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评估范文

关键词：创新政策；演进历程；绩效评估；政策工具

中图分类号：F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2）11-0043-05

LiteratureReviewonInnovationPolicy

FANBo-nai1，DUANZhong-xian1，JIANGLei2

（1.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7；

2.SchoolofPublicEconomics&Administration，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Shanghai200433）

Abstract：Thispapersystematicallyreviewsandanalyzesthedomesticandforeigninnovationpolicyresearchstatusandachievementsfromtheconnotationandclassificationofinnovationpolicy、theinnovationpolicyevolutionprocess、theevaluationofinnovationpolicyandtheinstrument-choiceofinnovationpolicy.

Keywords：innovationpolicy；evolutionprocess；performanceevaluation；policytool

1引言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2022）》明确指出，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推动自主创新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主创新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名词，国外并没有等同的概念，与其紧密相关的概念有“创新”和“技术创新”。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一词，并在1933年出版的《商业周期》中将创新界定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供应函数”，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进行新的组合”[1]。自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以来，创新政策一直是创新领域十分活跃的研究问题。

在创新政策的相关问题研究上，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异彩纷呈，丰富和完善了创新管理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可是目前的研究却缺乏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分析。只有对已有的创新政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系统的分类分析，才能全面了解和把握创新政策的研究动态，为后续相关研究指明方向。为此，本文将从创新政策的内涵与分类、创新政策的演进、创新政策的评估、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等方面全面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创新政策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期推动我国学术界对创新政策问题的研究。

2创新政策的内涵与分类研究

关于什么是创新政策，国外学者已做了较多的探讨，我国学术界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如表1所示。通过文献查阅发现，对创新政策内涵的界定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创新政策是政府的经济政策与科学技术政策的相互协调[2～4]；二是认为创新政策是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相互协调[5，6]；三是认为创新政策是政府为了推动技术活动的各种政策的综合[7，8]。

尽管迄今为止学术界就什么是创新政策仍未达成统一的定义，却存在着以下几点基本共识：第一，创新政策是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的产物；第二，创新政策应以技术创新活动作为政策对象；第三，创新政策是一个政策体系，涉及科技、教育、经济、贸易、金融等诸多的政策领域；第四，创新政策是一个“整合”的概念，即各种相关政策的有机结合与相互协调。由此可见，创新政策是一国或地区为推进科学技术创新活动而采取的一系列公共政策的总和，其中技术创新政策是创新政策的核心。技术创新政策是以科学技术成果从科学技术部门向产业部门转移乃至经历市场检验的过程为作用对象的公共政策。目前，我国提出的自主创新是指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品牌的过程，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个层面，其本质仍属于技术创新[9]。为此，自主创新政策是技术创新政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创新政策核心中的核心。

对创新政策的研究离不开创新政策的分类问题。事实上，科学合理的政策分类是开展创新政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尽管创新领域的研究特别关注创新政策问题，可是对创新政策分类的研究较为罕见[10]。Ergas[11]将技术政策分为具有“集中”（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集中）特点的使命导向型技术政策和具有“分散”（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分散）特点扩散导向型技术创新政策，把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技术政策划为使命导向型，而把德国、瑞士和瑞典归为扩散导向型。Cantner和Pyka[12]从技术政策演进的视角，提出了市场贴近程度和政策措施特定性的两维技术政策分类框架，将技术创新政策分为基础研究1型、基础研究2型、扩散型和使命型。Freitas和Tunzelmann[13]从政策的知识目标、政策工具、政策执行等三个维度，将创新政策分为六类：使命型与扩散型、特定型与一般型、地方主导与中央主导，并建立了一个包含46个题项的政策规划编码框架，对20世纪80年代早期至2002年法国和英国的149项政策规划进行了编码，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论证了三维创新政策的分类框架。Freitas和Tunzelmann两位学者对创新政策分类的研究贡献代表了跨国创新政策比较和分类的最近水平[14]。

3创新政策的演进历程研究

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都在积极制定和完善适宜本国和地区发展的创新政策，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已形成了各自的创新政策体系。对创新政策演进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创新政策演进规律和供给特征，探寻创新政策演进和供给的动力因素和障碍因素，从而制定创新政策体系的全面优化方案。对文献调研发现，国内外学者对此都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兴趣，近年来涌现出了很多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Kuhlmann[15]从发展创新政策的视角，研究回顾了欧洲创新政策的演进历程，并提出未来欧洲创新政策的治理前景。Mustar和Larédo[16]从批评以往研究的角度，研究回顾了法国的创新和研究政策的演进，认为传统的“科尔贝尔模型（ColbertistModel）”不能体现法国创新的实际情况。Radosevic[17]从科技政策在调整和重构科技体系中的作用出发，将俄罗斯科技政策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保护”、“重构”和“生存”三个阶段。Lepori等[18]从具体的创新政策出发，在对过去30年间6个欧洲国家（奥地利、意大利、法国、荷兰、挪威和瑞典）研究政策（主要是公共项目资助政策）的相似和差异进行实证测度的基础上，考察了这6个国家项目资助政策的演进规律和特点。Freitas和Tunzelmann[13]根据其上述提出的三维创新政策分析框架，以20世纪80年代早期至2002年英国和法国的149项政策规划为数据，按照四个时间段（1980～1988年、1989～1994年、1995～1998年、1999～2003年），对英、法两国的创新政策演进进行了比较研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以我国国家科技战略会议（1978年、1985年、1995年和2006年）为标志，将我国科技政策改革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5年的试验阶段、1985～1995年的科技体制结构改革阶段、1995～2005年的科技体制改革深化阶段、2005年后的企业导向创新体系建设阶段。

国内学者吴建南等[20]根据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不同特点，将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创新政策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上半期（1995年以前）、1995年至今。刘凤朝等[21]以《国家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分析与研究》报告梳理的289项创新政策为样本，以创新政策的效力与类别为基本维度，对1980～2005年的289项创新政策进行了分类，考察了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历史演进。白景美等[22]按照时间顺序和日本经济发展阶段，将日本技术创新政策演进划分为四个时期，并分析了战后日本技术创新政策演进的特点。彭纪生、仲为国和孙文祥[3]在其研究中提出了技术政策量化方法，对我国技术政策的演进规律及其内在原因进行了系统分析。肖久灵等[23]还利用这种方法对江苏省技术政策演化进行了研究。

从国内外有关创新政策演进的研究可以看出，对创新政策演进阶段、规律与特点的划分和总结大多基于政策颁布实施的时间顺序，很少有研究从创新政策的供给特征（包括政策类别、政策内容、政策条文、政策效力与政策目标等）对不同阶段制定并实施的创新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创新政策的演进路径，绘制演进路径技术路线图。

4创新政策绩效的评估研究

经济环境和全球科技创新的变化，导致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创新政策不断调整。为紧随创新变化步调，努力创建与变化了的创新始终相协调一致的创新政策和制度环境，必须适时对创新政策进行评估，这已成为各国和地区发展科技的重要共识。创新政策绩效评估是指遵循政策评估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价，以期全面了解和把握创新政策的实施情况和产生的实际效果。据文献查阅来看，对创新政策绩效的评估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估方法与模型和评估实践两个方面。

在创新政策评估方法和模型的探究上，国外研究得比较多，国内相对较少。Pappa等[24]通过分析定性、半定量和定量指标，提出了不同创新政策类型应该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Robben[25]在对荷兰技术政策的文献回顾和调研的基础上，认为应从公司利润、计划层次、产品层次、财务状况和顾客接受度等五个方面对技术政策绩效进行评估。Akcakaya[26]构建了创新政策研发有效性的评估模型，该模型既包含定量评估又包含定性评估。陈向东等[27]从创新思想产生激励和创新成果应用激励两个方面考察了技术创新政策效用的理论框架，并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我国1985～2000年间的151项技术创新政策效用。匡跃辉[28]在科技政策评估的标准上提出了效益、效率、效应和生产力等指标，在评估方法上提出了同行评议、自我评定、对比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抽样分析等方法。RosalieRugee等[29]深入地分析了创新政策评估的四个阶段，即设计制定计划、研发进程及产出、成果扩散及中期效果、产业商业化及知识溢出效应，并探究这四个阶段所对应的不同评估方法和目的。ReneWintjes等[30]从不同政策的目标出发，设计了不同政策类型所对应的评估模型，并强调评估对于以后制定创新政策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评估了政策组合的作用。范柏乃等[31]利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对税率、折旧率、贴息率等财税政策对自主创新的激励效果进行了SD模拟，建立了企业自主创新财税政策激励的SD模型。

近年来，一些国际研究机构与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地开展创新政策绩效评估实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2，33]按照“4E”框架，即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环保性，采用SWOT法、情景分析法等评估方法，选择高投入高产出国家、高投入低产出国家、创新和经济效益超过投入预期的国家、拥有较高经济和创新效益但对未来创新和经济效益越发关注的国家等四类国家为样本，对各国创新政策绩效进行了评估。欧盟从创新政策制定到政策评估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主要包括“欧洲创新趋势图”、“欧洲创新记分牌”和“欧盟框架计划评估”等。“欧洲创新趋势图”是欧盟委员会于2000年初在科技创新政策领域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欧洲创新记分牌”由欧盟委员会企业总司资助，利用创新指标体系对成员国的创新执行情况进行定量分析；“欧盟框架计划”致力于在欧盟层面上推动整个欧盟的科研，是欧盟研发与创新政策的重要代表[34]。韩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执行科技立国政策的同时，非常注重科技计划的管理，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技计划评估模式，其科技计划评估体系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计划预算前审核，属于事前和事中评估；二是计划绩效评估，属于事后评估[35]。

从文献查阅来看，国内对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实证研究较少，而国外学术期刊上有关创新政策绩效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多，且近年来呈逐步增多的趋势。国外有关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研究涵盖宏观、产业、区域和企业等层面，采用了宏观计量、微观计量、仿真、访谈等研究方法。相对而言，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评估原则、步骤、框架、经验借鉴、科技评价体系等方面，对政策评估工具、方法等问题的研究不多，对国外创新政策评估前沿的跟踪也不够。

5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研究

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必须权衡社会效益与经济收益，由于不同的政策之间具有重复性，在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中也要注意各类政策的协调配合，以防出现不同政策作用效果的抵消。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调研发现，国内外在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研究上均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法国著名的技术创新政策专家Gaudin认为，技术创新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框架：对创新者的支持、技术文化的培养和消除对创新的阻碍，由此提出了技术创新政策的“三极模式”：结构极（重大项目）、操作极（智力投资）和关系极（竞争与协调）。Rothwell和Zegveld[36]认为，由于政府促进创新的政策变化是多样的，创新政策的选择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据此，他们把已有的创新政策归纳为20种创新政策工具（涵盖补助、信贷、风险投资、税赋、对外投资、奖励、合约研究、技术标准、规制、专利、贸易、商业、技术贸易、公共采购、公共服务、科技机构、公共机构、教育、培训、信息等），并分析了这20种政策工具对整个技术创新过程的作用路径。徐大可和陈劲[37]在分析创新政策的理念和知识基础上，基于社会科学理论、政府学习和政策实践反馈三者之间的互动，提出了我国创新政策设计的概念性框架和模型。胡明勇等[38]认为，政府资助技术创新的政策工具主要有三类，分别为公共研究、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仲为国等[39]把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划分为金融外汇措施、财政税收措施、其他经济措施、行政措施、人事措施等。闻媛[40]通过对不同的技术创新政策及其工具手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选择不同的创新政策工具，在种子期，选择无偿拨款、风险投资和进出口税收优惠；在创业期，选择风险投资、政府购买、政策性贷款和进出口税收优惠；在成长期，选择风险投资、政府购买、税收优惠、政策性贷款、出口信贷和保险；在成熟期，选择税收优惠、二板市场、出口信贷和保险。此外，KimL.[41]，BennSteil等[42]和NaushadForbes等[43]的研究涉及到创新政策工具选择的协调问题，柳卸林等[44]在分析我国激励自主创新的金融、财政税收政策时也强调不同政策的协调一致、有机配合。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还是很少有研究从面向实际需求的角度去探究创新机构（如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创新服务机构等）对创新政策的需求类别、需求内容、需求强度、需求时间和需求的优先次序。另外，对于我国来说，由于条块分割比较严重，不同类别的创新政策通常是由不同部委出台的，不同类别的创新政策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冲突，这样势必会削弱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但是尚未有研究探讨不同类别创新政策的协调原则、方式和方法。

6研究述评与展望

国内外学者在创新政策的内涵与分类、创新政策的演进、创新政策的评估、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等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富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成果。然而，在创新政策实证研究方面相对缺乏，在创新政策绩效、创新政策质量、创新政策需求等方面的实证测量的研究十分匮乏。本研究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及EBSCO（包括AcademicSearchPremier和BusinessSourcePremier两个子数据库）、WebofScience（包括SCIE、SSCI、A&HCI、CPCI-S、CPCI-SSH、CCR、IC七个子数据库、PQDT（说明：截至2007年底，该库收录国外博硕士学位论文近16万篇）的系统检索结果表明：迄今为止，在创新政策质量对创新政策绩效的影响及影响机理研究、创新政策的协调机制研究、基于心理会议模拟的创新政策研究等方面仍是学术空白。

针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问题，在以往研究基础上，以下一些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推动自主创新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制定并实施了哪些相关的政策（包括法律、法规、规章）？第二，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供给特点（包括政策类别、政策内容、政策条文、政策效力与政策目标等）、演进过程及演进路径？第三，如何设计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测量问卷对自主创新的政策绩效进行实证测量？第四，不同类别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绩效，以及同一类别自主创新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实施绩效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第五，如何设计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测量问卷对自主创新的政策质量进行实证测量？第六，自主创新的政策质量对政策绩效的影响机理（影响方向、影响强度与影响路径）？第七，自主创新机构（如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创新服务机构等）对政策的实际需求？第八，如何构建不同类别自主创新政策的协调机制（包括协调原则、方式和方法）？第九，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自主创新政策？课题组将进一步通过系统深入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着力回答上述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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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评估范文篇2

关键词：房价；政策评估；DSGE模型；货币政策；限购政策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房价涨速过快，尤其是2009年下半年至2011年初，房地产市场投机氛围炽热，房价飞速上涨，引发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一系列调控，“国八条”、“京十五条”、房产税等政策相继提出，2012年更是被称为“史上最严厉调控年”，但年底房地产市场依旧有回暖趋势，2013年政府将稳中求进，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持续限购、差别化信贷税收政策更加深化、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抑制投资投机需求等。房价问题一直备受瞩目，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广泛研究。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房价的影响因素以及房地产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影响房价的因素有很多，如何将政策变量从诸多影响因素中剥离开来是关键。现有文献在研究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时大多仅限于货币政策，对限购、房产税、保障性住房等政策进行系统科学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也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房地产政策评估体系。研究方法上，大多文献运用的是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缺乏对微观主体行为的描述，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且没有考虑预期对房价的影响以及房价波动，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能够克服这些问题。尽管DSGE模型已经广泛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中，但在房地产政策评估领域运用得还比较少，尤其是将该模型运用到限购政策的有效性评估问题的研究尚属缺失。本文主要聚焦于货币政策和限购政策，首先梳理了房地产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机制，接着对政策评估的主流方法进行了阐述，指出DSGE模型应该被运用到房地产政策评估的实证研究中，然后进一步对货币政策和限购政策评估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并指出房地产政策有效性评估问题应考虑政策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

二、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机制研究

决定房价最主要的因素是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房地产既是消费品也是投资品。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由自住易需求、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三部分构成。房地产的供给不仅取决于开发商的开发能力，还取决于土地供应量。早在1977年，Burns和Grebler就出版的名著《国家住房论》中，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住房的供给和需求能达到完全平衡，因此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进行调控。近些年，房地产价格出现非理性上涨，为了抑制市场上不合理的需求，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紧缩货币、提高利率、限购令、房产税等宏观调控政策陆续出台。高健、冷安琪（2010）认为“政府在制定控制房价的政策时应供需调节相结合，不能单纯抑制供给。与加大土地开发成本相比，提高利率控制投资过热更为有效，同时辅以加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设”。

除了供求关系，预期因素也会影响房价。房地产行业具有投资品的特性，而投资品的价格取决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况伟大（2010）从预期和投机角度研究了房价波动，研究发现预期及其投机对中国城市房价波动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房地产政策的实施会影响公众预期从而影响微观个体行为，继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影响。

房地产价格形成机制是房地产市场参与者共同博弈的必然结果。房地产市场与其他市场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由房地产价值构成、政策角色与作用、供求双方预期心理影响等因素共同造成的。消费者和房地产商根据政策调整各方策略，对房市产生影响。政府又以此为依据判断公众对政策的反应程度，决定下一步的政策调整策略，博弈如此循环往复。

在研究房地产政策的影响机制时还需要考虑影响房价的其他因素，比如经济基本面、人均GDP、CPI等，如何将政策从诸多影响因素中剥离出来是关键。

综上所述，房地产政策的实施通过诱发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消费和投资行为，来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失衡，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总量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在研究房地产政策有效性时应该考虑一般均衡，即研究在一个经济中，消费者、厂商、政府等每一个参与者，在根据其偏好及其对未来的预期下，所做出的最优选择。

三、政策评估现状研究

政策评估方法可分为微观评估和宏观评估。早期的学者构建了以Rubin因果模型为基础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评估项目或者政策的有效性。微观评估反映了个体受政策的影响但忽略了宏观层面的影响，并伴随着“自选择”问题；而宏观评估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个体的最优选择考虑进去，Heckman（1998，1999）、Costas（2006）认为DSGE模型可以用来解决该问题。

Kydland，Prescott（1982）提出的DSGE模型逐渐发展成为近年来宏观经济及货币政策分析方面的重要研究方向，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分析与货币政策决策中。由于房地产市场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和自选择，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对于不同的城市效果也不同，城市选择房地产政策是内生行为，因此在评估房地产政策是否有效时要考虑到个体差异性，做到微宏观评估相结合。而DSGE模型有着清晰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因此可以运用到房地产政策的评估当中。

刘斌（2008）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个带有“金融加速器”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采用Bayes技术估计，并利用该模型进行了政策分析。仝冰（2010）基于DSGE模型讨论了金融市场、货币政策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于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反应可以降低产出、通胀和资产价格的波动。

四、货币政策与房价波动

国内外已有大量有关货币政策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分析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Sims（1980）提出的VAR模型，另一种是DSGE模型。Lastrapes（2002）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基于VAR模型估计了房价对货币冲击的动态响应，研究发现货币供应的正面冲击会导致房价和房屋销售量在短期出现增长。Iacovielb（2005）考察了经济波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互动问题。他在经济周期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产品市场、借贷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货币政策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VAR脉冲反应结果显示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住房价格会产生负的影响。周晖、王擎（2009）采用BEKK模型和GARCH均值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房地产价格、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波动相关性以及它们的各种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与房价的联动变化非常剧烈，货币政策在不同城市之间对房价的调控效果也不同。李成、黎克俊、马文涛（2011）通过构建包含房价的DSGE模型，模拟分析了不同货币工具调控下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效果以及房价对实体经济（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发现数量型工具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中要优于价格型工具。

针对国内的现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2007年以来，中央银行实施了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上调存贷款利率的超紧缩货币政策，但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委托——关系很容易被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的管制——被管制关系带来的利益所干扰，即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的合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央管制政策的成败（淮建军，2007）。

五、限购政策与房价波动

国内针对房地产限购政策评估方面的理论研究大多是透过供求关系、效用、成本、博弈等经济学视角，如住房限购可有效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需求，应作为长期政策（王克忠，2010；高辉清，2011；李火林，2011；刘秀茹，2011等）。房地产限购的一个本质是实行直接的、严格的资本管制；限购是常规调控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后一剂药；限购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需付成本，对消费性需求有误伤的可能（李稻葵，2011）。潘亚男（2011）利用博弈论的方法对中央，地方政府及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限购对我国房价调控作用有限的结论。王雪慧（2010）认为“限购令”是一种行政手段，与市场经济相悖，不可能持久下去，这类观点值得商榷。房林（2011）通过微观经济学视角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和趋势进行判断，认为“限购”政策仅仅是暂时缓解住宅市场供求矛盾的应急举措，扩大有效供给才是关键。

国内关于房地产限购政策评估的实证分析比较少。王敏、黄滢（2011）利用我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指数面板数据，应用DifferenceinDifference方法分析了限购政策对房价的影响，结果表明，限购政策能降低房价，但影响有限，市场会呈现“价高量低”的局面。舒良峰、朱振宇（2012）以北京市和武汉市为例，通过引入虚拟变量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两市实施“限购令”的政策效果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限购令”对北京市的负面影响的权重更大，而对武汉市的正面影响权重更大，且当其他经济变量相同的情况下，“限购令”对北京市的影响大于其对武汉市的影响。

六、房地产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

房地产行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有着显著影响。近几年，随着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房地产投资也确实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房地产政策的实施通过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因此在对房地产政策进行评估时，不仅要盯住房地产价格，还要考虑其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水平、CPI等宏观经济衡量指标都应该被考察在内。意大利中央银行的Grande（2006）认为仅盯住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有很多缺点。首先获得资产的公允价值是比较困难的，此外以资产价格作为目标可能导致不希望的产出和通胀波动。韩国中央银行Park（2006）认为资产价格自身的稳定性并不能保证持续、平稳的经济增长，而且房产泡沫的破灭很可能产生诸如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等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会导致很高的经济成本。周晖、王擎（2009）选取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上半年的货币供应量、房屋销售价格指数、GDP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研究了三者之间的波动相关性，结果表明房价的波动以及房价与货币量的联动对GDP增长速度有显著影响，会导致GDP增长率下降，货币供应量和GDP具有显著的时变方差特征和波动持久性。Efrem和Salvatore（2010）关注家庭财富波动对消费需求的可能影响，运用DSGE模型探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波动以及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后果，结果显示，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影响经济增长、消费需求以及宏观经济的运行周期，货币政策会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波动产生显著性影响。肖争艳、彭博（2011）构建了一个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四部门DSGE模型，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及房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将住房价格波动纳入货币政策规则对调控房价上涨有较好效果，但代价是调控过程中通货膨胀率的持续上升，以及产出水平和家庭消费负向偏离稳态；家庭住房贷款首付比例能够有效降低稳态水平下的住房价格。

七、结论

房价问题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居高不下的房价一直是人们热切关注的焦点，为了抑制房价上涨和投机行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国内外学者在房地产政策评估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但大多限于货币政策，对房地产限购政策进行系统性、科学性的政策评估研究尚属缺失。大部分研究都是从理论的角度对限购政策进行描述性分析，定性地预测和评价其效果，实证方面的研究甚少。指标选取上，鉴于城市住房价格指数数据的易获得性，现有文献都是将房价指数作为测量指标，除了房价以外，诸如CPI、GDP等宏观指标也应该考虑在内。方法上，现有的研究方法缺乏对微观主体行为的描述，没有考虑预期因素，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策与房地产价格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且没有将政策的影响效果从房价的诸多影响因素中有效地剥离出来，相比较而言，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研究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问题时具有很大的优势，并且该模型在长期预测中表现优于向量自回归模型（仝冰，2010）。因此，该模型可以很好地用来研究房地产政策评估的问题，尤其是应该被广泛运用到除货币政策以外的其他房地产政策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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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斌.我国DSGE模型的开发及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应用[J].金融研究，2008，（10）：1-21.

[4]梁云芳，高铁梅.中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7，（8）：133-142.

[5]沈悦，刘洪玉.住宅价格和经济基本面：1995-2002年中国14城市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J]，2004，（6）：78-86.

[6]仝冰.货币、利率与资产价格——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和预测[D].北京，北京大学，2010.

经济政策评估范文

关键词：规划；调控；编制程序；规划评估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发展规划”从“计划”中独立出来，突出了发展规划在规划体系中的独特地位，进一步强化了发展规划对计划、政策、政府工作的导向作用，对完善发展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规划期限不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可分为短期、中期、长期规划，其中4～5年的中期规划最为重要。本文围绕“十一五”规划纲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注重从比较研究中总结进一步完善我国规划的对策。

一、中外规划的功能

规划功能是政府职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延伸和具体体现。从规划史看，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可分为指令性、指导性等类型。指令性计(规)划是以行政命令来调控所有的经济活动，起到经济运行中枢的作用。指导性计(规)划的功能较弱，主要是担当信息、协调、调控职能。信息功能是指规划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政府调控意向等信息。协调功能是指规划编制过程中，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形成可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规划方案；还包括为达到规划目标，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调控功能是指通过规划所确定的政策措施对经济社会主体进行约束和引导，促使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方向符合规划目标和发展战略。调控功能一度被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是由于一些采用规划方式调控经济的国家初期都获得了较快增长，如1951～1979年法国gdp年均增长率为4.9％，日本则在5％以上，超过了原联邦德国(4.7％)、美国(3.6％)和英国(2.6％)。但20世纪80年代后，法、日、韩等国经济情况并没有好于其他国家，政府和学术界逐渐意识到规划的功能是熨平经济周期，而不是单项的刺激经济增长。

规划的调控功能是规划功能体系的核心，也是关系到规划存废的关键。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调控功能强，转型国家的指导性计划调控功能相对弱；发达国家规划调控作用较强，而发展中国家调控作用较弱。

规划的调控功能取决于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的有效组织方式。我国一直在探索加强规划的调控功能，但成效不大。除规划本身的问题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体制不完善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这集中体现在政府与市场间界线不清晰、财税体制改革不彻底、政绩考核体系不完善等方面。如，政府与市场间界线不清晰使规划内容选择不科学，许多本应由市场实现的内容，却被政府强加干预，目标因此落空。再比如，尽管各级政府在改革绩效考核方面有较大进步，尤其是2006年7月6日中央有关部门下发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gdp等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机制，许多部门追求眼前利益，“领导指挥规划”、“项目引导规划”的现象较普遍，产业结构升级、地区协调发展、保护资源环境等战略性内容统统让位于经济增长。

要实现好、完善好我国规划调控功能，一方面需要继续完善五年规划，包括进一步优化规划内容设置、目标明确和切实可行、配套政策和措施有力、编制程序进一步科学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坚定不移的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有理顺经济运行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规划才有可能真正具备调控功能，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手段。

二、中外规划的内容

各国规划内容具有较为一致的演变趋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一直是规划的核心内容。但各国规划内容的差异也比较明显。第一，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不同。20世纪50、60年代，各国普遍以经济增长为规划目标，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以推动经济迅速增长作为规划的基本目标；20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规划开始转而强调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和公平分配，重视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规划的目标和理念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收入分配公平、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包括文化的多样性和政治参与等社会、文化和政治目标。我国经过长期的探索，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规划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对规划内容进行调整。第二，规划的内容涵盖领域不同。发达国家的规划一般集中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特点较为突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往往涵盖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外交等各领域，“总体”规划特征明显，但重点又放在经济建设领域，社会领域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内容偏少。第三，规划内容的组织方式不同。规划目标是否可行、政策措施是否有效、目标与政策措施的组合方式是决定规划成败的关键。较为成功的规划一般都是由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有机组合而成。如，韩国的新五年计划纲要(1993～1997)对于“100天、半年、各年”的目标都有清晰的界定，这些目标辅以对应的政策措施，组织严密。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和对策措施不够明确，五年规划中的目标多没有具体分解，各年度实现的目标不清楚，而年度计划又较少关注五年规划的目标；而且我国规划采取了“目标、战略+配套措施”的模式，每个领域内都有相应政策措施，这带来了各类政策如何相互协调和配合的问题；政策措施较为宽泛，许多政策往往只是指出方向，缺乏具体的路径设计，实践中难以遵照执行；一些支撑政策如投资政策等，与目标间的关系论证不充分，各种政策不一定能完全满足规划目标的需要。

我国发展规划内容应“有进有退”，围绕“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要求，在政府可调控的领域内进行内容选择，减少经济等领域的内容，增加公共服务领域内容的比重，增加相应的对策措施。规划内容应实现“虚实结合”，即一方面将总体规划作为阐述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遵照发展战略确定规划目标，体现规划的战略导向性。另一方面，还应包含具体工程项目和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与具体工程项目性质相似，政策措施也是规划的“实体内容”，各项政策是保证规划和内容实现的基本手段。因此，规划内容与政策的组合优劣是关系规划成败的关键因素。应逐步推广“规划目标+配套政策”的规划模式，保证各规划目标都有相应的配套政策；配套政策采取总体框架和近期具体政策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强化政策对规划内容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三、中外规划的编制程序

大多数国家编制规划的程序都包括五个步骤，即前期研究、规划草案、全面协调、正式方案和公布实施。核心环节是前期研究和协调。其中，协调环节是中外规划编制程序中差别较大的部分。协调是不同利益主体对规划方案进行讨论、修改、完善来达成共识，促使规划方案更贴近实际、减少执行阻力的基本手段。因此，协调的范围和深度是决定规划成败的关键。发达国家规划都重视协调，协调的时间要历时3年，而规划方案编制仅需几个月；韩国规划从开始编制到正式公布，整个过程一般需要两年时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协调；日本一个中长期规划的制定，一般需要一年左右的审议和决定过程。

从协调对象看。发达国家规划是与所涉及到的主要利益群体进行协调，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各专业部门、地方政府、各类企业、民众等进行协调，尤其是与企业、民众间的协调更为重要。协调工作较好的法国、日本、韩国都侧重于企业、民众的协调。如，法国负责规划协调的现代化委员会(后改称为计划工作委员会)由产业组织的代表、政府有关官员、政府指定的专家及工会组织的代表组成。其中，前两部分人员占60％～70％。我国总体规划主要与专业部门、地方政府协调，侧重与不同专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尤其是与财政、土地、建设等部门的协调。但与企业和民众的协调还不够。到目前为止，国家规划的初步方案对企业和民众都是保密的，只有规划批准公布后，广大企业、民众才能了解规划方案。编制“十一五”规划期间，民众、企业还只能通过发展改革委网站专栏反映意见和建议，或采取邮寄信件、电子邮件方式反映意见看法，还不能直接对规划方案提出意见。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推进企业和民众“知情权”的建设。

从协调内容看。规划协调的主要内容包括目标选择(在众多可能的目标中选择最优目标或为大多数群体所接受的目标)、目标与政策手段的配合、讨论和修改总体方针和政策建议：最后，形成规划草案报告。协调是为了确保国家规划目标的实现，同时又能充分调动地区或企业的积极性，实现国家目标与企业经营活动的协调一致。我国规划协调主要是不同政府部门、各地方对主要发展指标的可行性进行重点论证，对主要措施、重点项目和资金配套关系等进行讨论修改，这与国外规划大体相同。但协调本身追求的是与大多数群体达成一致，由于我国规划缺少与企业、民众的协调。所以，实质上协调内容较国外少。

从规划协调的机构看。许多国家设有专门机构负责规划协调工作，以提高规划协调力度，韩国的经济企划院是组织规划协调的主要机构，从第五个计划开始，在计划草案报送内阁批准前，必须广泛征集有关方面对计划目标和政策的意见。我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是具体负责中长期规划编制事务的机构。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我国应建立专门负责规划协调的组织机构，以委员会的形式搭建规划的协调平台。加强规划与企业、居民的协调，在进一步加大与专业部门、地方协调力度的同时，逐步加强与企业、民众的协调，尤其是对战略性产业的企业代表、不同阶层的民众代表进行协调。

四、中外规划的评估

较为完善的评估体系包括监测和评估两部分。监测是对规划实施的全程记录，评估可分为定期评估和不定期评估。定期评估包括年度评估、中期评估、最终评估(后评价)；不定期评估主要是指应急评估。各类评估的差异很大，年度评估的重点是评价规划实施的环境和进程，中期评估的重点是规划实施环境、实施进程、修改建议和对新一轮规划的建议。应急性评估的重点是重大突发事件对规划的影响，最终评估的重点是规划实施效果评价和对新一轮规划的建议。

目前，我国规划评估体系还不健全，年度评估、中期评估、应急性评估长期没有开展。2003年，我国第一次开展五年计划中期评估，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提交了“十五计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但该报告总体上是描述式的，没有对因素进行深度分析来解释所观察到的趋势。

不同类型的规划评估重点差别很大，评估方法因此各不相同。指令性规划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投资、财政、信贷等的“三大平衡”，主要围绕经济增长速度、投资总量等指标来安排具体项目，对其评估的重点是主要指标实现程度和指标之间的平衡趋势，方法主要是对指标进行定量对比。指导性规划目标的重点在于阐述和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及相应对策措施，对这类规划的评估也集中到落实发展战略的主要领域，主要是评价各领域的发展是否符合规划的方向，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评估方法也由单纯的定量比较研究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转变，包括利用定量指标判断基本指标的实现程度，依靠专家定性判断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与规划战略的吻合程度，利用问卷调查评价规划对企业和民众的影响等。

我国“十一五”规划是指导性规划，而且具有一些新特点：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较为全面的体现。评估的重点是这一理念的贯彻落实情况，可通过个人、企业等微观主体在规划前后的切身感受对比，辅助以必要的统计数据进行评估。二是产业、区域、社会、政治、文化建设等领域“虚实结合”。评估应兼顾战略方向和具体工程的进度。三是发展指标性质不同。评估应注意到不同类型的指标。应着重从“指标、战略、满意度”三方面对“十一五”规划进行评估。“指标”主要是评估发展指标的实现程度和重大工程项目的进度。“战略”是评价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发展是否遵循规划的战略意图。“满意度”则主要调查企业、个人、政府部门对规划实施的满意程度。

“指标”的评估主要可采用数值对比方法，难点在于约束性指标的评估。约束性指标包括可均分性指标和不可均分性指标，即有的指标可基本平均分到各年，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等，这些指标均分后通过数据对比直接测度。许多指标包括全国总人口、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受自然规律影响，工作成效难以逐年体现。为此，一方面，应注重科学合理确定指标年度目标。另一方面，对指标完成情况的测度应放到较长周期考察。还有部分不可均分性指标如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程度，国家已对每年实现的目标进行了确定，可对照实现程度进行评估。一些重大工程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如，科技创新工程等探索性、试验性、风险大等项目进程往往具有时间不对称性，存在“先慢后快”、“先快后慢”等情况，对其评估应使用不可均分性指标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