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金融危机；稳健；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38―07

自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后，更成为熨平经济周期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方面日渐成熟。2010年12月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新一轮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将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伴随着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上半年的加息举措，央行事实上已经传递了紧缩银根的信号，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首次对货币政策进行大方向的调整，这可能预示着将从调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手，逐步退出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本文从多个角度，对1997年和2008年以来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加以比较，并对2011年新一轮“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改进建议。

一、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经济环境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即使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也不断深化，金融市场的制度、结构不断完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使得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环境与1997年相较存在巨大差异。

(一)国内因素

1.经济主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不同

就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在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夕，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78973亿元，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65810.3亿元，为1997年的3.37倍；人均GDP从1997年的6420元，增加到2007年的20169元，家庭存款占GDP的比重也从1997年的59％增长到2007年的65％；在经历税制改革后，1997年财政收入为8651.14亿元，2007年则为51321.78亿元，增长了4.93倍，接近GDP增长速率的1.5倍。经济成果的积累充分说明，相对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家庭，中国经济抵御危机的能力都在增强。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程度不同

1998年以来，以银行系统改革为代表，我国不断完善金融体系。首先，央行取消了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不良贷款，使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下降9.7％。其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恢复了准备金存款的支付和清算功能，增强了商业银行资金平衡、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形成新的贴现、再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两次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逐步放开政策性金融债券和公开交易国债的利率管制等。这些举措在降低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完善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3.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性不同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均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水平相对落后，规模也十分有限，造成货币政策工具单一，基本只能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对宏观经济发生作用。1998年以来，公开市场的债券交易恢复，债券市场逐渐活跃；同时大力整顿银行间拆借市场，增强了金融机构资金的灵活性；发展以实物贸易为背景的商业票据，增加票据的承兑主体，降低票据市场的风险，增强了央行再贴现对货币总量和经济结构调节的功能。这些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发展的举措，增强了金融机构活力，为货币政策运用提供了更加多样灵活的调控工具。

4.货币政策受体的敏感程度不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银行体系中大部分不良贷款来自国有企业，这类企业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低，这就使货币政策的力度在实施过程中被削弱。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使用效率高、增值能力强的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作为将货币政策传导到实体经济最终环节的企业，对于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随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金融市场的繁荣，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形式更为多样，投资方式更为灵活，从而增强了居民消费与投资行为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程度。

(二)其他因素

1.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不同

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有限，受影响的国家主要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它们大多与中国一样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关联程度较低。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源自美国，主要发达经济体均遭重创，它们大多与我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从2000年的39％上升到了2008年的58.23％。不难看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更为深远，从外需的方面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

2.人民币汇率变化不同

从汇率角度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坚决不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1997年的8.2898小幅升值到1998年的8.2791，此后直到2004年汇率基本不变。1997～2000年出口总额分别是1827.9亿美元、1837.09亿美元、1949.31亿美元、2492.03亿美元，可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总额并未下降，而是在短时期的增长停滞后，1999～2000年又恢复了快速增长。

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元大幅贬值，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甚高，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平均水平为7.60，2010年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62，进入2011年则达到6.587。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4.5％。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大大削弱了我国出口竞争力，出口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直线下降。2009年，外贸出口下降了16％，而进口只降低了11％，顺差减少了1020亿美元，出口减少的损失比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更为严重。

二、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大幅回落、消费与投资低迷、国内外市场均呈有效需求不足的态势，宏观经济有通货紧缩的风险。1997年到2002年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的扩张货币供应量，着重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改革国有企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因货币增长过快而积累在银行系统中的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对我

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时间较短，程度不深，1998年到2001年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8％、7.6％、8.4％和8.3％，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增长，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则保持平稳并小幅下降。1991年到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7％，零售物价的平均增长率为6.2％，而广义货币和贷款的增长都在年均20％以上。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呈现上升的趋势，与同时期的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横向比较，我国M2与GDP的比值处于高位，市场在温和的货币政策作用下保持了良好的流动性。

而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国内经济正面临通货膨胀风险，2007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至2008年6月间，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回收市场的流动性，以防止国内出现投资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直到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扩散并在全球蔓延，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货币政策从“适度从紧”转向“适度宽松”。面对全球经济低迷的颓势，我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了9.2％的强劲增长，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2008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员比2008年净增910万人，国内经济运行总体企稳向上。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9.8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

我国经济在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均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平稳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同时通货膨胀的水平则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但应注意的是，与1997年宏观调控的效果有所不同，2009年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为投资拉动8.7％，消费拉动4.1％，出口拉动-3.7％。在出口大幅度衰退的同时，投资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的大规模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200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45.7％，相比于1998年57.1％、1999年74.1％、2000年65.1％，明显偏低，同时这个水平也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从这一点来看，本轮宏观调控的结构性调整力度不够，“惠民”效果不佳，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扩张政策中大规模增加的投资推动，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能否像亚洲金融危机后那样实现长期稳定增长，能否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情况下也不出现增长乏力的情况，还有待时间检验。

三、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比较

(一)货币政策目标

1997年以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为“适度紧缩”，到1997年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试图实现“增加信贷和货币供应，扩大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货币政策在1998年到2002年间稳健中略显宽松。

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实施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加深，到2008年下半年，货币政策逐渐把重点转向对抗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底央行调整货币政策，从“适度紧缩”调整为“适度宽松”，表现激进，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保持市场信心，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

(二)调控工具与力度

受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多采用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等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选择略为宽松的政策取向，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温和；2008年底货币政策则是从“适度紧缩”进入“适度宽松”，此番调整相比于1998年更为激进。例如，1998年我国连续三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而仅在2008年下半年的百日内央行就完成了五次降息、九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利率调整的频繁和幅度之大，都是出乎意料的。2008年底开始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使基础货币从2008年8月的11.76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9月的13.34万亿元，为上年同期的1.13倍，到2010年底基础货币存量18.5万亿元，同比上涨了28.7％。广义货币M2在2008年底为47.52万亿元，2009年底为60.62万亿元，2010年底为72.6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19.7％。2009年底各项贷款余额为41.39万亿元，比2008年末增长25％；相比于2009年，2010年贷款的增速有所放缓，增速为19.9％。

如表1所示，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中比较密集的降低存贷款利率，都主要集中在危机发生后的一年内。降低利率除有效刺激投资以外，还向市场强烈地传递了宽松的政策信号。从降息的幅度来看，1998年开始的那轮调整幅度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而2008年开始的调整更倾向于高频率小幅度的微调。但这并不能说明2008年实施的货币政策更为温和，事实上从降息的频率和基础货币扩张的规模来看，2008年政策扩张的力度更强，但由于2008年新一轮降息开始时的利率水平不高，因此利率的下行空间不大，在执行了四次降息后，定期存款的利率已处于20年来最低点，活期存款的利率也低于2002年的最低点。

从表2来看，我国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次数和幅度，都比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更显剧烈。这同传统金融理论的结论差异较大，存款准备金率以乘数作用于货币总量，对于基础货币的扩张和收缩作用均十分剧烈，应属谨慎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而我国自1998年完成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就成为货币政策制定当局惯用的主要工具，尤其是在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期间，运用更为频繁，2003年至2008年间的20次调整，有18次是2006年以后进行的(在2007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后，就先后运用过10次)。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与我国宏观经济有扩张要求时更为倚重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各种基建项目达到拉动经济的目的，为配合财政政策而实行的信贷扩张往往期限较长，市场对于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更为敏感，调升贷款利率以控制市场中的信贷额增加，将会给企业造成相当沉重的财务负担，因此为避免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时出现“硬着陆”，央行更多选择了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以实现紧缩性政策目标。

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我国应对两次金融危机中均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大体相似的，短期内均立足于通过政府投资扩张迅速刺激经济回升，而长期目标则都着眼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两次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推进税费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运用预算、税收、投资等手段活跃经济，实现经济总量扩张，从而促使经济重回稳步增长的轨道。

在财税工具的具体选择方面，两个时期的财政

政策则有所差异。1998年主要集中在增发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外贸出口三个方面，刺激经济恢复的意图直接且明确。2008年，除发挥投资、税收、收入分配、财政贴息、转移支付等政策组合优势以外，另一重点则放在“增值税全面转型”等税制改革上，这说明现阶段宏观政策的制定更为侧重于短期经济恢复与长期合理发展的统筹考虑。

在1998-1999年间，政府共发行长期国债21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在本轮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除同意地方发行2000亿元债券外，并在很短时间内系统地推出了规模高达4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比两个时期的财政政策不难看出，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更强劲，这与同期货币政策的力度也是相适应的，因为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辅以扩张的货币政策才不致推高利率，使私人消费和投资出现“挤出效应”，从而保证经济恢复增长的目标能够尽快实现。

表3所反映的是1997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情况，从1998―2009年，积极财政政策占了四分之三的时间，而货币政策保持稳健的仅有7年，这说明在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更多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由于货币政策在多个层面都表现出非对称效应，例如在时间层面，经济衰退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弱于繁荣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区域层面，金融发达地区货币政策效果强于金融欠发达地区；产业层面，货币政策对有形资本比重大的行业作用较弱等，针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有限，第一、二产业比重大等特点，选择以财政政策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角，货币政策辅助的政策配合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此外，现阶段经济转轨时期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而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能力较财政政策略显逊色。但应注意的是，过多的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刺激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增加、政府信用危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多种负面效应。事实上，2010年出现在众多欧盟国家的债务危机，促使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在2011年开始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财政赤字，恢复政府信用。与2011年美国积极财政政策不同，欧洲国家的宏观政策旨在管理财政平衡，也是“经济二次衰退”与“信用危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

五、总结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基础货币持续增长。根据宏观经济理论，超出实体经济增长的货币供给总会传导给价格，表现为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经验显示，从货币供给较快增长到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可能需要1年左右时间。2009年货币供给的大幅度增长引致2010年的CPI高位运行，这是经济对扩张性政策刺激的正常反应，且这种情形的惯性作用在2011年仍将显现。面对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央行从2010年底开始实行新一轮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在短期内相继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9.5％的历史高点)等系列调控工具组合，货币政策趋于紧缩的态势已然明朗。就长期而言，可以从健全资产和货币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动利率市场化、提高央行独立性等方面，优化更有利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从短期来看，笔者认为针对新一轮稳健而偏紧的货币政策，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以谋划：

1.根据IS-LM模型分析，当采取“一松一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时，宽松的财政政策使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新的均衡点可以出现在原均衡点的右上方，即可以实现利率上升，同时是国民经济总产出不变或增加的政策效果。为配合偏紧的货币政策实现银根紧缩、抑制通胀的目标，积极财政政策要保持调控的方向不变，但力度应逐步减弱，从货币需求的源头降低对流动性的要求，增强货币政策回收流动性的效果。

2.当前的通胀预期除了有国内需求拉动的作用外，也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特点，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更有效，对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作用则相对有限，因此在实施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辅以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等多重政策工具，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推进产业升级、提升就业水平，减弱成本推进型通胀的压力。

3.由于我国经济转型的过渡期略显漫长，经济结构性调整也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之一。从GDP贡献率来看，消费、投资、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不够协调，以消费为代表的内需增长依然十分脆弱；从产业结构来看，低技术含量的产业仍占主导；从发展方式上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转变尚未完成；从收入分配来看，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依然巨大。以上这些情况都反映出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之下存在着严重的结构问题，而这可能会成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后掣肘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央行通过信贷政策、利率政策等，以鼓励居民进行实物资产消费，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向，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等方式，让货币政策更多的参与经济结构调整，将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4.2011年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2011年1月广义货币M2为73.39万亿元，同比上升了17.3％，环比上升了1.1％，2010年M2月平均增长率为1.36％，意味着M2的增速将下降，市场利率将逐步上升。与此同时，虽然众多新兴经济体纷纷采取紧缩政策以抑制大规模通胀，但美国仍然保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11月初，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公布将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6000亿美元回购长期国债。未来美国将继续保持低利率水平，以刺激消费投资，所以在新一轮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中，要防止因中美宏观政策走向不同，使中美利率倒挂，导致国外热钱涌入，削弱紧缩银根的政策力度。

5.随着中国近30年的高速发展，国内居民手中掌握的财富不断增长，2009年底居民储蓄存款为260771.7亿元，较1999年增长了3.37倍。面对2010年高位的CPI数据，在市场的投资、消费热情不减，股市表现低迷的情况下，成交额创历史新高，2011年初在我国各地甚至出现居民抢购黄金的现象，究其原因，在高通胀预期下，国民害怕财富缩水因而更倾向于金融投资，希望通过资本增值来抵消通胀对财富的侵蚀。这种消费和投资需求会加快国内货币的流通速度，而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削弱作用，故在货币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应考虑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的影响。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向市场传递紧缩信号，劝导居民理性消费、投资。

参考文献：

[1]许光建，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和政策取向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1).

[2]刘颂根，后危机时期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J]，福建金融，2010，(10).

积极的货币政策范文篇2

中国货币政策如何走？央行本次的报告给出了明确答案。关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思路，报告指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的总体思路，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从此前的“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到这次的“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如何理解货币政策由“稳健”到“稳健中性”的转变？

货币政策强调“稳健中性”有其现实需要。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货币政策提供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一方面，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因此在基础条件出现较大变化时货币政策需要适时适度调整，防止经济出现惯性下滑；另一方面，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以及杠杆率已经较高的情况下，也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要充分理解“中性”这一概念。就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来看，所谓“中性”就是要求货币政策既不能过于宽松、也不能走向紧缩，“不紧不松”是其合理状态。具体来看，在货币供应规模上要保持总量的适度与稳定，同时不断优化资金投向的结构，重视服务实体经济。

在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同时，防控金融风险将被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央行本次报告大篇幅提及“防风险”“抑泡沫”等问题，并强调，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如何防控资产泡沫、化解金融风险，央行给出了明确的思路。报告指出，防止资产价格泡沫离不开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需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的作用。

央行本次强调双支柱政策框架的调控作用，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这将为后期防控资产泡沫提供更为有效的解决措施。事实上，目前所谓的资产泡沫主要是房地产泡沫，而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关联密切，其泡沫的形成既抑制实体经济发展也会影响金融稳定。因此，防控资产泡沫不是简单的货币政策问题或宏观审慎政策问题，而是要将二者结合，通过两个政策的协调配合来提高调控的有效性。

除了在具体货币政策上传递新信号，央行本次报告在对宏观经济的展望上也有一些新变化。报告中不少积极的细微变化正体现了央行对于中国经济预期的改善。如相比于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央行2016年第四季度报告中“中国经济新的动能正在增强”的表述更为积极，同时，“展望未来一段时期，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的因素不少”“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减轻”等积极表述均是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没有的。

积极的货币政策范文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保证中国的流动性充足,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传统的货币政策,包括调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再贴现率和买进中央债券来使社会流动性增加。同时,为了保证传统货币政策发挥效果,央行还利用了一系列的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随着我国经济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原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非传统货币政策是否已经具备退出的宏观条件,非传统货币政策的退出的过程中如何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含义、特征

非传统货币政策又被称为非常规货币政策,一般是中央银行为了克服传统的货币政策缺陷或使传统货币政策更有效地发挥效用而运用的货币政策。非传统货币政策一般是在国民经济萧条或危机时使用,在经济环境恶化条件下,中央银行通过将利率降低来降低储蓄,增加社会投资,希望以此来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央行将利率降到接近零的水平时,传统的货币政策运用也到达极限,但已经不能单纯的通过减息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来重振信贷市场,必须寻找其他货币工具实现央行目标。

Bernanke&Reinhart(2004)在研究多个国家的传统货币政策之后,认为在零利率的条件下,央行仍然可以利用其他货币工具来放松银根,增加流动性。通常认为,现行的非传统货币政策有三种:

(一)信号工具

中央银行通过明确宣布将长期保持低位政策利率或现行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来引导市场预期。由于在国民经济不振,信贷市场疲软时,投资者对于市场未来预期普遍保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央行通过向外部低利率承诺来影响投资者的预期,引导市场的走向。

(二)改变资产负债表,增加资产数量

央行可以通过改变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买入部分资产,跳过因信贷紧缩而造成的传统货币政策的阻碍,直接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这种货币政策通常被称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即通过在二级市场上购买中长期的国债和金融、非金融债券向市场投入基础货币。

(三)固定利率长期再融资操作

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回购业务来表明保持低利率的承诺。央行通过扩大逆回购的规模或者延长逆回购的时期,向市场表明长期保持低利率的决心。这种货币政策也面临着风险,即市场情况转好,需要提高利率时,中央银行将会遭受损失。

三、中国金融危机时期非常规货币政策

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的使用了以“量化宽松”为特征的非常规货币政策。2009年以来,美联储继续维持0―0.25%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日本也将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维持在0.1%的水平,欧洲中央银行则把主要再融资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2.0%。在利率政策失效后,主要发达国家又宣布采取以扩张资产负债表为特征的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其中,美联储决定向市场增加高达640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欧洲中央银行业向市场注入了600亿的基础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在此次危机中虽然没有将政策利率调低到零附近,但也运用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来促进传统货币政策有效实施,避免出现通货紧缩的出现。中国的非传统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信号渠道向市场传递利好信号,以此引导市场预期。在《2008年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报告》中,人民银行宣布要确保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并适度运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等多种工具,引导货币信贷的合理平稳增长。同时,中国将在下一阶段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通过扩大回购业务向市场传递维持低利率信号。以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2008年为例,2008年全国银行间市场质押或债券回购成交额与2007年相比增加了30%。

四、非传统货币政策退出背景

2008年和2009年我国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式,我国正确地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我国各种积极的政策拉动下,我国经济从各方面表现出复苏迹象。

(一)世界经济触底反弹,国际经济环境改善

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经济逐渐复苏。美国2009年四季度实现同比0.1%的正增长,结束了连续4个季度的同比负增长。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势头也得到遏制,可能已经反弹。其中,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宣布提高利率0.25%至4%,以降低通货膨胀预期。

(二)CPI指数上扬,通货膨胀预期加强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防止通货紧缩的发生,中国适时地确定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国走出金融危机的谷底,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向好,通货膨胀的预期逐渐加强。从2009年7月到今年3月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呈现上升的趋势。因此,适时地退出非传统货币政策对防止通货膨胀发生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股市、楼市泡沫严重,经济发展结构急需改善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时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国民经济稳定运行的关键。由于我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之股市、楼市高额利润的吸引,国内和国外的大量资金流入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出现了严重的泡沫。股市和楼市的不正常运行严重威胁到国民经济整体的稳定。

五、非传统货币政策退出注意的问题

(一)非传统货币政策要循序渐进,逐步退出

非传统货币政策的退出会造成市场中流动性的减少,对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都有很大的负面作用,甚至可能会存在通货紧缩的风险。因此,非传统货币政策的退出要遵循逐步退出的原则,给予市场缓冲的时间,避免市场恐慌。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国民经济发展还不太平稳,货币政策就要在不对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下退出。

(二)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增进之间退出沟通

一国货币政策的退出将会给其他经济体造成溢出效应,因此经济体之间应该加强退出的沟通,避免各国资金借用一国货币政策退出的时机进行国际间套利行为。我国在退出非传统货币政策时应该主动与其他经济体进行沟通,防止国外资金利用我国利率提高来进行短期投机行为给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非传统货币政策要有重点的,有结构的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