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范文篇1

摘要：构建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框架已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议题，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因此急需解决金融业监管的协调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自2007年以来国际和国内金融监管趋势的变化，并阐释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内涵及框架；其次分析了国内金融业协调监管的现状和不足，进一步说明了金融业协调监管机制的必要性；最后分别从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宏观审慎监管与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及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间合作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协调监管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协调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4004905

在后危机时代，注重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和爆发，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已成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关键环节。“十二五”规划也已明确提出，我国要构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这充分表明了我国金融监管方向和理念的重大变革。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目标就是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它既不等同于宏观的货币、财政政策，也不同于对微观层面金融机构的监管，因此，它不仅需要一系列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同样也需要与汇率政策、利率政策、行业政策以及一些逆周期政策在内的调控和监管政策的配合。宏观审慎监管具体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因此如何解决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金融业监管的协调问题，对于保证各政策层面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的一致性、监管工具的有效性，以及监管政策的最终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监管趋势的变化：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

金融监管之中的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概念的区分由来已久，国际清算银行总裁Andrew早在2000年就曾明确提出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两个维度”[1]。微观审慎监管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边际，它的目标是降低个体金融机构破产的风险；而宏观审慎监管更关注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它的目标是降低整个经济体系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成为国际金融监管趋势变化的转折点。危机发生前，多数国家主流的监管理念来源于巴塞尔协议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监管思路，然而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球，人们普遍意识到仅仅关注单一机构稳健性运营存在重大的缺陷，各国的金融监管由微观审慎转向了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

1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和内涵

“宏观审慎监管”概念的提出，最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6月，库克委员会（CookeCommittee）在一份工作文件中首次提及了“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这一概念，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国际银行业快速发展所面临的风险管理问题，强调与宏观经济方向有关的调控与监管。80年代中期，国际清算银行（BIS）也同样将这一概念运用在国际银行业，在公开文件中又正式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一词，主张维护整个金融系统安全稳定，降低整体的系统性风险[2]。但由于当时全球金融、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系统性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国际上普遍认为针对银行业的微观审慎监管足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所以，宏观审慎监管仍不被人们所关注。直到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1998年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出，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是实现银行持续、有效监管的两种途径。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社会重新反思传统金融监管方法的内在缺陷，并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宏观审慎监管”一词开始广泛出现在金融文献中，并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重要议题。2009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一份有关货币政策的报告中首次提及“要将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纳入宏观调控政策框架”。随后，央行多次强调我国应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制度，降低并防范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2012年3月，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建设正式列入了“十二五”规划纲要。

虽然实践中各国都在强调宏观审慎监管，但其具体定义并没有一致意见。国际清算银行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有益补充，其监管对象应为整个金融系统”[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报告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指必须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对金融体系稳健的影响，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运营。2011年11月，针对目前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内涵认识模糊、界定不清等问题，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联合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和框架》报告并提交给20国集团戛纳峰会。该报告对宏观审慎政策进行了明晰的界定，即“宏观审慎政策是指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以运用审慎工具为手段，而且以必要的治理架构为支撑的相关政策。”[4]

2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框架

（1）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

在有关宏观审慎监管主体的研究中，普遍认为一国的中央银行应该作为核心主体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一方面是因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应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而中央银行是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主体；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宏观体系的现状和动态的了解更为迅速且掌握更多的信息，监管政策的制定更具针对性，政策的实施更具有效性。

为了更有效地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欧美等发达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委员会主要由美联储、财政部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成员组成，主要任务是识别系统性风险、强化市场纪律，应对和解决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风险隐患；欧洲央行和欧盟各国央行成立了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它不仅是欧盟宏观审慎监管的最高级别决策机构，也是相关监管法律和规则制定主体。

（2）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并不具备专属性，各国应结合各自国情和金融体系的特点进行设计和选择。2009年底，针对各国宏观审慎监管工具运用情况，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对33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各国央行已开始积极使用多种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这些政策工具均具有普遍的逆周期性，即当信贷扩、经济位于上升通道时，监管工具的实施更为严苛；当信贷萎缩、经济低迷时，适度放松监管标准。

“目前可以将各国监管机构运用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分为三大类：一是主要以降低金融体系内在关联性和负外部性为目的的监管工具，这主要是指解决金融机构共同风险暴露问题的一系列监管措施；二是以降低杠杆和期限错配放大效应为目的的政策工具，具体如外币贷款限额和期限错配比例限制等；三是抑制信贷过度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的政策工具，如对特定行业的监管资本要求、贷款成数和债务收入比例进行逆周期调整”[5]。

（3）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

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主要考虑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国际上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美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多头监管体制；另一类主要以英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统一监管体制。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一行三会”的多头监管体制，在多头监管体制下，各个监管主体往往只关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局部金融风险，容易忽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造成金融体系的风险积累。在新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下，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有助于更好地将整个金融市场纳入监管体系。

第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决策和实施应采用相机抉择的方式。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往往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因此在宏观审慎监管在具体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不仅需要按照已有的政策和规则进行操作，还需要根据危机的进展和未来的趋势对政策干预的力度和时机进行灵活地选择，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造成的成本。

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监管协调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机制最早可以追朔到“2000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建立了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并确定其主要职责是研究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中的有关重大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创新及其监管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对外开放及监管政策；交流有关监管信息等”[6]。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框架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针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而制定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做出原则性的要求，明确协调监管的框架和制度；另一方面体现在协调监管的组织形式上，即“金融监管联席会议”。通过相关协议的签订，对协调监管的具体事宜，如权责的分配、信息采集、交流机制等做出明确的安排和规定。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刚刚起步，并未制定针对宏观审慎监管专门的协调机制，同时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金融监管协调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架构不合理，监管部门间缺乏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等问题。但同时，政府和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已意识到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协调力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从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各国对此的实践经验不难看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构建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政府、央行、金融机构等众多的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还要考虑各个层面政策工具的制定和实施。因此这必然需要各个部门、各项政策的共同协作和协调配合。而金融协调监管是就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各个层面监管的目标。在监管主体方面，通过协调机制促进监管当局之间信息交流与合作，避免监管决策和行动出现矛盾；在政策制定方面，完备的协调机制能够提高宏观审慎政策制定的准确性，拓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制定者的视野，降低系统性风险；在监管工具实施方面，建立国内、国际层面监管的协调机制，能够抑制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的积累，减少由于宏观审慎的政策差异可能导致的监管套利机会，提高宏观审慎监管的效率。总之，在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初级阶段，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尤为紧迫。

三、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金融业协调监管机制

1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已充分说明，仅仅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边际和运营风险难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单一个体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即使是理性的，但整体金融机构决策的结果却并不是最优的，甚至会隐藏和积累风险，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陷入博弈的困境，即个体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的理性。不难看出，一方面，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对维护整体金融体系稳定的无力根本上在于缺少宏观的视野，不能以降低整体金融体系风险的角度进行决策，这就必然需要宏观的政策工具与之相匹配；另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是从系统的、宏观的视野进行审慎分析，识别并评估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而这不可避免对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进行信息和数据的采集，在对个体金融机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宏观层面的判断，因此需要在微观和宏观监管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1）实现监管指标的有效结合

建立宏观审慎的监管指标体系，调整已有的微观审慎监管指标。个体金融机构的监管指标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监管指标更容易收到正面的反馈，无法及时反映隐藏和积累的的风险；在经济处于下降周期时，又容易放大风险的负面效果，造成监管政策的过分保守。因此引入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在经济上行时期提高监管指标的要求，衰退时期则采取更为宽松的监管指标，以抵消经济的波动；同时调整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指标，指标的设定应顺应宏观审慎的要求，注重考察考察各监管机构的联动性指标，降低风险跨机构传播的可能性。

（2）建立微观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

各个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忽略系统风险积累的根源在于各监管主体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和过高的信息采集成本。因此，建立顺畅的、低成本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政府应建立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并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首先，加大对信息共享平台运作的技术支持，提升平台的信息化和科技化水准；其次，明确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间信息共享的具体方法和路径；最后，尽快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相关的数据库。对宏观经济层面和各类金融机构所反馈和采集的信息进行动态的识别、采集和整理，并进行统一的标准化，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和适用性。

（3）建立跨部门的协调监管机构，明确各监管主体的职责

改变我国目前“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格局，成立跨部门的协调监管机构，进行统一的协调监管。在已有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的基础上，赋予该机构更明确的权力和职责，并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安排；建立协调监管机构完善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安排，划分与其他监管部门监管权责界限，提高协调监管机构的执行效率。

2实现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都是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都以实现经济平稳运行为目标。但是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来源于不同的政策框架和范畴。宏观审慎监管是属于金融监管范畴的概念，是为更好地实现金融监管而提出的，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政策，本质上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但两者的调控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交互影响。那么在二者实施过程中如何实现最佳的协调配合，发挥最大的效应，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主要的政策目标是抑制通胀、实现经济增长和完全就业，货币政策的实施主体是以控制货币供给、调控利率等措施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此，货币政策的实施与制定，既需要考虑货币供给的平衡，也应重视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很多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的相关程度很低，货币政策当局往往更重视前两者政策目标的实现，而忽视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成功的宏观审慎监管可以降低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保障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同时，货币政策也可以通过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可以通过有效的协调配合，互相促进和补充，发挥更大的政策效果。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程度是影响二者协调配合的关键因素之一。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以及信贷变动情况不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程度也将变化，从而二者之间协调配合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货币政策较稳健、信贷总量变动程度较小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联度下降，二者的政策目标、实施工具等相互的影响程度降低，但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灵活性将更高，对潜在风险的敏感程度更高。此时，央行及监管协调机构在货币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应更多地使用宏观审慎的监管方式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经济失衡，货币政策过度紧缩或宽松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将很难奏效。因此二者的协调合作应在审慎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的，同时货币政策的变动也应以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作为风向标，以避免相互冲突，抵消彼此的政策效果。

（2）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支出、税收等手段调节社会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更偏好于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目标，它更容易忽略宏观系统的稳定性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因此财政政策的实施更需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相配套。一方面，借助宏观审慎监管，可以及时识别和评估财政政策工具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完善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也保证了财政政策调整的空间和运行环境的稳定性。

实现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更好协调配合，首先，应保证政策实施主体间顺畅、良好的合作交流机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当局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时应充分了解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动态和监管反馈的最新信息，保证未来的财政政策适应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也应科学地评估未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平稳性的影响程度，适时调整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抵消财政政策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必须建立政策实施主体间的合作交流机制，明确彼此的权责，制定统一的解决方案。其次，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保持一定的稳健性。政府在应对突发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为了重建信心，防止经济体系崩溃，往往过度使用财政政策，这将限制未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调整的余地，甚至造成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瓦解。

3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运用应实现最有效的国际合作

鉴于宏观审慎监管国际合作的不足，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和金融机构开始积极地呼吁、指导各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金融稳定论坛（FSF）早在2008年便就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达成协议，建立彼此的信息共享和沟通的机制，同时双方的合作框架还对宏观审慎监管方法、金额监管指标、资本金监管规则、跨境监管以及各国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等内容做出明确的安排和规定。我国在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方面也取得显著的成果，在开拓并巩固了与多个国家、地区金融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的同时，逐渐在国际领域的协调监管合作中由规则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而目前，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我国尚未进行相关的国际合作。未来我国应积极倡导、参与建立的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标准，并努力成为规则的主动制定者，最大限度减少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成本；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上的金融协调机构，共同治理和防范全球经济体系的风险；与贸易、金融往来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平台，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从而更有效地运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保持国内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参考文献：

[1]Andrew，CMarryingtheMicro-andMacro-PrudentialDimensionsofFinancialStability[Z]Basel，Switzerland，2000

[2]BISTheTerm“Macroprudential：OriginsandEvolution”[J]BISQuarterlyReview，2010，（3）

[3]BISCyclesandtheFinancialSystem[R]71stAnnualReport，2001123-141

[4]IMF-BIS-FSBMacroprudentialPolicyToolsandFrameworks[R]ProgressReporttoGzo，2011

[5]钟震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研究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7）：49-55

[6]贺聪，洪吴，王紫徽，等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反思与构建设想[J]浙江金融，2012，（4）：13-16

[7]Borio，CTowardsaMacroprudentialFrameworkforFinancialSupervisionandRegulation？[R]BISWorkingPaper，No128，2003

[8]Perotti，E，Suarez，JLiquidityRiskChargesasaMacroprudentialTool[J]MimeoUniversityofamster-dam，2009，（10）

[9]Hanson，S，Kashyap，A，Stein，JAMacroprudentialApproachtoFinancialRegulation[J]Th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010，（1）

[10]Borio，C，Drehmann，MTowardsanOpeationalFrameworkforFinancialStability：“Fuzzy”MeasurementandItsConsequences[R]BISWorkingPapers，No284，2009

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范文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0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8-0005-01

1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杨丽彬.理性预期观点的评价[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6).

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3-0032-05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货币政策在处理金融市场问题时的低效和不足，许多国家因此开始构建满足自身要求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以期抑制金融失衡，降低系统风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从演化的角度看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延伸，主要政策工具也较多涉及金融范畴。因此，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执行时需要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特别是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也加强了宏观审慎监管，基于我国银行业信贷规模在全社会融资中占比较高的实际，中央银行提出建立逆周期的信贷调节机制和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目前已实施的措施包括窗口指导、缓冲资本要求、动态拨备、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和调整按揭比例等，拟通过加强审慎管理来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本文借鉴国外成熟研究范式，通过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我国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

一、模型构建概述

本文对格瑞里等（Geralietal.）建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简化和修改。引入信贷摩擦和贷款约束，在模型中添加银行部门，同时参考斯麦茨、沃特斯（Smets.E&R.Wouters）和克里斯坦（Chris-tiano）对于真实摩擦和名义摩擦的设定，构建包含家庭、企业和银行的三部门经济，其中家庭分为存款家庭和贷款家庭，存款家庭将钱存入银行赚取利息，贷款家庭和企业按抵押品价值从银行处贷款，企业生产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商品，家庭提供劳动力与资本，银行资产以贷款形式借给家庭与企业，同时其负债是存款和资本。还引入艾德里安（Adrian）和申（Shin）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并认为其是金融危机的主要来源。

银行旨在保持资本充足率接近外生监管水平，即巴塞尔协议Ⅲ中规定的监管机构对银行实施的资本要求，从逆周期资本需求出发，银行资本由净利润累积产生，银行通过留存盈余来增加其资本存量。贷款家庭和企业行为受制于贷款利率，而贷款利率的变动受信贷约束，银行贷款供给增加时资本与资产的比值下降，当其低于资本要求后，银行需提高贷款利率来满足监管指标。存款家庭的消费和储蓄选择由存款利率决定。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独立性体现于宏观审慎监管的资本要求只影响贷款利率，而由货币政策调整的基准利率则对存贷款利率均存在直接影响。

央行作为政策当局，可以通过调整存贷款利率直接影响不同家庭的消费选择。存款家庭的消费取决于当期及未来储蓄的实际收益，贷款家庭的消费取决于当期及未来贷款的实际成本。此外，贷款家庭消费选择还受制于贷款约束的拉格朗日乘数，宏观审慎监管政策通过紧缩贷款约束的拉格朗日乘数，对贷款家庭的消费选择产生影响，即由于抵押品限制收紧和乘数的上升，贷款家庭支付消费和住房投资的能力减弱。注意到，宏观审慎监管的独立性源于人信贷约束的存在，在这样的框架下，当拉格朗日乘数降至零以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将出现线性相关特征。

本文遵循已有研究成果中的设定，假设央行的货币政策采取泰勒规则形式，关注通胀目标与实际通胀率的差异及产出增长，基准利率具有调整刚性，央行以稳定通货膨胀和产出为目标；将缓冲资本要求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资本要求在经济繁荣时期增加（银行需要持有更多资产来供给贷款），在经济衰退时期减少。借鉴英格兰银行（BankofEngland）的研究成果，假设央行将信贷作为监管金融稳定的重要指标，并对其异常行为做出相应调整。当杠杆率变大时，经济更容易受到冲击，因此模型中将损失函数目标设定为最小化信贷产出比率。此外，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ommitteeontheGlobalFi-nancialSystem）指出宏观审慎监管需要缓和金融服务突然中断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因此本文继续假设监管部门还需注意产出波动的最小化。

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

本文在两种不同情况下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第一种情况：两种政策合并使用，中央银行通过利率和资本要求两种工具实现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最优组合，以稳定通胀、产出、信贷产出比率以及政策工具自身改变的波动为目标，进行两个政策损失函数的联合度量。第二种情况：两种政策独立使用，分别最小化各自的损失函数，该情况下最优政策的选择视为另一方政策已给定。

（一）技术冲击

首先考虑以技术冲击作为引起经济周期波动主要因素的情形，模拟结果如表1所示。在合并使用情况下，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返回值分别为0.94和1.51，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考虑到产出的负增长，建议收紧资本要求（系数为1.96）；在独立使用情况下，由于两个政策的策略完全不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体现顺周期性，而货币政策则体现强烈的逆周期特征，此时的损失由两部分政策损失函数直接加总得到，可以看出比合并使用情况下有所恶化（提高了6.1%），其中货币政策目标函数的损失增加了12.3%。

比较两种情况下的政策工具波动：基准利率在独立使用情况下升至原利率的10倍，资本要求也扩至原来的3倍。该结果反映出央行对产出增长和顺周期行为的强烈反应，同时也意味着独立使用情况带来了较大的政策协调问题。

在独立使用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关注信贷产出比的上升，将其作为信贷过热的信号，进而采取提高资本要求的操作，同时货币政策也会被诱导采取措施减轻冲击带来的影响，如此循环导致产出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交互作用中，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提高资本要求的实质是信贷产出比增加的表现，而产出仍在持续下降，同时货币政策也为弥补波动而大幅降低利率，显然这样的政策决策是次优的，甚至单独使用货币政策就可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果。这种冲突源于两种政策相互独立却又共同作用于关系密切的变量之上（利率和信贷供给），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只关注金融变量，货币政策只关注产出和通胀，由于技术冲击带来信贷产出比的上升和产出的下降，故产生政策操作的冲突。

表1最后一列为不存在宏观审慎监管，央行按照泰勒规则最小化其损失函数，相比合并使用情况下的均衡状态，联合损失函数基本保持不变，但利率的波动大幅下降，信贷产出比的方差也较之前的两种情况显著降低，这一结果表明单独使用货币政策即可达到两个政策的目标，即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此时显得作用甚微。

（二）金融冲击

遵循Geralietal.的设定，金融冲击通过信贷供给和贷款利率渠道影响实体经济，模拟结果如表2所示。在合并使用情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增长有显著影响，且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亦体现出显著的逆周期性（系数为9.48）；在独立使用情况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不变，但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明显变弱，损失函数值比合并使用情况下增加了6.2%。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冲击假设下与技术冲击情形下有两点主要不同：一是不存在政策冲突问题，其主要原因是金融冲击导致产出和信贷产出比的同方向变动。二是两种政策的合并使用带来了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显著成效和货币政策影响作用的削弱，这主要是因为货币政策在协助达到金融稳定的过程中偏离了其原有政策目标。

表2最后一列给出了仅使用货币政策情况下的实证结果。与技术冲击情形比较，单独使用货币政策不足以使宏观经济达到稳定，而协调不同政策工具使之有效组合，则可以对产出和信贷产出比的稳定起较大作用。

为进一步评价整体经济对银行资本受到冲击较为敏感时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重置该部分的计算，增加银行资本与资本监管要求的偏离度，该假设可理解为不发达的资本市场或融资费用昂贵时，资本具有较高的调整成本。经模拟获得以下结果：第一，调整会增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效果，当将参数值设置为5倍于Geralietal.研究结果的基准值时，合并使用情况下的联合损失比单独使用货币政策减少35%。第二，产出波动和信贷产出比波动大幅下降（均比单独使用货币政策情况下减少40%～50%），然而这种下降却带来通胀率的上涨（10%），这一结果表明当引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且两个政策处于合并使用情况时，货币政策将金融稳定作为目标内在化，这使得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有的损失函数目标。第三，合并使用情况下和独立使用情况下的差异显著增加，同时合并使用情况下政策组合的收益也显著增大。

三、完善我国金融调控体系的建议

在经济波动由供给冲击驱动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对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很小，而且存在两种政策冲突的可能，这会加剧经济的波动，这种冲突主要是因为两个目标各自独立的政策共同作用于关系密切的变量而引起的。即在技术冲击下，使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效果略低于单独使用货币政策的效果，由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试图稳定信贷产出比而货币政策只关心产出和通胀，因此缺少共同目标的两种政策会加剧政策工具的波动。

当经济波动主要来自金融冲击时，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对经济整体的稳定作用优于货币政策。两种政策的合并使用可以获得较好的实际效果，即产出稳定、信贷产出比稳定。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政策收益的成本是基准利率和通胀率的波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货币政策在协助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有目标。如，在独立使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只关注价格稳定，而忽视金融冲击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即在金融冲击下，采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比单独使用货币政策更有效，政策收益与银行需要调整资本偏离监管要求的成本成正比，如果在经济波动中金融冲击是主要驱动因素，那么货币政策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合并使用可有效帮助产出和信贷产出比恢复稳定。

上述模拟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在当前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同时从侧面论证，货币政策仍是稳定整体经济的主要工具，也是当前环境下无可争辩的最有效政策，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各国央行意识到需要设计新的工具应对金融冲击，但这种新的工具并不能作为货币政策的替代，也不能被认为是全能的维护经济稳定的工具。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是货币政策的补充，是应对金融冲击的工具，实施宏观审慎政策需十分谨慎，不当使用对经济的影响弊大于利。

我国大部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均为国家控股且运营较为稳健，因此短期内并不具备爆发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但由于金融机构的同质性，长期看依然存在释放系统性风险隐患，央行已在2011年开始提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将新的观测变量和监管工具与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及工具相结合，以应对日新月异的金融市场变化形势。本文认为在完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时应对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予以关注。

（一）积极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经验

不管是传统框架下独立行使货币政策职能，还是新体系中强调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规避系统性风险并维护金融市场稳定都是新形势下一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内容。因此，货币政策不能只关注物价水平和充分就业，还要兼顾传统职能以外的金融稳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也不能完全作为政策当局施行管理措施的单一手段。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宏观审慎监管政策，都是宏观金融调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有效协调两个政策的最终目标、操作目标和中介目标的关系，金融改革应通过最大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来抵御金融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带来的危害。

（二）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

我国“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尚不健全，在金融监管机构联合出具的监管备忘录中，作为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部门的中央银行被隔离在外，这人为的加大了金融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协作难度。因此，在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时应尽快研究并确立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新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有效强化其职能和监管权限，以消除不必要的外部冲突。

（三）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处理平台

宏观审慎监管在应对经济波动时并非始终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对于宏观审慎监管而言，一方面，选择正确的时机实施监管并在适当的时点退出。另一方面，也需要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积极配合。在安排宏观审慎监管时可以尝试由中央银行和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组成金融稳定委员会，整合对我国金融稳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和信息，通过统一平台对金融市场进行整体宏观调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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