于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和论证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进程中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发展的研究,列宁肯定地讲:“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但马克思在概括劳动二重性范畴并对其含义进行论述时,却只是把劳动二重性双方看作是劳动的两个不同特性或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劳动所进行的认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发现的重要理论价值和意义,甚至又不可避免地使他将其发现与古典学者们的发现相混同了,并使之成为后人深化认识劳动二重性范畴时难以逾越的框框、瓶颈或盲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中的这些不完善性对于后人据以进行的社会实践导致诸多挫折、对于之后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惟有如此,劳动价值学说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会更具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指导性。劳动二重性范畴不仅应当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而且更应当是发展和完善劳动价值理论的“枢纽”和突破口。

具体劳动是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如学者和农夫的劳动。但马克思认为,不借助知识力的运用,就不能区分两个都在付出体力的劳动者谁在从事复杂劳动。马克思的失误在于他对简单劳动的“过度抽象”。因此,要坚持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范畴,取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范畴。因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只是程度上或量上差别,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定则意味着质的差别,是两种性质的劳动。根据上述逻辑推理,具体劳动既非古典学派的个别劳动范畴,即以整体的形态存在、可相对独立地生产或创造出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或财富的个别劳动现象,也非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形式的耗费”,只能是劳动内在矛盾中的一个方面,是劳动的前提性条件或可能性的劳动。它在不同情形下有不同的意义,马克思劳动二重性中的具体劳动所具有的意义只适应于这种情形—当它只是作为劳动二重性中与抽象劳动方面相对应的一方存在时。具体劳动诸要素的含义及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与时俱进的。

商品经济学的基本矛盾篇2

[关键词]李嘉图；劳动；价值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13.058

[中图分类号]F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13-0136-02

0引言

劳动决定价值，是威廉・配第最初提出的，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提出较为系统的劳动价值论的人，并使他的全部经济学说和他的劳动价值论有了联系。李嘉图批判地继承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坚持了正确的一面，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克服了他的错误，使古典经济学达到了比较科学的程度。

1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产生的背景

劳动价值论是说明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价值量是怎么决定的理论，它的产生需要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资本最开始是出现在流通领域的，然而，它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是由于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中成立，由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是由商人和小生产者变成产业资本家来实现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总的生产过程就包括了流通，所以，人们的视野就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产业资本家需要购买工人的劳动进行生产，在生产的过程中，劳动的耗费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根据一般情况来看，产业资本家离开劳动谈论价格是不可能的，于是，人们从生产与劳动的耗费中寻求价格形成的基础有了可能性。

2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2.1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

斯密把价值做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李嘉图接受了这一点，但是，他比斯密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斯密曾错误地指出，没有效用的商品也是有交换价值的，而李嘉图则正确地认为：对于交换价值来说，使用价值是必不可少的，可以看出，李嘉图已经把使用价值当作了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在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做了区分之后，李嘉图进一步研究了是什么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在李嘉图那里，商品被分成了两类：第一类商品，它们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它们的稀有性，比如罕见的雕像、珍贵的葡萄酒，这种商品比较少见，他研究的重点不在这里。第二类商品可以通过人类的劳动来无限制地增加它们的数量，李嘉图研究的重点在这里，这类商品的交换价值并不是由商品的使用价值决定，而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斯密将耗费劳动和购买劳动相混淆，李嘉图批判了这一点，在李嘉图看来，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才能决定商品价值，它的大小同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而且，斯密还认为，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出现后，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价值不是由劳动决定的，而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定的，李嘉图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三种收入是价值的分割，不论怎样分割，都不会改变它本身的大小，价值始终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

2.2价值和生产价格

在李嘉图那里，价值和生产价格是相混淆的，所以出现了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即价值规律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矛盾。如果依据价值规律，所有企业的产品都根据价值销售，这样一来，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利润就低于平均利润；相反，就高于平均利润，这样，按照这一规律，同样多的资本就不得到同样多的利润。但是，假如所有商品根据平均利润率销售，企业可以得到平均利润，于是却与价值规律相悖了，因为有机构成低的企业，低于其价值出售商品，相反，则高于其价值出售商品。

李嘉图是在讨论工资涨落对商品相对价值的影响时发现这一矛盾的。李嘉图之前始终认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工资的增加或减少只会使利润发生变化，但是不会影响价值。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工资的变动是不会影响商品的相对价值的。然而当他进一步研究时，发现了矛盾，就是只有当各部门的有机构成相同时，工资的变动才不会影响价值。所以，李嘉图感到之前的理论出现了例外，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原理需要修正。

3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

3.1不研究价值实体，只研究价值量的决定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仍然保存着斯密价值理论的根本缺陷，就是不研究价值的实体，只研究价值量的决定。因为他不研究价值实体，就不可能科学地说明价值量的决定，所以，对于为什么从产品变为商品，劳动就具有两重性这个问题不理解，就不能把价值和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分开，于是到最后，自己也发生了矛盾。此外，不研究价值实体，正确说明价值量的决定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也就不懂得价值为什么会表现为相对价值，他认为自然就表现为相对价值，所以也就不会研究相对形式的发展，在他看来，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更不懂得商品生产中，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不但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而且会让相对价值形式从一般形式到最后的货币形式的发展，进而不理解货币的本质。进一步，他看不到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不懂得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首先需要社会承认它的质为前提，然后再由社会计算它的量，即价值量的决定，从而使得他的货币理论出现矛盾。

3.2阶级局限性

李嘉图是为资产阶级说话的，他所研究的劳动价值论是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是自然的存在，是确定不变的事实，资本主义不但使个人的最大幸福成为了可能，还使得生产率持续发展。他虽然也看到了阶级之间有利益的冲突和对抗性，但是，不能从社会经济制度出发去找其根源，而是当作自然规律看待。于是，一切经济范畴在他看来不是历史的范畴，而是自然的范畴。

客观说，李嘉图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成长起来的，当时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的时代，生产和资本还没有集中，金融垄断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条件，对他的眼界有一定的限制。所以，他看不到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进而不知道它们是造成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不承认资本主义世界可能爆发全面经济危机，也就看不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事实，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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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学的基本矛盾篇3

国家经贸委贸易市场局与中国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603种主要商品2001年下半年的全国市场供求情况的分析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03种，供过于求的商品500种，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经济日报》2001年7月16日第2版）。该分析还表明，下半年供过于求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家电商品，其生产能力仍然严重过剩，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当然，这项分析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所选取的600余种商品存在结构上的问题，没有包括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publicgoods）,而这些公共物品很大程度上至今供给不足。因此，当前我国市场局势一方面是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另一方面事实上还存在有效供给不足，产品品种不丰富，但是总的说来，当前市场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产品滞销，物价下降。生产过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一般都从“坏”的角度认识生产过剩，认为生产过剩导致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当然不好。此言不错，但是我认为还是要辩证地看待生产过剩。生产过剩诚然有坏的方面，但是较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短缺经济时代，你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生产过剩无疑是“好的”。生产过剩的“好”，理论上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告诉我们，生产过剩危机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买和卖的分离包含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第一种可能性，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说，不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但是，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的可能性要转变为现实性，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85页）。因此，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出现现实的生产过剩，并不有悖于商品经济的自然属性，相反，它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信用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说明中国经济已具有了市场经济国家的若干重要特征。这其实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这样，从商品货币关系角度考察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出现并不是坏事，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生产率日益提高和新的投资领域不断开拓大规模增加了供给。版权所有

当然，我并不是为生产过剩叫好，唱赞歌，既然要辩证地看待，那么在看到“好”的同时，确实还要关注生产过剩的“坏”。坏，体现为生产过剩是通货紧缩（deflation）和经济萧条(depression)的直接诱因，破坏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运行，无疑需要克服和遏制。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在我们传统观念中，生产过剩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论述，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定期爆发，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表现。这种对抗性矛盾，源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但并不意味着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存在矛盾。改革过程中，由于体制的变异，加之生产和消费之间本身的固有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愈益尖锐，进而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普通城乡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因此，生产过剩的根源是改革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矛盾的日益尖锐。按照这个思路，消化生产过剩，关键是要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于消费，也就是说，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主要是要刺激和启动消费，因为持续多年的消费不足至今没有明显改观。启动消费，重点又在于农村消费。当前城市消费已相对饱和，但是农村消费则停滞不前，城乡消费反差太大。1999年，乡村地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1985年的52.96％下降至38.68％，减少了14个百分点，而农村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69％。今年上半年，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1.6％，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1％，城镇高出乡村3.5个百分点，而去年同期为1.8个百分点，去年底为2.3个百分点，城乡市场零售额增幅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远低于城镇居民。1999年底，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38.24台，电冰箱10.64台，洗衣机24.32台，照相机2.69部，同期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量分别为111.57台、77.74台、91.44台、38.11部。在城镇流行的空调器、热水器、排油烟机、微波炉、家用电脑、影碟机等耐用消费品，农民的拥有量更低。因此，消化生产过剩，根本落脚点是要启动农村消费。启动农村消费，必须立足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购买力。农民收入增速持续4年下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未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为农民兄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这又主要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了，就会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更多的机会，乡镇企业也会得到较快发展。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仍然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竞争中，乡镇企业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为此政府必须继续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乡镇企业的政策不宜简单关闭了事，要积极引导。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也应该保证乡镇企业的融资需求。只要乡镇企业再度蓬勃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转移，农民收入增速继续下跌的趋势必将得到扭转。此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途径。

其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农民的家用电器拥有量低，除开收入因素外，农村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一般的家用电器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相配套，例如电视机需要电压稳定和有线电视信号，电冰箱需要电源供应不间断，洗衣机离不开方便的自来水供应，但是农村的这些基础设施的现状是：电视信号比较弱，收视效果差；电力供力跟不上，电压不稳定，收费比较高；自来水普及率很低；不通公路或路况极差。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严重限制了家用电器在农村的普及。因此，启动农村消费，必须尽快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内容包括农村电网、有线电视、自来水、农村道路等方面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是公共物品，其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贫穷的中国农民当然出不起，这无疑需要政府投入，将城市供水、供电、电信、道路建设、广播电视等公共事务职能伸入农村，兼顾社会公平，缩小城乡差距。同时，也应鼓励农民集资办小水电、小水塔、电视信号接转站等。水、电、路、信号等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广大农村地区将很可能出现一个家用电器消费热潮，蓄势待发的潜在需求将变为现实，进而消化掉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

再次，进一步搞活流通，加快农村流通网络建设。目前农村流通网络残缺不全，农民购物并不方便，影响农民购买力的实现。供销社曾经是农村销售网点的主渠道，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早已陷入困境。国有商业网点又不愿进入农村市场。活跃于农村市场的主要是一些分散的个体工商业户，这些个体工商业户大多实力不强，素质不高，不具备经营耐用消费品的能力，难以担当开拓农村市场“主力军”的重任。因此，当前农村市场的销售网络和服务网络很不完善，耐用消费品的维修网点少，售后服务无法保证，坏了无处修，遇上假冒伪劣产品也很难投诉，索赔更难，使得农民即使有钱也不敢购买耐用消费品，从而人为地抑制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实现。因此，启动农村消费，一定要合理布局农村商业网点，构筑点线面相结合、适应农村市场特点的流通网络，拓宽销售渠道。建议国有商业企业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军农村市场，在县城和农村乡镇逐渐引入连锁经营、配送制、直供等新型营销方式，同时定期到农村进行产品促销宣传活动，增设家电、农机维修服务网点。

商品经济学的基本矛盾篇4

〔论文摘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指原始实物交换条件下的交换比例的决定法则，它必然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商品价格决定和变动相抵触.斯密歌锐地觉察到了这个矛盾，但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李嘉图同样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但却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普通适用性，结果留下了被论敌攻击的口实.马克思解决了李嘉图学派的矛盾.

1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中的两个矛盾

1.1劳动价值论同等t资本获取等t利润之间，的矛盾

李嘉图在《原理》一书《论价值》章的第4，5两节中举了个例子.假定资本家A投资了5000镑，全部作为支付工资的“流动资本”.现雇佣10。个工人生产谷物，假定利润率为1000，则年终谷物的相对价值为5500镑，即工资5000镑，利润500镑.另假定资本家B同样投资5000镑，作为支付工资的“流动资本”雇佣100个工人制造机器.年终机器的相对价值和谷物一样，都是5500镑.

第二年，A把谷物卖掉后继续投资5000镑，雇佣100个工人，生产出来的谷物价值和上年度一样，仍为5500镑.假定B在第二年利用第一年生产出来的机器，即投入固定资本为5500镑的机器，然后再投资5000镑雇佣100个工人生产布匹.假定机器不磨损，即没有旧价值的转移，则布匹的相对价值为6050镑，其中5500磅是100个工人的工资5000镑加上这笔资本的利润500镑之和，这和谷物的情况一样.除此之外，还有550镑则是5500镑固定资本(机器)按10%的利润率计算所应得的利润.

在这里李嘉图写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们每年在商品生产上所使用的劳动量虽然恰好相等，但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却会由于各人使用的固定资本或积累劳动量不等而会不相等.”这个论断显然和他所坚持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劳动量决定价值量的基本理论相矛盾.但是李嘉图却仅仅把它看作是价值决定的一种例外.

由这个矛盾引起的一个争论是“耗费等量劳动生产的葡萄酒，为什么窖藏时间长的陈葡萄酒会比没有窖藏的新葡萄酒有更大的价值"?

1.2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

商品的价值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构成.其中V+M是工人新创造的价值，工人所得工资为V.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新创造的价值应与工人所得(工资)相等，V+M=V，此式显然不成立，除非剩余价值为0，但剩余价值是不可能为0的.矛盾产生了.

2李嘉图学说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的论战

19世纪20^3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围绕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的结局是鼎盛一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价值论走向衰败和解体.论战的发起者是马尔萨斯.他在《政治经济学定义》中指出:“李嘉图所说的例外，是指所用固定资本量不等，耐用程度不同，而所用流动资本的回收时间由彼此各别的商品，这类商品为数之多，使得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法则可以看成是例外，而这种例外反倒成为了法则”.马尔萨斯还指出:“李嘉图的理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只有在不使用资本从而不存在资本利润的‘文明’以前的社会中，才是适用的”.

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都是李嘉图的忠实门徒和李嘉图学说的坚定信仰者和继承者，他们把李嘉图学说看成是一个完善的体系，力图通过解释和注释来维护李嘉图学说体系.但是，他们没有能力解决李嘉图学说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他们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理论的解释实际上使得李嘉图学说庸俗化，同时也标志着李嘉图学说体系的瓦解.

2.1詹姆斯·穆勒对李嘉图学说体系矛盾的解释

这场争论的中心本来是李嘉图学说体系中存在的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和价值决定的矛盾，但却被片面化为对新旧葡萄酒的价格问题的解释.穆勒认为，在新酒窖藏的时间内，用手直接去做的劳动即直接劳动已经结束，而用手所生产的工具间接去做的劳动即积蓄劳动仍然在进行.他还认为，直接劳动和积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在生产陈葡萄酒的过程中，当人的直接劳动结束后，生产葡萄酒时耗费的全部资本在葡萄酒窖藏期间仍在劳动，因此葡萄酒的价值仍在增加.

对前面提到的第二个矛盾，穆勒认为，商品是由劳动和资本共同生产的，劳动者和资本家都是商品的所有者，商品的一部分归劳动者所有，另一部分归资本家所有.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为了得到生活资料，将本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商品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属于工人的那部分商品的价值.因此，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是普通商品之间的交换.至于劳动者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的大小，则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在这里，穆勒完全棍淆了劳动和劳动力.

2.2麦克库洛赫对李嘉图学说体系矛盾的解释

麦克库洛赫是通过歪曲劳动的规定性来解释第一个矛盾.他说:“有充分理由把劳动定义为任何一种旨在引起某一合乎愿望的结果的作用或操作，而不管它是由人、动物、机器还是自然力量完成的”.他后来又把这个说法修改为:“只有人占有的畜力和自然力量能够劳动和创造价值”.他依此解释说，陈葡萄酒的价值增值完全是由自然力量在酒桶内较长时间劳动的结果.因而，陈酒所包含的劳动量要比新酒所包含的劳动量大很多.

针对李嘉图学说体系中的劳动价值论与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的矛盾，麦克库洛赫是这样解释的:价值区分为“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实际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必要劳动量决定的，而交换价值是以它与其他商品或劳动所能交换到的劳动量或商品量来表示的.劳动和其他商品一样，也是普通商品.所以在市场上，商品和商品的交换是按等价进行的，劳动和资本也是等价交换的，这样就没有利润产生了.但是，利润实际上是存在的.麦克库洛赫又解释到: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只是在供求均衡时才会一致，现实中他们往往是不一致的.交换价值总是大于实际价值，二者差额就是利润.麦克库洛赫在同李嘉图的反对者马尔萨斯的论战中实际上完全背叛了李嘉图，而是站到了马尔萨斯的阵营里，因为正是马尔萨斯将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说成是少数劳动和多量劳动的交换，来否认劳动价值论，并将利润归结为来自流通.

2.3马克思: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1885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要求那些污蔑马克思“副窃”的“经济学家们”证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对这个问题，在以后的10年间，不少资产阶级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解释，但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直到1894年《资本论》第3卷问世，才以生产价格理论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其实，在《资本论》第1卷定稿前，马克思就已经最终完成了生产价格理论.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每一个商品的价值构成包括三个部分，即不变资本的价值(C)、可变资本的价值(V)和剩余价值(M).用公式来表示，就是:W=C+V+M.其中C+V是资本家的生产费用，也叫做成本价格(用K来表示).于是，原来的公式W=C+V+M，现在可以表示为W=K+M.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既有部门内部的竞争，又有各部门之间的竞争，部门内部的竞争形成商品的社会价值和部门利润率.在此基础上，等量资本要求等量利润，必然引起资本在部门之间的竞争，结果使各部门不同的利润率转化成全社会一般的利润率，即平均利润率.按照平均利润率归资本家占有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就是成本价格和平均利润之和.李嘉图的例子清楚的证明了价值(C+V-+M)转化为生产价格(C+V+P).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后，商品市场价格就不再是以商品价值为中心而是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上下波动.当然，这并不是说价值规律不起作用了，只是作用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生产价格的形成依然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生产价格的变化最终取决于价值的变化和部门之间的竞争状况.

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商品按照他们的价值或接近于他们的价值进行交换，比那种按照他们的生产价格进行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他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在简单的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商品只能按价值进行交换;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商品也只是在较大范围内按社会价值进行交换;只有到机器大工业阶段，资本主义关系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形成了自由竞争的环境，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在这种条件下，利润才能转化为平均利润，从而价值才能转化为生产价格.

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科学的解决了劳动价值论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证明了生产价格规律只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具体形式，两者并不存在实质上的矛盾.

新、陈葡萄酒由于窖藏时期不同，即资本周转时期不同而具有不等的利润，在资本流动较慢的情况下，由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因而陈葡萄酒的生产价格会超过其自身的价值，会超过新葡萄酒的生产价格.马克思的理论从实质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3马克思:劳动和劳动力不同

商品经济学的基本矛盾篇5

“商品经济”，这个名词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很少被人们提及了。可是，谁又知晓，当初将之写进中央《决定》时的艰难

1980年，高尚全调入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工作，1982年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撤销，高尚全转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研究室工作，后来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体制变革首先从农村展开，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城市也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但由于政企不分、条块分割，以及忽视价值规律、商品生产等体制性原因，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中央高层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决定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予以解决。小平同志说：“最理想的方案是通过一个改革文件，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对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最终诞生的。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成立了由、、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份开始，组织了一些同志对文件的起草进行研究和酝酿。受中央指定，国家体改委由高尚全和杨启先参加起草工作。

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在理论上进行关键性的突破。当时。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能否搞商品经济。60年代初，广东学者卓炯就首先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1979年，国务院财委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曾提出：我国的计划经济必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把企业从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改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1979年9月，经济学家薛暮桥在一次座谈会上作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说明时，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在的商品经济”。1984年7月，马洪也指出，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是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理论依据。限于当时政治环境，这些见解当时并未立刻被大部分人接受，也未纳入中央决策。

高尚全、杨启先等都竭力主张把理论界讨论商品经济的成果变成中央的共识，写进中央的《决定》。从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来看，什么时候比较注意发展商品经济了，什么时候经济就比较繁荣；哪个地方比较重视和放手搞商品经济了，哪个地方的经济就比较有活力、老百姓日子就比较好过。

但起草小组有的同志持反对意见，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主要是担心会把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有的同志认为最多只能写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其实，既然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必然有商品经济。

面对许多“老资格”，在商品经济概念多次被否定的情况下，高尚全巧施高招，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身份，以中国体改研究会和中国体改所的名义组织召开了一次理论讨论会。

1984年9月初，北京西苑饭店(当时还叫做西苑旅社)，童大林来了，蒋一苇也来了，一口气来了近20位思想比较活跃开放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高尚全首先提出，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

话题刚一提出，大家便议论纷纷。

“不搞商品经济，完全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

“社会主义既然存在分工，就必须存在商品经济。资本主义阶段可以绕过，但企图绕过商品经济，中国的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

“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联系，商品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

与会经济学家的意见令高尚全激动不已，彻夜难眠，奋笔疾书。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改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决不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经济规律。

经济学家的建议引起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并被吸纳进文件。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顺利通过。《决定》明确宣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备条件。

这是中国改革的重大突破。

改革攻坚之年需要勇气，更需要创新

高尚全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是举世公认的。但高尚全并不讳言，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体制，如产权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和社会分配等体制改革以及政府体制改革。2002年，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而高尚全却大声疾呼：“改革不是进行得差不多了，而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商品经济学的基本矛盾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多元形式；内在原因；战略转变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9)01―0003―06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动荡之后，相隔10年之久，又发生了当今世界性金融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曾经有效化解危机，转危为安，并创造“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经济，目前也面临着金融风暴的严重冲击。而且，无论是在世界和中国，这场危机的深度和影响只是初露端倪，对经济的破坏和创伤尚未完全显示。特别是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庆贺中国经济崛起的喜悦中，人们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感到忧虑和费解时，从科学的理性高度认识金融危机的内在成因或根源，研究和实施化解风险的战略对策，就显得尤为必要和十分紧迫。

一、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与金融危机的多元含义

金融，是指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货币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在商品经济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不同国家、地区、产业、行业、企业和个人，在一定时期内都存在着货币盈余或货币短缺，而通过资金的借贷融通，以盈补短，调节余缺，借贷融通，互惠互盈，具有客观必然性。或者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组合，是以市场为主要依托和基础的。然而，无论是人力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还是物质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以及技术资源要素和信息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最终都要借助资金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来实现。所以，作为货币资金融通活动的金融，具有其他一切经济资源要素不可比拟、也不可代替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正是从这个根本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不过，就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来说，是经济发展的规模、质量和水平，决定着金融发展的规模、质量和水平，而金融在服务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而且，这种反作用又有双重效应，正效益是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负效应则是有可能导致经济秩序的紊乱，造成金融本身乃至整个经济的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乱、关系到政权存亡。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即巴黎公社，其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不懂得金融的重要性，没有果断接受法兰西大银行。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结果使逃到凡尔赛的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法兰西银行获得巨额融资，从国外购买大批武器，最终扼杀了巴黎公社。所以，我们不论从经济发展上，还是从政权巩固上，都应高度重视金融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本身又是一个高风险的特殊行业，风险种类繁多，成因复杂。其中，有支付能力不足的信用性金融风险；利率、汇率变动的成本性金融风险(由于美元贬值，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损失曾高达数百亿美元)；金融资产管理不善的经营性金融风险；社会政治动荡所导致的金融风险；社会经济运行失调带来的金融风险等。这些潜在的金融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的金融风险，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金融危机。从大的方面来说，金融危机主要有金融自身性危机、社会政治性金融危机、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

所谓金融自身性危机，是指由金融机构或融资主体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金融犯罪等自身性原因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例如，1997年，阿尔巴尼亚由“金字塔式集资计划”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代表。1992年，阿尔巴尼亚一些“投资公司”，以高达96％以上的高额年息集资，吸收了全国70％的住户，共有10亿美元的集资额。对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集资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由于投资收益有限，最后只能以本付息，即以集资款支付集资利息。时至1997年，真相败露，政府参与假集资的丑闻也同时败露。由此，致使失去一生积蓄的投资者被激怒，从示威游行发展到冲击政府机构，抢劫商场，烧毁银行，甚至发生了流血事件，喊出了“政府下台”的口号，最终酿成了一场全国性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另据有关资料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世界上已有120多个国家发生过严重的金融自身性问题。这些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所耗费的资金高达2500亿美元左右。所以，防范和化解金融自身性金融危机，已成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就目前首发美国，并波及世界的这场金融危机来看，且不说危机的实质和根源，2008年11月14日《齐鲁晚报》披露，近日，为彻底调查金融危机的成因，“找到真正的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美国国会将聆讯知名的对冲基金经理人(风险投资家)，即约翰・保尔森等5人，调查这些投资大鳄在金融危机中起的作用。结果如何，有待后来方知。

所谓社会政治性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由于政权更替或政治变革等政治性原因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例如，原苏联由于在政治改革中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当时发展到70多个政党，甚至爱喝啤酒的人也组成了啤酒党，同时又由于在经济改革中推行私有化的一次性休克疗法，结果导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0％左右，一半以上的食品和医药等生活资料需要进口，以解燃眉之急。由此，还导致卢布大幅度贬值，原来2个多卢布兑换一个美元，后来到几千个卢布才能兑换一美元，使亿万城乡居民在一个晚上变得一贫如洗。

所谓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乃至局部世界和整个世界，由市场经济过程内在矛盾的积累所造成的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在实质上是经济危机。例如，在1929年至1934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美国的GDP由3147亿美元下降到2394亿美元，消费价格指数下降24.6％。1929年9月至1932年6月，股市暴跌85％。1929年至1933年，失业率由3％上升到25％。1931年至1935年，净投资是负增长。由此可见，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国家永恒的沉重话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危机论，仍然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当代经济危机问题最可宝贵的理论财富。在目前的危机中，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德国成为畅销书，近期已销售数千册。由此可见，具有科学价值的经济学论著，就像金子一样，迟早是要发光的。

二、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是金融危机的内在根源

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依然是商品经济，在形式上只不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和现代形态。它不同于自然经济，也不同于计划经济。所以，当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模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时，千万不要以为市场经济就是阳光灿烂的永恒坦途，而无风雨交加的经济风险。

自然经济的本质特点，是自己的生产为了自己的消费，自己消费的是自己的生产物。如果有风险的话，除自然灾害和战争所造成的经济风险外，主要是自己决策失误所带来的个别风险；计划经济的本质特点，是依靠社会计划调整和实现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排除或淡化了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原则。如果有风险的话，除自然灾害、战争和政治因素所导致的经济风险外，主要是计划决策失误和失算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如中国1958年的“”，及后来“三年经济困难”，就是如此。

市场经济，即本质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是自己的生产在事实上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消费，而自己的消费需要，事实上是依靠别人的生产来满足。由此，在生产与消费的对立统一中，又增加了交换这个难以预测的可变因素，从而既蕴含了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蕴含了社会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就个别生产者而言，这种风险和危机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象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不过，个别商品生产或经营者的商品销售受阻，商品价值难以实现，只能说是个人的危难或厄运，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危机，至多只是小商品经济常见的经济现象。

无论是作为一般商品中的商品，还是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商品，其商品的内在矛盾始终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只有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得以顺利让渡或交换，商品的价值才能最后得以实现，从而使矛盾得以解决。然而，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发展或扩大中，个别商品中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也就积累和转化为堆积如山的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从而加深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社会性对立。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发展起来”。而这种矛盾的产生、加深和对立，实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矛盾的产生、加深和对立，从而在这种矛盾的运动中蕴藏着危机的可能性。正是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都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而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则又是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所在。所以，当我们选择和走上市场经济运行轨道之后，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应有科学的理性认识和社会共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和主体的市场经济，但从商品生产中具有生产经营自的各个经济实体看来，相对商品社会或社会劳动而言，不仅个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劳动仍属于私人劳动，就是国有企业的劳动相对社会劳动而言，也是有待社会承认的局部性企业劳动。所以，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也自始至终存在私人劳动或企业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基本矛盾。而在这种矛盾的对立和统一中，既包含着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必然性，也潜藏着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阶段和经济形式，其重要时代特点之一，是信用关系更高程度的社会化、国际化和全球化。不要说市场经济中的诸个国家和多数企业是以货币信用关系为基础，整个世界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即在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同时交织着信用关系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而且，在信用关系国际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作为世界第一超级经济大国，已经蜕变成完全依靠债务支撑的国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年14万亿美元左右，但国家债务和公司债务竟高达50万亿美元左右。其中，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库券就高达6000亿美元左右。这种高度发展的信用关系支持了经济发达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但也潜藏着更大规模的全球性信用危机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关系的链条一旦发生断裂，遭受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冲击的将不仅仅是某个行业、国家或区域，而往往是整个世界。

三、社会经济金融危机的实质及其深层成因

上已述及，商品自身中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以及作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或企业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是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内在根源，从而也是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即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然而，由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总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下存在和发展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以，作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又集中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资本的积累和生产发展中，又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过程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人民或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包括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相对缩小或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运动中，众多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经过日积月累，当社会总供给较大幅度超过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总需求时，由“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导致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运动的受阻或中断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经济危机。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干预或计划手段的调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危机的深度，或延续经济危机的波动周期，但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作用。所以，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不以人们主观愿望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虽不能说存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但在事实上存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多元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存在着由这种基本矛盾所决定的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计划弱化或非完全计划状态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可能发生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较长期的经济大幅度增长和扩张后，这种矛盾更有可能出现和激化。当计划调控手段力度不足或措施滞后时，可能发生类似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而且，由于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事实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市场，融为一体的情况下，即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会波及和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和借用市场经济，但不能回避和讳言市场经济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

由于经济危机主要是在生产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相对不足矛盾运动中发生的，所以，

只有当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限度时，才有可能把潜在的危机转化为现实的危机，并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又由于这种矛盾运动的积累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同时又受到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的制约，所以，这种周期又具有时间上的不确定性，长则可能几十年，短则可能十几年。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计划手段的适度运用，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属性的存在和计划调控的实施，再加上世界各国财富的较多积累，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的深度和破坏力，延缓或缩短危机的周期。所以，危机虽然难以避免，但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20世纪30年代那种具有巨大破坏力的经济危机。

就经济危机所表现出的经济现象来说，一般都是股市较大幅度跌落，投资萎缩，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企业破产大量增加，消费价格指数下降，失业率较大幅度增长，出口贸易受阻等。就当今世界经济而言，这些经济现象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示和发展。欧洲15个经济体，2008年二、三季度GDP连续呈现负增长，自1999年以来首次跌入经济衰退。美国第三季度GDP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率减缓，2008年第三季度为9％，已降至7年来最低的水平；最近，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加到51.6万人，失业率高达6.5％，创下了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不仅已有诸多小企业破产，大企业开工不足，失业增加，农民工市场也有明显萎缩或紧缩；国外股市近年来的跌幅多在1／3左右，中国则高于这个比例；刚刚经历过油价飚升，最近国际石油价格又大幅跌落，由每桶150美元左右跌至40美元以下。铜从2008年6月份的每吨8900美元跌至3800美元。铅从每吨3000美元下降到1900美元。煤炭价格也有较大跌落。2008年10月，中国的手机销售量，实际下降了7％。11月，花生油降价幅度高达25％左右，液晶电视降价高达30％。从出口来看，印度2008年10月份，出口出现5年来首次下降，较去年周期下跌15％，11月份可能会下降25％。日本2008年10月的前20天，出口较上年下降了9.9％。韩国2008年11月前10天，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26％。近期，中国出口增幅回落到4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因中国出口商品中多有生活必需品，所以跌幅不大，有的还有少量回升。这些经济迹象表明，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正在危及全球，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严重的冲击和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国内外新闻媒体，甚至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一般不讲“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只讲“金融危机”，更讳言“经济危机”。对这场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也只是讲“次贷危机”，即部分偿还能力和信用度较差的房产等不良贷款的危机。2008年第3季度，美国有765558幢房产的所有人收到违约通知，被警告房屋即将遭到拍卖或查封，是2005年1月开始这项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即使房贷业者采取新行动遏阻查封潮，估计今年将有160万人丧失家园，明年可能会有190万人失去房子。这一事实恰好证明，所谓“次贷危机”，正是在房屋生产无限扩张，而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住房需求相对不足情况下，所发生的局部性经济危机。而美国经济目前所出现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场危机并不仅仅限于房地产业的次贷危机，而是以此作为导火线的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因为汽车、电器、邮政等行业也同时发生了经济衰退。

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曾有尖锐而深刻的分析：“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但商品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这时，商品的浪潮一浪一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入的潮流只是表面上被消费吞没。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后涌入的商品，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有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给价就卖”。当以信用关系为基础的经济链条发生中断，如美国所谓“次贷危机”信用链条中断时，则就引发了潜藏已久的全面性经济危机。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再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

经济危机往往是首先通过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表现出来，似乎是由于信用危机或金融危机造成了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事实上则是：生产无限发展造成了“生产过剩”，生产过剩造成了商品积压，商品积压造成了供过于求，供过于求造成了企业亏损，企业亏损造成了有借难还，有借难还造成了信用中断，信用中断引发了经济危机。马克思曾经断言，对于这种危机，“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这全部人为地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并把全部已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卖进来，就可以医治好”。由于银行自身处在危机风暴的中心，在无力支付存款者存款的挤兑风潮中，更无能力收购“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商品积压。而且，这种“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信用支持所造成的。

四、目前世界各国化解危机的对策选择

由市场经济内在矛盾运动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即经济危机，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造成严重破坏和创伤。但作为经济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必然性，它又以强制性的破坏形式重新调节以信用关系为基础的产业发展，使社会生产在规模和结构上，重新实现社会供给与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相对平衡，并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依次发展，再创造新的繁荣。

不过，由于人类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人们虽然不可抗拒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但能够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的财政、税收、利率和产业政策等杠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的冲击力，减少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如果说，马克思曾经深刻剖析了经济危机的内在原因，揭示了经济危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最早提出了化解经济危机的相关对策。其中，包括政府应制定公共开支计划，增加就业，并通过减税鼓励人们增加消费等。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在美国采取了凯恩斯主张，确实收到了较好效果。后来，由于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在较长期的经济繁荣中推崇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马克思的“危机论”和凯恩斯的“干预论”渐被淡忘了。而在这场突人其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人们又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马克思和凯恩斯。不仅《资本论》在德国成了畅销书，英国《卫报》2008年10月23日发表了《金融危机标志凯恩斯主义归来》的文章。法国总统萨科齐甚至宣布：“自由放任主义结束了”。美国尽管还在唱着“自由市场经济”的高调，但在事实上，已开始采用凯

恩斯关于政府干预的某些主张。应当说，马克思的“危机论”和凯恩斯化解危机的“干预论”，是我们认识危机和选择化解危机对策的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

就目前世界各国化解危机的投入而言，全球已高达9.4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总产值的15％。其中，美国3.5万亿美元，占GDP总值的25％；俄罗斯2200亿美元，占CDP总值的13.9％；英国逾万亿美元，占CDP总值的37％；德国8930亿美元，占CDP总值23％；日本5760亿美元，占CDP总值的12％；中国5700亿美元，占CDP总值13％。这些以政府为主导的资金投入，一方面说明这场经济危机的影响之大和范围之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全球性社会财富积累的扩大，以及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积极态度。这正如发生在中国的汶川大地震一样，人们虽然还难以科学预测，也难以抗拒，但社会财富的巨额积累，以及救援力量的及时到位，可以减少地震所造成的各种损失和损伤。当然，由于这场危机刚刚到来，其对经济的影响深度和广度尚未充分显示，所以，这些措施的有效程度还有待观察。

就中国来说，走上市场经济运行轨道不久，就遇到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今年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所以，就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的实践来说，我们已有过成功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崛起，也为化解危机提供了必要的财力基础。改革开放30年来，年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9.5％以上，位居世界各国之首；2007年，经济总量高达24.6万亿人民币，比1978年增长66倍；城乡居民储蓄突破20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1000倍；外汇储备高达1.9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0000多倍；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生产了世界粮食总量的25％；21207年，全国财政收入近6万亿元，其中，仅山东省GDP总量高达2.5万亿元，相当于1978年7个中国的经济总量。这些，都为缓解和化解危机奠定了必要的财力基础。不过，由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局部性危机，而这次危机是全球性危机，又加之10年后的中国经济有了多种变化，因此，应当因时因地制宜地研究和实施化解危机的有效应急对策。

令人感到欣慰和倍受鼓舞的是，我国政府已经果断决定，到2010年底，将投入4万亿元新增巨资，用于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内需，并以此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其中，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七是加快地震灾区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此10项积极财政的重大举措，对于化解或缓解中国面临的危机冲击，必将产生积极的有效作用。

再者，各个地方政府也已作出应对决策。以山东省为例，已提出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47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6678亿元的投资计划。其中包括每年提供5万套经适房，加快建设3万所村卫生室，改建农村公路3.6万公里，支持企业境外收购矿产资源等21条重大决策。在最近四个月内，将有34个重大项目即将开工。所以，在中国，国家的应急决策，再加上各个地方政府的应急决策，将汇集成为化解或缓解危机的强大力量。

五、中国应当制定和实施保障经济增长的创新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