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篇1

卢梭的《民约论》曾经产生过世界性的影响,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到法国的《人权宣言》,无不深刻地留下了卢梭思想的烙印。卢梭的《民约沦》明治时代传入日本,也产生很大影明,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理论支撑。

据目前所知,中国人最早知道卢梭之名是在1878年,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清政府出使英、法两国的大臣郭嵩焘在日记中对卢梭的事迹有所记载。1898年,上海同文书局刻印了《民约通议》,该书,节选自日本明治时代着名的启蒙思想家中江笃介的汉泽本《民约译解》,《民约论》正式传入中国。《民约沦》的第一个完整的汉译本《路索民约沦》是留日学生杨廷栋据日本原川潜的译本转译而来,1902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1918年,马君武译本《足本卢骚民约沦》由中华书局出版。

从20世纪初起,介绍和研究卢梭思想生平的文章不断涌现。伴随着介绍和研究卢梭思想的理论热潮,卢梭的名字和形象开始带着神圣的光环:高密度地出现在中国近代文学作品中,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主张维新、追求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将卢梭的学说看作救亡图存的“灵药宝方”,在诗文中热烈赞美卢梭,表达追随卢梭、投身革命的热切愿望和坚定决心。

20世纪初中国最有影响的启蒙宣传家梁启超十分推崇卢梭,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受到“东洋卢梭”中江兆民思想的影响,对卢梭的学说极为崇仰,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卢梭学案》、《民约沦巨子卢梭之学说》等文章为之宣传。在《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四首之四中,梁启超视卢梭为“先河”,立志要以卢梭为榜样:“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华盛顿)拿(拿破仑)总余子,卢(卢梭)孟(孟德斯鸠)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他在《自由书》中同样表达了对卢梭的极度崇敬和赞美之情:“欧洲近世医国之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具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

康有为的另一位弟子韩文举也在杂文《卢梭论》中对卢梭大加褒赞:“盖今日文明诸国制度,谓其不出《民约论》之精神也可乎?呜呼!卢梭者,可谓圣人矣”。“诗界革命”中成就突出、被梁启超誉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的蒋智由也曾留学日本,受到卢梭思想的影响,他最着名的诗作就是那首《卢骚》:“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蒋智由《卢骚》的最后两句被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邹容引入他的《革命军·自序》中,邹容在书中以饱满激昂的政治热情宣扬卢梭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他极力赞美卢梭,井表达以卢梭为革命旗帜的决心:“夫卢骚诸大哲之微西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魄之宝方……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革命军》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鲁迅曾评价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被作为“女界卢梭”的近代杰出女革命家和诗人秋瑾同样崇敬卢梭,她的着名民诗《.吊吴烈士樾》中有这样的诗句:“卢梭文笔波兰血.拼把头颅换凯歌”。她在弹词《精卫石》中写道:“近日得观欧美国,许多书说自由权,并言男女皆平等,天赋无偏利与权。”可见,她的思想,与卢梭是一脉相通的。

近代文学史上有组织、有纲领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诗人们也在讴歌卢梭,着名诗人、诗坛领袖柳亚子自青年时代起即仰慕卢梭,甚至改名“人权”,号“亚卢”(即亚洲之卢梭),以明心志,他在诗中多次赞美卢梭,歌颂卢梭,如“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闾。《民约》创鸿着,大义君民吕。胚胎革命军,一切粃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又如“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共和民政标新谛,专制君威扫旧骄。误国千年仇吕政,传薪一脉拜卢骚。寒宵欲睡不成睡,起看吴儿百炼刀”。南社的另一位着名诗人高旭也在诗中赞扬卢梭,表达自己要以卢梭为楷模,为推翻封建王朝统治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向:“中夏侠风太冷落,自此激出千卢骚。要使民权大发达,独立独立呼声嚣。全国人民公许可,从此高涨红锦潮”。诗中激荡着慷慨悲壮的豪迈之气。

(二)在近代的小说戏剧中,崇仰卢梭的作者往往借作品中正面人物之口宣扬卢梭的思想和学说,表达对民主、自由、平等的热烈向往,如李宝嘉的《文明小史》、岭南羽衣女十的《东欧女豪杰》、陈天华的《狮子喉》以及柳亚子的剧本《松陵新女儿传奇》等

《文明小史》是近代小说四大家之一的李宝嘉的作品,主要讽刺了上层社会挂羊头卖狗肉的假维新以及官僚媚洋惧外的社会心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旧思想的矛盾。作者也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些正面人物形象,在他们身上寄托自己的理想,并通过他们表达自己对维新的信念,王公浦就是其中之一。王公浦是具有民主思想和叛逆精神的进步青年,喜欢读卢梭的《民约论)),并身体力行。小说第二十五回,写他向自己的书童宣讲卢梭书中的道理:“论理你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不过你生在小户人家,比我穷些,所以你做我的家童。我不过比你多两个钱,你同为一样的人,又不是父母生下来应该做奴才的……我要与你讲那平等的道理,怕你不懂,只不要见了我拘定主人奴才的份儿就是了”。

《东欧女豪杰》是岭南羽衣女士写的一部政治小说,主要描写俄国虚无党人苏菲亚的故事,自在抨击封建专制制度,鼓吹革命。小说第一回中,俄国虚无党人羲弥对中国女留学生明卿说了一番话,表明她的向往和追求:“妹妹向闻法国自福禄特尔从英国携得自由之种而归,当时再有孟德斯鸠、卢梭诸子闻声倡导,至今那流风余韵,尚且浸淫民间,所以妹妹决意和几个同志一游巴黎,访那先哲的遗踪,搜那天民的口说,更欲一上那罗兰夫人的坟墓,凭吊一番,以表我们景仰的真心”。《东欧女豪杰》虽然只有五回,全书尚未完成,但在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日趋高涨之时,仍然产生了较大影响。

《狮子吼》是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陈天华的一部章回体小说,也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小说。小说借鉴了日本政治小说《雪中梅》的写法,以倒叙的手法展开,先叙述中华民族光复后五十年的繁华富强景象,然后再回叙故事始末,描写光复前狄必攘等一批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在民权村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体现出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小说写狄必攘他们成立自治会、演说会,宣传卢梭的《民约论》,组织一系列革命活动。书中人物的实践活动显然是作者的精心设计,从中寄托了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小说开头所展现的国富民强的动人图画则蕴含着卢梭学说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的美好寓,意。

柳亚子的剧本《松陵新女儿传奇》是个案头曲本,剧中只有一“旦”,辫发西装,自称“谢平权”,是个接受新思潮影响、追求妇女解放的新女性。剧中她以“卢梭”自比,唱道:“高唱自由歌,巾国卢梭,回天难挽鲁阳戈”。又云:“思我中华老大帝国,积数千年专制淫威,迂墟谬论,把国民的天赋权利,自由性质,收拾得干干净净”,她认为民族兴盛的希望在于妇女解放,“不如抖擞精神,实力运动,广开女智,收回女权,女权一昌,国势自盛,也不怕长蛇封豕的政府,雄狮猛鹜的强邻了”。

此外,曾朴的历史小说《孽海花》也提到了卢梭的《民约论》,但与上述作品角度不同,写的是抱持改良主义的人物对卢梭的《民约论》心怀不满,甚至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曾朴是近代着名小说家和翻泽家。曾跟从陈季同学习法国文学,在老师的指导下读过卢梭的着作,他写((孽海花》就是要表露自己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的革命倾向,为当时蓬勃兴起的民主革命运动推波助澜。作者还在小说中借陈千秋之口表达了自己的革命主张:“现在,我国根抵不清,就是政体好到万分,也是为他人作嫁,于自己国民无益,所以缓进主义都用不着,惟有以霹雳手段,警醒二百年迷梦,扫除数千万腥擅,建瓴一呼,百结都解,何患不为亚洲盟主呢?”

有意思的是,卢梭的《民约沦》有时还会作为道具出现,成为作品中人物“民主”、“革命”的象征。江苏无锡人张肇桐1904年写的《自由结婚》记叙一对青年所进行的反满抗清革命活动,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男主人公绝世英雄黄祸到女主人公绝代美人关关家,“见其壁上挂着两幅天文地舆图,古今东西女豪杰的照相,书桌上罗列着各种普通教科书及《政治浅说》、《民约论讲义》、《通俗法兰西革命史》等书……。1906年新小说社刊行的十回本社会小说《立宪镜》主要记叙了伪维新派人士的种种丑态,小说中写曾游学英、法、比、德诸国的主人公金人一心立宪,回国后到上海考察国民程度,不巧“走错路头,误入自由村”,“见主人几上之《民约论》,心中揣度系何等人物,夜问梦遇革命党造反,立宪立不成了”。

(三)卢梭以文学形象出现在小说的楔子中,向小说中的人物宣传革命思想,撒播民主火种,如蕊卿的((血痕花》、怀仁的《卢梭魂》等。

蕊卿的《血痕花》主要记叙巴黎大学生美藤守正在法国大革命的作为。楔子写一留法中国女学生在七月十四日法国大革命纪念日,回想自己的祖国被列强瓜分,心痛之极,梦卢梭,与自己畅谈打破专制之志,梦醒后得一书《血痕花》,遂将其中革命史实编译出来。

近代文学篇2

[关键词]人文主义；西方近代科学；文艺复兴

Abstract：AftertheRenaissance，humanismgraduallytookrootinthewesternsociety.HumanismnotonlyliberatedthewesternpeopleandsocietyfromthereligiousandtheologicalshacklesoftheMiddleAges，butalsoarousedthewesterners’fervorofexploringnatureagainandremovedthevariousthoughtobstaclesonthewayofscientificresearch，thusgivingaforcefulboosttothebirthofwesternscience.

Keywords：humanism；modernscience；Renaissance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科学是在经过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后诞生的，而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意大利，与此相对应，意大利也是世界近代科学的第一个中心。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无论是在杰出的科学家还是在取得的重大科学成就方面，意大利都是其他欧洲国家所望尘莫及的。人们几乎无需做缜密的研究和逻辑推理，仅凭直觉也可以感知到，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史无前例的文艺复兴运动之间必然存在密切关系。

为什么文艺复兴运动会促进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呢?很显然，这是人文主义思潮的伟大功绩。关于这一点，哲学史家文德尔班说得非常清楚：“因为人文主义哲学运动内在的推动力也就是对崭新的世界知识的迫切需求，此种需求最后在自然科学的建立和自然科学按原则而扩展的过程中获得了实现。但是此事发生的方式和赖以完成的思想形式，在所有重要观点上，都表现出依赖于由于吸收了希腊哲学而产生的刺激因素。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1]473在文德尔班看来，近代自然科学作为对自然界的认识，是通过人文主义哲学的推动来实现的，而人文主义与此相关的思想则是由于直接继承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思想。

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就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影响也作了类似的陈述：“但人文主义者毕竟为科学的未来的振兴铺平了道路，并且在开阔人们的心胸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只有心胸开阔了，才有可能建立科学。假如没有他们，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就很难摆脱神学成见的学术束缚；没有他们，外界的阻碍也许竟无法克服。”[2]157丹皮尔认为，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主要归功于人文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挣脱了宗教神学成见的桎梏，没有这一点，人们就不可能自由地进行探索，因而也不可能有近代科学的诞生。罗素说得更清楚：“文艺复兴思想家们再一次强调了以人为中心，在这样的思潮中，人的活动应当以其自身价值而受到重视，科学的探索因此也开始以新的惊人步伐向前迈进。”[3]

这充分说明，在西方学者看来，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科学史的实际情况看，人文主义对近代科学的诞生所起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人文主义为近代科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神学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人们的言行都必须符合宗教教义，与宗教教义相悖的言论被称之为异端邪说。犯异端邪说罪的人轻则坐牢，重则被判火刑。其时，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体系经院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神学体系，它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就是为基督教教义作论证。

可想而知，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下，在这样的思想禁锢中，人们要想沿着正确的道路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根本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人们研究和探索自然界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令人欣慰的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为科学研究扫清了思想障碍，而且也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首先，人文主义思想使研究自然界合法化，并激励人们去努力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提倡人性，鄙视神性；崇尚理性，摒弃神启；鼓吹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反对宗教神学的束缚；注重现实世界，看轻来世和天堂。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人们的注意力，人们研究问题的对象逐渐从天上转到地下，从注重上帝与人的关系转到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世界的关系上。一句话，人们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宗教神学的思辨问题转向人生和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样一来，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推动下，古希腊人的那种注重研究自然界奥秘的传统在文艺复兴后得到了全面继承和发扬。人们把探索自然界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看成是最有价值的事。因此，探索研究自然界不仅成为合法，而且成了人们热衷的事。

其次，人文主义思想为研究自然界提供了哲学辩护。谈到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提到新柏拉图主义复活的作用。15世纪，佛罗伦萨建立起“柏拉图学院”，专门致力于研究柏拉图学说，“此种热忱堪与古代晚期对柏拉图的热忱相匹敌”[1]486。但是，“文艺复兴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突出了宇宙之美；神性、太一对新柏拉图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崇高的宇宙统一体，繁多性谐和地孕育于其中；因此，新柏拉图主义者得以歌颂宇宙无边无际，引人神往；他陶醉于歌颂神性为普照的光的形而上学中”[1]487。这就是说，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眼里，上帝的本质与宇宙是合一的，神性实质上就体现在自然界的奥秘中，这无疑是一种泛神论的观点。这样，在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者作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一支主要代表力量，为促进人们研究自然界提供了一种哲学上的辩护：因为上帝的本质或神性就存在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上帝的映象，是上帝的创造物，因此我们要想认识上帝，认识神性，就只有研究自然界，舍此别无他途。

二、人文主义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培育了人才

在12—13世纪，欧洲主要国家陆续建立起了一大批大学。这些大学几乎都是由当时的教会所办，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神职人员。但是从13世纪到15世纪，欧洲又陆续办起了许多世俗学校，这些学校的目的主要不是培养神职人员，而是培养能够适应社会，能够为社会服务的各种有教养的人。在这些世俗学校里，人文主义思想教育占有重要地位，人文学科是学校的主要学习科目，这些学校的创立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英国学者布洛克就指出：“不论人文主义者在其他问题上有什么分歧，他们全都(包括伊拉斯谟，也包括路德和梅兰克东)同意教育的重要性。在意大利，原来市镇办的学校都恢复了。开明的君主还创办了新的学校，他们自己的孩子同主要宫廷人员和市民的孩子一起，在那里跟着人文主义的教师学习。优秀的教师到处吃香。其他国家相继仿效，设立这种学校。”[4]42

由于受人文主义的影响，欧洲各国不仅创办了许多学校，而且学校里所讲授的内容同样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在此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并不是说学校的教育内容仅仅涉及人文主义方面的知识。实际上，学校除了教授人文主义知识，灌输人文主义思想以外，还开设了其他许多有关自然哲学的课程。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这些自然哲学知识包括几何学、数学、力学、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因为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人有多方面的才能，但是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它们充分发挥或显示出来。正如布洛克所说：“人文主义的中心主题是人的潜力和创造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包括塑造自己的能力，是潜伏的，需要唤醒，需要让它们表现出来，加以发展，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教育。”[4]45这正是人文主义者特别注重教育的主要理由。

人文主义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打下了教育基础。事实上，人文主义的教育观和教育内容不仅培养出了大量的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同时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一流科学家。现在看来，没有人文主义传统在西方的全面继承和发扬，就不可能有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和教育，当然就不可能诞生出像哥白尼、达·芬奇、伽利略、开普勒这样的科学人才；而没有这样一流的科学人才，近代科学的诞生就是一句空话。

三、人文主义为近代科学的诞生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对于学术进步而言，自由平等地争鸣、质疑、批判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不同理论和学说的自由平等争鸣，可以导致学术上的“优胜劣汰”。而且，不同理论、不同学说之间的相互争论很容易揭示出双方的漏洞和错误，从而非常有利于各自理论和学说的修正、完善和发展。相反，如果某一时期只准一种理论或一种学说存在，不准其他理论和学说与之争鸣，那么这无疑将严重阻碍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各学科领域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理论、新学说、新思想，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西方国家能够自由平等地相互争论，能够自由地提出个人的学术观点，自由地发表言论。或者说西方国家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学术氛围促进了学术的发展。英国经济学家J·S·穆勒就此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从长期来说，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加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的；它为了要达到机器的完善而牺牲了一切，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是它为了机器更加顺利的工作而加以扼杀的。”[4]163

为什么西方国家近代以来在学术上能够自由平等地提出各自的学术观点，能够自由平等地争鸣呢?这又不得不归功于人文主义的影响。正如布洛克所指出：“在这个新世界里，到哪里去找人文主义传统呢?一个明显的答案是自由主义在创造这个新世界时所起的关键性作用。”[4]174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从文艺复兴运动后到20世纪的几百年时间里，尽管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是有一点却是一贯的，这就是“自由主义”。从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自由主义既是人文主义的一贯传统，也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因而对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最直接、最明显、最重要。这些影响几乎涉及政治、经济、教育、艺术甚至宗教等各个领域。

在学术上，自由主义使每一个人不仅能够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且能够对任何权威发出挑战；使不同学派、不同理论、不同学说、不同观点能够平等地共存和相互争论。从科学史看，世界近代科学中心的转移与有关国家的自由、开放的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例如，世界第一个科学中心是意大利，维持的时间是1540—1610年。其原因显然是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人文主义思想已深入人心，同时自由探索之风席卷全国，尤以佛罗伦萨为甚。而达·芬奇、伽利略两位科学巨匠恰恰就是佛罗伦萨人。

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过程和原因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开放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是促进科学繁荣的重要条件，而这些正是人文主义传统所结出的果实。所以说，人文主义通过自由主义为促进近代科学的诞生作出了直接贡献。

四、人文主义促进了科学方法论的诞生

近代科学主要诞生于文艺复兴运动后的意大利，其奠基人是达·芬奇、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按照今天的眼光看，说达·芬奇、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创立了近代科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成就，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创立了用适当的科学方法进行科学研究，从而为更有效地探索自然界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科学研究主要依赖两种方法：观察实验方法和逻辑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因为数学本质上也是逻辑)，前者是获取经验材料或科学事实和进行科学检验的方法，后者是整理科学事实并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在欧洲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一统天下，除了与之相适应的那种抽象、空洞、思辨、脱离实际的繁琐论证方法外，实际的观察实验方法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方法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运用和发展。在欧洲中世纪漫长的近一千年时间里，科学之所以没有得到发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科学方法上的缺陷。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对人的价值的颂扬使人们越来越坚信人的潜能的无限作用和人的伟大。人的伟大就在于人能够思维，具有理智，因而能够进行各种创造活动，包括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活动。而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方法也同样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诞生的：先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经验方法，后来是经验方法和逻辑方法(数学方法)的结合。

对近代科学诞生作出早期贡献的人文主义者达·芬奇指出：“科学如果不是从实验中产生并以一种清晰实验结束，便是毫无用处的，充满谬误的，因为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2]165另一位对近代科学的诞生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是开普勒，他热衷于用数学方法来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开普勒深信上帝是依照完美的数的原则创造世界的，所以根本性的数学谐和，即所谓天体的音乐，乃是行星运动的真实的可以发现的原因。”[2]193开普勒运用数学方法对他的老师第谷留给他的大量天文观察资料进行了精确的分析研究，终于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后来，伟大的近代科学奠基人伽利略把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近代科学彻底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更重要的是，伽利略为后来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关于这一点，与伽利略同时代人培根指出：“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他们只是收集起来使用。理性主义者好像蜘蛛，他们从他们自己把网子造出来。但是蜜蜂则采取一种中间的道路。他从花园和田野里面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他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真正的哲学工作者也正像这样。因为它既不只是或不主要是依靠心智的力量，但它也不是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中把材料收集起来，并且照原来的样子把它整个保存在记忆中。”[5]培根所说的进行科学研究所必须采取的蜜蜂的方法，实质就是指既要运用观察和实验方法收集经验材料，又要运用逻辑或数学方法对收集到的经验材料进行整理加工。科学史家丹皮尔也明确指出：“经院哲学不但过时而且陈腐了，哲学思想界正在震动，期待着变化，就在这时，培根指出了一条更广泛地更正确地认识自然界的大致上正确的康庄大道。”[2]192在这里，丹皮尔所说的培根所指出的正确认识自然界的正确道路显然就是指实验方法和逻辑、数学方法的结合。

因此我们说，近代科学的诞生应当归功于科学方法的创新和革命，而这些新的科学方法的创立则是人文主义的伟大功绩。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归功于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深入人心，归功于人文主义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解放。值得指出的是，人文主义对后来西方科学的发展同样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很显然，这对我们促进科学的进步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丹皮尔.科学史[M].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3]罗素.西方的智慧[M].崔权醴，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362.

近代文学篇3

，社会制度的频繁更迭，意识形态的纷纭多变，使得20世纪的数代学者在运用不同的

历史观、文学观及文学史观，对1840—1919年间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予以观照、阐

释、评价时，显示出极为明显的认识差异。这些认识差异的存在，使得20世纪中国中国

近代文学的研究，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时期。此20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正经

历着由古典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对鸦片战争以来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孰短孰长的文学批

评，对现阶段正在进行的文学革新见仁见智的评论，便形成了最为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

研究。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在成果形式上，以传统的

序跋、评点、诗话、词话等文学批评方式为主。

关于龚自珍、宋诗派、桐城派、维新文学改良和五四文学革命等问题的讨论，构成

了世纪初前20年文学研究的热点。

龚自珍学宗公羊，好杂家言，诗文chù＠①诡连＠②，危言警世，为维新派思想

家、南社诗人所喜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

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初读《定庵文集

》，若受电然。”维新派推尚龚氏，多从思想启蒙处立论；南氏诗人推尚龚氏，则主要

追寻其歌哭无端的诗风。柳亚子称龚诗为“三百年来第一流”。（注：《柳亚子诗词选

·定庵有三别好诗……》。）南社流行学龚诗、集龚句的习尚。与维新派、南社的推誉

相反，贬抑龚氏的也大有人在。张之洞认为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

龚定庵”，是社会纷乱的学术根源，（注：《太炎文录·说林下》。）章太炎认为：“

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注：《张文襄公诗集·学术》。）褒扬贬抑，相

去可谓悬殊。

宋诗派与桐城派，是鸦片战争之后仍十分活跃并得到一定发展的传统诗文流派。宋

诗派以杜、韩、苏、黄为诗学风范，力图以援学问入诗的努力，别辟诗歌发展蹊径。桐

城派以唐宋古文运动的继承者自居，其清淡雅洁、言简有序的散文风格，颇得有抒情言

志之好文人的青睐。进入20世纪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文界、小说戏曲界革命风头正

健。出于破旧立新的需要，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清代学术概论》等论著中对宋

诗派，桐城派的复古摹古倾向提出批评。稍后的南社，提倡革命，思振“唐音”，斥责

宋诗派中的同光体诗人多为清朝之罢官废吏，其诗多是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

，以文浅陋之作。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与人论文书》、《说林下》、《辨诗》等多篇文

章中，对宋诗派、桐城派有所针砭。章氏谓宋诗派自曾国藩诵法西江诸家，矜其奇诡，

天下鹜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③谶辞相等。后期桐城派视严复、林纾的

翻译，是替古文开疆辟域者，章氏认为实际上严复充其量是俯仰于桐城派之道左，而未

趋其庭庑者；林纾较之严复，又等而下之。

在维新与革命派学者口诛笔伐之际，宋诗派、桐城派也预感到韶华将逝，而匆忙为

自己作着总结。自1912年起，同光体的诗论家陈衍先后在《庸言》、《东方杂志》、《

青鹤》上刊载《石遗室诗话》，除评品前代诗人外，主要揄扬同光体诗，描述近代诗派

的发展过程，为同光体“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诗论张目。不久又辑《近代诗钞

》二十四册，收入道光以迄民初三百七十位诗人的作品，多为近代各种学古诗派之作，

与《饮冰室诗话》立意截然相反。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教授生员为生路的桐城派

人物开始将桐城义法搬上大学讲台。1914年，姚永朴著《文学研究法》，1912年，林纾

著《春觉斋论文》，不约而同地将桐城派只言片语的古文辞理论系统化，力求存古文一

线于纷纭之中。

至五四新文学时期，宋诗派、桐城派作为旧文学的代表，受全面的讨伐和批判。以

《新青年》为阵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纷纷著文，“桐城谬种，选学妖

孽”之类的称谓不胫而走。自此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在有关宋诗派、桐城派的研究中

，一直是将二者作为新文学诞生的祭物和新诗及白话文的对立面看待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而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

的转换，却是以20世纪初梁启超所倡导的诗、文、小说三界革命为先导的。三界革命服

从于新民救国的主旨，遵循‘求俗’与‘变雅’并行不悖的发展路径，改变了传统观念

，解放了旧式文体，发展了文学语言，这些都为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梁启超有关

文学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并没有被世纪初的研究者所充分

意识到，但梁氏文学革命的现实影响，却是同时代人所深切感受到的。黄遵宪称梁氏文

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注：《

致梁启超》，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严复称梁氏之文，“一纸风行，海内观听

为之一耸”。（注：《严复集·与熊纯如书札》。）南社、五四《新青年》在政治观念

上与梁启超多有抵牾，但对其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都是颔首称道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同载道的文学揖别，从文言的束缚走出，以

现代人的审美感知方式表现手段，创造出新鲜活泼的白话诗、白话文、白话小说，近代

文学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前20年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是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的。这个时期的

研究者并没有完整的“近代”观念，他们对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还很难上升

为“史”的认识，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介绍、评论，形式仍以序跋、诗话、论文、书信等

传统批评方式为主。在初期研究中，新与旧的文学壁垒已经明显存在。

20世纪20至40年代，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二时期。这三十年间的研究工作，在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上，可以称作是现代学术体系建立时期。随着五四新

文学序幕的揭开，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成为一段相对固定的历史。五四之后的学者对这

段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思考，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序跋、诗话、论文的评论方式，而推出

了一系列的研究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史的意识得到强化，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在这一

时期得以奠定。

吴汝纶1898年为严复所译《天演论》作序时，曾区分集录之书与自著之言两个著述

概念。吴氏认为：集录之书，篇各为义，不相统贯：自著之书，建立一干，枝叶扶疏。

汉代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书。吴氏感叹我国学界自唐宋后少有自著之书，而倍

加推誉《天演论》一干众枝的著述体系。我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自著之书，在20世纪的20

年代后陆续出现。1922年，为庆祝《申报》创刊50周年，胡适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

学》，这是进入20年代以来第一种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论著。论著把50年间的文学

分为古文学和白话文学两大部分。古文学涉及桐城派、宋诗派、常州词派，严复、林纾

的翻译，梁启超的散文，章士钊的政论文，而以章炳麟为古文学的结束人物。五四文学

革命的核心是主张和创造白话文学。白话文在理论和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最终取

古文学而代之，成为五十年文学演进的最重要的成果。胡适在本文中所运用的把文言写

作的作品称为死文字或半死文学，把白话写作的作品称为活文学的观点影响深远。1923

年，鲁迅用三年时间编著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性的小说

史研究著作。《史略》中的最后三章：《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

《清末之遣责小说》述及近代文学的内容。书中把19世纪中后叶印行的专写妓家故事的

《品花宝鉴》等数部长篇白话小说称之为狭邪小说，把20世纪初问世的《官场现形记》

等数部小说称之为谴责小说。《史略》中有关于狭邪小说、谴责小说的概念内涵及其评

价，至今仍为研究者所珍视沿用。1927年周作人著《新文学渊源》一书，书中把两千年

的中国文学史，看作是言志与载道两派此消彼长的过程。又谓五四新文学当从晚明公安

派“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处追寻思想根源。出于立论的需要，周著追溯了明末至五四

的文学变化，对近代文学亦有涉及。胡适、鲁迅、周作人均为新文学主将，其著书立论

的新文学家立场是十分明确的。稍后出现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郑振择的

《中国文学史》，其有关章节，立场与胡适等人自无不同。

1928年，陈子展应田汉之邀为南国艺术学院近代文艺讲座，陈氏最初拟用胡适《五

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作为讲义，但又感觉到胡著偏重白话文的倾向过于明显，不足以反

映近代文学的全貌，故而动手写作《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陈著所言的“近代”是从

戊戌变法开始。作者认为“从这时候起，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中国

近代文学的变迁，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陈著是最早使用“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

全书涉及梁启超倡导的诗、文、小说界革命，桐城派、宋诗派新的发展、翻译文学的概

况等内容，最后以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作结。论述兼及新旧两派，立论平和而公允。

1933年前后，钱基博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钱著的所谓现代，盖指辛亥革

命前后。起于王闿运，止于胡适。书中叙述依旧分古文学与新文学两派。全书

体例与史书中的儒林传相仿佛，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文献丰富，网罗广博，

时有一些文坛掌故穿插于中。与前几部专史为新文学张目不同，钱著叙述旧文学则较为

详尽，立论对旧文学也多有回护。

1940年起，吴文祺所著《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在《学林》连续刊载，所谓近

百年，实际是鸦片战争至五四文学革命之间。吴著较为注意从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去寻

找文艺思潮变迁的原因，已经带有唯物史观影响的痕迹。其对新旧两派文学的评价，也

不再落“死”“活”文学之争的窠臼。吴著中对桐城派与文选派之骈散之争，对王国维

文学批评的成就，对章太炎对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影响等问题的论述，超越流俗，多有见

地，显示出近代文学研究走向成熟。

20世纪20至40年代的近代文学研究按文体分类，还有以下重要研究成果；

小说是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最为繁富的门类。胡适遵循“大胆假设，小心求征”理路

，对《三侠五义》、《老残游记》、《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等近代长篇白话

小说的研究，确立了新的小说研究范式。其对作者身世、成书过程的考证辩疑，对作品

思想艺术的议论分析，常为后来的文学史著作所称引。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小说

闲谈》以对晚清小说资料和文坛掌故的熟悉而为研究界所称道。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

》专设《最近十五年》一章，以一个作家的特别眼光，对清末民初的小说作了一番巡礼

，郭昌鹤的《佳人才子小说研究》涉及到近代有关题材的小说作品。赵景深对《品花宝

鉴》、《花月痕》等狭邪小说的研究，孙楷第、范鸱夷对《儿女英雄传》等侠义小说的

研究，杨世骥、包天笑对谴责小说的研究，郑逸梅、严芙孙对晚清小说资料的收辑挖掘

，都是极富有建设意义的研究工作。

诗文方面，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两文中对

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诗歌团体——南社的有关评价，中肯深刻。《关于太炎先生二

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如椽之笔，盛赞太炎先生是先哲的精神，后

生的楷模，又以为太炎先生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中有关严复翻译得失的评论，也极为后人重视。关于南社，

柳亚子、曹聚仁等，均有纪念文章。追昔抚今，感慨良多。胡先驌对宋诗派、常

州词派作家的论述，周作人对黄遵宪诗歌的注意，钱穆对龚自珍思想的研究，郑振铎对

梁启超于近现代文学发展贡献的评价，都各有创获，王森然所著《近代二十家评传》中

有关严复、康有为、王闿运近代文学家的传记，以平实严谨见长。

戏剧方面，洪深、郑伯奇对中国晚清文明戏到现代话剧进路的思考，赵景深对梁启

超戏曲改良运动成就的梳理，刘雁声等对京剧及地方戏典兴衰的考察，郭沫若、吴其昌

、梁启超对王国维整理戏曲成绩的评价，浦江清、叶德均对吴梅戏曲成就的论定，都可

以作为这一时期对戏剧研究的代表性论著。

20世纪50至70年代，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三时期。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近代文

学的研究进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阶段。在1840年至1918年为中国近代期、1919年至

1949年为中国现代期的历史分期方法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之后，中国近代文学的起迄年

限随之得以相对固定，中国近代文学被看作文学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中国近代

文学研究作为文学史的一个学科分支，也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的第三时期，随着唯物史观的流行和深入，研究者普遍注重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

角度，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观念，阐释近代文学

的发展变迁及其对近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近代文学所反映出的反帝、反封建的

思想主题和作品所体现出的阶级倾向和阶级情感，受到研究者空前的重视；反映下层劳

苦大众生活情感和近代志士仁人革命牺牲主义精神的作品得到褒扬推重。

应该承认，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为一种先进的历史观念和思想方法，给予这个时

期的文学史工作者在认识中国近代文学的产生、发展、性质、特点等重大问题方面以极

大的便利，许多旧文学史家看不清，说不透，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得到迎刃而

解。但与此同时，由于一些研究者对唯物史观运用得不太纯熟，或过于机械，这个时期

的近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偏差。根据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国近代文学属于旧

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中国现代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在文学研究活动中，

原本存在的以五四文学为分界的新旧文学的对立被扩大化；五四文学与维新文学革命的

联系被粗暴割断；个别对近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之作，流于贴政治与阶级标签。

第三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仍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标志之一是许多文学史的编著者

，如北大中文系1955年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文学

史著作，开始把近代文学列为专章专节。高等学校的文学专业，也把近代文学列入教学

计划。复旦大学1956级的同学还专门编写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近代文学作为一门

学科的意识得到加强。标志之二是研究论著日益丰富。小说中有关侠义公案小说、谴责

小说、晚清小说理论的研究成为热点，围绕这些热点，学术界形成了一些学术争论。诗

文中有关龚自珍、魏源、黄遵宪、梁启超、秋瑾等作家以及有关鸦片战争诗歌、太平天

国文学、南社等思潮社团的研究较为集中。戏曲中有关话剧、京剧及地方戏形成与发展

的研究论著数量较多。标志之三是建国前即从事于文学史研究的老一辈专家新作不断，

建国后培养的研究工作者渐露锋芒。前者如王季思、阿英、唐圭璋、范烟桥、赵景深、

钟敬文、任访秋、吴奔星、吴小如、张毕来、钱钟书，后者如章培垣、杨天石、李泽厚

、傅璇琮、邓绍基、劳洪、刘世德、王俊年。在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第三期的中国

近代文学的研究呈现出百舸争流的气象。标志之四是作家文集、选集、研究资料类编得

到有计划的整理。建国后的三十年间，近代重要作家如龚自珍、魏源、黄遵宪、谭嗣同

、秋瑾等人的全集、选集及选注本陆续出版。北京大学师生选注的《近代诗选》、舒芜

选辑的《中国近代文论选》、阿英编辑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晚清文学丛钞

》等资料类编的问世，大大方便了研究者。

20世纪的最后20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是实事求是学

风逐渐恢复，近代文学研究取得重要突破的时期。进入80年代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思想的深入人心，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文学史观得到更新、研

究视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不断扩大，许多妨碍正确认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历史的禁

忌被不断打破，近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一、近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得到了强化和发展。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中国近代

文学，完成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变革。在民族解放、民族革命大背景下完成上述

变革的中国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长链中，具有特殊的意蕴和典型的意义。有

意识地把近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予以全面建设，是80年代以后研究工作者的共识。

197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组的研究工作者通力合作，将1919—1979年间有关

中国的近代文学的研究论文精选为七卷，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1982年，文学所与河

南大学联合，在开封召开了第一次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1983年，在常熟召开了全国性

的近代文学史料工作会议，布置近代文学史料的全面整理工作。次年在北京召开中国近

、现、当代文学分期问题的讨论，以期全面推进近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十几年后，在综

合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学所推出10卷本的《中华文学通史》，其中，近代与现

代文学同为一编，而近代单独成卷。这种编排与50、60年代通行的把近代文学放在清代

文学末尾的作法相比大不相同。其本身应该说是对80年代以后近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的小小回应。20世纪最后20年间，在学术界前辈奠定的学术基础上，在学术界人士的共

同努力下，近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确实是渐成气候。1988年建立的中国近代文学

学会，经国家批准为国家一级学会，挂靠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每年举办各种类型的国

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并在上海、山东、广东等地设有分会，拥有会员300余人。学会

会员所在的高校与研究机构，积极开设近代文学专业课程，招收近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

、博士生，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山东、河南、广东、江苏、东北为主的学科研究

与培养基地。

二、学科研究视野趋于广阔，研究水平有较大提高。8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文学研

究，其系统性、组织性、科学性大大加强，高质量的学术论著纷纷问世，并涌现出一批

有着自己学术特色的学术群体。北京大学季镇淮先生60年代曾是《中国文学史》的主编

之一，80年代后担任《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近代部分的主编，其有关近代文学的

研究论文，近期收入在《来之文录》中。孙静先生在读书期间，即参与了《近代诗选》

的编著，后参与《大百科全书》近代部分的编写，现正从事《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写作

。陈平原的《二十世纪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

学道路》及其它学术论文，多有发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邓绍基研究员，担任中国近

代文学学会会长多年，对学会工作，贡献颇多。邓绍基与张炯、樊骏共同主编的《中华

文学通史》，其近代卷由文学所的王飚、连燕堂、梁淑安、张奇慧主要执笔写作，书中

的立意见解，深刻而不俗。文学所中王卫民的近代戏曲研究，牛仰山、赵慎修的近代诗

文研究，斐效维的南社研究，都极有造诣。河南大学的任访秋先生曾从事古典文学、现

代文学研究，60年代起从事近代文学研究，在各个研究领域均有建树。80年代后，所著

《中国近代作家论》、《五四新文学的渊源》，所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等研究著

作出版，其立论通达，古今不隔。关爱和所著《悲壮的沉落》、《从古典走向现代》、

《古典主义的终结》等论著在多方鼓励下，于90年代相继完成。河南社科院的王广西研

究员近年来新作不断，《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一书尤为学界所称道。河南社科院袁凯

声、河南师大李慈健，关于近代文学的研究，也有创见。山东大学自陆侃如、冯沅君教

授起，就有注重近代文学研究的传统，1959年毕业于山大中文系并留校任教的郭延礼先

生，60年代即从事近代文学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国近代文学新探》、《龚自珍诗选

》、《秋瑾年谱》、《近代六十家诗选》等著作颇具影响，80年代后，着手于三卷本《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写作，并于1990年前后出版。该书广博深厚，且出于一人之手

，实属难得。郭先生近期又有《近代翻译文学史》一书问世。苏州大学钱仲联先生曾整

理《人境庐诗草》、《海日楼札丛》，80年代后致力于《清诗纪事》的工作。其《梦苕

庵论集》，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论近代诗四十家》等论文，见识卓绝。其弟

子马亚中、马卫中等在近代诗文研究方面也有多项成果。江苏与苏大近代文学研究形成

呼应之势的还有南京大学王立兴教授、南京师大张中教授，江苏社科院文学所的近代小

说研究也颇具实力。上海与广东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大重镇。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

60年代关于近代小说、黄遵宪诗歌就曾发表过极有见解的文章，80年代后，主编了《中

国近代小说大系》。黄霖教授继承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传统，在完成《中国文学

批评史》近代部分的写作后，又以一人之力，写出近60万字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受

到学术界的重视。华东师大的徐中玉先生、郭豫适先生在近代文学理论、近代小说研究

方面多有建树。上海师大的王杏根、曹旭教授在文学改良运动、诗歌理论的研究方面学

有专攻。上海社科院陈伯海研究员主持编写的《上海近代文学史》，在众多近代文学史

中别具一格。陈先生编的《近四百年文学思潮》，从晚明讲到20世纪，其中关于近代文

学的部分由袁进执笔，其文理路清晰，见解深刻。广东的近代文学研究以中山大学与华

南师大为基地。中山大学的陈则光先生、卢叔度先生60年代就有近代文学，80

年代后，陈先生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卷问世，不久，陈先生去世，其未完成的史著

便成绝响。中大张正吾先生主编《近代文学研究》杂志数期，主编《近代文学研究丛书

》一辑，为功于学术界甚多。康保成教授的《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是这一时期戏剧研

究的力作。华南师大管林教授、钟贤培教授致力于近代文学研究多年，他们主编的《中

国近代文学史》、《近代文学评林》以及钟先生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显示出强劲

的学术实力。陈永标教授关于近代美学思想变迁的专著于近年问世，汪松涛、谢飘云显

示出良好的学术前景。广东顺德电大的马以君是《苏曼殊全集》、《黄节诗选》的整理

者，其主编的《南社研究》杂志对推动南社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澳门大学的邓景滨

等人率先在澳门成立近代文学学会，并开展了积极而有效的学术交流。东北方面吉林教

育学院的郑方泽、沈阳师院的张永芳，兰州方面西北师大的龚喜平，都以各自的研究成

果为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研究资料的整理工作成绩蜚然。研究资料（包括作家的文集、选集、年谱、传

记、作品编年等）的整理工作进行的如何，是一个学科是否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近代

文学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在资料收集、筛选、汇编方面要作的工作相当艰巨，许多

研究者在资料整理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除前面提到的七卷本《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论

文集》、《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有关词条外，80年代以来，较为重要的资料成果还

有：上海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江西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安徽师大孙文光主编的《龚自珍研究资料》、《近代文学大辞典》，河北师大张俊才

编写的《林纾研究资料》、《林纾传》，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牛仰山编写的《严复研究资

料》，河南人民出版社袁健主编的《晚清小说研究概说》，山西大学董国炎撰写的《章

太炎学术年谱》，贵州社科院黄万机整理的《巢经巢诗钞》、撰写的《郑珍评传》、《

黎庶昌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湘绮楼文集诗集》等等，都

显示出版近代文学研究的实绩。

回顾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浅入深的学术发展历史，我

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人们对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理解的逐步加深

，随着研究者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研究视野的扩大，随着近代文学学科队伍的不断壮大，

近代文学的研究，在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将显示更加美好的学术前景。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亻右加叔

＠②原字为犭右加卞

＠③原字为王右加交

近代文学篇4

关于近代文学的宏观研究，以往由于我们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规范化要求和传统研究习惯的沿袭，大多拥挤在政治——历史研究的狭窄视点上，缺少更宽阔的视野和创新的学术意识。80年代中后期以来，历史——文化的研究方法随着新批评方法的倡导和文化学研究的深入，已为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所接受。郭延礼先生及时吸取了学术界新的研究方法，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撞的背景考察近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以往近代文学的宏观研究相比，显示了独特的视角。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既有政治、经济的变化，又有文化的变化，而对于近代文学的生成来说，文化因素似乎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郭先生由此入手，把握住了近代文学变动的历史特征和深层原因。他一方面肯定了近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近代中国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变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深入探讨了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不断输入对近代文学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由此重新梳理了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评价了近代文学的性质和特征。郭先生指出:近代文学的形成，除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促动外，还在于作家一种具有近代特征的理性精神的形成。这种理性精神主要表现为对于封建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价值的怀疑与否定，对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价值的认可与引进。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运动中的“吸彼欧美人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志”，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两大口号的提出，这种近性精神的不断觉醒与形成过程，正是中国近代文学由表层逐步向深层发展，直至推动中国文学实现彻底变革的过程。因此，由这种文化变动原因而形成的近代文学的性质，就不仅只是以往被人们确认的单纯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它更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性质，并且具有着由这一性质而构成的特征。

郭先生特别强调，整个近代文学的发展体现了“一个大变动时代的蜕变过程”。“变”，是近代文学主要的特点。近代文学体现了近代作家鲜明的革新意识和时代意识，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个性意识的追求和民主观念的形成，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嬗变。这一切都是由于文化结构变化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出，自觉的文化意识和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运用，使郭先生能够更为准确而深入地把握住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特点，也使他这部著作无论是就宏观视野还是微观评价而言，都具有独特的理论风格和个人建树。

在宏观结构上，这部著作显示了极为宽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研究兴趣。不仅对以往近代文学研究中被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郭先生又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力图给以新的评价，而.且有许多以往不被人们所重视的研究对象他也给予了重新发掘。这部著作涉及的文学现象有着非常广阔的内容，这是本书不同于以往同类著作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因此，在这部近代文学发展史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主潮文学发展的面目，如资产阶级启蒙文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可以了解到非主潮文学发展的轨迹，如桐城派古文、宋诗运动、鸳鸯蝴蝶派文学等，既可以看到构成中国文学主体的汉民族文学的成就，也可以了解到属于中国文学总体成分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的风貌;既可以看到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也可以了解到伴随文学创作一起发展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脉络。同时，出于从中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考察近代文学发展流变的目的，本书还特别着意于对翻译文学的梳理与评介，这是为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者所往往忽略的。

转贴于为了发掘近代文学本来应有的瑰丽丰富的思想艺术遗产，郭先生有意识地贯彻了一种历史还原意识。这点既表现为该书容纳对象的广阔性和丰富性，又表现为作者那时时处处注重从史实出发、不苛同于定论、不盲目附和前人的史家眼光。郭先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准备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由此抉微探幽，发掘了近代文学发展中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并对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可以说是郭先生对近代文学宏观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郭先生在评论具体作家和文学流派时，本着价值重估的原则，进行了新的评价。特别是对于过去文学史家持批判或否定态度的文学流派(如宋诗派、同光体、桐城派、鸳鸯蝴蝶派)和作家(如金和、王闿运、陈三立、曾国藩等)身上表现得尤为鲜明。

郭先生的这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同以往同类著作相比，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宏观梳理文学现象、概括文学规律的基础上，特别注重从微观的角度对具体的创作现象和作品进行细致、深入的内部研究。美国文学理论批评家韦勒克说过:“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然而，奇怪的是，过去的文学史却过分地关注文学的背景，对于作品本身的分析极不重视，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对环境及背景的研究上”。韦勒克所批评的这种现象同我们以往的许多文学史研究颇有近似之处。其实，文学史的研究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把文学的发展仅仅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衍生物加以看待，是一种研究思维的僵固，它只能造成文学史模式的单一化。真正从内部研究入手，探讨文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对于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尤其是近代文学史研究来说，还是一个尚待认真开发的领域。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会明白郭先生的这部著作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的重大意义。

这部著作在作品内部研究方面的成就还表现在郭先生尤为注意从审美鉴赏的角度分析与评判文学作品，同时注意融入美学理论和专业技术理论，不流于一般的印象式的分析，不以作品思想内容的价值取代其艺术的价值。这样的作品分析令人感到有深度、有新意，超越了干巴巴的说教，还文学以丰满的血肉。如在评价徐枕亚的《玉梨魂》时，郭先生特意分析了这部被视为鸳鸯蝴蝶派领衔之作的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指出这部小说“凡叙事、对话和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大多是用这种富有弹性和表现力的文言”，“虽中间杂有骈句，但文字流畅，对仗自然，富有表现力”，描写人物的个性和情感“真实而细腻”，这样的文字既不同于有人所批评的“空泛、肉麻、无病呻吟”，也不同于一般公认的鸳鸯蝴蝶派作品的那种堆砌词藻、滥用套语、“随处牵强”、“俱失生气”的语言现象。因此，郭先生得出结论说:对鸳鸯蝴蝶派的创作也应有区别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不应单从既定观念出发一概而论。

近代文学篇5

一、前现代性的理解

前现代性概念是一种时间概念，体现为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确信一种线性向前的、不可重复的历史观，一种与任何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截然相反的历史观。线性时间观念是以“进步的目的论为内涵的，它把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

前现代性概念与现代动力密切联系在一起。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的第一回中描写了这样一幅情景：在茫茫的大海上，东边有一只轮船随波出没，西边有一只帆船在洪波巨浪中颠簸。帆船身长二十三四丈，却满身千疮百孔。船上有八枝桅杆，前后六枝挂着旧帆，只有两枝新桅杆，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这艘帆船是旧中国的隐喻，帆船与轮船作比较，表明作者意识到现代动力所造成的差别，不仅是机械动力，更是现代政治文化动力。

二、近代文学的研究

为了更深入的研究近代文学，首先要探究影响文学创作的因素。影响文学创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不同地域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对文学的影响最为突出。不同地域的文学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地域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有关。就近代文学来说，有几个地区的近代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形成了几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重要作家群，在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将这些作家群放在相同自然、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中，考察他们创作的共性与个性，论证这些作家群对文学近代化的积极意义，从而显示出他们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次，学术与信仰的多元化对文学的影响也最为明显。在兼收并容的宗教政策下，各种宗教都得以发展。儒学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己不复存在，加之草原游牧文化和西域商业文化凭借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向社会各个方面渗透，使得很多千百年来奉若神明的观念和教条受到冲击，包括传统的伦理观念、价值观念，以及在中土根深蒂固的重义轻利、重农抑商、安土重迁等等观念，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动摇。大汉民族失去了以往的独尊地位，与之相关的一些神圣的、至尊的东西因而也没有了以往的尊严，于是许多传统的禁区在元代可以畅通无阻。著述无须为尊者讳，甚至皇帝在文学作品中可以成为丑角。

近代文学的研究者大多是作家，他们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完全出于兴趣，也没有任何组织和计划。然而由于各人的兴趣不同，学识有别，结果倒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而。在研究对象上，或各选自己喜欢或认为重要的近代作家和作品进行研究，或对近代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社团、文学思潮等进行研究;在研究形式上，或沿用传统的序跋、笔记式，或采用舶来的专论、专著、文学史等新形式，或致力于作品的搜集、整理、出版，或专注于作家、作品史实的钩沉与考订。可以说，他们己经利用了一切现代性的文学研究形式，而且涉及到近代文学的方方面面。

三、近代文学的前现代性

中国近代文学虽然已经建构成一个学科，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是，从它的思想来源、关注的问题以及重要观点等，并不完全取决于学科本身的需要，一套相当完备的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也同样是指导近代文学的理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现代国家的梦想，毛泽东作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他获得了全民族的衷心爱戴，建立了至高无尚的权威，他成了民族灵魂的化身。对毛泽东的信赖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成了一个时代流行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它已经融进民族群体的潜意识。作为文学生产的群体，不仅要受到民族群体意识的影响，同时，旧的社会制度死亡之后，对于大多数文学家来说，他们也需要自我认同的重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