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罪篇1

作者简介：陈秋晨，乐清市人民法院刑庭助理审判员。

一、案件审理现状分析

（一）基本案件情况分析

2.除一起案件系正规电镀厂的管理人员违规排放之外，其余41起案件涉案的均为非法的电镀厂和酸洗厂，主要排放的是超标重金属、氰化物、氯化物，排放形式主要为废水，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废气，但目前环保部门在查处时并没有对废气进行检测。排放手段包括废水直排、渗坑、暗管以及桶装运输等使废水进入耕地、内溪河、滩涂和海洋。

3.案件的侦破方式主要为环保部门与公安部门联合执法，或环保部门在日常检查过程中发现可能涉及刑事案件主动将线索移交公安部门。

4.每起案件均由环保部门对污染物进行了检测，均发现非法排放的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

（二）污染物情况分析（见图一）

2.以超标的比例分析，从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至几千倍不等。最高的一个案件中重金属铜含量为2.88*103mg/l，我国规定的为0.3mg/l，超标比例高达9600倍。

（三）被告人情况分析（见图二）

二、成因分析

（一）乐清地区经济发达，产业类型化

乐清地区经济发达，主要经营制造低压电器、电子、汽配、摩托车整机等，这些行业均需用到大量的金属或其他材料的零件。这些零件在使用之前，需要电镀、搪瓷、轧制等工艺的前处理或中间处理。于是电镀、酸洗行业在该地区极为发达。截止目前，该地区经工商登记的正式电镀厂有23家，其产值远远跟不上制造业所需。

（二）非法电镀酸洗的违法成本低下

从审理的污染环境罪案件中也可以看出，大多数非法电镀酸洗厂雇佣的工人为2-5人，文化程度也均有小学、初中水平。根据资深电镀从业人员介绍，这种小作坊式的非法电镀、酸洗厂开办的成本仅需几万元，只要有业务，收益非常迅速，投资成本收回的速度也非常快。反观正规的电镀厂，不仅审批手续严格，要经过环保、工商、财税等多个部门的审批，而且还需花巨资配置专门的环保设备，同时运行这些环保设备的成本昂贵。这就造成在污染环境罪刑诉之前，很多的非法电镀、酸洗厂被环保部门查获之后，经营者去环保部门接受处理的话要缴纳较高的治污费，直接将工厂及配备遗弃另起炉灶反而成本较低。环保部门当时处理的手段也仅有警告、罚款、限期治理、停止生产和关闭，对这些非法电镀、酸洗企业及其企业主无法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

综上可以看出，乐清地区非法电镀厂没有任何的治理措施，无疑会在成本上远低于正规电镀厂，具有更好的价格优势。这种明显的价格差异加剧了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大打价格战，导致正规电镀企业经营步履维艰，区域性的产品生产技术落后，长此以往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加强环保法律宣传力度

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多数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环境污染由一定程度的认识，但由于从业人员文化程度的限制等因素，大多数被告人对污染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和对自己身体的伤害没有全面、直观的认识。同时部分被告人认为之前的处罚仅为对企业主进行罚款，对企业进行停产等处罚措施，对务工人员没有任何处罚措施，突然之间对企业主、管理人员、务工人员均要处以刑罚，表示难以接受，被告人及家属不服判决、情绪激动的情况时有发生。笔者认为，应当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区域，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开展环保法律教育，强调污染行为对自身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推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二）高额治污费用如何承担及环保公益诉讼的开展

污染环境罪篇2

1修订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从而废除了1979年《刑法》第79条规定的类推制度。由于1979年《刑法》未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因而在现行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法》等环境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保护法规，分别对违反规定，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违反规定，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固体废物，造成重大污染事故以及违反规定，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均比照1979年《刑法》第115条规定的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或比照第187条规定的罪论处，依此分别类推为重大大气污染事故罪，非法收集、贮存、处置固体危险废物罪，重大水污染事故罪等。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自修订后《刑法》生效起，将废除上述比照类推的三个罪名，并依照修订后《刑法》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定罪处罚。

2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概念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即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害物质或其他危险废物，并且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依法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该犯罪的行为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l)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危害性，所造成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不是一般环境污染事故而是重大污染事故。(2)该犯罪行为触犯了《刑法》第338条规定，只有当行为不仅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具有刑事违法性时，才能认定为犯罪。(3)本罪应是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因此，违反国家规定，所造成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危害性，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刑事违法和应受惩罚性的基础。

3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构成特征

3.1犯罪的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实施了危害环境，致使公私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并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从我国环境管理和司法实践中看，本罪绝大多数主体是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的企、事业单位中为本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位谋取非法利益，主观上具有牟利性，只顾发展生产，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造成严重环境污染事故的直接负责人员和直接相关人员。此外，自然人犯罪是为了个人谋取非法利益，这是与单位犯罪在主观上的根本区别。

3.2犯罪的主观方面

这是指本罪的主体实施重大环境污染的危害行为，致使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心理状态而言。从行为主体上看，绝大多数出于过失，一种属过于自信的过失，即行为人对染环境，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严重后果应当预见到，但轻信能够避免污染事故的发生。如向水体排放有毒废水，以为水体稀释能力大，自信不会造成污染事故，而结果使大面积养鱼死亡及人畜中毒。另一种属疏忽大意的过失，即行为人对于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及后果应当有所预见，由于疏忽大意而未能预见。如由于实践经验或技术业务上疏忽大意，将未经处理的大量有毒废水直接误排入水体，造成生活饮水水源受到严重污染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此外，行为人明知违反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会造成严重后果而故意实施的，则不构成本罪，应根据《刑法》，依据犯罪的主客观要件及犯罪事实追究刑事责任。如行为人为了达到报复的目的，将有毒废水倾倒至他人鱼池，致使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则应以投毒罪论处。

行为人在客观上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且后果严重，但不是出于主观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意外事故，则不构成本罪。如洪水、山体滑坡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及时采取应急措施，仍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免予承担责任。对于突发性污染重大事故，如不是由于自然灾害，而是生产中存在事故的隐患及风险，且事先可预见，而未采取防范措施造成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应追究刑事责任。

33犯罪的客体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侵犯的客体是我国宪法所保护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物、自然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和国家为保护环境而颁布的一系列法律以及公私财产权、人身权。行为人侵犯上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并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危害性。

3.4犯罪的客观方面

3.4.1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害行为

必须是违反国家规定:(l)违反法律，即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2)违反行政法规，即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等行政措施，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规。上述法规对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处置危险废物的各种情况作了具体的规定。在查处此类案件时，应首先查明行为人违反了哪些规定:如没有违反国家的规定或仅违反地方性环保行政规章，都不能构成本罪。

本罪危害行为的客观表现为:(l)将各类危险废物直接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2)通过运载工具等方式向土地、水体、大气倾倒各类危险废物;(3)将各类危险废物采取焚烧和改变其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处置，以达到其减少数量、缩小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体积、减少危险成分。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性的废物。主要包括:(l)放射性废物，即放射性固体废弃物，高、中、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含放射性物质的气体和气溶胶等;(2)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即含各类传染病细菌原体的污水、污物等;(3)有毒物质，即那些直接或者间接为生物摄入后，导致该生物或者后代行为反常、遗传异变、生理机能失常、机体变形或者死亡的物质。行为人实施上述危害行为，并导致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及严重后果，应承担刑事责任。

3.4.2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害结果

本罪要求有实际的危害结果，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即具备《刑法》第338条的因果关系，亦称为结果犯。如果行为人虽违反国家规定，仅造成一般环境污染事故，则不能构成本罪，依照环保法规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认定标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准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未作司法解释前，可根据司法实践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参照国家环保局1987年颁布的《报告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暂行办法》，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为重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应追究刑事责任:(l)由于污染或破坏行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5万元以上;(2)人员发生明显中毒症状、辐射伤害或可能导致伤残后果;(3)人群发生中毒症状;(4)因环境污染使社会安定受到影响;(5)对环境造成较大危害。

凡属重大或特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均由地、市以上环保局确认。根据《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的规定，省辖市以上环保局所属的环境监测站是本行政区域内环境污染纠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法定技术仲裁机构，所出具的环境监测数据和资料应作为认定环境污染纠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责任的技术依据。

4重大环境污染罪的刑罚处罚

修订后《刑法》第5条规定了罪刑均衡原则;第338条规定本罪刑罚处罚的标准;第346条规定本罪可由单位构成。在破坏环境保护的犯罪中，绝大部分是单位所为，他们无视国法，为了谋取单位的非法利益，肆意破坏和污染环境，因此用刑法来惩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犯罪十分必要。

根据《刑法》第338条规定，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即造成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346条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实行“两罚制’，，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照第338规定处罚。

5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相似犯罪的区别

5.1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非法进口固体物罪的区别

两者所侵犯的客体均为国家环境保护的制度，即《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客观上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主要区别在于:(l)犯罪主体不同，前者多数为单位犯罪;后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2)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同，前者多为过失;后者表现为故意。(3)犯罪的危害行为不同，前者是在中国境内倾倒、堆放、处置固体废物;后者是将中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

5.2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区别

两者均为过失犯罪，客观上都造成重大事故且后果严重，主要区别在于:(l)侵犯的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是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后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者侵犯的是国家公共安全制度。(2)犯罪主体不同，前者多为单位;后者为直接从事生产的职工、指挥生产的领导人员。(3)客观表现不同，前者表现为违反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各种危险废物而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后者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违反规章制度或强令职工违章操作，而造成重大伤亡事故且后果严重。超级秘书网

5.3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的区别

两者均为过失犯罪，所造成的重大事故都为与危险物品有关，主要区别在于:(l)侵犯的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是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后者侵犯的是国家公共安全制度。(2)犯罪主体不同，前者多为单位;后者是从事危险物品生产、储运、使用过程中的职工。(3)客观表现不同，前者为违反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各种危险废物而造成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后者则是在生产储运、使用危险物品过程中，因违反管理危险物品的规定而发生的重大事故。此外危险废物与危险物品仅一字之差，但范围和意义有所不同。

5.4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失职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区别

污染环境罪篇3

污染环境罪判刑最低时间为三年以下，具体需要根据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来断定。

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违法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构成污染环境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构成污染环境罪，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来源：文章屋网）

污染环境罪篇4

摘要本文以海洋环境污染的刑罚处罚为视角，分析当下我国海洋污染事故的处罚手段对海洋污染力所不逮，并重点阐释我国新修改后的《刑法》仍然存在的环境污染犯罪刑罚处罚的具体不足，最后针对这些不足提出进一步拓展《刑法》中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范围、刑事责任体系设计、加大刑罚处罚力度等完善建议。

关键词海洋环境污染刑罚处罚污染事故

作者简介：韩琦，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漳州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81-02

一、海洋污染事故的刑罚适用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从国家环保部每年在《中国环境公报》中公布来看，海洋污染事件呈上升趋势，现阶段仍处于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2011年发生的渤海湾溢油等事件，说明我国海洋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此次渤海湾溢油事故的处理，仅停留在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追究上，而该案就学理而言并不排除刑法的适用。在美国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一案中，BP公司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强大压力下，不但更换了公司总裁，同时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充分说明刑事责任的震慑作用不容小视。

当下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刑事法律法规，《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以及《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都对海洋环境污染做出相关规定，但为何却对频发的海洋污染现象起不到很好的震慑效果，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力所不逮，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二、我国海洋环境的刑法保障机制的不足

（一）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范围过窄

我国刑法涉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名包括污染环境罪等15项具体罪名，虽然《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对《刑法》第338条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修改，降低了犯罪成立条件，扩大了刑法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调控范围。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刑法未将海洋污染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只能以污染环境罪进行兜底。笔者以为，立法者当初希望通过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具体追诉范围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同时进入刑法调整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行为范围越来越小，必然导致如海洋环境污染等严重损坏环境的行为游离于刑法控制之外。

从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外立法来看，大都将环境污染以及环境污染的危险状态纳入刑法调控的范围。虽然我《刑法修正案（八）》取消“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表述，使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标准为“严重污染环境”，但这不意味着我国刑法环境污染罪中规定了危险犯。一方面，环境污染罪过形式是过失，过失犯罪一般只有在造成严重后果时才能构成，对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危险的行为不能以环境污染罪论处；另一方面，该罪成立的条件是污染环境行为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程度，但实践中，污染环境既可以是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也可以是继发性或渐进性环境污染，对尚未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行为显然不能定罪处罚。可见我国刑法缺乏环境污染危险犯的规定，势必对包括海洋环境污染在内的海洋环境保护不利。

（二）刑事责任体系设计有待完善

我国对海洋环境污染的追究往往以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为主，忽视刑法保障机制的惩罚作用，在实践中，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往往都以行政处罚解决，但行政处罚远低于环境恢复的费用，手段在功能上显然无法与刑罚措施相提并论，而且造成环境污染结果多数由国家来买单。

从我国环境污染的刑事责任体系来看，一方面，当前刑罚体系缺乏非刑罚处理方法。刑法虽然规定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主刑和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三种附加刑，另外还规定了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等非刑罚处罚措施。但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刑法规定的刑罚种类只有自由刑和罚金。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刑事立法相比，国外对环境污染犯罪刑事责任大都在刑罚处理外也进一步明确如民事补偿和环境恢复义务等非刑罚处理方法，可见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法定刑的种类略显单薄。另一方面，在刑事责任的刑罚实现问题上，由于环境污染犯罪大多发生在工业生产和经营领域，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这类犯罪的重要动机，所以加大罚金刑的处罚力度具有重要的预防和惩治作用。但是，我国刑法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仅仅规定“单处或并处罚金”等，与此同时并没有对罚金的数额做出相对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实践中实际判处罚金刑的数额往往较低。

（三）刑罚处罚力度过轻

在追究渤海湾溢油事故责任方经济赔偿的时候，人们赫然发现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73条，责任方最高罚金只有20万元，既难以起到震慑企业不犯类似错误的作用，也远难抵消给当地渔业、旅游业、海岸景观、生态环境等带来的损失。可见，我国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处罚程度却明显过轻，这一结论我们可以从与不同罪名法定刑的比较中得出。例如，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致使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一人以上重伤并且五人以上轻伤的”是构成环境污染罪最低要求的情形之一，其最高法定刑是三年，最低法定刑是拘役。而根据《刑法》第233条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污染环境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若都造成一人死亡的结果，前者的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是拘役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后者的法定刑幅度是六个月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很显然，在危害程度一样甚至污染环境的危害程度更大的情况下，当下刑法对其所施予的刑事处罚明显轻于对过失致人死亡的处罚，而且环境污染罪危害结果不仅深远而且难以估量，不仅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的损害，而且包括海洋环境在内的环境资源破坏具有难以修复性，甚至不可逆性。因此过轻的刑罚只能使违法者更加有恃无恐，使刑罚的威慑力也将大打折扣。

三、海洋环境的刑法保障机制的完善建议

污染环境罪篇5

治理主体: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基于国家至上和国家权力无限的观念，奉行国家本位模式。其最大特点是行政机关在犯罪治理中居于垄断地位，政府是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主导力量。犯罪治理的政策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政策和方针，治理策略也会随着政府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而政策往往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这就导致治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政府本位的治理模式中，依附于政府政策的法律制定、执行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不能得到保障，同样的犯罪行为随着政策的变化会导致不同的后果。由于治理政策经常变化，导致治理的效果大大降低。另外，国家本位治理模式认为对环境污染犯罪的处理是国家的事情，政府是犯罪治理的直接责任人。在环境形势恶化期间，为了维护政府的权威，树立公信力，政府往往会违背犯罪治理的基本规律，采取专项整治或治理等方式，集中投入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对环境污染犯罪进行整治，反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更多滥用和浪费。

环境污染犯罪的发生涉及诸多因素，其犯罪原因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治理环境污染犯罪必须注意观察与环境污染犯罪的发生有密切联系的各种社会关系，重视对环境污染犯罪原因的控制。由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所涉技的因素众多，单靠政府无法应对环境污染犯罪发生的诸多因素。因此，治理环境污染犯罪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动员整个社会力量。不论是作为社会组织管理者的政府，还是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社会团体、组织以及公民个人，都是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主体。当然，社会公众参与到环境污染犯罪治理并不是否定国家在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中的作用，而是在强调国家的引导作用、明确政府责任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在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中的作用，推动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主动性。在现代社会，国家并不会主动介入社会生活，传统行政法手段或刑罚手段往往只在发生了危害社会秩序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之时才对污染行为加以规制，是一种消极的被动控制。但是，环境污染具有破坏范围广治理恢复困难的特点，这就要求必须在污染之前就进行主动控制。可以说，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客观上促使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革新，这种革新反映了环境污染犯罪治理模式应该是一种以预防为前提的治理模式，转变集中表现在社会公众与政府协同合作。社会公众与政府的协作可以充分调动社会多元力量和运用多种社会控制手段，既重视打击环境污染犯罪，又注重事先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犯罪。

公众参与到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中对环境污染进行非政府的控制是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发展趋势，政府和社会的协同合作应该成为新时期我国治理环境污染犯罪的基本方式。我国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培育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意识与热情。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公众参与的意识和热情。在司法实践中，经过参与个案经验的积累，公众参与的意识和热情正逐步提高，但是，从整体上看社会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意识和热情还是难以满足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要求。为了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的意识和热情，一方面可以发挥媒体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网络化时代，媒体不仅可以提供环境污染犯罪信息、宣传环境污染犯罪的严重后果，从而激发公众参与的热情，也可以为公众参与提供良好的途径和平台;另一方面，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例如，可以通过奖励的方式鼓励公众参与到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中。

第二，建立环境污染犯罪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只有在知情的前提下才能参与，知情权是公众有效地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前提与基础。为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必须建立和完善犯罪信息公开制度，可以使公众了解环境污染犯罪的规律、特点，从而提高犯罪治理的有效性。犯罪信息公开也可以引起公众对环境污染犯罪问题的关注，激起强烈的社会舆论，提高公众参与犯罪预防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山。因此，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建立环境污染犯罪信息公开制度，为社会公众获取信息提供必要的保障。

第三，完善环境刑事司法制度。在环境刑事诉讼中，可以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在我国是公诉案件，只有检察机关才有权提起刑事诉讼，对犯罪人进行起诉。但是，环境污染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的性质显著不同，其侵害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涉及的区域广，危害程度极大，且难以回复。因此，可以赋予被害人在环境刑事诉讼中的自诉权。同时，环境刑事诉讼过程要符合司法民主与公开的要求，将社会公众参与到诉讼过程中，既确保社会公众分享到司法权，又有助于把公众的良知引入刑事司法，使得刑事司法更加接近公众情感，从而激发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热情。

治理体制: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环境违法行为与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不同，在性质上并无差异，但危害程度的不同就导致了法律后果和处理机制的迥异。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环境违法行为与环境污染犯罪行为在处理机制上具有绝对的区别:环境违法行为由行政机关处理，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由司法机关处理。这种治理体制貌似明确，但是，由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各自形成封闭的体系，没有形成顺畅的衔接渠道，直接导致对环境领域犯罪行为的追究受阻。

在环境治理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不顺畅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治理的权力分配不合理，行政权过大，制约了司法权。在司法实践中，公安部门虽然可以独立地对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案件进行立案侦查。但是，由于环境污染本身的复杂性，无论是对环境污染行为、危害结果的调查，还是对因果关系的认定都不同于其他的刑事案件。由于公安机关对环境污染缺乏专业知识和收集证据的能力，导致公安机关事实上对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材料的来源主要依赖于环保部门的移送。根据《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发现有符合移送条件的案件，应当立即指定两名或者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组成专案组专门负责，核实情况后提出移送案件的书面报告，报经本部门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审批。决定批准的，向同级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移送手续;决定不批准的，应当将不予批准的理由记录在案。按照这一规定，环保部门对环境污染案件是否移交司法机关具有重要影响，他可以根据自身的判断来决定对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案件是否移送给司法机关。从程序看，行政机关对环境污染案件具有较强的筛选功能，完全有可能过滤一些案件，从而导致一些环境污染犯罪行为难以进入到刑事司法程序。事实上，在我国一些社会影响很大的环境污染案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很多都是由于环保部门的不作为所造成的。

在现有的治理体制中，由于行政执法不严，导致刑事司法承担着很大的压力。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促使社会推动刑事司法强势介入到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刑法修正案(八)》对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了修改，降低了成罪标准，扩大了法网。刑事司法的强势介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据不完全统计，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的半年内，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了近300起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超过近5年的总和;公安机关已立案侦办247起此类案件，相当于过去10年立案总量。通过刑事司法倒逼环境行政严格执法的方式，尽管在短期内具有一定效果，但是，过分使用刑罚手段也会过度透支司法信用，从而助长不法分子的投机心理。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还是如何解决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从而推动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应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协调性。

协调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关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建立专业的环保警察，即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环境污染犯罪追诉机关。目前，国内一些省份已经开始了设置环保警察的尝试，例如河北省于2013年9月18日成立了全国首支环境安全保卫总队。环境警察机构的建立既是用刑事手段保障环境行政执法的权威性和效能，又避免了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因为立场、角度的不同而产生冲突。

第二，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一体化的信息平台。环保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可以借助电子化办公系统设置联合执法系统，由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将各类环境污染案件信息录入系统，在案件线索、行政处罚结果、法律文件、数据规定及案件处理程序上，逐步实现环保部门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信息联网共享。环境违法信息平台建设既可以强化司法机关对环境行政执法的监督，也可以提高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公开与效率，从而更好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对接。

第三，加强检察机关对环境行政执法的监督。检察机关是我国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可以对环境行政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可以包括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日常监督是根据信息平台对录入系统的环境污染案件的执法情况进行全程监管，促进环境执法人员严格履行环境监管的职责;专项监督是检察机关定期对环境执法机构的案卷进行抽查、评查，以考虑案件办理是否合法、有效，有无存在该移送而不移送的案件。

治理手段:刑罚与其他治理手段的协调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犯罪治理应当是合理使用多种手段的系统性治理策略，单纯依靠某一因素或某一手段无法达到犯罪控制的预期目的。在我国，政府是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直接责任人，由于行政手段和刑罚手段具有猛药的作用，短时期内效果比较明显，因此，刑罚手段与行政手段是治理的惯常手段，而其他手段基本不受重视。同时，在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不顺畅的法律制度背景下，行政处罚方法与刑罚方法相互脱节，各自为战，未能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形成应有的合力。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刑法具有谦抑性，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能调整某种社会关系时，才由刑法予以调整;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足以抑止某种危害行为时，才由刑法予以处罚。我国刑法对犯罪的规定模式是立法定性又定量的模式，只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才能由刑罚制裁。在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中，由于污染行为轻重有别，所以处罚也应该有区别。环境行政法对一般的环境污染行为进行处罚，而刑法对严重的环境污染行为进行处罚。

从技术层面上讲，各个法律各司其职，共同起到治理环境污染犯罪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行政法观念不发达，特别是行政执法不严的情况下，导致刑法在环境污染犯罪的治理中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既要担负防止一般环境污染违法行为发生的任务，又要预防严重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发生。人们本来希望通过这样的立法模式来缩小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范围，但现实的使命又使得刑法不得不广泛地介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刑罚只是犯罪治理的手段乙.，只有其他手段不足以解决社会纠纷之时，刑罚才能介入。正如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所说的最好的刑事政策就是最好的社会政策，仅靠刑罚手段不足以抑制犯罪。在任何司法体系中刑罚并不是唯一阻止环境污染行为的有效方法。刑罚总是作为不得已的最后使用的方法，并且可以结合其他(行政、金融等)法律规定使用。当一个适度的刑罚和其他法律手段相结合一起使用时，才会发挥有效的作用。

污染环境罪篇6

内容提要: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宜修改为污染大气罪、污染内水罪等几个罪名；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犯修改为危险犯有其更为充分的理由；适应环境污染具有的特殊性，应当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引进严格责任；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定刑应提高为10年有期徒刑，无限额罚金制应改为限额罚金制，并且还应增设教育性、民事性与行政性等非刑罚措施。

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修改问题

在刑法学界，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修改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1）一种罪名说，认为完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保留该罪混合规定的形式，将该罪“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其他废物”扩大到包括生活垃圾在内的所有废物和其他污染源[1]。（2）两种罪名说，认为应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拆分为非法处置污染物罪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2]。（3）三种罪名说，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如果从被危害的环境要素看，可称为污染环境罪，其具体分为污染土地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三种[3]。（4）四种罪名说，认为刑法应规定污染大气罪、污染内水罪、污染海洋罪、施放噪声危害人体健康罪等[4]。（5）六种罪名说，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立法过于抽象，没有涵盖所有严重污染环境的危害行为，如对于噪声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等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就没有将其规定为犯罪。因此，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应尽可能的细化，做一些适当的分解并补充，形成污染大气罪、污染土地罪、污染内水罪、污染海洋罪、噪声污染罪、电磁辐射污染罪等具体罪名[5]。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显然不妥。主要理由是：（1）对象差异很大，不宜规定成一个罪。从污染行为直接作用的对象看，大气、水体、土地属于不同的领域，污染行为各自产生危害的机理也大不一样。一般情况下，污染水体的社会危害性要大于污染土地的社会危害性，而污染大气的行为则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污染土地的社会危害性，对于危害性不同的犯罪行为，应规定不同的法定刑，否则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2）实施方式或中介物质不同，行为特征也不同。污染大气可以通过烟道管道等设备或爆炸等方式完成，其危害结果可以发生在一国境内，也可以发生在境外一国或多国；污染水体可以通过管道、容器、运载工具等为中介，以排放、倾倒、处置等方式来完成，其危害结果往往限于一国境内或另外一国境内，而发生在境外多国的情况较为少见；污染土地主要通过运载工具或人力倾倒、处置等方式来完成，其危害结果仅限于一国境内，行为涉及范围相对有限，危害作用的区域更是有限，但治理或恢复相对较难[6]。总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的罪名，包括污染土地、污染水体、污染大气三个方面的犯罪行为。污染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地属于三类行为性质不同的污染环境行为，对于性质不同、危害程度也不同的犯罪行为不宜规定在同一个法律条款中。

后面四种观点比较一种罪名说，都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但究竟哪一种更具有可取性，尚需进一步探讨。两种罪名说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拆分为非法处置污染物罪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事实上是增加了主观上的故意与客观上的行为方式，而在犯罪对象方面并未作罪名的划分变动。三种罪名说仅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现有的三种对象划分为三种罪名，而四种罪名说与六种罪名说除对现有的三种对象划分为罪名外，又分别将所扩展的内水、海洋、噪声、电磁辐射等污染对象划分为具体罪名。应当说，四种罪名说与六种罪名说比较三种罪名说更具有完整性与可取价值。因为目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对象仅限于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其他危险废物。而对于危险废物以外的普通废物如生活垃圾，行为人违反规定大量堆放，长期积累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就无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显然不利于环境保护。应关注危险废物的范畴，将其他不是危险废物的污染源也应适当涵盖，以弥补立法疏漏[7]。

有学者认为，应当增设故意造成或破坏环境资源方面的有关罪名，例如故意污染环境构成的犯罪，如污染水资源罪、污染土地资源罪[8]。还有学者认为，需增加破坏草原罪、破坏土地资源罪、噪声污染罪、故意提供虚假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罪[9]。笔者认为，在刑法修改完善中增设这些故意造成或破坏环境资源方面的罪名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具有较大可行性的，只是本篇限于探讨属于过失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不能进一步详加展开论述。

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犯能否改为危险犯问题

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从而造成了一种危险状态，对环境或人身及财产构成了严重威胁，即可构成的犯罪既遂状态[10]。从《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结果犯而非危险犯。因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是：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这无疑应当属于结果犯[11]。我国刑法中过失犯罪都是以发生某种严重后果为前提的。那么也就可以推导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结果犯。立法者的原意就是突出此种犯罪破坏环境资源之本质特征和强调其过失犯罪的特征[12]。有学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原因在于：（1）从我国修改后的刑法规定看，许多罪的犯罪构成并不要求有危害结果，而只要行为会发生某种“危险”或“足以造成人体健康”损害，即可能的危害结果[13]。（2）目前这种只惩罚结果犯而不惩罚危险犯的刑事立法，必将放纵许多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并且理应受到刑事制裁的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从而大大降低了刑法在预防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14]。在今后立法中或去掉以上的导致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等后果，直接规定或加上规定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就可处刑罚[15]。

但是，有不少学者反对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犯修改为危险犯，其主要理由是：（1）在当前我国刑罚设置总体偏重的情况下，还要将某些环境犯罪规定为危险犯，继续扩大刑罚手段的适用范围，其出发点固然情有可原，但是提出的建议却是从感情出发，缺乏对现实的理性分析，并且极可能欲速则不达，造成负面影响[16]。（2）人们往往难以想象某种危险状态，并且环境犯罪一般危害面广、持续时间长、危害结果难以在短时间内出现，危害状态与严重的实害结果之间中间链条过长，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责任归罪问题难以确定，因此如果硬要在环境犯罪中规定危险犯，容易导致客观归罪以及司法权的滥用[17]。（3）危害结果是限制过失责任范围的客观尺度，扩大过失犯罪的范围，不利于社会的进步，而且由于行为人没有犯罪故意，所以从特殊预防的角度看，规定过失危险犯没有多少意义[18]。

笔者认为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犯修改为危险犯有其更为充分的理由：

（1）设立危险犯可以把环境犯罪制止在萌芽之时，使环境得到及时保护；有利于发挥刑法的预防、指引、威胁、惩罚作用；危险犯的规定既可弥补行为犯的不足，又可以防止结果犯的滞后[19]。就环境犯罪的特点而言，一旦行为人着手实施其行为，就将对环境产生现实的及潜在的危险。如果放任不管，结果必将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系统平衡不能恢复或难以恢复[20]。如果刑事立法只注意惩罚那些造成灾害结果的环境犯罪，忽略对环境造成严重危险状态行为的处罚，那不仅是对行为主体的放纵，而且也极不利于对环境的保护，因为等到行为对环境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时再去处罚，恐怕一切都为时已晚，将危险犯引入刑法领域是极其必要的[21]。

（2）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险犯优于行为犯。学界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规定为行为犯还是危险犯存在异议。有学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应当定为行为犯。行为犯是指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污染或破坏的行为，不管是否造成了现实的危害后果，也不管是否使侵害对象处于某种危险之中，即可构成犯罪的情形。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目前只有行为犯和结果犯还没有危险犯的规定。所以将此罪定为行为犯是最合适的，既有利于保护环境，又有利于保证整个刑罚体系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至于犯罪行为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以及危险状态，都属于从重处罚情节[22]。另有学者认为，对于行为犯，只要实施危害环境的行为，无需其他任何结果即构成犯罪，而危险犯则不仅要求实施危害环境犯罪的行为，而且要求这种危害行为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应该说危险犯要求的危害性程度比行为犯更高。在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中增加环境危险犯的规定，既可以弥补行为犯的不足，又可以防止结果犯的滞后[23]。笔者认为，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规定为危险犯比较规定为行为犯而言，更有利于惩处那些对环境造成严重危险状态的犯罪行为人。

（3）西方各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普遍认同环境危险犯的设定，并付诸立法实践，形成了一系列处罚危险犯的环境刑事立法例[24]。例如，日本刑法典第208条规定：“释放、扔弃、散发毒物或者其他有碍健康之物，或者使其流出，污染大气、土壤、水流或者其他公共水域，导致公众的生命、身体产生危险的，处5年以下惩役。”应当说，此种立法代表了经济发达的大陆法系国家处罚污染环境犯罪的倾向，即将危险犯视为惩治污染环境犯罪的重点，对其规定相应的刑罚，并将造成了实际损害的实害犯视为结果犯，规定相对严厉的刑罚。相比之下，我国刑法对污染环境犯罪规定的结果犯，其所反映的刑法保护圈相对较小。这正是我国环境污染十分严重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案追究甚少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国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劣行为得不到追究，从而造成环境保护步履维艰的一个原因。因此，有必要借鉴经济发达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规定，在我国刑法中增加危险犯条款[25]。

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要件能否改为“严格责任”问题

严格责任的基本含义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某种行为，或造成了法律所禁止的某种结果，即使其主观上没有过错，也应对此承担刑事责任。严格责任作为英美刑法的一种归责方式，是与近代高度危险工业的发展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后果的不断出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6]。“实行严格责任的理由之一就是，在违反管理法规的犯罪中，大多数对公众有很大危害性，而且要证明被告的行为是否出于故意或过失，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若把犯罪意图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往往会使被告逃脱惩罚，使法律形同虚设”[27]。在我国刑法学界，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要件能否修改为“严格责任”问题，主要有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1）肯定说，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在主观方面宜采用过错（即包括故意和过失）刑事责任的原则，并辅助于严格刑事责任为特例。即行为人无论是故意或过失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有重大污染环境行为的，构成本罪：如果污染行为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即使行为人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的，也构成本罪，除非依法可以免责的除外，如战争、自然灾害等引起的[28]。（2）否定说，认为采用严格责任违背了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一般认为，司法机关在追究犯罪时，不仅要证明行为人有犯罪行为，而且要证明这种犯罪行为是在其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支配下进行的，而严格责任的出现，使得司法机关无须证明行为人过错或罪过，这不符合犯罪构成理论主观方面的要件和要求[29]。同时，客观上必须对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造成一定的损害，二者必须同时具备才可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无过错责任与刑法这一基本理论不相符合，适用无过错原则势必会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损害刑罚的效果[30]。

笔者认为，环境污染具有专业性、技术性、长期性、隐蔽性、后果严重性和难恢复性的特点，如果无视这种特殊性，仍然按照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势必造成一部分重大环境污染者逃脱刑责。为应对这种特殊性，应当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引进严格责任[31]。其主要理由是：

（1）能够为司法实践中具体认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提供便捷性条件[32]。实行严格责任原则，既有利于案件的起诉和审判，因为它无须证明行为人是否有主观过错；又可以及时对案件进行处理，避免诉累[33]。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件中，通常控诉机关无法完全掌握排污者相关的资料信息，且污染环境犯罪的专业性、多变性和隐蔽性强，又加之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行为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对周边人群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不良影响，可能并不马上显现出来，当危害结果显现之际，污染行为已经发生多时，如果要控诉方查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并举证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是十分困难的[34]。如果坚持传统的刑法过错责任原则，要求公诉一方提出被告一方有罪的排他性证据的要求，或提出有关污染者有无过错的证据，把犯罪意图的设定和证明与一般犯罪一样不加区别对待，已无法应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的特殊性，势必因发现、获取和收集证据的困难而导致有相当数量的重大污染环境者逃脱刑事追究，得不到刑罚的制裁，使法律形同虚设，从而必然使受害人陷入不利的境地，最终导致污染环境的行为更为肆无忌惮，环境状况更为严峻和恶劣，造成更大的损害[35]。相反，如果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严格责任原则，即通过诉讼程序上举证责任的倒置来减轻犯罪指控的难度，直接根据污染事实推定污染企业对危害后果的发生是有主观过错的，但同时允许污染企业反证自己主观没有过错，从而使自己免予承担刑事责任，这样不仅可以及时对案件进行处理，也可以避免放纵犯罪[36]。

（2）能够解决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问题的纷争。多年以来，刑法学界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究竟是过失还是故意罪过形式，一直存有不一致看法，其主要观点有：第一，本罪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行为是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规规定的行为，仍然实施，过失不构成本罪[37]；第二，本罪主要是出于故意，但也不排除过失[38]；第三，本罪既可以出于故意，也可以出于过失。在一般情况或多数情况下表现为过失，在个别情况或少数情况下也可表现为故意，通常是间接故意[39]；第四，本罪多出于过失，但也有可能出于间接故意[40]；第五，本罪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41]。对此，如果将此罪的主观要件代之于“严格责任”，则不但消除了诸多纷争，同时也能够为司法实践中具体认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提供便捷性条件。按照传统的构成要件模式，如果仅以主观上的过失甚至是故意为依据来追究行为人的严重环境污染行为，也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不利于增强排污者积极防治的责任感和环保意识，而若采取“严格责任”来处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则有望改变这一状况。

（3）严格责任并非是一种客观归罪。有学者认为，严格责任是典型的客观归罪，与我国刑法坚持的罪过原则，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相悖[42]。笔者认为，此种认识观点有所误解。因为事实上，被告人仍有辩护的机会。推定过失责任乃是严格责任的本质。这种惩罚有过错的行为并承认抗辩理由的严格责任，并非“不需有犯意只需有行为就可以定罪”的客观归罪。严格责任并没有违背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43]。采纳严格责任并不是将严格责任作为一个归罪原则，独立于主客观归罪原则之外，而是指在主客观归罪原则的前提下，将严格责任作为一种贯彻刑法、打击犯罪、保护公私财产和公民生命健康的制度。对环境犯罪实行严格责任，目的是为了克服难以证实环境犯罪行为人主观罪过的这种弊端，其仍应从属于主客观归罪原则[44]。

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罚修改问题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笔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罚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法定最高刑为七年有期徒刑太低；二是罚金无限额不利于操作；三是缺少非刑罚措施。因此，应当从这三方面入手来修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罚规定：

（1）最高法定刑宜提高为十年有期徒刑。由于1997年惩治环境犯罪的立法注重的是经济利益、经济价值，忽略了生态效益，没有意识到环境犯罪侵害的直接对象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仅是环境危害的间接后果，各种生态危害才是环境犯罪的直接而且比具体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处罚力度不够[45]。建议加重对于环境污染的处罚力度，对刑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一起环境污染事故对老百姓的生活往往造成巨大的影响，要加大对污染环境责任人的处罚，要用严厉的刑罚让他不敢污染[46]。应当认为，在现有七年有期徒刑的基础上适度提高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定刑是完全必要的，但究竟确定为多重的刑罚却值得探讨。对此，有学者认为，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刑罚应当统一起来，应采用同类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法定刑比较合适，把最高刑期定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即十五年有期徒刑）[47]。即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规定为：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48]。但也有学者认为，对于具有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环境污染犯罪，尤其是重大水污染犯罪和重大的大气污染犯罪，可以考虑规定无期徒刑的刑罚，以增强刑罚对污染环境犯罪的震慑力[49]。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具有可取性。因为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即十五年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这对属于过失犯罪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言，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提高为无期徒刑的观点，在我国现有过失犯罪的最高法定刑中尚未有规定。依笔者所见，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最高法定刑由现在的七年有期徒刑提高为十年有期徒刑，才是比较适宜的。

（2）无限额罚金制改为限额罚金制。必须把罚金的数额定得较高，使罚金和罚款之间有一定距离，即总体上罚金应确定为远高于罚款的水平，否则不能产生足够的惩罚和威慑效果[50]。目前罚金刑体系中的无限额罚金制给了审判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常常使犯罪人所受的处罚与对环境的损害程度及因破坏环境而获得的利益相比非常小。例如，2003年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一起环境犯罪的量刑，对两名主犯分别并处7万元和1万元的罚金，而他们对环境的破坏仅直接经济损失就达90多万元。因此对环境犯罪的罚金刑应采用倍比罚金制或限额罚金制，明确规定犯罪人所承担的责任范围，并加大惩罚力度，使犯罪人预见到自己行为后果的无利可图性，从而降低环境犯罪的可能性[51]。

（3）增设非刑罚措施。非刑罚措施如责令补救、限期治理等并不在于对过去行为的惩罚，而在于消除对环境的现实危险以及犯罪后果的持续危害作用和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因而是一种积极的事前预防。重视非刑罚处置措施的适用，不仅可以消除犯罪后果的持续危害作用，而且可以节约刑事制裁的成本，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刑法发展中的非刑罚化和轻缓化的重要体现[52]。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并没有在环境犯罪中适用非刑罚措施的具体规定，但依据《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在“法律责任”章节规定的大量行政的、民事的非刑罚措施，仍然可以对环境犯罪适用非刑罚措施[53]。笔者认为，尽管可以适用，但在刑法规定中却缺乏适用非刑罚措施的具体根据。因此，为了避免以罚代刑，以罚代治，并收标本兼治之效，借鉴外国立法、司法中的成功做法，结合我国惩治破坏环境犯罪的实际情况，我国刑法规定应当建立针对破坏环境犯罪适用的非刑罚措施，大致包括三类五种：一是教育性非刑罚措施，即公开悔过[54]；二是民事性非刑罚措施，即责令补救或恢复环境。即针对某些适宜犯罪人采取的力所能及的措施就能补救或恢复环境的案件，法院以有罪判决的形式责令其补救或恢复。三是行政性非刑罚措施，即限期治理。责令限期治理，即法院以有罪判决的形式，责令犯罪人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治理。因其追究的是最严厉的刑事责任，与作为《环境法》基本法律制度之一的限期治理可以说并行不悖且具有更强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所以实效更好[55]。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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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杨春洗，等．危害环境罪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7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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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何文初．试析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不足及其完善[EB/OL].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网，2008－12－07.

[10]李振聪．浅论我国环境犯罪规定的现状[J].森林公安，2005，(4).

[11]李振良．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界定[J].管理观察，2008，(8).

[12]蔡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认定问题探索[J].法制与社会，2008，7中.

[13]郭立新，黄明儒．刑法分则适用典型疑难问题新释新解[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592.

[14][33]王晓燕．关于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几点思考[EB/OL].地方立法网，200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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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刘红艳．浅论环境犯罪危险犯[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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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李居全，李景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能否采纳严格责任[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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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阮传胜．对环境犯罪应适用严格责任[N].检察日报，2003－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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