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定义篇1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本质；危害；应对策略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一直处于受冷落、受排斥、被边缘化的境地，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长达数年的经济“滞胀”时期，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失去功效，宣告了凯恩斯主义时代的结束。受冷落及边缘化的新自由主义，随着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和美国的里根总统的上台，开始粉墨登场，并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推行。当前，新自由主义思潮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实现了全方位、多领域的渗透与侵蚀。准确把握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理论观点和本质特征，清晰地看到其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产生的不利影响，未雨绸缪、提前做好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防范，有助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助于我们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助于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理论观点和本质特征

新自由主义并非是一个全新概念，它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变形。新自由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分权思想、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与相互制约思想和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想。

1．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欧洲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这次论战无果而终，然而却揭开了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序幕。但是，30年代的大危机、大萧条，彻底揭示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弊端，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为依据的“罗斯福新政”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扭转了经济颓废的局面，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执政的理论根基。新自由主义则进入了长达40年的“冬眠期”、理论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根据凯恩斯主义所实施的经济政策，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滞胀”问题。在这种大环境下，新自由主义再度兴起，开始成为指导“医治”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救命稻草”。在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和美国的里根总统执政时期，两国政府都明确提出把新自由主义作为本国的经济纲领，新自由主义进入勃兴时期、实践突破时期。新自由主义，绝不甘于仅仅成为英美等少数国家的意识形态，而要成为全球各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大影响力与辐射力，美国的经济政策调整对其他国家确实有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严重打击了新自由主义，使之开始走向衰落，其真面目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熟知。

2．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新自由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与完善，学派林立，观点众多，思想繁杂。但其主要理论观点如下：在经济理论方面，主要继承与发展了资产阶级的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2］13。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否定集体化、公有制，认为任何形式的公有制，都会降低生产率，使经济变得更糟；否定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必然导致极权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1］34；否定国家干预，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会影响生产效率，损害经济利益。在对外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新帝国主义”，极力鼓吹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2］13。这个全球一体化，不是简单的经济一体化，而是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一体化，甚至“美国化”。

3．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想上层建筑和一种舆论宣传工具，追根溯源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以及对外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新自由主义理论，借助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各种经济手段、政治手段，达到控制其他国家经济和政治的目的。总之，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国际金融资本向全球扩张的理论体系［2］47。

二、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危害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在现在西方经济学说中占主流地位，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从根本上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学说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

1．对于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根基上的“市场万能论”和“市场神化说”的宣扬。我们切勿盲从和跟随，谨防陷入其误区。市场经济制度有其独特优势，尤其是在资源分配、科技发展、能源消耗方面有很高的效率，但其在实践操作过程中也缺陷巨大，会造成两极分化、垄断加剧、社会矛盾尖锐等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新自由主义极力倡导一切由市场来决定，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因此，我们要做好扬弃，吸取市场经济作用的优点，去除其缺陷和弊端。根据我国市场经济的特点和特色，不崇媚扬外，不固步自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自我完善与发展，立足国情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2．新自由主义强化了虚拟经济的效应，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动荡。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恶意推行及其畸形发展，引发了诸如次贷危机、经济危机等各种危机，增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已经出现初步的泛金融化现象，虚拟经济逐步取代实体经济成为利润的最大来源，导致实体经济的萎靡和经济增长的停滞；新自由主义误导了中国股市，加剧了股市恐慌，增强了市场不稳定因素。因此，我国要完善金融市场制度以及配套法律法规，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督和管理，逐步降低经济金融化的程度，使金融资本回归到为实体经济提供“血液”和动力的原始定位上来。

3．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坚持双重标准：对自己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却要求我国禁止贸易补贴，坚持贸易自由主义。这种无视我国民族工业基础薄弱的事实，还肆意打压、进行反倾销调查、加大惩罚性关税的做法，难道这不是当今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新策略、新手段吗？因此，我国要冷静应对、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充分利用贸易规则、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创建自主出口品牌、积极发展服务贸易、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等。近年我国倡导创建的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发展理念，打破了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围追堵截，有利于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4．新自由主义误导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放缓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已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抵挡住了欧美国家在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侵蚀。这其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欧美国家舆论宣传和实践操作的马前卒“功不可没”。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机制倍加推崇，大规模地削减政府公共开支，减少社会福利投入，致使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作用减弱、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增多。因此，我们只有继续稳步推进所有制改革，调整改革思路和方向，凝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坚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才能形成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合力，才能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回归到良性轨道上来，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危害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策主张、一种政治手段，体现的是英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主流思想和执政理念。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全球化这一契机，在全球范围内肆意兜售新自由主义，并强迫他国就范和践行，给他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我们要时刻警惕新自由主义给我国带来的政治方面危害，做好防范和应对工作。

1．新自由主义使政府完全被金融资本所绑架。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和推广，使资本过度集中和产能严重过剩，实体经济萎靡不振，游资和热钱无孔不入，导致金融资本异化。然而虚拟经济颠覆实体经济这种非常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金融资本也不再是实体经济的动力和保障，反而左右着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注重GDP的增长，而要兼顾方方面面。因此，我们要及时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强化政府服务的意识，搞清政府、市场、资本之间的关系，完善金融制度和加强金融监管，有序地去杠杆化，维护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同时我们也要利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实体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2．新自由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资本主义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工具。推行私有制，否定集体化、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企图通过意识形态等“软战争”来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意识形态的对立，在现阶段，确实是在弱化，但并不是不存在，一直在暗流涌动，随时就有波涛汹涌的时刻。对此，我们思想上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行动上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建设一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理论根基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话语权建设；使“中国模式”越来越被世界所认可和接受，使“中国梦”越来越被世界所理解和尊重。

3．新自由主义使市场优胜劣汰的原则“发挥到极致”。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把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的“丛林法则”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一切以利益优先，这样，义务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就会无人为津；航天与空间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尖端科技就会裹足不前；地铁、高铁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停滞不前。同样一些公益性的事业、投入大回收慢的工程，仅仅依靠市场驱动，是很难有私人资本愿意去主动介入的；只有依靠国家资本强有力的投入，才能保证这些大国重器的发展和进步。这使资本主义的弊端和缺陷暴露得淋淋尽致，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超前性。

4．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的改革方向。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失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又难忘的教训。这其中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最引人注目，它直接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经济的衰退，失业的增多，贫富分化的加剧，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因此，推动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不能很好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提高生产力，不能很好地发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不能很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我们的国企改革要吸取俄罗斯国企改革的教训，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四、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危害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一种思想体系，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思维习惯、生活方式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新自由主义也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从根本上来说，是维护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是它们全球扩张的工具和手段，与我们的国家利益以及对外政策是相冲突的。因此，新自由主义传入我国，也对我国社会诸多方面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1．新自由主义不关注人类的长期、健康、稳定、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只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效益，而忽视社会的长期综合效益，不关心个人、社会与生态自然环境之间的良性协调互动发展。新自由主义把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只顾一味地开发、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从未思考怎样去合理开发利用、去保护大自然赋予人类的馈赠、去保护后代人应该享有的自然资源财富。践行新自由主义实践的拉美国家，由于全面私有化，政府缺少有效的公共政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过度开发与掠夺……这与我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思路格格不入。

2．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失业人口日益增多。根据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自由放任的、不受政府监控的市场容易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进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且会越演越烈；也会导致商品生产者采用大规模的机器设备、减少人力成本的投入，这又会导致失业人数的急剧增加。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不仅仅体现在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还体现在财富分配的公平合理。我国应加大扶持“双创”工作，加大政策实施的力度和广度，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增强社会福利水平，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发展；政府还要充分利用好各种税收机制，调节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间的收入差距、使之不能过于悬殊，维护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3．新自由主义过分宣传绝对的个人自由。欧美的个人主义源于他们对基督精神的理性原则和虔诚追求，以及个人自由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这些构成了他们文化和精神最核心的部分。但这与我国优良传统－集体主义水火不容，对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造成极坏的影响。这也就导致我国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风盛行，个人自私自利，领导干部、公权私用，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因此，我们要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对我们思想观念的冲击，弘扬集体主义精神，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发扬我国优良传统。

4．新自由主义借助意识形态的渗透，酝酿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舆论压力、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通过新自由主义这一媒介，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思想领域的战争。新自由主义极力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普世价值理念来推行它们的意识形态，企图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颠覆他国政权；苏联的解体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警钟长鸣。因此，我们要防微杜渐，筑牢思想观念、意识形态防线，自觉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与时俱进的、适应我国特殊国情的意识形态理论，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全世界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最强音。

【参考文献】

［1］曹二刚，庞世伟．当代社会非主流思潮评析［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

自然经济的定义篇2

(一)把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从而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继承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古典劳动价值论科学成分的基础上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通过把劳动区分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问题。由于商品的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共同的抽象劳动，这为商品的交换奠定了基础。任何商品的价值大小是由生产该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而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商品要实现其价值必须使自己的私人劳动能与社会劳动实现转化。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趋利条件下，私人劳动往往很难完全实现向社会劳动转化，从而产生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私人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市场的混乱和失序状态。

马克思科学地说明了货币的起源与本质，从而揭穿了货币之谜。货币的产生为商品交换产生了媒介，商品交换的价格由商品的价值所决定，但同时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围绕该商品的价值进行上下波动，从而建立了马克思完整的劳动价值理论。尽管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古典劳动价值论表示过充分的肯定，但他并不是盲目的全盘接收他们的劳动价值论，而是将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辩证统一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这正是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不同之处和创新之所在。

(二)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奠定了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科学基础

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研究，是从考察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开始的，通过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特定的雇佣劳动关系。随后马克思又把工人的劳动区分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强调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必须从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剩余价值总是超过等价物的价值。也就是说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却被资本家所无偿占有。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从而正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秘密。

正是通过全面而系统地阐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进而得出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具有不可避免性，从而创立了属于马克思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为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三)创立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有效途径

马克思在批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重农学派有关再生产理论并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在考察了剩余价值生产后，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资本是怎样带来剩余价值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从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与周转问题着手，进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整个资本循环和周转的问题，最终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基本规律，从而创立了属于马克思自己的再生产理论。

(四)创立了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周期理论，为认清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胜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进一步找到了这种周期性波动的物质基础即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这种固定资本更新的特点必然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周期性。这是因为固定资本更新必然会带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与固定资本更新一致的周期性。在认真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之后，马克思得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并论证了资本主义存在所具有的不合理性，最终得出只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解决资本主义这一基本矛盾，从而创立了属于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周期理论。

(五)创立了失业理论，这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后得出的必然结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产生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失业人口数量和就业岗位在量上的增加并不总是相等的，且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稳步发展和进步，相对过剩人口也必然会更多地出现在各个生产领域，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必将被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总之，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及失业理论的深刻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凸显了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所具有的系统性、逻辑性和整体性的特点。

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是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仍然是我们认识当地资本主义本质的一条有效途径。尽管马克思没有最终形成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种种矛盾都做过透彻的分析，并在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具体研究中处处展现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思想。

(二)马克思关于资本再生产的理论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益的方法

马克思资本再生产理论着重强调两大部类及其部类间生产的比例结构和平衡条件，这是整个社会顺利进行社会再生产必须遵循的基本条件，是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各产业间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我国借鉴这一规律性的认识有助于调整和优化当前的产业结构，改变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马克思有关保持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和内部达到合理的比例关系理论，同样也可以运用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体实践中。可以通过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推动整个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通过不断地夯实我国工业的基础，合理促进整个工业持续增长;通过不断加快发展我国第三产业，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最终达到一、二、三产业比例协调发展，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对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建成惠及所有人的全面小康生活以及在21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通过运用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有助于更好地观察、分析和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和面对的新情况，通过不断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规律和发展趋势，真正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适时调整我国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不断开拓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新思路新方法，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调控对策和调控体系，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互动，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在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基本框架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通过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周期理论，逐步建立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此外，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也为研究我国经济周期发生发展的状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和研究课题，且在现代经济分析框架下进一步探索这些课题对我们认清我国经济周期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价值。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不仅开启了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周期的着力点，而且在方法论上为我国研究经济周期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四)马克思关于彻底解决失业问题的基本构想为解决我国就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马克思失业理论主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有关失业问题，马克思认为这一失业问题的形成是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值的必然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国目前的就业难、失业问题不断涌现的基本现象与我国实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根源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为了实现价值增值的需要，符合马克思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状况和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的基本状况，要解决当前我国就业难和失业问题多，马克思失业理论指导作用将极为重大。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彻底解决失业问题的基本构想对我国要解决当前就业难和失业问题多的基本现象仍然具有前瞻性和重要的参考价值。

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局限性及启示

第一，马克思把商品价值创造仅归功于工人的生产性劳动，却忽视生产要素这类非生产性劳动在创造商品价值上的重要作用。然而，当今现实经济状况表明，由于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产业工人生产性劳动的作用出现大幅降低的现象，而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类生产要素如管理、科技、服务等等非生产性劳动的作用却大幅增加，这两种不同的劳动形式与一个商品价值创造究竞有着怎样的关系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没有回答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把商品价值的创造仅归功于工人的生产性劳动的话，就无法对上述生产要素这类非生产性劳动所起的作用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自然经济的定义篇3

1.1技术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

在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时，技术总是被一些学者认为与生态危机的产生密切相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技术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的想法，实际上是脱离了经济规律及社会生产方式抽象的谈论技术，这无益于探究生态危机与技术的关系，探究技术与生态危机关系的正确方式应该是将技术及其背后操控技术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将技术置于其存在发展的经济活动之中进行考察，这样才能真正的厘清技术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依据上述的分析路径，福斯特指出，“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的技术进步就能解决生态危机，技术落后就会导致生态危机的观点，用“杰文斯悖论”就能轻而易举的进行反驳。福斯特依据经济学家杰文斯通过统计学得出的结论，即当某种自然资源利用率提高时，非但不能减少对这种自然资源的使用量，反而会激发市场对这种自然资源的需求，从而揭示了技术进步背后的经济学规律，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生产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进而对某种资源的需求与使用量也会增大，这样技术的进步不但不会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反而会加速资源的枯竭。结合“杰文斯悖论”及福斯特自身研究所得出的惊人数据，福斯特不免发问，“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新研发的技术就能够解决环境恶化问题吗”［1］福斯特的回答是“相信技术奇迹能够解决生态危机的想法在本质上等于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里技术的发展是从属于市场需求的［1］。”既然技术的发展不能解决生态危机，反而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加剧了资源枯竭的速度，那么是不是“技术悲观主义”提出的通过抑制技术的发展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更有道理了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样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本身无所谓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因为技术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也就不能利用技术根除生态危机，技术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它的生态作用是由其背后的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种追逐利润的经济理性所导致的，技术只不过是其控制自然、攫取利润的工具，“与资本在工厂中对技术的那种配置和运用方式———目的是为了控制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及利润———相比，也许技术本身不应受到更多的指责［2］。”至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完成了对“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双重批判，将技术从纷繁复杂的生态危机之中摘出，进而开始关注掌握技术的资本之手，逐步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定位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技术。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批判的矛头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时，他们便获得了站在更广阔的视角上重新审视技术问题的机会，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使得资本主义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是以攫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生态效益基本不在其考虑的范围内，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断定，那些有利于协调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技术，即“好的技术”、“替代技术”、“软技术”、“小规模技术”也从来不会被以经济理性为原则的资本主义所选择，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式开启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

1.2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根除生态危机

在对“经济简化论”、“技术乐观主义”以及“技术悲观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终于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批判的理论准备，亮出了自己的理论底牌，即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且拿出了自己根除生态危机的终极方案，即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根源的理论依据。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类矛盾”，“第二类矛盾”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的顽疾和本质缺陷。“第二类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扩大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滞，而以生产条件为其表现形式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则是有限的，二者之间的矛盾就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福斯特则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经济运行规律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运行规律可以概括为，想尽一切办法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断地加快资本周转、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那种要求遵循生态原则，从整体的视角通盘考虑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显然是不相符的”［1］，而这一切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损害。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本质进行揭示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拿出了自己破解生态危机的终极方案，即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进而实现生态危机的彻底解决。生态社会主义是按照生态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倡导和坚持一种能够维护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的人类中心主义［3］，它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制，通过以自由人联合体为代表的国家权力来解决生态问题，政府拥有强有力的生态管制权，可以有效地实现对生态的监管，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在生态问题上的自由化缺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视为建立生态文明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具备生态理性萌发的条件，社会主义与生态理性相互需要，并天然的结合在一起。对此，奥康纳指出:“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2］。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破解生态危机所引发的争议及其评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根源的破解引出了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三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即市场经济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生态系统的保护;技术的发展是保护了还是破坏了资源环境;资本主义制度到底是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如果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生态危机。对这些有争议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更为客观的评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找寻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2.1市场经济对生态系统保护的利弊之争

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简化论”的批判而引发的市场经济对生态系统保护的利弊之争，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对于稀缺性自然资源使用规模的影响问题，即市场经济是有利于降低自然资源的使用量，还是刺激了其使用量的增长?笔者认为，在微观经济运行层面上，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高效作用，为自然资源制定反应其稀缺程度的，符合生态学规律的市场价格体系，使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所承载的自然法则转化成引导、调节现实经济活动中资源消耗量的价格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调节自然资源使用量的目的。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完全否定市场在生态系统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未免有失偏颇。同时，“经济简化论”所主张的，完全依赖市场自发地调节自然资源的使用量，而不考虑生态规律，仅凭市场自由竞争原则所形成的价格体系来配置自然资源也是十分危险的。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受政府生态监管的企业往往就会掠夺性开发资源，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经济简化论”将生态危机完全归结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是片面的。因此，无论是“经济简化论”，还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各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时又各有其局限性。应该积极汲取两者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建立起在生态理性原则指导下的有政府进行生态监管的市场经济，既充分发挥市场在稀缺性资源配置方面的高效作用，又为市场划定生态规制，消除其生态负面作用，这才是通向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生态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正向效应，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2技术对保护资源环境的利弊之争

技术对保护资源环境的利弊之争实质上是后现代思潮中“技术双刃剑”问题在生态领域的延伸，而“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在生态危机问题上的双峰对峙，正是传承了后现代思潮那种抽象的、符号化的理解技术的衣钵。笔者认为，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还是“技术悲观主义”都只是抽象、片面的理解技术，并各自抓住技术生态作用的一端不放，片面地夸大了技术在治理或者破坏生态系统方面的作用。只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技术应用的生态后果与其背后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以及经济规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观点才是正确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单纯的技术进步可以解决生态问题的观点，也不赞成完全否定技术的积极作用，而是主张通过转变掌握技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使技术获得生态学意义上的解放，主张转变拥有技术选择权力的经济理性为生态理性，使技术沿着绿色的方向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种具体的历史的理解技术的生态功能，体现了其理论的唯物史观依据，为分析解决生态危机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笔者也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论述技术的生态作用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在酣畅淋漓的完成了对“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双重批判之后，并没有给出如何发展技术、选择技术、发挥技术积极作用解决生态危机的具体的可行的方案，其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中间技术”等概念，尽管有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但又有在“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之间寻求妥协之嫌，有在发展技术或抑制技术之间折中处理的味道，没有体现出其所推崇的按照生态理性原则选择技术的设想。

2.3资本主义制度是否为生态危机根源的争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理论特点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而关于这一问题，学界有着一定的质疑，质疑产生的缘由就在于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为何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反而成效显著呢?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显著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首先，资本主义制度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其只有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地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底线，才能满足其对剩余价值无限贪婪的内在要求，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开进，资本不断地渗透到世界各地，必然使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断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性质的揭示是一致的。其次，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都那么成效显著，事实上除了少数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外，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仍然十分普遍，这也从侧面再次印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最后，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根源”一词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是无法克服的，这是由其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但这不妨碍那些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暂时性的延缓生态危机。实际上这少数的本主义发达国家只是通过环境立法、环境行政监管、大众环境意识的培育以及生态殖民入侵等方式暂时性地解决了本国的生态危机问题而已［5］。其中其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包括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生态殖民入侵。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经济解决本国人民生活问题之际，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来保障本国自然环境不受破坏;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直接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有毒垃圾废料，用贸易利益诱使发展中国家吃下污染的苦果;利用贸易剪刀差效应，从发展中国家大肆掠夺自然资源、能源来维持本国高消费、奢侈的生活。由此看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态福利是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生态贫苦基础之上的。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很严重的生态问题呢?笔者认为，首先应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生态问题最理想社会形态的观点应该坚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6］。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而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则是在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完成的，它们二者都是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的社会形态，拥有着相同的性质，只是发展程度上有所差别，正如列宁在解释社会主义制度时所说的，“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7］。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具备了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能力，它的充分发展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其次，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但是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用邓小平的话说“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把本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更为直接、紧迫的任务列为头等考虑的问题，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产生矛盾的时候，环境保护往往被忽视，于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反而许多导致生态危机出现的诱导因素在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广泛存在，这就回答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生态危机的疑问。以我国为例，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仍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首要任务，生态建设往往被排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后，加之我国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协调机制也尚未建立起来，传统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尚在逐渐转型的过程之中，现代化的绿色技术体系远没有形成，体现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绿色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民众的生态文明意识还很淡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生态殖民入侵不断上演，这些都是导致我国资源环境问题存在的现实因素，这也成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瓶颈。

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破解及其所引发的争议，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我们既要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又要清醒的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因此不能坐等资本主义的灭亡来解决我国的生态问题，而是要立足于当下，关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困境，加强国际合作，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凸显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优势。首先，发展体现生态理性的市场经济。我国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生态学的意义上深刻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8］”的新要求，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积极作用，让市场价格客观地体现生态规律、生态原则，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从生态理性的角度重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将自然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用效率纳入到效率体系之中，通过市场的效率优先原则引导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自然资源消耗量;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将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企业挤出市场;政府要以公平为原则使各种经济主体可以平等的利用、享有自然资源，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同时，政府要依据我国的资源环境的实际承载能力为市场制定生态准则，为市场限定合理发展规模、划定生态边界，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重新恢复市场机制在保护资源环境方面的活力，政府应帮助市场明晰自然资源的产权关系，明确相关利益主体的生态责任，建立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对市场的生态监管，通过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来严格管控那些只顾经济利益、不顾生态效益，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经济主体，进一步消除市场经济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局限性，使市场经济在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框架内运行。其次，研发、选择符合生态原则的绿色技术。应该将技术的生态作用置于具体的经济活动之中进行考察，探究掌握技术发展方向的经济规律，将技术的生态作用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自然经济的定义篇4

关键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物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1－0005－04

在西方，人本主义经济理论发轫于斯密，经过18～19世纪的西斯蒙第、布兰奎、卡莱尔、拉斯金、霍布森和20世纪的阿马蒂亚・森、马克・卢兹的不断发展，这种经济理论仍在延续。尽管这种独特的经济思维方式受到主流经济学的严厉批判，但是，直面主流经济学的巨大成就以及对经济效率盲目崇拜的压力，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观点正受到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因为，面对不断扩大和恶化的失业环境，持续拉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以及令人惊恐的自然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人们日益觉察到主流经济学对此开不出有效的治疗“药方”，而人本经济学却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

一、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

1．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内涵和假定前提

人本主义经济理论是从理论上探索、设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类需要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适当的制度安排，其主旨在于探讨满足人的需要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把研究促进或阻止人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作为首要的任务。它采取有机的、历史的、社会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把人类的本性视为原子式的、个人的、主观的、永恒不变的范畴的唯心主义的方法；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再被当成一个已知条件，而被看成是肯定会发生变化的变量；人也再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只知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孤立的、原子式的理性经济人，而是有着明确社会需要的人。

针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给定的“结构前提”，人本主义经济理论也提出了四个假定前提：一是把人放在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位置，设定“人类研究的对象就是人本身”，“衡量事物的标准就是人”，而人“在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加以考察时才最有意义；二是设定人性是复杂的，既有向善性又有向恶性，而利他主义所给予的品质至少是人性中最根本的方面，人的本性就是由这些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的；三是设定人的潜质是生长和发展的，潜质的生长是指人性中积极的、创造性的一面在人身上的凸现，它是人性中崇高方面的展示；四是设定任何社会或文化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动态过程中，此乃人的潜质生长之关键，即时间及其变化对弄清人类行为与各种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人本经济学的目标，就是要使经济学人性化。

2．经济研究和经济活动的“物本主义”倾向

经济活动是一种最普遍、最频繁的人类活动，是人类维持生存、追求发展的基本手段。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们争相追逐的目标，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在物质匮乏时代，物质动机是人类利己行为的出发点，因而经济学在当时被定义为“对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科学”有其合理性。

实际上，在经济学发展早期曾有两大传统，即注重形式化的英国传统和关注现实的德国传统。与之相对应，在研究中产生了两种方法，一种是所谓“工程学”方法，即数学、逻辑的方法，另一种是社会的、伦理的方法。这两种传统和方法，本来应是互补的。但是，受传统哲学“争第一”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关注的方面各有不同。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学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剖析的“同情心”，以及在《国富论》中剖析的“利己心”，就是这一萌芽的写照。然而，随着边际革命的到来，经济学开始偏离古典学派重视人的价值的研究方向，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解决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问题的学科。人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大多只被简化为生产要素、价格要素或经济人、理性人，追求财富增长、实现效用最大化成为近百年来经济学坚定不移的对象与目标，功利目标在西方经济学中表现得很充分。“同情心”范畴逐渐被“利己心”范畴泯灭，主流经济学也开始变得敌视人了。

3．在经济研究中引入人本主义概念的意义

人本主义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思想，尤其是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表达的思想。希腊语表示“经济”的词oekonomia，其意思是“家庭的管理”，用更广义的话来说就是“财产的管理”。这门科学的目标在当时不是积累财富或拥有最强大的军队，而只是使幸福的公民制和好生活成为可能。这就是政治经济的通常含义，甚至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在随后的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经萨伊、李嘉图、马尔萨斯之手，政治经济学越来越明确地被看成一门试图发现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而逐步失去了其原有的人文精神。19世纪末经济学研究的物本化倾向逐步占据主流地位，这是与经济学越来越局限于财富最大化研究的主旨相关，也是与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流行相关。

然而，在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中，人们发现了问题：人不仅仅是价格要素与生产要素，人类的生存目标也不只是功利的、物质的，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欲望和更高的存在境界与欲望等都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问题必须切实得到重视。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开始重新注重人的因素，“在绕了‘经济学地球’一圈之后，新经济学重新回到了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人本身”。

现代人本主义经济学以现代心理学为基础，认为人类的需要或价值观会发生变化，从注重低层次的生存、物欲的生理需要转变为更重视高层次的社会和精神需要，即归属感、自尊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经济学应跳出物质财富最大化的狭隘视野，将人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纳入分析框架，从更宽泛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后果。

二、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经历了一个从神本到人本、从人本到物本，再从物本到人本的演变过程。下面，从理性精神与人本关怀的角度来追溯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神本到人本

(1)启蒙阶段：从“宗教人”到“经济人”

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家从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自然欲望就是从人的本性出发，推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号召人们自由地去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摆脱宗教枷锁，并初步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学说。

英国哲学家T・霍布斯(ThomasHobbes)认为，自我

利益是人类行为的最强大的内驱力，而自我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者洛克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爱尔维修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霍布斯的观点，洛克还进一步提出了合理的利己主义；休谟在对前人思想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人不仅是利己的，而且还具有普遍性的对别人的仁慈感情。“一个只爱自己，不关心友谊和美德的人，是应予以最严厉的谴责的。”他还指出，不同时期的不同人在追求自利方面是不同的，而这主要囿于对幸福与利益的理解不同；人性也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后天赋予的、可变的。

所以，从霍布斯的极端利己主义到洛克合理的利己主义，再到休谟宣称人们具有普遍的对别人的仁慈情感，说明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是在更一般的层次上解释一般的人或人性。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正处在由封建君主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阶段，社会更需要从反封建、反神学的方面来高扬人性、贬斥神性。

(2)发展阶段：古典经济学时期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以浓厚的人本主义精神来展开他们对经济问题的理论阐述，字里行间浸润着对人性本质的洞观和理解，认为人的需求和自利本性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因。

斯密认为，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经济人是自利、自爱的，而自利并不意味着自私，只是说个人的利益是一个人最密切关心的事，但同样可能包含了家庭情爱、社会义务，甚至还包含在他看来具有重要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将自利解释为一定是“物质的”，是一种曲解。经济人是有理性的，这种理性就在于他在各种利益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在与他人利益的协调中才能实现。由于人是一种不完善的动物，其自利追求行为依靠看不见的手来化解利益冲突，同时还有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来遏制经济人的自利行为。斯密从没有将利己主义看作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而是认为互利才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应有的伦理秩序。

穆勒认为，经济学不研究人性的全部，只研究经济行为中的人性，同时经济学并不否认其他的人性；经济人并不是现实人的全部，而是现实人的一部分，同时承认社会生活中非经济欲望或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穆勒还是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在《功利主义》一书中的思想脉络是：社会产生于合作，合作产生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产生共同的追求目标，于是就有了利他主义。这样，经济人利己的天性和利他的行为终于统一了。

古典时期的经济学，滥觞于启蒙时期，它所关注的，也正是启蒙时期的主题，即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及自身的困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与理性精神并驾齐驱的“人本精神”。这种人本关怀，使古典经济学至今还焕发着人性的光辉。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理论既强调人的理性精神，又洋溢着浓郁的人本情怀。它是处于从神本到人本的发展阶段。

2．人本到物本：新古典经济学时期

随着18世纪末以来的经济自由化过程，经济学也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特别是在1870年以后，在新古典主义中形成了“纯粹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以17世纪的机械论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为理论基础，作为一种纯粹描述和说明性地把握事实的经验科学，把经济当作一个自然过程，个人在其中构成基本要素，赢利追求是一种自然的合规律，短缺和竞争是其框架条件，经济问题由此被完全视作一个由效率系统控制的纯粹功能性、技术性、策略性问题，其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在社会真空中运动的纯粹计算经济学，并导致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生。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理性精神与人本关怀并重的传统，而走向只注重理性精神的道路。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中，人完全被物化成“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的作用完全一样。亚当・斯密从人的需求、人的自利本性出发来研究人的经济活动，无论农民、手工艺人，还是工场主都始终是自身经济活动的主体，始终在追求着自身的福利与快乐。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从效用最大化或产出最大化的角度来设定人的经济行为，人成为经济这架轰轰运转的大机器身上的一部分构件。经济运行的刻板法则湮没了人的个性、情爱和偏好，湮没了人的道德、理想和创造力，人身上那些美好与崇高的东西在经济活动中都消失不见了，从而使经济学在偏离人本关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物本到人本――新时期下的人本主义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对自然开采、利用甚至制服力量的日益强大，人类的有限理性又把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偏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人本主义被发展成唯人主义，过分突出了人在世界的中心地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关系。

到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社会实践问题突出，人们发现：人不仅仅是生产要素；市场、竞争、效率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会产生不公，很容易蜕变为社会分裂和冲突，产生种种恶果；人的价值理念和更高的生存境界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等问题必须得到重视，经济学研究又开始注重人的因素，即经济学重又回到了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人本身。

最近几十年来，欧洲国家的福利主义制度安排实际上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制度实践。这一制度产生的深刻原因是，通过福利制度安排，鼓励人们对过度物质主义的放弃和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期待。而当前我国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思想，则更是争取“人”对“物”的自由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和谐。这既是新世纪人本主义思想的根本特征，也是当今世界逐渐上升的思想主流。

经济学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将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加以整合，重新回到人类自身，而不是仅仅将人作为物理生物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古典，重新关注人，重新将启蒙时期的两大思想成就――“理性主义”和“人本精神”――加以发扬，是经济学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陷在于其人文传统的丧失，这导致经济学尽管在数理分析技巧上取得重大进展，但最终仍不能回答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学命题，经济学既然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那么它就应该贡献有价值的思想，应该重新把视角投向人，从而再次关注苏格拉底提出的“人应该怎样活着”的根本性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不应只是理性的产物，还应是信仰的产物；它不单是逻辑推理和数理建模，还应是人类信仰和良知的载体；它不仅应在智力层面上拓展经济学的内涵，还应在人类终极关怀的意义上演绎经济学存在的真正价值，总之，经济学应该具有理性和信仰的双重维度，应该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

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把人放在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以人的需要而不是对物的需要应成为经济研究和经济政策实践的指导原则。所以，人本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个人主义观念提出挑战，对传统经济学的福利观念提出挑战，认为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研究应从以物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倡导具有社会价值导向的经济理论与政策。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通过认识并整合所有基本的人类价值观来促进人类的福利。

自然经济的定义篇5

[摘要]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历经萌芽、形成、确定和发展以及新发展等演变阶段，“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可以视为其标志性理论。市场社会主义在大胆否定西方主流派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以及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模式等方面，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理论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但是，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立论的理论基础及其主张的科学性和现实性等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存在着本质区别。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公有制

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今颇具影响的一种国际性思潮，其影响力早已突破学术研讨的范围，并对一些国家的实践产生了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无疑存在某种关联，但又与其存在本质区别。然而，近年来，国内外常常有人将两者相提并论，有时甚至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有鉴于此，对两者进行比较，厘清其关系，辨明其异同，显得很有必有。

一、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及标志性理论作为一种思潮，市场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出现，并且一直存在和发展到今天，其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①:第一，市场社会主义的萌芽时期。市场社会主义的最初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市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穆勒(1806~1873)。此后，空想社会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兴起及其流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传播等多方面因素，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萌发提供了思想土壤。瑞士洛桑学派的帕累托和巴罗内，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以及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等，较早提出和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行性问题。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逐步形成的时期。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及其经济实践，而直接原因则是西方20世纪30年代前后爆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大论战。论战一方以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反对帕累托、巴罗内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观点。论战另一方是支持帕累托和巴罗内观点的肯定派，其代表人物先后有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等。其中，兰格等人根据一般均衡原理和边际分析方法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资源合理配置的主客观均衡条件，其阐述蕴含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与所有制相分离，从而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即中性的资源配置形式的重要思想。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确定和发展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苏联、东欧加快经济改革步伐，并涉及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管理体制，这被西方视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实验”。同一时期，在西方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滞胀使主张国家对经济有所控制的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使崇尚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抬头。市场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已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学说、经济流派而愈益受到重视，并且表现出与以往阶段迥异的若干特征。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东欧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的社会主义”。

第四，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趋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给市场资本主义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但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以其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效率减退等问题。当他们随后目睹原苏东国家因普遍采取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休克疗法”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和大量失业现象以后，更加坚信市场资本主义绝非人类社会永恒的福音。他们将批判的矛头同时对准苏联模式和市场资本主义，由此掀起了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热潮。这一阶段，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探讨的显著特点在于:以探讨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和设计方案作为共同主题，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效率、平等和民主为目标，将论证的范围扩大到与市场密切联系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从而把市场社会主义政策化和实证化。这表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进一步趋向成熟。当然，这一阶段目前仍在继续，因此，其理论本质到底如何，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观察。

概言之，市场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和不同流派中，其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不尽相同，但是，承认市场与社会主义可以兼容或结合，这个基本观点是比较稳定，比较一致的。而英国工党理论家提出的“联姻”论和“主导机制”论，则使之更加明确化和系统化，并使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得以真正确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理论。其要点简括如下:其一，“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经济机制同所有制不可分离，并由此出发反对市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明确提出了关于经济机制可与所有制相脱离的思想，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埃克斯坦、普尔尤尔、伯格森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家贝尔、扎伊德尔。他们明确指出，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懂得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原则不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1〕美国的格雷戈里、林德布洛姆等人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资源配置过程转向‘中性’的市场机制”。〔2〕“联姻”论是对“中性机制”论的进一步发展，其代表性著作是埃斯特林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该书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备特征，资本主义必须依赖市场。但是，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市场并非只有依赖资本主义才能生存，资本主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市场资本主义而并非市场本身。因此，“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联姻可以分解。尽管使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使市场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为可能的”。〔3〕其二，“市场取向”的“主导机制论”。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主张将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这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埃斯特林等人认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各有利弊，新古典学派崇尚的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而激进学派崇尚的纯粹计划机制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极端形式。在此问题上的正确答案是:“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易机制，只是在需要之时才用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4〕这就是说，应该大力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基础作用或导向作用，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在主导形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动。

二、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借鉴意义

作为“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经济学”，〔5〕市场社会主义大胆否定关于市场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西方主流派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和既定前提，大胆突破市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思维定势和传统见解。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契合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精神，〔6〕并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

在理论上，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是对马克思晚年有关思想的当代回应;在实践上，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市场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又有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试图揭示社会主义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理，试图找到一个能够同时兼效率和公平的可行性方案。从经济思想

转贴于史角度看，这契合了马克思晚年的有关思想。对此，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认识。例如，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一书就宣称，马克思是一位比其他社会主义前辈更加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经济论述不多。但是，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资本主义，而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既保留和继承资本主义中有价值的成分，又剔除资本主义中被历史淘汰的东西。这种看法，符合马克思关于俄国“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等思想的精神内涵。从实践上看，市场社会主义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互不相容和互相排斥的思想束缚，而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从社会经济制度中抽离出来，赋予其“中性机制”的地位。这对于我国从长期以来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马克思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我们当前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提供了思想借鉴。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被视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仍然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市场本身是不完美的，存在着种种弊端，如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市场机制的功能性紊乱以及市场活动引起的“外部不经济”等。但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并非由市场的缺陷造成，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市场则将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剥削。这就是说，剥削并非市场之过，市场本身并无剥削性，市场资本主义才具有剥削性。因此，要消灭剥削，同时又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必须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剥离开来，“资本家必须消灭，市场必须保留”。〔7〕换言之，市场需要社会主义，市场只有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倾向，是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被视为马克思的继承者的根本原因。

市场应与资本主义分离而与社会主义结合，这种主张意味着除了市场以外还需要计划，还需要一些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这让那些信奉市场万能、鼓吹资本主义永恒的右翼学者不能容忍。因此，他们往往在市场的彻底性、真实性问题上大做文章。例如，新自由主义右翼代表攻击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的是“非真正的市场秩序”，其中，德加塞等人指责市场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市场“不真实”，“它错误地将自己置于市场面纱的笼罩之下”;哈耶克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攻击市场社会主义，断言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普遍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之上，市场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秩序”，而市场社会主义却认为市场秩序可以人为地进行限制和改造，这是严重的歪曲和背离，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8〕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市场搞定一切”的观点在某些人那里成了信条，他们极力淡化、贬低、排斥和驱除计划机制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极力突出市场功能，并为此不惜淡化公有制乃至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经济全面后退，旨在确立市场经济至高至尊的地位。这种“市场万能”论在国际上早已遭到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波兰学者沙夫严厉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崇拜“新浪潮”，反对“把西方经济的成就都归结于市场经济”以及“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唯一的神圣武器，认为它能最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观点，主张“经济计划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必须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9〕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的历史作用，抵制和批判“市场万能”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其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并积极地构建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鼓舞。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并处于低潮，在“社会主义失败论”一时间甚嚣尘上的特殊历史时期，在世界上许多原来的社会主义政党、思潮、流派纷纷改弦易辙的情况下，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仍然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虽然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是科学社会主义)，并纷纷表达对人类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

美国左翼学者罗默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10〕许多学者还积极地构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中，罗斯福特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11〕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声音，这种声音对于中国等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是一种鼓舞。

三、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

毫无疑问，市场社会主义虽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收了一些东西，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是，它不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仍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并且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相径庭。①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两者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经济文化落后的具体国情，肯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合理性，但是，始终高度重视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市场社会主义极力反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认为它是导致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但在对待公有制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则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公有制到淡化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衰变过程。兰格模式和“分权模式”尚能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若干模式的具体方案中，公有制则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被淡化甚至被排斥。

例如，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模式，就抛弃了长期坚持的无条件推行国有化的观点。罗默等人的“息票社会主义”虽然有时也提公有制，但是其重视收入平等甚于关心所有制内容，到后来，罗默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视为平等，甚至把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踵”。正因为如此，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又被称为“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13〕第二，两者的区别还体现在理论基础上。从理论源头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以“帕累托最优”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为前提，旨在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社会。

虽然它也从马克思的思想当中借用了一些东西，但是从根本上看，其理论基础仍然是西方经济理论以及西方伦理思想。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跨越论”关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的大胆设想，到列宁新经济政策关于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再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中共十六大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论述，这些在实践当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

第三，两者的区别也体现在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程度上。市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现实性是有限的，换言之，它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空想性，在实践上缺乏操作性。具体表现在:其一，市场社会主义的“中性机制”论陷入了脱离社会制度的理论空谈。市场社会主义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分离，这无疑

转贴于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其后期所构筑的各种新模式和新体系，大多脱离具体环境，一味奢谈“中性机制”、纯粹理念的“构造物”。众所周知，在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市场机制总是带有一定历史痕迹并与一定经济关系及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并非仅仅涉及资源配置的孤立的纯粹范畴。马克思指出:虽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4〕因此，离开具体的经济环境及社会历史环境，亦即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规定性，而一味奢谈中性机制，违背了关于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则。正因为如此，市场社会主义始终没有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主体力量。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既看到市场是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的手段，同时也注意到它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活生生的、具有实践品性的、体制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

其二，某些市场社会主义者陷入了“市场永恒”论的误区。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用它来取代共产主义产品经济形态。美国学者谢尔曼还提出“市场(非集中的)共产主义”和“可行性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5〕这种观点无疑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分析和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按照马克思的科学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形式的演变路径会大致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大阶段。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历史形式，按照马克思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商品经济较之自然经济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6〕这是它取代自然经济的原因，同时也是它必将被产品经济所取代的原因。按照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和发展要求，它势必摒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而采取产品经济形式。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路径。

【参考文献】

〔1〕[美]韦贝尔，等.趋同理论及其困难性〔J〕.东欧经济年鉴，1971，(2).

〔2〕颜鹏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364.

〔3〕〔4〕[英]索尔·埃斯特林，等.市场社会主义〔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1，1.

〔5〕高鸿业，吴易风.现代西方经济学:下册〔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241.

〔6〕孙来斌.“跨越论”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88-191.

〔7〕[美]萨托利.民主新论〔M〕.东方出版社，1993.418.

〔8〕〔11〕余文烈.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108-109，120.

〔9〕俄]戈尔巴乔夫，等.未来的社会主义〔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101-102.

〔10〕[美]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M〕.重庆出版社，1997.1.

〔1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286.

〔13〕P.BardhanandJ.Roemer(eds.)，MarketSocialism:TheCurrentDebat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42.

〔1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6.

自然经济的定义篇6

一、对合同、民事合同和经济合同的理解

新《合同法》是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三法合一而集成的合同法律规范的主要表现形式；虽然《合同法》中没有民事合同和经济合同的概念，但是为了学习和理解《合同法》，从理论上弄清合同、民事合同和经济合同的不同含义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什么是合同？著名的英国法学家，世界公认的合同法权威布莱克斯对合同下了一个定义：“合同是两个或多人之间，就某特定事项行为或不行为所达成了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协定。”[1]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佟柔、赵中孚、郑立教授指出：“从广义来说，凡发生某种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统称为合同，如师徒合同、劳动合同等；从狭义来说，专指产生民事立法上债的法律后果的协议，亦称债权合同。”[2]台湾法学家、东吴大学教授杨桢先生对合同（契约）的定义是：“契约一词，一般乃指二人以上，以发生、变更或消灭某项法律关系为目的而达成协议。”[3]著名民法学家王家福、谢怀栻等指出：“经济主体之间经过协商签订合同所建立的经济流转关系，获得了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形式，称为合同关系。”[4]可见，合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合同包括民事合同（即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与义务的协议）、劳动合同（即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劳动权利与义务的协议）、经济合同（即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经济权利与义务的协议）、行政合同（即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行政权利与义务的协议）等等。狭义合同专指民事合同。

民事合同是遵循平等协调、合同自由、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签订的，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民法精神，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受政府、任何单位和个人的非法干预。在我国，民事合同是民法体系中债法的主要内容。自古罗马法以来，民事合同一直是调整简单商品交换关系和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流转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本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世界性的大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认为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是产生危机的根源，主张扩大国家经济职能，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从而导致了对待合同的社会见解和立法方针的根本变化。于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种相对独立于民事合同的新型合同——经济合同。

在我国，50年代由于政府经济职能扩张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经济合同主要作为实现国民经济计划的工具而存在。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我国制定了《经济合同法》，应当说这部经济合同法虽有民法规范的内容，但主要表现是经济法规范，带有经济政策性和计划性特征，因此将其纳入经济法体系。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决定》，修改后的经济合同不是走民事合同与经济合同分立的思路，不是把作为经济法体系的经济合同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而是将经济合同法修改为商事合同法。现在新《合同法》实际上是一部在《经济合同法》基础上进—步完善的“民事合同法”，但还不是一部彻底的“民事合同法”，其中不乏“经济合同法”的痕迹；我们认为，新《合同法》颁布后，“原先的‘经济合同’虽已蜕变为民商事合同，但仍需要在经济法范畴内重构能够对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进行调整的合同制度，故有必要对经济合同重新定位，将其界定为‘政府’经济合同，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直接体现政府意志或以政府意志为主导的合同，在此基础上完善经济法对它的调整。”[5]

二、新《合同法》与经济法思想

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等等；但是这一形式既不构成自己的内容，即交换，也不构成存在于这一形式中的人们相互关系，而是相反。”[6]这二论断精辟地阐明用了市场经济关系决定合同、合同法产生和发展的原理。因此，我国合同法决定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而不是传统的合同法律形式决定它的内容。归根到底，我国新合同法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现代市场经济，都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宏观调控更加自觉有力。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人，具有维护和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这种为管理和协调经济活动的公共权力的合法与适当行使是经济法的主要任务。按照经济法思想，现代市场经济生活中客观地存在着一种不同于民事合同的经济合同，这种经济合同是经济法用以管理与协调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一种积极手段。正如英国法学教授、牛津大学圣约翰协会会员P.S.阿蒂亚在其《合同法概论》一书中所指出的：“自由放任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已经黯然失色了，这标志着人们已不再用老眼光看待法律。合同法已不再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其主要作用仅是执行当事人经选择而达成的协议的一种工具。现在的趋势是把合同看作达到公平的一种积极的工具。”[7]这位法学教授接着说：“今天，人们一般认为，对契约自由的干预常常是无可非议的，即使从纯粹的经济理由上看，也是如此。……对契约自由的合法干涉并非是要破坏这种自由市场，而是要支持这种自由市场。当然，对契约自由的合法干涉，并不总是用来调整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平衡。例如，为各种经济目的，如控制通货膨胀而制定的立法现在并不罕见，这些立法对限制契约自由也起了很好的作用。”[8]承认和赋予政府有关部门在职权范围内依法对重大经济合同进行管理是经济法的思想；运用经济立法确定诸如供用电、水、气、热合同、借款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等的法定条款用以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也是经济法的思想；维护合同的公平与公正，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经济流转的安全与效率，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些作为经济法的任务之一，也体现经济法的社会责任本位思想。经济法的上述思想不仅体现在新《合同法》总则的“一般规定”和“其他规定”两章的具体条文中，而且也反映在合同法分则的部分条文之中。

总之，新《合同法》虽然在第二条明确界定合同为民事合同，但由于整部《合同法》反映的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它不能不体现出某种经济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