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范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经济周期宏观调控灵活性

经济周期实质上反映的是一国的经济体系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对其均衡状态偏离与调整的过程。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发展方式一直都是不断变化的；经济在沿着其总体发展趋势运行和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经济活动的上下波动，表现出周期性的特点。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有时发展地很繁荣，有时又会出现低迷现象，经济在其总体发展趋势中，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征。

一、经济周期的简要解释

1825年，英国发生了世界上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此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注重对经济周期这一问题的研究，他们给经济周期下了此定义：“经济活动水平的一种波动，它形成一种规律性模式，即先是经济活动的扩展，随后是收缩，接着是进一步扩张。这类周期随着产量的长期趋势进程而出现。”从经济学家们的描述中，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经济周期：经济活动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并不断重复的现象就是经济周期。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运行阶段与历次宏观调控措施回顾

关于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划分存在着争议。一般根据经济增长率的“谷—谷”划分法，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阶段划分为：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9年、2010-至今。

（一）1978-1981年间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运行速度猛增、财政赤字较为严重、外贸赤字出现及外汇储备接近于零，此即第一轮经济过热。

针对以上问题，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调控措施：搞好整体平衡；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抽紧银根，大力减少货币投放和各项贷款；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

（二）1982-1986年间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

经过1982-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投资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能源、交通、通信和各种原材料的供应出现短缺和价格的快速上涨。因而，1982-1986年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针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情况，政府采取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措施：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控制银行借贷规模、控制自筹投资、加强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等；同时，政府还采取了管理和监督检查物价、对信贷进行全面检查等措施。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央行职能。

（三）1987-1990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1987年为上个经济周期的恢复期。1988年我国实行的价格改革引起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热潮。伴随抢购风潮的是银行存款挤兑风潮，从1988年9月到1991年年底，我国进行了为时三年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主要集中在1988年和1989年，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主要是：加强调控物价；加强控制信贷规模，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缩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

（四）1991-1999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1991年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低谷后，我国经济开始迅速启动起来，步入高速增长时期。从1993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现象，金融秩序混乱。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政府注意到信贷和投资过快扩张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199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进行宏观调控的通知》，提出了有关调控措施。1993年6月，国务院提出了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央行于1993年5月、7月分两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1993年12月，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分离的金融组织体系。自1994年开始，财政出现赤字后向银行透支不再被允许；1995年1月、7月两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1995年、1996年继续实行双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这次调控的最大特点是政府综合运用各项调控措施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推进，特别是通过充分运用利率政策调控经济取得了很好的调控效果。财政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通过发行国债来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这一时期是政府配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阶段。

从1998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之国内供求关系逐渐向买方市场转变，通货紧缩与有效需求不足成为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对此，宏观调控措施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扩大内需、稳健的货币政策。

（五）2000-2009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2001年开始，我国经济周期进入上升阶段。到2003年，随着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我国经济走出了通货紧缩。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迹象和一些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较快增长，国家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决策和安排。此次宏观调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货币政策特别是公开市场操作在调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依然呈现出过快增长的特点，一部分行业出现了投资过剩，经济出现局部过热，通货膨胀日渐加大。针对出现的新问题，政府于2004年年底将宏观调控措施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向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转变，以此避免投资和资产价格的过度攀升。

2006年，全球各类资产大幅度上涨，导致国内资产价格也随之上涨，流动性过剩成为我国经济的首要问题。此外，旺盛的消费需求也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埋下隐患。另外，由于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和强劲的出口势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2007年和2008年我国经济再次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因此，反通胀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同时，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于次年蔓延至全球范围，形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我国外部需求显著收缩，国内失业比例增加，加上全球通胀压力开始缓解，通缩风险同步增加，我国经济面临着刚刚“降温”又急需“升温”的境况。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和可能面临的经济下行趋势与通货紧缩，2008年11月，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确定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货币政策由“从紧”到“适度宽松”，显示出在多种的调控目标面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变化更具有灵活性。

到2009年，我国各项经济数据全面下降，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一起下降，并且降至了近十年来的一个相对低点。但在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2009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有所起色。而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经济在其带动下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

三、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分析

“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美国20世纪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之一罗斯科·庞德的这则名言揭示出了这样一个真理：法律应当并且必须具有稳定性，但其稳定性是一种相对稳定性，而不是绝对的，法律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而是应该根据社会政治、经济、人们的价值取向等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唯有这样，法律才是有价值的法，才是“活”法，才是“良法”。笔者将此界定为法律的动态性，即法律的灵活性。经济法的灵活性在一国每轮经济周期发生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则更能充分体现经济法的这一灵活性。

（一）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界定

如前所述，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即：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此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的职能。

（二）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在经济周期中体现的特征

1.变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经济周期阶段发生的背景既有“市场失灵”问题，亦有市场虽处于正常状态，但市场经济形势却发生了变化。

就前一种情况而言，在我国市场经济出现缺陷时，国家当然要伸出“国家之手”，调整相关的宏观调控法规和政策，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使市场恢复正常和健康状态，此时，宏观调控法便相应地呈现出了变动的特征。

另外，“市场失灵”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国家针对每次经济周期产生的背景“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对策”对其进行干预，使市场恢复正常，这也体现出了宏观调控法的变动性的特征。

此外，即使市场处于正常状态，但这一时期的市场仍然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此时，国家不需也不应时时刻刻对某种具体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国家的宏观调控法应该以市场经济的需要为前提，若市场经济形势发生了改变，则国家的宏观调控法也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宏观调控法又呈现出变动的特点。

2.扩张性和回复性

一方面，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是国家运用公权对私权的一种干预。政府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极易走向专制，从而就成为了破坏市场的“利维坦”。因此，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律，其必然也具有潜在的扩张性的特征，这种扩张性会给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市场出现“失灵”现象，经济出现波动时，需要国家公权的扩张，对那些在市场经济形势正常时不应干预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此时宏观调控法律应对经济周期的“扩张”是为弥补市场缺陷而“扩张”，是为了使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和正常化。

对于所述第一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一定要加以控制，使其回复到“原貌”。这时，宏观调控法就呈现出了回复性的特征。而对于上述第二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其实也并不是没有限制，也需要对其加强控制，这是因为国家干预也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的风险。如果对国家干预不加以控制，任由政府无限制地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就会导致出现新的市场缺陷，使市场再度失灵”。所以，对第二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也同样需要控制，使其回复到干预前的“原状”，因而从这个层面讲，宏观调控法呈现出了回复性的特点。

3.相对稳定性

虽然每一经济周期运行阶段所呈现的特点和暴露的问题不尽相同，与此相对应的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也不相同，但并不能就此否定宏观调控法的稳定性。宏观调控法在具有动态性特点的同时，也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站在长远的角度来看，宏观调控法具有动态性，但从细微处具体来看，正是一个个具体的相对稳定的宏观调控法律才促使宏观调控法持续、稳定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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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通业所有制结构经济绩效动态影响

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作为联结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的流通产业已逐步从一个末端产业上升到一个先导性产业，在我国宏观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我国流通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改革，已逐步建立起适应流通业自身和宏观经济发展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在引导国内产品生产、流通，促进消费、扩张内需、扩大就业面、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1978年以来，我国流通业的所有制结构大致经历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主导的强制性所有制结构变迁，一次是改革开放后政府引导以个体私营经济占主导的诱致性所有制结构变迁。其中，由政府引导的诱致性变迁是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迁的主要形式。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政府已出台了很多鼓励流通业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小型流通业企业不断转向非公有制企业，流通业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个体私营流通企业得到快速发展，而流通业国有资本却正在减少。受政府引导和市场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经营方式发生了一系列转变：一是传统运输仓储业不断向现代物流业转变，二是传统批发零售业不断向新业态转变，三是传统流通经营方式不断向连锁型经营方式转变。而这些转变都滋生了非公有制流通经济成分，使得流通领域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流通业所有制结构不断调整。

既然流通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那么流通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会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呢？基于这个问题，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为切入点，研究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动态效应。

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经济效率的比较

由于不同主体的所有制方式对经济资源存在不同的配置，因此，这些所有制方式的经济效率也各不相同。本文尝试采用一定的定量方法，测算我国流通业不同所有制的经济效率。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流通业就业水平、主营业务收入和税收附加这三项指标作为流通业的经济产出因素，分别用我国流通业不同所有制方式的从业人员数、主营业务收入、税金及附加表示；选取流通业资产规模作为经济资源指标，采用我国流通业不同所有制方式的资产额表示。

根据所选指标，可以得到流通业所有制就业、所有制主营业务收入、所有制税金和综合所有制共4种所有制结构效率，其计算模型如下：

EL=L/A，EI=I/A，ET=T/A（1）

E综合=（EL+EI+ET）/3=（L/A+I/A+T/A）/3（2）

其中，A、L、I、T分别表示流通业某种所有制经济的资产占流通业总资产的比重、就业人数占比、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税金及附加的占比。EL、EI、ET、E综合分别表示该种所有制经济的就业所有制效率、主营业务收入的所有制效率、税金所有制效率和综合所有制效率。这里，所有制结构经济效率与经济资源成反比，与经济产出因素成正比。当所有制结构经济效率E大于1时，表明该所有制经济可以用较少的资源创造较多的产出，因此经济效率也较高，反之则该所有制的经济效率较低。

本文选取2008-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其中流通业指标采用批发、零售业的相应指标表示，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对数据进行整理，得到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的经济效率，结果如表2所示。

由测算结果可知，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经济效率在5年间基本呈提升趋势，而且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联营制这三种所有制结构的效率值从2010年起就全部大于1，说明我国流通业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和联营制的就业所有制效率相对较高。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经济效率在2008-2012年基本呈提升趋势，而且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这三种所有制结构的效率值从2009年起基本大于1，说明我国流通业国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的主营业务收入所有制效率相对较高。流通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的税金所有制效率相对较高，但只有国有企业的税金所有制效率基本呈上升趋势，联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的税金所有制效率明显呈下降趋势。

从我国流通业综合所有制效率来看，2008-2012年这5年期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综合所有制效率基本大于1，这说明我国国有、集体流通企业、股份制流通企业等的所有制结构效率较高，而有限责任公司、外资流通企业等所有制经济的效率较低。

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动对宏观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为了测度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动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本文借鉴以往研究经验，引入流通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度两个指标，模型如下：

Git=ΔCIRt/ΔGDPt×αit×100%

（3）

Pit=ΔCIRt/ΔGDPt×RGDPt×αit×100%（4）

其中，下标i指代所有制结构（包含公有制和非公有制），t表示时期；Git和Pit分别表示流通业第i种所有制经济方式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度；ΔCIRt表示t时期流通业增加值的变动值，ΔGDPt表示t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值，RGDPt表示t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速率，αit表示第i种所有制经济方式占流通业整体的份额（由于缺乏我国流通业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增加值，因此在衡量不同所有制经济方式占流通业整体的份额时，采用流通业就业人数作为替代指标，即采用不同所有制方式的流通业就业人数占流通业整体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

本文选取1993-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根据式（3）、式（4）分别测算我国流通业公有制形式和非公有制形式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度，结果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

由图1可知，我国流通业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量值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变化趋势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流通业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呈下滑趋势，1993-2001年这9年期间，公有制经济的贡献度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态势；而2001-2004年期间，公有制经济的贡献度呈显著下滑，2004年的贡献度仅为1.67%；2004-2012年贡献度的变化趋于缓和，数值基本维持在2%附近。与流通业公有制经济相反，流通业非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仅1994年、2000年、2004年和2009年贡献值出现一定幅度下降。1993年非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仅为0.29%，远低于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4.61%），但2012年非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达到11.23%，远高于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1.60%）。计算可得，1993-2012年期间，我国流通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分别为4.22%和4.57%。

由图2可知，我国流通业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无论是在量值上还是变化趋势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流通业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度总体上呈下滑趋势，1993-2012年期间仅1994年、2000年、2006年、2007年和2010年这5年拉动度出现一定幅度提高。从1997年起，流通业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度都低于1%。与流通业公有制经济相反，流通业非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在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是，流通业非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度也存在一定的阶段变动，从1993-2007年，拉动度呈指数型提升，而从2007-2012年，拉动度发生了明显的波动，尤其是2009年拉动度从1.62%降为0.74%，下降幅度达0.88个百分点。计算可得，1993-2012年期间，我国流通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平均拉动度分别为0.65%和0.67%。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在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流通业非公有制经济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而流通业公有制经济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贡献正趋于减弱。由此可见，当前调整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是极其有必要的。

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经济绩效动态影响的实证分析

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效应，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流通业对宏观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已成为当前我国流通经济贡献的主力军。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绩效的动态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反映经济绩效与流通业所有制结构的模型进行再分析。受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政策变动、国内外环境冲击等因素影响，我国流通业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此对国民经济绩效的影响也不断变化。为此，本文考虑一种可变参数模型―状态空间模型，测量这种动态影响。状态空间模型构建如下：

量测方程：lnyt=β+αtxt+ut

状态方程：αt=γ+θαt-1+εt

（5）

其中，yt为经济绩效变量，xt为流通业所有制结构的变量，β、γ都为常系数，θ为状态方程的变量系数，αt为时变参数，ut为量测方程的误差项，εt为状态方程的随机误差项。

本文选取劳均产出水平作为经济绩效指标，即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具体用国内生产总值与总从业人数的比值表示。由于上面的分析已表明我国流通业非公有制经济正不断扮演主力角色，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这里采用流通业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数占流通业总从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流通业的所有制结构。仍以1993-2012年为样本期，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回归得到结果如下：

量测方程：lnyt=0.468+αtxt+[var=exp（-2.772）]

状态方程：αt=0.621+0.826αt-1（6）

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经济绩效影响的时变系数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基本为正向效应（除1993-1995年外），且总体上这种影响效应呈现上升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阶段性变化特征。笔者将此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3-1997年，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断增加，其原因可能在于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社会经济体制不断改革，个体私营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动对经济绩效的影响逐步提升。第二阶段为1997-2002年，这段时期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先降后升，下降的原因可能在于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不断改革，流通业体制不断深化，进一步带动流通业发展，也促进经济绩效不断提升。第三阶段为2002-2008年，这段时期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出现波动性下滑，原因可能在于2003年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外流通企业的进入对国内市场带来压力，而且国内流通市场也逐步趋于饱和，因此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出现下滑。另外，2008年再度爆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削弱了这种影响。第四阶段为2008-2012年，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出现新一轮不断增加的态势，原因可能是“十一五”后半期至“十二五”前半期，国家大力倡导流通业等一批服务业的发展和转型，进一步提升流通业的先导能力，进一步促进流通业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尤其是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的经营业态不断增多，因而对宏观经济绩效的影响也不断提升。

结论

本文从我国流通业各所有制经济结构的经济效率的比较入手，研究发现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效率存在较大差异。然后，测算了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动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度，发现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贡献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反，非公有制经济对宏观经济的贡献度和拉动度总体上趋于提升，而公有制经济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贡献正趋于减弱。最后，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经济绩效的动态影响。研究认为，我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总体上呈现提升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即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经济绩效的动态波动性影响较为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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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索菲，张晓峒.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制度变迁效应研究[J].商业研究，2011（4）

3.SimonKwan.OwnershipStructureandFirmPerformance：EvidencefromtheBankingIndustry[A].101MarketStreet，SanFrancisco，CA94105

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范文篇3

一、宏观调控的经验总结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曾经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怪圈，也是宏观调控在活力与秩序面前常常面临的两难选择。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突出了调控和综合性、间接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大大提高，调控能力明显增强，微观主体放活了，宏观经济有序了，有效地解决了调控中的两难选择，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宏观调控实践基础上取得的成功经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宏观调控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治理整顿时期的反通货膨胀。执行宏观调控紧缩政策后，物价上涨得到遏制，通货膨胀得以缓解，社会总需求膨胀的局面初步得到控制。二是“八五”时期的“软着陆”。启动间接宏观调控，在“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指导下，经济实现了“软着陆”，既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又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三是“九五”时期及“十五”初期的扩大内需。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既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的不利冲击，又有效地克服了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困难，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快速增长。13年来的实践使我国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

1、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提高宏观调控的综合性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宏观调控，注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等各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实现了“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扩大内需”与发展对外经济紧密结合；二是坚持扩大需求与调整结构、改善供给并举；三是坚持投资和消费的双向启动；四是坚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和协调运用。通过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支出的财政政策，通过控制信贷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顺利完成了治理整顿的各项任务，实现了反通货膨胀的预定目标。通过在调控总量的同时，加大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在坚持扩大内需为主的同时，积极促进出口的增长，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防止了通货紧缩趋的加剧，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降低银行贷款利率，扩大融资渠道，放宽投资领域，促进了国有和民间投资的较快增长。通过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提高出口退税率，扩大出口退税范围，扩大企业出口经营权，改善通关环境，促进了出口的较快增长。通过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努力扩大消费信贷，确保了消费的稳定增长。

2、减少直接宏观调控的同时，重点加强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为主的间接调控，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财政资金逐步减少直接投入竞争性领域，金融调控手段也从贷款规模限额管理转变为利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在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型管理体制，主要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外汇操作、再贴现等金融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

3、宏观调控政策适时适势灵活调整

“九五”前期，我国针对当时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情况，采取了“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随着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下降，1997年在继续实行“适度从紧”政策的同时，实施了“稳中求进”的政策，两次下调利率，使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1998年以后，根据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扩大，商品供给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和需求不足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变化，又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从控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抑制通货紧缩，并运用灵活的经济杠杆努力“扩大内需”，这一系列调控政策措施的实施收到了预期效果。

4、宏观调控政策的适应性明显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外需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战略重点，但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1998年及时灵活地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要立足于国内市场，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从注重追求增长速度转变为既注重增长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调控的战略重点从出口导向、发展外向型经济，转变为立足国内市场，积极“扩大内需”。立足于国内需求不仅作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观调控取向，而且确立为以后的中长期战略方针，从而使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了可靠的保障，也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更高层次。

5、牢牢抓住经济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放松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宏观调控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进行，把促进发展作为调控的作用点。无论是遇到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百年不遇的特洪涝灾害，都牢牢抓住经济发展不放松，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实施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变革和调整宏观调控的内容、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在发展中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是通过实施宏观调控来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的实践，我国的宏观调控逐渐走向成熟，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到2000年，城乡居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但是，我国的宏观调控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也将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如，经济增长问题、提高消费率问题、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加快战略性产业发展问题等，宏观调控本身也存在一个改革和完善的要求，如何通过自身的法治建设和制度创新，促使宏观调控突破体制性、政策，建立起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和咨询服务机构，使国民经济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是今后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二、宏观调控的新阶段特征

1、宏观调控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也必须具有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征，适应新世纪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十六大报告进一步确定宏观调的主要目标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把这四大目标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目标的调整意味着我国的宏观调控更具战略性、宏观性，调控行为更为市场化、法治化，适应和满足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也更有益于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2、宏观调控环境发生了变化

从外部环境来看，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重大调整阶段，动荡不安将构成其基本特点，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更强，国际金融市场随时存在着金融危机复发的危险，但我国目前抵御金融风暴冲击的实力明显不足。从内部环境来看，经济运行机制将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国将进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后期”，市场化改革将深入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经济也将在确保增长速度和追求增长质量的博弈中谋求发展。在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对外开放度日益增大，各种风险不断加大且相互转化的情形下，宏观调控的任务更加艰巨，而直接依靠金融行政手段进行调控的做法将被逐步弱化，代之以主要依靠公开的政策法规，更多地依靠财税政策等手段，这需要更大的透明度，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

3、宏观调控特征发生了变化

一是结构性调控。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的主要矛盾正由总量转向结构，要想在增长速度和提高质量上获得双赢，就必须着眼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将主要精力放在推进结构调整上，实施有效的结构性调控政策，在调控的手段运用方面也要更多地注意解决好对结构的调整问题。因为结构本身是一个动态性问题，始终会随着需求和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追求的不是一劳永逸式的调控，更不能着眼于一次性调控，否则调控出来的结构总会落后于客观发展的变化，而应必须实施一种动态的连续性结构调控。二是开放性调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加入WTO，我国参与世界竞争和国内市场开放的步伐在加快、领域在扩大，外需和内需一起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发展更多地受到世界经济走向的限制，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负面影响。我国要在走向全面开放和WTO框架下按照国际经贸规则进行调控，必须既保持宏观经济的内部平衡，也重视对外平衡。三是融合性调控。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宏观与微观的融合，二是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融合。调控是有层次性的，它既是一个宏观上的调控问题，也是一个微观调整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只有融合、落实到微观层次上，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微观层次自主调整基础上的宏观层次的调控才有可能实现预期效果。同时如何在融人国际市场中做好国内资源配置，站在全球范围来考虑国家资源优化配置，这也是宏观调控面对的新问题。四是动态性调控。商品从生产到价值最终实现，是商品价值由潜在的价值到实现价值的动态转化过程。同样，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分析，整个社会经济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是由若干动态环节组合而成的链条。同时，现代经济又是一个有秩序的动态体系，一旦这个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体系都要受影响，因此，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动态监控。五是宏观性调控。在社会产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并出现过剩的时候，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使用将更加注重资源的配置效率，产品结构调整、资本结构调整、投资成本和风险控制作为供给形成的硬性约束条件已经形成，市场供给主体的微观行为更加自主化、市场化，也更具有效率性，无需直接的宏观调控就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样的情形下，需要实施的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宏观性调控，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已不再是微观主体，而是促进有效率的竞争环境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形成，实现市场机制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公平性。

4、宏观调控理论有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现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多年来经济建设总结的经验。十六大报告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作了新的阐述。一是对政府职能作了进一步准确界定，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这一论述为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对宏观调控

目标作了明确调整，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三是对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作了新概述，把国家计划放在宏观调控政策中较为重要的位置，同时注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使用和各政策工具间的相互配合，重点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宏观调控理论体系。

三、宏观调控的改革和完善

1、宏观调控要有利于体制转型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我国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实施宏观调控必须有利于体制转型。一是要处理好政策效应与体制效应的关系。在拉动经济增长，实施反周期对策中，政策作用和体制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二者比较，政策的效应来得快，但它是外生变量，不能持久；体制的效应来得慢，但它是内生变量，作用持久。在转型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体制因素尚不完全具备，体制作用还会受到很大限制，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全寄托在财政货币政策上而忽视从体制改革和创新中寻找出路。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必须有利于体制转型，把体制效应摆在首位，不能给体制转型设置障碍。二是要处理好拉动经济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关系，积极培育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因素，不能以加深潜伏的财政金融危机为代价来保持暂时的经济增长速度。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实行时必须把握好“度”，在不牺牲财政金融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谋求GDP近期的快速增长。

2、宏观调控应在法治原则下运行

目前，不少基于宏观调控而实施的政策措施却背离了宏观调控的初衷，变成了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之所以发生这种偏差，关键问题就在于忽视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遵循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要求，调控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从经济意义上看，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退出市场竞争，成为真正的市场规则制定者与管理者；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职能从管理性为主转换为服务性为主；从法律意义上讲，宏观调控则意味着政府在管理经济时，不再依赖领导者的臆断，而是遵循体现公民意愿的法律规则来进行。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去认识和实行宏观调控，都脱离不了法治原则和法制建设的要求。我们认为，宏观调控立法应当注意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立法应对宏观调控的权限范围作出明确规范；二是宏观调控主体应当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三是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遵循规范程序和公正原则。3、宏观调控要把握好目标平衡

成功的宏观调控既是各种调控手段和方法单独发挥作用的结果，更是各种手段和方法综合实施的成就。只有把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调控的综合性、间接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运用得当，才能在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就业率和国际收支四者之间寻求到宏观调控的最佳平衡点。经济增长率、通胀率、就业率和国际收支是宏观经济最重要的四个变量，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且往往难以同时达到人们期望的理想状态，因而被西方经济学称之为“神秘的四角”。但这四大目标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的内在要求，也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新阶段的发展需要，必须通过实施宏观调控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四者之间建立起一定的平衡。在寻求四大变量的最佳平衡点时，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按照既定的战略部署，适时灵活地调整调控方式。

4、宏观调控要加快制度创新

要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顷利实现，宏观调控的实施也要与时俱进，进行制度创新，尽快突破行政性资源配置体系。目前，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宏观资源配置体系中，传统的行政性配置资源方式尚未发生根本变革。主要表现在，发展中的最稀缺的资本投入仍然采取行政性配置方式，一些竞争性行业的行政管制依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金融保险等垄断行业以及土地、资本、人力资源等的市场化明显偏低，这些都十分不利于宏观调控的制度创新，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要打破传统的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按市场经济规律，借鉴国际经验，实行间接的、价值化的和引导性的调控，突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取消财政资金直接介入竞争性领域的分配渠道，按照“法治、监管、自律、规范”的要求，健全金融监管和运行体系，提高金融防范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