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病与精神病学篇1

关键词：精神卫生立法，公共卫生，重点与难点，实践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4）04-0377-01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是一部确保精神疾病患者得到治疗、保障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精神疾病者快速康复的适用法律。

1精神疾病是公共卫生工作的重点与难点问题

精神疾病的属性是公共卫生属性，同时也是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的重点与难点。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及发病率近年来在我国呈现上升趋势。流行病学研究数据表明，我国公众患有不同精神疾病的概率高达17%；卫生部最新估计，我国目前患有不同精神疾病的患者超过1600万人。

第二，国际最大的公共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统计，我国由于精神疾病导致的家庭疾病经济负担在所有疾病经济负担的占比为14%，其中作为抑郁症仅次于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在单病种疾病经济负担的排列第二。

第三，精神疾病容易引发患者自杀、意外、暴力甚至吸毒酗酒。国外约有九成的自杀人群患有精神疾病。在我国，约有60%的自杀死亡人群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精神疾病引发的交通事故、伤害事件、死亡、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有蔓延的趋势。

第四，精神疾病对于患者的家庭及社会形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与社会负担。绝大部分的精神疾病外在表现的病程是慢性的，精神疾病患者自己的工作能力、生活能力也会受到严重影响，需要长期治疗及专人照顾。假设我国每一家的人口数为3.1个人，则重度精神疾病会直接影响到5000万个家庭成员的正常生活。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及看护要耗费家庭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务。

第五，精神疾病和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精神疾病经由影响神经内分泌、降低免疫力等方式影响身体健康。和正常的人相比，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极有可能伴有冠心病，且影响寿命。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充分考虑了精神疾病的公共卫生属性，进一步强化了政府与社会在预防精神疾病、治疗精神疾病及满足精神病人的生存条件等方面的重要责任。

2精神疾病以预防为主

一直以来，精神疾病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预防为主也是我国开展卫生工作、促进全民健康的主要方针。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不断建立并健全了疾病预防、疾病控制与卫生监督体系，但这一体系中并不包括精神疾病。精神疾病的预防通常包括三类预防，即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及三级预防。其中一级预防的预防目标是减少不同种类的精神疾病的发病率；二级预防的主要预防目标则是降低各类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三级预防的主要预防目标则是减少精神疾病患者的致残率，降低精神疾病发生严重后果（如自杀、意外、暴力等行为）的发生率，并降低精神疾病的复发率。《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精神疾病防治和监测负有责任。同时还强调：心理健康关系每人、每家，企业、学校、社区及家庭均要密切关注精神卫生问题，共同维护和促进心理健康，为预防精神疾病的发生奠定扎实的基础。

3公共卫生视角的精神卫生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公共卫生视角的精神卫生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下：一是对精神疾病患者开展的救治或救助的水平不高，精神疾病预防、精神疾病治疗及精神疾病康复服务体系均不完善，无法有效、系统地保障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二是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缺乏科学的管理与监督，造成精神疾病患者引发严重事故的事件屡禁不止；三是强制收留、治疗精神疾病患者的程序不健全，个别地方在强制收治患者时甚至会引起其亲属的质疑，“被精神病”时常出现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4公共卫生视角的严重精神疾病发病报告制度

国家通过此次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严格推行严重精神疾病发病报告制度。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能够依法免费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因为贫困，可由政府资助其参加基本的医疗保险，并优先得到医疗救助；符合相关条件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可以享有最低生活保障。

精神卫生法中的“严重精神疾病”是指精神疾病的症状比较严重，造成患者无法适应社会，不能正确认识自身健康状况、无法完整认识客观现实的精神疾病。国家要提供给这些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以基本的公共卫生救助服务，如建立健康档案、评估健康情况、定期健康随访、调整药物剂量、对症治疗及生活技能培训等康复方面和心理方面的支持。在部分已经开展医疗救助或试点的地方，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可向民政部门申请相关的医疗救助。

神经病与精神病学篇2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患病率；影响因素

1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研究历史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目前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精神疾病，是目前导致精神残疾的最主要的精神障碍之一。从全球范围看，精神分裂症的疾病负担居于总疾病负担的前列位置，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精神卫生和社会问题。精神分裂症的起病原因复杂，目前尚无确切的学说可以完整的概括。其常见症状包括幻觉妄想综合征及言行紊乱。严重者出现冲动伤人、毁物等行为。可能对其他人的生命安全或身体造成损害[1]。

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研究历史中，精神病学的理论及相应的研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筛查工具和诊断标准的不断完善，针对人群中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调查，也逐渐建立起相应的研究系统。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均针对精神分裂症，进行了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但随着资料及数据的增加，依然存在较多的疑问，无法有效解答。

需要明确诊断精神分裂症，在临床工作中一般由精神科专业人员，如门诊医生或住院医师，根据患者的既往病史、精神检查及相关的诊断标准，以明确诊断，而其中根据精神科专业医师的临床经验及病史资料的收集，保证诊断的正确性，就尤为重要。而针对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研究，最理想化的模式是，经过规范化培训的精神专业临床医师，参考既定程序，对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群进行样本量的逐一筛查，然后依据国际上较为广泛应用的分类诊断标准进行判别。已有相关文献报道，虽然该方法可以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但目前针对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研究较少采用，因为此方法需要较大的样本量[2]，为此，针对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调查，也经历了下述的发展。

最早期的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研究的资料信度及代表性不高。在同一个社区中其他关键信息人、医师等提供的信息资料代表性不强，方法并不适合推广，国内外暂时无类似形式展开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目前，针对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调查，并没有有效展开。研究者不能根据量表的结果来判断调查对象是否有临床意义上的精神疾病，是这种方法面临的最大问题。

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种改良的方法。首先在第一阶段，可以由非精神专业人员担任调查员，在社区人群中采用量表筛查。在完成此阶段后，由精神科临床专业医生对筛查阳性者和部分筛查阴性者进行访谈和诊断。此方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事实上多次重复访谈，第二阶段的应答率不高，同时也增加了其他的后续费用。此方法只能在配合度高的人群中开展，在一般群体中进行时，容易出现不愿意继续访谈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由非精神专业的访谈者使用专业的诊断访谈方法，如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设计的诊断工具表[3]最先用于美国流行病学责任区（ECA）研究项目中。后陆续发展出其它诊断访谈工具。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CIDI）[4]以及DSM-Ⅳ[5-6]、SCID[7-8]。

我国的专家学者们万纯等人[9]于通过对宜春市15岁以上的人群进行研究，17779人研究对象中，终生患病率为6.5‰，时点患病率为5.3‰。王世纪等人[10]于通过对安徽阜阳地区的280037人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调查，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的终生患病率为4.8‰，时点患病率为4.1‰。

2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主要研究工具

我国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调查方法，与国外的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与国外相比，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精神障碍患病率相对偏低。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与调查方法、筛查工具、分类与诊断标准等有关，也与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及对疾病的认识水平不一致相关。

SCID是根据DSM-Ⅳ开发而成的诊断工具，要求使用者具有一定的临床经验，用于对DSM-Ⅳ大多数精神障碍进行诊断的半定式检查[11]，也可以用作筛选研究对象。临床医生或受过训练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在熟悉DSM-Ⅳ分类和诊断标准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使用，对SCID-I中的问题均可以做出有效回答。但是，SCID-I不适合用于激越、严重认知缺陷或严重精神症状的个体。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使用诊断量表或其他方式代替SCID-I以获得想要的信息。总体而言，SCID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CIDI是一种完全定式的交谈检查问卷，精神科医生和非专业人员均容易掌握，在经过简单培训后，能熟练操作。但需要受检者高度的配合[12-13]。CIDI是研究精神疾病的较为理想的社区调查工具。CIDI-3.0的诊断依赖对象的正确回答，通过非精神卫生专业人员以访谈方式获取相应信息。其效度不如半定式访谈，但比临床半定式的访谈具有更高的重测信度。

CCMD分类诊断系统是一种通用的调查工具。其中CCMD-3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而编写，适合中国人的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但通过CCMD-3而明确诊断的精神障碍，与国外的统计情况仍有差异。一些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的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有升高的趋势，这可能与我国经济水平的及患者就诊意识提高有关[14]。

国际疾病分类（ICD-10）是国际上统一使用的临床描述与诊断精神障碍的诊断要点，便于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ICD-10作为适用于国际上各国精神障碍的诊断，却不能含括我国全部精神疾病的患病情况，仍考虑与我国的国情有关。

3精神分裂症的影响因素及分布特点

3.1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影响因素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因素有社会心理及生物因素。但目前尚无确切的结论。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与精神分裂症的起病有密切联系，越来越受到重视[15-16]。

国内外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文化程度与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密切相关[17-19]。总体来说，不稳定婚姻状况（分居、离婚、再婚、丧偶）、家庭经济收入偏低、受教育程度低等特征的人群患病率较高。家庭经济收入低，导致绝大部份患者不能及时就诊或者支付治疗费用。另外，文化程度低可能使患者在疾病初期不能正确认识自身问题，延误就诊时机有关。

有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因素，已经有大量国内外临床研究表明，中脑-边缘通路的多巴胺系统活动亢进导致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这主要通过激动突触后膜D2受体亢进引起[20]。中脑-皮质通路的多巴胺能不足，可引起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如情感淡漠，生活懒散等），这主要因为激动突触后膜上的D1受体不足引起[21]。

3.2精神分裂症的人群分布国内外报道较多显示，男性精神分裂症患病率往往低于女性[22-23]，说明女性是精神分裂症的高风险人群。性别差异的可能原因包括人为因素[24]、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三个方面。生物因素对性别差异的影响，涉及内分泌[25-26]、性激素[27]、遗传因素[28]等。目前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差，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得出定论。在国内外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所有女性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如受教育程度低、角色压力大、家庭地位低下、缺乏社会权力等等。工作对于男性或者女性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在实际情况中，女性承担的社会角色过多，女性需要同时完成职员、母亲、家庭主妇的转变，其对人际关系紧张的影响更敏感，而离婚、分离、工作问题对男性的伤害更大[29-30]。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与婚姻状况、邻里关系有关。国内外报道中均有提及，在众多生活应激事件中，丧偶或者离婚，是对个体产生应激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增加了精神分裂症的患病可能性。另一方面，精神分裂症患者患病后。已经不能正常地维系婚姻关系及社会人际关系，导致离婚增加，社会生活功能下降。在缺乏工作对个体的保护性作用，以及缺少家庭成员，包括配偶或者关键亲属的支持，提示与配偶建立良好的关系，能加强患者对应激事件的承受能力，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减少了疾病的发生。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与文化程度也有密切联系。受教育程度越低，患病率越高，表明教育程度低的患者，面对生活中出现问题时，缺乏相应的应变能力。不能进行及时的预警，进行有效的自我调节，不清楚是否有及时就诊需要等有密切关系。可见提高全民素质，增强全民健康意识是目前有效减少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的有效方法之一。

3.3精神分裂症的地区分布精神分裂症在不同地区的患病率存在较大的差异。但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报道，以连续性的资料观察显示，我国人群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明显增大其城乡间的差异正减小[31]。

对于精神障碍的患病率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广东中山市[32]的终生患病率为2.99%。2003年无锡市[33]的时点患病率为1.52%，终生患病率为1.73%；2004年辽宁省[34]的时点患病率为5.03%，终生患病率为11.26%；2004年保定市[35]的时点患病率为13.61%，终生患病率为17.3%；近年来较多报道指出各类精神疾病患病率显著增加，也不能完全解释上述情况的差异性由来。这种差异性，可能与世界各地的经济收入水平、文化教育程度，调查方法，选取样本，使用的诊断工具不同，造成差异性有关。患病率的提高，还可能与患者的就诊意识提高，对健康的关注程度提高有关[36-39]。由精神科专科医院为业务指导，在社会服务机构的配合下，构建医院――社会一体化防治康复管理模式[40]，是今后防控工作的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精神分裂症是一组严重损害患者的生活能力及社会功能的常见精神疾病之一，是精神病中患病率最高的一种疾病[41]，精神分裂症的疾病负担位居总疾病负担的前10位[42]。随着近年来我国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研究取得一些进展，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社区人群流行病学研究的疾病筛查与诊断方法，充分掌握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因素、人群中精神分裂症的患病水平和分布特征，从而为精神障碍政策法规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加强精神卫生疾病监测和科研的工作，要求对精神卫生的科学研究给予高度的重视和支持，切莫把精神科学边缘化，积极支持在防治工作中，紧密结合科研成果，予以实际应用。支持参与各种形式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的顺利开展。提高精神卫生工作防治的整体水平。同时，完善精神障碍的网络信息监控工作，做好资料收集及上报、保存、归类。有效加强监测工作。国家精神卫生法已经在2013年实行，在执行的实际过程中，肯定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需要更大范围的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的收集，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同时，推动调查研究的顺利进行，不断完善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才能提高我国人群精神分裂症预防和控制水平，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降低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和致残率，促进患者社会功能恢复，减少精神分裂症会社会及人群的危害，这才是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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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与精神病学篇3

厦门市仙岳医院检验科，福建厦门361012

[摘要]目的分析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水平，分析血脂异常的发生和相关因素。方法选择600例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半年以上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测定其血脂水平并分析结果。结果137例（22.83%）患者在检测中出现了血脂异常；将患者按照病程15年为界分为两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45，P<0.05）；氯氮平引起血脂异常明显高于其他药物（与氯丙嗪比较χ2=4.42，P<0.05），其次为利培酮和氯丙嗪。结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是血脂异常的高危人群，与病程、抗神经病药物的使用情况等有关，在临床上应引起医师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慢性精神分裂症；血脂；抗神经病药物

[中图分类号]R4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742（2014）07（b）－0037-02

慢性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科一种较为常见的疾病，必须要长期服用一些抗精神病药物来治疗，而在治疗过程中由于长期服用这些药物会导致代谢紊乱[1]，最终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该研究选取2011年6月—2013年6月间该院收治的600例为研究对象，旨在讨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生化水平的改变，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在厦门市精神病院住院治疗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600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438例，女162例，年龄（54.62±12.5）岁，病程（24.56±13.35）年，住院时间（11.99±10.45）年，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时间为（7.83±8.94）年。

1.2病例选择标准

入选病例的诊断符合CCMD-3慢性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2]；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半年以上；排除严重的心肾肝功能不全以及有高血压、高血脂等基础性疾病。脂代谢异常标准符合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学会代谢综合征研究协作组制定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关于代谢综合征的建议》[3]。

1.3方法

采用该院自制的资料调查统计表，调查内容包括患者一般资料、文化程度、精神疾病病程、抗精神药物使用情况、住院时间等。所有患者在确定符合入选条件后于次日清晨采集空腹静脉血5mL，静置30min后3000r/min离心5min待测。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患者血脂水平：直接测定法测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lipoprotein-cholesterol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lipoprotein-cholesterolLDL-C）；胆固醇氧化酶法测定总胆固醇（TotalCholesterol，TC），酶法测定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4]。

1.4仪器与试剂

贝克曼DXC6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所用试剂为贝克曼公司提供的原装试剂。

1.5统计方法

该研究数据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值±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结果

2.1患者血脂水平异常情况

137例（22.83%）患者在检测中出现了血脂异常，其中TC升高35例（5.83%），TG升高94例（15.67%），TC与TG均升高8例（1.33%），利用χ2检验上述三项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将患者按照病程时间是否＞15年作为界限，将600例患者分为两组，病程<15年患者187例，血脂异常者73例（39.04%），病程≥15年患者413例，血脂异常者64例（15.50%），两组患者比较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45，P<0.05）。

2.2患者血脂水平异常与抗精神病药物使用情况的关系

该组600例患者，使用经典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者341例，其中血脂异常者57例（41.61%，57/137），其中TC升高者16例，TG升高32例，两者均升高9例；使用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者259例，其中血脂异常者80例（58.39%，80/137），其中TC升高者17例，TG升高52例，两者均升高11例。两组比较，使用非经典抗神经病药物治疗患者血脂异常明显高于使用经典抗神经病药物治疗的患者（χ2=8.42，P<0.05）。常用抗神经病药物与血脂异常关系见表1，由表1可知氯氮平引起血脂异常明显高于其他药物（与氯丙嗪比较χ2=4.42，P<0.05），其次为利培酮和氯丙嗪，其他药物因使用例数少不列入比较。

3讨论

相关研究表明[5]，中国18周岁及以上人群的血脂异常发生率为18.6%，该研究中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半年以上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水平异常率为41.61%，这明显高于一般人群，这和国内一些研究[6]得出的结论相似。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水平异常率明显高于一般人群，这可能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自身疾病的特点和长期服用抗神经病药物有关[7]。

该研究中，将患者按照病程15年为界分为两组，两组患者血脂异常的发生率分别为病程<15年患者血脂异常者73例（39.04%），病程≥15年患者血脂异常者64例（15.5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45，P<0.05），提示病程的长短与血脂的异常呈负相关性，这可能与病程较长的患者因为慢性精神分裂症的疾病特点而逐步发生精神衰退、营养不良、饮食不规律等情况有关。

该研究中，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血脂水平异常明显高于典型抗精神病药物（χ2=8.42，P<0.05），而氯氮平（33.66%）引起血脂异常又明显高于其他药物，其次为利培酮(18.46%)和氯丙嗪(18.43%)，这与相关研究[8]得出的结论相似，分析原因可能与抗精神病药物能够影响患者体重和患者因为疾病原因而造成的生活习惯不规律有关，而抗精神病药物对体重的影响非典型抗神经病药物明显高于典型精神病药物，尤其以氯氮平最为显著。另外当体重增加时会引起胰岛素等激素的分泌增加，继而导致脂代谢的异常。

该研究表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是血脂异常的高危人群，尤其长期服用氯氮平治疗的患者脂代谢紊乱的危险性更高，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医师应对具体患者具体治疗，密切监控患者体重和血脂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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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4-15）

神经病与精神病学篇4

关键词：军队；精神分裂症；前驱阶段；高危人群；早期甄别

一、引言

军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常常需要在各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从事军事活动，特别是经历过战争、抢险救灾、突发事件等重大应激事件的官兵，可能会因为心理负荷过大、准备不足产生精神障碍。调查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精神疾病患病率为7%，造成的战斗减员占伤病减员总数的23%。日军在1938～1945年间，因精神疾病住院的人数为10454人，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多达4384名，因此在战场上，精神障碍者也被称为“没有伤口的伤员”[1]。即使在和平年代，精神疾病也是造成部队非战斗减员的主要原因之一。全军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部队各类精神和心理障碍的总患病率为2.56%，其中精神分裂症患病率为0.16%，居精神疾病的首位[2]。

在各类精神疾病中，因精神分裂症给部队造成的疾病负担最为沉重。据统计，在历次战争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比例位居各类重性精神疾病的首位，达到20%～45%[1]。部队多次住院的精神疾病患者中，精神分裂症（80.5%）和情感性精神障碍（9.3%）是最常见的两种疾病，多次住院不仅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给部队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严重影响军队士气，削弱作战效能[3]。

由于治疗精神疾病特别是精神分裂症存在治愈率低、预后较差等问题，疾病的早期预防受到重视，从以往只注重控制症状的传统治疗思路，逐渐转向预防医学和全程治疗的新理念。2004年起在全军推广使用的“中国征兵心理检测系统”即是此领域的一项重要实践，该系统有效防止了可能具有精神疾患和适应障碍的应征公民进入部队[4]。2006年，102医院全军心理疾病防治中心也编制了《军人精神疾病预测量表》用于军事人员精神状况的评价和预测[5]。以上两套系统均可用于官兵精神健康状况的整体评估，但不针对特定疾病作出诊断。因此，有必要在目前部队精神卫生防治工作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对重性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甄别、干预工作，为进一步减轻部队疾病负担、控制兵员质量、提升战斗力打下基础。本文简要介绍了近年来精神分裂症早期预防领域提出的概念和筛查标准，比较了预测疾病转归的多种甄别技术，希望能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为部队精神卫生防治工作的开展提供新思路。

二、精神分裂症的前驱阶段

1.前驱阶段概念的提出

近年来在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甄别和干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及亲属的回溯研究发现，约有80%～90%的患者首次发病之前一段时间内就已经出现感知、思维、言语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异常，因此研究者提出了精神分裂症前驱阶段（prodromalstage）的概念[6]，并将符合前驱阶段表现的个体定义为精神分裂症发病的高危人群。前驱阶段通常指疾病首次发作前的1～5年，根据症状和病情发展又可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在早期，个体通常会出现非特异性的思维、情感和认知功能缺陷，包括睡眠障碍、焦虑、抑郁、自我感知、压力耐受和思维组织等方面的问题，这些细微的变化一般很难被察觉；在中期，可出现比较明显的阴性症状，包括情感体验、意志表达能力下降、思维刻板贫乏、社交孤立等，这些异常症状逐渐影响个体的学业和工作；在后期，阈下阳性症状逐渐显露，包括低于疾病诊断标准的不寻常思维内容/妄想观念、多疑/偏执、夸大观念、知觉异常/幻觉和言语紊乱等。阈下阳性症状的出现对疾病发生有着较高的预测意义，是目前判断前驱阶段高危人群的主要指标[7]。

2.前驱阶段症状的生理机制

前驱阶段行为表现的变化过程与精神分裂症的神经发育异常模型相符。该模型认为疾病是在遗传与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神经系统发育偏差逐渐累积直至最终爆发的结果。疾病早期的遗传因素包括一系列微效基因的交互作用，早期环境因素包括产前感染、营养不良，分娩时及围产期的事故等。在疾病高发期――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参与注意、执行控制等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会经历神经元突触连接的修剪和白质轴突的髓鞘化，建立兴奋-抑制平衡，最终发育成熟，这一过程出现偏差将使早年发育累积的异常更为凸显，在外界应激刺激的诱发下，可能爆发达到诊断标准的精神病性症状。神经发育异常模型与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程发展相符，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基因研究与神经影像研究的支持。该模型为整合有关精神分裂症基因学、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和病因学等方面的事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

3.前驱阶段研究的实践意义

开展精神分裂症早期筛查工作有助于及时识别疾病的高危人群，并在个体发病后给予恰当治疗。研究发现，首次正式接受治疗前患者精神病性状态的持续时间（thedurationofuntreatedpsychosis，DUP）越短，则其对药物治疗的反应越好，大部分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的改善越明显。此外，DUP与个体认知功能的恢复情况也显著相关[8]。认知功能的改善直接影响患者自理能力和社会功能的恢复，因此，精神分裂症的早期治疗越来越受到重视[9]。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早期精神病协会通过共同宣言，呼吁各国尽早开展精神疾病的早期援助工作，制订相关标准识别其风险人群，建立干预服务机构并进行普及宣传教育。目前全世界已有近200个早期干预中心[10]，其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推动精神分裂症的早期识别和干预。

三、前驱阶段的甄别技术

寻找有效的前驱阶段甄别技术是开展疾病预防工作的前提条件。从20世纪90年代起，研究者以长期临床经验为基础，编制出多套判别高危人群的半定式访谈量表，通过长期的追踪调查验证量表的预测效度。此外，为寻找更接近生理层面异常的“生物标记”，研究者尝试从神经心理测验、神经影像学和神经生理学等不同层面进行探索，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于前驱阶段病理机制的认识，并为寻找更具预测力的指标提供线索。

与神经心理测验类似，多数神经生理学指标只能反映出病理改变的部分异常。疾病特异性的生理指标和认知缺陷可以作为有效的辅助检查手段，提高量表甄别的预测

效度。

四、问题与展望

2007年全军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近年来部队重性精神疾病占疾病总人数的比例虽有所下降，但其对部队管理和执行任务所带来的影响却不可小觑。由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部队精神分裂症患者不仅会影响军队日常管理和战斗力的提升，甚至可能造成重大的安全隐患。在疾病负担方面，用于康复和治疗的花费要远远高于对疾病预防工作的投入。因此，开展部队精神疾病的早期预防，特别是重性精神疾病的筛查和防治工作意义重大。

近二十年来精神分裂症前驱阶段的研究对部队开展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提供了两点启示：

1.重视前沿研究成果的追踪及在实践中的转化和应用。在中文文献里，针对军事人员精神疾病防治的研究相对较少。部队官兵长期处于封闭化管理状态，需要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急难险重任务考验，其精神健康状况值得关注。有研究证实，在部队和军事院校开展心理检测筛查工作后，军队重性精神疾病的比例已有所下降，这为疾病预防工作实施的有效性提供了验证支持。

2.重视不同层面甄别手段的结合。部队高度集中化的管理模式为大样本追踪调查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使用结构化问卷和访谈量表进行初筛，甄别可疑的高危人群。在此基础上，通过疾病特异性的神经心理测验和生理检查，作出验证性判断。对有较高发病概率的个体需要关注其精神健康状况，必要时提供适当的支持性心理咨询；对达到疾病诊断标准的个体要及时给予药物治疗，阻断病程发展。此外，影像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疾病机理，对病理发展过程认识的不断深入，将为疾病的早期干预提供更加明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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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与精神病学篇5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的敏感阶段，精神障碍和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影响社会治安的问题。公安机关民警在处警过程中会经常遇到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扰乱社会治安，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文就精神病患者暴力行为危害社会的现状和成因；加快精神卫生立法步伐；加大宣传力度，关注暴力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环境；全社会齐抓共管，加大监管力度，积极探索解决精神病患者危害社会的对策问题展开简要探讨。

关键词精神病暴力犯罪社会治安对策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3-031-02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有5%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或存在精神障碍，在每千人当中有13人患有精神病。从法学和医学角度看，精神病人是高危人群，严重威胁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精神病人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弱势群体，他们处于生活边缘状态，社会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加强对这一群体的管理与防控，将对我国治安形势的好转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就精神病暴力犯罪的相关问题做简要的探讨：

一、精神病患者暴力犯罪对社会治安的危害

精神病患者暴力犯罪对社会治安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人身危害性大，是隐藏的社会危害因素

精神病患者暴力犯罪行为的实施通常缺乏预谋、准备。因此，他们暴力行为的实施让人猝不及防。精神病人在作案过程中通常无保护性措施或保护措施不严密，作案前缺乏周密计划、多单独作案、凶器多随手而得。对作案地点、时间、场合无严格选择，作案对象的选择具有随意性或者符合其妄想内容，作案行为突然。

（二）手段残忍且不计后果，对社会治安构成极大的威胁

由于缺乏控制或辨认自己的行为的能力，精神病患者在实施暴力犯罪行为时通常手段残忍且不计后果，结果会造成较大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对社会治安构成极大的威胁。据统计，精神病刑事犯罪者中，杀人犯占91％，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患者曾杀害1.85人，最多的杀死7人。

（三）受害人权益难得到保护，威胁了社会稳定

精神病患者的病情容易反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90％的需要强制监管和治疗的精神病人仍然滞留在社会上。而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不同程度的暴力危害性，成为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不定时炸弹”。同时，我国《刑法》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这样，使得精神病患者暴力犯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处在了法律和道德管理上的真空状态中，这难免会更进一步伤害受害人的感情，从而严重削弱了群众对社会治安的状况的信任与肯定。

二、精神病人暴力犯罪失控的原因

针对精神病患者暴力犯罪对社会治安的危害的严重性，我们必须认真地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各方面原因，方能有针对性的提出防治对策。具体而言，我认为精神病患者暴力犯罪行为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相关法律制度仍不完善

1、“精神卫生法”的缺失

精神卫生立法的主要目的是全面保障精神障碍者的合法权益。精神病的特殊性决定精神卫生立法的主要内容必须充分协调处理好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法律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精神病人的自由、基本人权和法律责任，监护人的责任等方面的内容。因此，在立法中有关采强制措施的条件、程序的启动、案件的审理机关、患者的病情鉴定等内容与程序必须详细明确。但至今我国仍没有相关的法律出台。在地方法规上，全国也只有上海于2002年公布了《精神卫生条例》。正是法律的缺位导致了实践中监护与管理的不到位。

2、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仍需完善

根据《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五章有关规定，只有司法机关是委托鉴定的主体，可见，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完全由司法机关掌握，当事人的申请并不是鉴定的必经程序，或者说立法并未赋予当事人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权利。然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并不具备精神病研究方面的专业知识，由他们决定鉴定与否明显不合理。同时鉴定机构的职责不清，管辖范围不明，也无相应的管理规定，使鉴定权的监督形成空白，导致了实践中鉴定权的滥用，出现了贪赃鉴定等一些违法行为。

（二）治疗经济负担重

精神病人监护是一种“高消费”，暴力犯罪精神病人需要长期的治疗，而强制治疗仅一个疗程就需要大概3500元，长此以往，将成为一般普通家庭的一个重大的“经济恶瘤”，导致有的监护人不得不放弃治疗，这就等于给社会安全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

（三）政府功能的缺失

首先，财政方面。由于精神病人治疗费用开销巨大，对大多数家庭而言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对精神病人的监护和管理应由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然而政府的功能却缺失严重。究其原因，一方面，庞大的开支给政府增加了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各项事业均亟待发展，相对于其他更重要的、显性的、影响范围较广的社会问题而言，精神疾病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社会关注程度不够。

其次，制度方面。尽管《刑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如果被判定为精神病人，则其对危害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但“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厉看管和医疗；必要时由政府强制治疗。”然而，由于缺乏配套的制度跟进，导致现实中地方政府对精神卫生投入不足，监管手段单一，监管能力薄弱。政府成为执行中的“软肋”。

（四）社会救助、监管机制尚不成熟

一方面，实施强制医疗程序中问题多发。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是指对精神病人所适用的旨在“隔离排害”和轻质医疗的刑事实体措施。它对于精神病人的健康恢复、保障其合法权益以及消除其人身危害性、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保卫社会安全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人口众多，多数地市现有精神病床位不足，但在众多的精神病患者中，需要为公安、司法机关实施强制医疗监护的对象却有上百万人。所以从现有条件分析，即使将全部有较大危险性的精神病人全部安置在公安机关的安康医院和普通精神医院中，尚且困难重重。况且，出于治疗费用实际支付问题，治疗时间问题以及精神病人返回社后如何适应社会等问题的考虑，导致强制医疗在实践中的使用率不高。一些本应该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未能收容在精神病治疗机构，而是流落社会，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易对社会造成二次侵害。

另一方面，缺乏有效、多样的精神病患康复模式。

目前我国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模式比较单一，主要靠专业机构和药物，诊断缺乏客观依据，主要为经验及病史的判断，缺少有效的防治康复措施。同时，由于歧视、偏见的存在，人们缺乏对精神疾病的科学认识，使得精神疾病患者难以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甚至被关锁和禁锢。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我们探索新的途径和方法以有效地帮助精神病患者康复。

三、精神病暴力犯罪问题的应对解决措施

通过对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特提出以下防治对策。希望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手段、综合治理，尽量将精神病患者暴力犯罪行为对社会治安所产生的危害降到最低。

（一）加快相关法律的制定

期待《精神卫生法》的早日出台，把对精神病的预防、治疗、管理、责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通过完善合理的医疗保障制度，对监护人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权限，甚至包括精神病人的社会地位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这样才能使精神病人的治疗、管理、监护有法可依，才能使政府、社会、家庭各司其职。

（二）关注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环境，学会与精神病人正确相处

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危害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应当以一颗平常心学会与之正确相处，摒弃传统观念，减少歧视，关注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环境，要学会换位思考，同情和帮助精神病患者家庭。

（三）政府加强相关措施

其一，成立医疗基金。以上海为例，上海从2003年起各个县区按照辖区内常住人口计算，人均1元／年。这部分经费作为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基金，将起到重大的作用。

其二，各级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基于精神病人治疗周期长、复发率高，患者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病现象严重的现实，建议将部分精神医疗服务机构定位于完全福利性单位，实现全额拨款，同时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从而降低医疗费用，使更多的精神病患者获得及时、正规、系统的治疗和康复。

其三，根据2006年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劳动和保障部、建设部、卫生部六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精神病人救治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发[2006]6号）精神，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责任，建立多部门协作的管理网络，各部门通力合作，齐抓共管。

（四）学习国外先进理论，探索适合我国的精神病患康复模式

近年来，国外兴起一种新型精神病患治疗模式――小组工作模式。小组工作被一些国家和地区称为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重要社会制度和方法，它综合应用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技巧和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对小组工作进行研究与本土化改革，以期探索出出一种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新型精神病患者治疗模式。

（五）公安机关应立足本职工作，切实做好做实各项精神病患者暴力犯罪的防护工作

1、公安机关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切实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对于暴力犯罪的精神病患者，实践中往往是由公安机关决定并将患者移至专门医院实施强制医疗。因此，公安机关应明确自身在强制医疗程序中的准确定位，并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

2、各级公安机关应当认真做好辖区内精神病患者犯罪收治、记录、管理等基础工作。在适当的时机，依照法律程序、采取法律手段开展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集中收治的统一行动。从更根本的层次上减缓精神病患者暴力犯罪对社会治安的威胁，更好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公安机关积极主动地配合其他相关主管部门加强对精神病防治及相关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一方面让民众了解精神病的一般症状，避免和减少病情发展严重导致危害社会行为发生；另一方面，加强对精神病人施暴潜在风险教育，做到防患于未然。与此同时加强人们对精神病人这一弱势群体的了解，给予患者更多的人文关怀，为精神病人治疗康复和回归社会营造出良好的氛围。在宣传普及中，还应提高监护人的监管意识，切实承担其监护义务，从而降低精神病人的犯罪率。

注释：

专家呼吁《精神卫生法》减少危险人物.长沙晚报.

北京幼儿园惨案凸显精神病人危害社会隐痛.39健康网,2004.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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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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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与精神病学篇6

【关键词】精神病恢复期；心理治疗

目前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患精神疾病的人数也较前增多，而精神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已经不是问题，治愈率也较前增高，但精神病的复发率也高，特别是在恢复期精神病的复发率更为明显，所以控制恢复期的复发是治疗精神疾病的不开缺少的环节。

精神疾病的主要生物学因素大致是遗传、环境、感染、躯体疾病等致病因素导致的大脑神经发生紊乱，但其共同的临床特点都为心理行为和情绪异常。

心理治疗是指在心理学理论指导下，运用专业的心理学技术，通过语言和非语言沟通，达到解除精神疾病患者的痛苦或者是行为障碍的目的，改善患者心理环境，增强患者对环境的适应力，最终实现康复目的过程。心理干预治疗贯穿了整个精神疾病的治疗过程。精神病恢复期的患者更需要心理治疗的介入，有研究显示，精神病恢复期患者焦虑症发生率为35.0%，抑郁症状发生率为46.6%[1]。控制此类症状的发生，是恢复期治疗的重要任务。

精神患者在正规治疗2周～2个月后，患者的精神症状逐渐减轻，甚至消除，各种认知能力开始逐渐恢复正常，这时，他们逐渐回归社会，参与现实。但现实中的很多问题又开始困扰着他们，固有的认知模式使他们内心矛盾重重，各种心理反应不断出现。这时，如果只用药物维持治疗，而忽略了患者的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的恢复，将会导致患者的病情复发。因此，在精神病恢复期的治疗不但要继续服药物巩固治疗外，还要充分考虑患者的心理和社会功能的恢复，应将生物治疗转变为以心理治疗为核心的“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并成为精神病恢复期的主要治疗手段[2]。

本研究从31例精神病恢复期患者的心理治疗的案例入手，具体分析精神病恢复期心理治疗的过程，形成对精神病恢复期患者的心理状态、心理治疗策略以及临床意义。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资料是选取主要在吉林市精神病院、吉林市中医院神经科等医院接收的精神病恢复期的35例患者，全部患者均为接受半年以上心理治疗的精神病恢复期患者，这些患者中有32人是出院后主动选择心理治疗，全部案例皆获得了家庭的积极配合。其中，男21例，女14例，年龄在16～35岁之间，病因表现上，精神分裂症4例，情感22例，心因性精神障碍9例，平均病程（2.9±5）年。这些康复期患者中，大专以上5例，学生24例，其他6例。恢复期标准主要依据南京精神科学术会议拟定的疗效评定标准，即精神症状基本消除，病情稳定，排除因精神疾病本身所致的一些情绪因素，已具备自知力或部分自知力。

1.2方法

1.2.1面谈法与精神病恢复期的患者、家属及精神科医生进行了标准化访谈，了解患者的主要发病病因、病程、治疗经历，尤其是这些患者在恢复期的主要压力和问题以及目前的社会适应状况、生活质量和情绪反应状态。

1.2.2临床总结对每个患者的治疗状况、具体应用方法及成效表现进行具体的临床总结。

1.2.3统计和评估采用心理症状自评量表对35例病例进行测评，并与全国常模成人组进行对比，分析这组案例在接受了心理治疗后的心理健康水平。

2结果

2.1通过访谈发现，精神病患者在恢复期后，其认知功能得到恢复，但其在现实当中仍有很多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认为自己病情好转，对继续服用药物持怀疑的态度；第二，对因药物引起的副反应的担心，害怕长期的服药；第三，既想参加社会现实，又担心自己能力不足，社会适应性低、无生存能力，无法面对现实的残酷；害怕面对过去的环境和熟人，又害怕孤独寂寞。担心社会和家庭的接纳度；同时，表现为强烈的自卑、焦虑、抑郁甚至一定程度的敌对。

2.2研究发现，心理医生在进行心理治疗时，主要关注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技术的培养、情绪的调整和训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几乎所有的成功的康复案例都有家庭的积极配合和参与。其方法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小组干预治疗：主要利用集体的形式和氛围来改变个体的不良认知模式。②情绪调整训练：利用放松疗法、脱敏疗法、情绪疏导等行为主义疗法进行情绪训练，使患者面对情绪不稳时能够积极求助或者自助，避免情绪的失控。③社会交往技能训练：采用团体心理训练、心理剧等方法，通过真实情景演练，加强对群体关系的积极理解，进一步的尝试如何寻求支持，如何与他人交谈、合作，掌握常用的社会交往策略并能有效应用，从而树立信心和勇气，敢于面对困境并能有效化解。④家庭心理治疗：即通过改善家庭环境和人际关系来进行的心理治疗。改进家庭心理功能，实现对精神病恢复期患者的全面心理保健。

2.3数据分析结果经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定结果显示：各因子分及阳性项目数与全国常模比较精神病恢复期患者的恢复状况良好，其抑郁、焦虑、恐惧、敌对4项的因子分与成人心理健康的全国常模比较接近，心理健康水平达到了全国成人心理健康的常模水平，说明这些患者已经具有正常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心理治疗疗效显著。

3讨论

研究表明，心理治疗对精神病恢复期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且效果是显著的。这些案例说明心理治疗对防止精神病复发是有效的[3]。家庭在精神病恢复期心理治疗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访谈和心理治疗结果发现，在本项研究中，所有患者的家庭成员都很支持，积极参与配合心理医生的安排，甚至学习治疗方法，充当心理治疗师的角色。研究中还发现，精神病人仍然或多或少的受到社会的歧视，使精神病恢复期的患者承担社会角色和义务的愿望受阻，心理压力增大，极易导致精神病的复发。药物治疗仍然是精神病康复期必要的治疗手段。

此外，在本研究的样本中，青年期人数略多，而青年人具有青春期发育引发的情感激烈等特点，发病时间较短，复发次数较少，配合有效地心理干预治疗后，效果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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