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文化的理解篇1

论文摘要：我国孝文化内涵丰富，经历了不断变化，对今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有借鉴意义。本文指出对待孝文化应抛弃糟粕，吸取精华，进而丰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尤其是青少年中，发扬孝文化，宏扬传统美德，促进现代家庭社会的和谐发展。研究孝文化，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完善与发展。

一、我国孝文化的来源及涵义

(一)孝文化的涵义

我国孝文化历史悠久，形成发展过程复杂，内容不断变化。据记载，孝字最早出现于《尚书·尧点》，“克谐以孝。”《尚书》以后的文献中对孝的记载很多，最早对孝作出解释的是汉代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中提到:“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善事父母可解释为奉养和服从父母。孝在西周至春秋之前，其初始是尊祖敬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善事父母一经产生便成为了孝的基本涵义。狭义的孝即孝的基本含义，是指子代对父代和祖先的情感和相应的行为表现。这里的情感和行为是自发的、朴素的。广义的孝既是指作为家庭伦理的孝，也指被泛化到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孝孝的基本含义是对父母的赡养和顺从，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父母子女之间的伦理规范。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的含义却远远超出家庭伦理的范围，它有一个由家庭逐步扩展到国家和社会的过程。孝文化是指一切有关“孝”的物质、精神和制度等的总和。“中国孝文化”是指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孝意识、孝行为的内容与方式，及其历史性过程，政治性归结和广泛的社会性衍伸的总和。当代孝文化是对传统孝文化批判性的继承。

(二)孝及孝文化在我国历史上的发展

“孝”应是由周人先提出，在周展。西周时期，“孝”扩张为伦理政治范畴，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周代的“孝’，字从“考”、从“子”，强调父子相承，表现了男子在生育中的独尊地位。在周代孝的发展步入了成熟期，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观念。春秋战国之际，“孝”的含义有一个重大转变，这就是由西周春秋之尊祖敬宗，向善事父母的转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接过了“孝’，把它作为自己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孝”之所以能得到儒家的看重，是因为儒家学说的思想基础就是原始的男性生殖崇拜文化。儒家经典论及“孝”时，几乎都以“善事父母”为核心。

汉代在中国历史上以“孝治天下”而著名，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并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孝观念渗透到汉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孝道发挥着对家庭和对社会的双重功能，以及协调两方面关系的功能。可以说，汉代的孝道思想，通过对前代孝道思想的继承、改造，完成了由奴隶制型向封建制型伦理观念的转变。如果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看作是由传统家庭人伦思想向社会政治思想在理论上的完成的话，那么以“孝治天下”成为汉朝统治者实现这种转变在实践上的完成。《孝经》的推广、传播，成为实现这种转变在教育上的完成。

魏蜀吴晋等王朝仍“以孝治天下”相标榜，孝治为各朝治国之本。统治者以封建法统对忠君孝亲加以维护，法律规定“存留养亲”、“冒哀求仕”以强制力量鼓励、约束人们尽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昌盛时期，伴随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封建宗法专制的加强，封建经济和文化得到高度的发展，统治者继续用政治手段强化孝道。隋场帝继续实施“举孝廉”的制度。唐代还通过法律手段来强化孝道。

宋明时期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北宋中期，张载、“二程”大力阐发孔孟孝道观。张载对孝作了更深层次的引申。人都是天地的子女，百姓万民都应看作兄弟，万物应看作朋友。君主是天地的长子，大臣是长子的管家人。孝的原则被说成宇宙的最高原则。一切违反孝的行为都是不忠的。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与家长为核心的小农经济社会有机地统一起来。君权神权合一，宗教与政治合一，从而完成封建社会宗教神学体系。理学强化维护忠孝之封建纲常给社会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人们的忠孝意识和民族气节，宋元时期确实得到发扬。另一方面理学给孝道加入了很多分裂人格、窒息人性的观念，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父子、君臣、夫妻关系由最初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并提，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最后被演绎成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孝、愚忠思想。这说明随着封建专制的强化，孝的内涵被严重异化。

辽宋夏金元时期儒家“忠信孝梯”道德观念逐渐深入各民族中。辽太祖建孔庙，金章宗命臣下学《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并以孝义作为任用官吏的标准。元代重视孝道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在孝道的宣传上有所成就。在民间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二十四孝》始成于元代。《二十四孝》流传对社会人伦秩序的维护起了重大的良性作用，但也扭曲了人们“孝”的观念，从而导致了“愚忠”愚孝”现象的发生。自元代之后，由于“二十四孝”的广泛宣扬和提倡，不近人情的愚孝行为，在民间社会也时有发生。

五四时期对孝道的基本态度是批判，批判主要是适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对于反封建和思想解放，发挥它的历史启蒙作。批判的同时，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对建立现代新型父子关系提出了关于父子平等、解放子辈、变恩为爱、变权为责等建设性意见，这些关于新型代际和父子关系的新的伦理观，奠定了现代代和亲子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性解放，男女长幼平等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以后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系统地清理了“”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实行拨乱反正，继承和发展了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学说的正确认识。进入了真正科学认识与评价儒学的新时代，对重建新型孝道开始了探索。

二、当前孝文化的缺失

当前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多元、价值取向多样交融碰撞之际，不少人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有些青少年缺乏孝敬父母的观念意识，有些青少年缺乏感恩的心，有些青少年缺少孝敬父母的实际行动。道德失范成为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障碍。所谓道德失范，主要是指在社会过渡或转型时期所出现旧有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和等日趋崩溃，而社会所需的新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从而导致社会的道德真空状态。照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看来，养老的问题必然落在子女的身上。然而正是在这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目前社会中存在种种不孝的劣行，如不奉养父母，老人孤苦伶仃，无家可归;剥夺父母，不仅不尽赡养义务反而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的严重违法现象，在全国各地仍不时发生。近几年来“遗弃双亲”、“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呈明显上升趋势。数千年来始终以孝文化著称的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竟出现了这种儿女随意遗弃年老父母的与孝文化大相径庭的现象，确实让人吃惊。

三、传统孝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为现代家庭美德建设提供丰富的内容

赡养父母是现代家庭美的要求，然而在一些家庭中，有的成年子女以反对封建孝道为借口，虐待父母，遗弃父母，这是极端错误的。封建社会曾把赡养父母涂上一些神秘色彩，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剥去“孝”字上的虚伪的外衣，发扬亲子间真诚的爱。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父母有扶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尊亲敬亲是现代家庭美德的基本内容。随着当前我国现代家庭格局的核心化、小型化发展趋势，养老敬老问题更加突出。敬亲，并非顺亲。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父母与子女关系亦不例外。我们今天讲尊亲敬亲是以平等为前提的，相互尊重，彼此信任。做为晚辈，不是绝对的服从长辈意志，而是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感情。为人子者不仅要在物质上自愿地赡养父母，而且基于多数老人有自己的物质保证，更应注意精神上的赡养，给予父母更多的关心和敬重，让他们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与满足。在现代家庭中，做子女的应该使父母得到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慰藉，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终。“精神赡养”是“孝”的较高层次的内容。敬爱父母应该是子女发自内心的一种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在物质生活基本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老人最需要的是子女对他们的精神赡养。因此，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子辈对老年人最大的人文关怀。即使将来生产力发展了，敬老孝亲仍然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家庭美德。

(二)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丰富了公民和家庭道德教育的内容。提高公民自身思想道德素质，为构建与培育当代孝文化良好氛围提供载体。儒家孝道强调孝是道德之本，是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的根本和关键，认为个人道德的提升除了外在的教化外，还应在实践中通过自律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首先，公民通过“内省”提高自我修养。有助于推动现代家庭美德建设，以培养合作精神和责任感。要求以儒家孝道来规范家庭成员，让家庭中每个人特别是子女知道自己对家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父母不溺爱子女，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包下来，要让子女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让他们知道自己对家庭同样负有责任和义务。，当孩子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后，就能与他人合作，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敬老尊老也是人们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

(三)发展孝文化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孝道文化的理解篇2

关键词：儒家；孝道；孝经；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孝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孝不仅在中国文明中有其广泛的文化综合意义，它不仅是一种亲子间的伦理价值观念与规范，而且包含着诸多文化意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

一、孝之含义与孝道理论的完成

“孝”的观念产生较早。孝为会意字，像小孩搀扶老人。康殷说；“象‘子’用头承老人手行走。用扶持老人行走之形，以表示‘孝’。”孝之初始含义有二，其一：尊族敬宗。其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至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孝的含义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就是西周春秋之尊族敬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之初义，向善事父母的转变。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社会意识、家庭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经过儒家的阐释发挥，使“善事父母”最终成为孝的核心甚至唯一内容。

孔子是儒家孝道理论的开山鼻祖。孔子出身于贵族家庭，他所生活的鲁国又是周公旦后人的封地，保存着大量的周文化典籍，所以，他是在周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对西周传统的思想和制度极为赞成和拥护，因而对周初以来所大力提倡的孝道，当然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且对西周传统孝道有重大发展。

孔子为传统孝道的合理性找到了人性的根基，解决了孝道存在的哲学前提。孝被孔子还原为一种朴素的家庭伦理意识，它的人性基础既不是具有很强宗教意味的祖先崇拜，而将注意力转向了广大人群所共有的人心之仁，从而为孝道的合理存在找到了更普遍更坚实的根基。

在孔子以后的儒学发展中，曾子可以说是儒家孝理论的集大成者。孔门中曾子不仅以其孝著称，而且在孝道理论方面无疑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曾子思想以孝为核心，开创了儒家的至孝派。

曾子对孝道理论进行了全面泛化和深化。首先，曾子强调指出孝是人们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它存在于人类的自然天性之中。这是曾子关于孝道理论的基本点。曾子强调发自内心的诚恳的孝。其次，曾子把孝作为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在传统的儒家中，仁、义、礼、信、忠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而曾子则以孝为中心，将这些内容都和孝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是将这些都纳入了孝的体系之中。第三，曾子还论述了社会各阶层之孝，及孝之等级等一系列问题。曾子说：“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4]并且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

二、孝的伦理思想在当代现实意义

（一）孝道具有社会普遍意义和人类共同适用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应该随之变化，许多传统道德面临着时代的冲击与抉择。孝道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历史的产物，必然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讲，虽然传统的孝道多有时代局限和具体实践上的种种不足，但毕竟涉及人类共同的心理和情感，在任何时候都是道德全民性和稳定性的体现。所以，孝这种伦理道德，是合情合理的美好道德，是民族精神、社会风尚的体现。因此，它不仅作用于过去，而且作用于现在乃至将来。

就孝道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性来讲，我们至少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赡养父母是最基本的孝。第二，敬重父母是最高尚的孝。第三，孝并非唯命是从。把孝道引向对父母的唯命是从，是古代孝道的最大弊端。在今天讲求法治和民主的时代，要想使孝道生机勃勃，必须把民主和法治的精神作为行孝的前提。当然，孝道不必与现代民主和法治精神相对立，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对父母和亲人的孝，往往容易与民主和法治的精神产生现实的矛盾。所以，要想使传统的孝道美德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必须把一份民主和法治的责任心放在首位。

（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弘扬孝道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但与此同时，人们也耳闻目睹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置亲情于不顾，不尽人子之责，不赡养父母，甚至歧视、虐待父母和老人，致使许多家庭为此而破裂，影响到社会安定。有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出现，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一个人要想保持与父母兄弟的亲情，要想尽好孝道，必须保证事业的发展和成功。只有各方面都实现了事业成功，尽孝尽悌才有可能实现。另一方面，在行孝的过程，明确各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也是非常必要的。父母长辈既不要无原则地提出要求，子女晚辈也不要无原则地推诿和搪塞，这就需要借鉴市场经济的规则和信用。如果各方都不讲规则，都在随心所欲地理解和实行孝道，最终将是孝道的灾难。所以，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使尽孝尽悌与市场经济的规则形成良性互动，既可以保证孝道这一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也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弘扬孝道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和国家的基本细胞。基本单元稳定，社会才能和谐；细胞健康，国家这一机体才会强壮。而要保证家庭和睦稳定、生机勃勃，克尽孝道就是基础的基础。

中共中央在2001年颁布的关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正确对待和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要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这样的要求，就把家庭美德与家庭关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以及家庭问题同国家的安定和谐等关系统一和一致起来，非常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建设。

（四）新时期的孝道必须积极地应对现实问题

从历史上和理论上理解孝道的积极意义并不难，难的是把传统的孝道美德与现代的精神理念相结合，有效地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

既然孝道是要解决晚辈与长辈的关系问题，那么，在当代，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社会老龄化的问题。如何让全社会的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既是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每个家庭和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发扬善事父母、孝敬老人这一传统美德，对于亿万家庭的安定、乃至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有其重要意义。其次，随着独生子女越来越多，赡养老人的责任无疑会变得越来越沉重。面对这种形势，从父母到子女，必须对传统的孝道加以新的理解和诠释，以新的孝道理念指导人们的行为，满足人们的精神要求。再次，我国现在有5000多万青壮年民工在城市务工，他们如何对待远在家乡的父母才算是尽孝，他们的父母长辈如何得到孝养，都需要我们以继承传统孝道美德为基础，以与时俱进的姿态作出适时的合理调整。

提倡孝道并不意味全盘继承，现代孝的规范是对传统的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抛去封建因素，尊老、敬老、养老仍然是我们应具有的传统美德。

【参考文献】

[1]康殷.文字源流浅说[M].北京：荣宝斋，1979.

孝道文化的理解篇3

关键词：《刮痧》文化差异孝跨文化交际

电影《刮痧》的主人公许大同来美八年，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一天儿子丹尼斯闹肚皮烧，在家的爷爷看不懂药品上的英文说明，便用中国民间的刮痧疗法给丹尼斯治病，而刮痧留下的痕迹却成为许大同虐待孩子的证据。法庭上，许大同百口莫辩。而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西医理论又无法相信口耳相传的经验中医学。控方律师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规范的曲解使许大同终于失去理智。失去儿子监护权的许大同被迫离家住进贫民区的破旧公寓里，父亲也决定回国。为让老人临行前再见一面孙子，许大同从儿童监护所偷偷带出儿子丹尼斯到机场送别。老父亲临走前将真相告诉了许大同的朋友约翰・昆兰，约翰，昆兰亲身试过刮痧后，与法官一起来到许大同家宣布解禁令。许大同一家也最终得以团聚。

《刮痧》从表面看是围绕许大同的儿子丹尼斯是否受到了虐待进而引发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实际上却是不同民族由于文化差异而引起冲突的外在表现。不同的民族，由于历史发展进程，物质环境，以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其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法律制度、医学理念、道德价值的差异等方面。而种种差异在电影《刮痧》中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在中国人所熟知的“孝”上的差异。

一、“孝”在中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地位

1“孝”在中国传统理念和儒家思想中的地位，

中华文明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其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传统文化理念。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学说，以及后来逐步完善并成体系的儒家文化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历来提倡“孝”，“孝”也是中国社会一切人际关系得以开展的精神支柱和实践起点，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支柱，也是社会教化和学校教育的核心和根本，对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与民俗、学术的发展均发生着重大影响。数千年前，我国著名教育家孔子就说过：“父母在。不远游”，“罪莫大于不孝”。古书《礼记》中也提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父母之丧，三年不与从政”等。唐朝诗人孟郊所写的《游子吟》中的诗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不但深情表达了母亲对孩子的疼爱，而且展现了孩子对母亲的报答和感激之情。直至现代中国，孝顺父母、赡养老人的感人故事也一直被人传诵，如河南信阳的谢延信孝顺老人的事例曾感动无数中国人，并被作为典范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文化的延续而被大力推崇。由此可见，作为一个非常注重伦理的国家，“孝”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并早在几千年前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虽然在今天看来，中国有些“孝”的思想过于荒谬。中国的儒家文化也历来提倡“尊老爱幼”，这种思想直至当代社会依然被作为衡量一个人行为品德好坏的重要准则。

2西方人眼中的“孝”。

西方文化也非常赞赏父母在抚养和教育孩子上所付出的努力。英国就有这样的谚语：“父母之爱。为诸德之基。”亚伯拉罕-林肯也说过：“不论我现在怎样，或希望将来能怎样。都亏欠我那天使般的母亲。”可见，西方人也很重“孝”。但这种“孝”跟中国文化中推崇的“孝”都有哪些差异，又为什么会起冲突，根源又在那里?下面以“孝”在电影《刮痧》中的具体表现诠释以上问题。

二、“孝道”在电影《刮痧》中的具体表现

1默许甚至公开同意老父亲在家里吸烟。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将孝顺父母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很多中国父母很早就向孩子灌输“尊老爱幼”的重要性，所以多数中国孩子从小便意识到了他们长大了要孝顺，要报答父母。孩子对父母孝顺的表现很多，如要听父母的话，即使知道父母说的话或做的事不一定正确，也不能面露不悦。更不能当面顶撞父母，否则就被认为是不孝。电影《刮痧》中有这样一个情景，正在家抽烟的老父亲看到许大同夫妇突然回家后面露惊慌之色，赶紧将烟藏在了身后。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出来简宁是强烈反对有人在家抽烟的。为了不使儿媳不快，也为了避免由于自己的行为引起儿子儿媳吵架，老父亲决定掐灭烟头不抽了。许大同夫妇都看出了父亲的不安。简宁深知父亲是思念孙子才抽烟的。另外，她知道如果不让老父亲在家里抽烟，势必让孝顺的丈夫反感，进而引起心情本来就不好的夫妇俩吵架。因此，聪明的简宁不但没阻止，反而跟父亲说：“爸爸，你抽吧。”在这一情景中，夫妇俩虽然都知道吸烟不利于健康，但他们都没阻止，简宁甚至为了打消父亲的恐慌还公开同意其吸烟。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孝顺父母的表现。这样的做法对西方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会想，既然吸烟有害健康，当然应劝导老父亲不在家里吸烟，这才是对父亲的“孝”，这是西方人眼中的“孝”。另外，当老人问孙子丹尼斯为什么没有回来时，许大同为了不让父亲担心而撒谎说丹尼斯受了点轻伤，留院观察几天后很快就回来。西方人会问，为什么要对老人撒谎?为什么不对老人说实话?因为在极其注重诚信的西方文化中，撒谎的人是会被人痛斥和不齿的。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许大同这一做法是孝顺的表现。对一个西方人来讲，他必然会难以理解许大同的这一行为，在心理上也必然会产生一种文化冲击(culturalShock)。

2事业成功后接老父亲去美探亲。

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意识结构中。从整体出发的综合观占突出地位，重视“群自合一”，突出“群体”的人格，倡导集体主义，轻视个体的人格。因此，中国是一个重视“家”的国家，“家”作为一个小的群体单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家”对中国人来讲意味着和谐、幸福、温暖和圆满。唐代诗人李白在其诗歌《静夜思》中就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思乡之情溢于言表。

在中国文化中。“孝”包括孝道和孝行。孝道原则是孔子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孝行的基本要求是物质上保证父母，高级要求是让父母精神快乐。因此，当许大同在美国事业成功的时候，他接来了远在北京的父亲与他一起居住，这是通过尽“孝行”满足父亲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父亲看到儿子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也感到无比高兴，这一点在中西文化中是没有差别的。但观众会发现许大同的父亲来美国不仅仅是短期探亲，而是准备和儿子一家一起生活并在美国久居的。许大同在美国取得成功，让老父亲跟随自己一家在美国生活，这在中国人看来是理所应当的。是作为儿子的许大同孝顺的具体表现。而在有些西方人看来，父亲和儿子一家久居让他们感到难以理解。在西方文化中，人们较重视个体的人格，倡导个体主义和独立思想。很多西方人在有独立谋生能力时，就离开父母家。尤其是结婚后，他们不与父母同住，离开父母在外租或买房子住，不像中国人会选择与父母同住或经常探望父母。而想给孩子也想给自己一些空间的西方父母，也很少来到自己孩子的家。在有些中国人看来，西方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疏远得让人不可思议，西方的孩子也做得有点过分，不孝顺父母。但在英、美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这是一种再普遍不过的现象。

3中国文化中“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所体现的“孝”。

当儿子丹尼斯与小伙伴保罗发生冲突的时候，许大同当着老板约翰・昆兰的面动手打了儿子，这引起了约翰・昆兰的极大震惊和不安。因为在美国。父母动手打孩子是违法的。而且孩子有权向法庭控告父母这一行为。但许大同生长在中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汉代将“孝”纳入“三纲”之中，父为子纲，父亲是孩子的榜样，儿子应听从父亲的管教，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许大同觉得自己打儿子是教育儿子，儿子如果不服管教，那是儿子“不孝”的表现，做父亲的会没面子，会很生气。而当丹尼斯的爷爷看到孙子不太高兴并了解原因后，便说道：“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这句话虽然不被“以人为本”的当代教育理论推崇，更与西方所倡导的启发诱导为基础的教育理念相悖，但在中国它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渊源，至今依然被很多中国人作为教育下一代的准则。爷爷也在教给孙子这样的思想，那就是爸爸打他是为他好，儿子不应跟爸爸记仇，不应不服爸爸的管教，否则那就是对父亲的不孝和不尊重。中国人把孩子视为己物，是私人财产。通过打孩子来教育孩子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3]。而西方人倡导人文主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认为父亲打儿子侵犯了人权，违反了法律，儿子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更谈不上就是对父亲的孝。

4为“孝顺”父亲，竟然冒着巨大危险，两次违法。

在美国法庭，作伪证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一个人在法庭上讲假话，就可能被控伪证罪而坐牢。许大同显然很清楚作伪证会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但为了保护父亲，不让父亲卷进这场前景未卜的官司中，他向法庭作伪证称给儿子刮痧的是他自己。当他的老板约翰・昆兰先生通过许大同的父亲得知真相后感到非常震惊。在约翰・昆兰看来，许大同不应作伪证，哪怕要保护的是他的父亲。但约翰・昆兰怎能理解呢?在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很早就有“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为人生宗旨，父亲是“家”这个全体中的权威，儿子就应这样保护父亲，哪怕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孝顺的表现。而很多美国人会觉得许大同缺乏诚信，是一个靠不住不值得信任的人，又岂能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可见，中西方对“孝”的理解差异之大。

许大同对父亲孝顺的另一个情节便是在老父亲临回国前，他为了慰藉老父亲对孙子的思念，竟偷偷从儿童监护局带出儿子让其与爷爷见面。他明明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但他知道，如果老父亲未见孙子最后一面而伤心离去，他肯定会自责一生的，于是，许大同再一次冒了险。当然这又体现了许大同对父亲的“孝”。而大同的这些行为在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中，的确会很令人费解。

因此，不同的文化体系和文化背景决定了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对其的认知和理解。

5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

中西方对“孝”的不同理解和由此产生的文化碰撞要从两种不同文化产生的不同根源说起。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是在神学背景下产生的，原罪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因此，西方人的道德指向是个人向自己负责，强调个人奋斗，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的思想反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亲人间界线明确，老少聚餐，各自付款，强调以子女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奋斗为荣，不盲目崇拜父母权威。而中国以家族为本位，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生活的宇宙，具有至高无上的凝聚力。家庭中有长幼关系、夫妻关系，要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虽然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自由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人眼中的“孝”是一种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根基的、与西方文化中所倡导的“孝”有很大差别的文化。由此可见，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区域性，在它诞生时已被打上了强烈的民族烙印。而文化的民族性本身也就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因此各个民族在交往的过程中出现文化上的冲突和矛盾也就不足为奇了。

电影《刮痧》给观众展示了许多方面的中西文化冲突和碰撞。如西方国家对刮痧这一传统中国疗法的误解，对一直被视为正义力量象征的孙悟空的严重丑化和扭曲，这些都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具体体现。如果西方人知道“孝”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们也就不难理解许大同的种种行为。中华民族在其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孝”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注定会与西方文化产生碰撞。因此，我们应将中西方文化教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一些能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活动，不断增强各民族间的互信和理解，促进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三、解决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可行方法

1改革教材。教材内容要反映时代的发展变革，适应新时期国际交流的发展。我们要编写和选择一些反映中西文化的好教材，突出文化教育的地位。教师在教学中应渗透中西方文化元素，拓展学生视野。高等教育尤其是外语教学中更应重视跨文化交际在国际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加强对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2改革传统教育方式。尽量让更多的中国学校与国外的学校有更多的文化交流。交换生制度也不应仅局限在个别学校，应使更多中国学校和学生有这种交流的机会。

3采取措施吸引西方国家的留学生到华留学，让留学生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鼓励中国学生到海外求学。让海外学子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力量。

4中国政府在吸引国外社团来华演出或访问交流的同时，也应让自己的社团走出去，通过各种渠道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摈弃本民族陈腐的、不科学的文化：学习国外一些先进的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能够增强民族互信和交流的文化。

孝道文化的理解篇4

论文摘要：我国孝文化内涵丰富，经历了不断变化，对今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有借鉴意义。本文指出对待孝文化应抛弃糟粕，吸取精华，进而丰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尤其是青少年中，发扬孝文化，宏扬传统美德，促进现代家庭社会的和谐发展。研究孝文化，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完善与发展。

一、我国孝文化的来源及涵义

(一)孝文化的涵义

我国孝文化历史悠久，形成发展过程复杂，内容不断变化。据记载，孝字最早出现于《尚书·尧点》，“克谐以孝。”《尚书》以后的文献中对孝的记载很多，最早对孝作出解释的是汉代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中提到:“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善事父母可解释为奉养和服从父母。孝在西周至春秋之前，其初始是尊祖敬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善事父母一经产生便成为了孝的基本涵义。狭义的孝即孝的基本含义，是指子代对父代和祖先的情感和相应的行为表现。这里的情感和行为是自发的、朴素的。广义的孝既是指作为家庭伦理的孝，也指被泛化到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孝孝的基本含义是对父母的赡养和顺从，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父母子女之间的伦理规范。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的含义却远远超出家庭伦理的范围，它有一个由家庭逐步扩展到国家和社会的过程。孝文化是指一切有关“孝”的物质、精神和制度等的总和。“中国孝文化”是指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孝意识、孝行为的内容与方式，及其历史性过程，政治性归结和广泛的社会性衍伸的总和。当代孝文化是对传统孝文化批判性的继承。

(二)孝及孝文化在我国历史上的发展

“孝”应是由周人先提出，在周展。西周时期，“孝”扩张为伦理政治范畴，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周代的“孝’，字从“考”、从“子”，强调父子相承，表现了男子在生育中的独尊地位。在周代孝的发展步入了成熟期，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观念。春秋战国之际，“孝”的含义有一个重大转变，这就是由西周春秋之尊祖敬宗，向善事父母的转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接过了“孝’，把它作为自己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孝”之所以能得到儒家的看重，是因为儒家学说的思想基础就是原始的男性生殖崇拜文化。儒家经典论及“孝”时，几乎都以“善事父母”为核心。

汉代在中国历史上以“孝治天下”而著名，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并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孝观念渗透到汉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孝道发挥着对家庭和对社会的双重功能，以及协调两方面关系的功能。可以说，汉代的孝道思想，通过对前代孝道思想的继承、改造，完成了由奴隶制型向封建制型伦理观念的转变。如果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看作是由传统家庭人伦思想向社会政治思想在理论上的完成的话，那么以“孝治天下”成为汉朝统治者实现这种转变在实践上的完成。《孝经》的推广、传播，成为实现这种转变在教育上的完成。

魏蜀吴晋等王朝仍“以孝治天下”相标榜，孝治为各朝治国之本。统治者以封建法统对忠君孝亲加以维护，法律规定“存留养亲”、“冒哀求仕”以强制力量鼓励、约束人们尽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昌盛时期，伴随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封建宗法专制的加强，封建经济和文化得到高度的发展，统治者继续用政治手段强化孝道。隋场帝继续实施“举孝廉”的制度。唐代还通过法律手段来强化孝道。

宋明时期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北宋中期，张载、“二程”大力阐发孔孟孝道观。张载对孝作了更深层次的引申。人都是天地的子女，百姓万民都应看作兄弟，万物应看作朋友。君主是天地的长子，大臣是长子的管家人。孝的原则被说成宇宙的最高原则。一切违反孝的行为都是不忠的。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与家长为核心的小农经济社会有机地统一起来。君权神权合一，宗教与政治合一，从而完成封建社会宗教神学体系。理学强化维护忠孝之封建纲常给社会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人们的忠孝意识和民族气节，宋元时期确实得到发扬。另一方面理学给孝道加入了很多分裂人格、窒息人性的观念，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父子、君臣、夫妻关系由最初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并提，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最后被演绎成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孝、愚忠思想。这说明随着封建专制的强化，孝的内涵被严重异化。

辽宋夏金元时期儒家“忠信孝梯”道德观念逐渐深入各民族中。辽太祖建孔庙，金章宗命臣下学《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并以孝义作为任用官吏的标准。元代重视孝道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在孝道的宣传上有所成就。在民间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二十四孝》始成于元代。《二十四孝》流传对社会人伦秩序的维护起了重大的良性作用，但也扭曲了人们“孝”的观念，从而导致了“愚忠”愚孝”现象的发生。自元代之后，由于“二十四孝”的广泛宣扬和提倡，不近人情的愚孝行为，在民间社会也时有发生。

五四时期对孝道的基本态度是批判，批判主要是适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对于反封建和思想解放，发挥它的历史启蒙作。批判的同时，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对建立现代新型父子关系提出了关于父子平等、解放子辈、变恩为爱、变权为责等建设性意见，这些关于新型代际和父子关系的新的伦理观，奠定了现代代和亲子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性解放，男女长幼平等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以后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系统地清理了“文革”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实行拨乱反正，继承和发展了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学说的正确认识。进入了真正科学认识与评价儒学的新时代，对重建新型孝道开始了探索。

二、当前孝文化的缺失

当前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多元、价值取向多样交融碰撞之际，不少人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有些青少年缺乏孝敬父母的观念意识，有些青少年缺乏感恩的心，有些青少年缺少孝敬父母的实际行动。道德失范成为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障碍。所谓道德失范，主要是指在社会过渡或转型时期所出现旧有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日趋崩溃，而社会所需的新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从而导致社会的道德真空状态。照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看来，养老的问题必然落在子女的身上。然而正是在这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目前社会中存在种种不孝的劣行，如不奉养父母，老人孤苦伶仃，无家可归;剥夺父母，不仅不尽赡养义务反而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的严重违法现象，在全国各地仍不时发生。近几年来“遗弃双亲”、“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呈明显上升趋势。数千年来始终以孝文化著称的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竟出现了这种儿女随意遗弃年老父母的与孝文化大相径庭的现象，确实让人吃惊。

三、传统孝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为现代家庭美德建设提供丰富的内容

赡养父母是现代家庭美的要求，然而在一些家庭中，有的成年子女以反对封建孝道为借口，虐待父母，遗弃父母，这是极端错误的。封建社会曾把赡养父母涂上一些神秘色彩，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剥去“孝”字上的虚伪的外衣，发扬亲子间真诚的爱。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父母有扶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尊亲敬亲是现代家庭美德的基本内容。随着当前我国现代家庭格局的核心化、小型化发展趋势，养老敬老问题更加突出。敬亲，并非顺亲。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父母与子女关系亦不例外。我们今天讲尊亲敬亲是以平等为前提的，相互尊重，彼此信任。做为晚辈，不是绝对的服从长辈意志，而是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感情。为人子者不仅要在物质上自愿地赡养父母，而且基于多数老人有自己的物质保证，更应注意精神上的赡养，给予父母更多的关心和敬重，让他们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与满足。在现代家庭中，做子女的应该使父母得到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慰藉，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终。“精神赡养”是“孝”的较高层次的内容。敬爱父母应该是子女发自内心的一种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在物质生活基本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老人最需要的是子女对他们的精神赡养。因此，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子辈对老年人最大的人文关怀。即使将来生产力发展了，敬老孝亲仍然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家庭美德。

(二)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丰富了公民和家庭道德教育的内容。提高公民自身思想道德素质，为构建与培育当代孝文化良好氛围提供载体。儒家孝道强调孝是道德之本，是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的根本和关键，认为个人道德的提升除了外在的教化外，还应在实践中通过自律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首先，公民通过“内省”提高自我修养。有助于推动现代家庭美德建设，以培养合作精神和责任感。要求以儒家孝道来规范家庭成员，让家庭中每个人特别是子女知道自己对家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父母不溺爱子女，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包下来，要让子女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让他们知道自己对家庭同样负有责任和义务。，当孩子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后，就能与他人合作，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敬老尊老也是人们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

(三)发展孝文化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孝道文化的理解篇5

关键词：传统孝道二重性孝道式微孝道立法

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初始意义指尊敬祖宗，报本返初，生儿育女，延续生命。最早的汉字“孝”，则出现于距今约3千余年前的殷商时代。不过，当时“孝”字仅见于卜辞一处，用于地名。所以，现在还不能断定殷商时代的“孝”字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孝”字，与当代“孝”字含义完全一致的“孝”。根据现有资料，较早的见于《尚书·酒诰》篇，其中有言日：“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人们于农事完毕之后，赶着车出外做些生意，用以孝敬奉养自己的父母。《伦理学大辞典》对“孝”的解释是：中国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规范之一，有三层含义。一是必须孝敬自己的祖先，按时恭敬地祭祀祖先，继承祖先的事业，按照祖先的规定办事；二是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恭谨地侍奉父母；三是立身行道，效忠君主，立业扬名，以显父母。这一解释是对古代孝道的概括，而在现代生活中，孝道的表现形式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比如，祭祀祖先没那么勤勉庄重了，服从父母没那么绝对了，光宗耀祖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了。但如果核心的原则没有变，孝道的现代意义到底在哪里呢?诸如此类问题，无论对传统孝道是采取弘扬重建还是怀疑批判的态度，都必须予以深入思考。在此，笔者略陈己见，以资探讨。

第一，对先秦与后期儒家的孝道应予以区别。孝的问题是儒家整个伦理学说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部分以及整个思想体系有内在联系，不可人为地分割开来。同时，孝道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自觉到强化定型的轨迹。先秦儒家孝道自孔子创立，曾子继承和完善，孟子、苟子等人的进一步补充后，成为儒家最基本的伦理价值信条。其内涵包括家庭伦理和国家政治伦理两部分。到了汉代，由于统治阶层对其加以改造利用并逐渐法律化，其内涵已发生了很大变异，在许多方面甚至背离了先秦儒家的原始初衷。至宋明清时期，孝道在理论上更出现了论证哲学化、教化通俗化、义务规范极端化的新特点，最终成为封建家长制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后世愚孝的根源。可见，先秦儒家孝道与后期儒家孝道是有很大差异的，故必须将二者加以区别认识。毋庸置疑，先秦孝道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宗法观念的产物，一旦形成又反过来为维护宗法社会服务。就先秦孝道而言，确实存在着重葬祭之礼、讲究爱有差别、过分强调父母长辈的权威和尊严、肯定“无违”和“父子相隐”等片面愚昧落后的缺陷，这是应当认真分析并将之加以剔除的。但不可否认，与后期孝道相比，先秦孝道更具平等性、相互性、合理性，其中包含着可资借鉴的合理因素，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安宁、促进人际关系和实现代际关系的和谐、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以及培养人们的爱国精神都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

第二，对传统孝道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孝道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它在一定时期内有力地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凝聚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维系家庭团结和保持社会稳定，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长期等级制度的社会中，“愚孝”被当作道德楷模，把牺牲子女的基本权利作为道德教条，把压抑人性作为“孝”的必然归宿。故而随着西方启蒙思想的涌入，在新文化运动暨时期，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思想家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猛烈地抨击了传统孝道的残酷性、保守性、虚伪性及其危害。与此同时，梁漱溟、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则对孝道持肯定态度并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孝的伦理可以为今所用，可以进行现代转化，综合创新，弘扬发展。建国以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以《二十四孝图》为代表的传统孝道，又遭到了全盘否定。因此，传统孝道在社会文化和民众实践中，呈现出继承、弘扬与挫折并存的历史命运。当前，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孝道时，理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要看到孝道本身具有二重性，即人民性和封建性并存，精华和糟粕共生。所谓人民性，指的是孝乃基于人类自然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对父母亲人的亲爱之情、敬忠之行。这是一切仁心善德的基础，也是人类对亲子关系普遍规律的合理认识。只要人类亲子关系存在，那么这种伦理感情和伦理义务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作为人类伦理文化的精华而具有某种永恒的价值而具有继承性。而封建性，是指孝道在封建社会中被统治阶级拿来作为其宗法等级统治的精神基础，并对此不断加以极端化、专制化、神秘化、愚昧化，从而使人形成愚忠愚孝。以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诚然，中国传统孝道有过时之处，有维系宗法社会等级制度的痕迹，但讲孝不等于“封建”与“落后”。无人性的孝道要彻底破除，但是孝道精华也不能抹杀和抛弃。我们在评价传统孝道时，一定要对这些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对“孝道式微”应持理性的认识。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传统道德体系的瓦解，“啃老、虐老、遗老”现象层出不穷，传统孝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对“孝道式微”的局面我们不应过于惊诧，而应持理性的认识，看到现象背后的必然性：其一，传统孝道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其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华文明也是以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为主的，农耕文明的稳滞性与传承性决定了先人认同耕作经验的权威性。因此，老年人在农业生产中日积月累而获得的生活知识、生产经验、生产技能、智慧，对于年幼晚辈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这种“出于对劳动经验的崇拜的祖先崇拜”，一定程度而言，就是农业社会尊敬老人的经济基础和思想的根基。现代知识和经验的获得，已不主要靠老年人的身教口授。年龄已不是权威的象征和一笔宝贵无比的财富了。老年人在整个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中下降，使得“孝文化”基础变得更脆弱了。换言之，我国古代孝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长辈的绝对权威结合在一起的。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声望都超过他们的长辈时，角色敬重也就转移了。其二，传统孝道的社会功能已经日趋微弱。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家庭结构的变迁，联合大家庭解体，核心家庭占主体，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松散化。两代之间的关系更多地靠亲情力量来维系，“孝”的伦理道德已不再强有力。人们学业、事业的成功，除主观因素外，家庭因素也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让位于社会因素。同时，大家庭的解体与重组，使家庭部分功能弱化，部分功能转向社会。在社会转型中，家庭小生产功能向社会大生产功能转移，家庭教育功能向幼儿园、学校及社会教育功能转移，家庭经济赡养功能向社会保障功能转移，家庭生活照料功能向社区服务功能转移，老年人养老方式也从单纯依赖血缘网走向依赖社会网。由此，传统家庭血缘网络结构的分化减少了人们对传统孝道的依赖程度。其三，传统家庭观念与尽孝观念已经日渐淡化。由于提倡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现代人趋向于事业认同，以个人成就为价值取向，家庭意识逐渐弱化。家庭本位让位于个人本位，使得“孝”的意识慢慢淡化。同时，现代劳动力的流动就业方式，使家庭成员就业区域扩大，人们在职业与地理位置上的分散性，拉大了亲属问的生活距离。多数子女与老人分居，难以像传统农业社会时一样在家中尽孝。此外，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造成了两代人之间沟通的障碍，“行孝”也更加不容易了。在尽孝问题上，许多年轻人认为，目前社会资源流向已向老年人倾斜，如果在家庭中还要赡养老人，那么老龄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中青年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中青年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他们为赡养和照顾老人而付出时间和精力。势必影响其学业和事业，甚至导致下岗。影响其子女的教育和成长。而不少老年人也认为，现代社会的家庭代际重心转移，要求子女尽孝的时代已结束。

孝道文化的理解篇6

【关键词】孝道；当代大学生；教育；策略

孝道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原发性概念，孝是人的所有品行中最伟大的。而当今正处于思想活跃、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大学生，受到社会、家庭和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印象，对孝道的认知呈现出新的特征，其对孝道的认知直接关系到今后主流社会文化的建设。因而，教育工作者十分有必要对孝道进行全面认知，分析其演进和功用，找出提升当代大学生孝道水平的策略。

一、在大学生中开展孝道教育的社会意义

（一）实现大学生人格的自我完善

孝为入德之门，德为成事之本。本质上，孝即感恩之心，只有知道感恩才能克制内心偏执、利己、刻薄之念，以公正、客观、包容之心对待工作和生活，避免负面心态和情绪对自身造成过多影响，通过孝这个内因不断地主动完善自身人格。

而在当前阶段，对大学生进行感恩教育显得尤为迫切。当代大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生活条件优越，不了解父母工作之辛苦，加之高考压力，生活中心无旁骛，缺乏对父母关怀和理解的主动性，而进入大学后，脱离父母管束，自由空间迅速增大，个体独立性增强，对父母的感恩意识也因空间距离而弱化。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进行孝道教育以完善学生人格的黄金时期，也是关键时期。

（二）增强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随着现代人际交往增多，现代新孝道倡导知恩图报教育，将孝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亲情、友情，进化为一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谐相处的整体氛围，这种氛围不仅是形成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也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安定的社会秩序的重要精神支柱。

（三）提高大学生的心理耐挫力

“身体发肤，受之亲而爱之不敢忘，则不为不善以亏其体而辱其身，此所以为孝之始也”。当今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要求大学生要珍惜生命，善待自己，这与儒家孝道思想的要求是契合的。所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要充分挖掘孝道思想的精华并将其充实到德育内容中去，让每一个大学生都明白对自己生命的珍惜、珍重与善待的重要性。爱自己就要爱他人，要推己及人，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自己对父母的孝心、爱心转化为学习和工作的动力，转化为面对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生在遇到挫折和委屈时不使用极端的手段，才能避免在校园惨剧的发生，提高自己的心理耐挫力。

二、加强大学生孝道教育的几种途径

（一）营造孝道教育校园环境

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是大学生学好专业技能和思想道德提升的基础，能够“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其影响之深远甚至能惠及学生一生。

校园文化建设需要全面统筹，合理布局选题，多部门协调，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采用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使学生产生亲切感，易于接受。而孝道连接了学生和家长，顾及了学生自身情感和切身利益，易于获得学生的参与和认可。同时，还应认识到，孝在本质上即感恩，而良好的校园孝道文化，在当前时期，亦有利于调节师生关系，更有利于调节部分学生和家长之间的认知冲突。

（二）发挥榜样先锋模范作用

大学生正值人生道路选择的重要时期，思想尚未真正定型，单纯反复式说教的德育极易受到学生的抵触，而榜样的作用则不可小觑。

而在榜样的选择和表彰方面则可以创新工作方式，如通过网络投票、布告张贴等方式，广泛宣传，评选“孝道之星”、“感动校园”之类的孝道榜样，邀请榜样学生的家长到学校参观交流，进而调动学生的广泛参与性。其目的则在于过程而非结果，其他学生通过这个过程了解了别人的孝道事迹和方式，通过身边的榜样对比自身，建立孝道意识。

（三）开展丰富的孝文化主题活动

除进行前述榜样评选活动之外，孝文化主题活动还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开展，力求生动活泼。

这些主题活动如感恩节、重阳节、妇女节、父亲节、母亲节、父母生日推出主动打电话给父母、送温暖到敬老院活动等；建立孝道相关社团协会，深入开展社区活动；举办孝文化的主题讲座，或由学生自己收集孝道相关材料，并汇总报告；孝文化主题班会；举办感恩歌曲演唱比赛，观看亲情电影；收集、展示成长照片并评选；学生请假、探亲由班主任提示注意孝道；在学期开始、结束时期，开展全校性的孝道宣传；与通信运营商联系，开通针对学生的“亲情号码”，并以孝道作为广告宣传切入点；种植“感恩树”、“成长林”，等等。

（四）针对孝道认知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孝首先是一种私德，由于个人成长环境不同，个体在孝道认知方面有不可避免的差异性。因而进行孝道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承认和重视个别差异，因材施教，这在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笔者在学生工作中发现，部分学生的孝道认知有偏差，主要是由子女和父母的“代沟”引起的。如父母对子女的孝心评价采用传统孝道标准，独生子女问题也加大了父母对子女的情感依赖，而子女个性强，在孝心具体表现方式上与父母期望有显著差异，因此造成子女和父母的情感冲突，此时则需要教师有针对性地辅导，以求得子女和父母的沟通与谅解。男女学生群体在孝道表达方式上也有显著差异，这也要求采用差异化的孝道教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