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篇1

[关键词]地方高校历史文化课程特色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5）01-0123-03

在地方本科院校，历史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一般由专业主干课程、众多选修课程、历史通识类课程三部分构成。如何把这三类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它们在培养和提高历史学专业学生学识和能力方面的作用，发挥它们在拓展非专业学生的历史人文知识和视野方面应起到的作用，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任务。笔者根据多年来多门课程的教学实践和经验，结合学生的实际，阐述个人的几点认识和心得，这就是：不论在专业教学还是非专业的历史教学中，都应当注重构建有特色的课程体系，设计有特色的教学内容，挖掘有特色的教学资源，采用有特色的教学手段。简而言之，就是实施历史文化课程的特色教学，以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一、特色教学的必要性

在地方本科院校，要想提高历史文化课程的教学质量，一方面当然必须加强和改进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众所周知，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就是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历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不例外。专业主干课程提供了增进专业知识、掌握专业理论、形成专业技能的基础平台。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既要求学生系统学习和掌握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也要求学生学习和掌握史学理论、史学史、历史文献学、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理论。只有学生达到了这两方面的基本要求，才能说培养了合格的历史学专业的专门人才。

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打造自身的地方特色。因为地方本科院校缺乏大城市拥有的优质资源，只能因地制宜，挖掘和打造地方特色。我国高校众多，受各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制约，在地域分布上极不平衡。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高校云集，而且高水平知名大学基本分布在这些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的高校在办学条件上一般都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而在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高校明显偏少，也缺乏足够的办学资源。但毕竟，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存在更复杂的多样性，经济落后地区往往在历史文化上拥有自己的独特资源。在开发这些特有资源的时候，当地高校肯定是最有条件的，完全可以就地取材，就近挖掘本地资源，在特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上做出独到的贡献。其次，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地方院校的历史教学必须注重阐明地方性历史。中国历史的发展，自有人类出现开始，就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在远古的时候，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不同族群的文化发展既遵循着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又因各地环境和条件的差异而创造着各自地方的文化特性。[1]在中原华夏与蛮夷戎狄等周边部族不断展开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地方性历史。而对地方性历史的记述很早就已开始出现，比如《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而要真正认识中国历史的深刻内涵，必须在揭示各个地方性历史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这也就是数十年来我国地方史或者区域史研究持续繁荣的原因所在。因此，地方院校在开展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研究当地历史的特性及其在全国历史中的地位，告诉学生所谓中国历史其实是无数地方性历史的纵横交织。任何地方性历史知识都不应该被忽视。再次，中国历史学的发展需要各地的历史院系提供和发展地方性历史知识。我国高校的历史学专业虽然不多，但在全国的地区分布上具有相当的广泛性。既然全国的历史是在无数地方性历史纵横交织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那么提供确实可靠的地方性历史就成了各地高校历史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重要责任。此外，地方本科院校的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定位是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输送专门人才，这样的人才就应该对区域历史文化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以适应各地中小学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

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教学，无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一般说来，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没有特色的课程教学难以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只有让课程的特色得到彰显，才能以其特有的魅力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可以加深对中国历史的认同感。历史文化课程的特色首先是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而中国是一个疆域广大、地方民族多样性显著的国度，要对这样一个国度的历史文化产生真正的认同感，只能在学生亲身感知的地方和民族历史文化特色基础上才能体认到真实的中国、多彩的中国。再次，可以对地方历史文化形成认同感。在体认地方和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加强和巩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学生也就能自然地加深对于自己所属地方和民族历史文化的认知，确认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当中的地位和意义。这样就能加深对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之情，提高认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水平。最后，可以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资源和智力支持，可以促进中小学的教育教学，有利于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普及和传播。在当今的中国，各地都已重视文化建设，积极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各地的高等院校纷纷主动参与当地的文化建设，充分调动学术资源，整合历史教学和研究队伍，凝聚力量，开展历史文化的调研和资源开发工作。做好了这一系列工作，既能为地方政府的相关工作提供研究资源和智力支持，又能推动和帮助各级学校开展好校园文化建设，开发出丰富有效的校本系列课程，发挥育人功能。

二、特色教学的可行性

既然在地方本科高校实施特色教学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地方本科高校有没有条件开展特色教学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数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已经积累了众多成果。特别是揭示各地历史文化特点的地方史和区域史成果，多得惊人，为历史文化的特色教学提供了丰厚的可利用的学术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史学界的历史研究领域大为拓展，地方史和区域史研究蓬勃开展。法国的年鉴学派地域社会史研究，美国的“中国中心观”历史研究，台湾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日本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等等，对中国的地方史和区域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中国的地方志学术传统也自然地发展为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加上我国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勃兴，极大地推进了全国各地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在众多的地方史和区域史研究中，东北学者群的东北史研究，西北学者群的西北历史文化研究，西南学者群的西南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华南学派的华南研究，华北学界的华北地域历史研究，两湖学界的楚文化和长江中游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江浙学者群的江南历史文化研究和徽州学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特色多样和复杂面貌。[2]难以计数的区域历史文化研究论著为各地高校开展有特色的历史教学构建起蔚为大观的教育资源。

（二）任何高校都可以依托地方，开发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为特色教学服务。笔者所在的湖南文理学院位于湖南常德，此地有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供挖掘和开发利用。如城头山古城，善卷和德文化，屈原事迹，里耶秦简、武陵蛮和五溪蛮，桃花源故事，刘禹锡谪居朗州，周行逢治楚，钟相杨幺起义，李自成禅隐常德夹山寺，清末开埠，辛亥革命，侵华日军细菌战和常德会战，等等。上述本地历史与文化特色，都可以在众多课程中设计教学内容，加以实施。而位于桂林的广西师范大学，多年来依托广西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了鲜明的历史学办学特色。该校历史系师生曾长期致力于太平天国史研究和教学，后又大力开发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比如桂系军阀历史、泛北部湾历史文化、西江流域历史文化、湘桂走廊历史文化、桂林抗战文化等等，所开展的教学改革和研究风生水起，取得了累累硕果。

（三）地方本科高校也能创造条件，努力开展野外历史文化特色教学。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与专业考察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我们的培养方案，一年级时组织学生去长江三峡、荆州等地，参观和考察三峡两岸的历史文化古迹，例如白帝城、奉节历史博物馆、荆州古城、荆州博物馆以及三峡水利工程;二年级时组织学生去湖南宁乡、韶山、长沙、井冈山等地，参观和考察花明楼刘少奇故居和纪念馆、韶山故居和纪念馆、湖南省博物馆、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革命烈士陵园、黄洋界、小井红军医院、大井革命遗址等;三年级时组织学生去西安及其周边地方，参观和考察半坡遗址博物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茂陵、乾陵、西安古城、钟鼓楼、西安碑林、大明宫遗址、大雁塔等。上述要考察的历史文化遗存内涵广泛、形式多样，上起史前人类及其文化遗存，下讫共和国的历史，是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过程的极好的生动材料，对中国通史的教学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多年来，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一直都很高，他们把所学理论知识用于考察和分析所接触的无数实物、遗存，反响热烈，获益无穷。其他许多地方本科院校在这一方面也都有各自的特色教学考察项目，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三、特色教学的有效实施

以上业已说明，地方本科高校完全能够开展好历史文化课程特色教学。不过，要实现历史文化课程特色教学的目的，提高各类课程特色教学的效果，还需要认真研究教学方法，科学构建教学体系。

第一，要以各类历史课程的教学为中心，把历史文化理论与历史文化事项的教学充分地结合起来，进行深度的历史文化理论探讨。数十年来，中外学术界关于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所提出的理论学说精彩纷呈，林林总总的理论学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我国当代的历史研究发生了影响。英国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启发我们，各种文明的发展史都有自己生长的脉络。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告诉我们，对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要有宏观总体的把握。美国的中国中心史观告诉我们，任何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都有地方社会的深刻背景。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流派，已经走向“历史现场”，用众多成果揭示了区域历史文化的内在理路。[3]这些理论和学说都对我们认识和把握区域历史文化特色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完全可以借来研讨本地历史文化特色。只要我们运用这些理论和学说，实际考察各地的历史文化事实和现象，比如人口与生计、社会组织和结构、政治权力和秩序、民间习俗与风尚、等等，分析其间的出入，检验其真理，发现其谬误，就能明显提升我们思考历史的深度、高度和广度。当我们对中国各地的历史文化特点有了具体的把握之后，当我们对全世界各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形成了比较真实的认识之后，我们才能说自己对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达到了真实的生动的具体的认识，我们所学到的历史才不是抽象的知识，才不是干巴巴的一些结论。

第二，要积极创造良好的教学条件，扎实开展野外历史文化的实践教学。历史教学需要良好的条件才能实现既定的目标，包括图书资料、音像资料、文物设备，也包括野外历史文化遗存。因为历史发生在过去，要想再现历史场景，必须借助各种资料和手段。一般的历史讲述和呈现需要有好的条件和资源，而体现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教学更是如此。其一，地方本科院校的图书馆和院系资料室应当积极研究能够服务于特色教学的资料购置、音像文图资源建设，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资源来建设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实践教学基地，尽量满足教学需要。但笔者所在学校图书馆在历史图书购置方面明显滞后，院系资料室也是多年未进新书。在图书经费总量有了较大增长后，追加用于购置历史新书的经费是必要的。其二，文物资料的建设和利用相当重要。我校原有文物陈列室，拥有文物数百件，但是搬迁到新校区后，一直堆放在仓库中，至今都没能重建文物陈列室，这无疑制约了有特色的历史文化教学，如能重建并充分利用就可促进特色教学。其三，加强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和利用。这在我校已具有二十多年的优良传统。本校不仅有本地的常德博物馆、德山、澧县博物馆和文庙、城头山古城、石门博物馆、夹山寺、林伯渠故居、洪江古商城、凤凰古城、桃花源、花明楼刘少奇故居、韶山故居、湖南博物馆、南岳衡山等众多教学基地，而且在省外也比较固定地建成了荆州和三峡、井冈山、陕西西安这三大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教学地点。这些实践教学资源条件优越，多年来在每一届学生的教育教学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们必须保持和利用的宝贵资源。

第三，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学科能力和素养，在训练中提高学生的实践本领。需要指出，开展特色教学并不是目的，而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手段。因为高校历史教学的任务之一是培养学生具备史学专业的基本能力，形成比较完善的史学素养。众所周知，当代史学的专业教学必须注重能力的培养，包括调查和收集史料的能力、考辨史料真实性的能力、分析和解释史料的能力、理论思维和史事概括的能力、史事评述和表达能力，等等。而这些能力的培养和形成并不是轻易就能实现的，需要相当艰苦而复杂的教学过程。带领学生深入历史发生的现场，在尽量接近真实的历史环境中体验历史、认知历史、把握历史，教会学生形成切实有效的学科能力，这样才有可能达到目的。而要进入历史现场，有两个途径是必经的，一个是阅读原始文献，在接触和理解原始文献的过程中了解比较真实的历史，笔者曾经带领全班学生去到图书馆古籍室亲手翻阅古文献，效果不错;另一个是考察历史文化遗存，在历史活动发生地观察实物，近距离接触历史遗迹，从而体认具体的历史。学生通过这两个途径所认识到的历史，就不会是抽象的历史、普遍的历史，而必定是具体的历史、特殊的历史，能让他们体验到人类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也就是各地特色的历史文化。通过这样的训练，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专业本领，让学生懂得那种认为学习历史就是看几本历史书，背下几本历史教科书的看法实在是荒谬的，这样认识到的“历史”是干瘪的、虚假的，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是有害的。

[注释]

[1]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M].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9.

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篇2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日常生活史；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017-06

收稿日期：2013-09-10

作者简介：常建华（1957-），男，河北张家口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社会史研究。

HistoricalAnthropologyshouldbefromAlltagsgeschichte

CHANGJian-hua

Abstract：Anthropologystudieshistoricalchangesoffolkcustomstoshowsocialcultureembodiedbyhumanbehaviorsduringexacthistoricalperiods.Thesocialculturerootsindailylife，soAlltagsgeschichteistheimportantpointfromwhichAnthropologydevelops，becauseitisnotanuniqueresearchingobjectbutakindofresearchingviewandmethod.ManyEuropeanmajorschoolsstressedtheresearchingofhistoricalanthropologyonthebasicofdailylifetosomeextend.Anthropologyresearchingofchina，especiallyinMingandQingDynasty，wasonthebaseofregionandfieldpractice，hadinvolvedindealingwiththerelationbetweendailylifeandanthropology.Asthereisscarcelynostudyspecializedinanthropologyfromtheapproachofdailylife，itisnecessarytostressthattheresearchshouldbestartedfromthedailylife.

Keywords：HistoricalAnthropology；Alltagsgeschichte；SocialCulture

历史人类学在当今的中国已经广为传播，不乏论述者。然而专门从日常生活的视角理解历史人类学的专门论述似乎罕见，笔者试为之，以就教于时贤。

一、历史人类学主张以日常生活史为基础

社会—文化人类学将社群及其生活置于主要研究对象，如果要区分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话，一般而言，文化人类学径直以研究日常生活为主，而宣称研究人际关系网络的社会人类学，是将社会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举例来说，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的经典《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其主题是政治制度，作者明确指出：“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政治制度。”将研究目标设定为：“描述努尔人的生活并揭示他们的社会结构的某些原则。”[1]难能可贵的是，1961年埃文斯-普里查德：“要求人类学家以历史学家为师，原因是历史学家在分析研究历史文献方面较有经验，能把握时间和变化。”[2]如此将人类学田野调查同分析历史文献相结合，把握所探讨问题的时间和变化，就把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

何谓历史人类学？1978年法国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一文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为了让过去称作‘道德习俗史’的这一领域重新焕发青春，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心态习惯。……人类学的特性在于研究那些能用来确定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的现象；用一句眼下时兴的术语来说，这些现象无关宏旨，而是被社会所说明，也就是说通过社会来理解和心领神会的。”“人类学在这里也从文化生活的底层征服了史学，这些底层也就是最无关紧要的、最松散的表达：如群众信仰、浸润于日常生活之中或联结于宗教生活的仪式、少数人的或私下的文化等，简言之即民俗”[3]。他认为历史人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根植于生活。

1979年问世的瑞典学者奥维·洛夫格伦、乔森那·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作者在《绪论》中揭示出当时欧洲对于日常生活史的重视，也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特色：“不管它们叫心态史、文明进程研究、文化社会学，还是历史人类学，这些研究方法都旨在关注日常生活史中的文化、思想，用历史的方法挑战今天习以为常的观念。”[4]即历史人类学旨在关注日常生活史中的文化、思想。

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导人勒高夫，在其《新史学》中倡导历史人类学研究。1993年他来到中国，倡议建立历史人类学。他说人类学“研究方向对我们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一切人的历史，而不单纯是理解社会上层的历史。然而人类学主要是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两个学派内部发展起来的。可是，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并不重视时间，也不考虑历史。所以，有意成为人类学家的史学家应当创立一门历史人类学。”[5]勒高夫把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作为历史人类学的重要追求。1993年创刊的专业杂志《历史人类学：文化-社会-日常生活》，反映的就是这种对于历史人类学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理解。

美国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也指出历史人类学在于揭示生活的意义：“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通过个别事件挖掘出前人的人生体验和当时的生存状况。这类研究有过不同的名称：心态史、社会思想史、历史人类学或文化史（这是我的偏好）。不管用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对‘生活的意义’这样伟大哲学命题，要想找到它的终极答案是徒劳的。但我们不妨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求和了解前人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6]

较新的表述是2002年德国学者汉斯·梅迪克撰写的《历史人类学》词条，指出：“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独特形象而言，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与体验史。……‘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认为，历史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完美无缺的，而应该被理解为‘文化文本’与‘文化建构’。在理解‘历史人类学’时，人们必须在历史进程中研究历史的物质性。”[7]

行文至此，也有必要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日常生活史”的理解。德国学者阿尔斯·吕特克撰写的《日常生活史》词条，指出：“‘日常生活史’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种观点，而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常见的说法是“小人物的历史”与“下层历史”，而他则认为：对于日常生活史性的强调应被理解为对于批评的批评，日常生活史是一种以行为为导向的视角，日常生活史已经成为大量研究项目与描述作品的一种维度，发现‘横亘’在社会与统治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性。[8]

尽管最新的历史人类学作为人学涉及多学科，研究范围很广，瑞士学者雅各布·坦纳还是归纳其基本问题则是三个：一是涉及人类图像的演变，涉及以人为中心的自我描述的讨论和传媒条件的演变；二是关乎人们用以组织和调节自己社会共生的社会实践和符号形式；三是问及人类本性的历史性。雅各布·坦纳并且指出：“不论从何种视角出发进行阐释或解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历史人类学的代表人物，都把日常史、习惯史以及人类生活方式再生史和变化史当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9]日常生活史在历史人类学当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注意到，阿尔斯·吕特克的日常生活史与前述安德烈·比尔吉埃尔的历史人类学，均强调二者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

二、西方具有日常生活史特色的

历史人类学研究

法国具有历史人类学的学术传统。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还指出：勒格朗·多西著有《法国私人生活史》（1782年），并准备研究一种法国人道德习俗的社会史。因此“实际上，我们自年鉴派形成以来所看到的并不是历史人类学的问世而是他的复兴”[10]。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1949年发表《历史学与人类学》一文，揭示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作者认为：“这两个学科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主题、目的或方法的不同。它们具有同一个主题，即社会生活；同一个目的，即更好地了解人，以及，事实上，同一种方法，其中不同的仅仅是各种研究技术所占的比重而已。它们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对两种互为补充的观察方法的选择不同：历史学是从社会生活的有意识的表达方面来组织其资料的，而人类学则通过考察它们的无意识的基础来进行研究。……虽然人类学家的分析主要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无意识成份，但如果以为历史学家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那就大错特错了。历史学家毫无疑问首先是希望从那些使社会现象具体化的事件以及个人对这些现象进行思考和经历它们的方式上来解释这些现象。但是在掌握和解释那些在人们看来似乎是他们的表述和行为的结果（或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的表述和行为的结果）的东西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很明白，并且越来越明白，他们必须求助于无意识的详尽说明的全副手段。我们不再满足于以再度合理性说明和再解释为线索编排历代王朝与战争的政治史了。”[11]明确指出，历史学家研究社会生活需要借助于人类学。由于历史学与人类学均以社会生活为研究主题，以对人类的深刻了解为共同目标，可以交叉渗透构成历史人类学。

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物质生活和资本主义》研究的主题是前工业社会中世界的居住条件、服饰、饮食等，“写了一本历史人类学的著作。布罗代尔并不满足于只列举日常生活的一系列事物，而是主要指出经济平衡机制和交换的流通怎样塑造和改变着人类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演进轨迹，指出人们的行为怎样集中于口味，重复性的行为以及为什么某种食品从一个大陆传到另一个大陆，或从一个社会阶级传到另一个社会阶级，会改变人们的习惯等等”[12]。

雅克·勒高夫等第三代学者倡导打破学科界限的新史学，光大了历史人类学。1971年勒高夫出版《为了另一个中世纪：西方人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一书，声称要“对西方世界前工业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的构成作出贡献。”1980年法国史学评论家保罗·利科认为该书有人类学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另一个中世纪”意味着中世纪与我们有区别。第二，这也是一种对主题有所选择的人类学：时间和劳动，劳动和价值体系，雅文化与俗文化，注重日常生活。第三，这是一种注重无法撰写自身历史的普通人的人类学[13]。

在英国，E·P·汤普森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扬名。1976年他在印度历史大会演讲《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指出历史学需要借鉴人类学，但不是盲目和丧失历史学特点的。他说自己过去十年在研究18世纪英国社会史时，碰到过寻找和了解通俗文化及仪式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普遍被认为更接近社会人类学，而不是经济史。他指出70年代历史学家对于研究仪式的兴趣：“仪式不仅渗透到家庭生活，而且还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最近几年，历史学家一直用新的方法考察长期以来一直比较相象的生活各个方面：乡村和城市仪式与节日表；社交生活中的娱乐场所；工业革命前后劳动与闲暇节奏的变化；社团中青少年地位的改变；很少被看作经济纽带而是被看作社会纽带的消息、聊天、谣言聚集中心的市场和集市；群众反抗形式的象征意义等。”[14]可见历史人类学需要处理大量仪式生活。

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显示出历史人类学的特点。其代表人物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关注16世纪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叫“梅诺其奥”的磨坊主的宇宙观和思想，进入生活世界。

前引瑞典学者《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透过丰富的民俗材料，描述了1880年至1910年间的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他们在努力营造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认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最文明、最先进的，并应被推广给普通大众，中产阶级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成功地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1989年美国学者杰弗·埃利介绍西德社会史发展的新方向。他认为过去10年西德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新发展当属日常生活史的起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者采用人类学认识方法，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成为历史学与人类学交叉问题的国际性中心，西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很大。阿尔夫·吕德克是日常生活史的创始人之一，他强调“日常生活史意味着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提出有关社会进程与结构的重大问题；日常生活史并非忽视政治问题，而是更彻底地提出公开的与私下的、人身的与政治的问题。”[15]

美国的两位人类学家影响到历史研究。克利福德·格尔兹提出的“深描”的文化解释方法，对历史学家来说，提供了揭示日常生活表面现象所代表的深层文化象征的途径。萨林斯认为，人类学家称为结构的东西是具有历史性质的客体[16]。20世纪70～80年代由格尔兹和“以一种更强烈的历史成分而由马歇尔·萨林斯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越来越成为新的日常生活史的历史研究的一个样板”[17]。

总之，西方史学界到了20世纪70年代，转向微观史，与他们受到人类学家的影响有关。80年代初，美国学者伊格斯尔指出：“目前，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社会史，但现在其社会科学基础是放在诸如人类学和符号学这类探索集体意识、价值和意义，并将人视为历史局势中的积极因素的学科之上，而不是放在地理学、经济学或人口统计学这些对人类自由加上了外部限制的科学之上”[18]。英国学者彼得·伯克认为：“一般说来，微观史家志存高远，虽不敢称从一粒尘埃看整个世界，但也必声称从局部数据中得出一般性结论。对金兹伯格而言，梅诺其奥这个磨坊主就是一个传统的、口传民间文化的代言人；而勒鲁瓦一拉杜里则通过他所谓的‘大海中的一滴水’，即有关蒙塔尤的专题研究展现了中世纪村庄的全貌。……有理由表明使用社会显微镜是可取的。单个样本可以微缩地代表一种状态，即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根据其他理由）业已知晓的某种流行状态，这一事实促使他们选取这些典型并加以研究。在有些案例中，微观史研究使用计量方法；历史人口学家时常对单个家庭进行个案研究，或利用电脑模拟某种家庭体制中某个人的生活。”[19]拉杜里的《蒙塔尤》使用宗教裁判所审问异端村民的记录，试图揭示“构成和表现14世纪初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即“社区的生活本身”[20]。

三、中国历史人类学实践中的日常生活史

中国的现代人类学研究中，日常生活居于重要位置。汉族社会人类学研究开创者之一的林耀华先生，持有社会结构的能动性和功能平衡的观点，也认为国学当中从文本到文本的古今持续性研究，为中国新生的社会学/人类学积累了珍贵的文献遗产。林耀华早期的研究，既有依据文献的拜祖讨论，更有进行田野调查的福建宗族探索。林先生回忆创作《金翼》时说到：“我在田野工作程序中运用了很多人类学理论，仔细剖析了芬洲和东林两家的日常活动，他们的人际关系程序，试图告诉读者地方人民生活的图景。”[21]他还总结研究实际生活的方法，先考察每人每日的常规，“这些材料才算是社会结构里的真正内容，详细记载了个人日常生活之后又应渐渐推张个人生活和家庭、家族、氏族或整个社会的关系，再而找出团体与团体的生活关系。”[22]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林耀华的汉人社会研究，是以日常生活出发的。

中国社会史的探讨，具有历史人类学特色的是华南研究。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闽粤区域史研究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历史学者研究社会经济史，结合田野调查，发生了人类学的转向。目前这种研究风格在扩散，如徽州与江南、华北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就显露出来。

郑振满与海外人类学家合作，研究福建特别是莆田地域的社会史。他认为历史学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就是从民俗研究历史。民俗说到底就是人情世故，就是做人的规矩。民俗存在于日程生活中、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民俗是有继承性的，是相对稳定的，所以通过研究民俗有可能了解民众的历史。通过民俗研究更深层次的历史，研究历史的深层结构。我们的看家本领就是解读历代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这些典籍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回到日常生活才明白。看它们对当时的百姓究竟有什么意义，有没有影响到百姓的经济活动、社会关系、政治生活和各种各样仪式行为。历史人类学就是要尽可能把历史学关注的那些最基本的问题与民俗（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的规则）联系起来，透过这种联系去解读它的意义。①郑振满走向民间与田野，经常看仪式、访谈、采风，通过对分家、祭祖、婚姻与收养、民间信仰与社区组织的研究，从民间日常生活习俗入手，揭示了民俗背后社会机制与社会历史的变迁②。他又说：“由于学术旨趣的不同，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就历史学而言，历史人类学的特征应该是‘从民俗研究历史’。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历史首先要从民俗入手，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民众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然后把各种民俗现象和宏观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揭示民俗所具有的历史意义。”[23]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初版）一书，深入宗族的日常生活史，祖先崇拜下的祭祀信仰、家庭的再生产成为宗族研究的基础，成功地揭示了宗族文化建构的历史过程与结构性特征。这种历史人类学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结构的研究手法，也反映在刘志伟身上，他强调人类学家注意到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形成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历史学家就不得不重新反省对“过程”的结构作历史阐释的角度和方法[24]。

中国风俗史特别是明清社会风气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从风俗论走向社会史[25]。然而，还有一个有待加强的研究取向，即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看待风俗，将风俗史研究转化为日常生活史的探讨，可以为风俗史、社会史的研究带来新的活力。

历史人类学研究离不开民间文献，而理解民间文献离不开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郑振满指出民间文献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说：“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文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间文献的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历史人类学了。”[26]就是说，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程美宝、蔡志祥也有类似的表达：“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直接影响著历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界定和解读。……许多历史学家往往只重视甚至迷信文字资料，而无视资料产生的过程，更忽视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出来的资料。这些资料，如婚帖、讣告、帐簿、人缘簿、分单、乡村告示、符纸等，很多是暂时的，很快被销毁；或是束之高阁，只作为家庭、乡党、伙友缅怀过去或计算将来的参考。与此同时，地方社会的历史，不少是口耳相传，或在乡民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中产生或呈现的。因此，单靠帝皇将相或官宦士绅制造出来的史料，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地方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也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如何进入民间，乡民如何理解国家。历史学家必须走出森严的档案库，一方面在田野中探索和体验乡民的历史，一方面把当代的、眨眼即逝的、非文字的资料转为有用的、可长期参考的资料。在这方面，人类学家发展出来的方法和理论，足资让走向民间的历史学家参考。”[27]

陈春声谈到《走向历史现场》问题时，结合自己在韩江流域的梅州和潮州地区的研究实践，阐明历史人类学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在历史现场中“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提倡“眼光向下”、强调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候，要把握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28]。

在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当中，赵世瑜承担的课题《10世纪以来华北村社、移民与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副标题为“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29]。这项历史人类学研究，从民众生活进入华北村社、移民与宗族的主旨鲜明。

长期利用民间文书研究徽州的学者王振忠，近来注意排日帐资料。他认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需要发掘新的文献史料，而排日账（工夫账）以其翔实的记录，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来源。排日账的记录者并非局限于下层民众，除了以往所知的农民之外，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私塾先生，同样也有撰写排日账的习惯。徽州当地日常生活中银钱的借贷往来，土地买卖中田地税赋之推收过割，以及婚丧礼俗等活动中的诸多社交应酬等，都促使彼此之间的银钱结算显得极为频繁，这应是现存排日账在徽州所见独多的原因所在。如何以文本为基本线索展开实地调查，借助田野考察所获的感性认识，加深对民间历史文献的理解，进一步认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可能是今后需要着力开展的一项研究。[30]这实际上也是从日常生活史出发，利用民间文献探讨历史人类学问题。

四、结语

历史人类学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强调的是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而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因此，我们应当扩展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理解，虽然历史人类学重视田野调查，但绝不限制于此。如诸多艺术社会史的研究就体现出历史人类学的特色，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教授柯律格研究明代书画家文徵明，在送礼活动中寻找文徵明作品的根源，指出：“日常生活中早已存在着一套言语与姿态的陈规，以界定种种收受的时机与场合。”[31]他将文本作为物品，注意其在流传中的物质性残留，如题跋或藏印等。特别是借鉴人类学家莫斯等的早期礼物研究，也关注1990年代杨美惠、阎云翔、任柯安讨论中国礼物的研究成果，思考的问题是“文徵明、与他有关的人以及在他们之间流转的物品如何一同在一连串特定的社会脉络中运作其能动性。”[32]研究了各种场域下的社会关系，进入文徵明及其作品创作、流传的生活状态。重视艺术实践与日常生活中交往与应酬的关系，也体现在艺术史家白谦慎对傅山的研究当中。③物质文化的研究与日常生活、历史人类学的探讨不可分割。

在西方学术界，无论是法国的年鉴学派，还是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从英国马克思学派的社会史，到德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乃至美国人类学、文化史的历史人类学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或有人担心日常生活史容易使历史研究导向琐碎化，失去与国家以及大历史的紧密联系性。其实生活史是构筑总体史不可少的，或许某种意义上来说失去国家而获得了世界，这正是当下全球史所追求的。美国著名学者彭慕兰指出：“对于‘总体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日常生活史——的追求。……把目光转向各种社会史主题似乎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这些主题的研究中，国家的概念用途不大。……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许更不容易衡量，但是它们也是全球史的重要内容，这要归功于年鉴学派的影响，同样也归功于诺伯特·埃利亚斯和米歇尔·福柯的影响。……早在大众消费市场——更不必说全球传播媒介了——形成前，那些惯常认为地方气息很浓的私人生活史，都有着重要的世界史维度。”[33]日常生活史对于总体史、全球史有如此的重要性，历史人类学以日常生活史为出发点，不会偏离历史学的发展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立足地域考察历史，构成新社会史的特征。日常生活史也是近来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重视的，“许多研究描绘了日常生活的构成和变迁，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到与动物的关系，从食物习俗到娱乐、节庆和宴饮方式”[34]。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产生不解之缘，一些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由于近世历史资料丰富、历史遗存众多、便于田野调查，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表现出明清时期较热的特点。明清时期则立足于地域与田野实践历史人类学，已经处理到日常生活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然而有意识地进一步强调日常生活对于历史人类学的重要性，或者说历史人类学研究应以日常生活史为出发点，似乎仍有必要。

注释：

①郑振满：《从民俗研究历史——我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原刊《潮声：厦门大学人文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2003年；收入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附录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9-279页。

②请参考郑振满以下论文：《清至民国闽北六件“分关”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宋以后福建的祭祖习俗与宗族组织》，《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闽台道教与民间诸神崇拜》（与丁荷生合作），《民族学研究集刊》，第73期，1992年；《吴真人信仰的历史考察》，《吴真人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1992年；《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史林》1995年第1期；《明清福建里社组织的演变》，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其中后面的四篇论文，收入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卷三“民间信仰与仪式传统”，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73-253页。

③白谦慎：《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白谦慎：《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以傅山为例》，胡晓真、王鸿泰主编：《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519～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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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赵世瑜主编.大河上下：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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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英]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引言[M].刘宇珍，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Ⅹ.ⅩⅧ.

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篇3

[摘要]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人类学，尽管从学术传承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出现为消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界，促成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历史学内，“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到历史人类学的演变过程。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历史人类学已经展开一些研究实践，但是尚需进一步提倡。这种提倡表现在三个方面：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互动。历史人类学会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会成为一种介于宏大叙事与经验性实证研究的“中层理论”。从历史学科的本位出发，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吸收借鉴颇多，但是不能轻易放弃历史学科本位。

ReviewsonHistoricalAnthropologyandModernChineseResearch

KeyWords:historicalanthropology;modernChinesehistory;socialhistory;socialculturalhistory

Abstract:HistoricalAnthropology，risinginlate1980s，belongstotwodifferentsubjectsinscholarlyperspective，butitplayedimportantrolestodevelopthecombinationofthetwosubjects.Inhistory，historicalanthropologyexperiencedtheprocessfromsocialhistorytosocialculturalhistoryandfinallytohistoricalanthropology.AndinmodernChineseresearchfield，therearesomeresearchpracticesinhistoricalanthropologybutmoredevelopmentsareneeded.Thiskindofdevelopmentliesinthreeaspects，namely，subalternperspective，localexperienceandtheinteractionbetweentextandfieldrelating.HistoricalanthropologywillhaveusefulinfluenceonmodernChineseresearchandbecomeakindofmiddletheorybetweengrandnarrativeandexperimentalresearch.Atthesametime，historicalanthropologyabsorbsmuchfromanthropologybutwecannotabandontheessenceofhistorysubject.

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一章《史的目的》中写道：“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1](p148)寥寥数语道出了历史学研究的真谛。纵观20世纪“流质善变”的新史学，其本质无非是如梁启超所云赋予“过往的真事实”以“新意义或新价值”。历史学正是在这种“襄理旧业，益以新知”的过程中，不断完成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革新和转移。随着社会科学领域日益消融学科边界，跨学科跨领域对话潮流的兴起，历史学研究更多地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借鉴、融合和对话。历史人类学便是历史学“革新”的诸多表现之一。

何谓历史人类学?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文化人类学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Anthro-pology)即人类学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也就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也可以说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实现民族志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体现人类学的文化论与历史学的过程论的协调，以克服传统历史观的局限性。[2]持论极端者甚至称：“这门新兴学科只能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而绝不是史学的分支。当然，作为文化人类学与史学结合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要与史学发生联系。但这绝不意味着与史学不分主次。就其实质而言，历史人类学延续的是文化人类学的传统；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它肯定要借鉴、运用史学的方法和理论，但这种借用只具有辅助作用。”[3]而历史学者则认为，无论勒高夫是否算作第一个“抢注”了“历史人类学”的学者，这个从名词上看似乎应该属于人类学分支的学科，至今在人类学中还没有成熟的发展。[4]

究竟是历史学的人类学化，还是人类学的历史学化，历史学与人类学者从各自的学科本位视角出发，提出了既相通而又各异的说法。文化人类学强调历史人类学的出现弥补了以往人类学研究对历史重视不够的缺憾，给予人类学以“历史感”。而历史学则比较看重历史人类学带给传统史学研究的新鲜视角、理论方法以及“现场感”。不管怎样，兴起于20世纪8。年代中后期的历史人类学，“使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增大了‘现场感’和‘共时性’；使人类学研究添加了‘厚重感’和‘历时性’。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学术舞台上这样的‘联袂出演’而喝彩”。[5]换言之，历史人类学尽管从学术传承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出现为消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界，促成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到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的形成，得益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自我反省”和互相借鉴以及消融学科边界的努力和实践。在人类学中，从早期以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到著名的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再到后期的格尔茨、萨林斯等人，持续不断地对“历史”的强调，终于打破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缺少“历史”深度的遗憾。在历史学内，“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按照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一文中所述：“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心态习惯。”[6](p238)历史人类学在史学的传统内可以追溯到1782年法国史学家勒格朗·多西所著的《法国私人生活史》以及伏尔泰的名著《习俗论》。不过，笔者以为在历史学学科范畴内，历史人类学滥觞的真正源头应该回溯到年鉴学派所提倡的社会史。正是年鉴学派所开创的对上个世纪影响久远的社会史，孕育了历史人类学的胚胎。

历史人类学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的重视。马克·布洛赫在其未竟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将一个在国难当头之际的著名历史学家对史学的认识揭示得淋漓尽致。他指出：“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像力。”[7](p10)又云：“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7](p23)把“人”以及对人的“理解”作为历史学的中心，可以说是马克·布洛赫等年鉴学派史家在史观上的杰出贡献。而他的《国王的触摸》一书则被誉为历史人类学的开创性著作。该书所讲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法国在举行庆典仪式时，国王具有一种医治百病的力量。透过这种带有传说性质的民俗故事，马克·布洛赫以人类学的视角，进行了一番历史探讨。该书不仅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手法上成为与传统史学迥异的“新史学”作品，而且似乎也确立了与民俗学研究不同，整合社会学、人类学的新研究模式—历史人类学模式。

吕西安·费弗尔的贡献则在于首倡“心态”对历史的重大影响。众所周知，在历史人类学中，心态史的研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费弗尔的名著《马丁路德传》与《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两书，致力于历史学与集体心理学之间关系的探索。在《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中，费弗尔力图表明在拉伯雷所处的时代，看起来好像与现代人极为接近，但其实却是相当遥远的，而这是由于心态器具上的极大差异所造成的。由此观之，费弗尔的心态史研究乃是从语言、文字入手，并以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作为其历史观察的主体架构，强调心态本身的不易变动性。安德烈·比尔吉埃尔认为：“今天历史人类学正是在研究心态世界中继续进行着最有成效的研究。由吕西安·费弗尔引入史学家词汇库的心态概念，在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方面还不够明确，但相当开放。”[8](p256～257)对心灵、心态与集体意识的关注，构成费弗尔史学研究的特色。“探讨长时段中人们的态度是心态史的特点，而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密不可分。”[9]

除了承继第一代学者的学科整合和对非政治史的关心等传统之外，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不再满足于只对日常生活习俗的挖掘，发展出“长时段”与“结构”的历史。布罗代尔的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一个时代(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体现的一个地区(地中海)的“整体历史观”，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该书中，布罗代尔匠心独具地以区域性的地中海空间而不是民族国家作为其著作的边界，并将传统史学研究的划一性时间析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每一个时间层面对应着不同的历史。由此观之，区域历史与时间的多层面性，是布罗代尔这本名著为后世历史人类学者提供的重要启示。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年鉴学派进入以勒高夫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时期。与前两代学者相比，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在学科整合的路上走得更远，加上英国、意大利等国“新史学家”的努力，世界历史研究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建立在年鉴学派社会史发展基础上的新的历史研究潮流蓬勃兴起，这就是彼得·伯克所称的“新社会文化史”。“这场新运动肇始于法国(这里，它与美国和所称的年鉴学派第三代相联系)，并传播到许多其他国家，70年代初传人英国和意大利，八九十年代则播及欧洲其他地区：德国、匈牙利、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等国。[10]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可视为继年鉴学派社会史研究之后，世界历史研究的又一次研究范式的革新。“这场运动并不囿于历史学家，一些人类学家如克里福德·吉尔茨、马歇尔·萨林斯和理查德·普莱斯均转向历史领域(如爪哇、摩洛哥、夏威夷和苏里南等地的历史)，从而推进了这一新趋向。”[10]由于人类学家的加入，新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促使历史人类学的产生，历史人类学也成为新社会文化史的五个重要研究领域之一。①“社会文化史也常以历史人类学著称，其实践者常受人类学家尤其是克里福德·吉尔茨的启发。像人类学家一样，历史人类学家研究日常生活，并试图找出隐藏于表面之下的规则、常规、习俗和原则。”[10]

雅克·勒高夫1971年出版的《为了另一个中世纪：西方人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一书，就是一本典型的历史人类学著作。恰好体现出作者致力于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8](p40]的学术努力。保罗·利科认为，该书是历史人类学“最典型的著作”，它有人类学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区别感。“另一个中世纪”意味着中世纪与我们有区别。第二，这也是一种对主题有所选择的人类学：时间和劳动，劳动和价值体系，雅文化与俗文化，注重日常生活。第三，这是一种注重无法撰写自身历史的普通人的人类学。[11](p87～88)“过去即异邦”，人类学的问题意识，对底层世界的关注，无疑是该书的特色。此外，新社会文化史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微观史的研究也极具历史人类学的特征。微观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卡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都是对一个地方小社区的历史考察。《蒙塔尤》使用宗教裁判所传唤异端嫌疑犯的口供，讨论了14世纪初法国西南部的一个村庄的经济、家庭结构、妇女地位，以及当地的时间、空间、宗教等观念。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关注的是16世纪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叫“梅诺其奥”的磨坊主的宇宙观和思想。这两本微观史的研究著作的共通之处，则在于都是关注地方小社区(村庄)，研究的方式都借用了人类学的“深度描述”，文献资料主要是从“田野调查”中得来。因而，微观史学的作品也深受历史人类学的影响。

总之，历史人类学的形成过程大致是从社会史到新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是法国年鉴学派所提倡的“学科整合”的深入发展，是新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特征。当然，列维·斯特劳斯、格尔茨、萨林斯等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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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彼得·伯克所言，新社会文化史的五个领域分别为：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叙述。

二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13]在20世纪30年代才基本成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是在20世纪初社会与学术大转型的时代里，吸收新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发现新的文献材料(主要是指清宫档案)，并最终确立其学科地位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史”自学科创建之初，就相当注重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和运用。曾任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的蒋廷黻曾说：“其他人文学术，大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的工夫。”[13](p337)学科整合的“综合史”研究，尽管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得不尽相同，但却成为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史研究自然也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社会史与新兴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历史人类学取向的研究也日渐受到重视。与中古史、上古史研究相比，中国近代史研究似乎在历史人类学方法的采用上更是得天独厚。首先，一切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是文献资料，缺少了文献资料的史学研究无异是空中楼阁。相对来说，有关近代中国的文献浩如烟海，史家穷尽一生的精力也未必能阅尽所治领域的全部文献。历史人类学的“底层视角”与“区域性”研究对史料以及史料种类的丰富性要求极高，因而，至少在文献层面上，中国近代史研究要比古史研究更容易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其次，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层面就是“田野调查”，需要深入到一定地域进行实地考察、观测体验与搜集资料。且不说上古史由于距今年代久远，不易进行“田野调查”，就是明清两代，由于几百年来时局的变幻，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也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相反，近代中国的许多风俗、习惯仍然在延续，近代史研究的“田野调查”则比较容易，也应该不断展开。再者，从中国近代史以往的研究状况来看，“田野调查”一直是其研究的“传统”之一。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许多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就开始着手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进行调查，较为著名的有1933年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的这本著作，在世界人类学学界也具有深远影响。它的出版改变了以往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多是在无文字的“野蛮社会”展开的状况，从而超越了人类学研究的时空格局，费孝通本人也成为本土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因此，《江村经济》也未尝不可以视作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本土”的源头。1949年之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为了弥补和丰富研究资料，许多学者相继展开实地调查。如南开大学师生对天津义和团的调查、山东大学师生对山东地区大刀会、神拳、义和团运动的调查等。80年代以来，在华北地区，先后有山东大学路遥等来自多所大学的中国教授与日本学者联合开展的社会调查；南开大学魏宏运先生所进行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与冀东农村的调查等等。在华南地域，法国著名汉学家劳格文教授主持进行了对广东、江西、福建等地的实地调查，内容涵盖宗教、民俗、宗族、客家研究等诸多方面，而且出版了系列调查成果。综上所述，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应有更为广阔的前景。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实践，近年来以治民间宗教史与乡村史领域最为集中。《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作者柯文在谈及人类学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时称：“但是这种影响在过去的十年中变得更加重要。这一发展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人类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民间宗教。而当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转向民间文化的研究时，他们发现民间文化与民间宗教密不可分，因此十分倚重人类学同仁的研究成果。”[14]笔者的专业领域即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众宗教意识研究，因而对于这一领域的历史人类学转向深有感触。

实际上，笔者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近代民众宗教意识以来，面临的首要问题即为文献资料的匮乏，传统的史料不足以支撑这项极具学术价值和挑战性的研究。万事开头难，我们常常是在披阅上千万字文献资料之后，才找寻到不足几万字可以采用的资料，历史学范畴内可资借鉴的资料比较缺乏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通过努力先后发表了《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中国民众意识》等著作和论文。其间，也自觉不自觉地走入“田野”中去“发现”史料，通过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档案、族谱、碑刻、契约、善书和对当地居民的深度访谈，来完成史料的搜集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走人“田野”完全是一种研究自觉，许多经验也是从实际中而来。向人类学家的经典著作寻求“帮助”是相当自然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亲身实践。1998年上半年，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访学，主要是在香港调查佛教、道教信仰者的实际状况，参加各种宗教仪式，搜集、整理各种原始文献，利用现代化手段搜求口述历史资料，同时也与时任宗教系主任、极力主张通过田野调查开展民间宗教研究的欧大年教授和常年致力于东南地区客家传统社会、道教文化田野调查的法国远东学院的劳格文教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此后持续数年，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欧大年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范丽珠副教授合作研究与中国近代民众宗教信仰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穿梭在河北平原的村落、市镇之间，有时候很难辨别出自己到底是历史学者还是人类学者。应该说，至少在中国近代民众宗教史研究这一领域，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非是刻意的追求，而是一种出于研究需要的学术自觉。因为，只有走向民间，进入“田野”，民众宗教研究才具有更大的生命力。

事实上，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乡村史的研究中表现出历史人类学倾向的作品并不少见。海外近代乡村史研究的许多作品本身就属于社会史或新社会文化史的范畴。这其中以黄宗智与杜赞奇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尤其值得关注。黄宗智享誉史坛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就是利用满铁调查与自己的实际调查，写成的一部区域史经典之作。该书的写成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若干历史人类学的元素。他的另一部名著《民法的表述：清代的表达与实践》(此书早年的一个版本名为《清代的表达与实践：民事审判与民事调解》)，依据清代的巴县档案、宝坻县档案、淡水—新竹档案和满铁资料，着重研究当时的政府是如何处理婚姻、继承、钱债、田土之类在中国古代称之为“民间细事”的民事经济纠纷，重现清代司法的图景。值得注意的是，黄宗智的这部法律史著作，并没有因循以往法律史的研究思路，而是深受人类学家影响，特别注重地方民间诉讼档案的运用，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历史人类学著作。黄宗智本人亦说：“我相信新文化史已经对我自己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的一些从事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的朋友可能看到了我最近关于法律的著作，这本书与其说属于老式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不如说更类似于“新文化史。”[15]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是研究近代华北农村权力结构与社会文化的专著。该书在史料和理论的运用上均有其独到之处，在学术界业已引起相当大的反响。除却在研究资料上大量引用地方文献，在研究手法上颇为注意对人类学结构—功能理论的借鉴之外，“权力的文化网络”是这本书所提出的最富启发意义的学术概念。而这个学术概念及其所整合的一系列子概念，都带有浓厚的象征人类学的意味。也许，作者对象征人类学只是工具性的借用。作者曾说：“作为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相结合的产物，社会史学者常常面临着使这两类精神探索模式分离开的许多根本性不同……如研究中央化过程与地方化过程的不同，上层文化与大众文化、机能与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叙述与分析等的不同。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偏重于前者，而社会科学家则倾向于后者。但对社会史学者来说，却力图将两者沟通起来。”[16](p188)《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正是杜赞奇力图“沟通”两者的学术实践。

受海外历史研究的影响，国内有关中国近代乡村史的研究也出现了历史人类学的转向。时下许多关于乡村史研究的专著与论文，都冠以“历史人类学”解读的方式。2002年出版的张佩国的《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以地权作为反映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江南乡村变迁的全息元，力图突破以往对“地权”的经济史研究模式，转而把人类学和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法制史整合在一起，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重新审视江南乡村这一时期的历史。作者的研究视角、问题意识都明显地受到阐释人类学与黄宗智、杜赞奇等学者的影响，鲜明地体现了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互相融合的治学之路，这种融合的前提就是对地方主体性的尊重。“地方民众的社会主体性不是抽象的理论原则，而是在地方性秩序场境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得以自然的流动，研究者的任务只是尽力发现并以叙述文本的方式尽量呈现其内在的逻辑。”[17]

应该说，除了民众宗教史与乡村史之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历史人类学的尝试相对较为薄弱。相信假以时日，历史人类学将会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化。

三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互动

初步梳理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发展脉络之后，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那就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应当如何提倡和使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任何一种前瞻性的学术展望，都要切实地立足于既往的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之上，才会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应用价值。有鉴于此，笔者期望历史人类学在未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呈现出不断发展和多样化的态势，同时，更要注意处理好相关的问题。正如葛兆光所言：“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18](p13)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实践离不开那些近乎“平均”的视角、方法与问题，这就是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的互动。

“底层视角”，用现在社会史流行的话语又叫做“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事实上，“底层视角”也体现着历史人类学在历史学学科传统内与社会史的血脉渊源。毕竟，历史人类学是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深入发展而不是断裂，历史人类学也不仅仅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更多的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视角。在某种情况下，属于历史人类学的许多研究与社会史研究很难划出明显的界限。因为它们在研究领域、研究理论、文献对象上形成一定程度的“资源共享”的状态，“底层视角”就是这种“共享”的一种具体体现。

历史人类学的“底层视角”，首先意味着学者研究取向发生“眼光向下的革命”，这也是近年来社会史的流行话语之一。自法国年鉴学派开创社会史研究以来，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对象不再囿于传统的政治史、战争史，对精英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兴趣开始让位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的“民间琐事”。对生活在历史进程中的普通民众的关怀，以及从看似芜杂琐碎的“下层历史”中揭示出重大的历史命题，是社会史学者的学术理想和关怀。历史人类学在研究取向上承继社会史这一传统，同时在研究对象上更偏重于对下层历史与大众文化的关注。这似乎与其具有人类学的渊源有关。从人类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类学最初的研究领域为远方的“初民社会”，是属于无文字历史的“野蛮”社会，及至后期开始转入对非工业社会的研究。它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研究领域始终偏重于“下层”与“落后”社会。历史人类学为历史学与人类学学科结合的产物，因此“底层视角”的取向，应是中国近代史中历史人类学实践的自觉取向。“底层视角”还意味着历史人类学在文献上的转向。研究者们的眼光向下随之带来的是史料如何足以支撑研究的观念。历史人类学与社会史相比，对民间与“下层”史料的丰富性要求更高，因而，“底层视角”要求必须向“下层”社会寻找史料。史料层面上的“底层视角”，将在下文详述。

再者，中国近代史中历史人类学“底层视角”的取向，也意味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变革。中国近代史以往的历史研究，常常在“客观”的理念下，忽视了研究者的创造性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笔者所从事近代的民众意识研究为例，对民众意识的解读与把握，如果不深人到当地特殊的社会文化处境中，就很难对许多纷繁复杂的表象做出深入的研究。换言之，以我们研究者的思想文化观念去解读民众的精神世界，往往是不够的。“底层视角”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历史学者不仅要“俯身”关注下层社会，而且要融入到下层社会的历史处境之中，以理解的眼光和“移情”的态度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并且尽量从当地的文化体系中去思考研究对象。阐释人类学家格尔茨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其实也正是一种“底层视角”的精神。

中国近代史历史人类学实践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是区域经验。所谓“区域”就是赋予历史研究一定的空间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一支区域社会史近年来获得蓬勃发展，譬如王振忠对徽州的研究、华南学派对华南地域的研究以及笔者所在的南开大学对华北社会的研究等等。区域社会史的兴起，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史向精深、细致方向发展的结果。因为历史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过去那种宏大的一元论研究模式，常常掩盖了许多地域性的差异，对历史的解释也不能令人信服。而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人类学，其学科特点是天然带有“区域”的空间性质，“社区和认同”是人类学的重要问题。所以历史人类学无论是从社会史还是人类学的传统出发，对区域经验的重视都是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

“区域经验”在以往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也证明了这一点。以提倡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的华南学派，如中山大学的陈春声、刘志伟在80年代初与海外学者萧凤霞、科大卫等人的合作。刘志伟重点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宗族问题，宗族的祖先以及早期历史。陈春声的研究集中在广东潮州特别是叫樟林的乡村民间信仰与社区历史。厦门大学的郑振满与武雅士、庄英章、丁荷生等人类学家合作，研究福建特别是莆田地域的社会史。香港科技大学蔡志祥等人对香港、广东一带民间信仰情有独钟。他们深受人类学影响的的历史研究，各自带有明显的“区域”取向，或者把研究目光聚焦在一个乡村，或者将注意力“集束”在一个文化地带。而他们在研究整体上又构成了对华南地域社会的深入探讨，合力将“华南区域经验”推向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在这里，“华南区域”的社会文化内部结构成为这些历史人类学学者研究的边界和做出解释的“地方性知识”。笔者所从事的近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与民间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北社会。这种“区域经验”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史料文献大多来源于华北的乡间社会，“田野调查”主要在华北地域进行。更为重要的是，对许多文化、宗教现象的理解和判断，都离不开华北区域社会的文化结构。

实际上，对“区域”或“社区”的重视，不仅是因为集中注意力于一个特定地域，容易对所要分析的对象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达到一种深度，更隐含着历史人类学学者力求“通过小地点，追求大问题”的学术诉求。因为将研究置于一个地方性地点，不但会取得对地方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洞察，而且可以此为基地，投射到更广大的空间和概念网络。这样，“分散”的史学研究，才能“汇聚”成研究通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经验”与“总体认识”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近代史历史人类学实践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文本与“田野”的互动。历史人类学有别于传统史学研究的最为外在的特征，就是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借用。众所周知，田野调查在文化人类学中的地位，就如同史料之于历史学一样。“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整个文化人类学领域离开了实地田野调查研究就没有生命力。”[1]整个文化人类学研究就是建构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历史学传统来看，“田野调查”引入历史学，是历史人类学的“底层视角”与“区域经验”要求所致。最直接的问题就是随着研究观念的革新、研究视角的下移。传统史料已然不能满足史学家的要求，必须寻找新的史料来支撑研究。“田野调查”就成为获取新史料的重要来源。

“田野调查”引入历史学之中，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历史学范畴内的“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有何不同?这也是目前历史学者饱受人类学家诟病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人类学家的眼里，所谓的“田野调查”必须在当地参与生活较长一段时间；调查者必须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才能有资格称作“田野调查”。而历史学者在这方面似乎更像“游击队”，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就自称是“田野调查”。不容否认，时下的许多“田野调查”的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人类学家的诟病背后其实也隐含着学科本位的不同。在笔者看来，历史学视野里的“田野调查”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田野调查”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主要任务是到当地去“发现”文献资料。换句话说，“文献”才是历史人类学者“田野调查”的基本任务。因此历史学者所考察的是“田野现场”的过往的历史，“田野现场”的“现在”是历史的延续状态，透过“现在”发掘“历史”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人类学家恰恰相反，他们所关注的重心是“现在”，“历史”是了解“现在”的途径，这种关注重心的差别，也是造成历史学与人类学在“田野调查”上明显不同的根本原因。

既然历史学学科内的“田野调查”主要是以取得“文献资料”为目的，那么“田野调查”究竟为历史学文献贡献了什么呢?首先，正如笔者上文所言及的那样，“田野调查”为历史人类学实践“底层视角”与“区域经验”提供了新的史料，并对传统的文本文献资料产生弥补与互证的作用。其次，“田野调查”在为历史文献资料贡献方面，恐怕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历史学者的“文献观”有所变革。传统史学工作者所面对的基本上是文本史料，所以对

史料的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考证技术，是历史学者处理文献的主要技术。而“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新史料”，某种程度上是参与“田野调查”者的“发现”，“田野”中何种物件能够成为“文献”，以及怎样将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文献”搜集、整理，田野调查者自身的感受、经验以及学术兴趣，都决定和左右着他所得到的文献的类别与数量。在此，历史学者走出书房与文本，在“田野”中完成“发现”文献的过程。显然，这种第一手的文献，也充满了历史学者主观的取舍。

通过田野调查获取文献资料的途径无疑是多元的，这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口述资料的采集和应用。无论是历史学传统内的口述史的研究还是人类学的“深度访谈”，对所调查区域内文化风俗与历史的了解，都离不开对当地人的“询问”。即使是在中国传统史学的经典之作《史记》中，也大量运用了太史公司马迁遍访名山的“口述史料”。因此，口述史料以及获得口述史料的相关技术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就“技术”层面而言，口述资料的获得取决于调查者、被调查者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获取口述资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尽量去除调查者的强烈“目的性”，如何消除被调查者对调查者的“陌生感”，以及如何引导被调查者打开回忆，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在什么样的地点与气氛中进行访谈，都会影响到获得的口述资料的内容与形式，进而影响到随后的研究工作。笔者以为口述史的经验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技术之外，还需要调查者因时因地的应变能力和良好的沟通能力。“技术”层面之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口述采集资料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与法律问题。口述资料与传统的文献资料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向我们提供研究资料的当事者还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获取资料的过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斋活动”，而是一种社会性的资源交换。在这种交换过程中，如何保护受访者的权益不受侵害，同时也使调查者不触犯法律，都是获取口述资料过程中学者需要特别注意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建立“口述”以及“田野”的伦理与法律规范，养成学者自觉遵守“田野”调查的伦理和法律观念，显得十分必要。

四结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历史人类学从其滥觞于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到20世纪80年代鹊起于世界学术界，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学科之间的日益整合，体现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人类学的出现是当代史学研究推进的时代标志之一。历史的事实发生过就尘封不动了，变动的是时代，是对历史的解释。如梁启超所说，历史研究为赋予“过往的真事实”以“新意义或新价值”的不断往复的西西弗式运动，历史人类学至少是这个时代“过往的真事实”与“新意义或新价值”之间互动的一种结果。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历史人类学的实践在民间宗教史与乡村史两个领域最为集中。相信随着它的展开，历史人类学会对中国近代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会成为一种介于宏大叙事与经验性实证研究的“中层理论”。从历史学科的本位出发，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吸收借鉴颇多，但是不能轻易放弃历史学科本位。因此，有学者提出：“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只有坚守历史学本位，才有资格与人类学及所有社会科学对话。我们从社会科学研究得到启发的同时，更应该通过本学科的研究，为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作出贡献。”[10](p458)对历史学本位的坚持，是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根本，也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借鉴与吸收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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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篇4

象牙塔的历史学与现实社会发展脱节,游离于社会发展趋势之外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学的尴尬所在,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让历史学走出高校、走向社会与社会的需求高度统一起来,为了实现这种统一性,历史工作者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学的大众化。历史学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学科,一直高居理论圣殿之上,古代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近代历史学虽开始关注下层民众,但由于与民族救亡的任务联系在一起,大大弱化了史学的大众化,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侧重的主要是讴歌人民大众的革命壮举及革命精神,很少关注历史学对大众的普及工作,改革开放后,历史学将其研究的方向转向普通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了史学大众化的探索历程,近年来历史学以一种通俗的形式走入百姓的生活中。百家讲坛、文化中国等栏目以叙事性的、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为普通民众了解历史搭建了一个平台,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对于传承中国历史文化、陶冶国人道德情操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尊重历史事实的影视剧也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历史的直观感受。在着力发展文化的大思路中,很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场景、历史画面、历史遗迹得以再现,所有这些都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的关注,关注是推动历史学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第二,历史研究、教育的社会化。以史为鉴是历史学的重要功用,司马迁写《史记》、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都是在充分发挥历史的借鉴价值为现实更好的服务。作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优良传统,现代历史研究也在密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典型的是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兴起了生态环境史,研究环境的变迁及引起变迁的原因,以更好地为环境保护提供材料、理论支撑。城市史研究中外城市的盛衰更替,以为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出谋划策。历史研究者不是呆在象牙塔里的学究,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方向。以往历史教育侧重于理论史学人才的培养,这种单一的培养方式一方面不能满足学生迫切的适应社会诉求,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倡导“公共史学”概念,所谓公共史学及国内史学界所提及的应用史学,主要是将历史理论知识应用到社会各个领域,比如地方志编撰、博物馆、公司咨询等,中国历史学界也在积极努力探索历史学的应用之法,对人才的培养也逐渐转向应用史学,历史教育在不断的与社会需求连接起来。

总之,历史学大众化,历史研究、教育社会化在将历史学推向社会的过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对立面,历史学在与社会对接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第一,历史庸俗化倾向。历史的通俗化其初衷是让历史更加贴近大众,让群众在历史的徜徉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得以延续,从而陶冶人们的情操,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历史通俗化只是以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方便大众了解历史,并不意味降低历史品味,然而当下在利益的驱动下,历史通俗化演绎成庸俗化。以充斥荧屏的历史剧为例,历史剧是一种直观了解历史的重要触媒,它承载着向大众传播历史文化、提升大众精神修养和文化品味的责任,遗憾的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收视率,很多历史剧以宫廷斗争作为创作点大肆渲染,甚至不惜背离历史的真实,这种电视剧以偏概全将包含丰富精神内涵的中国历史简化成人与人勾心斗角的历史,大众非但没有从中吸取养分反而误读了我们国家的历史,虽在高收视率下,历史得到一定的传播,但历史牺牲的是它的厚重与真实。

第二,历史科研的去历史化。科研工作是历史连接社会的重要手段。高校历史科研在反映社会需求中呈现两种趋向,第一种是放弃纯历史学研究,跨科研究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第二种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比如历史与文化、旅游业的关系。这两种科研方向殊途同归就是都是不再以纯历史学作为研究的基点。高校历史科研工作者以迎合社会需求为出发点,其结果是科研中的去历史化,这种趋向看似使历史科研与社会结合起来,实际上长此以往是在自毁城墙,因为一方面历史科研的任务首先是保证历史学的固有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理性总结并提供经验教训。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发展,纯历史学研究越来越受到欢迎,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珍视这种价值。另一方面历史学的繁荣在于历史学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中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等史学大家,他们将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推动

了史学前所未有的繁荣。梁启超变革史学观念,提倡新史学,无论是历史研究方法更新还是历史研究观念嬗变,都是在尊重历史学本身的基础上进行,结果不仅推动史学得到长足发展,也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历史科研去历史化,历史学又怎能茁壮成长,历史学若衰败又何谈服务社会。

第三,历史教育功利化。高校肩负着输送历史人才的重任,然而高校历史专业面临着巨大挑战,就业难的现状使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和认同度降低,在学校适应社会需要办学的思路下,历史专业的办学投入相对不足,历史学科发展举步维艰。为了让历史专业走出困境,大学历史教育在不断地探索应对之策,以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标准制定教学方案,侧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教学改革过多地强调适应社会的能力锤炼,而忽视道德人格的塑造。历史的独特点在于它对人的精神熏陶,历史的求真精神、独立思考精神这些都是历史教育要实现的,然而在功利性的思想指引下,历史教育越来越偏离历史的实质。大学历史教育应该是尊重历史本真,体现历史精神、传承历史文化、培养具有历史思维和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人才的地方。

历史适应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在功利的大环境中,追逐眼前利益而忽视历史学自身发展所造就的。历史学要与时俱进适应社会,这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社会所赋予历史学的使命,历史学适应社会要遵循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充分尊重历史求真本质。历史的功用是以史为鉴。历史服务于社会就是要通过对历史的系统总结,升华为普遍的理论,以为现实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及引以为戒的教训,发挥好历史的这一功能需要探求历史事实的真相,还原历史的本质,所以,古今中外的很多史学大师都主张历史研究不应该参杂研究者的主观感情。由此可见,历史学最可贵的品质就是求真的精神,在市场经济中历史学也不能丢失这一精神,历史要从市场经济中抽离出来,构建其一套尊重历史求真本质的衡量标准,而不是将历史作为赢利的工具,在商业化的氛围中扭曲历史,切记历史除了是历史什么也不是。

第二,让历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向上的思想力量。真、善、美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一部恢弘的中国历史画卷就是人类真、善、美的完美诠释,在中国的历史中有很多优良传统,也有许多道德楷模,正是这些积极向上的思想力量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和创新,成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因此,从事与历史相关工作的人一定要通过各种媒介向大众展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真、善、美,让历史真正成为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塑造人格的精神向导,也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正面力量。

第三,让史学自身的繁荣成为突破其发展困境的良方。打铁还需自身硬,历史学要想突破发展的困境,立足于社会,唯一的途径是不断壮大自身。壮大历史学本身一方面从事历史的人要热爱它,并且对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这是前提。另一方面,历史学家要与时俱进,更新研究观念,五四时期,梁启超有感于传统历史学研究观念的陈旧及研究范围的狭窄,提出了发展新史学,将历史研究对象转移到了普通民众,很好地契合了当时启迪民智的时代要求。此外,历史研究要不断借鉴新的方法,二战以后西方历史的研究转化到社会史、物质文化史、心态史、民众史等方面来,向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心态学借用方法模式、概念,从描述性、叙事性方法走向分析式方法,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丰富历史的研究方法,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史学在二战后的西方国家得到了蓬勃发展,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由此,历史学的内在发展是确保历史学不被边缘化的重要条件,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要积极探索史学自身发展良策,这是史学得以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

历史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要在提升历史品味的基础上让时代潮流注入历史,历史又能够据此做出符合自身特点及规律的调整。

参考文献:

[1]李永福,郑先兴.历史学的功用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趋向[J].安徽史学,2003,(4).

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篇5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育；内容创新；研究

历史教学工作的开展对于学生的道德品质、实践分析能力等实践素质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做好初中历史教育实践研究工作，培养高素质人才，就成了历史教学实践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教师要利用教学创新的方式，提高当前初中历史教学工作的质量。

一、初中历史教学内容主要问题研究

1.历史问题中重视表象问题，轻本质研究

在当前的历史教育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教育者在教学内容，特别是在历史问题的教学过程中出现重现象轻本质的现象。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受到历史教学课程课时的制约。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对于历史问题本质的教学过程需要大量的教学课时进行分析。但是因为当前的初中历史属于副科，在教学课时资源中往往学时较少，本质教学难以得到开展。二是教育大纲的内容限制。在当前的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学大纲对于历史教学内容缺乏教学工作指导，这就使教育者在教学工作中难以很好地按照教学大纲开展历史教学工作。

2.历史概念教学中重记忆，轻理解与运用

历史教学工作的开展对于初中教育而言，其主要的作用就是利用教学工作使学生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学生通过对历史内容的理解与运用，保证自身素质的提高，这是教学实践的重要内容。但是当前的历史教学重视记忆教学内容，轻视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与运用的问题较为严重。这主要与我国初中历史的教育理念有关。在我国长期的初中历史教育中，重视理论内容，轻视历史实践内容对学生的指导意义，重视历史时间段、概念的记忆，轻视历史对我们的影响，一直是历史教育理念中的重要问题。

二、初中历史教学内容创新研究

1.利用辅助教育内容做好历史教育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为了更好地提高素质教育的实践效果，我们可以利用辅助教学模式做好历史教学工作。这些辅助教育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模式：一是兴趣学习模式。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历史与传统文化发展研究是社会的重要文化研究内容。所以对于历史文化研究感兴趣的学生较多。利用兴趣研究开展业余文化小组活动，对于初中历史教学的质量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二是开展课题教学工作。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我们可以利用较为简单的历史问题，利用学生分组研究的方式开展课题研究。这种研究的开展，可以很好地促进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主地了解历史本质，保证历史学习效果的提高。

2.做好实地考察学习工作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以课堂学习内容为主的理念，对于可以进行实地考察学习的内容，做好实践性教学工作，保证实地考察教学工作的开展。这种实地教学工作的开展分为两个内容。一是博物馆学习。在当前的历史教育过程中，各地区历史博物馆对于初中历史教学的开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历史博物馆中的各类文物与文献内容的介绍与参观，对于学生客观认识的养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二是历史实地考察学习。在部分初中历史教学中，做好实地考察教学工作对于学生历史观念的养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在抗日战争历史教育中，参观当地的抗日战争遗址或纪念馆，促进学生对抗日战争历史产生直观的认识与理解，对于学生历史观念的养成很有必要。

3.结合思想教育做好历史教学工作

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与近现代历史中，各类思想家与名人在思想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在进行初中历史教育的过程中，做好历史教育与思想教育的结合工作，利用思想教育工作促进学生历史教育实效性的提高，是历史教学内容创新的重要工作。这一工作的开展在当前的初中教学中具有两方面优势。一方面，将思想教育与历史教学相结合，对于教学质量与效率的提升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将历史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对于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有着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所以这种结合式的教学模式将是今后重要的教学方法。

三、结束语

在当前的初中历史教育工作中，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做好历史教学内容的创新工作，是做好历史教学工作的重要保障。正因如此，在实践研究中我们针对当前历史教学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实践工作方法开展了实践教学研究，提出了历史教学内容创新的工作措施，为初中历史教学工作质量的提升提供了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高久红.基于初中历史新课标的历史人物价值引领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4.

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篇6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进展

进入21世纪，随着地球系统科学的兴起和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历史地理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为了更好地把握时代赋予的契机，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在新世纪中为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可能发挥的重大作用以及应重点开展的研究方向①，我们不揣浅陋，以与上述问题关系密切的内容为重点，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近50年来的若干进展进行简要回顾。或挂一漏万，或有失偏颇，祈望方家指正。

一历代疆域政区研究与历史地图的编制

历代疆域政区研究是沿革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地理学的传统领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研究历史。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倾注了大量心

血，收获颇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此研究领域中的鸿篇巨著②，以地图的形式集中地反映了沿革地理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水乎。一些地区性历史地图集的相继出版，如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③、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④、司徒尚纪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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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篇幅所限，本文不作细述，内容参见《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

②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7年。

③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

④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

的《广东历史地图集》①、周振鹤主编的《上海历史地图集》②、山西历史地图集编委会主编的《山西历史地图集》③等，也是地区性沿革地理研究日臻深入和完善的综合体现。用文字或表格形式描述朝代或地区性政区隶属关系及其变化过程的著作和论文也有不少，其中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有牛平汉《明代政区沿革综表》④和《清代政区沿革综表》⑤以及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⑥等，这些论著基本上理清了相关时期疆域内县及以上政区的析置、易名和改隶的时间，以及政区的统属关系。王仲荦《北周地理志》⑦、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⑧、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⑨、吴镇烽《陕西地理沿革》⑩、河北省地名办公室《河北政区沿革志》⑾等专著均属断代政区建置和地区性政区沿革通论的研究成果，它们除了讨论政区沿革这一基本现象外，还涉及到有关政区变化的原因和驱动因素。而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主要力量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也将于不久后面世；该图集由30余个图组组成，集主要自然与人文地理要素于一体，是继《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的又一重大成果，疆域政区变迁与历史地图编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历史气候与自然灾害研究

历史气候一直是历史自然地理中研究最为活跃和深入的领域。1920年蒙文通发表的《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⑿是我国近代气候变迁研究的最早文献。1925年，竺可桢发表了《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和《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⒀两文，利用历史文献记载推测了我国南宋和各个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及其与现代气候的差异，并分析了太阳黑子对气候变迁的可能影响，为我国的近代气候变迁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以后至70年代初，中国的气候变迁研究在他及其他老一辈科学家如徐近之、文焕然等人的努力下。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他们不断地收集中国和世界气候变化的各种资料，包括考古、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气象观测记录等等，并对我国古代文献采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和分析，对我国的历史时期气候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特别是竺可桢集他多年研究之大成，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发表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⒁等文章，初步建立了我国近5000年来的温度变化序列，成功地描绘出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轮廓，尽管后来的研究对该序列重建过程中的原始证据使用问题提出了不少怀疑⒂，但此后的许多研究成果证明：该序列所勾画的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的基本框架从总体上看是基本正确的，特别是对主要冷期的识别是较为准确的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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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司徒尚纪主编《广东历史地图集》，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

②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山西历史地图集编委会主编《山西历史地图集》，太原：山西省地图出版社，2000年。

④牛平汉：《明代政区沿革综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7年。

⑤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

⑥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⑦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⑧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⑨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⑩吴镇烽：《陕西地理沿革》，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⑾河北省地名办公室：《河北政区沿革志》，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⑿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1920年第3期。

⒀竺可桢文集编辑小组：《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2—57、58—68页。

⒁竺可桢文集编辑小组：《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12—425、475—498页．

⒂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北京：气象出版社，1996年。

⒃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特征的新认识一一纪念竺可桢发表30周年》，《地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21卷第4期，第311—317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球系统科学的诞生与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研究手段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对过去数百年、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气候重建及变化规律研究，也朝着高分辨率、定量化、综合集成研究的方向发展。中国学者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手段也从原来单一的文献分析迅速发展为文献资料与自然证据(如孢粉、树轮、湖泊沉积、冰芯等)并举分析与集成。如施雅风等对中国全新世大温暖期的深入探讨①，张兰生等对中国北方地区全新世气候环境变化的探讨②，满志敏、张修桂等对中国4500年以来气候冷暖变化、唐代气候及中世纪时期前后的气候特征分析③，张德二关于中世纪暖期的研究④，王绍武等利用综合对比和按面积加权方法建立的中国及东、西部过去1200年每50年温度变化序列⑤，以及一些利用中国历史文献所重建的区域干湿与降水变化⑥，等等，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由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⑦更是世界上时间跨度最长的历史气候图集，其中全国120个站近510年(1470—1979年)的早涝等级序列也被作为反映我国过去500年旱涝气候变化的基本代用资料而被广泛引用。特别是张丕远等对历史气候变化研究方法⑧的探讨，重建的中国东部地区45个站点过去2100多年的旱涝等级序列和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深入分析⑨，以及近年葛全胜等对过去2000年中国温度变化的定量重建与气候变化规律的集成分析⑩等，大致代表了我国这一时期历史气候研究的基本趋势，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也基本反映了我国这一时期历史气候领域的研究水平。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其主要灾害有干旱、洪涝、地震和降尘等，又以旱涝的发生频率最高。20世纪70—80年代，我国各省(市、区)的气候灾害部门，不但系统整编了各省(市、区)的旱涝等自然灾害历史记载，而且还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旱涝灾害个例、旱涝灾害的时空变化规律及早涝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进行了分析与探讨。而由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合编的《中国历史地震图集》⑾也是我国历史自然灾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此外，张德二根据我国历史文献记载所建立的公元300年以来中国降尘频率曲线及其对降尘变化规律的研究⑿也是本领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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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雅风：《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

②张兰生：《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③满志敏、张修桂：《中国东部近4500年以来气候冷暖分期》，《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研究进展(二)》，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满志敏：《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满志敏：《中世纪暖期我国华东沿海海平面上升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19卷第1期。

④张德二：《我国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3年第13卷第1期，第7—15页。

⑤王绍武、龚道溢：《全新世几个特征时期的中国气温》，《自然科学进展》，2000年第10卷第4期，第325—332页。

⑥郑斯中、张福春、龚高法：《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气候变化和超长期预报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7年，第67—75页；郑景云、张丕远、周玉孚：《利用旱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早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12卷第3期，第1—9页；张德二、刘传志：《中国东部6区域近1000年干湿序列的重建和气候跃变分析》，《第四纪研究》，1997年第17卷第1期，第1—11页。

⑦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

⑧龚高法、张丕远、吴祥定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吴祥定：《树木年轮与气候变化》，北京：气象出版社，1991年。

⑨张丕远：《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⑩葛全胜、郑景云、方修琦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的温度变化幅度研究》，《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2卷第2期，第166—173页．

⑾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震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

⑿张德二：《我国历史时期以来降尘天气气候学初步分析》，《中国科学(B)》，1984年第3期，第278—288页。

三历史时期地表过程研究

在历史地表过程研究中较为集中和深入的是历史地貌过程和历史生物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①是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总结性成果，为此后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5年，曾昭璇等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历史地貌学浅论》②一书，为历史地貌学创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地貌过程研究以河流地貌、湖沼地貌、海岸地貌、沙漠与黄土地貌等方面的研究较为突出，富有成果。在历史河流地貌方面，研究较多的有长江、黄河、珠江、海河、塔里木河等③，其中尤以黄河最为深入，论著也枚不胜举。如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④、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黄河水利史述要》⑤以及黄盛璋《论黄河河源问题》⑥和《再论黄河河源问题》⑦、史念海《论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⑧、谭其骧《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和《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⑨、纽仲勋等《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⑩等，为现今黄河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在历史湖沼地貌方面，研究较为集中的有西北地区的居延海、罗布泊、青海湖等，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大陆泽、宁晋泊、白洋淀、文安洼、七里海等，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⑾。通过数十年来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在历史海岸线变迁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现随着末次冰期的结束，海平面迅速回升，海岸线大幅度向内陆推进，沿海地区因海面升高而广泛受到海侵的影响，全新世暖期和历史时期的中世纪暖期我国存在高海面，沿海地区受海面上升影响强烈⑿，为估计未来海平面变化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在沙漠与黄土地貌方面，侯仁之、史念海及其后的王守春、朱士光等分别在沙漠变迁与黄土地貌演变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工作⒀，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地探讨了人类活动对沙漠化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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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②曾昭璇、曾宪珊：《历史地貌学浅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③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朱士光：《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张修桂：《十年来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

④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⑤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黄河水利史述要》，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年。

⑥黄盛璋：《论黄河河源问题》，《地理学报》，1955年第3期。

⑦黄盛璋：《再论黄河河源问题》，《地理学报》，1956年第1期。

⑧史念海：《论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⑨谭其骧：《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⑩纽仲勋等：《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北京：测绘出版社，1994年。

⑾奚国金：《罗布泊迁移过程中一个关键湖群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历史地理(第五辑)》，1987年；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五辑)》，1987年；王会昌：《河北平原的古代湖泊》，《地理集刊(18号)》，1987年；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年第2期；陈桥驿：《我国古代湖泊的湮废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二辑)》，1982年。

⑿侯仁之：《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海岸线变迁》，《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施雅风、孔昭宸：《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第1—211页；满志敏：《两宋时期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灾害学》，1988年第2期，第71—78页；谢志仁：《2000年来百年尺度海面波动及其影响的征兆》，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67—83页。

⒀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史念海：《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期；王守春：《历史时期我国沙漠变迁研究与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期；朱士光：《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特点与可持续发展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期。

在历史地表过程研究中，历史生物过程也是历史地理学长期致力的一个重要领域，包括自然植被的演变和动物种群的变迁过程。在自然植被演变方面，历史地理学主要关注历史时期植被的空间分布、演变过程及驱动因素，气候变化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被认为是导致植被面积不断缩减的主要原因，如文焕然等《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的历史概况》①、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②、史念海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③、王守春《古代黄土高原植被的地域分异及其变迁》④等。在动物种群变迁方面，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结合历史时期气候、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变化和区域开发中人类活动的影响，论述了历史时期我国境内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在地域分布上的变化，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涉及野象、马来鳄、扬子鳄、长臂猿、犀牛、亚洲象、大熊猫等20余种野生动物⑤，研究发现这些动物不但在分布界限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在种群与数量上也发生明显变化，部分物种或已成为濒危动物，或已灭绝。

当然，由于历史时期地表过程研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而不同研究者所关注的视角也不同，因此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仍存在较大的争议。如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原始天然植被的问题，史念海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认为古代黄土高原上存有很多森林，同时也有很多草原⑥；而此前和此后均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一些研究者认为古代黄土高原的植被是草原植被，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森林草原植被，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是疏林灌丛草原⑦．又如黄河自东汉以后为何出现长达数百年的安流局面，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也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以谭其骧为代表)：东汉以后，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被游牧民族所控制，牧业取代了先前的农业，植被得到恢复，土壤侵蚀减弱，进入黄河的泥沙减少⑧；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主要原因是王景治河的成功。由于上述这些观点的分歧，进而引发了对历史时期黄河泥沙含量是否有过较大变化的讨论，因其结论的科学与否对今后黄河治理的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

四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刚刚起步，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出土和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震惊了国际学术界。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考古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极大推动了历史地理学对史前文明研究的进程。特别是20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跨越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鸿沟，通过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以及传统与现代科技手段的集成，不但解决了夏、商、周的年代学问题，理清了当时中华文明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发展脉络，而且也为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同时还为今后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与方法借鉴⑨。

在文明起源与农业起源的认知方面，一直是考古学、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关注的热点。许多问题虽然尚未解决，歧见也依然存在，但随着大量考古发现与发掘工作的展开，文明起源与农业起源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认识得到不断深化．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历史发展连绵不绝，源远流长，华夏文明具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统一实体”⑩；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这与其举世无双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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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焕然、何业恒：《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的历史概况》，《自然资源》，1979年第2期，第72—85页。

②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③史念海、朱士光：《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王守春：《古代黄土高原植被的地域分异及其变迁》，《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三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92年。

⑤朱士光：《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

⑥史念海、朱士光：《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⑦王守春：《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变迁、人文要素变化与黄河水沙关系研究进展》，《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⑧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⑩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一体结构”特征紧密相连，这种“多元一体结构”特征的形成，则得益于“中华文化拥有一个较之其他古文化更为辽阔的发展基地”①；华夏文明对东亚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唯有华夏文明从古到今，不仅保留下来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也累积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也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农作物栽培起源区，至少在距今8500年前，黄河流域粟黍的栽培农业已初具规模，在长江和淮河流域，至少在距今9000年左右就有了水稻种植，并逐渐向北扩散；新石器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少量的水稻种植，最西已可影响到甘肃东部；青铜时代，水稻的栽培区已扩展到我国东北南部②。

文明作为一种文化体现，其载体是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团体。人类在其生存空间上所创造的人文景观的演变及其地域差异，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华夏文明发展过程及其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历史地理学广泛涉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谭其骧先生的极力倡导下，得到了蓬勃发展，研究领域涵盖了包括疆域政区、人口、城镇聚落、农业、农田水利、交通、文化、民族、军事、医学等方方面面。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邹逸麟主编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一书③。

中国历史人口近十年来研究较多，全国性、区域性、通论性及断代研究，成果颇丰。全国性通论如王育民的《中国人口史》④、葛剑雄等合著的《中国移民史》⑤和《中国人口史》⑥等；区域性通论如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⑦、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⑧等；断代研究如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⑨、费省《唐代人口地理》⑩等；这些成果集中反映了作者对历史人口数据研究的认识，并给出了相应的校正方法和数字。中华文明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文明，因而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成果蔚然可观，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⑾和《辽金农业地理》⑿、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⒀、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⒁等一大批论著，从不同时空角度探讨了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人口、土地与农业的关系以及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等。从侯仁之先生开创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城市地理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日趋成熟，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⒂以及唐晓峰在《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一书中有关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是近年这一研究领域的总结性成果；古都作为特殊类型的城市，既是一个历史积淀综合体，又是一个有复杂空间结构的地域综合体，历史上古都的迁移是文明中心转移的重要表现。从20世纪20年代的五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到30年代的六大古都和80年代初的七大古都说(包括杭州和安阳)，在我国掀起一场古都研究热，成立了古都学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⒃。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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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严文明：《中国农业和畜养业的起源》，《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张文绪、王辉：“甘肃庆阳遗址古稻的研究”打印稿，2000年。

③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④王育民；《中国人口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⑤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六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⑥葛剑雄等：《中国人口史(六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⑦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⑧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⑨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⑩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⑾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⑿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⒀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

⒁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⒂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⒃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年来发展迅速，成绩斐然，1997年出版的周振鹤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①，颇具文化深度，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作出了示范②。五区域综合与重大事件研究

随着现代地理学区域综合集成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地理学相应也开展一些区域性或地域性的综合研究，并成为近年来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从地域上看，研究较为深入的有黄河流域、黄土高原、西北地区、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主要成果有吴祥定等著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变化》③、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④、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⑤、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⑥、孙进己《东北历史地理》⑦和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⑧等。与区域综合研究相对应，历史地理学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极端环境事件、重大历史事件及其相互关系，近年来开展了不少工作，如于希贤的《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⑨、郑景云等的《气候突变：史实与意义》⑩以及满志敏、刘仁团等分别对发生在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⑾；同时，通过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理学研究也表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环境异常有着不谋而合之妙，如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均发生于气候寒冷期，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明初兀良哈三卫南迁等历史事件也发生在气候变冷变干时期⑿。

对我国古代重大建筑工程和水利工程的专题研究，在历史地理学中也蔚然成风，最为突出的如长城、运河与都江堰等。不同时期的古长城遗址在我国北方留存不少，作为一种军事防御工程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已初具规模，秦统一后，筑起东起辽东，西至临洮的万里长城，成为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大量研究表明：长城是中国北方一条重要的文化界限，是自然和人文的混合产物，是定居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分野⒀。中国运河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先秦鸿沟运河系统、隋唐南北大运河和元明清京杭大运河；现今依然蜿蜒于中华大地之上的京杭运河，是可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伟大历史工程，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与文化交流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⒁。都江堰是我国历史早期众多水利工程中最著名的一个综合性水利工程，始建于秦昭王51年(公元前256年)，都江堰的名字是宋代确定的，就其工程设计与技术水平而言，已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至今还发挥作用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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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华林甫：《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③吴祥定、纽仲勋、王守春：《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变化》，北京：气象出版社，1994年。

④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⑤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⑥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⑦孙进已：《东北历史地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⑧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⑨于希贤：《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

⑩郑景云、葛全胜、张丕远：《气候突变：史实与意义》，《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14卷第2期。

⑾满志敏：《光绪三年(1877)北方大旱灾气候背景研究》，《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仁团：《“丁戊奇荒”对山西人口的影响》，《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⑿张丕远：《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⒀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⒁常征、于德源：《中国运河史》，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⒂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

六历史时期人地关系与适应模式研究

历史时期人地关系问题一直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由于研究对象的多变性和复杂性，至今为止对这一命题的综合性与理论性研究尚不多见。绝大多数学者依然仅就具体事件的个例开展讨论，以至于1998年邹逸麟教授专门撰文呼吁应加强对人地关系的历史研究①。就当前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探讨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与自然环境演变对人类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前者研究更为广泛而深入，出现了许多有益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如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②、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③、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④、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⑤以及纽仲勋等《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⑥等。后者研究工作开展得相对较迟，近年来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⑦、张丕远《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讨论》⑧、满志敏等《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⑨、韩茂莉《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⑩、方修琦等《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⑾以及葛全胜等《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⑿等。

适应模式研究近年来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部分学者也已开始关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虽然具有显示度的研究成果尚属鲜见，但这一研究领域所带来的广阔前景及其对今后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勿庸置疑的。七基础资料的积累与新技术应用

中国历史地理学历经数十年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包括历史文字资料、自然记录资料、文物考古资料以及数据库等。历史文献资料如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气候变化研究组及其合作伙伴从古代文献(经、史、子、集)、明清方志、清民档案、报纸及其相关文献中收集整理的中国历史时期环境变化资料，中国气象科学院从各朝史书及方志中收集整理的中国3000年气候记录总集以及各省市区气候及其相关研究部门整理与编辑的自然灾害史料，卜凯主编的《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⒀，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亩地、田赋统计》⒁，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⒂、《黄河中游地区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早》⒃，中国科学院《中国地震资料年表》⒄，沈怡《黄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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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

②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③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④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

⑤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⑥纽仲勋等：《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自然资源》，1983年第1期。

⑦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⑧张丕远：《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讨论》，《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议论文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58—263页。

⑨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19卷第2期。

⑩韩茂莉：《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地理研究》，2000年第19卷第3期，第324—331页。

⑾方修琦：《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自然资源学报》，1999年第14卷第3期。

⑿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14卷第4期，第32—40页。

⒀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⒂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⒃徐近之：《黄河中游地区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早》，《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

⒄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表》①，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②，以及各朝代人口统计资料与各种地图资料等。自然记录资料如地层剖面、地层年表、树轮数据资料、冰芯分析资料、孢粉分析资料以及各类综合考察所形成的资料汇编等。文物考古资料以1956和1981年进行的全国性大规模文物普查的资料最为详尽，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出版《中国文物地图集》②这套大型的工具书。上述所积累的资料为今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近20年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数据库、GIS等新技术的普遍推广，为历史资料整理与保存提供新途径，一批以历史资料为主体的数据库如历史时期环境变化数据库④、中国历史地震数据库⑤、历史地图数据库⑥等先后建立了起来。这些数据库的建设不但减少了人工处理与保护资料的工作量，实现了资料的永久性保存，而且也为多种资料的对比分析和相互校核提供了重要基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将信息技术引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得到了迅速发展⑦。复旦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业已启动，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为我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学在定量化、信息化研究方面，与地理学其它分支学科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结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进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应用与推广，为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⑨。

除上述几个方面的进展外，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在其它方面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⑩，并在与相关学科的相互融合与渗透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构筑了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继承人和学科带头人。其中在研究方法方面，历史地理工作者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献考据法的基础上，成功引入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地理学的野外考察法，并积极借鉴和应用在现代地理学中广泛运用的分析手段(如孢粉分析、沉积物分析、14C年代测定、航片卫片判读及遥感等)和信息技术手段(如GIS等)，从而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推动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通过几代学者的严谨开拓，形成了以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为主要构架的两大研究领域，涵盖了历史气候、历史地貌、历史植被、历史动物、历史河湖水系、历史海岸、历史沙漠与黄土以及疆域政区、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医学地理等，构建了当前这样“枝繁叶茂”的学科体系。在队伍建设方面，每一代历史地理学家都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队伍也不断扩大，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带领下走上学术舞台，成为各分支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基本已形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以中青年为主体、结构相对合理、门类较为齐全的研究队伍。这些进展不但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也为未来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重要学科参与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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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怡：《黄河年表》，军事委员会资料委员会，1935年。

②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

③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

④郑景云、郝志新、狄小春：《历史环境变化数据库建设与应用研究》，《地理研究》，2002年第21卷第2期，第146—154页。

⑤周成虎、裴韬、李全林等：《近500年来中国及邻区强震空间格局及迁移模式初步分析》，《地球科学一一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306—314页。

⑥满志敏：《关于CHGIS第二阶段数据模型的定义问题》，《历史地理(第十九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⑦王均、陈向东：《历史地理学信息化若干问题的探讨》，《地理科学进展》，2001年第2期，第131—136页；王均、陈向东：《历史地理数据的GIS应用处理—以清时期的陕西为例》，《地球信息科学》，2003年第1期，第58—61页。

⑧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与前景》，《东南学术》，2002年第4期。

⑨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第374—384页。

⑩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辽阔的疆域和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它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拥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历史地理学者，并孜孜不倦地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明天奋斗着。结合当今地球系统科学、地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最新动向，我们认为①：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应以探寻当今人类适应环境变化模式的历史证据为目标，以文献分析、野外调查、考古发掘等传统方法与现代实验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为手段，以编制5000年来华夏故土嬗变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图谱为主要平台。将学科发展融合到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难预见，只要学界同仁瞄准方向，共同努力，中国历史地理学必定能在不久的将来，为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做出具有重大显示度的贡献。

(后记：张丕远、纽仲勋先生审阅了本文的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2003年10月在杭州举行的“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暨两浙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研讨会”上，多数与会代表为本文的修改贡献了自己的思想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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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第374—384页。

ProgressinChinesehistoricalgeographyinthe20th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