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智体能自我总结篇1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中小学德育低效的原因，认为教育中“唯智主义”倾向、学校德育中忽视道德学习个体主体性的做法、以及德育管理中的量化泛化现象，是造成中小学德育低效的主要原因，同时提出了提高德育效果的一些基本对策。

德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的目标是要使受教育者身心两方面都得到发展。在人的身心发展中，思想品德是灵魂，是一切言行的指导。“人的所有各方面和特征的和谐，都是由某种主导的首要的东西所决定的，在这个和谐里起决定作用的、主导的成分就是德育。“道德是照亮一切方面的光源，而同时它又是人的个性的一个个别的特殊的方面。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都十分重视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总是把它摆在重要的位置上。

当前，各中小学普遍重视道德教育，但令教育工作者头痛的是，学校对德育投入高但产出低，学校德育明显出现低效和疲软状态，这引起了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与焦虑。面对现实的德育状况，教育工作者总是抱怨:经济的发展、西方文化的侵蚀，使学生的道德状况江河日下。当笔者认真总结和研究它的时候，却发现社会变革和社会环境固然是影响学生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作为实施德育主阵地的学校在德育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才是学生道德滑坡的主要原因。

一、教育指导思想上的“唯智主义”

由于国际国内科技更新和经济发展进程中所展现的知识、人才的重要性，现代社会特别重视教育的外在功能，即为社会培养出大批发展经济所急需的各种人才。而且社会在评判和选拔这些人才时也多侧重于科学文化知识与专业才能的考核。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当前的学校教育具有严重的“唯智主义”倾向，虽然我们倡导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但应试教育的旧格局并没有被打破，许多中小学仍然是“轰轰烈烈地宣传素质教育.扎扎实实地落实应试教育”，集中体现为普通教育中的“分数至上”与“片面追求升学率”，而且把学生的考试分数和学校的升学率作为评估某学校办学水平、教学质量、教师业绩等的唯一指标。于是学校中的“重智轻德”、“重知轻能”现象盛行:“德育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德育是软指标，智育是硬指标，体育是实指标，美育是没指标，劳动教育是附加指标。”凡此种种，这些轻视乃至抛弃德育的指导思想和实际行为必然会导致我国中小学德育的低效和疲软。

其实，德育和智育乃至其他各方面的教育都是互相统一的。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开创了我国教育史的仁知统一论的优良传统。他曾说:“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很强调仁德对心智的影响，他认为“择不处仁，焉得智?《淮南子》更明确地指出:“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仁可以规定智的活动，智可以表现仁的本质;仁智统一，这是人性所必备的。董仲舒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仁智统一论阐述得尤为鞭辟人里。他认为，一个人没有仁，只有智，就犹如“狂而操利兵”，会干出坏事来;同样，没有智，只有仁，也会如“迷而乘良马”，达不到目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德智统一所作的论述具有辨证的色彩，他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就是说，在教育上主张把德育和智育统一起来，以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在西方，现代认知学派主张人的道德判断是随着认知的发展而发展的，他们坚持德智统一论，如皮亚杰认为，儿童的道德发展是认知发展的一部分，儿童道德发展的进程可以在其认知发展进程中找到依据。在他看来，认知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又会在其中显现出一定的阶段;道德发展同思维发展一样，在它们发展的连续过程中，也会揭示出阶段性的特点。皮亚杰审慎地但却很明确地认为，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阶段是与儿童的智慧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据此，在教育中，为了提高儿童的道德判断能力，就应当培养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如此德智统一，才能相得益彰。

德智统一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人的道德判断水平与智力水平也会成正比。就是说，人们的智力水平越高，其道德判断水平也会越高;反之，一个愚昧落后的人，是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品德行为的。其二，道德进步与科技发展是统一的，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道德的进步是不矛盾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物质基础，即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在享受物质的同时也享受着丰富的精神文明生活。科技发展对人们的道德要求会日益提高，人们高尚品德的形成与健康心理的发展，从根本上有赖于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而道德进步又会促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其三，人的素质具有整体性，各种素质之间互相促进、互相影响。人的素质是由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业务素质、审美素质、劳技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组成的。德育的任务主要在于培养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而智育的任务则主要是提升人们的业务素质(科学文化知识)与发展智力。德智统一论实质上是要求除身体素质以外的其他素质的统一发展和提高。

二、道德教育中忽视学生的主体性

素质教育要求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这不仅体现在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方面，而且也体现在道德教育方面。当今学校德育低效和疲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道德教育的实践中有很多方面忽视了道德学习个体的主体性。这种忽视个体主体性的道德教育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出于认识上的狭隘和功利，把德育片面地理解为对学生意志和行为的限制与防范;(2)德育目标设定得空泛，脱离了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接受水平，因而缺少应有的号召力;(3)无视德育的内化性，把道德学习个体视为道德规范的被动接受者，强调灌输而轻启发;(4)片面强调学生对于道德义务、道德责任的认同，却无视义务和权利的对等性。这些做法有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些消极后果:一是我们的教育造就的多是一些惟命是从、唯唯诺诺，缺乏自主意识和创新意识的社会公民;二是造就出阳奉阴违、言行不一、双重人格的伪君子;三是造就出什么都不信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学校教育中所灌输的内容与真实的社会生活相距甚远，在学校中所接受的价值与态度根本无法应对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所受的教育是“善意的欺骗”，单纯而浪漫的理想破灭了，本来靠说教和灌输建立起来的、显得很脆弱的价值体系彻底坍塌了。

所谓主体性，就是把人作为本体，是从人本体的角度来理解人的主体性，把主体性看作是人之为人的独立的、积极的、自主的、自由的认识和行为的方式。主体性应该是人生的一种境界，有主体性的人是自尊、自立、自强、自律的人，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有清醒的认识，有高昂的人世精神，是自我意识的高度觉醒，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这种人有自我教育、自我批判、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能够施展才华;志向高远，豁达开朗，宽容大度;富有创造性，决不僵化保守;热爱真理，坚持真理，一身正气，卓然而立;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主体性的人对自身而言，不仅要生存，而且要发展;对他人和社会而言不仅要适应，而且积极努力，做出贡献。有主体性的人是大写的人，对主体性的呼唤，就是对真正人的呼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教育应该倡导主体性教育，这就意味着受教育者是有主体性的，但这种主体性是需要发展的。同时意味着教育者也是有主体性的，虽然教育者的主体性更加完善、发展水平更高，但并不意味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主动和被动的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因为受教育者是主体存在物，是从自身本体的角度来对待外界所给予他的影响的。无论教育者的主体性还是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它们都是“交复主体性”或“主体间性”。因此，主体性教育也就是教育者在师生主体之间互相作用中进行启发、展现、引导，以促进受教育者主体性得以发展的过程。

道德教育也不例外，应该充分地发展道德学习个体的主体性，让道德规范内化为学生的道德素质，并能转化为道德行为。因此，道德教育应着眼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性道德人格，即独立、理性、自为的道德人格，换句话说就是处事不惊，清醒从容、有所执著、敢于担待的道德人格。德育中注重学生主体性道德人格培养，可以摒弃德育中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从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特别是脱离学生的道德生活实际的空泛的、单一的道德理想出发，将道德教育变成空洞的说教和粗暴的灌输。二是忽视人的价值内涵和精神品性，把道德教育变成琐屑的行为训练和消极防范。我们高举主体性道德人格教育，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对以往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和批判，扭转学校中道德教育低效和疲软的被动局面，使道德教育与时展的主旋律相一致。

三、德育管理中的量化泛化

目前，各中小学都改变了过去传统的经验管理模式，实行科学的管理模式。在具体的管理方法中，逐渐发展为以数量化为突出标志的精细化的管理，出现了量化泛化的趋势。在教师的管理中实行教学质量量化、出勤量化、工作量量化和科研成果量化，量化的数据就成为教师报酬与奖惩升降的根本依据。在对学生的德育管理中也把量化作为主要手段，量化成为学校德育管理的一大法宝和主要表征。针对德育管理中量化泛化趋势，笔者不禁要问:量化的管理手段在提升学生的道德的过程中真的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量化的数据真能客观反映学生的道德状况并能规范学生的道德行为?

毋庸置疑，数量化管理手段的运用是管理史上的一次飞跃和革命。传统的经验管理靠的是经验和感觉，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不能理性地审视、把握和控制管理的过程和结果。而数量化则不同，它是去蔽的使真理显现的形式，具有精确性、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它能把管理过程中的所有要素和变量用数量化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而使管理者可以从理性和计量的角度，科学地分析和控制管理过程，这不能不说是管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这次革命发端于泰罗的科学管理，他的砌砖实验、搬铁块实验以及铲掘实验都是运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得出具体的工人劳动量，然后以此为基数，对工人的德成的关键是学生要把道德要求内化为个体的道德素质，成为一种与个体生命同在的、不受任何外在功利影响的观念。只有在这样的道德素质和道德观念支撑下的学生才可能会在任何情况下把内化了的道德要求外化。由此，我们可得出，德育管理不能光靠这种简单的量化，而应该努力地在创设良好的德育环境，正确地引导、促进学生道德内化方面下功夫才行。

四、提高德育效果的基本对策

综上所述，学校德育低效和疲软的原因，大致是指导思想上的不重视和德育过程中的方法失当造成的。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是要转变旧有观念，让所有教育者都重视德育，关心学生的品行，那么寻找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就不是难事了。

首先，树立大德育观。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潮流中，市场经济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社会得到了快速地发展，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德育不能拘泥于课堂和狭隘的思维中，必须站得更高，形成德育的社会观，从我们所处时代的大背景上去考虑和认识，把学校的德育工作放在整个社会中加以探索，注重德育的多元化、动态化、社会化和立体化。

学校德育要遵照学生的心理特点，按规律办事，把社会要求、学校规范和自己的认识结合起来，变成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在学校的德育过程中，不能只单纯的把它看作是某些老师的事情。应该树立全新的观念，即所有的教职工都是德育的工作者，全校的师生要共同地参与到其中。要充分挖掘各科教材中的德育内容，把学生所学的内容都和德育挂钩，把学校所开展的各项活动都作为一种德育课堂，抓住一切时机，无时无刻地全面地渗透思想道德教育，形成人人都抓教育，事事都有德育的大环境。

其次，构建多元化德育网络。江泽民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指出:“不仅要加强对学生文化知识的教育，而且要切实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如何加强德育?单纯地依靠学校的力量是不够的。学校、家庭和社会在教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都有优势和不足，但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在大教育的前提下，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形成合力，会从根本上改变学校德育薄弱的现状，最终达到被管理者的自我控制、自我管理，实现教育工作的最优化。具体为:

上好思想品德课。制定有效的思品课的教学计划，开展教学研究，研讨德育的方法，使课堂气氛活泼、生动、有效。还可以创办团校和业余党校，开展党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为学生提供政治教育的课堂。

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重视学校的环境建设，为学生营造一种优雅、怡人、向上的学习和活动的环境。可以成立“学生心理辅导指导小组”，设立“心理热线”信箱，召开心理辅导主题班会，请有关的专家上心理教育课，增强学生的心理适应的能力。大力开展总结评比和表彰先进的活动，开展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活动。坚持军训和军事夏令营的活动，培养学生优良的作风和坚强的意志，以及英勇、顽强、爱国的高尚情操。

充分发挥社区的优势。学校可加强与社区的沟通与联合，在社区的指导下，开展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深人到社会，开展调查研究活动，为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再次，科学管理，不断提高德育管理者基本素质。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是做好德育工作的基础之一。在学校德育工作中，应建立四级管理制度，即学校德育管理、班主任管理、班级管理和学生管理，并不断地完善其德育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使德育工作的开展真正地落到实处，深人到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

德智体能自我总结篇2

为什么？

2011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相关协会提出工业4.0的初步概念，此后由德国机械设备制造联合会等协会牵头，来自企业、政府、研究机构的专家成立了“工业4.0工作组”，进一步加强工业4.0的研究并向德国政府进行报告;2013年，德国政府将工业4.0纳入《高技术战略2022》中，正式成为一项国家战略。目前，德国正计划制订推进工业4.0的相关法律，把工业4.0从一项产业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德国工业4.0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来自党派、政府、企业、协会、院所的广泛认同，并从一个来自民间的概念迅速演变国家产业战略，现正从一个产业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工业4.0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全国形成共识，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种认识来自于德国长期以来把工业作为国家经济的基石，来自于信息通信技术给工业带来的革命性影响，也来自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对德国工业地位的担忧。概括起来，主要是三种意识：危机意识、机遇意识和领先意识。

危机意识：德国是传统的科技工业强国，但是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中，传统的竞争优势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部分新兴产业成长乏力，各界对德国未来发展表现出某种忧虑。这种忧虑包括了对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忧虑、对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忧虑和对国家产业战略方向的忧虑。

机遇意识：尽管德国各界对有些产业发展得不尽如人意表现出了忧虑，但对德国传统优势产业的竞争力还是表现出强烈的自信，认为德国工业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机遇，如庞大的、快速成长的智能装备市场，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的趋势带给德国的是巩固和强化技术优势的机遇。

领先意识：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德国人有危机感，也看到新机遇，并试图在工业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其基本途径就是在向工业化4.0迈进的过程中先发制人，与世界制造强国争夺新科技产业革命的话语权，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他们在努力实现五个领先：理念领先、技术领先、产业领先、标准领先、市场领先。

是什么？

与国际社会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说法不同，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认为，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分别源于机械化、电力和信息技术。他们将18世纪引入机械制造设备定义为工业1.0，20世纪初的电气化定义为2.0，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产工艺自动化定义为3.0，而物联网和制造业服务化迎来了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或革命性的生产方法，即工业4.0。德国工业4.0战略旨在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信息物理系统相结合的手段，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

工业4.0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动态的概念，是一个理解未来信息技术与工业融合发展的多棱镜，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理解;工业4.0是互联，是集成，是数据，是创新，是服务，也是转型;工业4.0是CPS，是智能工厂，是智能制造;工业4.0是国家战略，是企业行为。

但从根本上来讲，工业4.0是一种在信息技术发展到新阶段产生的新的工业发展模式。从终极目标来看，工业4.0不能为技术而技术，核心在于提高企业、行业乃至国家的整体竞争力。从企业来看，通过工业4.0可以实现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产品创新速度加快，满足个性化需求，减少能耗，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大幅，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显著;从行业来看，通过工业4.0可以建立起高度协作的创新服务体系，提高整个行业的资源配置和运行效率;从政府来看，通过工业4.0进一步巩固德国制造业优势，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如何看？

我们看待德国工业4.0，既要有国际视角，更要有中国视角;既要有技术视角，更要有转型视角;既要有理论视角，也要有实践视角;既要有政府视角，也要有企业视角。只有这样，我们的观察才有针对性、指导性和现实性，才能更好地实施两化深度融合战略。

德国的工业4.0与我国两化深度融合，如出一辙、异曲同工、殊途同归。2014年11月8日，苗圩部长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说，我国提出的两化深度融合战略与德国提出的工业4.0战略如出一辙、异曲同工。尽管中德两国工业化阶段不同、企业水平不同、技术基础不同、主导产业不同、运行机制不同，但面对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趋势，有相同的危机感和紧迫感，都认识到了发展的机遇的挑战，都有举全国之力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战略意图，两国的战略在核心理念、发展重点、方法路径等方面也比较相似。

工业4.0是德国制造的新品牌、新名片。当提到德国时，我们会联想到高可靠、高精密、高质量、高安全的德国工业产品，德国制造作为一种品牌已成为德国的重要资产，这是德国人历经百年而打造的，但德国人并不满足。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要赋予德国制造以新的内涵。德国工业4.0是德国工业发展的新理念、国家的新战略，更为重要的是，它正在成为德国制造的新品牌，为德国的工业体系贴上新的标签，它在强化德国制造原有的内涵基础上，赋予了新的内容，即高技术、高品质、高效率。

德国举全国之力实施工业4.0战略。德国工业4.0战略的实施是“举全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际版。工业4.0作为一个新理念凝聚了德国各界的共识，并演变成了共同行动，这种共同行动跨越了党派、中央、地方、企业、行业协会、研究院所，你能看到德国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

标准、技术、人才是优先行动。如何将工业4.0的理念和战略转化为具体行动，德国人提出的系列行动计划，包括标准化、网络设施、信息安全、流程再造、人才培训、法律政策等，这些都是重要而且必要的行动，但如果一定要更聚焦到三个最核心的行动上的话，那可以考虑将标准、技术和人才作为工业4.0最优先考虑的领域。

同样面临着信息安全这一全球性问题。信息技术越普及、越深化，信息安全问题就越突出，企业实施工业4.0的一大挑战和困惑就是，工业生产智能控制的信息安全问题，这既是一个企业的挑战，也是国家的挑战。德国各界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把工控安全作为工业4.0需要解决的核心议题。

怎么干？

德国工业4.0战略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践，坚定不移地实施两化深度融合战略。

凝聚行业共识，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融合的主攻方向。智能制造是两化深度融合、德国工业4.0、美国产业互联网概念背后的最大公约数，包含产品、装备、生产、管理服务的智能化。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就是要把握全球新一代制造技术变革的新趋势，以实现重大智能装备和产品的自主可控为突破点，以推广普及智能工厂为切入点，以提升制造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为落脚点，完善制造业国家创新体系和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智能制造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实现中国制造的跨越式发展。

整合产业资源，把增强智能装备和产品自主发展能力作为智能制造的突破口。尽管产品智能化已走过了很长的历史进程，但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潜能来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产品智能化处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未来3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尺度内，重大装备和产品的智能有可能走向成熟。因此，需要围绕重大装备和大宗消费品的智能化，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打造贯穿全产业链的新兴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服务平台，增强重大智能产品的自主发展能力。

突出试点示范，把推广普及智能工厂作为智能制造的切入点。发现最佳实践，总结行业经验，加强交流推广，开展试点示范，是过去几年推进两化融合工作的基本思路，也是德国推行工业4.0的基本方法。西门子、大众、宝马、博世等在讲到智能制造时，都提到他们所认为的最能体现工业4.0理念的全球最佳智能工厂，而且有许多是在中国。在行业及区域层面推广智能工厂和智能制造体系应当是下一步可以考虑的重要工作方向。

创新体制机制，把培育新业态、新机制、新模式作为智能制造的核心任务。在新一轮产业技术变革中，在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在互联网经济的优势，这一优势是德国及欧洲国家所不具备的。如何持续创新体制机制，把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这篇大文章做好，事关工业由大变强的整体战略布局。这需要我们理性客观认识互联网经济在智能制造战略布局中的地位，积极培育引导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

坚持标准先行，把制订智能制造标准化作为智能制造的优先领域。把握智能制造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整合国内标准化资源，学习借鉴德国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以及美国先进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标准建设的工作思路和组织方式，加快智能制造标准化体系建设。如，加快制定智能制造标准化路线图，尽早启动优先急需领域标准化制订工作，建设和推广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夯实产业基础，把构建自主的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和工业基础能力作为建设智能制造的重要支撑。现在业界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的计算机产业“缺芯少魂”，沿着这个思路展望一下十年后的产业格局，当十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产品高度智能化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面临智能汽车、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智能家电、智能工厂等这些产品“缺芯少魂”的局面。当英特尔、高通、博通、英伟达等芯片巨头，以及苹果、谷歌、微软等软件互联网巨头在三四年前已围绕智能汽车在芯片和操作系统进行全方位布局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对智能产品未来的空心化问题表示忧虑。构建技术领先、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信息技术产业体系的任务更加紧迫而艰巨。完善面向智能制造的网络基础设施、增强电子信息技术支撑服务能力、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势在必行。

德智体能自我总结篇3

当然，具体的讲：德智体美劳”是以德智体”为重点的。因为美”与劳”这两个字的内容不能独立的表现出来，它必须要以德智体”为依托，建立在德智体”的基础上，才能表现出其自身的特性。

比如说美”吧，它只是一种特性的表现，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必须依附在物的形态上才行，好象我们说花”是美的，这个美”就是花托出来的；说山水美，这个美”就是山水托出来的。离开了依托，则美”就不存在了。上面说的是物，如果要说人的话，除了相貌，人的美就还有另一层涵义，那就是人的心地。所以看人不光是看人的长相，而是要看人的心灵。人的心灵就来源于人的道德修养和思想智慧。因为只有一个有崇高品德的人，才会有语言美的内涵，才有心地美的表现。而这种崇高的品德，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人才具备的，是要有一定知识、有一定智慧的人才懂得美的实质。所以说美”是不能脱离德智体的基础的。

同样，德智体美劳中的劳”字，也完全是要用德智体”三个字来体现。因为一个德性好的人、智慧高的人、身体健康的人，则必然是一个热爱劳动的人。其德性好者，不但懂得劳动创造世界”的意义，也必然会做事勤快，工作兢兢业业；反之，一个品质不良的人，就必然懒散、怕苦、怕累，总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思想。所以，要培养一个热爱劳动的人，首先要培养他的良好的品德。

而智和劳也是关联的，一个高智能的人，一般都善于思维、富于创造。其学习知识也好、使用知识也好，都很勤奋，都很认真。自己想到了什么、就一定会去做什么，这就形成了劳动。反之如果是一个不热爱劳动的人，也必然是智力不高的人，就像家雀和大雁，由于家雀的能力小，所以它追求的就是房前屋下人们抛撒的一粒米、一把糠皮；而大雁则由于它本领高强，因而就会放眼千里，追求着更远大的目标。人也是这样，为什么说能者多劳，就是因为他什么能做到、所以就经常有事做。那些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实则是智力到了那里的人。由此可说明智”与劳”的关系。

再就是体”与劳”的关系。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谁都知道，一个强健的身体主要是锻炼得来的，是劳”与动”的结果。一个不管你四肢如何发达，不去锻炼，不去劳动，天天吃了睡、睡了吃，睡得个年把半载，没病也都睡出病来了。这样也就成不了健康的人，虽然其命还活着、其身体还在，这充其量只能算作病体、残命。

综上所述，我国的德智体美劳”的五个字的教育方针，实际上是由德智体”全部包括了的。因此，这里就专门解释一下德智体”的问题。当然这德智体”三个字，也绝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是有缠绵不断的关系的。尽管这三个字的各自用处不同，但却都紧紧联系着个人之人生与社会。现在我们先来看看这三个字的属向。德”字是属于社会性，无论你个人的道德，还是社会的公德，都是属于社会性的，于个人的作用只是名誉的问题。人最属于自己的是智”和体”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对于社会的作用次于自我的作用。我们暂且把德”字撇下，说说属于自我的智”和体”两字。

智”是人的智能，即智慧和能力的统称。应该说凡人都是有智能的，就好象地球不管什么地方都是有矿藏的，只是矿种不同和有用矿物的程度不同以及开发和利用程度不同而已。凡人都有智慧，只是有什么样的智慧，智慧的高低程度以及发挥的作用大小不同而已。

人的智慧的开发工具是知识，是人们用学到的知识去思维而开发出来的，用来指导人的行为的能力。所不同的是由于各人学到的知识的质和量的不同，从而也就形成了各人的智慧形式不同，和行为能力不同的状况。比如学医的，所开发的是医学方面的智慧，学电脑的是开发电脑方面的智慧。这样，社会上才有了各行各业的区别。也由于学的力度不同，而导致了各人的工作能力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知识程度越高越聪明的缘故。什么钥匙开什么锁、什么藤结什么瓜，人的付出有多大，收获也就有多大。世界上任何生物都是为繁衍后代的，都是有着其物质内在的生理规律的行为能力的，这就是智慧。所以说不能认为谁有智慧、谁没有智慧。只是有智慧的高低如何，智慧的性质与形式怎样而分”。苍蝇吃屎，蜜蜂采花，张三种田，李四打铁等，都是各自在为着自己的生存发挥着自己拥有的智慧的能量。因此人类社会对人类的教育的根本，就是增长人的知识，开发人的智能，使其更好的为自己的生存和社会的建设出力，

上面说的是德智体的智”。而对于体”来讲；其含义这里当然指的是人的身体、人的生命。人的身体是自然物。所以法律上把人叫做自然人。人在德、智、体各方面是独立存在的，不受德、智、体”制约。无论这个人有德无德，有智无智，只要这个人还活着，这个人的体”就必然存在。所以体”是根本，德和智是装饰其体”的。一个人的人生之体”，如果不用德和智来装饰的话，其生命之体”虽然照样存在，但却失去了其生命的价值。特别是智，对人生个人犹为重要。人活在世界上有两件东西是万万不能少的：一是身体；二是本事。比如说这个人身体很壮，但没有知识。什么都不会干。那么这人便山大无柴烧”，白生了一个好的身体；但如果这个人有知识而没有健康的身体，那么也许你的本事就发挥不出来。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一些人顾此失彼。注重身体的人特别爱惜身体。晒点太阳都怕把皮子晒脱了长不出来，流点汗都生怕自己脱水。所以不爱学习，不爱劳动。到头来变成为一个不劳而食的、失去了其生命的价值的人。而另有一些则恰恰相反，为了工作，为了学习而置身体于不顾，结果本事是学到了，但身体则垮了。这一次的工作是做好了，但下一次工作也就无法做了。这同样也是很可悲的。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残疾人不同样也有做大事的吗？当然有，而且还多。但我们应该明白，残疾人之本身是并不希望自己残疾的。面对现实，他（她）们只有奋争和拼搏，付出比正常人高出几十、几百倍的代价，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如果把本事和身体这两样东西摆在人的眼前，任其选择一样的话，我则宁愿选择体”，不要智”也，因为体”才是人的根本。所以为了这体”，不但要生活，而且还要锻炼才能使之强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教育方针中的德智体的体”，就不单是指人的生命之躯体，而是包含着体育事业、体育锻炼的具体内容。因此，在素质教育的教学工作中，千万不能忽视体育教育的实质。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既是靠着自我的智慧而生存的，也是靠群体的力量来生存的。所以人们需要一个共同的准则规范来维护人类社会的秩序，来建设和保障人类社会的文明，这除了国家用法律的力量来制约以外，还需要人们的自我道德和社会公德来维护。

为什么在德智体美劳教育里，把德”放在第一位，就是因为德”是社会性的；智”和体”都是自我之物，是在自我属性的前提下而进入社会的。但必然要用德”的力量来推动。否则，一个人的身体再好，智慧再高，没有德”的作用，那是只能是自我的。而且是身体越好，智慧越高，其对社会的危害也是越大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德”是主宰智”与体”的神，是第一重要的。这里这么说可能有人会不赞同，认为德”从属于政治、说德”于人类社会第一重要，那是强调了政治第一的说法，是忽视了社会人才的作用。我们必须明白，大凡一个人才之本身，是必须要具备德”的因素的。何况人才和德对于社会的关系是以德”而定的。我们说社会的人才比比皆是，但社会之德”却只有一种。就说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吧！不否认某个英雄人物所起的作用、但人类社会的能人很多，江山代有人才出”，不能说没有你这个人，人们就不生活了，地球就不转了。人们依然要生活下去的，地球仍然还要转的，社会的建设也照样要发展。只是可能会不是按照你的这个办法去做，而是按照另一个办法去做了而已。这就不能把个人的作用看得太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你不做还有人来做的。死了个康熙，还有乾隆。不见得没有你就不行，这就是关于人才的形势。而德呢，社会之德”是万万也不能少的，没有一个德”，就会不成体统，就会造成社会混乱，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德智体能自我总结篇4

历史进程的简单化解读

《智利说不》是一个“广告救国”的传奇故事：1988年，皮诺切特的军政府面对国际施加的压力，被迫举行公投，由人民用“Yes”或“No”的方式，决定是否由皮诺切特再连任八年。一位年轻的广告人雷内·萨维德拉为反对党做广告宣传。最终的投票结果是反对票55%，赞成票42%。1990年，皮诺切特下台，智利民主化转型迈出重要一步。

导演帕布罗·拉雷恩长久以来关注智利政局，继《杀手夜狂热》、《后事》之后，创作了“皮诺切特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智利说不》。拉雷恩的父亲是智利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母亲则是智利的前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作为亲历者的他也回忆了那场公投：“当年我的父母都为皮诺切特投了支持票。我是几百万名在街头支持皮诺切特的人中的一名。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我才搞明白了一切。”

墨西哥著名影星盖尔·加西亚·贝纳尔的加盟令本片的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不但带来了资金，关注度也高于两部前作，还帮助它入围戛纳电影节和奥斯卡。为了制造复古的时代效果，影片使用早已经被淘汰的U-Matic磁带录影视频格式进行拍摄，这种磁带正是上世纪80年代智利的电视新闻界所广泛使用的。剧组在美国犹他州找到了20台老摄像机，然后送到好莱坞，组装成4部。在飞机运送的过程中又毁了一台，最终只有一部坚持到电影拍摄完。因此，整个电影都是以老掉牙的1.37：1的画幅呈现，而不是主流的1.85：1和2.39：1两种宽银幕标准。《好莱坞报道》曾认为，这种技术上的处理“弱化了影片的商业属性，甚至将令该片远离奥斯卡评审们的视野”，但拉雷恩拍摄的素材与1988年智利警方镇压民主集会的镜头实现了无缝对接，电影在影像真实性上所达到的成就反而成为它入了奥斯卡评委法眼的敲门砖。

在智利，这部片子可谓毁誉参半。一些评论家纷纷指责该片将历史进程解读得过于简单化，其视角仅仅局限于一部电视公投广告，而忽视了基层选民在这场运动中为反抗独裁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但拉雷恩却将自己的影片定义为艺术作品而非纪录片，他说：“不要把电影艺术视作历史实录，看电影就是看电影，仅此而已。”

而皮诺切特，或许是20世纪世界上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简单说来，他既是践踏人权的独裁者，也是经济腾飞的缔造者，充分说明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阿连德搞垮智利经济

在军人发动如同家常便饭和军事独裁司空见惯的拉美，智利是不折不扣的“另类”。早在19世纪20年代末，当大多数刚刚独立的拉美国家还在打内战时，智利就建立了拉美最早的民主代议制，此后的政府和总统，基本上都是通过正常程序产生和交接的，军人也并无太多干预国内政治的传统。要不是1970年上台的阿连德总统把国家搞到崩溃的边缘，皮诺切特也没有粉墨登场的机会和口实。

智利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铜国，这种初级资源国最容易走上国家干预至上的经济发展模式，采用进口替代战略，通过限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来促进本国工业化，到1970年，智利已经是拉美各国中国家干预和中央集权最为严重的国家。再加上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左翼风潮在拉美的风靡，智利走向社会主义已是水到渠成。

阿连德当选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相当激进和冒险的政策：把中央计划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准则，将工业大规模收归国有，加快步伐，国家在许多经济领域扮演着企业主的角色；政府冻结了物价，实行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还延期偿付外债，对国际贷款人和外国政府的债务不予偿还。阿连德宣称自己不是所有智利人的总统，言外之意是他只关心工人和农民。他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提高工人工资，把一天8小时工作制改为一天三班制；减免税收，增加补贴，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大面积为老百姓建造住房，实行免费医疗，优先在劳动人民居住区建立和发展卫生所，组织医疗队到农村为农民看病；免费向孕妇和儿童供应牛奶等等。

这些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尽管有些看上去很美）破坏了供求关系，导致企业效率低下，资金不足，亏损严重。物资供应匮乏，通货膨胀加剧，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黑市应运而生。1972年，智利铜产量从世界第3位下降到第5位，出口值从6.5亿美元下降到4亿美元；农业产量下降3.6%，1973年更下降了16%；国家为此每年要花大量外汇进口粮食，结果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急剧上升，1973年已占财政支出的53%，而外汇储备则从1970年的3.43亿美元下降到0.5亿美元；军事前，通胀率竟高达800%！首都圣地亚哥商店唱起了“空城计”——悬挂着“没有面包”、“没有牛奶”的告示，阿连德许诺的“红酒加馅饼”生活没有到来，矿工、出租车司机开始罢工，甚至家庭主妇也走上街头抗议，农民和地主之间爆发武装冲突。

在和平年代仅用三年就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折腾得千疮百孔，足够奇葩的阿连德几乎得罪了所有人，最高法院公开抱怨政府执行土地法不力，而众议院指责阿连德政府违背宪法，号召军队维持宪法秩序。阿连德没收美国公司的铜矿，向华约国家一边倒的倾向也惹恼了尼克松，为了防止后院出现第二个古巴，美国开始插手智利政治，不过介入的程度众说纷纭，但至少引领经济制裁是有的。

阿连德于1973年8月23日任命皮诺切特为陆军总司令，后者当时坚定地告诉阿连德：“我不是右翼，我会效忠您，我不能容忍任何动乱。”然而19天后的9月11日，皮诺切特就联合其他3名将领发动，阿连德在总统府中弹身亡，存在被杀和自杀两种说法，死时手持卡斯特罗送给他的枪。

皮诺切特成立了军政府，由陆海空三军加上警察部队各派一名代表轮流执政，1974年6月27日，他自任总统，军衔升为“大元帅”。

发动“肮脏战争”镇压异己

皮诺切特18岁进入陆军学院，毕业后从少尉做起，一步步爬升至将军。他绝非粗鄙的丘八，身上颇多文化气息：他在战争研究所当过教授，编过学术杂志，精通地缘政治学、军事地理学和情报学，还在智利大学法学院研习了一段时间的法学。然而，他掌权后的施政，一点也不文雅，而且相当无法无天。

皮诺切特在当权期间解散了国民议会，取消了工会权利，禁止各类政治活动，长期实行全国宵禁，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国家进行极端严厉的管控，用他的话说是：“如果没有我的允许，这个国家的一片叶子也不能动。”他对前政府的残余支持者、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所有左翼政党被取缔，一些公开反对政府的人士也遭到迫害。1974年，他组建了一支特别警察部队，专门从事被称为“肮脏战争”的镇压活动。前总统、基督教领袖爱德华多·弗雷，曾支持皮诺切特的军事，后来主张恢复民主，故被报复杀害；卡洛斯·普拉茨，曾担任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的前任，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死于智利国家情报局策划的汽车炸弹爆炸；阿连德政府内阁成员，智利驻美国大使奥兰多·莱特利尔，在华盛顿遭汽车炸弹袭击身亡，美国司法部追查此案，发现有确凿证据证明是智利国家情报局干的。在智利的外籍居民和移民也难逃毒手，80余名西班牙移民被杀害，加拿大修女遭到酷刑，倾向于阿连德的瑞士等国国民被暗杀。一些被捕后遭严刑拷打致死，尸体被直升机运到太平洋上空抛下去。

皮诺切特当政17年间遇难人士的具体数目至今不详。智利“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1991年的报告认为，有2095人遇害，1102人失踪。成千上万的智利人因此出逃国外。2004年，“政治犯与酷刑”国家委员会报告称，大约有35000人声称遭到了军政权的酷刑折磨，其中有28000份证词被认为是合法的。

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之下，皮诺切特得意地宣称：智利是“一片平静的绿洲”。1980年，在一场被严格控制的公民投票中，军政府制定的过渡宪法条款获得75%的支持率而通过。条文规定，1988年10月5日将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给予皮诺切特新一届8年任期，这为电影《智利说不》中那段历史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皮诺切特是一只“好猫”

在掌权之前，皮诺切特在经济政策上并无或左或右的定见，最初，他让手底下的军人去管经济，结果显而易见——阿连德留下的烂摊子根本收拾不住。到1975年，辨过味儿的皮诺切特决定起用以“芝加哥男孩”为核心、近百人的经济学家集团。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助之下，智利挑选优等生到芝加哥大学接受系统而深入的经济学教育，他们被称为“芝加哥男孩”。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强调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芝加哥学派的大本营，该学派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弟子相继出任智利财政、土地部长，终有机会将私有化、市场化的理念在祖国推行。1975年3月，弗里德曼亲赴智利，给皮诺切特开出了药方——“休克疗法”：停止大规模发行货币，削减政府开支20到25个百分点，裁掉数以万计的政府雇员，取消工资和物价管制，国有企业私营化，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等。

皮诺切特对“休克疗法”大感兴趣，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推行”，枪杆子在握的他敢于对病入膏肓的智利下猛药，“将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政府开支被削减了27%，大批滥发的货币直接被烧掉，国家退出银行系统，撤销金融管制，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在国有企业私营化过程中，全国除了个别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由国家管理以外，其他大大小小的企业全部交给私人企业主，有400多家大型企业被拍卖。甚至连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和教育都纳入私有之列。在农村，军政府把历届政府实行中没收的土地逐步退还给庄园主。军政府还停止执行了长达40年之久的关税保护政策，大量外国商品被引进，对于限制国内市场价格的上涨起到了抑制作用。

当然，改革的“阵痛”是难以避免的，1975年，智利GDP负增长率达到近13%，工业产量下降28%，购买力跌到1970年的40%，民族企业接连宣告破产，无数政府雇员和工人失业。从1976年开始，智利经济逐渐缓过劲来，经济稳步增长，从1978年到1981年，经济增长了20%。到1981年，通货膨胀率更是从1974年中期的年均700%下降到10%以下。1983年，由于国际铜价暴跌，导致智利经济出现短暂停滞。但从1984年至1988年，智利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1989年高达10%，创历史最高纪录；到1989年，智利年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在整个拉美地区令人瞩目。由于受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80年代被其他拉美国家普遍称为“失去的十年”。相反，在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一枝独秀，被誉为“智利奇迹”，号称“拉美小老虎”，与“东亚四小龙”齐名。而最为吊诡的是，这个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者是一个最不自由的政治体制，弗里德曼说“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政治奇迹”。那么，罪行累累的军政府是否就比政治自由而经济管制的阿连德政府好一点呢？至少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两位经济学大师都这么看——能够保护个人自由、包括经济自由、财产权的威权主义制度是优于忽视自由甚至反自由的民主制的。

如果单拿“黑猫白猫”理论来衡量，皮诺切特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好猫”，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满怀信心地迎来了1988年决定智利命运的全民公投。

“智利幸福即将来临”

如同《智利说不》中那样，自我感觉良好的军政府对公投态度比较乐观。连反对派自己都不看好自己，按照他们的分析，当时的智利民众对阿连德时代的短缺经济心有余悸，担心没了军政府智利会古巴化；还有人记起1980年那次对宪法的公投，认为在皮诺切特的管制下，投票根本不可能公正，所以不会去投票。主人公问家里的保姆，她会如何投票，对方回答自己的儿子在念大学，女儿有了工作，她对目前的状况很满意，民主不民主以后再说。这代表着大多数智利人的想法。

反对派打算是，利用这次公投来表达意见，因为“yes”和“no”两派将获得同等的不间断的电视宣传时段，所有电视频道都将同时转播这些宣传内容。而此前所有的公众媒体都控制在皮诺切特的手上，人们听不到一点反对声音。电影主人公是一名商业广告导演，他并没有采取许多反对派要求在电视中控诉皮诺切特暴行的观点，而是不翻历史旧账，用轻松、愉悦、幽默的风格，以欢乐和自由为卖点，宣称“智利幸福即将来临”，告诉人民有向政府说不的自由。反观“yes”阵营的宣传片，用智利经济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就画面配上伟大光荣正确的男女高音对皮诺切特进行吹捧，还用压路机碾碎生活用品的镜头暗示反对派将把智利带回阿连德时代，充满了说教、恐吓的味道。

10月6日，投票结果揭晓，反对票55%，赞成票42%，皮诺切特继续执政的可能性被否决。归结于广告宣传当然很表面化，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军政府积怨太深、长久以来的民主传统、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加大、反对派坚持不懈的斗争、70年代末80年代初拉美军人政权相继“还政于民”大潮、里根政府对于独裁者的厌恶……

1990年3月11日，皮诺切特离任，不过他给自己留的后路可进可退，颇显政治智慧——按照1980年宪法的规定，皮诺切特于1998年3月前仍保有陆军总司令职务。同时宪法还规定，在任6年以上的总统可以获任终身参议员。皮诺切特因这一职位获得司法豁免权。2006年12月10日，皮诺切特去世，终年91岁。在圣地亚哥街头，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爆发了冲突。

皮诺切特在1989年告别政坛前夕发表国情咨文时骄傲地宣布：“我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而移交的则是一个具有坚实基础、旺盛未来的国家。”此言不虚，皮诺切特下台后，其继任者均为中左派，但他们继承了自由市场政策。到了1992年，智利的失业率下降到5%以下，每年平均GDP增长率达到了6.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报告称，2013年智利首次超过经合组织发达国家标准。

德智体能自我总结篇5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不自制苏格拉底反讽

[中图分类号]B8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1-0042-06

一

《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七卷开卷亚里士多德开始了一个新探讨：在善（德性）与恶这一对子之外，引入一个新的研究对子——自制与不自制，并主要探讨不自制。在第七卷第二章探讨关于不自制的疑难时，亚里士多德谈到苏格拉底对不自制的否定，并评论说：

苏格拉底曾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知识，可以被其他什么东西所主宰，像奴隶般地被呼来喝去（draggedabout），那就非常奇怪了。苏格拉底坚持反对这样的说法，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不自制；没有人，他说，会不做他认为最好的事，除非是因为无知。但这种说法违背最明显的现象（phainomena）。

从这个评语看，亚里士多德在不自制问题上采取的应该是反苏格拉底的立场，认为存在着真正的不自制，即人会违反自己善恶的理性判断而做出与之相反的事。但令人迷惑的是，第七卷第三章在对不自制进行详细分析之后，亚里士多德又得出了似乎完全相反的结论：

看来，苏格拉底力图证明的立场仍然是对的，因为当一个人不能自制时，被情感征服和呼来喝去的，不是真实的知识，而只是感觉的知识。

如此，亚里士多德到底是站在苏格拉底一边否认真实不自制的存在，还是反对苏格拉底承认有真实的不自制，就成为一个问题。后世西方学者争论纷纷，大致形成两派：认为亚里士多德否认真实不自制存在的。被称作理智主义派；认为亚里士多德承认有真实不自制的，被称作非理智主义派。为使自己的理论圆通，争论双方都力图通过某种方法来化解上面所提之矛盾。

理智主义派的主要化解策略在于，他们发现，当亚里士多德批评苏格拉底的观点违背了“phain—omena”时，这个“phainomena”需要仔细解读。具体来说，“phainomena”一词在希腊语那里既可以理解为客观的“现象”，也可理解为主观的“众人的意见”（endoxa），而从亚里士多德这里的上下文语境看，它更应该是指后者。如果是这样，那么苏格拉底违背的就只是众人的日常意见，而不一定就是错的，因为错的可能是众人的意见，就如苏格拉底自己认为的那样。

非理智主义派的化解策略相对多样些。一种代表观点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七卷第三章不止谈到一种不自制，而对苏格拉底的最后承认并非是总结性的，只是涉及其中一种：如1147a13—20中描述的被怒气、欲望等情感所主宰的像睡着的人、疯子或醉汉那样拥有知识的那种弱不自制；另一种代表观点则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亚里士多德这里的矛盾，如认为从亚里士多德本人的伦理学理论和道德心理学出发，真实不自制的存在是没有任何疑难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七卷探讨不自制问题，不是为了解释自己的不自制理论，而是为了阐明苏格拉底理论所可能具有的正确性，其目的不在于知识，而在于对具有哲学天赋的学生进行哲学辩证法的理智能力教育。

双方的争论还在持续，不时还会有些新的观点提出。但在笔者看来，这里面的大多数争论其实都已经超出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范畴，建立在对所谓“亚里士多德的最后承认”的误解之上。笔者的观点是，亚里士多德的不自制理论从始至终是非理智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也绝没有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七卷第三章中谈到任何相反的观点，在这里的所谓的“对苏格拉底的承认”，其实不过是亚里士多德的反讽！

二

《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七卷第三章以其晦涩难懂而著称，已引发学者们无数的争论；有人这样恰切地指出：“非常不幸的是，不管是对它提出的问题，还是对它给出的答案，人们都无法形成一个能得到普遍接受的观点。”让我们首先从最关键的问题开始。

在从有知却未运用知识的角度对不自制列出了三种可能情况后，亚里士多德进而从道德心理学和实践三段论的角度出发对不自制的原因进行了一种“自然”（phusikos）的考察，且详引如下：

另外，我们可以从自然方面对不自制的原因进行考察。一个意见是普遍的，另一个涉及具体的事实，属于感知的范畴；当它们结合在一起，得出一个结论时，那么在一种情况下，灵魂对这个结论进行肯定，但在生产领域，结论直接为一个行动。例如，如果“所有甜食都应该品尝”，且“这是个甜食”，是甜食中的具体一个，那么如果某人有这个能力且没有什么东西出来阻止，他必定去品尝。但如若有一个阻止我们这样做的普遍意见，同时又有另一个意见告诉我们，“所有甜食皆是令人愉悦的”，且“这是个甜食”（这个意见是起作用的），而此时又恰好存在着一个欲望（epithumia）；那么，即使第一个普遍意见阻止我们，欲望也会推动我们做这件事（因为欲望有能力推动我们身体的所有部分）。

在这段引文中，绝大多数的学者同意，首先出现的是无节制者（akolastos）的实践三段论推理：“所有甜食都应当品尝”（普遍前提）；“这是个甜食”（具体前提）；“品尝它”（结论即行动，如果没有阻碍的话）。在此无节制者实际是把“吃甜食”理性判断为好的事：应当品尝；他做出了错误的理性选择（prohairesis），认为应当追求当下的快乐。但随后出现的不自制者（akrates）的实践三段论推理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

在不自制者的实践三段论中，首先出现的是一个正确的阻止三段论，它由一个普遍前提，如“不应当（过多地）吃甜食”，与具体前提（如“这是个甜食”）结合，产生阻止的结论（“不吃眼前的甜食”）。但与此同时。还有个这样的意见推理：所有甜食都是令人愉悦的，这是甜食；所以吃这个东西是令人愉悦的；它与另外存在着的非理望（epithu—mia）相结合，最后促使我们吃了这个甜食。就从所引的文本本身看，这里说的就是典型的软弱不自制：由于非理性的欲望，不自制者未能坚持自己的理性选择，做了他自己认为不好的事。这也符合亚里士多德自己在其他地方给出的定义，如不自制者是不能坚持自己思虑的人；不自制者不是出于自己的理性选择，但仍沉迷于快乐。

但问题就出在亚里士多德紧接着的一段总结性的话上面：

由于最后一个protasis是关于感觉对象的意见，且主导着我们的行为，受情感主宰的人要么就不具有它，要么就只在说说的意义上具有，就像喝醉酒的人在唠叨恩培多克勒的诗句一样。同时由于它并不像知识的对象那样，完全用普遍的术语来表达，看来，苏格拉底力图证明的立场仍然是对的，因为当一个人不能自制时，被情感征服和呼来喝去的，不是真实的知识，而只是感觉的知识。

如果说《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七卷第三章是晦涩及富有争议的，那么上面所引这段话则几可看作是问题产生的源头和争议的中心，而这段话的核心又当属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理论的评论。只是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学者们对由这个评论产生的种种问题形成不了一致的意见，但对这个评论本身却几乎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即认为这个评价意味着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理论（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承认。但是这真的是一种承认吗？

亚里士多德在这段引文中要表达的主要意思还是很清楚的：通过对不自制行为原因的分析，他发现在不自制行为中被非理性情感或欲望征服的只是“最后一个protasis”（具体前提或结论），而这只是感觉知识，并非用普遍术语表达的真实知识。换言之，普遍前提仍未受影响（这实际上是不自制的前提）。因此，在不自制行为中，非理性情感和欲望未能征服真实（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同时，苏格拉底的理智主义试图表明的似乎也就是：非理性情感和欲望不可能征服理性的知识。

但问题是：这两种说法真的是一致的吗？

当苏格拉底说非理性的情感和欲望不可能征服知识时，他的意思是人的行为最后都是由人的理性知识或观念所主宰的。在他看来，通常人们所说的不自制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个时间段（t1），不自制者理性地认为“吃甜食是不好的”，由此，他不吃眼前这个甜食；但由于非理望的引诱，他可能在另一个时间段（t2）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转而理性地相信“吃甜食是好的”，并在这一观念或判断的主宰下，吃了眼前这个甜食。在此意义上，所谓的不自制不过是行为者理性观念的改变导致的结果。故此，就人的行为最终还是由人自己的理性观念所决定而言，所谓的人违反自己的理性判断而行事的不自制是不存在的。

这样看来，当苏格拉底否认不自制存在时，他就已经肯定了人的理性观念（包括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普遍意义上的真实知识）会被非理性情感和欲望所影响，甚至于“呼来喝去”，即发生改变。如此，当亚里士多德说，人不自制时他的普遍知识并不受非理性情感和欲望的影响，并且这证实了苏格拉底的立场，他的反讽意味就非常明显了：苏格拉底想要强调人的理性知识或观念不受非理性情感和欲望的影响，但恰恰是在他所否定的不自制当中，这一立场得到了证明，因为正是在不自制当中，真实普遍的知识才未受非理性情感和欲望的影响。显然，这样来理解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理论的评论，它就与前文亚里士多德从“自然”出发对真实软弱不自制的解释完全一致。

当然亚里士多德也会承认，真实普遍知识可能会被非理性情感和欲望影响和征服，以至于发生改变（如苏格拉底在否认不自制时所设想的那样），只不过，这已不属于“不自制”的范畴，而进入“无节制”的范畴了。不自制是明知是坏仍做，而无节制是把坏事当做好事来做。以引文的例子为例，无节制者有两种普遍前提：（1）不应当（过多地）吃甜食；（2）所有甜食都应当品尝。二者会发生冲突，最后在非理望的引诱下，行为者接受了后一个前提（或后一个前提获胜），相信吃甜食是好的，并结合具体前提“这是个甜食”得出结论并实际上吃了这个甜食。与之不同，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在不自制者那里，普遍前提“不应当（过多地）吃甜食”与“所有甜食都是令人愉悦的”并无真实的冲突：坚持理性判断不吃甜食的人也可以相信所有甜食都是令人愉悦的；真正导致不自制者吃这个甜食的，正是那个与正确观念及其相应欲求相冲突的非理望。

三

如果人们把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理论的评论不看作是反讽，却看作是真实的肯定或承认，那么亚里士多德关于不自制的种种说法就会产生内在的冲突。面对这样的冲突，有些学者直接把它承认下来，或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解释它，或干脆把它看作是亚里士多德的失误；但当另一些学者试图从逻辑一致性的角度来化解这一冲突，以建构某种体系理解时，他们就往往可能走向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核心理论乃至于整个伦理学体系的歪曲理解。

关于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解释冲突的倾向，前文已经淡到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史家W.K.C.格思里（Guthrie）就持这种观点。在他看来，《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七卷第三章阐述的不自制理论并非亚里士多德自己的理论，只不过是为了表明苏格拉底理论所可能具有的合理性。把冲突干脆看作是亚里士多德失误的，典型的如W.D.罗斯：“我们必定以为亚里士多德对自己主张的潜能与现实性，大前提和小前提之间的区别很感兴趣，因此使他误用了关于形式的学说，而这与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真正看法是不合的。他关于形式的学说所缺乏的正是下面这个认识：无节制（即不自制——引者注）不是由于知识，而是由于意志的薄弱。”

关于建构体系理解来化解冲突所可能导致的问题，下面以一些典型的理智主义派和非理智主义派为例试分析之。

理智主义派以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理论的“承认”为前提，坚称亚里士多德并不相信有真实软弱意义上的不自制，即清楚地意识到不该做但仍做的不自制。理智主义派的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亚里士多德谈到的不自制者要么不具有要么不真实具有的“最后一个protasis”的解读上。在他们看来，这个“protasis”应泽为“前提”（premise），而不自制者要么不具有要么不真实具有的就是三段论的具体前提。由于不自制者受非理望的影响，不具有或不真实具有具体前提，那么他在不自制时，就要么不知道，要么并不是清醒地知道（如醉汉般知道）他所做的行为是不应该做的。不自制本质上出自知识本身的缺陷，并由此人只能有弱意义上的不自制，而无真实性的强不自制。

但是，如此强调知识本身对行为的完全主导，根本上违背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主旨。在比较他与苏格拉底的不同时，亚里士多德再三强调，在他看来，知识本身并不足以导致行为。他挖苦那些过于强调知识作用的人，只是满足于空谈，不可能会使“灵魂变得更好”。在谈到明智（phronesis）对行为的作用时，亚里士多德强调指出，“苏格拉底曾认为德性是理性的一种形式（因为他说所有的德性都是某种知识），但在我们看来，德性与明智共同发挥作用”。这就是说，德性的行为除了要有灵魂理性部分的理智德性（明智）外，还需要灵魂非理性部分的品质，即合乎理性地展现自身非理性情感和欲望的伦理德性。此两种德性密切相联，但又本质不同。

理智主义派如此强调知识对行为的主导，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三段论的一个表述内在相关。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不同于理论三段论其结论意味着灵魂对此的肯定，实践三段论的结论直接就是行为。如果从直观上理解这句话，那么显然，如没有相应的行为，就是作为知识表达的实践三段论本身出了问题。但是正如大卫·查尔斯（DavidCharles）指出的那样，当亚里士多德说“实践三段论的结论直接即是行为”时，他加了一个限定：“如果没有什么阻止的话”；而关于这个出来阻止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没有任何明确的话表明，它只是指外来的而非内在的。如果出来阻止的东西可以是内在的，那么在不自制者那里出来阻止的正是他灵魂内部的非理望。不自制者的实践三段论推理（知识）没有问题，但正是非理望阻止了他的结论变成行为。纳斯鲍姆也指出，亚里士多德那个出来阻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不清楚的，但她最后仍认为，这个阻止因素应该涉及内在的不同欲望的争执。确实，只有这样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才可能是圆通的。当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三段论的结论是行为时，他更可能只是为了表明实践三段论与理论三段论的差异。

非理智主义派同样接受亚里士多德“承认”的真实性，但不是以之作为前提，而是作为有待解释的问题。如上所述，理智主义派强调不自制者因受非理望的影响，不知道或不清醒地知道他所做的事是不应做的；与之针锋相对，非理智主义派则要求亚里士多德接受所谓完全清醒的（clear～eyed）不自制。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主要采取了这样两个步骤。

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坚持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自制者受非理望影响而不具有或不真实具有的，并非具体前提，而是结论。在他们看来，“prot—asis”正确的翻译应是“命题”（proposition），所以三段论“最后的命题”只能是结论。据此，不自制者对正确三段论的普遍前提和具体前提都真实具有，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其知识是清楚、全面的，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所做的是不该做的。不过，这一说法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不自制者清楚地得出了结论，如何又能说他对结论并不具有或不真实具有？

为此，他们的第二个步骤是对知识与欲望进行区分，即认为人们可以在有理性知识的同时，并不具有相应的理望：我知道这是好的，但我并不想要它。同时由于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明智意义上的知识必定是伴随着相应理望的，因此，与之相比，就其缺乏相应的理望而言，不自制者所把握的结论，不具有或不真实具有。例如按照大卫·查尔斯的观点：“不自制者‘未能完全理解’好的结论（因为非理望），完全与下面的情况相容：他理智地清楚认识到X是更好的，他有更好的理由反对Y。”

但这显然与亚里士多德另一关键性的理论相矛盾。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当心灵肯定或否定某物为好或坏时，它同时追求或规避它。对古希腊道德心理学来说，称某物为善，首先指的就是它对自己而言是善的。就此而言，如麦金太尔所言，称某物为善，又说它并非是说此话的人所想要的，那肯定是在说胡话。另外，亚里士多德把不自制定义为“违背了自己的选择（prohairesis）”，这个选择又被定义为“有欲望的理性或理性的欲望”（desidera—tiveintellectorintellectualdesire，1139b5），因此，不自制者做出了选择就意味着他对正确的结论有相应的理求。

四

亚里士多德关于不自制的理论之所以会引发诸多的争议，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人们错误地把《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七卷第三章结尾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理论的“反讽”理解为“肯定”，另一方面也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理论的一个内在特征密不可分。正是这个内在特征使得理智主义的和非理智主义的解读似乎都能够找到相应的理论依据。而这个内在特征的根源正在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心理学或者说灵魂学说。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人的灵魂被划分为两个部分：理性的部分和非理性的部分，而非理性部分（除营养部分外）又在某种程度上分有理性。与此相应，就有两种理的杰出（德性）：关于理性部分的理智德性和关于非理性部分的伦理德性，前者指向知识，可以教导获得，后者则指灵魂非理性的情感和欲望依照理性、合乎中道地展现自身的品质，主要由习惯养成。在实践生活中，与人类实践相关的理智德性明智和伦理德性，本质不一，但却相互依存，共同构建人类的德。

但是作为灵魂非理性部分的情感和欲望不仅可能完全依照理性，从而成就灵魂的伦理德性，也有可能违背或反抗理性，从而使相应灵魂不具备伦理德性。由于作为理智德性的实践知识与伦理德性本质并不是同一种东西，人就完全有可能在有知识的情况下，因为非理性情感和欲望的反抗（由于不具备伦理德性），做出明知不好的不自制行为。可以这样说，人类灵魂的两种不同德性的区分（与苏格拉底相反）是亚里士多德肯定不自制的存在的理论基础。

德智体能自我总结篇6

关键词：大学生综合测评导向作用

大学生综合测评也称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是高等教育学校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采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制定出符合高等学校教育目标的测评指标，收集在校大学生的品德修养、文明行为、学习状况、科技创新、社会实践、体育锻炼等方面的表现，并对其作出量值或价值的评定及判断过程。一般情形下，综合测评由一个年级在一学年内对学生评价一次，综合测评的结果成为学校各项奖学金及“三好学生”的评定依据，并在毕业前全部汇总，成为大学生在校时学业与能力的综合评价，直接影响到毕业时免试研究生的遴选和就业推荐等方面。

高等学校对大学生进行综合测评的初衷不仅仅是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评选出优秀的学生给予奖励，更重要的是鼓励学生在关注学习之余，能够注重思想道德素质、身心健康、社会实践、科技活动等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发展。通过开展综合素质测评活动，一方面希望学生能够对上一年度进行自我评价和总结，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和差距，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测评培养学生竞争的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营造良好的学风和校风。但随着综合测评的实施，许多大学生在综合测评结果的影响下变得浮躁了、功利了。他们现实地面对综合测评，将其作为在校学习和生活的行动指南，凡是有利于综合测评结果的事情就干，凡是无益于综合测评结果的事情就不干。因此，综合测评的设计和操作过程就显得举足轻重。我从对华南农业大学新旧综合测评的比较，以及实施新的综合测评条例后学生的变化入手，分析综合素质测评对培养大学生的导向作用。

一、新旧综合测评条例的比较分析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许多高校已数次修改并逐渐完善综合测评的方法，测评的目的也从适应应试教育转为促进素质教育。华南农业大学也不例外，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2008年起实施了新的综合测评条例。总体上，学生综合测评不外乎德智体等方面的内容，但具体方法有了明显的变化，旧版综合测评条例基本以定性为主，新版综合测评条例基本以定量为主，记实与评议相结合。

1.旧版综合测评的内容和特点。

旧版综合测评采用标准分计算方法，德智体以100分计算。综合测评的总分（X）由学业成绩分、日常操行分（基本分和加、扣分）构成，其中学业成绩分占60分（A），日常操行分占40分（B）。学生按学年综合测评成绩在班中排列名次，每学年综合测评成绩之和加权的平均数为学生在校期间综合测评总分，毕业生按综合测评总分在本班排列名次。

学业成绩60分（包括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课程的考试考查成绩）以学生在本学年的学分平均绩点乘以12得到，即A=学年学分平均绩点×12，毕业总学业成绩=（总学分绩点/总学分）×12。

日常操行分40分由政治态度6分、思想修养6分、学习态度6分、法纪观念6分、集体主义观念6分、社会实践5分、体育锻炼5分构成。对学生进行日常操行评定的时候，采用全班同学互评和班评议小组测评的两级测评方法，分别占40%和60%。具体的操作过程是每个同学对全班逐个测评，汇总后加权平均得到一级测评X1；班评议小组对全班同学逐个评议和评分，汇总后加权平均得到二级测评X2，两者按照比例相加得到总分，即日常操行B=X1×40%+X2×60%。为了对某些重要事项进行奖罚，日常操行这七个方面均设置了基础分和加（扣）分。如学习态度方面，只要能够做到热爱所学专业，上课能认真听讲，独立完成作业，按时参加教学活动，就给基本分3分。为了鼓励学生学习好外语，规定只要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级或（六级）考试者就加分；为了避免学生不按时参加教学活动，规定违反考勤制度，旷课一学时、迟到或早退三次以上（含三次）者扣分。

旧综合测评的主要特点是定性，以班内竞争为主（排名均在班内排名，不以其它班级比较），除了学业成绩的分数是没法变动外，日常操行的弹性比较大，学生按照有关条例凭主观意愿给同学们打分，而这些加分和扣分都没有明确每一项的具体分值，这样就很容易流于形式。学生们往往不想得罪同学，打分的时候尽量往高打，从而每个同学的日常操行分都很高。因此，旧版综合测评在操作的过程中最终变成学业成绩的较量，而学业成绩往往带有很强的原则性，它是各门功课的考试成绩，也就是说旧版综合测评遵循“分数至上”的测评局面。

2.新版综合测评的内容和特点。

新版综合测评采取量化方式，对学生在校期间综合表现进行全面评价。综合表现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满分为100分。在学生德、智、体三方面的权重分配中，按照30%、60%和10%的比例进行设置，也就是德育测评30分、智育测评60分、体育测评10分。

德育测评30分由德育基础分10分、班内互评分10分、德育奖励分10分和德育扣分构成，德育扣分不超过前三者得分之和。为了使学生形成文明有礼、诚实守信的优良品质，具有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社会公益活动，学校设立了具体的加分项目。比如获得部级的荣誉称号可以加4分，担任学校正式团体的主要学生干部可以加2.5分，参加义务献血可以加0.5分/次，等等，所有项目的累计加分不超过10分。同时也明确了具体的扣分项目，如“无故缺席学校、学院组织的活动，扣0.5分/次”。智育测评和体育测评均由基础分和奖励分两部分构成，没有扣分项目，两者的基础分分别为50分、5分，奖励分分别为10分、5分。

新版综合测评主要特点是以定量为主，无论是德育加分还是智育、体育加分都明确了具体的加分项目和分值，学生申报加分项目的时候必须出具相关的证明，年级测评小组审核后才给予加分，不再凭主观意愿打分了，操作上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另外综合测评的总分是年级排名，这就涉及到不同专业学生上课科目不一样，难易程度不一样，老师给分的标准不一样等问题，所以智育基础分的算法要跟旧版有所区别，不能够简单按照学业成绩乘以一个系数得出。新版综合测评在这方面的设计也有所考虑，既要考虑学业成绩，又要考虑公平性，最终将智育基础分的算法确定如下：

二、综合素质测评对培养大学生的导向作用

因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的结果是各个高等学校对在校学生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也是就业过程中用人单位录用大学生的一个重要依据，所以学生往往比较看重综合测评的结果，将测评体系中的各项要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实践证明，有怎么样的综合素质测评条例就有怎么样的学生行为，它对学生的在校行为具有导向作用。

1.可以促进学生主动进行政治理论学习、自觉接受道德教育和法纪观念教育。

旧版综合测评条例只是要求学生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等，大概念清楚，具体标准模糊，导致学生无所适从。新版综合测评条例则明确要求对大学生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党团组织生活、班会等活动的过程进行记载，按照学生参加的次数给予加分；对撰写理论文章、参加上级有关部门主办的征文、演讲比赛及做好事等进行加分，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政治学习热情和自觉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性，促进了见义勇为、拾金不昧、乐于助人等良好风尚的形成。

2.可以促进学生养成集体主义精神，培育团队合作的能力。

现在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个性化比较强，喜欢独来独往，导致他们很难有集体意识。新版综合测评条例增加了“集体得分”的项目，规定只要这个集体获奖了，这个集体的所有成员都可以享受由此带来的加分；如果集体受罚了，集体的所有成员同样也要进行扣分，让学生切身感受到“一荣俱荣，一损皆损”。实施新的综合测评条例以来，明显可以看到学生对集体的意识增强了，参加集体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并且能够积极为集体出谋划策，贡献自己的力量，不再是无动于衷。

3.可以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

新版综合测评实施以来，出现了获奖过于集中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智育基础分的计算方法引起的。新版智育基础分由该学生本年度的平均绩点除以本年级本专业学生的最高平均绩点再乘以一个系数获得，也就是说各个专业平均绩点最高，学生的智育基础分就是满分，其他学生都跟这个学生比较，两者差距越大，经过系数放大后的差值就越明显。比如专业第一的平均绩点是4.0，专业第二的平均绩点才有3.0时，那么专业第一的智育基础分是50分，而第二名的智育基础分只有37.5分，两者相差12.5分，仅一项就拉开了距离。因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因为搞不清楚其他同学的学习效果，避免和同学拉开距离，只能是自己努力学习，从而形成你追我赶的良好学习氛围。

4.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第二课堂的积极性。

在学业成绩相差不远，也就是智育基础得分相差不远的时候，要想在总分排名上取得优势，往往是靠各项加分来实现。也就是说单靠学业成绩而不参加第二课堂活动，就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测评结果。因此，在加分条例的激励下，几乎每一个学生都积极竞选各种团体的学生干部；参加社会实践，科技比赛；参加征文、演讲、文艺表演、体育比赛等第二课堂活动。第二课堂活动能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很多学生就是在活动中培养了兴趣，锻炼了能力，在文艺、科技、体育等领域中光芒四射，勇摘桂冠。新版综合测评的加分条例激励了广大学生积极参加有益活动，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为将来走向社会、迎接挑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可以激励学生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

旧版综合测评主要以学习成绩为核心，重知识轻能力，导致学生普遍存在学习好就一好百好，知识学了一大筐却因实践动手能力差而无法运用的现象，出现大量只会本专业知识和高分低能、高才低德的庸才。而新版综合测评明确重视学生的科技创新和实践动手能力，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科技比赛活动，而且把加分的分值定得比较高。比如在部级比赛中获奖的同学一次可以加8分，就连校一级比赛获奖都可以加2分，从而极大地激励了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了实践动手能力的积极性。

三、结语

无可否认，部分学生是抱着比较功利的心态来对待综合测评的，比如参与学生干部竞争的目的在于测评加分；参与学术讲座、党团活动等第二课堂的目的在于加分；参与科技创新比赛的目的在于加分。虽然这些行为违背了综合测评的根本目的，但我认为，无论学生抱着怎么样的心态来参与，只要他能够付诸行动、体验过程，就会受到那种氛围的熏陶，开拓自己的视野，从而或多或少地提高学自身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黄建波.学生综合测评的几点思考［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2，26，（2）：58-59.

［2］吴双，李斌雄.大学生综合测评评述［J］.武汉工程大学学报，2009，31，（8）：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