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重要性篇1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12-0025-03

ReconstructingtheNationalTraditionalMinoritySportsCultureintheContextofModernization

LIUJian，XUChanghong，LVYun

(P.E.Dept.，YunnanNormalUniversity，Kunming650500，YunnanChina)

Abstract:Thisarticleusesthemethodsofliteraturereviewandlogicanalysis.Itanalysestheinevitabilityofreconstructingthenationalminoritysportscultureinthecontextofmodernization，theactionpatternofreconstructingthenationalminoritysportscultureinthecontextofmodernization，andthemeasuresofreconstructingthenationalminoritysportscultureinthecontextofmodernization.Andthen，itreconstructsthenationalminoritysportscultureinthecontextofmodernization.Thisstudyhastheoreticalmeaningtothesurvivalanddevelopmentofthenationalminoritysportscultureinthecontextofmodernization.

Keywords:minority；traditionalsports;sportsculture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已经很自然地嵌入了全球每一个角落。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各种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成为可能，这种互动也正在逐步加剧。

文化重构，即文化的重新构建，指对已有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也是人们对已有文化现象的再认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指长期流传的在不同民族民间的各类体育活动。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是指在与它文化的交往中，通过整合外来的体育文化因子，即加工、融合、创造，使其成为本民族体育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建构出具有新的文化因子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过程。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愈来愈频繁，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也日渐激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必将引发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一系列的变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尤其面临着西方体育文化和占主流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冲击，因此，需要对它进行重新建构，这对于调适其外在生存环境和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发展路径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各种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只有在保持本民族体育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借鉴和融合外来体育文化的因子，进而重构出适应新的时代、新的形势背景下本民族的体育文化，使其与现代化的发展潮流相顺应，才能在现代化的背景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1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必然性

现代化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经历着被主流体育文化同化的危险。各民族创造的传统体育文化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影响，正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有消亡的危险。鉴于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因此，体育文化多样化也应当受到人们的承认、肯定和保护。但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融合现代体育文化的因子，创造出适应时展的新的文化因子。在现代体育文化同质化倾向日益明显的时代，人类更需要多样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现代化无处不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已成为必然。在体育文化现代化的意义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变成现代化的产物。事实上，尽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被卷入现代化进程，但产生这种传统体育文化的“当地”还处于不完全意识状态。现代化的体育文化可以使可能消失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新“复活”，但也让已有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从原有的生产、生活领域脱离出来，走向表演的舞台。从一定意义上说，将一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成舞台表演，说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变质，它在新的外部世界中获得一种新的适应。这也使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逐渐丧失保持其原生的稳定因素。因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现了本民族的宗教、价值、审美和思维意识等，也包括各种自然观、宇宙观、社会思想伦理等哲学思想，以及源远流长的物质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相对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文化形态，它以相对独特的、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文化方式维系着本民族自身的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其他体育文化不可替代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独有的本土性，是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经验结晶，具有实践性和经验性，而系统性和理论性相对不足。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体育文化具有普遍性，是当前的主流体育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冲击，无法与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相抗衡，其传统的体育文化正面临崩溃或已崩溃，许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在消失。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冲击是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不可规避的问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重构成为一种必然。

2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模式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文化重构即其与外来文化进行持续不断的接触时，原有的体育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因子以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适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适应分为被动的和主动的文化适应。主动地文化适应即自觉地文化适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主要动力即来自自觉地文化适应，这种文化适应来自本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部。来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的自觉文化适应决定其文化重构的结果，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决定因素。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过程中，存在三种心态：一种是自我中心，全盘否定；一种是简单趋同，全盘接受；一种是有选择的接受。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土、洋体育”之争在这里也有反照。当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对自我体育文化的丧失，如果无力扭转局面，产生的就是简单趋同，全盘接受。但这种模仿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很容易在外来体育文化面前颓败，最终完全萎缩。如果在现代化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找到了自豪感，就可以促使其尽可能地展示自身的体育文化。这种源于集体自豪的文化将重新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重生。

被外来体育文化牵引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称之为模仿型的文化重构。如果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其内部的自卑相结合，将彻底断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未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也将无果而终。

来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的文化重构，称之为创新型的文化重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目的是发展和创新原生文化，必须通过在外来体育文化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达成一种自豪的体育文化自觉意识，产生创新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容易适应外来的体育文化冲击，并能从中获得新的体育文化因子，使自身的体育文化得到发展和前进。

3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即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重新构建，是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象进行再加工，再创造，也是我们对于已经存在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进行再认识。在对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上，有创造论，但认为创造中应有继承；有保护论，但认为保护中应有创新。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过程中，必须自觉地融合和重组外来体育文化因子，使其成为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建构出具有新的文化因子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3.1首先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化的体育还具有一定的差距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依存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地位，但不加改造和超越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是在促进而是在阻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更不应高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国现阶段的作用。

现代体育文化无论从物质层面、精神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育。应当承认西方体育文化的主流意识。当然，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落后，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其文化，而是要究其不足，补其虚缺。只有这样，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文化才能自觉地去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才能自觉地吸取现代体育文化的精华，从而更好的发展。

3.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树立现代意识，寻求与现代体育文化的整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实现现代性的重构，必须树立现代意识，要勇于打破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单一的本民族传统文化观念，要勇于打破本民族传统文化对其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的束缚，要扩大交流，使之融入到现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之中。

现代化的发展趋向，需要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扬弃“传统”，从而走向“现代性”。而现代体育文化所带来的异于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异质性体育文化则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重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进体育文化因子。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由被动到主动地融入与现代体育文化，改造和发展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使其朝着文明、进步、科学的方向发展。

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吸取了人类文化的各种因子，通过整合而成的文形式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一个民族能够生活在隔绝的环境中，最终它们都将面临文化的选择，也就是文化的重构。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不存在纯粹的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或多或少地都融入了现代体育文化。

3.3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基础和发展的选择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文化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吉登斯先生说过：“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所保持的理解或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历史的内涵和改变历史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基础是文化自觉。即当本民族的人对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有了充分的认识后，才能觉醒、反省和创建本民族体育文化，才能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反思，才能取长补短，促进本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必须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体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下，对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发掘、改造和重构，以促进其现代化。

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既要接受现代体育文化，也应该保持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特性。各少数民族要从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中吸取建构新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所需要的文化因子，又要吸纳能体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华的现代体育文化因子，赋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新的生命力。

4结语

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生存发展下去，其重构是必然趋势，重构的过程也将是长期的。区别一个民族的体育文化，最核心的是文化的核心层面――民族的体育精神。在文化的重构过程中，变化的是表现形式，不变的是精神，当然两者的变与不变也不是截然分开和绝对对立的。形式的变化会促使内容的变化，内容的变化会带来形式的根本变化。只有在立足于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其他体育文化的优秀因子，经过不断重组、整合和融合，才能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在现代化中生存和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文化多样性宣言》.省略/chinese/2001/Nov/72229.htm.

［2］达里尔・A・波塞，许建初等译.超越知识产权――为原住民和当地社区争取传统资源权利［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3.

［3］塞谬尔・亨廷顿.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M］.北京:清华出版社，2004.

［4］周宵.民俗旅游的人类学探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

［5］塞谬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6］汪海涛.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传统体育转型的思考［J］.体育文化导刊，2005(11).

［7］田祖国，白晋湘，钟海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变迁与发展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3(4).

［8］董亮.历史传承与现代创新：四川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问题的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12）.

［9］〔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上海:三联书店，1998:61.

［10］郑晓云.论全球化与民族文化［J］.民族研究，2001，(1).

［11］陈艳美.论现代化语境中西部地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4).

［12］邢启顺.旅游开发与乡土传统文化重构――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乡土传统文化产业［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13］邓星华,黄彦军.体育全球化的西方化倾向［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3（4）.

民族文化重要性篇2

语言和文化有着紧密联系，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生活中，语言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举例阐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内在区别和在人类社会中起到的作用，最终提倡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应当保护其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1.言与文化间的关系

1.1是文化的一部分。像其他的文化现象一样，语言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文化和语言都会随着生产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但正因为出现不同的文化，才需要更多不同的语言来完善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我们可以说，语言拥有文化的所有属性，所以语言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众多文化现象之一。人类语言不仅是一个整体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1.2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虽然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其他文化现象通常不能被独立的存在于语言之外。毕竟只有通过语言文化才可以得以保留、扩展和传播。

1.3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思维，思维活动离不开语言。也就是说文化的发展必须依靠集体创造的社会成员，但只有通过使用语言这一良好的沟通工具，才可以使社会成员达成沟通并实现相互理解。不同的文化应该通过语言相互学习。由于文化必须使用语言作为工具来开发，所以，语言是文化的发展的基础。

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语言作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相互交流的基本工具，通过它人们可以建立生活上和心理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语言能够促进人际关系，同时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语言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平台。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人类拥有了语言的权利和能力，人们通过使用语言就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具有概念和意义的世界。

人们通过观察客观世界，用生动而形象的语言来描述其周围的物质世界，并在头脑中形成一种意识来表现其精神世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进行交流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所表达的语言和使用语言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为文化是形形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思维方式是不同的。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及民族心理等各方面的因素不同，在他们的意识中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和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不同，因此他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

语言、文化、世界结为三体，是密不可分的，人类活于意义的世界中，正如生活于他感知的世界中一样的真实，因为语言就仿佛一个棱镜，透过它的投射，世界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所谓的世界景，因此语言也同时表现出人们对其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认识认知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主体，是认识过程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因此通过语言文化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这个客观世界；通过语言能使我们更好的了解不同语言当中不同民族的文化。

2.不同文化中的语言表达方式不同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在进行交流时，即使使用的语言方式准确无误，但由于文化上的不同，他们使用一个词或一种表达方式具有不同的意义。尤其是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即使精通了该语言，但是文化不同，人们在语言当中描述其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就如一个少数民族学生从小成长在少数民族地区，但在校受的教育是汉语，由于他已经拥有了双重的文化背景，因此在使用不同语言时，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将对其所学习的语言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学生在使用汉语时，相对于汉族同学来说他们在说汉语时使用的形容词就比较多一些，因为他们不能像汉族同学那样更具体而准确的表达其思想，在转换思维的时候用汉语表达就较难些，只有通过形容词来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思想；甚至他们在交流时往往喜欢用倒装句来表达本民族语言，就如汉语当中的客人来到礼让"吃饭"，很多同学将它表达出来时就变成了"饭吃"，"喝水"变成"水喝"这种表达往往会使人发笑。

不同的民族在其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中成长，他们所接触的客观事务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对客观事物的反应就不同，在他们的语言里所描述的客观事物的名称就有所不同。文化上的不同，不同民族在使用其不同语言时有着不同的限制，这就很大程度上和该民族的宗教思想、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等不同因素有关系。由于文化的不同，我们就很难在其他的不同文化中找到相对应的词或表达方式，如果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研究藏族的语言，从研究其语言他们就不难看出藏族是一个从事于畜牧和农牧业的游牧民族，因为藏语里大多都和畜牧和农牧有着具体的描述，因此语言为人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使不同学界的语言学家能够通过研究不同民族的语言来得知其民族内在文化。就如爱斯基摩人对雪的描述就有所不同，在他们的语言里对雪有不同而更具体的描述，从这点我们就不难看出，雪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语言和文化。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叙述，我们进一步得知操不同语言的民族如果对客观世界中的某些事或者某些现象在其语言里有更具体而生动的描述法，那么我们不费太大力就能基本上得知该民族的文化，

民族文化重要性篇3

（一）生活文化

凉山地区少数民族居民在生活方面的文化非常丰富，而且各具特色，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在服装文化方面，高山牧区藏族居民的服装较为厚实，一般配有各种各样的珠宝，民族之风显而易见，定居区藏族居民的服装在佩饰与珠宝方面就相对简单。彝族男性的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裤脚上，有大、中、小不同类型的裤脚。然而彝族女性的服饰更具特色，她们的衣服、首饰、帽子等都与其他民族女性相差甚远。总之，凉山不同少数民族在服饰的图案、样式、颜色、工艺甚至是衣料质地上都不尽相同。在饮食文化方面，藏族居民爱饮酥油茶，喜欢吃石板烙饼、牦牛肉、奶酪等，彝族居民喜欢吃坨坨肉、千层荞烙饼、酸菜洋芋鸡，傈僳族喜欢吃核桃仁稀饭、泡酸鱼，不同民族都具有自身独特的饮食文化习惯。在建筑文化方面，彝族房屋瓦板房上的瓦板，是用吊杉树打”成的。所谓打”，是加工这种板材时，选取高山冷杉，又称吊杉的巨木，截为段，用砍刀在横切面处开上一刀，用力拉扯，就扯下一块厚薄均匀的瓦板，这种板没有锯痕，刮水耐湿，晒之不裂。是彝族的发明创造，旧社会的土司或富有的奴隶主修房，全用木柱、木隔板、木瓦板建成，其工匠不用尺子、墨线，只用臂排手卡，计算建造，不差分寸。在屋椽等处，全用木头雕刻出牛头，羊头花饰，绘以红、黄、黑三色彩绘，壮观精美。藏族房屋，亦多用木质，绘画则多宗教图案，房顶上有卡钟，房周有经蟠。在交通文化方面，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凉山各少数民族大多会用到竹筏和马出行，与现代化的交通方式相比，这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不过，现今国家的扶贫力度加大，乡村交通得到了提升。

（二）民间文化

在凉山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方面，各民族都有自身的文学艺术、音乐、戏剧、体育游戏、美术等，其结构体系非常复杂。例如：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寓言、神话、民歌、谚语等，它们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非常广泛的民族文化。还有磨担秋、射箭、打草叉、赛马、爬灯杆、打水漂、赛马、斗牛、斗羊、斗鸡、打秋千、摔跤等体育游戏，既能锻炼身体，又具有非常强的娱乐性。以及唐卡、泥塑、根雕、蜡染画、版画、岩画等艺术创作形式，它们带给人们的艺术感受各不相同。另外镶边绣、压花、挑绣、平绣、堆绣等刺绣方式，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其实用价值也在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语言文字文化

凉山少数民族都具有自己的语言体系、语言文化(如彝族、藏族、回族、满族、傣族、傈僳族、纳西族、苗族、壮族等)，而且部分还具有其自身的文字体系，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种文化，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与融入少数民族。例如：藏族居民历来就有自身的文字体系，另外，我国还在1975年制定了四川《彝文规范方案》，共确定819个规范彝文字，国务院1980年正式批准该方案在四川彝区推广使用。

（四）历史文化

凉山有非常多的文化遗迹，它们都是历史的见证，具有非常大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例如：零关古道、小相岭石板路、喜德登相营要隘、孙水关石刻、会理的鱼乍古渡等。

（五）精神宗教文化

在凉山的少数民族中，除了藏族等民族具有自身非常坚定的精神与外，彝族的精神文化信仰也非常之独特，他们崇信毕摩文化。毕摩是一种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师。毕摩神通广大，学识渊博，主要职能有作毕、司祭、行医、占卜等活动，其文化职能是整理、规范、传授彝族文字，可以说毕摩文化是彝族民族文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二、在资源开发环境下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作用与意义

（一）保护少数民族自身文化的完整性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应当具有其自身完整的文化体系，这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使命。每一个民族文化体系的形成，都经过了千百年的历史，是其先祖在生息繁衍、劳作创造中积累而成的，它凝结了先祖的智慧、汗水、经验、感悟以及各种美好的愿望，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看成是一种精神与灵魂的传承，其重要程度与宝贵程度完全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所以其文化体系当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缺失。在凉山资源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对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加以保护，防止其在文化迁移的过程当中出现遗漏、缺失，破坏少数民族文化的完整性。

（二）保护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当今全球都在倡导多样性的文化发展路线，我国由于是多民族国家，所以在文化的多样性方面占据着非常强的优势，这可以使我国在全球文化的竞争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实，我国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保护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前后也采取了诸多的措施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但是在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文化迁移过程当中，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深深渗透与烙印在其生活中的，只要发生文化迁移，其生活方式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例如：居住、服装、饮食甚至是习俗等，这样一来民族文化的传承就会面临危险，可能被多数民众（汉族）所同化，这是非常不利于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因此，在凉山资源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不遗余力地对各少数民族文化加以保护，防止其被同化，使我国的整体文化发展能够保持丰富性、多样性。

（三）促进我国和谐文化建设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向来讲求的是人人平等、民族平等，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就是一种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尊重少数民族的主要表现，这在我国和谐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意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必须要以团结、平等为基础，以以人为本”为原则，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少数民族，平等对待他们的文化与信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发展。反之，如果我们不尊重、不保护，甚至是有意或无意地破坏少数民族文化，就必然会决裂民族之间的情感，甚至引起民族之间的矛盾，这对和谐文化的建设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在凉山资源开发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悉心保护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信仰，以加深民族之间的情感，促进我国和谐文化建设。

三、在资源开发环境下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主体性与主导性

少数民族文化属于少数民族同胞自身的文化，在没有他们的同意下，我们不能干预他们自身的文化自由，即使是在资源开发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我们同样需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自身的主体性与主导性。也就是说，我们在制定保护策略、实施保护措施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以少数民族同胞自身的意愿为主，将他们的意见与看法放在主导地位，不能干扰他们原有的少数民族文化体系，否则就可能违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初衷。

（二）原真性与活态性

每一种少数民族文化都渗透在少数民族同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生活离不开文化，文化也离不开生活，它们二者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力求原真性与活态性，即要将其文化的本来面貌原原本本、真真实实地保护下来，不仅如此，还要让这些文化继续在少数民族同胞自身的生活当中得到体现、应用与延续，让其文化能够真正地活起来，这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才有价值、有意义。

（三）全局性与系统性

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确保文化的全局性与系统性，即少数民族文化的各方各面都要保留下来，不能有所缺失，否则的话其文化体系就会遭到破坏，从文化价值方面来讲损失非常之大，而且不可挽回。所以，不论是生活、历史、风俗、技艺还是宗教方面的文化，我们都应当帮助少数民族同胞全面地保留下来，以确保其文化的全局性与系统性。

（四）长期性与可持续性

其实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不论是否在资源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应当时时刻刻抓好这项工作。其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少数民族文化本身就处在一种较为濒危”的境地，即使在没有资源开发的影响下，它们的发展与延续同样困难重重，所以我们必须要长期性、可持续性地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使其永远发展、延续。

四、在资源开发环境下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措施

（一）文化搬迁

在资源开发的情况下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首先要做的应当是进行文化搬迁，即搬迁保护一些物质性的文化载体，例如：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石碑、石刻，一些在少数民族同胞心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神像等，这些都可以搬动到新的地方，然后再采取对应的保护措施；加盖顶棚、修建庙宇等。因为这些物质性的文化载体对于少数民族同胞而言，一般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与信仰和精神相关，所以搬动过程当中的细节问题一定要处理好，最好是在少数民族同胞的配合与指导下完成。对于一些不能搬动的物质性文化载体，如庙宇、古屋、老楼等，就应当原原本本地复制重建，可以将拆卸下来的构件应用到重建当中，这样能够尽可能地恢复建筑物质原貌。

（二）教学保护

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其文化体系得以传承与延续，不能再资源开发或是其他任何情况下断流”，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渗透到教学当中，通过对青少年甚至是幼儿的教育、引导，来加深他们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全面了解与认识，帮助他们从小树立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这样才能有效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例如：我们可以将幼儿园或学校环境建设得具有少数民族特色，可以将传统的少数民族装饰文化应用到环境建设中，按照各民族传统形制对柱头、门框等进行装饰，利用各民族常用的色彩对环境进行涂色。教室内可以挂一些教师和学生一同绘制的民族风情绘画。每周选定一天作为传统服装日”，当天所有的教师、学生，都要身着自身民族的服装，打扮干净、整洁。总之，要为幼儿创建一个民族文化氛围浓重的学习环境，让幼儿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加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与了解。每当各民族重大节庆到来时，都要举行相应的活动，加深青少年乃至幼儿对其自身节日文化的了解，开设专门的少数民族文化课程，向他们清楚讲解其自身民族的由来与发展历史，等等。

（三）人才保护

对于各个少数民族的民间艺人，我们应当将其作为国宝”来对待与保护，因为很多少数民族的民间艺术与民间技艺都掌握在这些人手中，如果这些人得不到保护，很多的艺术与技艺就都将消失，所以说这些人是国宝”并不过分。在资源开发的过程当中，当地政府以及相关部门都应当积极地介入，尤其是文化部门要牵头，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艺人进行收罗、统计，并对他们的个人信息以及专长记录归档，为他们提供一些具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岗位，并使其专长得到发挥，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意义。例如：可以将这些人安排到学校，对学生进行传统艺术教育教学，这既有利于学生的素质能力全面发展，也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与技艺的传承。除此之外，还可以将这些身怀绝技”的人组织起来，编纂各民族民间艺术与民间技艺资料，采用文字、照片以及录像的多种形式，记录这些艺术与技艺的创作表现形式，以形成珍贵的文化档案。

（四）立法保护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当中，我们还必须要通过立法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在资源开发这种比较刚性”的需求下，我们更需要法律来提高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力度。梳理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方面在人权保障和产权保障方面的空白、漏洞，按照人权、产权层面的文化权利这两条线的思路建设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体系。要注意：一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使中央、地方，人大和行政系统的法律制度协调一致、权责明确；二是制定一部全国性的、专门的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如《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法》。这样的法需界定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内涵和外延，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享有主体，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方面的职能和责任，及相应的执法主体，特别是财政扶持的力度量化标准，还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决策的参与权，义务主体不履行职责的责任和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受损的救济措施。地方立法在上位法基本原则下，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如凉山地区，要更富地方特色，更富操作性。地方立法还要特别注意：一要针对当地具体少数民族文化立法，作细化具体的规定，在此过程中必须充分结合国家的民族政策、该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二要吸收少数民族同胞代表有效参与立法。参与原则是参与者表达其意愿，了解各种利益博弈，理解和宣传法律精神的重要程序保障，也便于少数民族同胞更了解和保护本民族的民族文化。

（五）推广发展

保护凉山少数民族文化，还应当将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推广向市场，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能够了解到这些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化，并积极地参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这是确保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例如，政府可以出面协调当地的文化市场、艺术品市场，对凉山各个少数民族的特色工艺品、艺术品进行市场化的批量生产，并面向市场进行销售，这一来可以提高凉山少数民族同胞的经济收入，二来可以有效扩大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非常有利于凉山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凉山的国际彝族火把节、彝族服饰业、银制工艺、餐饮业等都做得很成功。

五、结语

民族文化重要性篇4

关键词：民族文化资源适宜性幼儿园课程

在研究本地域文化特点的基础上，把有效资源融入到幼儿园课程中，构建以民族文学、民族艺术，民族历史、民族饮食文化、民族风土人情、民族民风民俗、民族特产、民族建筑、民族工艺等为主体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园本课程。与此同时，对构建的幼儿园多民族课程提出适宜性的要求。

一、开发多民族文化教育资源背景下的课程适宜性研究必要性

课程开发的四个步骤为选择目标、确定内容、组织实施和评价，这是由课程专家泰勒提出的。在课程设置的过程中，任何课程开展的环节都包括“学科体系、个体心理特点和社会需要”三个要素。幼儿园课程适应性同样与这三个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只有这三个要素都在课程适应性中充分运用起来，才能创编出有利于幼儿学习的课程内容。具体表现为：知识体系的构建。目前，我国的幼儿园课程设置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幼儿园便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设置具有自身特点的课程体系。如菀坪幼儿园从选定的特色民族的习俗、饮食、服饰、建筑等民族资源入手，以语言、数学、科学、社会、音乐、美术、健康七个维度来编制特色课程。在实施特色课程的过程中，寓文化于玩乐，有效整合区域活动与特色课程，在此基础上开展区域游戏，实现渗透式文化教育，初步探索形成游戏化园本课程。

菀坪社区中，多民族文化是该社区儿童生活的主要社会背景，在课程的构建上，应该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的适应性方向，这不仅有利于幼儿学习，还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从儿童发展的角度，在其学习发展的阶段上，让其接触综合性的多民族文化资源，可以使儿童个体对每种异样的文化都有着高度认同性，他们会在不同文化环境当中适应不同的语境形式。对于非少数民族的儿童来说，民族文化教育有利于提升其在所在地区民族多样性的认识，培养其民族融洽相处的初始意识。对于少数民族儿童来说，民族文化教育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对自身民族的认同感和对其他民族的认识，为他们在现在主流社会中获得尊重地位。同时，民族文化教育在保护当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多样性日益繁荣的今天，幼儿教育需要在这种背景之下顺应社会的发展趋势，从而培养幼儿在面向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文化平等互助的态度。

二、开发多民族文化教育资源背景下幼儿园课程文化适宜性的措施

1.在开发幼儿教育资源方面，多种丰富的潜在资源为课程适应性提供保证。

在这其中，主要有以下主要方面：①人力方面资源。人力方面的资源主要包括社会人文资源、幼儿家长资源、幼儿园社区家庭资源和当地的民族文化管理者资源等。②民族方面资源。民族方面的资源有民族音乐、民族节日、民族传统、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等。③社会物质资源。社会物质资源的内容有社会宣传手段、民族环境创设方面的物资资源和各个民族地区文化组织活动等。这三种幼儿教育资源为多民族文化背景下幼儿园课程文化适应性的开展提供的稳定来源，也是开发幼教课程适应性的首要措施。

2.设立具有本土民族特色的幼儿课程。

每个课程体系的构建都需要有一定的依托，设立在民族融合地区的幼儿园的课程体系的构建，最重要的依托就是当地的本土特色民族文化。幼儿园管理者在构建课程的过程中，要尊重所在地区的各个民族的多样性，把各个民族的文化精华尽可能地融合到课堂教学里。例如，可以把彝族的火把节以图画和漫画的形式、以插图的方式适当地放在幼儿课堂的课本上，让幼儿可以更加直观和直接地体会到彝族的文化氛围。这样做可以使幼儿在学到文化知识之外，还可以增强其民族认同意识，使其从小就形成民族多样性的原始概念。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本土化课程是体现课程文化自觉性的核心价值的重要途径，任何课程体系的构建都不应该离开民族特色的因素。这样的课程体现出教学活动是文化传承的最重要的纽带，也是沟通老师和幼儿、幼幼的纽带。民族文化的教学只有植根于本土的民族文化土壤，才能为多民族文化背景下幼儿园课程适应性研究开展设立前提。在多民族文化相互交织和影响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教师在推行多民族课程中的主要价值观念时，需要注意选择好各种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之间的交合点。这种交合点可以理解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汇合点，其基本立足点就是各种异地异族文化在本地生根发芽的生长点。异地异族的文化只有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才能为自身在当地的存在和发展找到契合点。通过各个民族之间的那种最原始的交流，为各个民族的发展和壮大营造一种包容和宽容的社会氛围。这一切的交流方式都需要通过本土的特色课程作为桥梁和媒介。

3.营建课程多民族文化生态体系。

课程多民族文化生态体系是课程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在课程体系之下，受教者可以通过多民族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体现多民族文化氛围。在以往的幼儿课程当中，课程设置多数都只是体现和凸显出社会社群当中的主流文化。随着人口的迁徙，多种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人们接触到的往往是具有多民族文化价值的一系列观念。因此，在生态体系上融入多民族文化要素，可以使人们理解和尊重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异同，使他们了解到各个个性的文化、民族风俗和传统价值体系都是现代文明社会中的重要的一员。因此，在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当中融入生态平衡的内容，有利于将各种文化资源结合和组织在一起，培养幼儿园教育人员的文化课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理念。

三、结语

幼儿园课程设计的适应性与多民族文化有效开发存在必然的关系，只有资源的有效筛选及运用，才能构建适宜的幼儿园园本课程，这样幼儿园课程才能应对文化的变迁。充分开发当地特有的民族文化资源，为适龄学习儿童提供优秀的教育资源，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课程体系，完善培养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教育方式并通过适应文化生态的环境，让教育者和受教者都深刻地体会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是我们教育者共同努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民族文化重要性篇5

关键词：舞蹈教育；民族性；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J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4-0225-01

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少数民族的舞蹈艺术更是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与厚重的文化色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大多能歌善舞，并完成着传承与保护本民族的舞蹈文化的历史使命，而国内各大高校作为培养艺术人才与传播艺术文化的基石，更应该在发展与完善我国舞蹈教育的基础上强调发展舞蹈艺术的民族性。

一、我国舞蹈教育的现状

现阶段，在我国各大高校之中，仅有少数的学校设立了民族舞蹈教学课程，且这类课程的学习对象只限于专业艺术生。在大学教育阶段，国内只有几所舞蹈专业的本科学校设立了舞蹈教学专业，它们的教学目的是为表演行业培养人才，注重培养学生舞蹈专业的技巧性，以后的发展方向基本以舞者，演员为主。还有很多高校把培养重点放在舞蹈基本教育的训练上，对于民族性舞蹈的教学至局限在形体锻炼时，忽视对学生舞蹈感情和文化的培养。另外，我国各地区的少数民族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及舞蹈精神，这给高校舞蹈教育的民族性培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资源，但是学校的教学内容因为受到课程设计，职业规划及师资团队的局限，舞蹈教育的民族性并未完全的得到体现，很多学校只是设立了单独的或者少量的少数民族舞蹈课程，使我国学生接受民族性舞蹈教育的培养受到约束，各种舞蹈类型的教学设施分配不平衡，教学方向缺少人文素养，缺乏多元化及多样性的栽培机制。

二、我国的舞蹈教育如何体现民族性

舞蹈教育是艺术教学的重要部分，而民族性的舞蹈文化是我国舞蹈教学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在我国舞蹈教育体系中加入民族性的文化内容，将民族性深厚的舞蹈传统文化及舞蹈内涵，是完善我国舞蹈教学体系应该追寻的目标。各大高校应当注重在舞蹈教育教学理念，教材设计及课程开展上进行民族性文化的设计，使先到舞蹈教育的民族性理念渗透到舞蹈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为传播民族性舞蹈文化创设有利的条件。

（一）培养民族性舞蹈文化的教育理念

舞蹈教育机制注重舞蹈文化思想的交流，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文化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发展趋势的社会，在少数民族地区遇到民族舞蹈的传播者及很多令人赞叹又优雅美丽的民族舞蹈时，就好比一个艺术大师曾经说过的，我们无需用自己好奇及窥探的眼神去打扰和干预他们的表演，如果我们有兴趣将他们的地区性文化作为创作资源时，那也不要使别人误会我们创作的作品才是最好的诠释。各大从事舞蹈教学的高校和研究舞蹈教学民族性特征的学者，在对少数民族地区舞蹈文化就行改造的基础上，应当尽量的保持舞蹈文化的精髓，在审美及艺术价值上尊重原创的设计，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给以最高的认同与保护，而不要将它摧毁。现代文化的介入也许会对民族一人的生活带来干扰，但只要怀着尊重与虚心研究的精神，对民族舞蹈文化给予肯定，就可以帮助少数民族人民更加理性的保护少数民族的舞蹈资源。

（二）注重舞蹈教材设计的民族性

少数民族的舞蹈在长时间的沿袭，发展与创新的过程中，逐步积累了少数民族地区深厚的舞蹈艺术文化。少数民族地区的信仰、艺术审美及道德、价值观念等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都通过舞蹈表演的姿态、节奏及风格表现出来，甚至有时候还会扩展到音乐的曲调模式、演员的服饰及乐器的选用中。要使舞蹈教学的教材设计体现民族性，就需要通过民族风俗及文化历史的角度，在把握舞蹈教学的民族性本源上，提取哪些可以反映少数民族典型的心理状态的动作语言，使我们可以更加准确的体验到这个民族特有的舞蹈文化风格，从而在舞蹈教学的过程中传播民族舞蹈的文化。作为一个专业性的舞蹈教学机构，在民族舞蹈教材设计上需要注意的另一个要点就是民族舞蹈的训练练：（1）在民族舞蹈教材的设计中，要利用一系列的难度逐渐升高的民族舞蹈单元设计舞蹈教材，使学生受到民族性舞蹈风格的训练；（2）要将不同难易程度的民族舞蹈动作收入教材中，使学生能够更好的锻炼形体，进而提高身体的灵动美及立体感，最终可以使学生在表演时做到舞蹈动作的收放自如，表现舞蹈作品感情的张力。坚持舞蹈教材的民族性训练课程设计要再保持民族舞蹈文化传承性的条件下进行，使其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既可以保存民族舞蹈文化的艺术价值又能够符合现代舞蹈教学的理念，符合现代社会对民族舞蹈艺术的审美需求。

（三）体现舞蹈教学目的的民族性

根据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舞蹈文化，及不同的舞蹈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中国的舞蹈文化被分成很多领域。作为一个变化的文化体系，它缺乏稳定性，一直都处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时代的人民对舞蹈文化理解存在不同，再加上社会发展变化之快及各种不同文化类型的融合，少数民族的舞蹈文化也在逐步的改变过程中。因此，在舞蹈教学课程中，在教学生把握各种舞蹈形态及动作的同时，还要向同学们讲述与分析该舞蹈动作背后的文化故事与历史发展。这种动作语言及节奏韵律的配合能够使同学们更加准确的把握少数民族地区舞蹈动作的理论知识及风格特色，进而使学生们可以在这些知识的吸收下进行再创作，重新带来自己理解重的民族风舞蹈文化。

我国舞蹈教学体系应该尽可能的在高校课程设计内寻求民族性的文化指引，进而以传播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为重要任务，对舞蹈教育的民族性给予最全面的引导与普及。将人文历史，科学创新结合起来，一起为保护我国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特色资源服务，推进我国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的完善与持续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唐怡.关于高校民族民间舞蹈教育的几点思考[J].民族艺术研究，2010（06）.

[2]崔琰.新时期我国民族舞蹈教学现状及对策探讨[J].艺术教育，2013（05）.

[3]刘妍.高校开设中国民族舞蹈课的可行性研究[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04）.

[4]刘青弋.现代舞蹈的身体语言[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5]刘建.宗教与舞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6]傅谨.“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艺术威胁”[J].民族艺术，2010（01）.

[7]陈林宜.高校公共舞蹈课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舞蹈，2011（07）.

[8]胡东琦.艺术教育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J].舞蹈，2012（05）.

民族文化重要性篇6

关键词：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制度经济学，西部开发，扶贫政策，电子政务，上层建筑

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实习，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市场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了民族团结和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民主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地理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上历代中央王朝对西部大多采用外源性的开发，即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开发政策，其结果虽然是开发了西部资源，传播了汉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但往往也形成了对少数民族文化歧视的观念。所以，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融合格局，并未消除民族隔阂，贵州境内少数民族直到建国后还有“望汉生畏”的心理10。如今，牺牲少数民族利益的西部开发已不是我国的政策，正相反，我国现行政策旨在维护少数民族利益。然而，如果不是以地方少数民族而是以国家为开发主体，西部开发的代价就可能是最终毁灭弱小少数民族文化。因为以中央为主体的开发抑制了少数民族的创造性。政府采取许多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来平衡由于生活水平差距和文化冲突造成的少数民族心理不平衡，但这些优惠政策也同时助长了一些地方少数民族群众的依赖心理。有些地区的依赖心理甚至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形成“贫困也是一种资源”的荒唐观念，贫困成为争取中央扶贫拨款的最好筹码，使得消除贫困完全失去了地方积极性，经济发展也因此而缺乏激励，难以形成可自身增值的资本积累。长此以往，就会形成西部经济依附于东部经济的格局，使西部不但不能缩小与东部的差距，而且还会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北美的印第安人就是前车之鉴，他们得到本国政府许多优惠政策，但作为一种文化，已经完全与生产方式相脱离，失去了文化协调经济基础的基本功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北美印第安人要么放弃自身文化而融入基督教文化，要么永远贫穷，因为它们的文化已经是依赖性的贫困文化、已经失去了维持生产方式的功能，已经丧失了适应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能力。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都实现现代化了，每个国家都做几乎相同的事：国际市场竞争，国际分工合作；但没有哪个国家在制度结构上是相同的，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每个国家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加入全球现代化，并凭借自己独特的文化在世界秩序中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也应该使自身文化得以发展，以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方式步入现代化，在WTO框架下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

少数民族不但应该在全球市场经济中有自己的地位，而且完全有可能占有自己的一席地位，因为少数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是独特的，所拥有的资源是独特的，所延承的文化也是独特的，这注定他们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参与全球现代化。

地方主体式开发模式不仅是在发展中求民族文化延承的需要，也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需要。以国家为主体的开发模式，可以将东部先进的发展模式推广到西部来完成西部开发。但是，由于东部模式是为适应东部环境创造出来的，它们在西部推广难免会带有许多局限性。东部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提高西部的经济水平，但无法缩小东西部差距，因为东部模式缺乏西部的本土知识，无法提高西部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外源发展模式难以有机地结合到地方民族文化中，因此会威胁到如贵州地区的许多脆弱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三、文化变迁的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延承”性的定义。“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文化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成本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道德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宪法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经济学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合同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建设可以降低贫困人口进入市场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环境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传播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和印度进化至今，其间涵化了许多外来文化；中美洲和安第斯文明消逝了，没能留下重大痕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明把知识和技术传播给了后续社会。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又一次促进了东西部文化的相互传播，56个民族每一个都以涵化兄弟民族文化的方式，催化自身文化的进步。我国西部开发政策中，要促进少数民族对市场经济观念和现代化思想的涵化，使少数民族地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得以保持自身独特的文化方式。

西部开发中，如何发挥地方和本土民族的进取积极性，使他们有能力，有意愿成为开发主体，是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关键。为此政府要有促进文化变迁、引导移风易俗的正确政策。为了制度这些政策，一定要分析谁是文化的传承者，谁是文化变迁的倡导者；什么是文化变迁的阻力，什么是文化变迁的动力。对于积极参与市场经济的少数民族，提供能力培训、知识教育和市场信息，同时给予相应的文化传承价值教育；对于阻碍文化变迁的人，要进行更多的科学理性和现代化示范教育。

四、制度创新对于开放系统适应环境的重要性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不能以这条原则作为强势文化消灭弱势文化的借口，但我们能从这条原则找出弱势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的对策。如果我们把人类群体社会看成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一系统必须具备应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如果我们把生物看成是一个系统——一个开放系统，它依赖于与外界的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那么，物种能否延续，就看它的适应机制能否足够应付环境的变化。当第四纪冰川改变地球气候时，许多物种灭绝了，而人类却延续了下来。

但人类延续下来的原因，不是因为人类个体的适应能力，而是因为人类社会文化的适应能力。人类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必须有制度创新的机制，以应对环境的变化。如果一个文化缺乏制度创新的机制，则会在外部环境变化过程中消亡，甚至在被自己改变了的环境变化中消亡。人类历史中不乏文明社会消亡的例子：新疆古楼兰国消亡了，西藏阿里的古格王朝消亡了，复活节岛文明消亡了，墨西哥玛雅文化消亡了。北美印第安人文化也同样是名存实亡，被世界主流文化边缘化了，失去了活力，失去了制度创新能力，它们永远无法弥合它们与主流社会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距，除非他们融入基督教文明，消逝其中。如何使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摆脱弱势文化地位，是“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关注的；如何使华夏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和平崛起，也是“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关注的问题。

一个也是一个开放系统，如果企业要参与环境多变的国际竞争，其内部就需要有相应的与创新机制，使之能够适应环境刺激、可捕捉稍纵即逝的商机[19]。一个企业，能否在竞争中生存，就在于内部管理机制能否应对市场变化，如果市场变化速度大于企业管理应变能力，或者企业管理制度原来设计就没有超前估计到可能的风险，企业破产的几率就大于其成活的几率。

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秦国采纳商鞅变法，使其制度创新超前于其它六国，最终在竞争中统一六国。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崛起，关键在于是否能在国际竞争中有足够的制度迅速变迁的能力[20]。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需要有比西方民主政治更科学的决策机制、更大的制度创新能力，使得文化可延承性更顺利，上层建筑演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吻合。

一个区域也是如此。东部各省市之间都在相互竞争，省内各县市也相互竞争，而且主要都是制度竞争，竞争谁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谁能吸引更多的人才。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日益开放的系统能否延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能否具备市场竞争力，就在于其自身文化中是否具备制度创新的机制，以适应现代化潮流。现代化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民族文化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环境。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地理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无法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理由。如果这些是东西差距扩大的理由，那么也可以成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扩大的理由。如果西部还可以从中央政府政策倾斜中克服资金短缺等等困难的话，中国崛起能依赖西方国家施舍吗？以物质环境为经济落后的理由，不可能造就出适应WTO环境的区域竞争力。而世界中得以发展的先进国家和地区，往往正是资源缺乏、环境恶劣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日本是资源贫乏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温州是贫困山区，创造了温州模式；以色列在贫瘠土地上，在战火中，发展成了区域强国。

在WTO框架下，国际间的竞争已经不是资源或地理环境等比较优势的竞争，而是在全球市场和全球生产要素流动秩序中的制度竞争[22]，用优良制度来吸引全球资源，进军全球市场。同样，西部地区在通讯等基础设施已经基本成型的市场平台下，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生产要素的收益率，才能追赶东部地区[23]。如果西部区域制度缺乏竞争性，则无论中央如何扶持，投入西部的资金都会流失到制度具有竞争力的东部[24]。1965年至1975年三线建设时，中央投资都在西部而不在东部，然而，即使在西部大力投资而东部备战不建设的政策背景下，东西部差距仍在不断扩大[25]，原因就是西部的文化制度难以聚财，无法形成经济内部可增长的资本积累。现在东部民间资本到处寻找投资去处，中国公司可以到越南开设电视机生产线，可以到拉美开设服装厂，当然也可以到西部投资。所以，只要西部制度具备足够的市场竞争力，会在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下，吸引资金和人才流入西部，而无需倚赖国家加大西部投资力度[26]。

西部长期依靠国家政策性的投资，只能是使得与东部的差距越拉越大[27]。东部发展迅速，更深层的原因是制度创新快。往往是东部突破旧的观念和制度，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后，才得到中央的认可，进而推动上层建筑的调整，然后西部才效仿成熟且已被中央认可的制度。如此一个周期，西部自然要比东部落后十多年。如温州模式完全是体制外的制度创新，珠江三角洲也是体制外改革居多，在私营还得不到中央承认时，它们就已经干起来了。等到修改宪法承认私营企业的经济地位，等到中央号召发展非公经济时，西部才动起来，这不但改革步伐滞后，而且都是外来的制度安排，不是西部社会内生的制度创新，难以保持文化的可延承性，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如东部国企改革往往盘活资本，而西部往往把国企中宝贵的人才赶到东部或变为失业人员。西部要学东部，不是套用几个模式，而是要东部政府保护和促进本土制度创新的积极性[28]。温州模式，不单使得交通闭塞、资源贫乏的温州从贫困落后走向富裕发达[29]，而且还延承了自身悠久的越文化[30]。西部制度创新，一定要以少数民族自身为主体[31]，才能在WTO框架下，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在世界分工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取得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用与本土文化不符的外来制度安排开发西部，只会延误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大东西部差距。

六、西部地方政府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策略

在西藏铁路即将建成之际，在西部大部分地区交通和通讯初具规模之日，在西部物流与信息流基础设施与东部市场贯通之时，西部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点是如此重要，它关系到西部将沿循哪一条不可逆的历史路径发展：是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还是被边缘化以至永远成为依附型贫穷经济？在西部基础设施初具规模后，资金和资源的流动更快了，即使西部制度与东部的差距保持不变，资金和人才也会以更快的速度流向具有制度竞争力的东部。

为此，中央对西部的政策性投资需要一个目标大转移：要从迄今为止的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转变为以社会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为主。我国需要在西部创造这样一种软环境，它要改造以往投资难以填满的、资源与资本皆尽流失的散财环境，创造一个在市场经济中具有竞争力的、能够聚财生财、吸引人才的法制健全和社会和谐的文化环境。

西部软环境建设中，政府主要是建造一个以当地人民为主体的制度创新机制，让贫困的西部融入到市场经济的世界分工中。为此中央的政策性扶持性投资，一定要加大人文社会工作者的投入。社会资本投资主要是法制的健全和道德风气的弘扬。

以下是笔者对软环境建设的几点初浅思考。

首先是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产权建设[32]。没有明晰产权的法制建设而步入市场经济，只能是造成寻租现象，滋生腐败，扩大贫富悬殊。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没有产权保护，就会遭到不应有的流失和破坏[33]。没有资源的产权界定，就无法将西部的资源转化为资本[34]。要盘活西部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必须先从产权建设做起，才能使这些资源转变为资本要素[35]。例如，西电东送工程中贵州建设了很多水库，电力公司当然要有蓄水发电的产权，如果库内水面也有相应的产权设计，则可以促进开发，淡水鱼养殖和航运等综合利用及水质保护[36]，只有明确了资源产权，才可以吸引东部资金到西部投资开发，并杜绝寻租与资源破坏和流失现象。西部矿产丰富，物种繁多，文化斑斓多姿，其合理保护和开发都需要有明晰的产权[37]。同时，产权建设过程一定要作为少数民族观念改变的过程来进行，使少数民族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认识到西部山山水水的价值和重要性。这既是为了产权法律得以贯彻落实的基础，也是少数民族对自身价值和尊严的肯定，是少数民族成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基石，成为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的社会心理调整过程一部分。

自然资源的产权，不是对资源的随意处置权，而是协调资源开采所涉及的国家、地方、开发商和当地居民各方利益的法律规范，是通过对排他性经营权的获取资格认证、价值评估、产权交易等各方面的法律规范。西部开发中由于缺乏这些规范，资源产权的分配往往成为寻租的自由裁量权，西部资源的开发，往往成为短期行为，利润流入外商口袋，给当地人民留下污染，给国家留下环境恢复的负担，而且还造成资源浪费和破坏。

其次是民法商法的法制建设和教育。法制建设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接轨的重要交流平台。借助法律教育，可以提高西部地区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在经济交流中少数民族应该得到法律咨询和律师协助，以便他们逐渐熟悉与外界交往的规则，并在与外界交往中懂得如何借助法律保护自身权益，从而降低他们与外界交往的成本和风险，鼓励一个开放的思想文化。同时，法律建设要结合乡规民约等民族法律资源[38]，找出民族区域法制化的文化可延承性切入点，使得法律的建设与社会实际行为规范互动演进，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最后是教育的改革以适应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中，要在教学内容上配合宣传农业技术和商业规范常识，配合法制教育，并在手工艺和课中，传承本土文化艺术，如少数民族的刺绣、歌舞和民族乐器等。

另外，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文化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人口[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市场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果，积累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心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法律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六、地方政府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加入WTO后，中国政府面临着职能转变的挑战，政府行为要由指令型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要变成法制、透明、高效和责任的政府[43]。政府行政由指令性行为变为服务性行为，正与西部开发政府由主体转变为客体相一致。但政府转变的几个理念在实际中并不容易相互兼容：提高了法制与透明，很可能会牺牲高效和责任；反之亦然。

为了在提高政府效率和责任的同时增加行政行为的公开、公正和透明程度，并提供一种制度创新机制，电子政务建设是一个切入点。现在就以下一种可能的电子政务模式进行初步的探讨。

首先，是在政府服务窗口设立“案件注册追踪系统”[44]。这一系统完全可以借鉴信息技术管理中通用的“支持开票系统（supportticketsystem）”来设计。其工作原理如下：当公民要求政府解决时，由于很多时候不能当即解决，因此要注册登记，使公民有一个案件追踪号。公民以后查询时，只要提供案件追踪号，公务员马上就能从系统中调出该案件处理过程和现状的信息，给予解释和答复，也可以将公民提供的新信息，输入到系统中，使政府相关部门及时了解最新变化情况。

对于政府而言，该系统内有相关法规和政府部门职责分工的文件汇集，同时有各部门行政人员联系电话等渠道信息。公务员受理案件时，可以先进行相关法律规定的宣传解释，如不能当即解决，才进行案件注册，输入案件详细信息包括对方联系方式，然后将案件号指派给相关职能部门。

被指派的相关职能部门随时到可以看到指派给他们的责任案件，他们有几个路径可循：一是解决问题，告知立案人，征求得对方满意，将案件处理过程和结果输入系统后，结案；二是处理完本部门该做的事后，将过程和现状输入到系统后，把追踪号指派给下一个职能部门；三是无法解决，将困难和情况输入系统后，把追踪号指派给权力更高的部门；四是解决完毕，立案人不满意，也不意愿结案，则要告知立案人对此案不满的投诉渠道和政府监督机构的电话地址，将过程、结果、建议和立案人意见输入到系统后，将案件号指派给上级部门。

这一系统有几个好处：第一，任何时候立案人和政府内部多个部门都知道此案现在由谁负责，给政府内部监督和民众监督提供手段；第二，促进政府由命令型行政转变到说理协商行政，公民不再是消极等待结果而是主动参与行政过程，随时可以提供新情况，并有申辩和说理的途径，服务窗口公务员任何时候都应该将立案人的申诉和说理输入系统；第三是通过告知投诉与监督部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行政自由裁量权所侵害，并落实公民的知情权；第四是激活政府创新机制，我国政府行政行为本来就是个案处理多而程序化程度低[45]，为了建设西部良好的软环境，我们必须消除行政个案处理的时弊，程序化是发达国家政府机构官僚化的惯例，它能有效限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并提高行政效率。但程序化和官僚化实际上降低了制度创新能力，难以在中国突飞猛进实行，尤其是国家政府进行区域竞争，制度需求大大超过制度供给的时期。“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为老百姓在政府个案处理传统下，提供了一个正常畅通的办事途径，这就使得中国政府的文明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有可能借助电子技术超越发达国家，建造一个有制度供给能力的化高效政府。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还应该配备以“升级机制”。所谓升级机制有几种情况：一是积案过多的同类案件，要及时报告上一级主管部门，积案过多证明有制度上的问题，不应该按个案处理而应该建立新的程序来处理，以提高政府效率；二是如果一个案件在某一部门搁置太长（如三个工作日）而没有任何处理过程和现状改变的输入，窗口公务员要安装“升级机制”将案件追踪号指派给上一级部门，起到一个内部监督机制；三是案件在处理中，但长期（如两星期）无法解决，责任部门或窗口公务员就必须将情况报告上一级部门，上级部门可以了解情况，提供必要的支持。“升级机制”是“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成为制度创新的催化剂方式之一，也是绩效监督和责任监督机制之一。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催化制度创新的方式之二，就是它本身是检验和监督政策实施效果的。只要把案例分类处理，政府很快就可以知道哪一个政策实施有困难，哪一个政策有缺陷，因此可以及时修订或更新政策，缩短调查和制定政策的周期，提高政府政策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催化制度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管理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社会的机构，例如中小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提高自身制度创新能力，电子政务的设计或许是一条跨越式的捷径。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民族和地方文化，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投资，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社会文化的软环境，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法律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CulturalEvolutionaryDevelopmentofWesternRegion:

Withargumentontheshiftofobjectofadjustmentinvestmentstothewest

Abstract:China’swesterndevelopmentfacingadilemmabetweeneconomicdevelopmentandminorityethnicculturepreservation.Inordertosolvethedilemma，thedevelopmentmustbeculturalevolutionary.Fortheculturetobeevolutionary，thelocalpeoplemustbetheactorofthedevelopment，notthesubject.Accordingly，thegovernmentmustinvestonthebuildupofsocialcapitalandtheaccumulationofhumancapital，theseincludeimprovingthelegalenvironment，governmentreform，andeducation.Fightingpovertyshouldfollowtheprincipalsofpushingtheboundaryofmodernizationandequalreturnoncorrespondingeffort.Digitalgovernmentmaybeanopportunitytoincreasetheinstitutionaryabilityofthegovernment.

Keywords:CulturalEvolutionaryDevelopment，InstitutionEconomics，WesternDevelopment，PovertyReducingPolicy，DigitalGovernment，Upper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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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贵州省中小战略》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王希恩，《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民族研究》北京2000年第6期第8～16页。

[3]钟进文，《西部大开发与小民族文化遗产的弘扬保护》，《青海民族研究》：社科版，2001年第2期第5～8页。

[4]普忠良，《从全球的濒危语言现象看我国民族语言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第127～134页。

[5]周毅，《从文化角度探讨少数民族贫困问题》，《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2期第20～24页。

[6]王彦斌/钱宁，《化过程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对云南几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102～108页。

[7]章国荣等，《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实证分析》，《中国国情国力》北京2004年第3期第4～8页。

[8]高新才/马文龙，《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第76～80页。

[9]段超，《对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保护问题的再思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武汉2001年第6期第59～63页。

[10]王希恩，《西部大开发中民族问题的基本属性和》，《民族研究》北京2000年第5期第9～11页。

[11]杨昌儒，《与现实――贵州民族地区开发的民族学视野》，顾朴光主编《贵州民族论从（一）》，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第23～34页。

[12]戴木才，《以德治国与中国资本的重建》，《伦研究》长沙2003年第1期第7～11页。

[13]蒋雅文，《论制度变迁的变迁》，《评论》武汉2003年第4期第73～79页。

[14]何星亮，《从人类学观点看中国西部的发展》，《民族研究》北京1997年第6期第29～42页。

[15]戴维斯，诺思，《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陈昕主编，刘守英等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003年第6次印刷，第266～294页。

[16]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陈昕主编，刘守英等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003年第6次印刷，第371～440页。

[17]董光璧，《以千年看百年——中国和西方的与社会》，《辩证法研究》北京2002年第8期第66～68，77页。

[18]徐洪兴，《文化是怎样传承演变的？》，《中国文化史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版，1999年7月第4次印刷，第5～7页。

[19]达夫特，《组织理论与设计精要》，李维安等翻译，机械出版社1999年版第7章。

[20]张杰，《经济变迁中的中介与国有银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7～44页。

[21]邓大才，《东西部制度安排的非均衡性与西部制度创新》，《上海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第9～15页。

[22]张小蒂/王焕祥，《制度竞争：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学术月刊》上海2003年第9期第17～24页。

[23]陆德明/王必达，《中国西部地区的追赶战略：困境与对策分析》，陈育宁主编《中国西部经济发展》26～34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1月版。

[24]陈述，《现代化区域进程论》第34～3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

[25]杨开忠，《西部大开发战略》，第7页，广东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26]谢丽霜，《西部开发中的政府投资退出》，《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45～48，51页。

[27]王燕梅，《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制度因素分析》，《经济科学》北京2001年第3期第5～13页。

[28]陈国权/麻晓莉，《经济民营化过程中的政府行为与绩效——对温州的个案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27～31，26页。

[29]亢振峰，《资本积累模式变迁与西部工业化筹资问题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第22～26页。

[30]高光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温州民营企业家族管理的》，《改革与战略》南宁2004年第3期第108～110页。

[31]钱宁，《谁是西部发展的主体——论少数民族在西部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6期第92～97页。

[32]冯玉军，《论西部经济发展的促进》，刘文华主编《宏观调控法制文集》，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397～410页。

[33]张澎/滕建旭，《WTO背景下原住民族传统知识遗产保护策略及其对区域民族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成都2003年第10期第80～83页。

[34]历以宁，《资源转化和西部开发》，陈育宁主编《中国西部经济发展》1～9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1月版。

[35]自然资源的产权设计和管理是资源综合开发、综合利用、综合管理的先行步骤。以水电开发为例，如果开发公司购买了规划库区的所有产权，则他在建设水电站同时，就会考虑库区经济林建设、淡水养殖业建设、航运建设、区建设等。这些综合开发有保护生态环境、保持水质、安置搬迁移民就业等多种环境与社会功能。没有合理的产权设置和管理，就不可能有综合开发规划，就无法进行多渠道的融资，这严重阻碍了西部水电开发，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社会成本。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管理，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水利经济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1998第4期第4～7，13页。

[37]章竟，《关于西部资源产业化管理的几点思考》，陈育宁主编《中国西部经济发展》399～402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1月版。

[38]徐晓光，《“乡规民约”的历史继承与苗族地区法律的现代化》，顾朴光主编《贵州民族论从（一）》，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第146～157页。

[39]笔者在西藏就曾经访问过劳动力充足的“自愿贫困”户，其庄稼耕种管理不善，青稞穗长仅仅是相邻地里穗长的三分之一。他们比同村其他农户的劳动力还多，却享受扶贫补贴。

[40]祁亚辉，《“非自愿贫困”：中国扶贫新视角》，《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年第12期第47～49页。

[41]谷书堂，《对“按要素贡献分配”及其与收入差距扩大关系的思索》，《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第19～23页。

[42]PeterGray，《Psychology》，pp.130-143，WrothPublishers，1991NewYork。

[43]李文良，《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1月版，2003年9月第3次印刷，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