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阐述篇1

当前我国已经步入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是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媒体形态。新媒体技术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具有先天性技术优势的媒体信息服务功能，是网络经济与传媒实现有效对接的最佳方式。近年来，新媒体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教育行业，极大地丰富了高校教学管理的模式、方法和手段。在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了将其优势很好地融入民办高校的管理建设，对《新媒体技术》一书展开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由洪文杰、归伟夏编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媒体技术》一书主要围绕新媒体中涉及的技术基础及新兴技术的发展展开，致力于梳理出与新媒体技术相关的技术脉络，促进用户更好地理解新媒体技术的原理和基本特征。该书主要内容包括新媒体的相关信息，如文字、图形、图像、声音、视频等的处理与编辑技术；计算机网络及移动通信技术等新媒体信息传输技术；新媒体信息显示、与检索技术；新媒体信息管理与安全技术；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等新技术。该书既可以作为大学、中专院校新闻与信息传播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使用，也可以为相关媒体专业从业人员和广大爱好者提供理论参考。

《新媒体技术》一共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为新媒体技术引论，主要介绍技术与媒体、新媒体技术对传媒业的变革和与新媒体有关的关键技术；第二章为新媒体信息处理及编辑技术，主要介绍新媒信息的种类和特点、新媒体文字信息的处理和编辑、新媒体图片的处理与编辑、计算机图形与动画技术、数字音频处理与编辑技术、数字视频处理与编辑技术、新媒体信息的组织；第三章为新媒体信息传输技术———网络技术，主要介绍网络技术的基本概念、技术基础、网络安全技术和数据通信技术基础；第四章为移动新媒体技术基础———移动互联网，这一章节包括四个小节，具体分为移动新媒体技术概述、无线移动通信技术、移动新媒体终端设备及系统平台、移动新媒体技术应用；第五章为新媒体信息显示、与搜索技术，主要介绍新媒体信息显示技术、新媒体信息技术、新媒体信息搜索技术及电子纸的相关内容，使读者可以了解新媒体显示技术的发展脉络；第六章为新媒体数字版权管理技术，这一章节让读者了解到了新媒体数字版权管理概述、数据加密技术、数字签名技术、数字水印技术、身份认证技术、PKI安全技术和元数据与数字对象标识码；第七章为应用中的新媒体传播技术，读者可以了解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技术及LBS等新兴概念，从而更有效地了解新媒体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变迁。通读全书，概括了该书的以下几个特点：该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全面性，尤其是新媒体的基础元素，在文中都有所介绍。新媒体信息的基础元素包括文字、图形、图像、声音和视频，书中对这些元素的处理与编辑逐一进行了阐述。文字作为最基础的元素，在新媒体技术逐渐发展的今天，仍然扮演着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随着技术的发展，图形、图像、声音、视频等基本元素崛起，丰富了新媒体技术的内涵。

该书通过对这些基本信息的处理和编辑技术的阐述，为民办高校的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该书在介绍新媒体技术时，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先介绍比较基本的新媒体信息，再介绍基础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随后介绍显示技术———电子纸，最后介绍比较高端的加密技术、安全技术、签名技术和身份认证技术等。这样的编辑方式有利于读者加深对新媒体技术的了解，也有利于读者掌握新媒体的基础知识。尤其是民办高校的管理工作，可以通过参考该书，建立一个更加稳固的现代化民办高校管理系统。该书对于民办高校管理最大的借鉴点在于针对性强。高等院校的管理工作相当复杂，如果不利用现代媒体技术，不仅耗时耗力，而且在工作中还容易出现差错。而该书对于高校管理工作的各个步骤都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技术应用，如云计算的应用可以提升管理工作效率、减少管理工作的失误；身份认证技术的应用可以让管理工作更加便捷；加密技术的应用可以让民办高校的管理工作更加安全等。传统管理手段使民办高校的管理工作效率一直难以得到提升，其管理手段的局限性也使高等院校管理工作很容易出现失误。

发展迅猛的现代媒体技术在高等院校，尤其在民办高校中的应用微乎其微。《新媒体技术》一书对现代媒体技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为民办高校管理工作的技术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民办高校管理工作现代化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指导和借鉴。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阐述篇2

毫无疑问,大量电影、电视创作、改编作品犹如滋润万物的春雨,为经典名着的传播带来了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的自然条件。将一部文学名着从文本转化为影视艺术,实际上是一次再创作的过程,编导运用影视语言技巧对小说文本进行深度演绎。成功地编导必须首先是一个出色的文本解读和阐释者。他们首先对外国文学名着文本进行解读和阐释,体现作者的艺术原则和风格而做出种种努力。他们的作品业已为世界各国观众所接受,也成为各国文坛和学坛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所以说,基于文学名着文本而创作改编的影视艺术成果应该包含在当代外国文学研究的范畴之内,并与原着文本交相呼应,彼此参照。这不仅会提高文学名着在世界范围内的受众群体的数量,普及文学艺术,对于专业领域内的研究也会提供不同的解读视角,对作品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毋庸置疑,外国经典名着向影视作品的转型,为不同文化和民族的普通受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精神财富。人们可以通过名着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来了解与本民族截然不同、带有异域风情的文化盛宴。

随着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络的发展,影视作品成为更为迅捷更为大众化更为开放的传播形式。19世纪末人类发明了电影,这为普通人群接受外国文学提供了最为快速和极具形象效果的新途径,并借助电视和网络,融合舞台艺术和电影艺术表现手法,深入地刻画人物形象,展示人物心理和精神世界,以形象直观的方式迅速传播开来。首先,现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凡外国经典名着都相继改编为电影,并通过现代媒体技术如电视和网络飞速传播。四十多年来,狄更斯的十多部小说几乎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并数度被搬上屏幕,并在中国观众中广为传播,备受欢迎。莎士比亚的37巨作中的绝大多数数度被搬上银幕,相继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放映,或制作成VCD影碟销售,为非英语国家的广大人群认识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具有时代感的视听效果。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文学名着不再以传统的纸质文本形式存在,甚至可以说,也不再以上世纪末以来曾经风靡一时的电子文本形式存在了。那么,影视作品自然而然地就转化为文学名着一种特殊存在方式,成为经典作品的现代化文本,也必然成为人们研究外国文学名着时不能回避的一个参照文本。其次,外国文学名着的向影视作品的转向,造就了最广泛的受众群体,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群体。同时这一群体也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消费群体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广阔市场。事实上,许多读者群体正是由于观看了由原作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后才去搜读原着或者是基于对影视作品的喜爱和激发才去研究文字文本的。李红薇认为,受众群体之所以要选择影视作品作为了解外国文学是因为现代生活节奏快,时间利用系数提高,受众会选择他们“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希望以最短的时间获取最多的信息”。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对政治、经济科技和生活诸多领域的需求急剧增长,而人们的生活压力和工作节奏迫使受众去选择最为经济实用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对知识、技术和信息的最大满足,这无疑会促动受众去寻求最直观形象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而影视作品恰恰迎合了人们的需求。可见,通过电影或电视作品来认识或审读外国文学名着,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普通受众群体选择的文化消费,但它的波及领域和所产生的反响却是极其广泛的,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这种欣赏是跨文化的、具有国际性的,也是领略迥异于母语文化的最简约最快捷的方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外国文学研究者或比较文学研究者要以积极的态度来正式这种从文学文字文本到影视欣赏的感官艺术渠道的转化,从而把视听艺术形象与文字文本形象紧密结合起来,并以科学的态度去阐释、解读和甄别。复次,从文学名着的文字文本到影视作品的转化是基于艺术的再创作而产生的,从而具有不同于原作的其它艺术特质和文本解读方式。它具有更适合于现代人类的欣赏视角和阐述方式,这也是影视艺术具有如此影响力的佐证。从表层意义上说,影视剧的创作是件及其容易的事,因为影视作品是有其所依赖的故事蓝本,即文学原着。

其实不然,文学名着的改编是一项十分艰巨也是异常复杂的艺术再创作过程。一部文学原着动辄上百页抑或上千页,将其改编为一部两小时左右的电影画面,同时要忠实于原着,体现原着的精神和风格,忠实于原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一件易事。丁芸认为,“将哈代的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的难度很大,因为读者有一个先验性的框框,这就是小说原着的文本。”导演波兰斯基也深感的最大困难在于要把一部500多页《苔丝》凝缩为一部普通长度的影片,同时还不能把重要情节删掉,保持故事的充实由于电影是通过银幕呈现的视觉艺术,其情节过渡,人物心理变化以及环境氛围的渲染,需要尽可能运用可视的动作和具体的形象来呈现。语言要力求做到适度化、简约化和精确化,并且要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即时场景以及所处的时代特征。在将名着改编为影视作品时,在表现手法上虽然摆脱了文字文本所带来的局限,在时空把握上具有较大的自由度,但由于受到银幕和电视屏幕的表现方式以及播放时间的制约,其人物和情节不宜过多过杂,要求比原着情节更紧凑,更富悬念和戏剧性。从这个层面上讲,影视作品的创作要在原作基础上含英咀华,从而取得引人入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艺术效果。最后,从整体上来说,基于文学名着的大多数影视作品是成功的。除了上文提到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和根据小说《飘》等等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外,其他如根据夏洛特?勃朗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简?爱》以及根据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改编的《苔丝》都是经典名着的电影创作佳品,深为中国受众的喜爱和推崇。

电影《苔丝》公映后,英国文坛称赞导演“选择了一种朴素的、陈述式而又相当完美、出色的导演手法来重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乡村的环境和气氛”,“确认生动的景色本身就构成一个具有魅力的角色”。在拍摄技巧上,《苔丝》运用了一条新路线,较多采用长镜头和全景式画面,体现出作者哈代所主张的“多写印象、少写主见”的艺术原则,再现了原着的现实主义风格。影片的思想倾向性不是编导强加于观众的,而是由观众通过自身思索体验出来的。他没有西方电影惯用的时尚手法,摈弃了所谓性感、悬念、神秘、暴力和疯狂,完全是一种美学和伦理学上绝对纯净的风格。该片的成功在于忠实于哈代的原作精神,体现了原着的风格。哈代善于描写自然景物,常常用自然景物来寓意人物性格和环境。在他的笔下,自然风景本身就是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这些原作精神和哈代的艺术风格都在这部改编的彩中得以生动的呈现,如春天的养鸡场,夏季的奶牛场,寒冬腊月的农场都鲜活地呈现出英国韦塞克斯农村的自然景色。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阐述篇3

关键词：新闻记者；现状分析；专业素质；创新

中图分类号：G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4-0041-01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信息时代突飞猛进，资讯潮流的历史性飞跃加速了广播电视事业前进的脚步。中国电视经历了从节目时代到栏目时代再到频道时代的迅速转变，频道专业化、节目精品化、栏目对象化等对电视栏目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而记者是电视节目的创作核心，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者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一、当前记者素质现状分析

从当前记者队伍的现状来看，可以说是数量庞大，具有审美意识和相当高的艺术鉴赏力，有协调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也懂得经营。但是目前的记者队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与新形势下对记者新的具体的诉求相比整个记者队伍的发展时间比较短，专门受过电视业务训练的人员比例不大，普遍“重实用轻培训，重经验轻理论”，人员流动过于频繁；业务全面、综合素质好的复合型、应用型知识结构的编导专门人才奇缺；科学管理相对滞后，薪酬体系与岗位权责缺乏有效匹配；思想道德水平参差不齐等等阻碍了编导行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二、新形势下对记者综合素质的要求

（一）优秀的政治素质和服务意识

以高新技术为主要动力的新世纪，国际竞争开始转向社会高智能化的较量，即人才的较量。记者需要具有对事物的敏锐洞察力和准确判断力，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捕捉社会动向的能力，直接影响着创作的结果。这是由当前历史条件、大文艺性质决定的。作为一名新闻记者，首先要锻炼思想，陶冶感情，培养一种宽阔的胸怀、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以及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与此同时，还要研究电视传播特性和受众心理需求，从而以更好策划创作出为观众喜闻乐见的电视作品。为此必须要善于抓住时代的脉搏、问题的主要矛盾，走在社会发展的最前沿。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抵制拜金主义、急功近利的思想倾向，恪尽职守建设“两个文明”，充分发挥专业特长，竭诚为观众服务，对社会负责，同行业之间互助合作，以无私奉献精神传播先进文化。

（二）电视专业素质

电视艺术是一门视听结合的、高科技含量的综合艺术，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性。作为记者要“熟其专业、知其动态”，并紧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灵活运用各种新技术、新手段（数字特技、电脑动画），现场同期声、音乐、音响效果、影像资料等诸多电视语言元素来完成对客观事实的阐述和艺术的再现，使电视节目的表现力更加丰富。随着非线性编辑技术和虚拟演播室技术在电视节目中的大量应用，使电视节目的制作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作为一名记者应该站在电视艺术的最前沿，紧跟时展步伐，不断更新和掌握这些前沿专业知识，并通过自身的努力进行创造性的发挥，推动电视节目创作向前发展。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记者只有不断的研究新问题、新技术、新手段，扩充新知识，与时俱进，走在时展的前沿，成为电视理论与实践的学术领头人。比如《焦点访谈》的口号是“用事实说话”。在节目的片头，在快节奏又有震撼力的音乐背景下，闪出“用事实说话”的主题词；而黑白的颜色对比也暗含着是非分明、公正无私的寓意，展示出一种勇往直前的气势；从片头的设计也可以看出来，一个类似眼睛的镜头从底层升腾上来，巡视一周，显示出关注与纪实的姿态。

（三）灵性、悟性及韧性

人们归纳出记者要具备“灵”、“悟”、“韧”三性。电视创作需要灵感，灵感是一种非逻辑思维方式，具有突发性、瞬间性和触发性等特点，是激发作品创新的重要途径。它是在文化的不断积淀，艺术感知能力的不断加强，行为见解的不断超脱之后才爆发出来的。所以一个好的记者就要跨越思维定式和行业局限，从而谋求个性化的突破。而悟性是衡量记者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的试金石。要提高自己对事物的分析、判断、综合能力，首先加强自身修养与理论修养；其次要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社会有独到见解，对新生事物有敏锐的洞察力，这种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高屋建瓴的理性认识和分析。

（四）深刻理解和运用视觉语言的表达方式

衡量记者素质的标准之一是对视觉语言运用得如何，即对镜头的把握。记者只有巧妙、到位、恰当地使用镜头，才能够清晰明确地表达意图，阐明节目的内涵，才是对视觉语言的高境界的运用。蒙太奇技巧是电视创作的基础，创作者通过镜头的组织去创造含义、去叙事、去抒情，这都是建立在蒙太奇技巧的表意规范之上的，它成为电影电视制作的基本条件。蒙太奇不仅致力于连接镜头、场面，流畅地讲述事件发展的过程，而且要生动形象地描写故事，层层推演、详尽细致地展示事物，绘声绘色、形神兼备地刻画事物，体现出艺术表述的价值和特色。比如：用江河奔腾来抒发豪迈壮丽的激情，用乌云翻滚、雷电交加暗示情势险恶或心潮澎湃，用雄鹰展翅象征理想与自由，用白鸽飞翔代表和平与安宁……

（五）沟通能力和良好的社交能力

电视节目的生产是集体创作活动，而记者是电视节目创作集体的核心，是节目的灵魂，他有效协调各方面关系，参与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各项具体工作统筹安排与操作执行。组织协调摄制组的创作人员，在节目录制之前要把节目的主题思想、目标风格和总体脉络等向大家介绍清楚，如向导播讲明意图和要求，导播才能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所有人员特别是摄像师密切配合，拍摄出节目需要的理想画面，进而做到画面切换得当、自然、流畅。

总之，记者作为电视传播过程中的“心脏”，作为电视节目选题、编改、制作、审定、播出等工作的制作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贯穿整个电视节目创作过程始终的核心人物，记者素质的优劣高低.就直接决定着电视艺术的总体水平。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素质，才能迎接新世纪电视事业的新挑战。

参考文献：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阐述篇4

[摘要]：2009－2010年，在中国经济全球崛起的语境中，主流文化与中国主流大片的议题日益受到重视，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注重体系化与实证化。电视艺术研究在聚焦谍战剧、家庭伦理剧等电视剧创作的同时，对泛娱乐化的生态环境的反思以及纪录片、动画片的研讨也日趋深入。

上编：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与以往中国电影史研究侧重宏观的影史描述不同，2009-¬¬¬2010年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更加注重微观的史料解析与专史研究。在影史研究上形成了一种区域性、层次性、多角度、多类型的电影史解读方式。范志忠《国产现代战争片的叙事内涵与美学嬗变》（（《当代电影》2009年10期）认为，国产现代战争片从“十七年”着重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教化与传播，演变为新时期以来对人性的呼唤与现代意识的探索。随着中国电影的市场化转型，国产战争片叙事进入多元化时代，既诞生了弘扬主旋律的史诗巨片，也催发了颇具后现代色彩的喜剧战争片。越来越多的国产战争片正走出历史的悲情，致力于建构更富于人性化的影像世界。陈晓光、车琳的《新中国电影60年：社会阶层变迁与银幕主流形象流变》（《当代电影》2010年1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储双月《新中国60年电影中的“家庭空间”的呈现》（《当代电影》2010第3期）、郭亮亮、段鸣鸣《形象的焦虑——中国电影语境中民族情绪的一种缘起》（《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年3期）针对早期好莱坞电影中对华人形象普遍丑化的情况，分析中国早期电影语境中民族情绪的某种缘起。

在专著方面，杨艳、徐成兵的《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以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全面梳理了民国时期官营电影的历史发展脉络，系统论述了民国时期官营电影的相关理论和创作实践。袁庆丰的《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1922-1936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解读》（上海三联书店，2009）选取了1922-1936年底公映而现存的36部中国影片，将其分类为旧市民电影、左翼电影、新市民电影、政府主旋律电影、国防电影和新浪潮电影来进行文本分析，开拓出被遮蔽的社会形态与话语空间。屠明非的《电影技术艺术互动史：影像真实感探索历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以技术手段为视角，别开生面地勾勒出影像百年的另一行足迹。彭骄雪的《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简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分析了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作为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电影现象，丰富了民国电影的历史图景。刘小磊的《中国早期沪外地区电影业的形成（1896-194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采用中国电影地方制研究视角，以“电影在中国的传入”作为论述的基本切入点，将研究触角伸向除上海这一中国早期电影产业中心之外的其他地区，系统且全面的阐述了中国早期地方电影制作业、放映业、教育业以及传播业的产生和形成。周承认、李以庄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以“编年+专题”的研究方式，重新梳理了香港电影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并附有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大事记”。此外，如汤祯兆的《香港电影的骨与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以过去港产片与现实对照的启悟，建构出香港电影与香港文化彼此呼应的阅读趣味。魏君子的《香港电影演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内容很多来自香港影人的口述亲历，以故事的方式讲述香港电影的发展史。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2010年，中国GDP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在经济崛起的语境中，主流文化与中国主流大片的这一议题也日益被关注。蓝爱国、马薇薇的《文化传承与文化消费——电影产业的文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针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史与现实所呈现出来的产业文化格局，以文化理论为研究框架展出了富有针对性的分析与阐述。《当代电影》于2009年第2期推出“国家形象与中国电影”专题，通过倪震的《我们将为世界银幕生产什么？——再论中国电影和国家形象》，饶曙光的《国家形象与电影文化自觉》、王一川的《国家硬形象、软形象及其交融状态——兼谈中国电影的影像政治修辞》、尹鸿和石惠敏的《中国电影与国家“软形象”》等系列文章来探讨如何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如何通过银幕来塑造和树立中国形象。

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于2009年、2010年分别推出的《2009中国电影艺术报告》、《2010年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2010）以2008年、2009年中国电影艺术为研究对象，从年度总述、年度专题、导演艺术、剧作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港台地区华语电影创作、创作争鸣、海外反响等方面对中国电影进行评述。《2009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10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2010）分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题研究报告和市场调查报告三部分介绍每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态势。靳凯元论文《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产业化道路（1999-2009）》将中影集团从1999年到2009年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股份制改革阶段和全产业发展阶段，力图揭示其产业化的主要特征。

此外，张卫在《民族题材电影的边缘化与中心化》（《当代电影》2010年4期）一文中，探讨了民族电影边缘化的原因及其如何有效的实现其中心化的策略。黄式宪在《以文化的主体创新推进中国电影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电影艺术》2010年5期）指出，电影之强盛，根本要点取决于文化的创造力，为实现电影产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我们需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张颐武、赵宁宇，陈旭光等作者从喜剧电影历史、文本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喜剧电影的叙事、文本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北京电影学院报》2010年4期）。张会军的《风格创造：张艺谋电影风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对第五代领军人物张艺谋的电影做了独到的解读和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于纪的《区县电影市场田野调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是一本来自基层的电影产业现状报告，对区县电影公司现状、区县影院生存现状进行了调查。田义贵的《历史形态与文化表征：川渝方言影视剧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以川渝方言影视剧为研究对象，论析了蕴含于川渝文化影视剧中的本土文化特征。

三、电影理论研究

电影理论研究方面的基本理论建设，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贾磊磊的《什么是好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认为好电影的达成是一个从电影的被表述层面到表示层面、从电影的艺术风格向电影的美学意境逐级提升的完整过程。黎萌的《分析传统下的电影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在对历史的追溯中，围绕电影叙事的因果结构、观众对电影虚构的情感反应、摄影影像的认知等基本问题，全面展示了分析传统下的电影哲学、认知主义电影理论的相关成就，向国内学界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赵斌的《电影语言修辞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按照“文本研究”、“修辞研究”和“精神分析的叙事修辞”的顺序，尝试将“小规模”的镜头修辞推进到“大规模”的叙事修辞，在精神分析式的文化批评与第二符号学之间勾勒出一条隐含的理论脉络。沈小风的《20世纪90年代电影批评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发表的大量的电影批评和论著进行研究，分析了90年代中国电影批评的话语形态特点。游飞、蔡卫的《电影艺术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电影学术理论与电影艺术创作、电影历史脉络与电影作者个性、电影艺术表达与社会文化背景的结合，全面地阐述世界电影艺术观念。冯欣的《电影观念的生成》（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从“理念”、“表象”、“作者”、“文本”这四个方面考察了不同观念背景对“电影”观念所形成的不同理解。陈晓云主编的《电影理论基础》（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围绕着“电影是什么”这一电影理论的基本命题，梳理电影理论的历史发展和基本观点。

王志敏的《电影批评》（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是教学经验与理论研究的总结，对电影创作、理论研究、电影教学均有较强指导意义。胡克的《中国电影理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当代电影》2010年6期）讨论中国电影理论的历史经验与未来发展趋势，梳理了中国电影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理论模式，以及未来电影理论发展的可能性。葛玉清的《动画电影叙事艺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从动画电影艺术的内部角度纵观其故事的构成问题，力求呈现一个相对全面的、客观的动画电影叙述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影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国电影理论评论六十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收录了“电影理论评论六十年”研讨会上的经典论文。这些论文从电影理论、电影美学、文化研究、电影批评、理论与评论、电影史研究、表导演理论、产业研究等方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走过的历程，充满了对历史的再思考，以及对未来中国电影学理论建构的展望。

在电影教育研究方面，张会军、薛文波、陈浥主编的《探索与实践——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与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立足电影教育艺术，探讨电影艺术人才培养的规律、特点、方法、本质，通过电影艺术人才的选拨机制、创新人才培养的结构教育、教学的把握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对电影教育进行深入的思考。王志敏、陆嘉宁主编的《中国影视教育现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通过“中国影视专业本科教育数据汇总”，“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与影视教育数据”，“中国影视教育专家学者访谈”和“中国影视教育专业设置及课程安排的若干问题”四个方面，描述了中国高等教育格局中影视教育的基本状况。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方面，对于叙事分析和类型研究的介绍是2009年电影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范茜秋的《电影化叙事》（王旭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超过500幅电影抓图和76个剧本摘录，分析了100个电影工业界顶级编剧和导演所使用的非语言技巧，阐述了如何利用电影媒体来优化故事。波德维尔德《电影诗学》（张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针对电影出于其电影的目的如何引导并改造文化和跨文化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全面理解的方法。大卫波德维尔的《好莱坞的叙事方法》（白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对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用影像来讲述故事的主要方式的回顾，考察那些被赋予惊人生命力的叙事技巧。克莉丝汀汤普森的《好莱坞怎样讲故事——新好莱坞叙事技巧探索》（李燕、李慧译，新星出版社，2009）通过对新好莱坞时代获得票房和评论双赢的成功之作的叙事分析与展示，深入研究了好莱坞的叙事艺术，并对好莱坞电影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奥蒙的《现代电影美学》（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以传统电影范畴为主，涉及符号学、叙事学和精神分析等电影研究新学科，以及电影理论探讨和争论的美学问题。

在大师研究和介绍方面，诺曼卡根的《库布里克的电影》（郝娟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收录了库布里克电影发行时的评论与反应，把电影的理解放到历史中去考察。埃娃马齐耶斯卡、劳拉拉斯卡洛里的《梦与日记——南尼莫瑞蒂的电影》（穆青、聂阳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分析和检视了意大利中生代代表性导演南尼莫瑞蒂的电影作品和这些作品在当代欧洲电影中的地位。田中真澄的《小津安二郎周游》（周以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把目光聚集于常人眼中隐而不见的材料细节，品味小津电影的复杂况味。

在电影史方面，马克卡曾斯的《电影的故事》（杨松锋译，新星出版社，2009）被看成是一部“既让人信得过又挑战陈规的电影史书籍”。让-卢普布盖的《好莱坞——欧洲电影人之梦》（严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叙述了“好莱坞古典主义”时期的“好莱坞和欧洲人”对好莱坞电影美学的贡献。雷米富尼耶朗佐尼的《法国电影——从诞生到现在》（王之光译，商务印书馆，2009）梳理了法国电影诞生至今的发展历程。彼得拉森的《电影音乐》（聂新兰、王文斌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探究了电影和音乐之间的复杂关系。蒂莫西科里根的《如何写影评》（宋美凤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介绍了各种类型的电影批评方法。安特耶阿舍得的《希特勒的女明星——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柳迪善、丁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深入剖析了纳粹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性别矛盾与性别冲突，阐释了宣传控制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凯文康罗伊斯科特编著的《编剧大师班——众编剧巅峰杰作访谈录》（黄渊译，文汇出版社，2009）通过对当今影坛19位著名编剧的访谈，全面地展现了剧本的创作过程。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9-2010年度中国继续保持全球电视剧生产大国的强势，理论界对于电视剧的批评也日趋活跃。央视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平台，其开年大戏也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董红言、陈富清的《流着眼泪放歌喉》（《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2期），梁英的《的主题阐释及其意义审视》（《电视研究》2009年4期），刘潮的《平民英雄叙事与史诗性品格呈现——电视剧人物形象特征及审美意蕴》（《电视研究》2009年4期），高卫红的《从看开年大戏的文化诉求》（《电视研究》2009年4期）等，对以《走西口》为代表的央视开年大戏做出了多方面的分析评价，分析其背后的成功因素。

2009-2010年度谍战剧崛起令人瞩目。尹鸿、马向阳的《话语身份景观——从2009年谍剧热看类型电视剧的生产、消费和意义生成机制》（《电视研究》2010年1期），从电视剧生产消费的角度切入，通过《潜伏》、《生死线》和《冷箭》三部谍战类型的剧目内容和思想分析，指出谍战剧既能满足观众对于当年烽火漫天时代故事和人物情感的追求，又能通过侦讯、推理和紧张的故事情节达到个人视听享受的目的。梁英的《：人文命题与市场品质的有机结合——兼论国产电视剧的文化功能实现方式》（《电视研究》2009年7期），则从文化功能实现方式角度，分析《潜伏》所开启的新的创作方向。

青春励志剧则更多地将注目点放在青少年在艰苦的现实条件下如何成长的故事。韩卫娟的《国内青春励志剧的问题及发展方向研究》（《中国电视》2010年3期），张应辉、陈丹雯的《青春励志剧：作为一种剧型的探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对青春励志剧这个剧种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赵俐的《电视剧精彩台词的应用语言学分析》（《电视研究》2010年9期）则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我的青春谁做主》电视剧文本，做了较为精彩的解读。

陈红梅的《后家庭伦理剧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的颠覆与重构》（《电视研究》2010年8期），侧重于分析家庭伦理剧对于现代家庭生活以及伦理意识带来的影响；高卫红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直面生活的追问拥有精神的坚守——从到》（《电视研究》2010年8期）、张爱凤的《拒斥与认同——论中的文化冲突》（《电视研究》2010年8期）则主要通过对电视剧《老大的幸福》的解读，分析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叙事手法和发展态势。游宇的《守望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有感于电视剧的热播》（《中国电视》2010年7期），重点分析了2010年现实题材电视剧《蜗居》的内容以及成功原因。

近年来流行的媒介自制剧，也吸引了学界的眼光。近年来以湖南卫视为首创，紧接着浙江卫视、江苏卫视都相继推出了各自的自制剧集，相继创下了不错的收视率。盛伯骥的《电视媒体自产剧生产的目标与机制——兼议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电视剧生产》（《电视研究》2009年8期）深入分析了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相关自制剧目的制作经验。彭文祥的《描述与规范：电视栏目剧的发生发展刍议》（《现代传播》2009年2期）则以栏目剧为切入点，总结了目前栏目剧不及自制剧抢夺收视点的原因。韦聚彬的《从“独播剧”到“自制剧”：谈偶像剧之转型》（《电视研究》2010年3期）一文涵盖了国产偶像剧转型的过程，记叙了我国各大卫视由“独播剧时代”向“自制剧时代”转移的情况，也着重分析了其中转变的原因。郑楠的《电视市场收视竞争新热点——自制电视剧》（《电视研究》2010年第6期），李浩、王旭波、周海、张勇的《寻找快乐前行的路标——〈丑女无敌〉品牌观察报告》（《电视研究》2010年3期）等文章深入分析了这类剧集的成功原因，并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与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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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仲呈祥、陈友军所著《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全面梳理了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历史，文献资料丰富，行文严谨。黄式宪的《关于近30年中国电视剧在美学建构上的断想》（《现代传播》2010年1期），则力图诠释30年来中国电视剧的审美流变和文化内涵。刘涛的《电视图像志话语中的历史、叙述与记忆——基于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视角》（《中国电视》2010年1期），借鉴了西方现代批评话语，揭示和挖掘了电视图像后面的人文历史和个人记忆。谢娟、刘川郁的《电视剧：革命历史的全景展现与现实的多维透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2期），对长期以来流行的红色电视剧做了较为深入的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众多学者已经开始将眼光放在电视剧营销和版权管理方面。魏永刚等编著的《电视剧集管理：操盘影视项目八大流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高福安和宋培义编著的《电视剧制片管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等专著，从制片管理角度入手，阐述了电视剧经营的各个阶段所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中国电视剧版权保护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为电视剧生产者提供了相应的建议。高红岩的《创新探索与模式构建——2009年度中国电视剧市场营销综述》（《电视研究》2010年1期），则是从营销角度分析了中国电视剧市场现状和格局所在。杨鸣的《从“制播分离”到“制播合作”——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趋向分析》（《电视研究》2009年9期），从近期讨论火热的“制播分离”以及“制播合作”的话题切入，预测了中国电视剧产业未来的发展路线。宋培义、杜书妍的《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环境分析》（《电视研究》2010年4期）和李斌、曹燕宁的《融合与创新：新媒体与电视剧产业发展》（《电视研究》2010年6期）分析了目前中国电视剧市场，并从全局方面展望了电视剧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吴丰军《全新的世界，全新的媒体资产管理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2期）论述了在数字化推动的媒介融合持续深入的背景下，电视内容资产的生产、管理和开发的新动向与未来发展趋势。

周星的《文化概念变异视野中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概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4期），严前海的《心灵地图的重构和意义生产的滑落——移民题材电视剧的一种解读》（《电视研究》2009年10期），崔刚的《重构中国“宏大叙事”——当下电视剧创作的文本及价值取向》（《现代传播》2009年2期），张智华的《言情剧的主要叙事艺术》（《现代传播》2009年6期），杨爱君、王海波的《二十年家庭伦理电视剧综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3期）杨旦修的《我国军旅题材电视剧的概念、分类及创作的历史沿革》（《电视研究》2010年3期），盖琪的《浅议2009年现代历史题材电视剧》（《电视研究》2010年3期）等，分别以例证式的符号化分析，对当下流行的移民题材、农村题材、历史题材、言情剧等做了理论上的总结与探索。

三、电视文艺栏目研究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国庆盛典节目的分析成为热点。唐俊的《电视“成就报道”直播的话语生态构建——以央视国庆60周年特别直播节目〈盛典〉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以话语生态构建为着眼点，着重分析的是我国重大典礼事件报道的惯用模式和所收获的效果。曾一果的《媒介仪式与国家认同——“国庆60周年庆典”央视电视直播的节目分析》（《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以仪式化的节目形式作为切入点，分析了重大国家仪式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刘永宁的《庄严恢弘绚丽奇观——析“国庆60周年庆典”阅兵仪式电视直播的镜头语言》（《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从技术的角度解读了国庆阅兵仪式电视镜头语言的蒙太奇特点。

刘波、高森的《试论视觉文化视野下的奇观电视文艺节目——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央视“春晚”说起》（《电视研究》2009年5期）、黄良奇的《“春晚”图腾仪式的文化贡献及内涵剖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4期）等，则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指出其作为全民共享的文化图腾的审美品格。胡长全的《我国电视公益节目的问题与对策》（《现代传播》2010年1期）、麦尚文的《仪式传播视野中的“媒介庆典”——以CCTV〈感动中国〉节目为例》（《现代传播》2010年4期）、赵树清的《高扬核心价值彰显媒体责任——对大型公益晚会〈抗旱救灾，我们在行动〉的思考》（《现代传播》2010年6期）等，则对公益节目和晚会的社会功能与审美价值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2009-2010年，电视节目纷纷进入后娱乐时代。白小易的《论“后娱乐时代”电视节目的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4期）、王爱华的《“后选秀时代”的电视综艺节目格局之变及展望》（《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1期）、方菁的《谈电视娱乐节目的现状与出路》（《中国电视》2010年2期）、林芝的《关于泛娱乐化风气下的电视娱乐手段的思考》（《中国电视》2010年5期）等文章，分别从宏观层面思考了泛娱乐化风气之下电视娱乐节目的出路。王磊卿的《电视晚会品牌管理误区及创新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陈志国的《电视综艺节目发展之乱象浅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8期），张孝翠的《〈快乐向前冲〉的传播学思考》（《电视研究》2009年21期），吴超的《〈幸运52〉退出荧屏的几点思考》（《电视研究》2009年2期），欧阳杰群的《从〈越策越开心〉到〈天天向上〉看电视节目品牌延伸策略》（《电视研究》2009年10期），刘真的《品牌时代电视娱乐节目格局浅析》（《中国电视》2010年2期）等，则侧重从中国的电视节目品牌意识和经营，探讨后娱乐时代文艺娱乐节目的发展态势。

2010年以《非诚勿扰》为首掀起的电视相亲节目风潮席卷各大地方卫视，不少地方电视台为了追求收视率，纷纷调整了被认为不具有收视率的文化类节目，转而大量制作与播放挑战人类情感与道德底线的各类“相亲”节目，引起了国家主管部门的强力干预，批评界对这一现象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高长力的《非为相亲而来——新一轮相亲节目热的冷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张末冬的《从选秀节目到相亲节目——解析中国综艺节目的生存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等论文，从节目本身入手，深入分析了真人相亲交友类节目能够在中国电视娱乐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戴鑫、徐丽玲、王武的《中美电视婚配真人秀节目对比研究——期望冲突理论的运用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则选取中美两国不同的婚配电视节目，通过样本比较分析其各自的制作特征。项仲平、杜海琼的《电视相亲节目低俗化现象的反思与服务化的品质追求》（《电视研究》2010年9期），薛晋文的《电视相亲节目的“时代之潮”与“时代之惑”》（《中国电视》2010年8期）等文章，则尖锐地指出相亲交友类节目的内在性质以及传播现象所带来的忧虑。范志忠在《泛娱乐语境下的电视文化生态》（《中国艺术报》2010年9月10日）认为，这种俗文化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文化氛围日趋多元，说明了中国社会文化正越来越宽容。不过，当这种俗文化试图占据电视主流媒体时，当这种俗文化试图染指婚姻、亲情等人类文明自古以来就坚守的核心价值时，当这种俗文化在电视观众面前赤裸裸地宣称“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时，其实质上就试图亵渎、颠覆、乃至篡改主流的道德准则。

四、纪录片研究

近两年纪录片的研究基本上可分为宏观总体和微观分类两个层面。从宏观总体方面来说，阎伟、欧阳宏生的《电视纪录片：辉煌历程与当世社会的影像纪实》（《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2期），邢勇的《话语变迁与权力表达——观察中国电视纪录片三十年的一种视角》（《现代传播》2009年1期），赵曦的《建国60年中国纪录片创作中主流价值功能探讨》（《现代传播》2009年5期），以及张同道的《中国纪录片的2009》（《电视研究》2010年1期）都在一定的高度对于2009-2010年度纪录片的总体发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理清了2009-2010年度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历史脉络，给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同时，张同道等著的《2009年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研究报告（上）》（《电视研究》2010年7期）和《2009年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研究报告（下）》（《电视研究》2010年8期）细致总结了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的历程并进行了相关方面的研究，也为中国纪录片放映平台的研究提供了材料。

从微观的方面来说，近两年来对于各个优秀的纪录片作品的评析在理论界比比皆是。如宋献伟的《媒体语境下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与拓展——纪录片〈西口在望〉创作谈》（《电视研究》2009年3期），王华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类型与展望——从鄂伦春族谈起》（《电视研究》2009年7期），俞虹、司达的《在艺术中行走的历史——十集电视纪录片〈敦煌〉印象》（《电视研究》2010年5期），尹鸿的《温故而知新——评10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现代传播》2010年2期）都以不同的角度对优秀的纪录片案例进行了分析。

除却这些，学者们还着力于研究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转型和跨文化传播路径。刘阳的《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转型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期），高峰、赵建国的《文化外交视角下的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电视研究》2009年1期），高峰、赵建国的《中国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与超越》（《现代传播》2009年3期），李智的《纪录片的网络传播策略研究——以央视网为例》（《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崔予缨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国际商业化道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10期），王庆福的《国际视角与中国纪录片对外传播策略》（《电视研究》2010年11期）等文，都在这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五、动画研究

近年来，中国原创动画的发展势头迅猛。徐群晖的《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动漫产业态势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3期）一文认为，在金融危机面前，中国动漫产业逆势而动，获得了更多机遇，并逐步发展为有效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增长点。2008年，国产动画片产量大幅提高，全国完成电视动画片共249部131042分钟，比2007年增长28%。2009年由广州原创动力生产的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票房达九千万元人民币，创下国产动画的票房纪录。

此外，郭虹、李思潇的《中国动漫品牌创建分析——以〈喜羊羊与灰太狼〉及其衍生产品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11期），许元振的《探析商业动画片以受众为本的营销策略——以动画系列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7期），朱矛量的《浅谈国产动画片之嬗变及动漫产业发展中的品牌塑造》（《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5期），刘斌的《从〈喜羊羊与灰太狼〉看中国成人动画的竞争战略》（《电视研究》2010年2期），焦素娥、李志荣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国产原创动画的品牌意识与生存之路》（《中国电视》2010年6期）等文皆是从《喜羊羊与灰太狼》这一品牌动画的发展入手，分析品牌效应对于中国本土原创动画发展的影响。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阐述篇5

【摘要】媒介融合时代广播突破传统频率传播形态，将文字、图片、视频等符号融为一体，在互联网、移动媒体平台上获得更多发展路径，其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平台、传播对象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基于传播格局重大变化，广播教学改革迫在眉睫。本文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以《广播新闻》课程为例，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实验模块四个方面梳理安徽大学广播课程教学改革思路与经验。

关键词媒介融合广播教学广播新闻教学改革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方面，传统广播听众严重流失，节目陈旧，渠道单一，广告减少；另一方面，年轻听众群转移到车载终端、网络平台和手机平台上，广播的收听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媒体、社交媒介等新兴技术推动下，广播依靠频率为输出渠道的传播格局被打破，新广播形态不断涌现，如北京电台音视频同作，新浪微电台、网络广播、手机广播、卫星广播、数字广播、多媒体广播等，广播不再以单一音频为载体，数字信号取代模拟信号，多屏节目取代声音节目，听众变成用户和网民，传播内容和形式都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实际上新技术带给广播的不都是危机，更多的是发展机遇，而传统广播电视人才培养模式早已落后于实践发展，迫切面临转型，广播教学亟待改革和创新。

198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IthielDeSolaPool教授在《自由的科技》（TheTechnologiesofFreedom）中使用“媒介融合”概念泛指各种媒体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2005年蔡雯将媒介融合这一概念介绍到国内，她从微观、中观、宏观和大传媒业四个角度对媒介融合概念进行研究。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媒介融合是包括媒介技术、所有权制度、媒介产业、组织结构、采编流程、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等多层面、多视角的融合。这种理念对于广播转型具有深远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广播与互联网、移动媒体的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怎样融合？高校该课程教学如何改革？探索媒介融合平台上广播的发展路径、方法是未来重中之重。

基于上述传播格局变化和理论前沿视角，本课题将立足媒介融合背景，以广播新闻课程教学为例，研究广播新闻课程教学的新内容、新方法、新模式，创新教学理念，希望以此出发，为广播课程和新闻传播学专业其他课程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教学理念改革

在以往以频率为唯一输出渠道的传统广播时代，广播教学在观念方面的主要问题是：

1、广播长期被认为是弱势主流媒体，对音频节目市场竞争因素考虑不够充分，对广播媒介融合趋势关注不够。除中国传媒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大学等少数高校外，不少高校教学模块中没有单独设置广播课程，内容被压缩讲授。

2、过于强调新技术给广播带来的危机感，而对利用新技术进行创新的引导力度不够。广播听众流失严重，尤其是年轻听众，媒介接触行为主要是上网和使用手机。笔者曾在本校各届广播电视系学生中做过调查，发现有收听广播习惯的学生人数不到班级总人数的5%，新技术被误认为是广播的终结者。

这种陈旧的教学理念导致高校课程设置与市场人才需求严重脱节，造成学生只片面了解传统频率，而对媒介融合条件下数字化广播颇为陌生，缺乏理解，如北京电台“播播视频”弥补了广播不能看的缺憾，网络电台解决了广播线性传播时间无法选择的问题。实践探索拓宽了广播内涵，广播课程教学的理论支撑更加丰富。

广播课程教学改革必须突破理念束缚，充分考虑数字技术发展现状，寻找创新点，将数字化传播、互动传播、社交网络、多屏合一、自媒体、大数据、云计算等理论和实践融入教学体系，提高学生对于新媒介生态的认知，在此基础上建构广播课程改革新观念、新理论、新框架。

大部分高校所开设的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程均偏重于理论阐述，没有突出自身的专业特点，缺乏广播专业素养的培养，造成广播与其它新闻传播课程的同质化教学。以往广播新闻教学是基于传统频率传播平台，内容多以广播新闻、编辑为主，讲授基于声音传播的消息、专题、通讯等传统体裁广播节目，案例教学多以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为范文。单一培养模式导致学生不了解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采制全媒体新闻，无法适应媒介融合环境下的记者和编辑工作，更谈不上创新，造成广播多样化发展与后备人才不足的矛盾。笔者所讲授的《广播新闻》课程突破这一局限，对教学内容进行拓展。

1、全媒体平台教学内容改革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人才不再为单一频率服务，而是能够应用全媒体技术，对节目进行一体化全媒体内容设计和生产，将信息包装成不同传播渠道和传播形态的信息产品，通过产品组合，实现整合传播。安徽大学广播新闻课程教学内容拓展到网络媒体、移动媒体平台，注重对学生进行全媒体技术应用的培养，打通音频和视频制作界限，提高学生在全媒体平台进行新闻采编、制作和策划运行的能力。例如，广播新闻在网络、微博、微信平台的节目样式发生变化，内容碎片化，形式简短、精练，实践教学要求学生对广播网络平台加以关注。在媒介竞争激烈的今天，各家媒体竞争的已经不再是独家新闻，而是独家解读，因此广播评论、广播新闻全媒体策划、数据新闻等都将成为广播教学应加强的内容。

2、双体系教学内容改革

安徽大学的广播课有《广播新闻》及其配套的《广播新闻实验》两门，形成理论和实验相配套的必修核心课程，学生在学完基础核心课程，掌握广播新闻采编规律基础上，进行开放式体验创作和训练。安徽大学广播电视专业将课堂教学扩展为课内教学与课下教学结合的“双体系”教学模式，形成核心课程、选修课程、创作实践与体验采风四个模块教学内容。这些内容紧密相连，既注重课堂理论知识教学，又突出了实践教学的重要。《广播新闻》和《广播新闻实验》两门课在课堂教学课时相对固定的前提下，在教学内容方面形成互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创新性实验。

鼓励学生参加科研。2012年笔者指导学生申报部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2009级广电学生的《应急广播如何“应急”——以安徽交通广播908为例》获得立项，发表三篇论文和相关研究报告。大学生创新型实验让学生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有很大收获，锻炼学生独立思考和科研创新的能力。2014年笔者在全校举办“声音表情大赛”，鼓励学生在互联网平台上参加创作，用声音符号来表达各种情绪和场景，让学生体验到广播声音的无限魅力。上述教学内容都是基于广播融媒变革的全新尝试，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很高，所获经验和感悟为日后教学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础。

3、语言训练教学模块

广播对声音传播要求高，学生在进行连线采访、广播节目编播制作过程中，需要针对安徽各地方言进行普通话规范训练和口语表达训练。笔者除讲授广播新闻课程之外，还为学生们开设《语言传播与自我推荐》课，主编《新编普通话水平测试与培训教程》、《文稿播读与新闻播音实务》，在口播新闻、记者连线报道等实训环节中，提高学生口语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加强他们对于新闻信息的梳理和整合能力。这项为学生们提供的具有广播电视特色的气质和素质训练，受到学生欢迎，对于广播电视卓越编辑记者的培养有重要影响。

三、教学模式改革

原有的教学模式是老师单向传播，对于学生的实验作业，以老师讲解为主，学生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广播新闻教学改革中，改变单向讲授模式，注重与学生在课堂上的互动。

1、小组创作教学模块

笔者将广播电视专业学生分成小组，增加全媒体实验练习。结合课程进展，采取自选选题和指定选题的方式进行采访制作实验，作业采取学生自述采制过程结合老师点评方式进行讲解。学生在策划、选题、采访、制作中的想法、遇到的困难、有特点的细节在学生自述环节中得到充分展现，老师在学生自述后，详细讲解实验中的优缺点，指出修改的办法，并对理论再做阐述。这种自我分析加上理论指导的体验，使得学生能够更好地认识到创作的具体细节。

2、体验式教学模块

一方面，结合网络电台传播方式，加强案例教学和情境式教学，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了解数字广播的个性化定制方案，挑选、定制、编排电台节目，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进行全新的用户体验，了解数字广播的运营状态和模式。另一方面，增加全媒体广播新闻的采录、编辑和节目制作，加强学生综合处理音频、文字、图片、数据和视频的能力。广播新闻课以创作实践促进理论教学，让学生在创作中更加深入地体会理论，熟练掌握广播采访制作技能，同时，加强学生的新媒介素养教育，提高他们对于网络信息的辨识、筛选和利用能力，强化学生对于全媒体广播的认识，以期培养出具有创新思维的复合型记者和编辑。

3、考核方式

秉承安徽大学“夯实基础、三基并重”的人才培养理念，广播课程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三者协调发展，在强调专业理论学习基础上，着重以培养全媒体卓越编辑记者为目标，强化实践教学，突破以往试卷考核方式，提倡“学以致用”。在理论方面，重点考核学生对理论的梳理及理解能力，要求运用相关理论分析问题和现象。在实践方面，重点考察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将主题创作、基地实训等全真式广播实践建设成常态化教学方式，增强学生在数字音频创作方面的经验，与视频配音、配乐创作相结合，以期培养复合型、实践型专业人才。

四、实验模块改革

安徽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实习教学模块改革起步早，进展快，依托本校部级“新闻传播实验示范中心”、学校宣传部共建的虚拟演播室和广播站，以及校企联合建设的实训基地，创建学生实习平台，在课堂理论教学基础上，加强实验教学，使得学生在理论学习阶段能够很快进入模拟实际工作。

1、依托音频工作站管理系统的全媒体实验平台建设

我校原有广播实验室长期因缺乏经费，设备落后，配置不足，跟不上实验要求。2013年建立依托数字音频工作站的数字音频实验室，下一步将与视频编辑系统打通，建立国内领先的全媒体编辑平台。该平台让学生学会利用数字技术，在多媒体平台上制作节目，培养全媒体复合型记者、编辑和经营者，跟上业界实践步伐，提高学生在数字广播时代的传播能力。

2、采风活动

从2008年开始，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每年组织学生外出采风活动，带领学生深入皖南徽文化区，亲身体验徽文化的博大精深。所需费用由学生出面与企业单位谈判赞助的方式获得，学生们发挥专业的特长，为赞助单位提供广播电视方面的服务，体验到专业对于社会服务的重要性。每次采风活动都有一个主题，使得学生能主动地参与到文化活动中，体验到紧张创作的乐趣，体验媒介传播在文化传承和保护中的重要性。广播课程鼓励学生在采访中多采集优质的声音素材，结合视频和图片创作节目。这一活动已成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保留项目，深受学生欢迎。

3、实训基地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除在安徽交通广播电台、合肥广播电视台等建立实习基地以外，还在黟县碧山村、南屏村等地建立多个实习基地，为学生体验式实践课程提供稳定的实习场所。依托大型企业联合体、股份公司和民营企业建立实训基地，这些实训基地创作设施先进，空间布局合理，他们的资源能够为学生所共享。学生进入实训基地后，一方面学习广播电视采制方法，一方面参与横向课题的研究与创作，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各方面专业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也为培养广播电视卓越编辑记者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在媒介融合时代，无论业界还是学界都在摸索未来媒体发展路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高校专业教学路径和方法。安徽大学广播课程改革目前虽已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基础，但依然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和完善。数字时代带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问题、新现象，随着媒介融合步伐的加快，广播将面临更大变革。因此，在高校专业设置和教学中，需要紧跟实践步伐，更新教学理念，拓展教学内容，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路径，任重而道远。

【本文系“安徽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成果】

参考文献

①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著，盛杨燕、周涛译：《大数据时代》[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②杨溟：《融合媒介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③申启武，《2012：广播与新媒体在互动融合中实现新跨越》[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3）

④高福安、刘亮，《关于新媒体环境下广播媒体的新思考》[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10）

⑤裴永刚，《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编辑人才培养探讨》[J]《.青年记者》，2013（3）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阐述篇6

历史影像资料的运用

历史影像资料是指在历史事件发生时能够被影片制作者或他人所拍摄的真实的历史材料。①

1.视频影像资料

历史视频影像资料是指相关记录性影片、电视片及以其他方式摄制的视频资料，运用视频影像资料，最大的作用是能够真实、直观地展示历史事实，无须过多说明。它们及时记录下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历史人物的形象和行动，堪称最真实、最客观的影像，弥足珍贵，无可替代。《爱新觉罗・溥仪》、《紫禁残梦》以及《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的《中国远征军》、《撼天记》等采用的大量历史影片资料，取自当时拍摄的新闻影片。对某些独一无二的影像来说，无论多么残旧，创作者都难以割舍。在创作《梅兰芳1930》时，编导就说：“找到了当年梅兰芳在美国访问时不到两分钟的影像资料的时候，这珍贵的画面我一秒钟都没有剪掉，因为它太重要了。”②

《故宫》第10集《从皇宫到博物院》中运用了1903年由一位美国人拍摄的故宫黑白影像，画面上已有大量的线条、雪花，但它是现存最早的关于故宫的影片资料，其价值不言而喻，这时画面的残破、模糊、摇晃反而更能显示出富于历史感的真实。

2.照片资料

历史照片的资料价值仅次于历史视频资料。莫高窟发现者道士王圆现存的影像只有一张照片，《敦煌》运用这张照片，胜于很多文字描述。《复活的军团》和《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的《马王堆传奇》，分别大量运用了上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兵马俑、马王堆汉墓进行发掘的照片，很好地表现出当时的事件过程和时代气氛，弥补了视频的不足。

文献资料的运用

文献资料指可信度较高的历史书籍、档案、日记、报刊、图画等资料，通过对这些文字记载、图画的详细拍摄展示，从侧面印证事实，表明历史事件、人物存在的具体形态。

1.档案、书籍、日记、报刊等文字资料

历史档案、书籍、日记、报刊等文字记载是十分珍贵的佐证材料，在历史纪录片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档案被《故宫》创作者列为首要文献，几乎每一集中都有相关档案的展示，且并非泛泛使用。“片中一定要有重要历史档案的展示，如：诏书、奏折、起居注，古代紫禁城的图纸、烫样儿等如能找到也可利用;这些档案的使用不用多但要精准……事件的选取以大家过去有耳闻但知之不详的东西为佳。”③如第10集《从皇宫到博物院》中叙述清帝退位过程，一般观众并不了解此事，通过详细展示隆裕太后颁发的退位诏书，观众了解了具体操作者、清廷态度等。

除了权威的史书，以竹简、木简、石刻文字等不同形式存在的其他文字记录，也可能对史实的叙述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复活的军团》第五集《举国之战》，除引用《史记》的文字记载，还以湖北秦墓竹简为重点，通过对竹简所录小官吏自传和士兵书信的展示解读，阐释秦朝兵役制度、法律制度、农业生产制度等，使历史事实特别细致可信。

近代以来，多种报刊出版发行，文献资料愈加丰富。关于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的纪录片，如《寅年记忆》系列等，多次展示当时报纸的报道，佐证和叙述史实。

2.图画资料

图画资料包括各种质地的画卷，如纸、布、帛画及壁画、石刻画等。历史图画可以直观地展示出某些历史信息，为历史叙述提供很多精准深刻的细节。《故宫》第3集《礼仪天下》中展示了清代宫廷画《耕织图》，画中有个农民装扮的中年男人，他是康熙皇帝第四子胤的化身，为了讨好重视农业的父亲，他找人精心创作了这幅绢画，把自己和妻子儿女变身为农家人。后来他如愿登上皇位（即雍正皇帝），也十分重视农业，每年做一天农民。从画中观众感受到宫廷争斗的紧张氛围，并窥见了雍正皇帝心机深沉的个性。

文物资料的运用

1.有代表性的历史物品

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历史物品，浓缩着不同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内涵，透露出丰富真实的历史信息。

《复活的军团》对秦始皇兵马俑坑中保留下来的文物进行认真考证，从兵马俑的形象、服饰、神态、队列，以及佩带的武器、储备的战车、马匹等情况，还原秦朝的军队制度、武器水平等。

《故宫》第9集《宫廷西洋风》从大量宫藏文物入手，通过展示新法地平式日晷仪、铜镀金写字人钟、手摇计算机等各种西化的宫廷器具，分析清朝皇帝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他们只是用西方科技成果点缀生活，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科技的巨大作用，由此埋下了闭关自足、落后挨打的种子。

2.历史史迹、遗址、建筑

历史事件过去后，其发生地、相关历史建筑是沉默的见证者。对历史事件发生地的拍摄展示，可以提供历史事件的部分面貌，帮助观众感知和想象历史现场。《故宫》中有大量的宫殿建筑空镜头，以太和殿、储秀宫等前殿、后宫分别表现在此发生过的朝政故事、后宫争斗。《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的《黄埔军校》多次展示现存的黄埔军校旧址，依此叙述黄埔军校的历史。

再现性影像的运用

编导依据史料，通过拍摄或动画技术再现历史场景，形成真实性较强的再现影像，这里不包括不少人推崇的虚构性再现。

1.模拟再现拍摄

模拟再现影像强调知识性和说明性，编导依据文献记载将历史场景再现，不使用专业演员，不重视情感表现而注重操作者的动作步骤，目的是突出相关的科学原理和知识技能。

如《紫禁城》第一集《宫门大开》中，故宫专家再现了建国之初修复古代书画的情景，展示了修复的五个常规步骤。

《故宫》里也有大量着力于科学性说明的再现画面，如古代工匠的雕玉流程、古玉的开采、瓷器的制作、科学仪器的操作等，都将具体动作步骤演绎得十分清晰，演示者面貌却很模糊。

2.动画再现

有些难以拍摄的场景，创作者运用现代二维、三维动画技术再现，或将动画结合小部分实景拍摄进行再现，比如《故宫》里明朝紫禁城的空间布局和建筑式样还原、明朝的紫禁城建筑工地等场景，都是根据宫廷档案记载用三维动画创作出来的;万人运大石、明成祖阅兵、康熙登基大典、李自成攻入北京等场景，则属于现代动画技术和少量实景拍摄的结合。④

历史纪录片编导往往不满足于较少的影像资料，不满足于面对历史场景发生地进行无边际的想象，便通过各种方式再现、还原历史和营造画面，力求将历史文化阐释得生动活泼。

“历史题材纪录片文本范式创作的核心是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和再构成。”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纪录片将多种历史资料综合运用，叙述历史过程、编织历史故事，以满足阐释历史、服务现实、普及历史文化的需要。

【本文为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科教兴国战略与科教电视创作”（项目号：2010B060900086）部分研究成果】

注释：

①【德】埃尔文・莱赛：《合法的手段――纪录电影与历史》[M]，载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C]，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571页

②周兵：《在创作方法与受众的审美能力之间寻求一种张力――真实再现的探索》[J]，《现代传播》，2003年第6期，第66～67页

③④周兵：《创新、实验、传承――〈故宫〉创作构想和反思》[J]，《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第90～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