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范文

论文摘要:关于孔子和儒学的评价和研究问题，是十年动乱时期被“左”倾思潮搞乱了的最重要的学术问题之一，十年动乱破坏了研究孔子和儒学的正常环境，中断了对于孔子和儒学的研究工作。十年动乱结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新时期为科学地研究孔子和儒学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1978年8月12日庞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一文，提出重新评价孔子的问题，此后全国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性文章，到1984年9月26日到29日在曲阜召开全国孔子讨论全，成立“中国孔子基金会”，表明研究孔子与儒学的新热潮己经在全国范围形成。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儒学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大陆学术界对现当代新儒学的研究，成就斐然。这一研究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开始的。门户打开以后，海外学者，首先是海外华裔学者，继而是境外港台两地学者纷纷来内地讲学，接着，他们的论文、著作陆续被引进，这当然只是外缘。内在的原因，则是内地学者反思“五四”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伤害，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的儒学研究在50至70年代前期这2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由于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潮的影响，干扰，因此进展甚微，对于孔子或儒学批判多于继承，把不少学者的精力无意义的耗损于“检讨自己”或“革命批判”的运动中去，无暇认真研究传统文化和儒学中的继承问题。所以，严格来说，在这个时期没有写出多少有价值的研究性论文和专著。改革开放以后，学术文化工作领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学术思想极其活跃，学术环境比较适宜。因此，儒学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观念更新较快，取得了一批具有相当质量和水平的研究成果。

方克立教授和李锦全教授出版了《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两辑、还出版了“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专人与专题研究系列。除《学案》、“辑要丛书”外，还有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新儒家八大家集”(八种)，封祖盛与景海峰编的《当代新儒家》、罗义俊编著《评新儒家》及罗义俊与陈克艰编的《理性与生命》等。最为重要的是全集的编纂与出版。《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马一浮集》、《三松堂(冯友兰)全集》、《马一浮先生遗稿续编》、萧萐父与汤一介二先生主编的“熊十力论著集”，萧萐父与郭齐勇合编的《熊十力全集》、牟宗三先生的著作“讲座系列”数种和巨著《心体与性体》等。

二、现代儒学的主要思想观点及主流代表人物

1.蒋庆先生——儒学复兴论(本位论)的代表人物

蒋庆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系统里，一切现代社会的困难和困惑都可以找到对策。他说，从1912年，或者更早以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载体的儒学被中国人自己逐出了公共领域，中国人盲目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文化，西方文化成了中国的文化主流，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按照自己文化解释自己历史与解释西方、解释世界的能力。蒋庆认为这就是儒家说的“以夷变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剧!

蒋庆先生认为，儒学是希望的学说，儒学追求的是社会和谐、宇宙太和与世界大同的希望，儒学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人类良知上。但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抛弃儒学转向西方的学说寻找希望，把中国人的希望建立在西方的学说上。然而，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的冲突消亡，中国人才恍然觉悟，西方的学说并没有给中国人提供真正的希望，中国人又一次陷入没有希望的痛苦中，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因为儒学就是希望之学，儒学能够给现代的中国人提供希望，指明理想，即提供社会和谐、宇宙太和与世界大同的希望，指明王道德治的理想。儒学提供的希望理想不是建立在理性必然性上的乌托邦，而是建立在生命信仰与历史信念上的真正的希望与理想。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复兴儒学才能重建中国人的希望，激发中国人的理想，才能为中国今后的历史提供意义与动力。

2.李泽厚——西体中用论的代表人物

李泽厚是中国大陆80年代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儒学四期说”。“儒学四期”的风貌，是期待某种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正如第二期有不同于董仲舒却仍具汉代特色的王符、仲长统、荀说、杨雄、王充以及何休、郑康成等人一样，第三期有不同于周、张、程、朱的王安石(尊孟)、邵“雍等人一样，四期儒学至少可以有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和美学哲学等不同取向。这些不同取向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也有矛盾和冲突。它们相反相成，正好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丰腴面相。

总括起来，“儒学四期说”将以工具本体(科技一社会发展的“外王”)和心理本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圣”)为根本基础，重视个体生存的独特性、阐释自由直观(“以美启真”)、自由意志(“以美储善”)，和自由享受(实现个体自然潜能)，重新建构“内圣外王之道”，以充满情感的“天地国亲师”的宗教性道德，范导(而不规定)自由主义理性原则的社会性道德，来承续中国“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一个世界”、“度的艺术”的悠长传统。

3、张岱年——马克思辩证论代表人物

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的精神领域。文化领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现象、特点和规律。研究文化问题，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握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张岱年先生在这方面见解独到，别树一帜，他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又指出:“文化是发展的”，而这种发展“都是符合辩证法的。”正因为文化领域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过程，所以，“研究文化问题，当用科学方法，然而于一般所认为的科学方法外，还须用对理法，惟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对理法”，就是唯物辩证法。

张岱年先生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对文化哲学问题的探讨，在30年代他的文化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丰富、深化和发展。这表明，他在文化哲学研究的问题上，自觉地坚持认识辩证法。不仅对文化哲学问题这一客体作唯物辩证法的分析，而且主体自身的认识过程和认识方法也遵循着唯物辩证法，他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

4、方克立——创新综合论代表人物

方立克先生把现代新儒学放在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中来定位的，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角度来观察、认识80年代的文化论争，即认为当时的论争主要是发生在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三派之间。方先生认同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的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主张，并将这一派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在多篇文章和谈话中都表示既不赞成文化激进主义，也不赞成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认同文化的综合创新主义(论)。

如何处理中学、西学、马学这“三学”(“三流”)的关系，马先生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设想，主要是想解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二者统一、相结合的问题。综合创新文化观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它在内容上还需要深化和明晰化。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三、儒家文化的前景

1.要对话不要独尊

在新的世纪，儒学应当彻底抛弃“惟我独尊”的幻想。儒学应当在世界文化的大平台上，与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体系进行接触和交流，进行思想的对话，以期消除矛盾、达成共识。这就是新世纪的文化磨合过程。儒学只有经过这种文化磨合，才能够在世界未来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

2.要复兴而不要复古

儒学在世界未来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其目的是为了民族文化的复兴而决不是民族文化的复古。民族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之一，在新的世纪追求这一社会理想显得更加迫切，因为，没有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国就不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赢得发展，也不可能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政治多极化。但是复兴与复古有着原则区别。复古就是简单的肯定，而复兴则是否定之否定，即扬弃。复兴必然要求我们要立足于时展的要求，正确处理好传统与当代的关系，善于运用好“我注六经”的思维方式，对儒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真正做到“保存形式、丢弃内容”。

3.要发挥好文化资源的作用，不要再图文化主导的地位

儒学从其固有的体系来说是适应了宗法小农社会发展需要的，因此，在新的世纪它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居于文化主导的地位。要发挥好文化资源的作用，就要求一方面要打碎儒学固有的体系，只有这样儒学的精华才有可能得以彻底的“解放”，而不至于被固有体系所窒息;另一方面，应当以“古为今用”的原则，将被“解放”出来的儒学精华有机地融汇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去，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服务。只有这样，儒学在中国才能有自己生存、发展的广阔前景，也才能融汇到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去，融汇到世界先进文明中去，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人文价值功能。

百年来，中国儒学的发展伴随着现代化的过程，历经了曲折与坎坷。应当坚信的是，随着中国当代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建设的推进，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儒学一定会在新的世纪通过新的角色定位、新的内容选择、新的功能发挥而获得新的生命，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郭齐勇.近20年中国大陆学人有关当代新儒学研究之评述[J].

[2]胡锐军.百年来儒学研究境况历史回眸[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3]宋仲福.赵吉惠，裴大洋.儒学在现代中国.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4]唐凯麟.王泽应.20世纪中国伦理思潮[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6.

[5]杨明.现代儒学重构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张君劢;宪政理想;学术文化;现代化

论文摘要:曾以诗言志“不因政治忘学术,不因学术忘政治”的张君劢先生,在中国宪政史上被誉为中国的宪政专家,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当代新儒学大师之称,前者基于张君劢的宪政思想和宪政活动对中国宪政建设的影响,后者基于张君劢在中国当代学术上的贡献。

“立身儒行,期于民主”的张君劢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矢志于中国宪政事业的着名宪政专家,也是以学术为业对儒家义理作了悉心抉发的新儒学大师。在政治和学术两大领域里,张君劢倍尝艰辛建树卓着。张君劢的一生,不论是在政治上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奔波劳作,还是在学术独立王国的强探力索,他所做的都是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都是致力于推动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转轨。学术与政治比起来,学术是张君劢的第一生命,而作为第二生命的政治则置于学术的理境中。或者说,学术是张君劢赖以安心立命的根基,而政治活动则是张君劢对自己学术思想的身体力行。自青年时代即有志于中国的制宪事业、早在留学日本时就对西方的政治典籍耳熟能详的张君劢,可以说是中国宪政进程一败再败、再再失败的参与者担当者和清醒的认识者,他经历多次的失败之后,在1946年最后一次起草宪法草案时,曾这样述说心中的沉重:“我从二十岁左右起,热心宪法问题,中间也从事过宪法草案,隔了四十年后,所从事的还是一部宪草。对于自己,这是一件伤心事,对于国家又是一个大不幸。”[1]尽管民初以来的制宪活动屡屡失败,张君劢还是希望从1946年起,这次起草的宪法草案能造成国家统一、奠定国家和平、促成国家法治。而不要象天坛宪草、曹锟宪草、中华民国约法那样,成为一纸空文,陷于同一命运。在草案起草完毕后,张君劢还以绝痛的笔调这样写到:“我自己是参加宪草的人,有的时候自己身当其境不能不负起责任,但是回顾民国初年以来的历史,几乎自己没有勇气来执笔,替字纸篓再加上一堆废纸。”[2]但他毕竟以绝望中的希望再次执笔宪草,因为他“一生的志愿在此,自难舍此而他求。”[3]况且,不论前景是多么暗淡,“又不能不作姑存一线希望之想”。当现实将这绝望中的最后希望粉碎之后,63岁的张君劢讲学于海外。

在海外漂泊的日子里,张君劢拒绝台湾国民党的重金拉拢,坚持独立不倚的立场,一如既往地坚持宪政理想的追求,但他的全幅生命更多的是投入到民族文化的学术事业中,这是对他青年时代就确立的学术价值取向的回归。实际上,“受到理论和实际双重刺激”的张君劢,自从在青年时代决心师从一代哲人倭伊铿以学术为业的时候起,就从未疏离过学术,不论是在什么条件下,不论是在为民主宪政奔走的年代里还是在被国民党软禁的日子里,不论是在为抗日为国难而四处演讲的时期还是在流亡海外的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张君劢的学术活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其中一以贯之的祈向则在于会通中西文化,并通过儒学的复兴以复兴民族文化,通过儒学的复兴推动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转轨。

以年代为序,张君劢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探索留下的有代表性的着述有: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的系列文字,《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30年代的《明日之中国文化》、《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立国之道》、《中国与欧洲之文化比较》,40年代的《科学与道德》、《现代文化之危机》。50年代之后的《义理学十讲纲要》、《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等等。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范文

一、百年儒学的命运

自新加坡会议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当年在会议上国际著名儒学家杜维明教授对近百年儒学的命运有点悲哀，一再用“儒门淡薄，花果飘零”这几个词来形容当时儒学的处境，而今天我的看法是“百年儒学，衰极而兴”。

百年儒学的命运大致可以分四个阶段观察。第一个阶段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贬孔废经，批儒崇西”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专制的主流应该肯定，但“五四健将”们，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将孔子、儒学与封建专制主义混为一谈。须知传统的礼教固然有压抑人性的一面，但传统儒学与礼教又有“养人”的一面，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培养，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儒学都有很大的功劳。第二个阶段基本是从二十年代的“科玄大论战”开始，实际是“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一批主张西学的学者和一批主张传统儒学的学者进行论战。当时西学派的人叫主张儒学的这些人为玄学鬼，所以叫“科玄大论战”。从“科玄大论战”到五十年代，一些新儒家学者也开始反思两千年的儒学传统，开始考虑如何引进西学、重接儒学的问题。后来出现一批现代新儒家学者，以马一浮、贺麟、熊十力等为代表，进行着孤军奋战式的理论创新活动，儒学在衰落中开始转型，其特点是在坚持儒学道统立场的同时吸收或涵盖西学的普世价值，形成了新心学、新理学、新经学等新儒学理论形态。第三个阶段是从1949年建立新中国到1976年“”结束，是中国大陆在思想上“尊法反儒，打倒孔孟”的时代，而在“”中发展到全盘反传统思潮的登峰造极地步。当时的口号是“怀疑一切”“两个决裂”“批儒批孔”，对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儒家的传统精神都进行了批判和否定，儒家与儒学沦落到极端卑微的地步，只有几朵花果飘零在港台与海外。第四个阶段是伴随着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的中国和平崛起大形势，儒学进入了“拨乱反正，衰极而兴”的新阶段，出现了“文明对话”论、公民儒学、生活儒学、政治儒学、民主仁学、新仁学、新儒教等多种儒学新论述，可以说，当代中国开始了儒学复兴的新时代。这是我对百年儒学命运的基本概括。

二、儒学在当代的复兴

关于儒学在当代的复兴我是持积极态度的，我曾专门撰写文章进行论述，并概括儒学复兴的十大表现：举行国内外会议，创立儒学团体，建立研究机构，兴办孔子学院，塑孔子铜像，定期举行祭孔、祭儒活动，建立孔庙书院，出版大量与儒学相关的专著、丛书、期刊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改变了对儒学的态度，八十年代以前政府对儒学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拨乱反正”以后政府对儒学的态度有从容忍、观望到参与、积极支持这样的一个转变。比如，我在浙江省办了一个浙江省儒学学会，这完全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但是得到了浙江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学会拨经费，提供会场、办公室等，这是政府态度的一个变化。政府的态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渗透很多儒家元素，比如“实事求是”就是从儒家来的，汉代就已经有了，此外还有“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以德治国”等。

但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儒学复兴并不是说要儒学包打天下。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文化也是多元存在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它作为多元文化中“一元存在”的价值。儒学在提升民族的道德人文素质、推动民主仁政方面，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和确立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方面，将起到主导性作用，但它与其他文化形态是兼容并蓄、共存并进的，并不是排斥其他文化形态而独尊儒学。我们不能要求儒学在一切领域都包打天下。如在市场经济领域，自由经济、竞争求存等不是儒家所长，我们可以吸收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来发展经济。又比如说，在法治社会领域，儒家历来讲礼治，在法制方面相对来说就不那么健全，西方的法治有许多优点，我们完全可以移植过来，在社会治理方面礼法共治。

三、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前面我们提到，儒学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及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主导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儒学的核心价值，儒学与当代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所谓“核心价值”，是一个民族、国家或社群在长期历史文化积淀中形成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念。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价值既是历久弥新的，也是与时俱进的。例如，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化积淀中形成的最核心的观念是“仁”，最根本的精神是以“仁爱”为核心的道德人文精神。先秦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仁本礼用”或“仁义礼智根于心”，汉代至明清封建社会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是“三纲五常”。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仁”为根本之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智勇和敬、温良恭俭让为基本范畴的道德人文主义的价值体系。

近百年来，摆在我们中华民族面前的有三类核心价值，其内涵、范畴与根本精神各有特色。一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其基本观念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和、敬等，本质上是“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主义价值观；二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其基本价值观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科学等，本质上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人权主义价值观。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其基本观念是民主、平等、正义、公正、尚群、均富等，本质上是以平等正义为核心的公权主义价值观。我们今天讨论核心价值观，应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综合吸收上述三种价值观中的优秀元素，推陈出新，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塑造当代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古人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中国进入和平崛起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建设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重塑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已经是当务之急。在这个思想传承创新过程中，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一脉相承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基础、内在依据，后者是前者的推陈出新、发扬光大。例如，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是传统文化道德价值“忠、仁、智、勤、义、信、礼、廉、耻”的现代版。十政治报告中所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共二十四个字，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有十六个字来自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即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有八个字来自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即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有六个字来自于传统社会主义的价值，即平等、公正、民主。可见，我们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实际上是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价值观。

四、推广儒学教育重在普及儒家经典

在座有很多的教育工作者，接下来就着重谈一下我们应如何推广儒学教育。我认为推广儒学教育重在普及儒家经典。过去“贬孔废经”，给我们的教育造成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是用知识教育代替道德教育，第二是用科学教育抹杀了人文教育。我们可能培养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奥数可以得第一，但没有道德，对父母亲不敬不孝，这样就造成了教育的缺失。

推广儒学教育可以说是在弘道，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和行动。刚才我们说推广儒学教育重在普及儒家经典，“六经”是最重要的经典。马一浮是我们公认的国学大师，他说：“国学者‘六艺’之学”。他所谓“六艺”就是“六经”，那么国学就是“六经”之学，“六经”可以统摄一切学说。在他看来，《乐经》虽然没有传下来，“六经”变成了“五经”，但“乐”的文化精神仍然保存在“五经”中，尤其是在《礼记》中。马一浮有一段话，我觉得可以为大家念一念，他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见闻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国学教育的重点就是吃透“六经”的精神与义理。现在学校教育的一大缺失，就是缺乏国学经典教育。经典教育不能推展，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无从了解，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就无法在人民心里扎根。所以必须恢复儒学与国学的经典教育，特别是“六经”教育。但“六经”毕竟是两千年前的经典，读起来很难，理解也不容易，而且许多内容今天已经过时。因此开展经典教育就得有选择，有重点。把握其精神，方法上要先易后难。比如“四书五经”，应该先读“四书”，再读“五经”。“四书”以《论语》为重点，“五经”以《周易》《礼记》为重点，兼及其他。在高等教育阶段要读“四书五经”，中学教育可以重点读《论语》《孟子》，小学教育阶段只要读经典普及性读物如《三字经》《弟子规》，加上《论语选读》即可，不必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