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篇1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述评

新经济政策是1921年初苏维埃政权遭受一系列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列宁经过艰苦的实践探索而提出的。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和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层面的发展和出色运用。

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

新经济政策，是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对苏联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探索。其理论成果，是关于过渡时期”和建设道路”的理论。

（一）关于过渡时期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唯物史观的运用首先体现在他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1921年春，俄国遭受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在列宁看来，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做到这点，就必须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还论证了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在经济上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坚持将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的地位，并且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

（二）关于前进与后退、直接或间接、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在建设道路问题上，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策略思想体现了前进与后退的对立统一关系。论文大全。

首先，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是前进的，但与此同时，不能不包含某些必要的退却、迂回。其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体现了直接与间接、革命与改良的辨证关系。论文大全。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列宁认为正面攻击失败了，那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1](P581)就新经济政策而言，它是革命也是改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阐发的许多策略思想及辨证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宝贵贡献。

二、毛泽东、邓小平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波及中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高度重视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前进与后退的辩证法方面，毛泽东说：‘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2]（538）这里他深刻准确地阐述了列宁关于战略退却的理论。结合当时中国国情来看，毛泽东认识和阐述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因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危害。而毛泽东对列宁战略退却思想的研究也是出于实践的需要。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非常重视对列宁主义的认识和阐述。邓小平肯定了列宁领导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3]（139）在他看来，列宁的这一理论主张通过迂回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适合当前中国人民实践的需要，可以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三、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79—1982年中国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表明了苏联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有的学者提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要求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的发展。有的学者重点在探讨这一思想中前进与后退的关系。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举行。大会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意义方面。1989-1991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了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前进和退却的辩证关系，和列宁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时期理论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原则和党性原则。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论文大全。这一时期，中国理论界深入研究了列宁阐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如《论粮食税论》《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十月革命四周年》、《论合作社》等等。有的学者提出了东方列宁学”的概念，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来研究列宁的理论。

由此我们看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对列宁理论研究的特点：一是深层次发掘列宁思想遗产，二是以新视角研究列宁理论，二是敢于进行拨乱反正。”[4]（372）

四、综述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5]（213）列宁遵循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针对当时俄国的国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提出，首先表明了列宁毫不拘泥于固定程式,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思路。其次表明了列宁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推动力量。从废除余粮征集制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当时的国情服务，列宁一直强调要在实践中来找出路。最后列宁深刻认识到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只有经济上得到了发展，政治上才会有保障。在辩证法方面，新经济政策除了体现列宁思想中的政治和经济的辨证关系，前进和后退的辩证法以及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新经济政策作为列宁后期思想的璀璨明珠，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制高点之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成功实践，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中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俞良早:《创论东方列宁学”》[J].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不能限制现实生活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怎样认识、处理社会主义价值与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绕开的问题。列宁从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求解，从而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

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同时，为了确保在俄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列宁还把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称为“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773页）。由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列宁认为，如果不把这些沙皇及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旧痕迹铲除掉，国家机关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同上书，第785页），更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共产党以及全体人民的信任。他主张吸收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实行广大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干部的检查监督制度，在选拔人才时须注意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等等，还提出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改革原则，以便使政权更好地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好地体现工农民主的本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制度;民主革命;改革开放;多党民主制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直关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近年来,这方面的讨论很多,也出现了众多不同的意见,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的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其中,关于在中国引进西方多党民主制度的意见引起了较多关注,本文亦打算就此谈一些看法。

一、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具有一般历史知识的人们,都知道西方民主革命后建立起了多党制的民主制度,且在这个制度下实现现代化并走向繁荣。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同样的道路而要另辟蹊径呢?

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是列宁开拓的社会主义东方道路最有成就的继承者。东方道路与欧美近现代化道路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是由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东方无产阶级政党在帝国主义时代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东方国家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科学的纲领,毅然担负起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并在胜利后进一步完成民主改造和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责任。列宁把这条道路的基本特点归结为一句话:我们的政治变革先于我们正面临的文化变革。这里的“政治变革”,就是指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并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政权而不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权。这里的“文化变革”,指的是在革命胜利后发展经济,对社会进行民主改造,“完成”革命并自觉地向社会主义的目标过渡。

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的不同,是使东西方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这与其说是不同的政党和领袖们的作用,不如说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在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1]252。在封建社会后期,资产阶级由被压迫者逐步发展成为同封建贵族相抗衡的势力。它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得到了包括小生产者在内的广大劳动者的支持,并最终赢得了反对封建统治的胜利,赢得了政权。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始终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253。西方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都曾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历史发展到19世纪中叶,当西方一些国家还在争取“政治变革”的时候,它的“文化变革”的内在矛盾却已经日益暴露和激化起来。历史呼唤着新的时代领袖,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问世,有了无产阶级政党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此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和它们同东方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些矛盾直接影响着东方国家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其最鲜明的表现: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退化。这里的“资产阶级老是向后看,害怕势必使无产阶级加强起来的民主进步”543。他们不敢担当起欧美先辈们领导民主革命并赢得真正胜利的责任。二是无产阶级革命性的增强。这里的无产阶级得到了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启示和鼓舞,得到了广大劳动者的支持。他们的领袖更懂得:“无产阶级所失去的只是一副锁链,而它借助于民主制度取得的将是整个世界。”543无产阶级在它还相对弱小的状况下提前独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担当起本来应由他们的对手——资产阶级——担当的角色,领导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变革”。因此,东方国家在“政治变革”后形成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它开始于俄国的十月革命。

中国作为“更是农民的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19世纪,开始了最为痛苦的历程。神州陆沉,唤起了救亡之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再到辛亥革命的失败历史,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寻找新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毅然担负起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中国“政治变革”以后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与革命后的俄国是一致的,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制度,但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其一,中国“政治变革”后的政权容纳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从旧统治集团里分化出来的、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切力量。而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实际上只容纳了一部分贫苦农民,作为广大小生产者政治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其二,中国的“政治变革”经历了从局部到全国的长期推进过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苏维埃根据地就有十年红色政权的历史。抗日战争时期,有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三制”政权制度。抗战胜利前夕,共产党有过建立联合政府的提议。抗战胜利后,我党曾同各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为争取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共同奋斗。直到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一些政治势力争取“第三条道路”的计划破产,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才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一致形成了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是这个纲领,肯定了工人阶级对“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地位。《共同纲领》颁布后,各民主党派随即宣布它为自己的党的纲领,并加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表述。由此可见,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是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自然地形成的,并非哪个人主观选择的结果。

二、找准发展民主政治的主要矛盾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年时间里,我国走过了十分曲折的道路,尤其是人民民主制度受到了极大破坏。正因为如此,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曾经为民主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对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产生了怀疑。为此,必须正确总结历史教训。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已经有了原则结论,它为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指明了方向。

20年曲折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集体对“完成”民主革命缺乏科学的理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这个结论为《新民主主义论》所强调,更为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所肯定。这些文件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济政策上只限于“节制资本”,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农村只实行“平均地权”,做到“耕者有其田”,“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存在的”。但是,对于怎样才算是“完成”了前一革命过程,在怎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则语焉不详。

新中国建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三大改造”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实际上是在解读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的含义。当时,从经济领域来说,农村因为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生产力有了一次大的解放,但并未实现质的变化,劳动资料还只是一些手工农具,劳动者还只是刚摆脱封建剥削的农民,农村还只是原来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工业经济还只是在长期战争造成的创伤中开始有所恢复,生产力的本质也没有任何改变。资本主义此时还处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没有大的发展,更没有“操纵国民生计”的危险。国家没收官僚资本形成的国有资本相对于民族资本主义来说是如此强大,国家在应对暂时经济困难时所采取的“统购统销”政策使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凌驾于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上。在“总路线”酝酿和提出之初,还曾有过一些合理的思考,如把“过渡”的步骤同工业化的发展联系起来;注意各阶层特别是工商业者的反应,并作出适当的解释等。但在“三大改造”的具体实践中,尤其是在1955年以后,这些思考已基本上不再被提及,不但加快了改造的速度,而且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纯洁度”。此时,已经很少有人顾及党内外的反对和质疑,民粹主义思潮压倒了一切。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既造成了经济发展的挫折,也造成了对民主政治的破坏。其一,没有社会化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现代的“乌托邦”,必然给农民带来极大的伤害,使工农联盟名存实亡。其二,按新民主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政治队伍面临重新改组,已经失去了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能否存在,“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394。其三,意识形态上的是是非非被重新界定。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检验香花或毒草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在小生产基础上实现的“社会化”道路。其四,因为是用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去实现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化”,一切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不应该采用的措施都不得不采用了,这就使上述矛盾更加尖锐化,导致法制的大破坏。

从“三大改造”开始到后期的“加速”,特别是从“反右”斗争开始的对民主制度的破坏,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也有很大的关系。新中国建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复辟保持高度警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随之引发的波匈事件,使我党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更为加剧。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对本国事件发生的原因有过全面的总结,其中首先就涉及拉科西时代党和国家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对民主和法制的破坏。但是,毛泽东却认为:“帝国主义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侵朝战争以后对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370。毛泽东本来对苏共二十大的诸多行动是持保留态度的。波匈事件以后,他加大了对苏共二十大的否定看法,增强了对修正主义的担忧。他批判说:“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321因此,他要抓住斯大林这把“刀子”。如果说,1956年前,毛泽东力主加快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是出于民粹主义的痼疾,是对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忧郁症”,那么,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以后不断加强的“纯洁”社会主义的诸多措施和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则是出于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担忧。两者结合,形成了一种“综合症”。

党破坏了自己缔造的民主制度,又提出了所谓的“大民主”,民主政治体制终于蜕变为个人集权制同无政府主义的畸形结合体。执政党无法实施有效领导;民主党派无法实施参政议政、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一般群众既成为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从直接原因来看,这段历史似乎是毛泽东等少数人的错误造成的。但从深层次看,它又是刚从数千年封建制度下挣脱出来,在远未实现生产社会化的小生产者占优势的社会里难以避免的现象。领袖、政党和群众都是历史的产物,都不能在一夜间摆脱历史的重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在表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决心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变造成民主被破坏的历史条件上,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一,经济建设的成就为政治民主化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在普遍贫困和文化低下的条件下,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其二,推进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对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民主化发挥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数以亿计的农民从人民公社中解脱出来,成为现代民主制度发展的重要基础。亿万群众从沉重的“臣民”意识转为对“人民”角色的自我认定,是民主意识的群众性飞跃。其三,对外开放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有利于接受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主张引进西方多党制的人们未能从根本上认识我国20年曲折道路的原因,是一种政治“幼稚性”的表现。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最坚决的社会化”方针时指出:“要由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实际上,试图通过西方多党制立即过渡到“民主化”,靠所谓的“坚决性”同样是不够的。仅就西方民主来看,它们的“多党制”同样经历过曲折反复的历史,是在数以百年计的生产的社会化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总之,“民主化”和“社会化”都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我们已经在“社会化”问题上因违背“自然历史过程”而受到了惩罚;今天,亚非一些国家在“民主化”问题上因西方大国的强制或引诱而违背“自然历史过程”并正受到惩罚,我们难道不应该引以为戒吗?我党遵循民主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中国实际和历史经验,循序渐进,发挥现有政治制度的优势,从改善基础条件着手,改造封建主义、民粹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这才是科学的选择。

三、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针对民粹派“绕过卡夫丁峡谷”的策略而提出的。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人们对此也已理解并加以肯定。但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人们对此的关注则显然不够。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是资本主义经过数以百年计发展的“肯定成果”。资产阶级民主在它诞生之日起,就优越于封建****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它已经被打上了工人阶级的烙印。民主制度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具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且,“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今天,我国已经走上了发展人民民主的崭新道路,全盘照搬西方政治制度肯定是错误的,但决不能忽略其中的“肯定成果”。

吸取西方民主政治方面的“肯定成果”,不只是在形式,主要还是在于内容。西方民主诞生以来一直是为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化服务的,它对西方资本主义渡过数次经济危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谓“打上工人阶级的烙印”,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关系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转化。今天,在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内容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西方学者说的资本的“民主化”(股权的分散)、合作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对垄断资本的某种控制却是真实的。生产关系的积极变化,主要还在于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的提高,以及在分配份额上(包括工资和福利)的增加。这些变化虽未能根本改变西方社会的性质,但它毕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进步。

毛泽东说过:“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366-367,其根据就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制,从而消灭了阶级。然而历史证明,没有社会化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最广大的民主”的。今天,我们还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10]525,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过程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并保证它们合法的权益,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在这个前提下,对最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关心和保护,应该是“最广大的民主”的重要表现。改革开放30年来,广大工农群众政治经济状况的改善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为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乃至牺牲,有些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其中一些人甚至滑落到更加弱势的地位。今天,当年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的“耐普曼”在我国发展起来。从总体来说,它们是合法的,其历史作用是进步的,但其间也不乏非法的成分。改革时期也是社会转型期,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秩序依然存在,市场经济秩序尚未成熟,加之旧的经济体制的影响、法制尚不完善以及“利用”资本主义时不可避免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几者结合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特殊利益集团”。它存在于各个层次之中。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权力与财力的结合;其非法的“寻租”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新世纪以来,国家加强了关系经济命脉的垄断企业的发展,这对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社会各阶层对此多有诟病,被认为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最突出表现。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曾提醒党要关注国家资本主义这辆“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想象的那样行驶”[10]628。我们今天遇到的许多问题,无疑应该引起党和国家对垄断企业这辆“超大型的汽车”运行中暴露出的问题的重视,时刻注意它是否违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是否偏离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方向。

在关注上述重大问题的前提下,还应该在具体运行上吸取西方民主的“肯定成果”。

第一,关于重大决策的民主化。在已经取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之时,党中央还在不断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问题,针对的是现实中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执政行为中的弊端。党内已形成一种习惯性思维,即把党的领导原则片面地解读为“各级党组织领导一切”,乃至发展为“书记领导一切”,把“人民当家作主”变成了“我替人民作主”。今天,个人迷信或许不可能再度出现,但“权力迷信”依然严重制约着民主的发展。因此,吸收西方多党制的“肯定成果”,广开言路,加强监督,无疑将有助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正确贯彻落实。

第二,关于干部政策民主化问题。现在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相当严重的“眼睛向上不向下”的问题,许多干部关心的是上级领导而不是群众对其政绩的认可,这是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吸取“西方民主”的选票效应,当可治理这一弊端。选举权是民主权利最基本的内容,必须让人民越来越多地享有这一权利。

第三,关于群众权益的保障问题。西方有一整套调节社会矛盾的税收政策和福利制度,它是工人运动长期斗争得来的,是“民主”的硕果。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固然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但我们有更好的政治条件,应该根据我国国力逐步推行相关政策。

第四,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严格依法办事,执法必严。现在,面对一般人的违法行为,依法办事通常是可以做到的,但面对权贵时,依法办事有时就会受到一些干扰。这一点,我们显然落后于西方民主国家,因此,也应该认真吸取它们的“肯定成果”。

毛泽东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368笔者认为,这话不完全正确。应该说,它是“手段”,但更重要的却是目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272,这里的“民主”就是手段。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里,“民主”也是手段。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73的新社会,这里,“民主”就成了目的。人的自由发展能离开民主吗?显然不能。所以,没有民主就建不成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也就不是社会主义。当然,民主也是历史的,民主作为手段或目的,都需经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不妨坦率地说,限于历史的条件,我们一时还无法完全做到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做到、而且从民主的要求来说应该做到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它们的“肯定成果”,一步步地推进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这也正是党带领我们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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