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政策分析篇1

关键词：DSGE模型；新凯恩斯模型；中国经济；异质性假设；不完全市场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12）04-0012-03

一、引言

1980年代初期出现的“实际商业周期理论”（简称“RBC理论”），标志着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产生。新凯恩斯理论完全吸收了RBC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将理论坚实地建在DSGE模型的基础上。与RBC理论相比，新凯恩斯DSGE模型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市场处于垄断竞争之下；第二，经济中存在着一定的“名义刚性”；第三，货币政策在短期是非中性的。尽管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目前仍是经济政策的主要分析和预测工具，然而，由于DSGE模型能够通过对经济主体决策行为关系进行清晰描述，并可以采用适当的加总技术得到经济总量满足的行为方程，以及对经济的长期均衡状态和短期的动态调整过程进行细致刻画，体现出了显性建模框架、理论一致性、良好的整体特征、微观与宏观经济分析的完美结合、长期与短期分析的有机整合等独特性，因而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同时计算机技术的迅速提高以及贝叶斯方法的不断改进使得DSGE模型的应用研究取得了快速发展，而且逐渐成为许多研究机构进行宏观经济定量分析的一个基准模型。

二、DSGE模型在中国的应用研究进展

随着DSGE模型的不断发展和普及，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DSGE模型也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并且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呈现出日益丰富和不断扩展的态势。DSGE模型在中国的应用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际冲击分析

主要基于扩展的RBC模型来研究中国实际经济周期问题。卜永祥等采用DSGE方法建立中国货币经济周期模型，研究发现，技术冲击这一因素可以解释76%的中国经济波动。陈昆亭等运用基本RBC模型基本上较好的模拟了实际中国经济中多数宏观变量的波动特征，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80%以上。陈昆亭等在基本RBC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考虑内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利用率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形成，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内在传播机制。黄赜琳在RBC模型中引入内生劳动力，考察劳动供给变化与技术冲击的复合作用对中国经济波动变化的影响，得到技术冲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部分的结论。陈师等将投资专有技术变迁引入到一个具有内生的资本利用率的不可分劳动RBC模型，证实了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在短期上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存在着影响。陈晓光[15]将信贷约束引入RBC模型，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向修海引入不完善的冲击信息市场扩展了RBC模型，结果表明经济人依据不同经济状态调整自己对冲击的信息知识，从而产生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内生机制。

（二）金融政策分析

杜清源将“金融加速器”引入RBC模型，发现“金融加速器”的存在加大了波动对经济的影响。陈昆亭在基本RBC模型的框架下引入粘滞性价格和内生货币机制，发现在规则货币政策下，模型给出的经济系统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而且比基本RBC模型更接近中国实际经济的周期特征。许伟的研究发现，引入银行贷款渠道和价格粘性的DSGE模型对中国经济波动有很好的解释力，而且货币政策冲击解释了通货膨胀的大部分波动。贺云松建立了一个新凯恩斯框架下的DSGE模型来分析当期型、前瞻型和后顾型三种利率规则的福利效应。许志伟等在DSGE框架内探讨投资融资约束冲击的动态特性，发现盯住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货币政策能够较好地对冲投资融资约束冲击的负面影响。耿强在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基础上，构造了DSGE模型，结论认为汇率冲击和国外需求冲击都具有明显的双重作用，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奚君羊运用新凯恩斯框架下的DSGE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进行分析，认为货币当局的利率政策应该直接针对通货膨胀，而不应该追求利率本身的稳定，而且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逐步由货币供应量转向利率。汪川等在一个带有“金融加速器”的DSGE模型中讨论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背后的信贷因素，并检验了“金融加速器模型”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能力。李巍等在DSGE模型中引入价格粘性与信贷约束，分析不同货币政策规则、通货膨胀以及房地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梁斌等基于贝叶斯估计构造了一个包含房地产部门的DSGE模型，刻画了各种宏观经济冲击对房地产价格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机制，并比较了首付约束和利率两种房地产市场调控工具的政策效应。杨柳等在一个包含Calvo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模型中，讨论了中国货币冲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财政政策分析

黄赜琳将政府支出引入RBC模型，研究认为中国经济波动是技术因素、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综合影响的共同产物，而且证实改革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王文甫等在DSGE分析框架下将消费性和生产性的政府支出分别引入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分析发现所构建的模型能较好地拟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特征。罗英等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的DSGE模型来分析中国财政政策的动态经济效应，研究结果充分肯定了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的有效作用。梁斌在DSGE框架下引入家庭异质性和市场不完备性，证明了收入分配差距是房改以来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因素之一。王佳等基于七部门DSGE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认为，外生冲击沿部门传导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推动作用、拉动作用和替代作用。

（四）开放经济条件分析

李浩等的比较分析表明，开放DSGE模型比封闭DSGE模型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并且随着政府购买引入到开放DSGE模型，其对中国经济的解释能力也得以显著提高。李浩等构建了一个与中国的特征事实较一致的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分析发现，贸易顺差与GDP、消费与就业有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成等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多部门的DSGE模型，识别和分析了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国际贸易等六种可能冲击。黄志刚建立了一个具有加工贸易部门的随机动态开放宏观经济多国模型，分析发现，进口中间投入品、出口最终消费品的加工贸易部门对于汇率传递和贸易平衡具有重要影响，而企业的定价策略对短期的马歇尔一勒纳条件是否成立具有重要影响。刘尧成等运用DSGE两国模型，模拟了在不同消费替代弹性下以技术冲击为代表的供给冲击和以货币冲击为代表的需求冲击对一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很好地解释了当前中国的经济外部失衡问题。刘尧成应用DSGE两国模型的研究表明以技术冲击为代表的供给冲击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拟合更好，这表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解释和预测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合理途径，从而给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提供了明确的导向。

（五）模型评价和参数估计

刘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个带有“金融加速器”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基于中国的数据，采用Bayes技术估计了中国的DSGE模型，并利用该模型进行了政策分析。许志伟把生产要素利用率的微观行为引入企业生产，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利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了中国的总量生产函数，并研究了1978-2007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结果表明资本积累和TFP都是1978-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两者总共解释了平均增长的87%。

三、DSGE模型在中国的应用研究评述

既有文献表明，DSGE模型从理论上更准确地刻画了经济的波动特征和传导机制，也使得最优政策选择和福利分析成为可能，而DSGE模型在实证研究方面的延伸进一步增强了这一分析框架的适用性。然而，目前DSGE模型在中国的应用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这一定程度上也昭示了DSGE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冲击来源分析不足

现代宏观经济学认为经济波动是由外生冲击驱动的，因而冲击在经济波动分析中居于核心地位。找出了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冲击，就对经济波动的机制有了大致掌握。可是，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都只是在SVAR的框架下粗略分解各个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有少部分论文在RBC框架下从外生技术冲击、金融加速器、投资专有技术、政府消费、信贷约束等角度去分析它们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更为细致的分解及识别还没有研究者完成过。而且在分析中国经济冲击来源时，技术等实际冲击分析的比较多，而货币冲击分析的少；封闭经济条件下分析的比较多，开放经济条件下分析的比较少。

（二）参数校准标准不统一

虽然DSGE模型早已成为了宏观研究的主要工具，但基于DSGE模型对中国经济波动的研究还很少。仅有的研究也都停留在参数校准及模拟的水平上，而通过DSGE模型来分解波动冲击来源的研究少之又少。更为重要的是，目前运用DSGE模型来研究中国经济时尚缺乏较为可靠的校准标准。为了求解模型，通常需要校准的参数有：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主观贴现因子、资本产出弹性、折旧率等。但这些参数的校准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标准可资借鉴。如为代表性家庭的主观贴现因子，现有文献有的将其设定为0.97，有的设定为0.99；折旧率有的文章设定为0.10，有的设定为0.08，还有的设定为0.05。由于校准标准的缺乏，研究者常常是出于服从结果的需要，较为随意的选取这些参数的校准值。还有，由于中国没有劳动时间投入方面的数据，现有研究主要是用就业人数这个变量来替代，这实际上是劳动参与率，与微观个体的劳动投入时间有很大差别。这既给同类文献研究结果的横向比较带来很大困难，也不利于DSGE模型应用研究的严谨性。因此，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亟需统一参数的校准标准。

（三）异质性问题重视不够

由于不同经济主体在资本、土地、劳动等要素和产品都存在着数量、质量和种类差异，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同质性假设已不再适用，标准的DSGE模型也存在诸多由于同质假设带来的局限性。因此，在国外，异质性问题日益引起广泛重视。如：Caggese发展了一个在行业中存在众多异质性企业的模型，该模型中的企业同时面临融资约束和不可逆约束，他运用这一模型检验了总固定投资、可变资本投资和产出在持续的、异质性和总冲击的环境中的周期；Alganetal考虑了异质性个体、不完全市场和借入约束的作用，解释了通胀与资本积累之间的驼峰状关系，认为正向效应来源于比完全市场更高的Tobin效应（更高预防性储蓄动机），负向效应来源于通胀税保险效应（平均分配）。但在运用DSGE模型研究中国经济的既有文献中，异质性条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使得模型模拟结果与中国实际经济不是很吻合。例如，在模拟中国实际经济波动时，中国代表性厂商由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并存，而由于这两种企业面临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条件不同，以致它们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经营目标，特别是国有企业既存在着利润目标，又有着做大做强的上规模目标，这与标准的DSGE模型中代表性厂商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微观假设发生了重要的背离。如果无视这种异质性而直接套用标准模型，其模拟结果必然与中国实际经济情况产生不同程度的偏差。

（四）货币政策因素关注得较少

在运用DSGE模型对中国经济的应用研究中，用原始的DSGE模型——RBC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在DSGE框架内考虑货币因素的却比较少见。刘斌的研究可以说是国内这方面的首创，该文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对中国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但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货币政策效应的微观基础以及DSGE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徐高从冲击分解的角度，在DSGE框架内探讨了货币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认为货币冲击并不构成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驱动力；李春吉在基本的新凯恩斯模型内对中国经济波动进行了数值模拟，同样发现货币冲击并不构成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源泉。从上述各文献可看出，目前国内对DSGE模型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方面局限于既有框架在中国的直接应用；另一方面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微观基础关注过少。刘晴辉在这方面做过尝试，他在DSGE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内，探讨货币政策、企业行为与商业周期这一过程内在的动态传播机制，并试图通过区分国有和非国有两类企业，扩展基准的DSGE货币政策模型。市场经济离不开货币，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

（五）阶段性变化常被忽视

正如Kydlandetal的方法论文章所说：“评判一个模型的好坏，不在于它是否与现实完全地吻合（因为任何理论模型都是现实的高度抽象），而在于它是否适合所要解决的问题。”DSGE模型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学者们可以结合具体的经济环境，不断改进和完善模型的设定，构建更符合中国现实经济的理论模型。然而，模型设定越复杂，相应地模型求解也越困难。理论模型的最终目的是要能解释现实经济，DSGE研究也一直致力于把模型中得到的理论含义应用于实证检验，以考察其与现实可观察数据的匹配情况。但在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分析中，研究者们对中国现实经济状况的把握还不足够，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波动常常具有阶段性变化特征。例如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经济波动的阶段性变化，以及2000年以来经济波动幅度出现的平稳化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将其称之为“大稳定时期”。现有的文献，如陈昆亭等把人力资本和粘滞性价格引入标准RBC模型，解释了1952-2001年期间中国的经济波动，然而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后在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这可能影响模型的解释能力；陈晓光等通过利用1980-2007年的数据，考察了信贷约束这一传导机制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但模型预测的资本波动标准差只有实际波动水平的29.74%，这可能与没有注意到样本期内中国经济波动具有阶段性变化有关。然而，在运用DSGE模型对中国经济的应用研究中，除了徐高[4]、詹新宇等的研究之外，现有文献较少注意到中国经济波动发生的这些阶段性变化，直接照搬了西方的标准模型，从而给模拟分析结果带来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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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政策分析篇2

【关键词】双粘性；菲利普斯曲线；研究状况

1.研究意义

货币政策是经济运作的中心，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因此，最优货币政策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一定的理论指导，由于分析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关系是菲利普斯曲线的重点，而当前我国就业和通货膨胀的难题亟待解决，因此，通过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研究，以此作为理论指导来提出最优货币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货币当局为判断宏观经济状况、维持价格稳定以及“合理的”产出增长，须面对如何测量核心通胀以及潜在产出问题。因此目标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是货币政策规则的两个核心问题。同时也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的两个重要指标。这就使研究菲利普斯曲线与研究最优货币政策之间有了理论联系。

李斌、刘凤良（2007）借助对粘性信息下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推导，并利用中国数据对该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与中国数据比较吻合。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只是在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中引入了垄断竞争、粘性价格以及理性预期等思想，而并没有引入粘性信息。因此粘性信息下的菲利普斯曲线作为政策制定的理论指导比传统的或者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更为合理。

粘性信息理论是近十年来新兴的不完全信息理论之一。从曼昆和瑞斯（2002）首先提出了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以来，国外学者对此理论不断进行了发展研究，经检验发现粘性信息下的菲利普斯曲线与经济数据比较吻合，优于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Tomiyuki（2008）提出了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是既具有粘性价格又具有粘性信息的双粘性经济模型，认为双粘性模型比单纯的粘性价格和纯粘性信息模型更好地解释价格水平、产出等指标的粘滞现象。此理论目前还未用于研究中国经济。

本论文将通过构建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研究中国产出缺口与目标通货膨胀率，并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通过简单工具规则（泰勒规则）和目标规则，利用之前研究的产出，目标通货膨胀率情况，分析中国最优货币政策。

2.研究方案及其实施

2.1研究方案

2.1.1推导双粘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模型并检测模型的适用性

模型中目标通胀率和产出缺口作为不可观测成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运用双变量非观测成分模型——状态空间模型，估计中国的目标通胀率和产出缺口，通过卡尔曼滤波平滑推断程序，将季度通胀和产出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平稳周期成分。

2.1.2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检验

运用广义矩估计法（GMM）对模型进行估计，观察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胀率、产出缺口有关以及前一期通货膨胀是否有关。检验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在中国是否适用。

2.1.3在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的背景下，进行最优货币政策研究

通过目标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的特点，分析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讨论最优货币政策应当如何制定。本文也拟对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进行改进，通过附加利率，来研究最优货币政策制定。提出货币政策建议。

2.1.4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推导；检验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适用性；对模型中目标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进行估计；推导出的菲利普斯曲线如何反映了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问题；目标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附加利率的双粘菲利普斯曲线。

2.2研究方法

2.2.1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

理论分析通过相关的经济理论构建经济模型，为经济现象提供理论基础；实证分析借助经济数据的处理对经济现象做出解释；规范分析则研究应该如何做出经济决策。本文将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出双粘菲利普斯曲线，使实证研究具有理论根基。然后采用中国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估算出建议。

2.2.2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定性分析主要是对经济现象的性质、特点等做出经验性的判断，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具体化，使分析更加科学、准确。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揭示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本质和特征。

2.3可行性分析

中国的双粘菲利普斯曲线。运用双变量非观测成分模型——状态空间模型，估计中国的目标通胀率和产出缺口，通过卡尔曼滤波平滑推断程序，将季度通胀和产出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平稳周期成分。由此得到双粘性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下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运用广义矩估计法（GMM）对模型进行估计，观察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胀率、产出缺口有关以及前一期通货膨胀是否有关。检验推导出来的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在中国是否适用。然后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下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及内在的货币政策含义，并提出相关的政策。

粘性价格模型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粘性价格考虑到菲利普斯曲线中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也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粘性信息模型在国外近10年来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完善，有理论和观点的可借鉴性。粘性信息模型以信息在经济主体间的缓慢传播为基础假设，分析价格的动态调整，与传统的粘性价格模型相比，粘性信息模型对货币政策的描述更为准确，可以准确地说明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作用的延迟。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是将粘性信息引入到粘性价格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可以得到更符合现实情况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因此使用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研究货币政策在理论上逻辑是严密的，合理的。

可以通过国内各项数据网站，中国国家统计年鉴获得年度季度数据，完成广义估计法（GMM），Kalman滤波。

3.研究成果

3.1目前国内的研究状况

由于粘性信息模型是近十年来学术界的一个新领域，国内关于粘性信息模型和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的关注大部分都是对该理论的介绍和综述（王军2009）（彭兴韵2011），实证文章比较少，如：孟令玺（2009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了中国的粘性菲利普斯曲线，对中国粘性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进行了推导。国内已有许多学者运用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来研究中国的货币政策和经济问题，如：高虹（2007东北财经大学）评述了新凯恩斯主义的最优货币政策；姜梅华（2008吉林大学）研究了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与经济政策机制的研究，但是他说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的适用性，但只是简单的评述了一下经济政策机制，并没有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研究；沈燕波（2010浙江工商大学）专门研究了一下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货币政策含义，并基于了1993年-2008年中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陆军、刘威和李伊珍（2011）研究了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框架下的中国动态金融状况指数，在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刘翏（2010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了粘性信息下的最优货币政策；郭航（2012）对粘性信息宏观经济模型进行了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了研究。但是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下货币政策的研究国内并没有，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国内也暂无研究，用此模型研究货币政策也还没有进行。

经过阅读大量外文文献，了解粘性信息及粘性价格的产生背景以及发展，充分理解了粘性信息与粘性价格的区别及相关的地方以及理论模型的推导；了解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的发展过程。研究通过借鉴外国的经验方法，构建了双粘性的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常规的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该模型为下一步的实证研究做了基础。讨论了两种极端情况，模型对中国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进行研究。

对最优货币政策各种规则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欲在各种规则中寻找到最适合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分析环境的最优货币规则。由于该部分的分析需要结合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来进行，通过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建立菲利普斯曲线与最优货币政策之间的联系。因此目前仍处于一个思路的状态，不知道实证检验的结果究竟应该选择那种货币政策规则。

3.2下一步实施内容

（1）检验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估计出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运用GMM观测各期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性，以确定是否适用。

（2）将利率代入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分析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中泰勒规则在双粘性背景下的运行能力。

（3）利用估计出来的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结合价格水平，分析目标价格或目标通货膨胀率下的最优货币政策选择。

4.研究心得

国内经济政策分析篇3

>>促进综合运输发展的思路和政策建议海外并购的展望和政策建议农业补贴政策的统计性研究和政策改革建议我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主要问题和政策建议内蒙古农村牧区养老保障现状、问题和政策建议产业集群的集聚因素和动力机制的框架分析和政策建议业务运营监管策略互动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和政策建议构建地方政府良性竞争秩序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博弈分析和政策建议我国通货膨胀成因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我国水资源费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影响我国碳金融发展的因素分析和政策建议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和政策建议鄱阳湖区域农业管理模式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对“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的制度分析和政策建议住房公积金贷款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分析和政策建议2009年上半年我国投资发展分析和政策建议2009年我国投资发展分析和政策建议我国外贸依存度分析和政策建议包容性旅游增长的概念内涵\实现机制和政策建议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5.黎民，陈峙臻.保障房供给中的“负保障”现象及其消除——兼议我国“十二·五”期间的保障房供给.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6.李迎生，李文静.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河北学刊，2012，（7）.

7.何元斌，王雪青.创新我国保障性住房的融资模式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3，（1）.

8.贾春梅.地方政府行为规制与保障房有效供给.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12，（6）.

9.王根贤.财政分权激励与土地财政、保障性住房的内在逻辑及其调整.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5）.

10.乔坤元.我国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理论与证据.经济科学，2013，（1）.

国内经济政策分析篇4

[关键词?演经济波动;内外失衡;通货膨胀;供给管理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CPI、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1992年~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助性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著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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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1970年～2008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1978年～2008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2000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32]

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33]

国内经济政策分析篇5

关键词：经济政策；企业经营管理；影响

一、经济政策概述

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发展是重中之重，虽然全面的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利用市场的价值，但是毕竟市场存在着不确定性的特点，因此在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国家出台一些政策对市场进行调节，而经济政策便是市场调节过程中的重要手段。经济政策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为了达到充分就业、价格水平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为增进经济福利而制定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从经济政策的具体制定和实施来看，其需要保持连续性，因为左右摇摆的经济政策会导致政策实施的无序或者是无效，最终会对经济发展形成不利影响。再者，就现阶段的经济政策来看，其制定与实施存在着一定的“弹性”，所以在政策执行的时候需要基于实践做相应的调整与优化。

二、经济政策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关系

经济政策与企业经营管理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就目前来看这种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政策是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中需要参考的重要因素。企业的经营发展不仅受自身条件的影响，更与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而经济政策是影响社会大环境的重要因素，所以企业想要有很好的发展，必须要对社会大环境的基础现状做分析和理解，必须要以经济政策为根本。其二是企业的经营管理会为经济政策的规划和制定提供依据。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制定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一些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在有时候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做一些与经济政策相悖的管理策略从而导致经济结构相对失衡。所以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会以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为基础，参考各行各业经济利益出发点，这样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会更具针对性。

三、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经济政策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经营决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对企业经营管理做具体的分析与研究后不难发现经济政策对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下是三个方面的具体分析与讨论。

（一）对企业经营管理策略的影响

首先是经济政策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策略会产生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策略对企业自身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如果策略制定和实施与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相悖，不仅策略执行的难度比较大，策略所发挥的效用也十分的有限，所以在实践中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企业经营管理计划。企业不仅要充分认识自身的实际情况更需要对当下的相关政策、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乃至国际经济格局做出分析与研究。使企业的经营管理策略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保持一致性，使策略执行的有效性会更加的突出。举个简单的例子，基于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十分重视绿色经济的发展，因此提出绿色经济的理念。绿色经济是一种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为主要内容，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产品附加值高、生产方式集约的一种经济形态。基于此，国家就环保、节能制定了一系列的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等鼓励政策，并积极推进了相关立法的实施。这些政策措施实际上属于微观经济政策的内容。无论是相关政策鼓励还是立法的推动，这一政策将会推动相关企业经营管理方向和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企业对自身的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模式等进行规划和调整。总之经济政策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策略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制定具体的企业经营管理策略除了需要了解具体的经济政策还要牢牢地把握经济发展趋势，才能使企业经营管理策略的规划和制定更科学。

（二）对企业投资方向的影响

其次是经济政策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方向。从企业发展角度来看，企业对外投资是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方式，对于企业的风险防范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从实践分析中不难发现，很多企业的投资不容易达到预期的效果，有的还会出现投资失利的情况。基于此种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主要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企业的投资方向与我国现阶段执行的经济政策不一致甚至相悖。企业经营与国家政策的一致性对于企业发展有利，反之则会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和长期发展。部分企业的投资失利就是没有正确地理解经济政策没有清晰地认识到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其二是企业的投资管理存在问题。每个企业对于自身的投资管理方式和理念不尽相同，此处不做评判。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过去的几年里房地产行业发展如火如荼，各种房地产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些企业无论规模大小，资金充裕与否均向房地产市场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导致房价不断上涨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经济泡沫。因此，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政策规范房地产行业并对其进行严格监管，同时制定了相关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大量投资过快的地产企业陷入了资金困境。同时很多企业的投资方向也发生了改变。在各种财政政策的影响下，纵观目前的经济不少企业的投资开始向科技型实体经济转变。

（三）对企业管理改革的影响

最后则是经济政策对企业的管理改革产生的影响。在现代化发展中企业的管理水平要做进一步的提升，必须要让自身的管理更具现代化和时代性，而各类型企业的具体管理内容各异。因此在做具体管理改革的时候，需要对管理内容的先后顺序做分析研究。从当前经济政策来看，企业管理实践中的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因为自2018年9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好简政减税降费有关工作的通知》减税降费也已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落实到了税率降低上，增值税税率经过多次降低最高的已经比之前降低了4个百分点。财务管理与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有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联系，所以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需要基于国家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对企业的相关管理内容进行改革。简言之企业的管理改革对于企业的发展与进步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企业的管理改革实施需要一步步实现。不过在具体的改革中，先后内容的确定却与经济政策有着明显的关联，所以说经济政策会影响到企业的管理改革。

国内经济政策分析篇6

[关键词]国库资金；经济贸易；金融运行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税收及金融体制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库的业务量也随之成倍增加。货币政策的制定必须研究国库资金收支活动及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国家信用的变化情况，国库部门只有建立起财、税、库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共同收集相关信息资料，才能确保财政预算收支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国库与财税部门相比，国库数据的最大特点就是时间最及时、金额最准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包括税收、预算计划、货币投放回笼、信贷规模、储蓄、国债发行、兑付等在内的统计信息资料库，才能真正为政府提供有价值、有分量的分析资料和政策性建议。

国库资金分析工作是指运用统计学原理对国库收支（包括税收、利润、事业收入、国债发行兑付及收入退库）等情况进行分析，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细致地进行国库资金分析既能弥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之不足，并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起促进作用，又能对地方政府的预算收支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国库资金还是构成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内在因素，其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提供了资金来源。近年来，财政、税收及金融体制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担负经理国库的中央银行，是联结财政、税务及地方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从客观上讲有必要研究国库资金收支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对经济生活发展变化、对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及产生的效应，为政府正确的决策提供准确的参考资料，因此，对国库资金进行统计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国库资金分析是政府进行正确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

（一）由于国家金库处于特殊的地位，其统计分析工作为政府经济决策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基础建设中，国库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每年都会在国家预算中安排一定规模的国库资金直接投资基本建设、基础产业以及重点行业，一般而言，财政部门侧重于对财政收支状况及预算执行情况的分析，中央银行侧重于对金融运行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分析。具体说来，国库分析是央行对财政资金运行给社会经济带来影响的分析，如财政收支对当地货币投放、回笼量大小的影响、财政支拨与库存余额的关系、税收征收数与入库数的比较分析、财政收支与预算收支计划差额分析、国债发行对地方资金吸纳大小的影响分析等等。国库分析主体的特点使这一分析更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可参考性。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时，比较注重统计分析的社会性、全面性、客观性和真实性，而国库收支分析正好能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国库资金从性质上讲不同于银行的信贷资金，应归属财政资金。但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其资金的大量流动能够创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地方银行的短期信贷行为。

（二）国库收支分析不仅为分析宏观金融运行和制定货币政策服务，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发展。国库资金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运用，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各种政府债券及银行承兑票据等有价证券的业务活动。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是货币政策操作的最主要的手段，而适度规模的国债是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的基础性条件，是国库资金收支不足的平衡器。公开市场业务的开展理顺了中央银行与政府、财政、商业银行的关系，强化了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地位，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财政弥补赤字不再向中央银行透支。中央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吞吐有价证券，调节基础货币量，控制金融机构信用，影响货币供应和市场利率，达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公开市场业务对信用创造的影响因素也将成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协调配合的重要领域，对贯彻执行货币政策、实施科学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库资金的最大职能是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当宏观经济发展不协调、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不平衡时，国家可以直接利用国库资金进行调控。如要控制总需求，可通过提高税率，增加财政收入，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支出等措施；而要刺激需求，则可通过减税、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等手段较快实现调控的经济目标。可见，国库资金调控的特点是时间短、见效快。而货币政策调节则不同，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到货币政策发挥效力，对最终目标产生影响，有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首先是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调节手段，调节存款准备金和对商业银行贷款数量，以影响商业银行的行为。在控制总需求时，就调高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及再贴现比率，反之，则降低比率。在此之后，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行为做出反映，相应调整对企业和居民的贷款规模，并通过派生机能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企业和居民再对商业银行的行为做出反映，相应调整投资和消费支出，影响社会需求，从而达到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调节效果相对滞后。

二、国库资金分析对地方政府的预算收支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国库分析内容的特殊性，成为政府发展经济深化改革的综合性较强的参考材料。国库分析不仅是为中央银行服务，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为各级政府经济部门服务。国库分析的特点决定了它是对有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结合点的“边缘性”问题进行的分析和研究，以促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支持国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因此，它起着其他分析工作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库分析更有利于为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深化改革方面提供服务。近几年来，各级国库在国库收支分析方面尽心尽职，基本上能及时反映当地国库收支状况，做到随时关注当地经济的发展，认真、细致地从财政收支、企业发展状况、外贸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银行储蓄、个人消费观念转变及央行货币政策、信贷、税收与企业情况全面地进行分析，为当地政府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参考决策依据。因此国库收支分析为地方政府经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统计、分析并预测国库资金流动趋势和国库资金存量，为政府债务政策提供参考。各级政府在确定债务政策时，需要研究、分析以往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资金流动规律，根据下一时期的政策方向，预测财政资金存量的变化趋势，将债务政策与国库资金状况联系起来，以减少债务成本，提高债务收入资金的效益和债务政策的灵活度。

（三）分析国债发行、兑付对地方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是地方政府应该认真考虑的事情。国债是中央财政筹集资金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对地方来说，却是当地民间资金的流失，各级政府部门应十分关注国债吸纳本地资金的大小。国债不同于税收之处在于国债是一种有偿性或辅的中央财政收入，但就其将地方资金转移到中央财政这一作用来说，国债和中央税收则无二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财政可以通过国债集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支持国家重点经济建设。除了国债导致地方资金的流失及中央财政收人和国债兑付资金对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之外，国债购买主体、国债发行总量、时机和期限都会对地方资金供给和需求以及中央国库收入、支出和资金存量产生较大影响。国债发行、兑付资金数量的大小，国债的流动性效应和利率效应会对地方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产生较大影响。

三、国库资金构成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内在因素，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提供了资金来源

（一）国库分析能为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深化财税改革提供服务。国库部门通过对国库支出的总量和构成的分析，反映财政政策执行的情况；通过对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分析，反映财政政策的最终实施结果；通过对财政改革前与改革后的情况对比分析，反映财政改革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服务。

（二）国库资金来源于企业、个人，与微观经济紧密相联。资金在支出时，把资金直接投向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高科技产业等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国家长远发展的经济领域，通过减免农业税、直接发放补贴，积极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信贷资金贴息、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引导金融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扶优限劣，优化投入，积极支持有效益、有市场、有规模的企业，促进企业的发展。

（三）中央银行国库资金的收支行为能为货币政策制定带来大量真实可信的数据、资料、信息，反馈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效果，传递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在货币政策实施时，国库资金为中央银行提供了资金来源，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充当了货币供应量的调节器，直接或间接引导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及信贷规模，有力地支持了货币政策的实施，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既便于宏观调控又服务于微观经济的发展。

总之，国库资金收支分析对地方政府经济决策、为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分析参考资料，具有其他经济分析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在做好日常国库收支核算的同时，努力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国库资金收支分析，提高分析的信息含量，为地方政府经济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以赢得政府对国库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同时建立起财、税、库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共同收集相关信息资料，确保国库收支分析的完整，提高国库统计分析质量，充分发挥其各种效应，当好政府经济决策的参谋。

[参考文献]

[1]俞开海。当前国库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金融会计，2005，（1）。

[2]雷庭梅。国库会计在改革中不断前进。预算管理与会计，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