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全反担保的规定篇1

某市虹光公司于某年10月15日向该市农业银行申请贷款800万元，由某信托投资公司作保证人，该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张某在合同签字处写上了“如果虹光公司不能按期付款，我公司愿负全部责任”的话，并在上面签字盖章。合同规定还款期为次年5月1日。同年12月1日，虹光公司改名为虹光集团。次年5月1日，虹光集团因经营不善无力还本付息，农业银行因发现虹光集团无足够的资产清偿债务，遂请求投资公司偿还虹光公司的欠款并支付迟延利息。投资公司提出，投资公司曾与虹光公司达成协议，在投资公司作保后，虹光公司应为投资公司提供反担保，但虹光公司违反协议，且以后更名也没通知投资公司，投资公司不能代其还本付息并承担违约责任。况且，投资公司即使负有责任，农业银行也应首先执行虹光公司的财产。

（二）对本案的不同观点

关于虹光公司违反其与投资公司的协议，未为投资公司提供反担保一事，法院认为不应影响投资公司作为保证人的责任。但关于农业银行是否可以直接请求保证人偿还虹光公司的欠款并支付迟延利息问题，有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在合同书上写明“我公司愿负全部责任”，表明其愿意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原告可直接请求其承担代为清偿的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投资公司声称其愿负全部责任，只是就保证的范围而不是就保证的形式而言的。愿负全部责任是指投资公司愿承担全部的代为履行和违约责任，而不是表明其愿负连带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投资公司声称的“我公司愿负全部责任”的条款，属于对保证方式约定不明确的条款，依据《担保法》第19条的规定，投资公司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三）作者的意见

关于本案中的保证人即投资公司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首先需要讨论如下两个问题：

1.虹光公司违反其与投资公司的反担保协议的问题

所谓反担保，是指债务人对为自己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所提供的担保。我国《担保法》第4条规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当第三人为债务人提供担保以后，一旦债务人到期不能履行债务，第三人要代债务人履行债务或承担违约责任。而因为第三人代为履行或承担责任将使第三人蒙受损失，虽然第三人因此对债务人享有求偿权，但万一债务人没有财产，则第三人的求偿权则有不能实现之风险。第三人为保障自己在将来对债务人的求偿权能够实现，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在反担保关系中，第三人成为了担保权人，而债务人则成了担保人。然而，反担保是在债务人与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担保人之间形成的，债权人并不是反担保关系的当事人。

在本案中虹光公司曾与投资公司达成协议，投资公司为虹光公司作保，虹光公司以后将为投资公司提供反担保。但虹光公司违反了协议，未为投资公司提供反担保，可见反担保合同并没有成立。当然投资公司有权追究虹光公司的违约责任，但不能追究其反担保责任。

不过，在本案中，即使反担保合同已经成立，投资公司也不能据此作为对抗债权人农业银行的请求权的抗辩事由。因为反担保关系是在债务人与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第三人之间形成的，而债权人并没有参加此种关系，因而对债权人并无拘束力，投资公司不得基于反担保关系而对抗债权人，要求债权人请求虹光公司履行反担保责任。

2.关于虹光公司更名为虹光集团问题

我国《担保法》第24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在本案中，虹光公司在未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时，将虹光公司更名为虹光集团，保证人是否可依据《担保法》第24条的规定而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我认为本案中的虹光公司的名称变更并不是主体变更，因为虹光公司并不是由一个企业分立出数个企业，也不是由几个企业合并成一个企业，在其名称变更以后，其法律地位、资产、经营范围、组织机构等均无变化，因此不是主体的变更，也不涉及到债务由一个主体移转到另一个主体的问题，因此不适用《担保法》第24条的规定。当然虹光公司在更名以后应当及时通知债权人和保证人，但保证人不能以虹光公司的更名未取得其书面同意为由而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如果虹光公司不是单纯更名，而是发生了分立、合并，是否应适用《担保法》第24条的规定？所谓分立，是指在一个企业主体资格消灭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或数个新的企业主体。所谓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新的企业主体。企业分立和合并不导致原企业所承担的债务的消灭，而只是使原企业所承担的债务向分立、合并后的企业移转。《民法通则》第44条规定：“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权利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合同法》第90条也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企业法人的分立、合并虽不应影响债务的存在，但将导致企业法人的变更，即原企业法人变成了数个企业法人或者由数个企业法人组成了一个企业法人，而这种变更将直接影响到保证人的利益，涉及到保证人对变更后的债务人的信任问题，因此发生分立、合并以后应取得保证人的同意。

尤其应当看到，企业的分立和合并将会使债务由原来的主体移转到变更后的主体，因此也发生债的移转。由于此种债务的移转不需要通过合同的方式来实现，而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因此，此种移转又称为法定的债务移转。根据《担保法》第23条，“保证期间，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债务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对未经其同意转让的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可见，一旦发生主债务的移转，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移转，都必须取得保证人的同意，否则，保证人可以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所以，我认为，在本案中，如果虹光公司不是单纯更名，而是发生了分立、合并，则只有在取得了投资公司的同意以后，投资公司才能承担责任。

从以上分析可见，投资公司应负有保证责任。在农业银行请求投资公司代虹光公司偿还欠款并支付迟延利息时，投资公司是否有权拒绝这一请求，而要求农业银行首先执行虹光公司的财产？也就是说，投资公司是否享有先诉抗辩权？所谓先诉抗辩权，又称为检索抗辩权，是指当主债权人向保证人请求履行保证债务时，保证人基于先诉抗辩权，可以拒绝债权人的请求，而要求债权人先就主债务人的财产强制执行，只有在主债务人的财产被执行以后仍不够清偿债务时，保证人才应就剩余部分的债务负责。在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的情况下，保证人所承担的只是补充责任，在主债务人有资产清偿其全部债务时，甚至保证人将不负责任。因此先诉抗辩权的存在，大大地减轻了保证人的责任，从而对鼓励担保、保障债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各国立法规定来看，为减轻保证人的负担，保护保证人的利益，大都规定，除非保证人没有明确声明放弃先诉抗辩权，则享有先诉抗辩权。换言之，保证人没有表明其愿与债务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则仍享有先诉抗辩权。然而，我国《担保法》第19条作出了不同的规定，根据该条款，“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这就是说，如果保证人未在保证合同中明确声称保留先诉抗辩权，或者未明确表示不承担连带责任，或者从保证合同中不能确定保证人保留了先诉抗辩权的，则保证人应负连带责任，而不得享有先诉抗辩权。这一规定是否合理，值得探讨。一方面，在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虽然加重保证人的责任，但并不一定有利于保障债权。因为保障债权实现的根本途径在于鼓励担保，担保越多，债权的实现越有保障，反之，则债权的实现就缺乏保障。而要鼓励更多的担保，就需要减轻保证人的责任，如果其责任过重，谁敢轻易作保？如果无人愿意作保，如何保障债权？另一方面，尽管保证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委托保证关系，常常是有偿的（如保证人为债务人作保，债务人将支付一笔金钱等），但保证人相对于债权人所承担的义务，是单方面的，且是无偿的。在单务的、无偿的保证合同中，使保证人承担过重的责任，与民法的公平原则不符。尤其应当看到，在债务人具有一定的资产可以用来清偿债务时，不让债务人首先清偿其债务，而要由保证人代债务人清偿全部债务，这不仅对保证人不公平，而且也会助长债务人盲目举债、随意推卸风险和责任、串通骗保等不良现象，这对于维护交易秩序并不是十分有利的。

财产保全反担保的规定篇2

关键词：小额担保贷款；可持续发展；金融机构

我国从2002年开办小额担保贷款业务以来，小额担保贷款业务在我国各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广泛开展起来，已成为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重要扶持政策，为帮助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提供了有力支持。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遇到不少问题，小额担保贷款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尤其是在目前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如何摆脱困境，更好地推进小额担保贷款工作，使其更有利于促进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小额担保贷款发展的困境

(一)借款人申请贷款限制条件多

1、贷款手续繁琐，反担保门槛高。小额担保贷款按自愿申请、社区推荐、劳动保障部门审查、贷款担保机构审核并承诺担保、商业银行核贷的程序进行，申请一笔小额担保贷款需要经过申请人所在街道、区、市劳动保障部门、担保机构和经办银行的层层审核，环节多，手续繁琐，效率低，申请一笔贷款的周期较长。此外，由于担保机构担心没有有效的风险防范手段，导致小额担保贷款申请人还往往需向担保机构提供反担保，且门槛较高。如，要求贷款申请人必须以房产抵押或请第三方担保人等方式进行担保。然而，若以房产作抵押，则需首先花费上千元的房产评估费用，这无疑提高了贷款成本。目前，虽允许各地可结合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创业培训的成效情况，降低反担保门槛，并鼓励银行与社区签订合作协议，利用现有社区服务平台，创建信用社区，建立社区信用担保机制，进一步简化小额担保贷款审批手续。但在信用社区中，能获得无担保信用贷款的借款人太少。

2、贷款额度较小，贷款期限较短。在2008年，小额担保贷款申请人从事个体经营的一般按每人2万元左右的标准核定贷款额度已增加到5万元，但5万元的贷款额度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家庭手工业、修理修配等微利的个体经营项目来说或许尚能发挥较大作用，但若想选择家电、服装等需资金较多的行业时，这笔贷款就显得不足。此外，两年的贷款期限对初次创业的下岗失业人员来说，往往显得较为短促。因为创业之初，一般投入相对较多、产出相对较少，而创业者的经验往往较为缺乏，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会制约还款能力。下岗失业人员在短期内偿还贷款的压力较大，使他们容易失去申请贷款的动力。

3、贴息项目范围缺乏灵活性。按规定，用于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可给予财政贴息。随着服务需求发展的多样化，社区服务也不断向多形式、多层次和个性化方向发展，原有的微利项目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但实际上，在许多地区，不少新的社区服务项目尚未及时纳入财政贴息政策范围，从而无法享受财政贴息资金补助。此外，许多下岗失业人员在城市近郊区、农村承包荒山、荒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但种植业、养殖业在很多地区仍没有列入财政贴息范围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小额担保贷款政策的落实。

(二)经办银行缺乏发放贷款的积极性

1、贷款成本高，但贷款收益相对较低。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主要是在社区、街道、工矿区等从事商业、餐饮和修理等微利经营项目，科技含量较低，不确定因素较多，而对其发放贷款的笔数多、金额小。这些贷款点多面广、资金分散，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工作繁重，管理难度大，银行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高。而小额担保贷款收益低，且缺乏激励机制，经办银行难以获利。因而，承办的积极性不高。根据2008年的《关于进一步改进小额担保贷款管理积极推动创业促就业的通知》规定，微利项目增加的利息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但对从事非微利项目的下岗失业人员等借款人而言，意味着还款负担的增加，这可能导致申请贷款的热情减弱，这对经办金融机构来说，则意味着相应的贷款利息收益的减少。

2、贷款风险大，但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小额担保贷款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是借款人违约产生的贷款本金和非贴息项目贷款利息不能按期足额收回的风险。小额担保贷款发放面广，借款人分散，经办银行面临贷款本金和非贴息项目贷款利息回收的风险。二是面临财政部门的财政贴息不能及时拨付到位的风险。在实际中，财政贴息迟迟不能到位的情况屡见不鲜，这无疑给银行的经营带来很大的困难。

(三)担保机构的担保落实难

由于下岗失业人员等借款人普遍困难，还贷能力差，经办银行往往难以做到按贷款担保基金5倍的最高数额来发放贷款，致使政府担保基金的信用放大功能无从发挥。在具体办理担保业务时，担保机构普遍要求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反担保。反担保要求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的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实物资产或有价证券等抵(质)押品，或有担保人为申请人的贷款作风险担保。多数下岗失业人员能拿出的抵押品只有住房，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中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所以，担保机构对房产作抵押品常常十分顾虑。

(四)财政部门财力有限，筹资困难

一些地方政府无力出资或勉强筹集到资金，也往往因金额太小影响小额担保贷款业务的正常开展。担保基金尚未完全落实或财政贴息资金未能及时拨付的现象较为普遍。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各省级财政部门(含计划单列市)每年要安排适当比例的资金，用于建立和完善担保基金的补充，不断提高担保基金的代偿能力。此外，还要求各省级财政部门要管好用好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保证贴息资金按规定及时拨付到位和专款专用。这些规定虽然完善了小额贷款担保基金的风险补偿机制和进一步改进了财政贴息资金管理，但对一些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地区来说，财力不足的困境并未摆脱。

二、制约小额担保贷款发展的因素

(一)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存在缺陷

财产保全反担保的规定篇3

关键词：高校；现状；安全保障义务；责任认定

问题的提出

2014年11月中旬，江苏某高校一男研究生在宿舍内上吊自杀。据了解，该生因压力大和情感问题而选择轻生。高校学生人身伤害、财产损害事故频发，使得高校的安全性得到社会的质疑。但是，国内可供参考的法律规范为数不多，缺乏关于校园安全尤其是高校安全的单行法律规定，散见于其他法律中的相关规定也主要涉及的是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对学生财产损害事件的责任认定还有待细化。目前作为理论界主要参照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法律位阶也相对较低，规定较于笼统，社会民众的认同力不高，在实践中也只是作为法官办案的参考，缺乏约束性。而目前社会舆论普遍认为，高校学生只要在校期间遭受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害，均是学校履行教育管理职责不尽完善所致，学校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否则显失公平。在当今中国，受传统思想“事情闹大就能得到更多的赔偿”和“破财免灾”的影响，高校往往为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与口碑，维护学校声誉、迫于社会压力等原因，选择尽快地按照学生家长或者监护人的要求解决此类事件，给予受伤害学生赔偿或补偿，称之为“人道主义补偿”，并没有认真地分析学校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或承担多大份额责任。对此，我们不禁要问，高校对大学生是负有何种性质的安全保障义务？在何种情形下能够免责？对此我们展开了以下研究。

一、立法现状与高校安全保障义务理论

（一）立法现状

据查阅，目前国内有关规定高校应该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主要立法依据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一款中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及《侵权责任法》第37条中规定的：“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第6条中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7条中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此处，高校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学校，应该对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引起的学生伤害事故承担法律责任。《办法》第9条中具体指出了哪些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及参考《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和《校园突发事件处理程序及办法》等。

（二）高校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主要内容

1、义务主体

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学术界现有三张观点：（1）有学者认为，安全保障义务是指从事住宿、餐饮、等经营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应尽的合理限度范围内的使他人免受人身损害的义务。（2）有学者认为，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务场所的人之人身、财产安全依法承担的免遭侵害的义务。（3）还有学者认为，安全保障义务是指行为人在从事某种活动时，如果可以合理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损害，他们即要采取某些合理的措施，保障他人的人身或者财产利益免受自己行为的损害。此处笔者较赞同第三种观点。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一款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据此，义务主体应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经营活动的经营者，第二种就是其他社会活动的组织者。但该条最后一个“等”字，足以把高校概括进入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主体。更何况大学生因收到了高校发出的邀请即录取通知书而进入该校的，生活在高校所管控的地理空间之内，因此高校当然成为义务主体。综上，高校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是学生活动的组织者，应该是高校安全保障义务中的义务主体。

2、高校与大学生的法律关系

首先，大学生，即在普通高等学校注册入学的群体统称。与高校的概念相对应，则应该包括：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现状和《民法通则》第11条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得知大学生基本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完全认知能力，不同于中小学生，所以高校对大学生的保护程度也不同于中小学生。但现实生活使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大学生虽然年龄已满18周岁，但一直以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没有真正踏入社会，心理年龄与其生理年龄不相符合，对一些危险的预知能力较弱，所以高校对大学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就显得格外重要。而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决定了高校与学生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和性质，是高校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前提，也是高校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国内学术界有以下三种学说：第一，特别权力关系说。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是特别的行政管理关系。第二，民事合同关系。这一学说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是特殊的合同关系，强调平等的法律关系，而不是一方服从另外一方。第三，双重法律关系说。该学说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具有双重法律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双重属性。基于以上学说，笔者认为双重法律关系更为准确。首先，因为大学生不同于中小学生，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是民事关系中的当事人，所以高校对其仅是教育管理职责，而不是监护人职责，二者在民事关系中是平等的地位。但这与高校对学生应该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并不矛盾。其次，由于高校与学生之间有特殊的教育关系，高校凭借相关的制度规章来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学生必须服从，如果不服从则要接受惩罚或者处理，所以二者又是不平等的行政法律关系。所以高校对大学生应该负有起码的安全保障义务。

3、理论依据

我国理论界主要有此三种理论依据：（1）危险控制理论。主张“谁能够控制、减少危险谁承担责任”的原则或者“优者负担危险”原则。高校作为社会中的高等教育机构，其环境容易发生危险事件，本身就是危险源，相对于大学生来说更有能力控制危险。（2）信赖保护理论。大学生向高校交纳学费，高校负责传授给大学生知识并对大学生进行其他方面的教育，在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长期稳定的消费关系。学生处于高校的环境之下，自然产生一种信赖感，所以此种理论是高校安全保障义务的基础理论之一。（3）社会责任理论。一直以来被称为“象牙塔”的大学，如今承担的社会责任必定有一项：培养高素质人才。作为公益性较强的高校来说，接受着社会各方面的支援与帮助，自然也应该承担起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作为回报，其主要责任就是向社会输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只有保证在校大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甚至是生命安全，才能谈及向社会输出人才的目标。

4、高校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标准

关于高校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主要有一下几点主要观点：（1）法定义务。法定义务，即高校对学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虽然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直接规定高校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法规，但是根据《侵权责任法》、《高等教育法》、《人身损害赔偿》和《办法》来看，并不影响高校承担法定安全保障义务。（2）约定义务。因高校办学时向学生发出的招生简章是一种要约，而学生到该校报到则属于做出承诺。那么，高校说明该校的安全状况、安保系统、宿舍管理等情况并向学生及其家长做出承诺，承诺该生在校学习生活期间的安全可以得到保障，即约定义务。（3）注意义务。注意义务是英美法过失侵权行为诉讼中的核心概念。侵权法中的注意义务就是指“行为人应采取合理的注意而避免给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的义务”。注意义务又分为一般注意义务和高度注意义务。就高校是否违反注意义务而言，笔者认为针对不同的情况应该承担不同的注意义务。是否履行了一般注意义务有以下三个判断标准：第一，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双重法律关系，此处不再进行赘述。第二，此种危险是否可以预见以及是否做出适当的措施。高校应该对学生负有危险警告的义务，采取措施使学生避免遭受危险的损害。第三，一般惯例的标准。如一般游泳池内都会有标志标明深水区与浅水区的界限，如果高校内的游泳馆内没有此类标志，我们就可以判定其违反了注意义务。又由于高校的主要责任是教学，大学生又多是成年人，所以笔者认为高校只要承担一般的注意义务即可，除极个别的情况下，如时常发生校外人员进入学校抢劫时，高校则应该承担高度的注意义务。

二、典型的大学生人身财产损害的责任认定（法律依据）及高校承担责任的合理限度

（一）校内危险场所缺少必要提示、说明、劝告、协助义务

福建省厦门市学生董某在学校龙舟游泳池游泳时溺水身亡案中，受害人因深、浅水区无明显标志，能见度低，也没有配备安全设施和救助人员而溺水身亡。法院最后判决，因被告集美大学没有尽到对董某的安全保障义务，构成侵权，但董某也有过失，故原、被告按实际过错的大小以8：2的比例分担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9条中“（一）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此案例中高校游泳池附近缺少必要的深、浅水区的提示，是导致学生意外溺水身亡的主要原因，同时没有配备相关的游泳教练，也是原因之一。高校提供的游泳池设施明显不符合国家的规定，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未尽到注意义务，属于在可预见的范围内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而导致学生死亡。在当事人也存在过错，如疏忽大意的情况下，高校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另外，在校园内的其他地方，高校同样需要尽到必要提示、说明、劝告、协助义务，通过校内宣传板、广播、LED大屏幕、校园网络等媒介来告知学生安全隐患：比如下雪天湿滑的路面旁应该设置明显的警示牌；玻璃门等处设置安全提醒；校内建筑、维修、加固工程附近设置安全提醒，划出安全范围防止学生受到伤害等。

（二）学生自身行为引起的人身伤害事故

2001年华南理工大学贺某因一门学科成绩不及格，被学校出示“红牌”警告，即有可能拿不到硕士学位。在表现出来一系列不正常的举动之后，9时许，学校党委蒋书记、贺某辉的导师蔡老师及院保卫科长也赶到该房间，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便离开。最终约11时许，贺某辉突然跨越阳台，纵身跳下五楼，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在一审原告败诉后，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最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华南理工大学因未全尽劝止义务，对事故要承担相应责任，判其赔偿贺某父母2万元。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以及《侵权责任法》第6条的有关规定，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校方知晓，但并未作出预防或预防不当的当然属于过错责任，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在高校得知贺某此种情况下，未尽到劝止义务也即安全保障义务中的注意义务时，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并不是说所有学生自杀自残的情况学校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毕竟大学生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在高校得知学生有此类倾向时就应该能够预见后果，所以此时高校应该做出有效的措施来制止学生的非正常行为，如果没有做出相关措施或者制止不力的情况下，高校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然而，作为主要管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组织，高校的管理和中小学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管理手段不再是强制统一集体的管理，学生之间相处的时间远远大于和老师的相处，导致老师难以对每个学生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同时，学校主要在客观的校园安全环境上可控制性较强，但对庞大的学生群体，对其主观控制性就较弱，每个学生可以承受压力、挫折等心理生理程度不同，例如感情纠纷、饮酒过量、挂科等在不同的学生身上都会引起不同的反应，而高校学生对独立性要求相比中小学时也强很多。类似的种种原因就导致高校对出现特殊心理异常的学生难以预见和提前做出判断，进而难以对每个可能发生自杀自伤的学生进行有效的预防。从法律层面上讲，在自杀自伤事故中，排除情感因素以及相关社会因素的干扰，大学生的自伤自杀行为是纯个人的意志决定并实施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受害人故意造成的结果①，同时，根据法律的规定，受害人故意造成自己损害的，行为人可以免责。更何况高校非行为人，因此高校可以因此主张免责。

（三）教师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侵权行为

2014年7月10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吴春明被指猥亵女学生，而校方迅速作出回应，成立工作组展开调查，中止吴春明的研究生导师资格。经过三个月的多方取证和深入调查，现查明，吴春明与一名女研究生多次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并对另一名女研究生有性骚扰行为。这是一起典型的教师侵权案件，类似的还有教师体罚、变相体罚、性骚扰等。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14条的规定：“因学校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与其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或者因学生、教师及其他个人故意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造成学生人身损害的，由致害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高校作为事业单位法人，通过法定代表人校长以学校的名义进行重要的民事活动，通过教师这一群体来从事教育教学活动。高校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是学校的职员，是代表学校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的，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对学生进行体罚、变相体罚，是一种不当的学生管理方式。因此，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体罚、变相体罚、侮辱学生，属于高校的侵权行为，由此引发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应当由高校来承担。

三、高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认定

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人身财产损害事件类型多种多样、案情纷繁复杂，究其原因有高校的过错、受害人自身的过错以及第三人的过错等等。因此，在不同的侵权事件中，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的高校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以及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形来进行探讨分析。在这一部分中，笔者主要从高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构成、责任形态和免责事由这三个方面来对高校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作较全面的阐述。

（一）责任构成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有加害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对于高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承担责任的构成要件来说，由于大学生人身财产损害事故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因此，确定高校在事故中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必须根据民事侵权法关于一般侵权责任构成的要件规定，并结合教育法规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

1、高校实施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

高校实施的违法行为，即加害行为，通常表现为违反《民法通则》、《教育法》、《办法》的法律与规章的规定，在教学管理过程中疏于管理、保护、教育，使学生遭受损害的行为。有学者认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一般表现为消极行为，是不作为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应当履行作为义务的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应当作为而不作为，导致受保护人权利受损。因此，高校实施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本质上是种消极加害行为。”②笔者不完全赞同此种观点。诚然，法律规定了高校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障大学生的人身、财产权益，若高校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而造成了大学生的人身、财产损害，我们可以认为高校的这种不作为是一种消极的加害行为。但在某些情况下，高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也可表现为一种作为的行为方式，如教师辱骂、体罚学生等。

2、大学生遭受到人身财产损害

损害事实是认定高校行为是否构成一般侵权责任的要件之一，也是确定高校赔偿责任大小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主要有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两个方面。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6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以及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财产遭受的有形损害主要表现为大学生的财产所有权或者其他有形财产权的受损，比如因宿舍管理疏忽导致小偷进宿舍行窃，学生的财物和贵重物品被盗走，这时高校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财产损害事实，一般是指财产的直接损失，即高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所直接造成学生财产方面的损失，而不包括期待利益的损失”。③

3、高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高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与大学生受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事故责任中明确责任归属问题的重要依据。根据高校安全保障义务的不同类型，大学生受损害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高校积极主动实施某种行为侵犯学生的人身财产权利，即以作为的方式直接侵害到学生的人身财产权利，此时要证明高校的行为与损害事实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二种，高校未适当地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了学生受损的事实，此时要求证明高校的不作为与学生受损事实之间有明确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三种，高校违反防止学生遭受第三人侵害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导致学生受损，在这种情形下，虽然不是高校的不作为行为直接导致学生受损，但是与高校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未采取适当方式防范、制止第三人侵害存有关系，只需要证明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即可。

4、高校具有过错

本文认为，高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即高校仅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人身损害赔偿》第7条中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办法》第8条第二款规定：“因学校、学生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相关当事人应当根据其行为过错程度的比例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两条都指出了高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当然，除了过错责任原则外，在一些特殊情形下也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例如：（1）高校校车交通事故造成大学生人身伤害；（2）学校自己制作或者从他处购买而出售给学生的食品、药品等存在缺陷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3）高校教职工体罚、变相体罚学生造成的事故等。由此可得，高校具有过错也是责任构成的一个重要要件，笔者认为，判断学校过错的标准，就是看学校是否尽到了注意义务，是否达到了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如果学校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也尽到了应有的注意义务，即便发生损害结果也无须承担责任；如果学校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轻信而未尽该注意义务而导致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学校就要承担因过错而引起的侵权责任。

（二）责任形态

本文结合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定，就高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形态进行具体分析，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有无第三人介入的不同情况，高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的责任形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态。

1、自己责任

自己责任，也称直接责任，“就是违法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所造成的他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后果由自己承担责任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形态”。④直接侵权责任是一般的侵权责任，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侵权责任形态，而不是为他人行为负责的责任，属于单独侵权。因此，在没有第三人行为的介入时，因高校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未能对其能够合理控制的危险进行合理控制而导致大学生人身财产受到损害，高校就应当承担直接责任。根据《办法》高校承担直接责任的事故情形主要有四种，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不合格，饮食存在问题等方面。

2、替代责任

替代责任是指如果行为人同第三人之间存在某种特殊关系，当第三人对他人实施某种侵权行为并因此导致他人遭受损害，行为人应当就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是对用人单位替代责任的规定。高校作为用人单位，与教职工之间存在特殊关系，当教职工的行为损害到大学生的人身财产权益时，高校应当承担替代责任，比如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高校承担赔偿责任，可对行为人追偿。

3、补充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因第三人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在有第三人介入的大学生人身财产侵权事故中，第三人侵权行为直接导致了损害的发生，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高校对于损害的发生仅仅是没尽到注意义务，因此仅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若高校在大学生在校期间遭受第三人侵害时，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及时发现及时阻止、处理，没有过错的，则由第三人承担直接责任，安全保障人无需承担责任；如果确实是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导致受害人损害结果发生的，但安全保障义务人也有过错，高校未完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在此种情形下，第三人与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的高校均为侵权行为人，前者是直接侵害人，后者是间接加害人，前者实施的是积极的侵害行为，后者实施的是消极的侵害行为。”

综上，高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形态多样，类型复杂，明确高校承担的是何种责任也是对高校进行归责的重要环节，首先要确定是自己责任、替代责任或是补充责任，再根据高校的过错程度以及原因力对其侵权行为提出合理的损害赔偿。

（三）免责事由

侵权民事责任免责事由是指加害人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请求，提出的证明受害人的赔偿请求不成立或不能完全成立的客观事实，从而可以免除或减轻行为人责任的理由。笔者认为，在高校大学生人身财产侵权事件中，高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承担责任的免责事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主要体现在《办法》第12条规定了“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一）地震、雷击、台风、洪水等不可抗的自然因素造成的。”⑤因不可抗力发生的事故，高校无法预见也无法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如因地震导致校舍倒塌造成大学生的伤害，这时高校便可不用承担侵权责任。但是不可抗力导致高校免责，必须是不可抗力成为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如果因高校的过错导致损害扩大，则高校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意外事件是指虽然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后果，但是行为人在主观上既没有故意也没有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或不能抗拒的原因造成的事故。根据《办法》第12条第五项的规定，“大学生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比赛活动中发生的意外伤害，高校已经履行了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且其行为并不存在过错的，高校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比如在学校的竞技比赛活动中大学生意外摔伤，骨折等，高校只要履行了比赛之前的安全教育义务，提示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的大学生不要参与比赛，在大学生受伤后及时合理的进行救助，此时，高校已经尽到了相应职责，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若学生有意外伤害保险，应找保险公司理赔。但若高校没有完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间接导致或扩大了大学生的人身伤害，那么高校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2、大学生自身的行为以及非在校、自行滞留期间

受害人大学生的自杀、自伤及危险行为也是高校免责的事由。若大学生是因为自身原因导致自杀自伤的，行为超出了高校的预见能力和控制范围，应当对自己的过错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高校没有过错也无需负责任。因为高校无法预知大学生会自杀自然无法阻止大学生自杀。⑥但是，如果大学生出现明显的自杀迹象或正准备自杀，高校有关人员己经发觉却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而最终出现了大学生自杀的损害结果，就可以认定高校是有过错，要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办法》第13条规定了学校行为并无不当时可以不承担事故责任的情形，主要体现在非在校期间、擅自离校等。即只要离开高校的控制范围或高校负有管理职责的空间，那么高校就可以主张免责。

四、结语

面对国内越来越常见的大学生伤害事件，有效的解决措施和机制建设显得十分必要。因为每一个学生的背后不仅有一个家庭，所以，只有解决并且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才能保证在校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护，高校的教育工作才能顺利进行，社会才能更加稳定和谐。结合所学知识与常识，笔者在此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可以为国内高校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如何预防第三人侵权：1、完善保安制度。可以将校内安保系统与公安部门联系起来，确保校内的监控等没有漏洞，方便日后对于案件或者纠纷的调查。严格控制身份不明的人和车辆出入校园，并作好记录，按时在校内巡逻，从源头减少第三人侵权。2、完善宿舍管理。首先应该将有需要的宿舍区域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栏，防止有第三人经窗户等爬入宿舍楼内犯罪侵害学生权益；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用于第三人故意纵火或者学生违反校规燃蜡烛或者使用违章电器引发的火灾消防。其次，要培训好宿舍管理人员，要求其必须有辨别本宿舍楼内学生的能力。最后，为每一个学生配备有磁条的身份卡，在宿舍管理人员无法辨认的情况下，该学生要通过刷卡证明其身份才能进入。3、及时处理残损的校园围墙。对于残损的围墙要及时修补，防止被别有用心的校外人员发现并利用等。另外日常生活中应该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来培养学生与教职工的安全防范意识；与社会携手，打造保险赔偿体制，通过政府与其他高校联手建立一个学生伤害赔偿准备金；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经验，创新高校安全防范体制。随着法治社会的进步，我国应该加快有关高校和大学生的立法工作，争取早日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校园安全法。在国内个别城市示范得并到良好的效果后，可以推向全国，逐步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法学院）

指导教师：李云波

2014年部级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注解：

①李菁：《高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法律思考》，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②杨立新：《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行为及其责任》，《河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③杨立新：《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行为及其责任》，《河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④杨立新：《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页。

财产保全反担保的规定篇4

甲方(担保人)

姓名：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反担保人)

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

营业地：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

担保人为反担保人与债权人签订的______________合同提供担保，为了保证担保人的承担担保责任后的追偿权，担保人与反担保人经友好协商，就反担保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担保债权

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系担保人就_____________合同约定，向债权人履行担保义务后所产生的对反担保人的债权。

第二条担保形式

反担保人根据本合同以_________(抵押/保证)方式向担保人提供担保。

第三条反担保的担保范围

1、担保人向债权人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全部相关费用。

2、担保人为实现债权人的追偿权和优先受偿权而支出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第四条债务履行期限

反担保人应于担保人根据_____________合同约定向债权人履行保证责任后________日内向担保人偿还担保人为履行上述保证义务所付出之全部款项。

第五条担保财产

反担保人以担保财产清单”所列财产设立担保，担保财产清单”是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附件一：担保财产清单

第六条保证

反担保人就以下事项向担保人作出保证：

1、反担保人对上述担保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合法、有效;

2、反担保人未在上述担保财产上为除本合同项下债务以外的任何债务设置任何形式的担保;

3、反担保人就上述担保财产所提供的一切文件、报表、陈述均是真实、完整的。

第七条违约责任

反担保人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构成违约：

1、反担保人在本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时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

2、反担保人向担保人提交的与其担保财产有关的任何文件、报表及陈述在担保人认为是重要的方面被证明为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故意使人误解;

3、反担保人终止偿还其到期债务、不能或表示不能偿还其到期债务;

4、由于反担保人的过失使本担保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取消、终止执行或无法予以强制执行。

上述违约事件发生后，担保人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反担保人立即履行本合同义务;反担保人除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该项债务外，自担保人依上述_________合同履行保证义务之日起每日向担保人支付相当于上述债务标的金额____%的违约金;因此给担保人造成损失的，应赔偿损失。

担保人违反本合同约定的，除应依本合同约定继续履行该项义务外，还应向对方支付相当于本合同项下债务标的金额____%的违约金;由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损失。

第八条争议的解决

甲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庆阳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九条其他事项

1、上述_______________合同无效或失效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本合同项下的担保延及反担保人在上述_____________合同无效或失效后的法律责任;

2、反担保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一切义务具有连续性，对其接管人、受让人及其合并、改组、变更名称后的主体均具有完全的约束力;

3、本合同部分条款无效不影响本合同及本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条本合同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双方可以达成书面补充协议。本合同的附件和补充协议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当事人为自然人的，应由自然人签字后按手印;当事人为法人的，应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人签字。

第十二条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乙方：_______________

财产保全反担保的规定篇5

住所（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受托人（乙方）担保有限公司

住所（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应乙方年月日的申请，经审查，甲方同意为乙方贷款（含展期，下同）向银行（以下称贷款方）提供担保；为明确甲，乙双方权利和义务，依照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担保范围和担保期间：

一，乙方拟贷款的金额为（人民币）万元（大写），借款期限年月日至年月日.

二，甲方愿就上述借款本息（含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实际损失的100%，为乙方向贷款方提供担保。

三，甲方的保证期间为乙方与贷款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中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

第二条保证方式：

1、甲方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乙方在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不能履行债务，贷款方可以要求乙方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甲方在本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保证期间内代为清偿。

2、超出甲方的担保范围，担保期间的任何款项，甲方不承担担保责任。

3、甲方的担保责任随乙方履行主合同还款义务或甲方代为偿还贷款或贷款方因乙方违约收回贷款等情况相应减少或解除。

第三条甲方的保后监督管理权：

担保贷款发放后，甲方有权根据需要，对乙方的生产经营情况，债权债务情况，担保贷款的使用情况，项目进展情况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调查了解，并要求乙方提供相关文件资料。

第四条甲方的代位求偿权：

甲方按照本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履行担保义务代乙方清偿债务后，即取代债权人的地位，有权要求乙方归还甲方垫付的全部款项和自付款之日起的利息以及甲方的其他费用和损失等。若乙方不能及时偿还甲方欠款，甲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乙方的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对外债权等一切可执行财产。申请强制执行的金额为：甲方承担担保责任代乙方向贷款方偿付的全部债务金额，即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鉴定费，估价费，登记费，过户费，保管费）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逾期担保费）

第五条甲方的抗辩权：

甲方依法享有乙方的抗辩权，乙方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甲方仍有权抗辩。

第六条乙方的义务：

1、乙方应按担保贷款的%向甲方支付担保费，并在甲方与债权人签订担保合同之前一次缴清；

2、必须承担主合同规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以后的逾期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其他费用等。

3、借款用途必须符合主合同的规定，不得挪作它用。

4、按照主合同约定的还款方式，资金来源，时间，数额等严格执行还款计划并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利息。

5、因不能按期还本付息造成甲方代偿，在接到甲方书面催款通知后15天内清偿甲方代偿的全部款项。超出15日的，甲方有权委托相关银行从乙方的账户上代为扣还相关款项。

第七条甲方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乙方可通知主合同债权人停止产生新的债权或提前收回已产生的债权，并有权以乙方名义直接对甲方提讼：

1、改变资金用途；

2、未征得乙方书面同意，擅自为除乙方之外的第三人提供担保；

3、反担保财产未投保险、或反担保财产价值可能严重贬损、或反担保财产可能灭失、或擅自处理（转让）反担保财产，足以危及乙方利益的；

4、财务状况恶化，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

5、涉及重大经济纠纷或被行政处罚、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或涉及刑事诉讼等，足以严重影响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

6、破产、歇业、解散、被停业整顿、被吊销营业执照；

7、乙方被债权人通过口头、信件或诉讼方式要求承担保证责任，在债权人口头、信件或人民法院传票到达乙方之日起，乙方可直接通过诉讼方式向甲方进行追偿，而不需在乙方承担保证责任后再向甲方提讼。

8、出现其它严重危及乙方利益的情形。

第八条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反担保，并签订相关《反担保合同》。甲方有义务按照乙方要求提供有效的反担保，并签订相关《反担保合同》。甲方同时应向乙方提供本次贷款总额5%

的保证金，即（大写）万元人民币，甲方在乙方与债权人签订《保证合同》之前将保证金存入乙方指定账户。

第九条甲方应对《反担保合同》设置的抵（质）押资产按惯常投保的险种和保险金额向保险公司投保，并承担相关保险费用，确保反担保财产的安全。

第十条甲方为除乙方之外的第三人提供担保，应提前15天书面通知乙方，并征得乙方书面同意。

第十一条特别约定：

1、甲方认可乙方向主合同债权人出具的《保函》和与主合同债权人签订的《保证合同》，并承担相关的全部法律责任。

2、《反担保合同》另行签订，包括甲方直接与乙方签订《反担保合同》，甲方委托第三方与乙方签订《反担保合同》。

3、甲方与债权人产生本合同第七条第五款第（5）项所约定的主合同展期情形，甲方应向乙方依照本合同第六条重新协商并支付担保费用。甲方与债权人主合同被解除、撤销、变更等，乙方不再为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甲方所支付的担保费用不予退还。

第十二条违约责任：

1、甲方不按照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保费，每拖延一天，按未支付保费金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从甲方未按主合同约定偿还债务之日起，按照主合同约定的逾期贷款利率>文秘站:

财产保全反担保的规定篇6

一、消极担保

国际借贷中的消极担保（NegativePledge），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保证，在其偿清贷款前，不得在其财产上设定有利于其他债权人的法律形式。在国际借贷法律实践中，消极担保可单独运用，其多见于国际金融组织之贷款；消极担保亦可与其他担保方式并用，国际商贷担保则属此类情形。

消极担保的典型约定是：在贷款偿还前，借款人不得在其财产或收益上设定任何债权、抵押权或其他担保物权。其功能主要是保证贷款人行使其要求借款人偿还贷款的权利不致于被排列于没有担保物权的其他债权人的权利之后；防止借款人以同一财产和收益设立多重物担保，以保证先受物权担保债权人优先受偿权；间接地限制借款人过度举债。〔1〕据此，消极担保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消极担保的设立，贷款人不以取得优先权为目的，而是为了保证其债权不次于有担保权益的其他债权人的权利。故区别于抵押、质押等积极担保形式。〔2〕

2消极担保的设立，对于借款人现有的财产和贷款偿还前取得的财产都具有约束力，即以借款人自己的全部财产为标的设定担保。这与保证人以其财产为第三人负连带责任而设立的保证形式相异。

3消极担保在其有效期内一般不影响借款人依法处分其财产的权利（但为他人提供担保者除外）。可见，实际上，消极担保所涉及标的物之范围经常处于变动之中。

4消极担保并不排斥贷款人为了自身利益而自行设定积极担保形式，即贷款人常将消极担保归入混合担保中并重使用。〔3〕那么，消极担保的适用范围有多大呢？各国贷款人的做法不一，概言之，主要有两类：其一，消极担保有时不仅限制借款人自身设立的物权担保，而且也限制第三方（如借款人的子公司）利用借款人财产或自己的财产所提供的物权担保，甚至限制第三方为借款人提供的保证。有些消极担保的限制范围还扩及非由借款人设立，而不是因法律的适用所引起的担保，如留置权，但这种限制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承认。其二，对贷款合同或担保合同生效前后借款人所设立的物权担保作区别对待。消极担保效力不涉及贷款合同生效之前已设立的物权担保，但有些国家认为消极担保具有追溯力。

应当指出的是，在实践中，时常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借款人在设立消极担保后，又将其财产设立了抵押，那么，消极担保债权人与抵押权人能否平等受偿借款人之财产呢？由于消极担保贷款人无法要求借款人将拟作为抵押标的物提前公示，故消极担保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借款人的诚信。如果借款人未将存在消极担保条款的事实告知抵押权人，尽管消极担保条款订立在先，也难以对抗善意的抵押权人，换言之，消极担保债权人无法请求享有与抵押权人平等受偿权。反之，如果抵押权人确知在其抵押权设定之前已有消极担保条款之存在，则抵押权人非善意，故消极担保债权人应有权请求与抵押权人就抵押标的物平等受偿。

二、浮动担保

浮动担保（FloatingCharges），又称浮动抵押（FloatingMortgage），日本法上称之为企业担保，〔4〕是指借款人以其全部财产或某类财产向贷款人提供保证，于约定事件发生时，担保标的物的价值才能确定的法律形式。这种担保方式诞生于19世纪的英国，其后在一些国家得到普及。在国际借贷法律实践中，这种担保方式一般不被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所采用，但在国际商贷特别是项目融资中当事人时有采用。据此，浮动担保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担保标的物可以是现有的财产，也可以是将来取得的财产，即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或将来的收益。已设有固定担保的财产之外的全部财产或某类财产亦可作为浮动担保。这意味着，如果借款人违约，贷款人或其任命的财产管理人（Receiver）就有权接管借款人设押范围的任何财产。浮动担保涉及财产的范围与消极担保几乎相同，不过消极担保之目的在于阻止设立有利于其他债权人的担保，而浮动担保属在借款人财产上设定的积极担保，以便取得优先权。〔5〕

2担保标的物之形态与价值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如货币资本可转化为生产资本，生产资本又可转化为商品资本，故其有别于固定担保。

3浮动担保执行以前，借款人有权在日常业务中自由地处分已提供担保的财产。当某些财产因法定事由而发生所有权转移时，这些财产就自动退出设押财产范围，当事人无须采取措施解除浮动担保关系。故浮动担保之财产价值实际上仅限于借款人在浮动担保执行时的财产。

4浮动担保于约定事件发生时，转变为固定担保（FixedCharge），约定事件可以是借款人违反借款合同，如不按期偿还利息，也可为其他事由，如借款人业务清算等。一旦发生约定事件，浮动担保的财产价值便可固定下来，贷款人可行使担保权利。浮动担保，在国际项目融资中颇受欢迎。究其原因，从借款人角度看，如果一时拿不出与巨额借款相应的固定担保标的物，可以其项目或公司的全部财产或某类财产及未来取得的收益、财产作为担保，从而使经营正常化，这种担保在手续上“简便，并且有灵活性”；从贷款人角度看，这种担保形式能将借款人的全部财产包括进去，并且在必要与可行时，指定财产管理人立即取得借款人营业的控制权，使营业得以继续，从而取得比其他债权人更优越的地位，亦可免去诉讼程序的繁琐。

浮动担保债权与其他债权或物权的关系如何呢？在英国，借款人如果在已作为浮动担保的财产上又设立固定物权担保，后者的效力将优先于前者。故为了保证优先权，浮动设押权人经常要求在合同中有特别约定，即“由此产生的担保是浮动的，故借款人不得随意再以担保标的物进行同等于或优先于本贷款的担保”。当然，浮动担保权优先于一切未担保债权。不过，以下担保物权或债权优先于浮动担保债权：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种税收、职工或雇员的工薪收入；在浮动担保明确化之前已获执行令的债权；在浮动担保标的物范围内已设立的优先担保物权。

三、消极担保、浮动担保在中国的法律效力

（一）世界各国对消极担保、浮动担保的态度世界各国是否有消极担保的明确立法，目前尚无资料可证。我们认为，国际借贷中消极担保的效力，应源于各国合同法，即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原则，主动承担消极担保的义务。因此，在国际借贷中，消极担保实际上已被各国法律所承认。

对于浮动担保，各国立法则持不同的态度。英美法系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对浮动担保持肯定态度，但其具体要求或内容有所不同。根据英国法律，浮动抵押可分为有限的浮动抵押（LimitedFloatingCharges）和总括浮动抵押（GeneralFloatingCharges），前者以借款人的某类财产为标的设定，而后者则以借款人的全部财产设定。〔6〕

美国仅承认有限浮动抵押。一些拉美国家，由于受英国、美国长期在该地区投资的影响，接受了英美法实践，在法律上承认浮动抵押的效力。而另一些拉美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不愿承认浮动抵押制度（甚至不愿承认浮动抵押之概念），其理由是，这种担保将借款人的所有财产的担保权益交由一个贷款人垄断拥有，使其他债权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较典型的是《德国民法典》之规定，财产所有人将其全部财产转让给他人（包括抵押权人），受让人应在所受让财产的价值限额内，对该转让人的债务负责。由此可见，浮动担保债权人并不能取得比其他无担保之债权人更优先的地位。但应当提及的是，虽然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不愿承认浮动抵押制度，但有不少国家却规定了相类似的制度，如日本于昭和33年制定企业担保法，以英国法上的浮动担保为范本，规定了企业担保制度。企业担保权，是支配企业财产全体（不问有形、无形）的担保权。〔7〕从浮动抵押设立的条件看，美国法规定设立主体的范围较广，即公司、非公司的借款人也可设立；英国法对设立主体的要求较严，即仅限于股份公司，其他责任形式的公司以及合伙组织或个人均无权设立浮动抵押，〔8〕但1928年英国《农业信贷法》中允许农场主设立浮动抵押实属例外。依1948年英国《公司法》第320条之规定，如果在款项贷出之后，才设立的浮动抵押，须在1年内进行清算或行政接管（administrativeorder），除非贷款人能证明设定抵押时借款人尚有清偿能力方有效。否则，此浮动抵押无效。对与借款人相关的贷款人（Connectedparty）提供浮动抵押，在2年内借款人出现上述情况，不论借款人借款时是否具有清偿能力，该浮动抵押无效。总之，判定浮动抵押的法律效力，首先应考虑借款人是否有能力设定该种抵押，其次还要依财产所在地法确定。

由于各国对浮动抵押的态度不同，在国际借贷中采用浮动抵押的方式可能会引起法律冲突问题。在一国设立的有效浮动抵押，能否对国外财产产生担保法律效力呢？例如，一个不承认浮动抵押国家的某公司，其采用的浮动抵押的法律效力是否及于在另一个承认浮动抵押国家内的财产呢？英国判例曾否认这种浮动抵押的法律效力，但遭到国内外的广泛批评。反之，一个承认浮动抵押国家的某公司，其浮动抵押在英国却是有效的。但在其他国家，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院的意见。〔9〕

（二）中国法律对消极担保、浮动担保的态度中国法律未明确规定消极担保，但亦未禁止。笔者认为，从尊重当事人合同权利及国际通例的角度出发，应对消极担保持积极肯定态度，但不应违反中国法之强行性规定。首先，不得约定以设定消极担保的形式而限制第三人行使留置权。这在于留置权属于法定担保，尽管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不得留置的物”，〔10〕但总体来看，约定排除留置当属例外。借款人在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如履行运输合同、保管合同、加工承揽合同中，可能依法对第三人形成留置权，如借款人以约定排除留置权，则违反法律之规定。鉴于留置权这种法定担保的性质，未约定排除留置权也不应认为是违反了消极担保条款。

其次，“不得允许有利于其他债权人的担保之存在”之约定，不对已存在的积极担保产生法律影响。因为借款人无权解除已依法成立的担保法律关系，无论其许诺与否，未经已存在担保法律关系的对方当事人同意，不能擅自解除。对于在消极担保设立之后，借款人又与第三人设立积极担保，从而使贷款人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只能是借款人的违约行为，而一般不应影响其后设立的积极担保效力，因为消极担保缺乏公示程序，第三人在不知已存在消极担保的情形下，不应受到法律的制裁，故应规定借款人告之义务。否则，贷款人可以借款人违约为由行使相应的救济权利。

浮动担保在中国法律中也未明确规定，这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在《担保法》颁布前，曾有学者建议在《担保法》中设立企业担保制度，〔11〕《担保法》颁布后，又有人认为《担保法》第34条第2款为浮动担保的设立提供了法律依据。〔12〕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认定浮动担保的效力？浮动担保是否产生优先权？其设立是否须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没有人不认为浮动担保的效力尚有不少令人怀疑之处。

浮动担保之标的物通常为项目或企业的全部财产或某类财产（除已设定固定担保的财产外），既有动产，也有不动产，甚至还包括无形财产。浮动担保一旦转变为固定担保，就赋予贷款人自由处分担保标的物之权利。在这种情形下，浮动担保的效力近似于一般抵押担保之效力。而依《担保法》之规定，以房地产、土地使用权、林木、运输工具以及企业的设备和其他动产设定抵押，必须进行登记，未经登记，该抵押不产生法律约束力。〔13〕加之中国法律对土地使用权、国有资产等处分权都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固定抵押尚须经过特定程序，浮动担保如不履行特定秩序，其效力是值得怀疑。在依法承认浮动担保效力的英国，浮动担保亦应以登记为设立必要程序，这亦说明登记对浮动担保效力之重要性。

中国法律是否对浮动担保规定了登记程序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法律可否规定登记程序，从而明确肯定浮动担保这种形式呢？这无疑应取决于中国立法对浮动担保的态度。

如前所述，浮动担保通常是以借款人的全部财产或某类财产为标的，一旦发生约定事件，浮动担保便转变为固定担保，即以借款人的全部财产来清偿贷款人的债权，若借款人同时有两个以上债权人，浮动担保若无优先权，则其设定基本失去了意义。因为担保权人的权益难以得到特别保障；若产生优先权，则担保权人可垄断行使处分借款人财产的权利，对其他债权人不利。对此，中国的司法实践对这种优先权的行使是持否定态度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债务人将其全部财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因而使该债务人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侵犯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1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第5条之规定，应当认定该抵押协议无效。基于保护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的考虑，我们认为，中国法律对浮动担保并未完全保护。但是，应该看到，在国际融资中，尤其在项目融资中，浮动担保适用也很普遍。中国法律应有限度地承认浮动担保，并规定相应的公示程序。理由如下：在项目融资中，借款人很少能有充足的财产可供抵押，而贷款人又看好该项目效益，乐于接受以借款人现有的财产，以及用在建工程，及将来的收益等作为担保。应当承认，以将来的不确定的财产作担保，与我国现行担保立法不协调。在项目融资中，浮动担保应是合理的，对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因此，我国立法应肯定这种形式。至于其他情形下的浮动担保，可能有损借款人的其他债权人的权益，故立法时应慎之行事。

注：

〔1〕刘丰名：《国际金融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2〕在中国，抵押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不转移对法定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法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质押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或债务人提供的第三人以协商订立书面合同的方式，转移债务人或其提供的第三人的动产或权利的占有，担保债权人的债权优先受偿的法律行为。质押分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两种形式。

〔3〕混合担保即由固定担保、浮动担保与消极担保的结合采用，它是构成项目贷款和银团贷款的一种独立的担保形式。

〔4〕〔7〕〔11〕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193、196页。

〔5〕〔6〕PhilipRWood：ComparativeLawofSecurityandGuarautees，Sweet＆Maxwell，1995，p12、11.

〔8〕赵威主编：《国际融资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9〕沈达明、冯大同：《国际资金融通的法律与实务》，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13页。

〔10〕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84条。

〔12〕高言、张占良主编：《担保法理解适用与案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13〕刘剑文：《房地产抵押权的效力》，载《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2期，第5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