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范文

论文摘要：学会在学术界和社会关系中有着重大的影响，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科学规范是科学家进行科学活动所遵守的行为准则，而作为科学家家园的科学共同体—学会应成为科学规范的操守者，同时具有对其成员在科学规范方面有着制约和评判的功能，体现了一个社会团体的社会责任。

学会，作为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团体，具有不同于其它科学共同体和社会团体的诸多特征，如学术的权威性和民主性、成员的社会广泛性、观点的包容性等。因此，学会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其它各界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有着独特的社会功能。科学规范是科学家进行科学活动所遵守的行为准则，而作为科学家家园的科学共同体—学会，应承担起科学规范的操守者和评判者的重任，只有如此，才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它一个社会团体应有的社会责任。

学会作为科学研究和推动科学发展的主体之一，以一定的形式把科学交流和科学合作组织起来，体现了学会的整体功能，同时也形成了学会内部及外部的各种伦理关系，对其成员存在着一定的制约性。因此，学会不仅包含了其个体的行为活动，而且关注集体的统一，更涉及这一组织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挥学会功能，以学会规范其成员履行自己的义务和促进道德责任感的内化，从而使学会实现自身的科学任务和伦理任务，维护科学规范。

一、学会应成为科学评判的权威者

科学评价也是科学规范的评价，主要在于促进科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相互交流，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成为认定研究者科研成就的重要途径，促使科学研究的规范化。

首先，学会曾是学术评价的最早组织。1665年1月和3月，英国的科学学会先后创办了两份科学杂志:一是((学者杂志》—内容繁杂，从科学的实验观察报告到一些社会信息都囊括其中;另一个是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一份较纯粹的科学杂志，侧重于收录在皇家学会所做的实验说明。学会杂志的创立促进了科学研究的交流，使科研成果得到永久的保留。为了获得不断的稿源，皇家学会通过一些制度(如优先权)来鼓励科学家们在《哲学学报》上公布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皇家学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国的几乎所有科学家(以及许多国外的科学家)，都由纯粹的研究者角色转变了学会会员、杂志撰稿者和读者的三重角色。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打破了研究的封闭性，希望通过及时发表研究成果，使其得到权威科学家的评价。因此，皇家学会建立了的评价制度，以控制稿件的质量，保持杂志和学会的声望。从此，它不但在英国而且在欧洲大陆，被广泛地承认是一个权威性的科学家团体。许多重要的科学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后来成为主编的奥尔登伯格说，“学会的这种公正原则和大方是非常值得称颂的，并且所有杰出的人都会得到鼓励尽可能地通报他们的知识和发现”。因此，默顿指出，“在确立它为一个权威性的科学团体的合法性的过程中，皇家学会逐渐形成了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提供证实的规范和社会安排。由此，学会开创了现代学术评价的先河。

其次，学会评价具有超越性。在科学评价中，由于存在着价值判断等主观性的倾向，出现差异和争议也是在所难免，尤其人文社会科学更是如此。正如科学哲学家内格尔所说:“社会科学却经常产生这一现象，即社会科学是那些进行无休无止的交锋的思想流派的战场。”他还认为，社会科学家在社会研究的逻辑中，总是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因此，他指出:“区分社会科学中采用的许多词项的纯粹事实内容和‘评价性’内容，不仅困难，且往往不方便;价值通常不仅与目的相联系，也与手段相联系。由于评价上的争议复杂性，需要一种超越性的学术民主。学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一种学术上的超越性。因为作为科学共同体的学会，能够把本学科、本专业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和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成为本学科一流人才聚集的权威性组织。同时，成员不仅来自理论界，也有来自实践第一线的专家学者，由此学会包容了各种学术观点，形成了百家之论，而非一家之言，体现了意见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因此，能够对本学科的学术成果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另一方面，由于目前的评价体制，各种学术利益群体存在着相互竞争和相互争逐的局面，甚至有着某些官方的意志参与，严重影响了评价的质量。而学会成员来自各方的代表，既有利益群体的，也有非利益群体的，是多方组织起来的超利益性的社会团体。同时，为避免功利主义场域下学术单位的利益相争，有人认为，学术评价必须同该学科的发展结合起来，而学会正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学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学科的不断发展，从某种意义说，学会的学术力量真实地反映了学科发展的水平。因此，学会不仅可以超越各种利益群体间的矛盾，而且以本学科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来评价学术，从而剔除评价之弊端。

二、学会应成为科学社会责任的承担者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民主化不断推进，社团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而作为科学团体的学会在传承文明、咨询育人、服务社会等功能方面也越来越得到彰显。德国思想家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曾明确指出，学者阶层的使命是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过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因此，学会作为代表最广大学者的阶层之一，应当体现时代精神的脉动、回应社会和自然现象的放射、敢于回答人们思想上和科学上的困惑和难题，勇敢地站在真理一边，不为名利所惑，维护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也维护学者的道德尊严。近年来，随着中国现代进程的深人，各种社会和民生问题日显迫切，精神层面的困扰浮出水面。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迫切需要我们去关注它们、解剖它们，并试图从根本上回应它们，这是科学社会团体应有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也是科学道德规范所要求的。

学会要敏锐把握社会公众的需求，找准自身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最佳结合点，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也为提升学会、发展学会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要深度开掘、拓展市场资源，开辟新的活动渠道和活动空间，以自身的知识优势为政府、企业和各种市场主体及社会公众服务。要善于发现并创造公共产品，使学会在行业性、专业性的评审、鉴证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要运用自身联系广泛、组织健全、人才荟萃等特长和优势，通过开展书刊出版、咨询、培训、委托课题研究等市场化运作方式，满足企业、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对科学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总之，学会要在提高自己学术水平的同时，积极努力地为社会提供与本学科相关的服务，并在为社会服务中，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汲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使学会得到可持续性的发展。

三、学会应成为科学道德规范的操守者和制约者

学会作为社会中一个存在的个体，也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具有履行道德规范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同时，学会作为一个科学组织应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对其成员的科学道德行为有一种制约，这样才能起到一个团体应有的责任。

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范文

一、导论

人们通常认为，逻辑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规范性的科学。这样的推理和论证是纯形式的，与内容无关的；并且逻辑研究的是纯客观的。逻辑学所得出的逻辑学定律是适合“所有人”的，这里的人是指具有推理能力的理性人。

然而，社会事实是，并非独立地存在许多“个人”，所谓的各个“个人”是相互联系的。这里的联系有多方面的，如生理的、物质的、经济的等等。我们这里关心则是“心灵的”。即：一群人组成的群体被称为一个社会，我们的逻辑是适合该群体中的所有“个人”。存在群体进行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吗?

有人会认为，这样的问题本身是可质疑的。因为，社会虽然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一个总体，但它毕竟不是如单个人那样的一个“总体”。即社会“总体”本身不是一个自主的像个体那样的单位。这样，没有认知主体，哪来的推理和论证?

认为不存在这样的群体主体的理由是，任何一个群体它本身不说话，它不可能像我们每个人那样思维、表达、论证，甚至争论，除非由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社会，该独裁者“代表”群体的每个人。但一个独裁的社会已经退化到一个人。

的确，确实不存在像单个人的“社会总体”，但这不构成“社会”不能进行推理的理由。对上述反对理由的一个类比反驳是，不存在社会心灵，但同样存在研究群体意识和无意识行为的“群体心理学”。因此，群体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学同样可以存在。

多个人组成的群体或组织的决策与行动方式不同于单个人，它有独特的“规则”。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群体像一个人那样，否则它就“是”一个人。至于社会的不同于个体的思维、决策过程，正是我们研究的。如，一个群体中“所有人”“知道”“金属导电”，“所有人”“知道”“铁是金属”，那么“所有人”“知道”“铁能够导电”。尽管我们可以用谓词表达式刻画这个推理，但我们将所有人看作一个单位，它便是指某个像个人的单位。再比如，在给定规则下，一个群体要在a、b两个候选对象间表达群体的偏好时，它当然不能或不应该能够得出，“a比b优”并且“b比a优”!再比如，一个群体它不能或不应当做出“从事a”并且“不从事a”行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决策。前者是关于命题的推理，或者是关于决策或行动的群体推理。

自弗雷格将逻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严格区分开来之后，现代逻辑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逻辑研究的推理和论证是人的许多心理现象中的一种，既然心理学中群体心理学获得巨大的发展，是否存在研究群体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学?

二、从个体认知逻辑到群体认知逻辑

认知逻辑(epistemiclogic)是现代逻辑中的一个分支。认知逻辑刻画认知主体对命题的认知态度(如知道、相信、怀疑等)中的客观过程。如知识逻辑刻画理性的人“知道”的逻辑结构。

逻辑学家发现，刻画群体的认知状态需要新的关于群体的认知逻辑。

博弈论研究有各自目标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理性人如何在互动中进行决策。起初，博弈论专家假定博弈中的参与人是理性的——具有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推理能力，然而，奥曼(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发现，这样的假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假定，“一个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人都是理性的”是该博弈所有参与人组成的“群体”所知道的，即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是群体中的“公共知识(commonknowl-edge)”(或翻译成共同知识)。

什么是公共知识呢?公共知识是相对于某个群体的，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该群体”“知道”该真命题p，即ckp。群体知道与群体中的各个成员知道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知道真命题p(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知道p(kj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t他人知道p(kkkjkip)……由此可见，某个命题p是群体的公共知识即群体“知道”p，与p是群体中的每个人的知识即每个人都知道p，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知识分布状态。

举一个例子。我们假定，对“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均知道，“4能够被2整除”，即我们假定“4能够被2整除”是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的知识；并且我们假定，这也是任何群体的公共知识：如果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他应当知道“4能够被2整除”。对于一个由有限个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所组成的群体而言，“4能够被2整除”尽管是他们的每个人的知识，但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原因在于，他们均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很有可能的是，其中有人不知道其他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或者，某人不知道对方知道他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

所谓公共知识逻辑就是某个群体中的所有人“共同知道”的逻辑。公共知识逻辑其实刻画的就是群体作为一个总体的推理系统，公共知识逻辑有下面这些特征公理：

c1：ck(g，p)p(若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p是真的)；

c2：ck(g，p)∧ck(g，q)ck(g，p∧q)(若p和q是公共知识，p且q也是公共知识)；

c3：ck(g，pq)∧ck(g，p)ck(g，q)(若p蕴涵q是公共知识，并且p是公共知识，那么q也是公共知识)；

c4：～ck(g，～p∧p)(矛盾式不是公共知识)；

c5：ck(g，p)ck(g，ck(g，p))(若p是公共知识，“p是公共知识”也是公共知识)。

c6：～ck(g，p)ck(g，～ck(g，p))(若p不是公共知识，“p不是公共知识”是公共知识)。

对公共知识逻辑的研究是多主体(multi—a-gent)认知逻辑学研究的内容，但它同时是多个学科如计算机、人工智能、博弈论、社会科学关心并研究的内容。

认知逻辑中的公共信念逻辑(commonbelieflog-ic)同样研究群体的推理和论证，在研究群体信念的逻辑中，没有如c1这样的公理，因为信念不必为真。

三、研究群体推理的科学逻辑

科学是理性的活动，但同时是集体性的活动。科学哲学家努力研究科学家的群体推理规则。

那么是否存在适合“所有”科学家的推理规则吗?传统哲学家认为存在这样的东西，这便是“科学方法”，方法论专家的任务即是找到这个方法。这个科学方法包括发现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科学家能够发现真的科学理论和辩护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某个理论能够得到“证明”。然而，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认为要严格区分发现的范围和辩护的范围。他们认为，不存在发现的方法，但存在辩护的方法。逻辑经验主义试图给出对理论或假说进行归纳辩护的方法。

逻辑实证主义努力给出的归纳证实的方法论标准，以及波普(k.popper)的演绎证伪的方法论标准，是超科学、超历史的，所有科学家都应当遵守的。

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库恩则认为不存在这样的方法论标准，任何标准都内在于“范式”，范式是一科学家共同体区别于其他科学共同体的“群体推理规则”。库恩认为，范式是科学活动的基本单位。——所谓范式是科学家共同体共同拥有的东西。在库恩看来，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拥有不同的范式。科学的发展表现为范式的变迁。

在库恩那里，科学活动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活动是理性的——理性表现为科学家群体进行理论选择有公认的标准，此时科学家群体对什么样的理论是好的理论、什么是“疑难”等有确定的标准；而科学革命时期，由于没有赤裸裸的观察，任何“观察负载着理论”，科学活动没有理性可言——因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有不同的理论评价标准，而不存在中立的、客观的评价不同科学家共同体范式的标准。那么在科学革命时期，理论选择是如何进行的呢?根据库恩的观点，此时的理论选择完全是根据科学家的偏好进行的，而偏好是由范式决定的。

库恩努力告诉我们的是，科学家共同体所拥有的范式本身是一套“群体的推理规则”，信仰同一个范式的科学家群体用这样的推理规则进行群体推理；而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因推理规则不同(范式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因此，科学哲学家所力图揭示的是科学家进行群体推理的规则，不同的是，“逻辑主义者”哲学家认为，存在不变的规则；而“历史主义者”则认为这样的标准随群体的不同、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四、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群体选择的逻辑我们每个人在行动选择时；根据自己的偏好在多个行动中选择有利的行动。这是一个推理过程。然而，一个包含两个或以上的行动者的群体或社会是如何做出共同行动或集体行动决策呢?即：群体是如何进行行动选择的推理的呢?

每个人有自己的偏好，群体行动的选择依赖于群体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collect)，以形成群体的偏好。对群体中各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是通过投票来完成的。对群体如何加总个人的偏好的研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群体的投票规则即是群体的偏好形成的推理规则。如，一个群体对某个提案进行表决时，大多数规则——这是一个简单的易于理解的规则——说的是，一个“议案”若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以上则获得通过，即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获得了通过；或者说该群体“认为”该议案通过比不通过要好。若一个“议案”没有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不通过比通过要好。

一个议案或者通过或者不通过，此时，投票群体进行投票便是在二中择一。当一个群体面临的候选对象超过两个(即三个或三个以上)时，情况便复杂起来。人们发明了许多加总投票人偏好的方法。如孔多塞的两两相决的规则，逐步淘汰的黑尔体系(haresystem)和库姆斯体系(combssystem)，一次性决策的赞成性多数(approvalvoting)和博达记分法(bodacount)。

逻辑主要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若研究的是推理，在推理中存在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而结论要根据有效推理得出的。在群体投票中，我们根据投票者对某个议案的偏好——这构成推理前提，和投票规则——这构成推理规则，而得出投票结果——它便是结论。这样看来，群体加总群体中个人偏好的特定投票规则便是逻辑学中所说的系统，我们称这种系统为群体偏好推理系统。

在实际中存在不同的投票规则，因而存在不同的群体偏好系统。我们考察逻辑系统时，往往考察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群体偏好推理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如何呢?

对于个体，他所用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或者我们假定它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研究社会选择的经济学家首先研究理性的偏好关系。偏好关系以“≥(弱优于)”表示。某个理性人认为“a≥b”，表示的是，对于该理性人而言，备选对象a与b相比，a至少与b一样好。经济学家认为“理性的”的偏好关系应当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条件：(1)完备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a，b，它们的关系是或者a≥b，或者b≥a，二者必居其一；(2)传递性：对于任意的三个备选对象，如果a≥b，b≥c，那么a≥c。

满足这两个假定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如果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该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都具有一个偏好关系；上面的完备性正是说明了这点；该系统同时具有可靠性——不会产生矛盾的偏好关系；由传递性作保证。一个群体进行推理时，该群体能够做到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是下一部分要回答的。

五、群体理性如何得到保证?

群体推理的理性如何保证?

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同一个范式下的活动是理性的，因为存在一套为科学共同体中所有人都接受的不相互矛盾的规则体系。此时，科学共同体的理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在科学革命时期，由于不存在共同接受可以对不同的范式下的规则进行评价的元规则，科学理论之间的竞争是非理性的。这样，不同的科学家群体组成的更大群体的理性得不到保证。

在群体选择中理性是不是也得不到保证呢?

群体的偏好关系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群体用于偏好推理的系统能否适合一切可能的偏好组合，这是可靠性问题；第二，该系统进行推理时能否保证不出现矛盾，这是完全性问题。偏好关系推理系统的特性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重大问题。

一个极端情况是，加总的规则为独裁规则，即某个人的偏好即群体的偏好，那么将不出现所谓矛盾性的结论。

阿罗证明了，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人给定偏好顺序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满足下列4个条件并具有传递关系的社会福利函数：第一，定义域不受限制——社会福利函数适合所有可能的个人偏好类型；第二，非独裁——社会偏好不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偏好来决定；第三，帕累托原则——如果所有个人都偏好a甚于b，则社会偏好a甚于b；第四，无关备选对象的独立性——如果社会偏好a甚于b，无论个人对其他的偏好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a与b的偏好关系不变，社会偏好a甚于b不变。

这被称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这个定理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群体作为总体不可能像个人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作出“理性的”排序。孔多塞投票悖论反映的正是这个情况：群体得出了矛盾的结果。

群体投票是群体推理过程，投票规则是群体推理系统。以这样的视角看，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对于有三个以上的备选方案的情况下，群体推理系统不可能既是完备的——适合所有的人的偏好类型，又是可靠的——不出现矛盾性的结论。

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范文篇3

会计研究方法论的探讨涉及到以下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式问题；二是会计理论研究方法论问题；三是会计学者问题。

（一）关于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式问题

托马斯.库恩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所提出的"范式"理论及其"科学共同体"理论已经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并对科学研究及其发展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库恩认为在一门科学发展的某个历史时期，通常会形成所谓"科学共同体"或科学家集团，这些科学家们受到了相同的教育，吸收了相同的技术文献，获得了相同的学科训练。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东西。范式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二是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于解决的问题。范式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这些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2）从心理上说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3）某种自然观（包括所谓"形而上学"假定）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范式成为某一学科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范式也是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范式也是使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和成熟的标志，任何一门学科只有有了共同的范式，才配称科学，否则就不是科学。

根据范式理论，库恩提出一种新的科学发展模式，即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不断交替，旧范式不断为新范式所取代的过程，表现为：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

我国会计学或者会计理论研究发展至今尚没有一个会计学界同仁所公认的研究范式，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会计学研究水平不高，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范式，又严重阻碍了我国会计学研究的深入进行。从库恩理论中不难得得出如下结论：范式问题不解决，会计科学的成立与否已难确定，更难以进行其他卓有成效的会计问题研究。探讨会计研究范式问题，并最终确立一个公认的会计学研究范式，正是会计哲学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会计研究范式实际上就是会计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工具，这一工具既包括精神工具也包括物质工具，比如世界观、信念、理论、方法、仪器，等等。这了这种范式，研究人员才能够使其研究行为有所依凭，研究成果才能够在同样的语汇背景下进行交流和讨论，从而有效地避免毫无学术价值的争论，使得每一点学术努力均产生与之相称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