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01

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与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1]但是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前却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和成熟的意见，目前的主要观点有：第一，理论需要抽象，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因为人口、资源、环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象，所以首先要进行抽象。第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广义和狭义的两个范围，广义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仅要覆盖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内容，还应包括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再生产、狭义经济再生产与环境再生产三位一体的广义国民经济再生产体系。[2]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1）没有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表面现象抽象出这一学科最基本的概念，不是从一个基本概念入手，进行科学的演绎，形成其学科体系，而是对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而治之的研究。（2）没有形成一条研究的主线，在内容安排上存在或然性，明显存在切蛋糕式研究的缺陷。（3）没有按照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即不是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与概念体系去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和问题，而是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之所以归纳出以上问题，是为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分了解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才有可能有所进步，使学科建设逐步走向成熟。

二、二元价值论的研究方法

二元价值论基本思想的形成是从考察生产要素开始的，任何商品生产过程都必须有两个基本生产要素：人类劳动和自然资源，或称人力与自然力。如果自然力是无偿提供的，人人都可以享有，这时交换的双方在认定对方的物品对自己有用的基础上，他们愿意付出的只能是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这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如果我们对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进行深层的追问，还会发现一些未被揭示的问题：为什么自然力可以被设定为无偿的，这种假设成立的条件是否永远存在？人类劳动为什么必须是有偿的？合理的报偿是多少？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就会发现人与自然共同创造价值的二元价值论。事实上，自然力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都是有限的。对于可再生资源而言，如果人类利用的速度不超过其再生速度，它的补偿可以凭借自然力自发地进行，这时相对于人类而言，自然资源就是无偿的；如果人类利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超过其再生速度，依靠自然力的自我恢复更新无法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这时自然资源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在生产过程中的耗损也需要通过交换得到补偿；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由于其储量是固定的，在开发利用过程中，总量必然单调减少并逐渐趋于耗竭，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必须在利用可耗竭资源的同时积极投入替代品的研发，以便在可耗竭资源耗尽之时，有可资利用的替代品，避免由于资源耗竭而导致的经济崩溃。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如果假定自然资源是无偿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生产商品过程中的劳动耗费；如果自然资源不是无偿的，那么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劳动耗费与自然资源耗费的总和，二者都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这就是二元价值论的基本思想。

借助二元价值论这个概念，不仅可以把人口、资源、环境引入经济系统，使之成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阐明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以及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价值这个经济学和核心概念开始，依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构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方法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指的是一类组成部件非常多、结构非常复杂，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理论。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三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所以，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思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完全可行的。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系统理论方法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必不可少的方法，但是此学科的任何一个方面如人口部分又同样可以看作一个子系统，所以，这个学科可以分为许多子系统。而且在每个子系统研究过程当中又会生出许多变量。虽然我们也是用系统理论来进行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几乎不能逃脱一个套路：那就是总是偏向于细化每一个子系统，抽取主要因素，再加上几个假设条件，做出适合于某个子系统的一定条件下的模型。而这类模型与整个复杂系统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纵使把这些离散的模型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模型，也总是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所以，笔者认为，正是这样的研究方法导致了目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分块式研究的结果。正是因为学者们对于此学科的研究对象没有一个统一的成熟的意见，而且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将这些分块式的研究综合起来，如果长期以往下去，这个学科将有被分裂的可能。

综上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是一门由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拼凑起来的学科，而应该是一门反映人类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的以物质变换为核心的具有严密科学体系的新兴经济学科。从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应尝试运用二元价值论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利用大量专家和知识库、信息系统、各种人工智能系统、大型计算机，真正把人口、资源、环境看作一个整体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只有以这样的思路进行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的研究才可能从分块式研究模式转变到经济学的研究模式，才可能从原来模糊的定性研究转变为精确的定量研究。

参考文献：

[1]赵桂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1月北京第一版.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居民消费人口红利

一、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之理论探讨

凯恩斯消费理论是现代消费理论的起点。按照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总消费只是总收入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短期静态的消费理论。如果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角度来看，凯恩斯的理论是关于就业人口或工作人口的消费理论，因为它没有涉及青少年和老年人的消费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一个宏观总量消费理论。

直接涉及到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理论是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卢博格（Brumberg）的生命周期假说（1954）。按照该假说，消费者按照效用最大化原理，将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优配置。年轻时，由于没有收入，消费来自父母，因此，这一阶段是负储蓄；而进入工作阶段后，由于要赡养孩子和抚养老人，这一阶段工作人口的收入除了自己的消费外，还必须储蓄一部分给孩子和老人；而老年人则主要靠子女或自己的储蓄来支撑消费。因此，从静态的观点来看，一国青少年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高，消费需求也相应越大，而储蓄率也就越低。相反，如果一个社会成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大，该国的居民储蓄率就越高。

但生命周期假说忽略了一些影响居民消费或储蓄行为的重要因素。例如，退休人口可能会遗赠一部分财产给子女；他们还会保留一些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因此，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会部分抵消因老龄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的下降。相反，如果工作人口比例的上升伴随着长期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人们可能会因为预期到将来的收入增长而增加消费，这会部分抵消因劳动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的上升。

与生命周期假说基本相似的理论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弗里德曼将收入分为两部分：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他认为消费者收入中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构成决定了消费水平。对于一个预期的收入的持久增加，消费水平会持久增加。而对于一个暂时的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暂时的收入增长诱致的消费增量小于持久收入增长诱致的消费增量。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都认为长期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生命周期假说强调预期支出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而持久收入假说强调预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角度看，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与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有相似的结论。

在生命周期理论之后，还有其它一些微观模型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将孩子和储蓄等都看成是家庭所拥有的不同形式的商品，它们的经济功能是相同的，都是养老的一种工具，因此，孩子数量和储蓄数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家庭孩子数量较多时，可以相应减少作为养老保证的家庭储蓄；孩子数量较少时，增加储蓄（或减少消费）以防老。

另一种与家庭储蓄需求模型类似的理论将分析重点放在家庭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上，该理论不是强调孩子数量和储蓄数量之间的替代关系，而是强调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的替代关系，家庭孩子数量增加时，在既定收入下，父母可用于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会下降，从而减少消费。如果孩子数量减少，家庭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增加。

许多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生命周期理论予以修改或补充。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老年人口的储蓄或消费行为的修正。例如，老年或退休人口可能会遗赠一部分财产给子女；由于死亡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疾病的可能性，老年人还会保留一些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会部分抵消老龄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的下降。但是，如果下一代预期到上一代的遗赠，则下一代可能会减少自己的储蓄，增加消费。遗赠动机对居民消费的净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不过，有研究表明，遗赠动机其实是很小的,并且常常是非自愿的和偶然的。消费或储蓄行为更多地受到个体死亡风险的信念的影响，而不是群体死亡风险水平的影响。除了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之外，流动约束也会导致老年人口储蓄的增加，因为退休人口必须更多地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流动约束的作用可能比较大。

二、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之实例分析

现有实证文献大多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专门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实证文献比较少。但是，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的上升。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间接的关系。另外，根据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理论，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到居民储蓄率的高低。而储蓄和消费实质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因此，按生命周期理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还是直接相关的。

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经济快速增长时，这些国家或地区也正在发生人口转型，因此，它们成为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经验关系的合适的例子。王德文（2006）对此有一个全面的分析。他分别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例，解释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奇迹背后的人口因素。他的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日本经济起飞的时间（1950－1973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29％。与此同时，日本正经历人口转型，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同时下降，日本的抚养系数从1950年的68％下降到1970年的45％。王德文因此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导致日本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经济增长带来了人均收入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上升。日本的经历表明，人口年龄结构成年型产生“人口红利”，长短期内都会带来居民消费的增长。日本在1989年经历股市泡沫之后，陷入连续10年的经济低迷期。有人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解释，认为日本的“人口红利”期是1950－1990年，持续了约40年，而1989的股市崩溃正是因为日本“人口红利”期已经结束。与此相伴随，日本的居民消费也是一蹶不振。

日本经济繁荣期（1950－1989年）和萧条期（1990－2000年）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变化轨迹初看起来确实如生命周期理论所预言的：人口成年型时期，经济和居民消费增长；人口老龄化时期，经济和居民消费低迷。但是，其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证实。至少有三个问题尚未得到明确的解决。第一，日本的国内市场狭小，一直依赖外需维持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并不是驱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1989年的日本股市崩溃并不一定导致了日本的居民消费低迷。所以，还不能确定是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引起了日本的居民消费不足。第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6－1964年）出现了所谓的“婴儿潮”（BabyBoom），日本也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类似的“婴儿潮”（在日本称为“团块世代”）。两国都经历了同样的人口转型，但在美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什么没有引发类似日本一样的经济变化――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第三，日本的经济增长确实在股市泡沫之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同时，日本的人口也在下降。如果将人口因素考虑进去，日本人均GDP的增长并不如日本的GDP增长那样差。

在日本之后，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也经历了类似的人口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其中中国台湾在1962年时总抚养系数高达94.1％，到1995年时已经下降到了45.8％，下降幅度超过一半，同期经济增长约6％左右。韩国从1961年开始控制人口，该国总抚养系数从1965年的88.3％下降到了1995年的41.4％，下降幅度超过了一半。而韩国同期人均收入增长年平均约6％左右；人均GDP在1962年时只有83美元，到1995年时已经超过了一万美元；居民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王德文认为，韩国有效利用了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是取得“汉江奇迹”的重要原因。

三、是否存在“人口红利”

有许多研究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Bloom和Williamson，1998；王德文，2006）。但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效利用了当时的国际产业转移机会，实行外向型经济。可能是政策而不是人口因素促进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另外，亚洲“四小龙”都是人口规模很小的经济体，把它们的经济崛起归功于人口转变没有普遍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也伴随着人口的急剧转型。1978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保持着年均9.7％的增长率。也正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经济的因素，中国开始了人口转型的过程。1982年，中国总抚养系数高达62.6％，而到2005年，总抚养系数已降至38.88％。蔡的研究正是表明了这一点（蔡，2008）。以“总抚养比”做人口年龄结构指标进行研究发现，1983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并且，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

曾经有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预测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最高、增长最快，而且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年。蔡的研究与此项结论大相径庭。他认为中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3年左右达到顶点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同时，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中国家的1.1％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

根据蔡的预测，伴随着人口扶养比的增高，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转变为人口负债。他认为，当我们有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增长模式――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时，就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发展模式，保障最大化就业。根据东亚各国的经验，以劳动力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是可以过渡到以技术进步促使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的。到205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之间是否确实存在稳定的相关性？人口年龄结构是否确实是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注意到这些国家都在亚洲，生命周期理论所预言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更广泛国际数据的支持，因此，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经验关系尚待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1]王德文：人口转变与东亚奇迹：经验与启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蔡：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D].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演讲，2008-3-24.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篇3

新千年伊始，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于2000年3月召开，同志在重要讲话中指出：“切实做好计划生育、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的工作，对于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协调推进。[2]”中共中央、国务院还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紧密结合起来是近年来实践给理论工作提出的重大课题。在经过修订的教育部专业目录中，理论经济学下设专业中撤销了原有的人口经济学专业，增设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及时体现出这一理论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尽管研究文献中已经拥有很多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方面的论文、著作和教科书，也已经有很多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但是作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使人感到现有研究的理论框架仍然带有其产生学科理论结构的局限。比如，在人口资源环境综合研究中虽然对于各个对象之间的联系有所理论表述，但显得比较牵强。又如，对人口、资源、环境某一对象的经济理论框架中虽然已经将这一对象与经济联系起来，但显得自成体系，互相割裂。显然，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学科尚处于其孕育形成的阶段，如何在理论上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纳入整体发展模型，如何在宣传和实践角度正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摆在政府、社会团体和公众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一、人口、资源、环境的概念化

理论需要抽象。抽象是从对象的多种属性选取一种属性，以便归“类”。而对象的其他属性在这一“类”中被视而不见。当然，抽象的属性是依据主体的需要而定的，是理性层次的认识。但是，“由于在现实中属性与实体是不可分的。其他属性可以在如此这般的归类被视而不见，但却无法取消。因而只要关注点有所转移，同一个对象物就可被归入另一类。这正是思维中的规定性与现实的多样性的矛盾产生的原因”[3]。但我们在做理论工作时，总是必须经过抽象，否则不可能将认识推入事物的本质。

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因为人口、资源、环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象，所以首先要进行抽象。通常所说的狭义人口主要包括人口的数量和性别年龄结构，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影响仍可以通过一套换算权数折算为人口数量，因此人口在理论框架中成为其统计学定义的人类数量总体。至于人口的地理分布问题，实际上在缩小具体研究的地域口径时便可以得到反映。资源也包含多种，环境也存在不同方面，在进行理论研究时，它们也可以通过各自的换算方法折算为一个量或指数。在这三个对象具有单纯形式后，一方面便相对于各自的理论概念，便于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得到了量化的表述，形成了量化分析的基础。

这种研究对象概念化是理论研究的必要。否则，我们便不能确定我们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于是便很难展开理论上的演绎。比如，人口作为理论的研究对象，成为有关人口研究中最基本的范畴。所以，它的定义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国许多有关人口理论的著作中，都普遍地存在着将人口与人、人类、社会等概念混淆的现象，这无疑阻碍了有关理论的发展[4]。

当然，在实际应用理论做具体问题研究时，我们仍需要还原三个对象原本比较复杂的具体形态来加以分析。因此，我们应当承认，理论研究和实际研究在定义的抽象层次上不同。此外，实际中的具体问题研究在地域范围的口径上也有特定的限制。

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经济过程得以建立

如何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对象联系在一个理论框架中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存在一种倾向，即直接将三者联系起来。这种倾向显然忽略了经济过程处于三者之间的作用。其缺陷在于：第一，如果将经济过程排除在研究框架之外，我们将很难解释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理论分析也很难深入下去。第二，如果将经济过程排除在研究框架之外，这一研究也不再隶属于经济学科。

我认为，人类是通过其物质生活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的，而其物质生活最主要的部分在于经济生活。经济生活又主要反映在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

因此，人类主要是经过生产和消费两大方面的物质生活而与资源、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人口（作为人类群体的数量抽象）与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能脱离经济过程来抽象地谈。如果将此作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基本理论框架，可以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简略表示为图1所示。

人口中只有一部分人作为劳动力参加经济过程，其他物质资源为经济过程提供劳动对象。这是经济过程所需的两种投入。经济过程的产出中既包括最终消费品，也包括其他物质形态的废弃物。前者被人类消费，后者排放后会影响环境。人类在生活过程中通过对最终消费品的消费，得以生存和繁衍。同时，又产生出生活废弃物，影响环境。环境又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生活，并导致人口数量的变化（包括人口的自然变化和机械变化）。

图1通过经济过程将人口、资源、环境联系在一起。经济过程处于三者之间，起到联系枢纽的作用。由此说明，如果不将经济过程纳入研究框架之内：

第一，我们就看不到资源是如何转变为可以供人类直接消费的生活消费品的。

第二，也看不到资源如何转变成破坏环境的废弃物（起码由生产过程直接产生的部分看不到了）。

另外需要加以说明的两点是：

首先，尽管现在人类赖以生存的许多物质消耗仍然处于经济生产过程之外，直接来源于自然形态的资源，然而这部分资源在人类物质消耗中正变得越来越小。此外，地球上的资源已经展示出枯竭的前景，同时许多自然形态的资源正在由于污染受到极大的破坏，处于极需节约和保护的状态。它们的价值尚不能正确反映在现有市场经济运行中，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珍惜，因而呼唤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产生。图1并没有明确设置这种类型的资源，而是将其直接作为环境状况来对待，并标志出它们通过对人类生存的影响而作用于人口。

其次，实际上环境状况也会影响到经济过程，比如在较恶劣的环境下会导致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物化投入可能会加大，另一方面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也会提高。

由于资源是经济生产过程的基本投入，并且本身所带的稀缺性特点，它在早期经济理论中就已经成为研究对象，资源的稀缺性也成为价格理论的基础之一。然而，这并不妨碍单个厂商在其实践中珍惜自己所能利用的资源，而浪费和破坏自己不需要但别人需要的资源。环境基本处于早期经济理论研究框架之外。虽然今天良好的环境也日益变得稀缺，然而由于它主要处于经济生产过程的产出一端，厂商并没有将其作为资源加以考虑。另外，即使环境破坏要使厂商付出更大的生产成本时，只要其对于自己而言其在追加生产成本大大低于生产利润，他仍然不会更多关心被破坏了的环境。

其实，资源和环境问题上都存在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外部性指有些成本和收益对于决策单位是外在的事实[5]。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社会真实成本与个别成本的背离，意味着社会收益不等于个别收益。自发形成的市场并不能自动优化调节外部性问题，往往需要政府制定政策加以干预。资源、环境问题的共同性之一便是外部性特征很强，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政府的政策调节和管理是极为重要的，必须通过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使得微观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在其运行当中内部化，即外部性收益和损失得到必要的补偿。所以，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宏观经济学，应该将资源主要作为宏观经济过程的输入，而将最终产品和环境两者作为经济过程的输出，来研究经济如何运行才能取得最大效益。人口的再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也存在外部性。人口在这个经济模型中的位置比较复杂，一方面其中的劳动力部分直接投入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又要作为最终产品的分母，参与评价生活质量的提高。

如上所述，将经济过程排除于研究框架之外，人口、资源、环境之间便难以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联系，也更不可能开展经济学的研究。同时，将经济过程排除于研究框架之外，还十分容易夸大人类生活消费对环境的影响，而忽视了经济过程中生产性消费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三、在处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经济过程中，生产方式是主要矛盾方面

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解决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禁欲、节欲和的问题，也不能以呼吁某种全新的节欲文化作为主要手段。因为这种讨论只是以经济消费作为视角，而没有考虑经济生产这一更为重要的环节。

第一，人们要想消费必须先进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就需要消耗资源，并且不仅生产出产品，而且排放出其他对环境起破坏作用的废弃物。也就是说，在人们的生活消费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影响环境了。所以，在保护环境问题上只考虑生活性消费、不考虑生产性消费是片面的。

第二，随着工业化，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相比，生产性消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一般而言，生活性消费所产生的污染量不仅大大小于生产性消费所产生的污染量，而且生活性消费所产生的污染量是受生活消费品形式、内容和数量所制约的。也就是说，生产过程决定消费过程。

第三，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需要是我们的生产目的，也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之一。号召节欲实际上是从降低需求的角度来调节社会基本矛盾，这从长期发展考虑是不足取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一直有节俭的美德，但这种美德与固步自封、安于现状、不思创新并存，因此节俭并没有解救中国近代以来处于落伍和受欺凌的境地。

第四，节欲与节约之间有本质区别。因为，节约不仅包含反对生活消费中的浪费，而且包含反对生产过程中的浪费，这样便容纳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少单位生产产品的物耗和废弃物产出量等内容。并且，节约并不与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需要相违。

上述命题对于研究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很有意义。7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理论研究已经澄清了人口不断增长并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本质特征，因为人口增长不等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不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反而使资源更为紧张、环境更为恶化，并且人口增长所形成的劳动年龄人口抚养系数很高，成为经济起飞的巨大负担。所以，无论从长期发展还是近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我国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极为必要的。

但是，在理论上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阐述得并不是很明确，特别是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论被我国政府和理论界所采纳以后，这些方面之间的关系的理论阐述更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一个比较突出的倾向是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时，却忽视或贬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6]。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应该说是与其理论视野中没有将经济生产过程中的中间产品的生产与最终产品生产区别开来相联系的。其实，我们的生产目的是最终产品的日益丰富，而中间产品只是为了实现最终产品的手段。这关系到最终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节制最终产品的增长，而在于相对或绝对地减少中间产品数量。这无论是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还是对实现持续经济增长都同样是重要的，并且它使得持续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再矛盾，也能够协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缓解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四、在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极为重要

常有一种误解，增加一部分人口，社会生产好像只需要追加生产出他们所需要的消费产品便可以保证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降低。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在一定生产条件下，为了保证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降低，不仅需要追加增长人口的个人直接生活消费产品，还要追加相应的生产资料产品。也就是说，需要追加的社会产品量大于追加的消费产品量，两者之间差着一个乘数的影响。并且，这个乘数在工业化阶段始终处于迅速膨胀之中。也就是说，在最终消费品生产扩大时，存在着中间产品生产成倍的扩大，甚至出现最终消费品没有扩大而中间产品生产的迅速扩大（比如常说的“有增长无发展”）。而无论是最终产品还是中间产品都要在其生产中耗费自然资源、排出废弃物并影响环境。从上述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假定生产方式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增加与资源、环境的联系。

工业化以来，社会生产的迂回生产性质显得更为突出。所谓迂回生产指的是先生产生产资料，然后再生产出更多的生活资料[7]。经济学家早就发现，“生产过程越是延长，技术效果就越大”[8]。于是，对于社会而言，伴随最终产品增加的是中间产品更多的增加。这形成了工业化的典型经济增长方式。

然而，这种机械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从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来说，一头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新能源、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并且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还节约了资源，减少了生产环节和中间产品，减少了环境污染，甚至变废为宝。另一头是劳动力数量相对减少，但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那么，作为劳动力来源的人口再生产没有必要不断扩大规模。

总之，人（而不是人口）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主要是通过生产和消费与资源环境发生联系，其数量（即人口，包括总量及结构和分布）当然对最终产品需求有重要影响，因此对资源、环境起重要作用，但就可持续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并且，本文作者并不同意一般地说，“人口的”生产、消费方式影响资源、环境，来强调人口的重要作用。因为，首先，生产、消费方式并不是“人口”的，而是社会的。第二，生产方式主要不是由人口决定，而人口再生产却主要是由生产方式决定。

当前，人口无论是对经济发展还是资源环境都已构成巨大压力，缓解这一矛盾的确需要严格控制人口。而且，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也需要控制人口。尤其是因为人口周期长、惯性大，切不能为了搞短期适应牺牲长期发展的利益。所以，就中国具体国情而言，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好人口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但是需要指出，从理论而言，或者从长期发展角度而言，人口恰恰并不是可持续发展中的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在这个问题上经常发生将人与人口两个不同概念混淆）。因为，人口的控制或调节是很有限的，所以不能作为无限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当前中国的人口目标是达到并稳定在零增长上，也许将来还希望中国人口能减少一些，但这种调节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可持续发展真的要求人口规模不断下降，下降到最后便是人类的消亡，那么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消亡。这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本身相悖。所以，我认为可持续发展中更有作为的因素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和全民的素质。这些方面的能动性更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并且，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更带有普遍意义，也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的充分条件。超级秘书网

转变经济生产方式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条件下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它能够成为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支点。转变经济生产方式对于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意义在于，通过限制低水平层次的重复建设，扩大生产批量和应用新技术减少能耗和材料，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最终产品量与中间产品量之比，提高最终产品量与生产废弃物量之比。同时达到了节约资源和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它并不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矛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可以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取得，发展高效益、低物耗、低污染的重点产业。发展环境产业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它可以通过对生产、生活废弃物加以处理，变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甚至变为再生资源。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并不是直接研究新技术、新材料的技术科学，而是要研究处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经济过程，如何通过制度变化和经济关系的改变来解决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经济外部性问题，克服当前“市场失效”的现实情况。通过全新意义上的社会资源最优配置，达到全社会的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目标在内的长期的、整体的效益最大化。按照这一设想，其研究框架又可以用图2进行示意。

【参考文献】

[1]．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人民日报，1997-09-22．

[2]．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摘录）（2000年3月12日）．人口与计划生育，2000(2)．

[3]郭湛，吴汉民．只要人类在思考，就会遇到哲学．新视野，1997(6)．

[4]郭志刚．人口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中有关问题的思考——关于“人口”定义的反思．南方人口，1998(3)．

[5]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80．

[6]翟振武．关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若干思考．中国人口科学，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