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产市场研究篇1

关键词：审计市场结构审计市场绩效产业组织理论

一、引言

审计市场的研究主要基于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哈佛学派以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运用实证的方法，按结构、行为、绩效三个方面对产业进行分析，构造了“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即为SCP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产业组织是由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部分和政府公共政策组成的，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市场结构决定了市场行为，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市场行为又决定了市场绩效，按照这个逻辑分析，在决定某一产业市场绩效的因素中，市场结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获得好的市场绩效，关键是运用政府公共政策来调节市场结构，促使其达到合理的状态。在哈佛学派之后，产业组织理论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时期，许多学者针对哈佛学派的缺陷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却没有放弃SCP的基本框架。基于产业组织角度的审计市场研究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从已有对国外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研究综述来看，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市场结构方面，这与当时会计师事务所不断进行合并扩张，审计市场集中度加强的现实状况有关。哈佛学派的贝恩提出产业组织理论中著名的“集中度、进入条件与利润假说”，即在集中度高到使有效串谋成为可能的条件下，少数大企业之间的串谋会提高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并且新企业的进入也比较困难，那么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就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一假说一度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政策的一项基本依据。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大规模的合并导致美国政府等对由此可能带来审计市场效率降低忧心忡忡。国外关于审计市场结构的研究就此展开。

二、我国审计市场结构研究综述

（一）审计市场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影响行业市场结构的最基本因素，所谓规模经济是指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着规模的扩大而降低，从而实现收益递增的现象。在某一特定市场上，规模经济水平越高，大企业的效率越高，其竞争能力越强，在市场上所占份额也就越大，市场集中度越高。从规模经济的含义可以看出，对其进行衡量需要对成本进行计量、产出进行度量等。但是对于审计行业而言，审计成本往往无从获得，同时对于审计产品其质量不能直观衡量，因此研究审计行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效应时，必须突破限定的范围，采用替代指标和方法进行分析。徐正刚（2006）指出注册会计师行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具体表现在事务所盈利能力、审计质量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规模效益递增是事务所之间不断进行兼并、联合以扩大规模的重要原因，致使西方审计市场上呈现出“四大”寡头垄断的格局，历史上形成的竞争优势则使得其他会计师事务很难对其展开有力的挑战，市场竞争态势相对稳定。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的注册会计师行业仍处于混沌分化阶段，尚未出现重量级的大型本土事务所。这可能是我国审计市场上屡屡出现恶性竞争的原因之一。所以优化我国的审计市场结构需要使会计师事务所实行规模化发展。刘明辉、徐正刚（2005）指出由于审计行业资产专用性低、审计产品的异质性和审计服务与非审计服务联合提生的合约范围经济等原因，审计行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他们运用“生存竞争法”分析发现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四大”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且其规模优势主要体现在大客户市场上，即使在该市场内部，其客户也大多为规模更大的公司。而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则呈现出一种规模不经济的状态，规模越小其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越明显，原因在于准入管制、价格管制、监管当局不信任、事务所内部管理混乱及缺乏国际经验等。

（二）审计市场集中度MarkL.DeFond,T.J.WongandShuhuaLi（1999）的研究以新审计准则的这一事件为契机，以1993年至1996年证券审计市场的经验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独立审计准则的实施提高了审计的独立性，但却出现证券审计市场集中度的下降和上市公司对高质量审计的规避。吴溪（2001）延续DeFond，Wong和ShuhuaLi（1999）的研究，考察了1997年至1999年我国的证券审计市场。按照客户股本总额的市场份额排名，无论是前10位还是前20位会计师事务所，整体市场份额在1997年至1999年均呈逐年下降趋势。综合两部分的研究可以发现1993年至1999年期间随着新审计准则的和监管约束的加强，可能导致某些高级差的会计师事务所失去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伴随了审计市场集中度的降低。余玉苗（2001）运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以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1999年报审计进行统计，分析客户的数量和市场份额后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倾向于完全竞争的结构，但与此同时本地客户在会计师事务所中占有较高比例使得审计市场结构带有强地域性色彩。这种市场结构暴露出我国审计市场存在的缺陷，阻碍了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的发展和独立性。根据发达国家审计市场的发展和研究成果，作者认为应该建立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这样有利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性、审计质量的提高和审计市场的发展。夏冬林、林震昃（2003）从市场集中度、审计收费和劳动生产率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了我国审计市场的竞争程度。以上市公司2001年年报披露的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费用为依据，计算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集中度，发现我国审计市场的集中度很低。同时选用2000年和2001年的样本测算审计收费水平，发现随着上市公司资产的增大，审计收费占公司资产的比例明显递减；从总体情况上看，审计收费接近于各地法规规定的水平，多数资产规模较大的公司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集中于最低审计收费标准范围；对于资产规模越大的客户，会计师事务所的争夺越为激烈，价格相对更低。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我国审计市场都与国外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我国审计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周红（2002）曾经通过对法英美审计市场和集中度的比较得出结论，我国的审计市场结构中存在两个问题，即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太小和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太少，而在针对前一点问题上政府采取的合并做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易琮（2002）以1997年至2000年之间国内各会计师事务所的各年业务收入资料为基础，将研究的对象扩大到上市公司审计之外的整个审计市场，按业务收入为参变量，分别统计了“所”和“二十大所”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收入总额，计算得出不论是“所”还是“二十大所”，其市场集中度都在提高。除此之外，在1998年至2000年的证券审计市场中，我国的“二十大所”的市场集中度也在逐年升高。这个结果表明，在经过脱钩改制之后我国的审计市场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审计市场的集中度逐年提高，换言之，即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张立民、管劲松（2004）利用2002年A股证券市场的数据分别计算了审计市场的集中度和离散度，发现我国A股审计市场的CR10，CR20和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Index）数值都比较低，未形成垄断竞争关系。同时因为行政力量的干预，在我国审计市场中的地域分割现象严重。刘桂良、牟谦（2008）在分析审计市场结构和审计质量的关系时将审计市场集中度、行业专长、进入退出壁垒和审计市场地域性作为自变量，通过对2004和2005年A股证券市场的分析发现，审计行业集中度提高，在多数行业中都有行业领导者，并且地方保护主义有所下降。笔者在（表1）中将上述学者对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的衡量结果进行了总结，从（表1）可以看出，1993年到2005年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并且对于同一年度集中度的考察，不同的学者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笔者在（表2）中还给出了不同的研究者在计算市场集中度CRn所使用的指标，从表中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审计市场集中度的研究中，由于早期事务所收入不可获得，或者上市公司对外公布的支付给事务所的费用不完全等原因，不同的学者采用了不同的衡量指标，这也使得计算的集中度产生不小的差异。在审计市场集中度的研究中，衡量指标的选取是个关键的问题。CRn衡量市场集中度本身存在缺陷，即其不能反映全部企业规模分布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只反映了最大的n个企业的总体规模分布状况。同样的，在对审计行业的衡量中，CRn也不能有效的反映出所有事务所的分布状况。而国内的研究却局限于CRn指标的应用，缺少从其它角度考察审计市场结构。综观主流观点可以发现，无论发达国家成熟审计市场的范式还是已有国外文献的研究结果都显示审计市场集中利于审计市场绩效的提高，如在美国，审计行业被认为具备典型的垄断或者寡头垄断的特征（BandyopadhyayandKao,2001）。因此在我国进行的多次审计市场结构调整中都将提高审计市场集中度作为目的之一，众多学者也认为我国审计市场的有效结构应该是寡占型的。虽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审计市场的寡占型结构有利于审计市场的发展，但也有研究认为这种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实际上是扭曲的，通过分析发现审计市场开始出现集中度下降的趋势。如周红（2005）通过对世界最大40家会计师事务所和美国审计100强的数据分析，证明了近年来国际审计市场的趋势是集中度在降低和“四大”的寡占市场地位开始减弱。这是由于“事务所审计质量与其规模成正比”的观念开始动摇，并且“四大”规模过大垄断市场的观点也开始形成，致使陆续开始出现限制“四大”的政策等。周红还认为审计市场结构的优化程度应该与所服务的股票市场的集中度相适应。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审计市场的结构反而好于美国审计市场。因此在我国审计市场发展过程中应该扶植和鼓励国内事务所的发展，避免给“四大”的超国民待遇。

（三）审计市场行业专门化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看，大部分企业都从事一定程度的专业化生产，即使是在从事多元化生产的企业中，也将主要资源集中于此。并且审计产品的差异在于产品质量的差异，这种差异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很难辨别的，但是这种矛盾可以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纵向的产品差异化行为得以缓解，包括培育高质量的声誉以及行业专长。因此，在审计行业中专门化程度的研究也是市场结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王英姿（2001）首次以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为样本，描述了我国上市公司2000年年报审计市场上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情况，并借用了Zeff和Fossum衡量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的方法，立足于特定行业，用某一行业中的市场份额来衡量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其判断标准是：如果在某一行业中，按客户总资产或主营业务收入衡量的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超过4%,就认为该会计师事务所在此行业审计中具有行业专门化水平。统计结果表明，按行业性质和上市公司数量划分，在上市公司数量较少的行业中，具备行业专门化水平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较多，而在上市公司数量较多的行业中，具备行业专门化水平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则较少。夏立军（2004）对国外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市场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内容涉及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的衡量、行业专长与会计师事务所行为、行业专长与审计收费、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等方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研究的现状，认为研究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师行为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行业专长影响审计质量、审计收费和审计效率等审计绩效变量的机理。关于行业专长与审计收费关系的研究，他指出不应直接考察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收费的关系，而应着重考察审计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其成本构成；并认为考察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客户财务报告质量、盈余的股价反应、盈余管理行为以及舞弊行为的影响可以更好地验证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李慧、余玉苗（2005）对行业专门化与会计师事务所竞争优势之间的具体关系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行业专门化能为会计师事务所创造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扩大行业市场份额、实现规模经济、为客户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服务、取得与规模无关的成本优势、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增长和更多的审计收费溢价以及降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流动性等方面，使会计师事务所更具有核心竞争力。文章还指出发展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应首先提升会计师事务所的整体规模，其次会计师事务所应从行业市场规模、发展前景等角度考虑，慎重选择将聚焦发展的行业，另外还要充分关注行业专门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韩洪灵、陈汉文（2007）以2002年至2004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总体研究对象，以Defond，Francis和Wong（2000）及Casterella（2004）等人的模型为基准，并参照国内已有的关于我国审计定价之一般性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结果建立模型，对行业专门化与审计定价之间关系作了初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行业专门化的会计师事务所会以目标集聚为基本战略，基于其差异化的能力在大客户市场上实施差异化的具体战略，而基于其规模经济优势在小客户市场上实施成本领先的具体战略；相对于非行业专家，行业专门化的事务所在大小客户市场上均能获得超额利润。这一经验结果支持行业专门化的发展道路可以成为会计师事务所行之有效的一种竞争战略。陈玉菡（2008）搜集整理了2004年至2006年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数据，分别采用市场份额法、投资组合份额法和对审计对象专营的加权市场份额综合分析法，对国际“四大”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门化程度进行比较，并对三年中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程度的变化趋势做了简要说明。研究显示，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行业专门化程度方面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并认为，我国缺乏对行业专门化会计师事务所的有效需求，是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行业专门化最根本的现实障碍。叶丰滢（2007）以产业组织的SCP范式（“结构行为绩效”）为行文路径，研究了2002年至2005年间我国A股行业细分审计市场的结构、审计师行业专门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了在一定市场结构条件下，审计师行业专门化行为对审计市场最重要的绩效表现――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行业专家特质的国际“四大”主要活跃于大、中型客户市场，并在其所涉猎的市场领域表现出了较为系统的高定价行为，这应被理解为它们提供了以卓越品牌为主要表现特征的品质差异化审计产品；另外，行业市场份额最大的国内“三大”在整个审计市场活跃，并在大客户市场较明显地提供了低价，而行业市场份额最大的其他国内所则主要在大客户市场和最小型的客户市场上活跃并提供低价，但总体来看，除了他们之外的其他国内所在我国目前的审计市场上存在普遍的规模不经济。

（四）审计市场进入壁垒市场的进入退出壁垒也是市场结构研究的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市场结构的动态变化。关于审计市场进入壁垒的研究大多与审计市场集中度的研究同时进行，我国单独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李眺（2004）从市场占有率变动率、进入壁垒和注册会计师更换三个方面分析了审计市场的进入壁垒。她认为进入退出的动态分析比静态分析更能反映市场的竞争状况，我国审计市场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变动率说明我国审计市场还是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而审计市场的进入壁垒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管制带来的进入壁垒、结构性壁垒和策略性壁垒。在更换注册会计师时由于新进入者的学习成本和客户转换成本的存在使得在位注册会计师取得了成本优势。在注册会计师更换频繁的情况下，为保持住这种优势，在位注册会计师不得不通过专业化、声誉投资等方式来构筑壁垒，从这方面看，审计市场是存在激烈竞争的。在余玉苗（2001）的研究中发现，A股审计市场中，“十大”所的本地客户占到了74.2%，前20家事务所本地客户更是占到75.8%。说明在我国的审计市场中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刘桂良、牟谦（2008）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审计质量和市场进入退出壁垒之间存在正向变动的关系，即市场进入退出壁垒越高，审计质量越高，但显著性水平并不是特别明显。在规范我国审计市场时，应该提高市场进入壁垒。

二、我国审计市场结构与审计市场绩效关系研究综述

（一）市场绩效与审计市场绩效市场绩效是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通过一定的市场行为使某一产业在价格、产量、成本、利润、产品质量、品种及其技术进步等方面达到的现实状态。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SCP（结构-行为-绩效）模型，一个行业市场绩效的高低最终取决于市场结构。那么现实中是否与上述理论相符合呢？许多学者进行了衡量和研究。产业组织经济学中，市场绩效的研究是比较复杂的，除了难于进行计量之外，还在于绩效本身就是一个含有价值判断因素的概念。如果从最抽象的角度考虑，并且假定厂商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那么经济效率就可以作为市场绩效衡量的标准。但是在现实经济中，对市场绩效的讨论并不是抽象的，经济学家在分析中还要考虑效率、创新、分配公平等因素。对于审计市场结构的研究最初是出于对审计市场绩效的忧虑，最终目的也是为改善审计市场绩效。所以审计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的关系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但是由于审计市场的特殊性，在对审计市场绩效的衡量中，审计质量成为众多学者衡量审计市场绩效所广泛采用的指标。

（二）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市场绩效关系研究王跃堂、陈世敏（2001）以1997和1998年A股市场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过脱钩改制之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独立性显著增强，与此相反的是脱钩改制后的审计质量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所下降。但脱钩改制却使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明显增强。独立性和审计质量呈相反方向的发展。刘桂良、牟谦（2008）采用盈余管理计量模型估计出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运用调整KS模型计量盈余管理，选取2004到2005两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初始样本，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审计质量进行了测量。发现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成正相关关系，即审计市场集中度越高，审计质量越高，反之越低。我国的审计市场结构就是一种非有效的市场结构，按照SCP分析范式，这必然会导致审计市场绩效的低下。因此，优化审计市场结构、规范事务所行为以提高审计质量已成为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应该促进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合并，以形成若干大型事务所来提高审计市场集中度。刘明辉、李黎、张羽（2003）以审计质量为被解释变量，审计市场集中度和客户资产规模为解释变量，选取了1998年至2000年期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所有A股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数据，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和审计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倒U型函数关系，并且平均来讲当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按客户数）达到7.4%时，其审计质量达到最高。按照这个比例他们发现：1998到2000年平均审计市场的最佳事务所数约为14家，而现实的情况是2000年我国共有77家参与了年报审计。由此可见，我国审计市场存在过度的竞争，这种远远未达到最佳的市场集中度造成了审计质量低下。

（三）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与审计市场绩效的关系余玉苗（2004）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行业知识、行业专门化与独立审计风险控制的关系。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行业专门化状况的初步分析，发现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还没有形成明显的行业专门化格局，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应将对行业知识的掌握作为审计质量和独立审计风险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培育行业审计专长，以努力提高上市公司审计质量，降低出现审计失败的风险。陈涛、张雁翎（2006）以2004年聘用了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检验了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和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盈余管理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反向关系，相对于聘用不具有行业专门化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而言，聘用具有行业专门化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进行利润操纵的范围会更小。而盈余管理是衡量审计质量高低的指标之一，也就是说，选择具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有助于提高盈利信息质量的可靠性，进而提高审计质量。蔡春、鲜文铎（2007）以2001年至2004年在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4332个非金融行业公司为样本，对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中，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负相关，这与国外大量研究证实的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能够提高审计质量的结论相反。进一步分析表明，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总体上独立性相对不高、易受行业内经济依赖度的负面影响和行业专长发展程度较低是造成这种负相关性的主要原因。胡南薇、曹强（2008）从审计服务供求两方进行经验分析，以验证中国审计市场是否需要专门化经营。研究表明，行业专门化水平的提高能够给会计师事务所带来审计收费溢价，同时也能给投资者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在我国审计市场，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经营具有“非常快”（veryfast）的学习效应，能显著提高审计质量,认为应当大力、广泛推广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门化经营。董秀琴（2009）使用分行业横截面Jones模型（1991）估计出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质量的表征变量，分别从投资者和财务报告的视角研究了行业专长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表明，投资者感知行业专长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客户的盈余质量更高，行业专长会计师事务所比非行业专长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胡南薇（2009）用可操纵性应计项目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以2003年至2005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分别检验了审计市场行业专门化经营的内在绩效和外在绩效，研究结果表明，行业专门化程度与审计生产效率正相关，异地所较之本地所具有更高的审计生产效率；行业专门化能改善审计质量，从而满足了投资者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要求，行业专门化也能够提高审计收费，事务所从而能从中实现较高的回报。研究还发现，行业专门化具有“非常快”的学习效应，审计质量会随着行业专门化水平的提高而大幅度的提高。

三、研究述评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1）我国审计市场结构是大多数文献关注的重点。我国学者采纳了国外关于审计市场研究的经验和方式，研究多数集中在产业组织理论结构主义观点，从实证角度考察审计市场结构。审计市场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审计市场集中度。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偏低，应该采取措施建立起寡占型的市场。但从前面笔者对审计市场集中度的总结可以看到，我们无法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内找出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的变化趋势，一是由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只是集中于某几年的时间，二是由于在研究指标的选取、样本数据的选取中存在差别无法形成系统比较。（2）根据产业组织理论，行业专门化、规模经济以及进入退出壁垒都是市场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已有文献对于审计市场结构的市场集中度外的其它方面缺乏研究。（3）审计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部分学者对我国审计市场结构变化前后的审计质量、独立性等进行了分析，发现由于市场集中度低使得市场绩效大幅度降低，行业专门化与审计质量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相关的关系等。但是笔者发现在研究中缺乏对审计市场绩效的系统衡量，并且涉及的时间范围也很分散。许多研究局限在描述性统计分析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对审计市场绩效的衡量大多数都是集中在审计质量方面。虽然在审计市场中审计质量的高低关系到整个行业的发展，但是却不能忽视作为一个产业的审计市场的利润水平的考察。根据产业组织理论，利润水平是衡量市场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当前我国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中有所欠缺。第四，缺乏对具体的审计市场行为的分析。大部分学者以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为分析框架，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市场结构决定了市场行为，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市场行为又决定了市场绩效，而大部分学者都是直接研究审计市场结构与审计市场绩效的关系，缺乏对审计市场行为对审计市场结构和审计市场绩效影响的分析。

*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我国审计市场信息传递机制有效性研究”（项目编号：H07ZD0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余玉苗：《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的初步分析》，《经济评论》2001年第3期。

［2］王跃堂、陈世敏：《脱钩改制对审计独立性影响的实证研究》，《审计研究》2001年第3期。

［3］吴溪：《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集中度与注册会计师独立性》，《中国注册会计师》2001年第9期。

［4］易琮：《有关审计市场集中度问题的探讨》，《中国注册会计师》2002年第5期。

［5］周红：《法、英、美会计审计市场结构和集中度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借鉴》，《会计研究》2002年第10期。

［6］王英姿：《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评价与控制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夏冬林、林震昃:《我国审计市场的竞争状况分析》，《会计研究》2003年第3期。

［8］刘明辉、李黎、张羽：《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关系的实证分析》，《会计研究》2003年第7期。

［9］夏立军：《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市场研究综述及启示》，《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年第7期。

［10］张立民、管劲松：《我国A股审计市场的结构研究――来自2002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数据》，《审计研究》2004年第5期。

［11］李眺：《会计师事务所的进入、退出与审计市场的竞争》，《财会通讯（学术）》2004年第1期。

［12］余玉苗：《行业知识、行业专门化与独立审计风险的控制》，《审计研究》2004年第5期。

［13］周红：《“四大”的国际地位和中国审计市场结构优化》，《会计研究》2005年第3期。

［14］刘明辉、徐正刚：《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会计研究》2005年第10期。

［15］金碚：《产业组织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16］徐正刚：《注册会计师行业规模经济概念的拓展》，《中国注册会计师》2006年第1期。

［17］刘明辉、徐正刚：《审计市场的有效结构――基于产业组织视角的分析》，《审计研究》2006年第2期。

［18］杨永淼、吴金波：《注册会计师行业组织研究综述》，《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9］陈涛、张雁翎：《审计师的行业专业水平对盈利信息质量的约束作用研究》，《管理现代化》2006年第5期。

［20］徐正刚：《中国审计市场结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1］叶丰滢：《审计市场结构、审计师行业专门化行为与审计价格竞争》，《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22］韩洪灵、陈汉文：《中国上市公司初始审计的定价折扣考察》，《会计研究》2007年第9期。

［23］刘桂良、牟谦：《审计市场结构与审计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审计研究》2008年第6期。

［24］陈玉菡：《国际“四大”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问题比较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25］胡南薇、曹强：《中国审计市场是否需要行业专门化――新审计准则颁布后的思考》，《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1期。

［26］董秀琴：《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市场绩效的经验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文化地产市场研究篇2

（一）国外研究国外学者近几年对退市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退市公告的市场反应、退市制度的效率等方面。

MacecyO'HaraM&PompilioD（2004）发现自从1995年以来，超过7500家公司从美国证券市场退市，这些公司几乎有一半是非自愿的，并选取了2002年在NYSE退市的公司作为样本，考察了这些公司退市的影响以及随后在pinksheets交易的情况，发现摘牌的成本上升了3倍，市价波动是平时的2倍，但是交易数量非常高；同样还发现摘帽程序的运用并不一致，一些公司在不满足上市的标准后仍然交易了数月。最终研究结论目前美国的退市制度存在缺陷。PeterHostak（2006）观察到自从2002年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以来，大量的外国公司纷纷从美国资本市场摘牌。通过外部董事的比例、股权集中度、财务报告质量等变量衡量，PeterHostak的研究不仅发现营业额较低、公司治理制度较弱的公司会更自愿选择摘牌，尤其在那些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弱的地区，还发现退市后国内市场的反应很显著，回报率平均为-5%，如果该公司股票在美国的交易额仅占很小的比例，这些负回报会被缓和，这从侧面反应了退市制度的有效性。JeffreyH.&Harris（2006）等选取了1098家样本公司进行研究，这些公司均于1999-2002年期间在纳斯达克摘牌，研究发现这些公司摘牌后在场外交易市场和（或）pinksheets交易。市场质量显著恶化：市场规模下降2/3；报价范围几乎变为3倍，从12.1%到33.9%；有效范围也从3.3%变为9.9%。市场波动也从4.4%变为14.3%，但是很快返回到小幅升高的状态。作者发现OTC相对与PinkSheets为退市公司提供了“软着陆”。

（二）国内研究我国学者对退市制度效率的研究结果主要表现在：

（1）退市机制有效的研究。王震、刘力（2002）通过选取1998～2000年间被特别处理的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市场对特别处理公告具有明显的负反应，但这种反应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得到减弱，而且还发现资本市场对被特别处理公告的反应程度与公司的财务杠杆正相关，但对资产规模及公司上市时间长短的反应不明显。洪文俊（2006）从市场对公告的反应，并将时间划分为长短期，考察了市场对ST公司和*ST公司公告前后的长期窗口内的反应，结果发现退市警示公司的市场反应显著好于特别处理公司；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我国ST相关制度的改进与完善，市场对特别处理公告的短期反应体现出明显的差异。作者得出的结论是：ST制度及相关配套退市制度的完善和市场对它们的反应密切相关；不管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公司撤销特别处理的公告均产生了显著、积极的影响。

（2）退市机制存在缺陷的研究。邓玲（2005）研究了ST制度对广大投资者和沪深上市公司的警示作用。她结合市场对ST公告的反应将时间段分为了两段，她发现ST制度的警示作用在极短期内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当时间跨度较大时，各年间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她得出的结论是，特别处理制度发挥的退市警示作用很有限。肖克（2005）对我国资本市场退市机制与美国退市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发现主要存在以下五方面的差异：退市标准、退市程序、退市原因、退市制度运行效率以及公司退市后的出路五方面的差异。姜国华、王汉生（2005）认为影响公司亏损的因素较多，具体包括经济环境、产品生命周期等，而这些因素跟公司的营运能力并无多大紧密的联系。文章独创的选择长期平均盈利能力以及盈利能力的波动率对公司进行分析，他们指出，退市制度设立的初衷应该是，将那些不能给广大投资者带来长期收益、盈利能力较差的公司，而不是由于盈亏波动率较大，但是能够为广大投资者带来长期回报的公司。胡可果等（2012）发现我国资本市场的重组大多数都属于“非市场化并购重组”，是基于保壳目的的挽救措施，同时指出我国退市制度在ST标准、企业评价指标等方面存在缺陷，出现了很多上市公司壳资源炒作现象，明显影响股市的健康、持续发展，而且分析了退市制度没有发挥正常作用的原因，直接原因是股票市场各层次契约人的退市成本过高，而根本原因是我国股市功能定位异化，指出完善退市机制符合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接着对我国股市出现的进而不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考察，发现主要原因包括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前者包括我国退市制度以及由此引起的非市场化重组，后者包括IPO门槛高、投资者保护制度不完备、上市融资的约束弱等。最后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退市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配套制度的建设、并购重组市场化的运作、监管观念的转变等。对于批判退市制度失灵或有效性不明显的研究，学者大多是从我国股票市场形成背景的特殊性出发，认为目前的退市制度可以把那些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公司“错杀”，同时将一些自身没有运营能力的“劣质”公司留在资本市场。

（3）财务困境预测的视角。陈静（1999）运用配对样本建立了财务困境预测模型，认为在对公司进行财务困境预测时，不能仅仅将会计信息考虑进去，公司治理变量的重要性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运用一元判别分析方法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公司的财务状况在陷入财务危机前3年或更早时并没有出现普遍恶化的先兆，而且在预测公司是否已经陷入财务困境时，不同财务指标的正确率各异。吴世农、卢贤义（2001）在对公司财务困境预测时，将时间跨度放大到前五年，文章在建立财务困境预测模型时依次使用了三种分析方法，即费希尔线性判定、逻辑回归、多元线性回归，得出的结论是：三种预测方法中，逻辑回归预测模型有助于企业财务困境预测更加准确；净资产收益率的预测力与其他指标相比预测效果也比较显著。吴春雷，马林梅（2007）通过建立特别处理预警模型，发现上市公司财务杠杆越大，那么被特别处理的可能性就越大，最终得出：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合理区间应该为（44%，54%）。

二、退市压力与政府干预对公司重组行为影响的研究

（一）财务困境公司重组绩效的研究国内外对财务困境公司的研究主要是从选择的重组方式这一角度展开。SudiSudarsanam&JimLai（2001）对业务重组、管理重组、资产重组和财务重组等脱困策略进行了考察，选择的样本公司为英国的166家财务困境公司，其研究发现尽管脱困公司在脱困策略组合的选择上和未脱困公司很相似，但重组效率却非常低。

ST制度作为我国股市所特有的过渡制度，因此关于ST公司重组绩效的文献主要见于国内。陆国庆（2000）发现第一大股东的变更是实现摘帽的主要方法，而且进行资产置换的公司，摘帽的可能性就更大，还发现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ST公司实现摘帽的概率成正比。张彤玉等（2010）通过考察沪深股市2003-2006四年间重组的ST公司，发现资产置换类重组绩效较好，可以明显改善公司的治理状况，其他类重组方式却极少与公司核心能力的改善相联系，重组绩效较差。也有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赵丽琼（2009）发现那些摘帽公司和未摘帽公司在选择重组战略方面存在较大的区别，恢复正常的公司大多是考虑兼并收购战略，而继续戴帽的公司则倾向于资产置换、资产剥离等较为激进的战略。李秉祥（2003）选择重组战略中的债务重组作为视角，发现公司债务重组战略实施的一些问题，比如无实质性重组（报表重组多）、关联交易多等。最终提出债务重组战略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进行全面重组，同时，重组行为应该面向市场，实现完全市场化运作。陈收、张莎（2004）选取在2008年重组的28家特别处理公司为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其中一些公司虽然进行了重组，但财务困境并没有真正解除，仅仅是通过账面达到了取消特别处理的目的，而且得出重组对ST公司有明显的效果，不过这种影响只是短暂的，重组绩效并不持续，而且在重组当年也不显著，只在重组后的第一年有所上升，在接下来的两年又呈现下降的趋势，并没有给自身带来未来业绩的提高，市场对恢复正常公司的反应比对持续戴帽的公司要弱。李哲（2006）选取了在1998-2001年间重组的ST公司，考察了各公司摘帽与否的特征差异，发现：摘帽可能性与重组次数正相关、于重组规模正相关，而且只有那些显著改变主营业务的公司能够实现盈利能力持久的改善，而其他重组方式并没有这种效果，而还债压力大、盈利能力差的公司摘帽机会则较小。

（二）政府干预与公司重组的研究国内从政府干预角度分析公司重组的的文献主要有：陈晓（2001）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努力提升自身财务绩效的过程中，会得到地方政府的“眷顾”，随着新会计准则中对“非经常性损益”的规定出台，补贴对很多上市公司来说，就如同救命稻草，对其弥补亏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公司依靠这些补贴成功避免被冠以风险警示，甚至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很多公司将面临失去配股资格的窘境，如果得不到地方政府的及时出手帮助。同时，作者将公司分为业绩好和业绩差的公司两组分别进行了扶持手段上的考证，发现对业绩较差的公司偏好采用财政补贴政策，但是对业绩较好的公司多是运用税收返还政策。李心丹、朱洪亮（2003）发现国有股权越集中，企业并购的绩效就越差。孙铮（2005）等对当地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受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地区市场化程度与企业长期债务的比重呈反向关系，企业的银行贷款数额以及贷款期限均与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包括法治水平、金融发展水平）负相关。作者分析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不同。潘红波等（2008）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对盈利样本和亏损样本具有不同的效果：对前者具有负面效应，政府政府干预没能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但对后者具有正面影响，而且在实现社会目标方面达到了显著的成效。屈文洲（2008）等的实证研究显示，政府干预力度与国有控股公司所支付的对价负相关。张晓东（2008）等对政治成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探讨，文章选择了石化行业公司作为样本公司，对他们在高油价时期的行为进行了研究，最后的结论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具有一定理性，因为石化行业公司在油价飙升时期虽然选择盈余管理来调减利润，但政府的经济干预措施并未受到影响。倪馨（2009）认为我国当前股市资源配置效率不理想，由于退市机制作为一种政府供给的产品。文章最终从改革完善入市制度（IPO）、完善退市制度、完善多层次市场等角度分别提出了建议。于淞（2010）将企业并购分为两组进行对比，即政府干预和非政府干预，为此，他选择了沪深股市2005～2007期间的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并购的影响因素与绩效变化，结论表明企业并购受政府干预及地方保护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非地方政府干预的企业并购绩效均显著好于地方政府干预的企业并购绩效，地方政府若想帮助企业扩大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取得更多得投融资渠道，可以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治理水平来实现。但是王小鹏，张辉军（2010）认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逐渐回归理性。王少飞（2011）等以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为对象，考虑了政府公共治理因素，观察企业投资效率受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的抑制度与政府财政透明度负相关。

国内对政府干预研究文献比较集中于企业并购等方面，而结合政府考察ST公司的文献则鲜有涉及。地方政府“及时”救助本地的上市公司，主要是考虑到自身的政治晋升和短期经济目标，即政府对企业的这种干预明显带有政治色彩。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企业退市制度方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退市公告的市场反应、退市制度的效率等方面揭示退市机制存在问题。关于财务困境公司的研究集中于ST公司摘帽的有效方法、戴帽期间的重组行为等，政府干预的文献多是集中于并购绩效，政府干预企业的动机等方面。然而，面对现有退市制度的压力下，公司的重组行为是否存在短视性？地方政府在公司出现财务困境时是否会干预公司重组行为？笔者拟以退市制度为背景，结合政府干预考察ST公司在其压力下选择重组行为的规律，以期为市场监管、地方政府行为和公司财务行为提供相关建议。

参考文献：

[1]MacecyO'HaraM，PompilioD.Downandoutinthestockmarket：Thelawandfinanceofthedelistingprocess[J]，2004.

[2]PeterHostak.IstheSarbanes-OxleyActScaringAwayLemonsorOranges？AnExaminationoftheImpactoftheSarbanes-OxleyActontheAttractivenessofU.S.CapitalMarketstoForeignFirms[J]，2006.

[3]JeffreyH，Harris."OffbutNotGone：AStudyofDasdaqDelistings"[J]，May2006.

[4]王震、刘力：《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ST）公告的信息含量与影响因素》，《金融研究》2002，（9）：61-71.

[5]洪文俊：《上市公司特别处理公告的市场反应研究》，浙江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6]邓玲：《特别处理制度的警示作用研究》，华中农业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7]肖克：《中美证券市场退市机制比较研究》，《煤炭经济研究》2005年第9期。

[8]姜国华、王汉生：《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就应该被“ST”吗？》，《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9]胡可果：《非市场化并购重组、退市机制与资本市场效率——基于上市公司“不死鸟”典型案例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12年第4期。

[10]陈静：《上市公司财务恶化预测的实证分析》，《会计研究》1999年第4期。

[11]吴世农、卢贤义：《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预测模型研究》，《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

[12]吴春雷、马林梅：《上市公司财务预警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方法》，《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7年第6期。

[13]SudiSudarsanam，JimLai，2001，“CorporateFinancialDistressandTurnaroundStrategies：AnEmpiricalAnalysis”，pp：183-199.

[14]陆国庆：《中国上市公司不同资产重组类型的绩效比较——对1999年度沪市实证研究》，《财经科学》2000年第6期。

[15]张彤玉：《我国ST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理论学刊》2010年第3期。

[16]赵丽琼：《财务困境公司的重组战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商业研究》2009年第2期。

[17]李秉祥：《我国上市ST公司财务危机的战略重组研究》，《管理现代化》2003年第3期。

[18]陈收、张莎：《特别处理公司重组绩效评价实证研究》，《管理评论》2004年第12期。

[19]陈晓：《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在提升上市公司业绩中的作用探析》，《会计研究》2001年第12期。

[20]李心丹、朱洪亮：《基于DEA的上市公司并购效率研究》，《经济研究》2003年第10期。

[21]孙铮：《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22]潘红波：《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23]屈文洲：《市场化、政府干预与股票流动性溢价的分配》，《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24]张晓东：《政治成本、盈余管理及其经济后果——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8期。

[25]倪馨：《退市制度供给与变迁中的政府行为》，《管理世界》2009年第11期。

[26]于淞：《地方政府干预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苏州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27]王小鹏、张辉军：《国有控股、经营业绩与财政扶持——基于我国沪深两市A股的实证证据》，《生产力研究》2010年第11期。

文化地产市场研究篇3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文化地产市场研究篇4

关键词: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综述

目前，学术界关于FDI的研究较为全面，相关的理论也较为成熟，而对于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研究，大多从管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与经济学理论结合程度较低，主要以应用研究为主，因而有关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系统性研究文献并不多。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结合经济学原理分析，从成本因素、市场因素、技术因素以及文化因素这四个方面着手，对于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国内研究进行整合，并针对目前研究的不足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述评。

一、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成本因素

跨国公司实行本土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成本最小化。成本学派认为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成本最低的区位进行生产与经营活动。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在资源与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源成本会比其他地区的低(黄水灵，2005)，如劳动力成本对跨国公司生产区位的选择具有较强的负相关性，即倾向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区位(雅马瓦基，1993);除企业专有资源外，企业的普通资源也往往很容易从东道国获取，且相对于从母国获取资源而言，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李丽，2005)。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本土化有利于绕过贸易壁垒，使产品迅速进入东道国或邻近地区市场销售，从而降低了成本(黄庆波，冯琳，2006)。

除了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之外，跨国公司在实施本土化战略中，也会注重交易成本的控制。凯夫斯(1971)经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寻找原材料和服务、雇佣人力、探索市场、以及计算谈判合同成本时，往往趋于成本产生最小的地方。此外，企业的成本还受到资金利息率和税收的影响，而这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标准;同时，直接聘请本土人员要比外派人员所支出的费用低得多(魏威，2007)。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于1981年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指出了跨国公司进行本土化战略是出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这三者的考虑，解释了跨国公司利用我国庞大的市场与廉价的资源，降低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徐轶奕(2006)认为由于文化差异、关税壁垒和非关税措施等的限制，跨国公司只有在我国实行研发本土化战略，就地研发与技术创新，才能绕过贸易壁垒，节约成本。曹慧平、孟庆超(2007)通过对百事公司在中国原料采购本土化战略以及本地化率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百事公司在华销售产品所使用的糖、瓶子、易拉罐等都是在本地进行采购与制造，只有最为核心的配方由美国总部统一配送，这对于百事公司控制成本极为有利。

二、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市场因素

不仅要考虑成本因素，跨国公司在实施本土化战略时，还应当考虑当地的市场规模与市场特征。跨国公司活动与东道国市场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斯文登伯格，1979)。通过对1998年至2005年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地区分布情况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跨国公司主要集中于中国东部地区，这是由于东部地区市场开放度高，市场机制已初步建立，有着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较好的科研与创新能力等(魏威，200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张继焦博士所主持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的课题调研中，采用人类学基础理论和跨文化比较分析法，运用企业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指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本土化是先导和基础。

对于考虑到市场因素而采取本土化战略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跨国公司在华的品牌本土化战略，另一个是跨国公司在华的渠道本土化战略。

为了赢取市场份额，跨国公司必须注意当地的市场环境与消费者需求，使得品牌渗入中国的本土文化中。Whitelock&Pmibelt(1997)从营销哲学的角度认为，企业应该根据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而非生产能力来组织生产;同时，他们又从竞争和消费行为的角度提出，本土化有利于企业通过生产适应当地环境与需求的差异化产品来获取竞争优势，从而提高技术开发与产品创新能力，有利于社会进步。

跨国公司要在中国市场获取成功，必先掌握中国市场的消费文化。在销售产品时，要注意当地的分销渠道，降低公关与协调成本，规避贸然投资的损失风险。同时，跨国公司可以借助中国企业已有的营销网络，或通过并购与新建、投资与战略合作等方式，形成自己的营销渠道。徐英(2008)采用理论与实证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利用SPSS软件进行信度检验、方差与相关性分析，比较了三星与联想在中国实施的市场营销本土化战略，得出联想利用本土化战略的优势，在渠道策略上更胜一筹。

三、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技术因素

技术因素是跨国公司在华降低成本、获取收益、赢取市场的催化剂。在短期，市场需求与规模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唯有将供给曲线向右平移，才能将生产成本降至最低，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正如经济学(2003，中译本)所指出的，跨国公司通过革新技术来改变供给。新技术以较低的成本创造新产品，同时又满足了我国市场的需求。在新增长理论模型中，生产函数为产出与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相关的函数形式:Y=F(K，L，H，t)(Raul，1986)。目前跨国公司纷纷进入我国市场，实行本土化战略，基于我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大量的优秀人才，致力于以科技进步为前提的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

对外经贸大学张汉林教授认为，对投资母国来说，本土化是国际化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东道国来说，本土化可能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过程。跨国公司在华进行本土化战略，可以直接将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入中国，通过技术外溢，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宋凌燕，2004);无独有偶，汪开鹏(2009)认为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中国的流动。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取决于自身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为了获取超额利润，跨国公司必须对先进技术进行垄断，从而避免技术外溢，宋亚非(2006)对于中国轿车产业进行了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中国做的最多的是零部件质量检测等工作，使得中国在技术上受制于对方，难以形成自主研发的能力。

四、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文化因素

跨国公司在华进行投资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本土化战略是否运用得当。刘双认为，跨国公司的文化本土化过程主要是指对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企业家等的体制文化观念、公共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习惯等的认同与磨合。中西方国家的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生搬硬套会使得跨国企业寸步难行。荷兰G.Hofstede教授将中西方文化差距归结为四个维度:权力差距、个人/集体主义、男性/女性特质和不确定性规避。赵景华教授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外跨文化冲突导致跨国公司无法正确把握中国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群体心理等，从而制约了跨国公司在外部市场的拓展、增加了其在企业内部构建信任机制与创造有序管理的难度。

文化的显著差异对于跨国公司在华经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它可能会阻碍跨国公司的前进与壮大，也可能会促进跨国公司的创新与发展。跨国公司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员工更善于从不同的思维角度与广阔的视野范围去判断事物和解决问题，这是唯有跨国公司才享有的竞争优势(汪群，2009)。时长胜认为，跨国公司只有进行积极且有效的跨文化管理，扬长避短，才能更好地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与长远利益。侯立波(2009)建议日资K企业应加强对中国文化的适应，通过整合中日文化与企业文化，加强团队文化建设，调整企业群体共同价值观，给予中国经理人最大信任，来减少进入中国市场后的文化摩擦，成功实施本土化战略。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竞争力，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历程中离不开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再造(李燕萍，2003)。韩国三星集团为了使自身企业文化与中国当地文化相融合，规定凡在中国投资的三星企业都必须要了解中国特定的投资环境、中国的风俗习惯及中国的贸易规则等，同时相关人员必须学习中文。肯德基为适应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与文化，推出了不添加明矾的健康安心油条，将现念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苏华，2008)。杨安(2009)通过研究GE在华本土化战略的成效，发现跨国公司要克服跨文化经营的障碍，可以采取合资、合作、股权参与的投资方式或者许可证合同、管理合约、销售协议等非股权参与投资方式，以降低经营风险，在与外方伙伴合作过程中，迅速适应外国文化环境。

五、简要述评

通过上述综述，可以看出，跨国公司作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微观基础，具有愈来愈重要的影响力。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开放，跨国公司大量涌入，以降低成本、获取利润为目的，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战略;跨国公司在华实施本土化战略，首先要适应中国市场环境与满足消费者需要，从而扩大市场占有率;跨国公司拥有先进的技术与创新能力，对其在华本土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通过文化融入与再造，使得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游刃有余。同时，对于中国学习最新科技与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机遇与挑战。

在综述现有的国内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如下几点不足之处:首先，大多数学者对于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研究，均是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以数据资料来分析某跨国企业本土化战略的现状，而很少与经济学理论结合，有学者通过模型来分析，但只限于静态博弈;其次，数据的搜集较为困难，所找的数据分散不全面，可能是由于数据涉及公司的机密性，这对于建立量化的分析框架产生阻碍作用;再次，学者通过实验或问卷的方式来分析，所得到的结果难免会产生偏差，这使得学者给予跨国公司以及中国的一些启示或建议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为此，笔者认为对于经济学理论与模型的运用，可以适当地通过放宽其假设前提，或是增加相应的变量来对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进行研究;对于数据难以获得的问题，大多数学者通过上网或已有资料文献进行搜集，而我建议可以通过实际调研，走进企业，与企业内部人员进行沟通之后，获取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或资料;最后，对于存在误差性的实验结果，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考虑到其局限性，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而非笼统地泛泛而谈，在实际操作时，应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情况而进行调整与完善。

综述至此，研究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随着更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与经营，通过不断实践与调整，逐渐适应中国的发展，从而解决本土化过程中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研究还没有系统性的框架，因而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实施必须依照中国的具体发展情形而加以专门研究。

参考文献

1.徐英.跨国公司营销策略研究[D].浙江:浙江工业大学，2008(2-9)

2.魏威.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研究[D].四川:四川大学，2007(6-7)

3.李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战略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5(1-2)

4.宋亚非.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对东道国的影响[N].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8)

5.黄庆波，冯琳.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与竞争优势的建立[N].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6(5)

6.赵璟燮，王晓华.跨国公司的中韩广告效果比较研究[J].营销传播论坛

7.汪开鹏.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及启示[J].价值工程，2009(4)

8.周连喜.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战略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应对策略[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3(9)

9.康伟，周建波，齐中英.欧美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文化战略研究[J].企业管理，2005(10)

10.彭娟.跨国公司中国市场品牌本土化发展战略[D].重庆:重庆大学，2004

11.刘双.海外公司的跨文化管理[J].学术交流

12.汪群，胡江凤.基于文化视角下的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09(7)

13.侯立波，吴艺梦.试论传统文化对跨国公司海外再发展的影响[J].中国外资，2009(12)

14.时长胜.浅议国际化企业的跨文化管理[J].双文明建设

15.李燕萍，熊峻.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土化战略中的文化管理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5)

文化地产市场研究篇5

我国在对外开放旅馆、酒楼的基础上，1992年对外开放商业零售业，自上海八佰伴作为国内正式批准的第一家中外合资零售企业后，目前世界前50家最大零售商已有70％进入中国。2000年底外商投资商业企业（按活动单位算）在我国已发展到475家，港澳台221家，进入WTO后我国进一步开放国内流通产业。为此，近年来这一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焦点。

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课题组认为，中国流通业面临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1）有利于流通产业的重组整合，为加快现代流通业发展提供机遇；（2）有利于国内新兴物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我国流通业的现代化进程；（3）有利于流通企业，特别是国有流通企业的改组、改造，为企业的规模化、集团化提供机遇；（4）有利于进一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加快新型宏观流通管理体制建设提供机遇；（5）有利于扩大国家调控商品市场的空间，为我国产品结构的调整创造条件。

加入WTO后，我国流通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及不利因素有：（1）由于我国商品流通业发展的整体竞争力不强，必然会丧失一部分国内市场；（2）商品流通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流通企业将可能被外资并购；（3）对我国商品流通管理体制、管理水平和效率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对于应对战略，他们认为：（1）实施“以全面提高商品流通业的核心竞争力，积极推进我国流通业的国际化、现代化进程的中期战略；（2）实施国有流通资本有进有退战略；（3）实施流通企业集团化、连锁化发展战略。

对于应对措施，他们认为：（1）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有组织地采取应对各种挑战的措施；（2）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同时不失时机地加大走出去的步伐；（3）加快流通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建设；（4）树立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意识，积极推进流通企业组织结构的战略性重组，深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我国流通企业生力军。

对外商进入中国零售市场走势分析，有人认为，“重点对峙、三分天下、立足中小、稳住农村”。所谓重点对峙，即从外资与内资的关系来看，今后的竞争，主要集中在重点地区、重点城市和重点业态。所谓三分天下，即国内连锁超市将形成外资连锁、国企连锁、民营连锁三足鼎立、互相制衡的基本局面。所谓立足中小，即从中国零售业发展前景和自身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来看，本土商业总体上应立足于中小城市，占领中小城市市场。所谓稳住农村，即农村市场外资难以占领，国内商业能够站稳，并有发展空间。

有人认为，入世后我国市场竞争将发生十大变化：（1）市场竞争由国内的局部的，不完整的竞争转向国际化的，全方位的竞争，将由国内市场的国际化变为国际市场的国内化；（2）市场竞争将由单体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向群体企业之间的竞争；（3）市场竞争将由生产能力的竞争转向生产能力×流通能力的竞争；（4）市场竞争将由产品竞争转向品牌的竞争；（5）市场竞争将由行业存在形式的竞争转向商业存在模式的竞争；（6）市场竞争将由单纯追求市场份额的竞争转向对市场快速响应能力的竞争；（7）市场竞争将由直接争夺客户的竞争转向争夺销售终端、创造客户价值的竞争；（8）市场竞争将由价格战、广告战等单一形式的竞争转向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高层次的竞争；（9）市场竞争将由对货币资本投资的竞争转向对人力资本获取的竞争；（10）市场竞争将由完全决定于企业效率的竞争转向政府行政效率的竞争和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竞争。

商业文化

商业文化是一种古老的经济文化现象，但对商业文化的研究和商业文化的创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被提出来、重视，90年代初得到迅速发展，并曾一度形成“商业文化热”。

1988年有人首倡商业文化，“商业文化是指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流通领域各行各业、各个过程、各类商品所创造、反映、传播的具有商业特质的文化现象。”分为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4个组成部分。

商品文化是指商品的设计、生产、装潢及其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文化价值，它侧重于研究商品的文化特色、审美功能、时代感和适应性、市场形象和社会功能等；

营销文化是指以文化观念为前提，以切近人的心理需要、精神气质、审美趣味为原则的营销哲理、营销艺术。它侧重于研究具有文化品格的营销手段，以消费者、社会利益为中心的营销原则，以竞争意识相统一为核心的营销力等；

商业伦理文化是指在商业活动中，调节商业从业人员之间，商业从业人员与社会各消费领域、消费层次之间各种利益关系的首先原则和惯例，它侧重于研究商业经济活动中的伦理价值取向、商业活动中的规范、商业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等；

商业环境文化是与指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并直接或间接地赋予商业主体以感染力、驱逐力、约束力的各种文化背景的总和，它侧重研究商业建筑的文化意蕴、经商的社会心理环境、城市环境文化，以及商业活动中的人的文化素质等。

这一时期以商业文化、商业道德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有：1989年、1991年首届和第二届商业文化研讨会，以及96’商业道德国际研讨会，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商业经济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许多商科院所先后建立了商学（贸易经济学）本科专业、博士生和硕士生专业，进行了商业经济（产业）学、流通经济（产业）学、贸易经济学、商学等教材建设，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贸易经济这一学科，并不断地完善她。

（一）从未停顿的学科建设

从学科建设角度而言，贸易思想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经济学科在中国也有半个世纪了，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科建设处于一种持续低迷疲软状态，研究队伍、水平和情趣不断处于跌势，这里有教育部调整学科专业目录的客观影响，也有对该学科的主观认识的原因。全国高校商经教学研究会主持《关于贸易经济学科建设的思考》课题报告认为：（1）西方理论缺少对交换问题的专门研究；（2）马克思流通理论的一般性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报告提出了构建贸易经济学科的3点设想：

（1）贸易经济学科学化。贸易经济学所以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是因为具备特定的其它学科无法取代的研究对象，即它是一门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交换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也可以将其概括为“关系论”、“规律论”。“关系论”认为，缘于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地位，贸易经济学一方面要研究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的外部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领域内的商业内部关系。“规律论”认为社会商品交换过程既受普遍经济规律的影响，同时更受交换过程特有的经济规律的作用。贸易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动中的这些特殊规律。

（2）贸易经济学经济学化。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条件除研究对象清楚外，还应有属于本学科的一整套概念、术语和理论体系。贸易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是由本学科所特有的一些核心范畴来支撑的，它们是该学科的理论基石，应始终不渝地重视对这些基本范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一般性理论框架，来对流通实践进行描述、分析、解释。该学科的核心范畴应由下列内容组成：①交换；②市场；③流通；④贸易；⑤商业。

（3）贸易经济学的中国化。贸易经济学是不能引进的，因为西方经济体系中没有这样一门独立的学科，贸易经济学发展要始终强调中国特色，使之成为一门本土化的应用经济学。其中国化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要继承原来的；二是要借鉴西方的；三是要吸收实践的。贸易经济学还就应注意研究“过渡”问题，对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一系列流通实践问题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

在中国商品流通论坛第30次会议上，会议一致同意中国人民大学等专家向国务院学位办提出的建议：（1）将一级学科中的“应用经济学”改为“商学”或“商科学”；（2）将二级学科中的“国际贸易”改为“贸易经济学”；（3）一级学科为“商学”在二级学科中设立“贸易经济学（含内贸与外贸）、服务经济学、旅游经济学、市场管理学（含工商行政管理）、市场营销、消费经济学，并建议将此建议提交国家教育部。

（二）商学研究的取向

有人认为，当前商业经济领域应当特别关注的难题有5个方面：（1）对多主体参与的商品流通过程的系统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造企业大量介入流通，当前商品流通过程多主体参与（生产企业、商业企业、消费群体）的情况已相当普遍，应当对商品脱离生产领域到进入消费领域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正确认识商业“生产”的全过程及各参与者在其中的作用、价值和相互关系。（2）对商业活动服务性质和服务价值的研究。商业生产的直接产品是为商品交换所提供的服务，而服务的价值一方面是商业劳动创造的，另一方面又要得到市场的认同，对商业服务的性质及其市场价值的认定是商业经济研究中的重要问题。（3）对商业生产力组织和效益问题的研究。（4）重视高科技发展对商业组织和流通方式的影响；（5）重视对流通产业竞争与规制的研究。有人认为，应把流通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中去。有人认为，商贸院校应保留贸易经济专业。

（三）商科教育的比较研究

1998年《国际商科教育比较研究》、2002年7月《国际商科教育比较研究（续）――21世纪高等商科人才培养的研究》先后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次有组织（有14所院校参加）、比较系统的中外商科教育比较研究。

20多年是我国商业改革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理论成果最丰盛的时期，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又有一部分商业理论新著问世，仅举例说明：

――2002年出版的中国审计出版社出版的《商业理论创新丛书》，第一批主要有：《交换经济论》、《商业制度创新论》、《国家经济安全与流通》、《物流系统论》、《商品分销体系建立与创新》、《农业产业化与农产品流通》、《政府采购制度创新》、《商业产业组织创新》、《网络营销》、《市场失败与企业失败》。有三个特点：

（1）适应商业社会的发展需要，填补了社会对商业理论研究的不足，以商业通则和国际惯例为指导，结合我国现实情况，探索在新的形势下商品流通的特点、规律和存在形式，针对我国商品流通、商业活动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设想和对策；

（2）在观点、体系和结构上有所突破，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商业现象做出了一些新解释；

（3）丛书的作者都是经济学博士，甚至是同学科全国学术带头人，即使个别刚走出校门的博士，也是研究生的姣姣者，学术研究颇丰，他们各有所长，形成本书丛书的作者群体，使丛书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可读性，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2000年、2001年先后出版的《中国商业理论前沿》、《中国商业理论前沿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撰写，涉及加入WTO与中国商品流通业发展、电子商务与流通革命、商业模式及其价值评估、商业增长问题研究、商业制度创新研究、特许连锁经营研究、零售业态问题研究、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公共物品定价理论、信用消费问题研究、商品市场反垄断理论研究。专著具有几个特点：一是“专”都是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二是“新”，许多问题都是近两年来商业理论界与实际部门讨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热门话题；三是增加了有关价格、旅游、消费方面的内容；四是以阐明作者的看法和观点为主。

――2001年7月丁孝智《五四以来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研究了自1919年至1992年以来70年跨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和理论，特别是1919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和理论，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填补了学术界的一个空白。

――2001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的《城市商业发展的规模、规划、规范》，分别论述了城市商业发展的规模、规划与规范问题，各部分既独立成文，又浑然一体，较好地体现了由“三规”构成的城市商业数量、形态、形象三足支撑的关系。

总之，20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还对商业劳动的性质、商誉、商业运行模式、社会主义市场模式、粮食等农产品流通、民族贸易、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旅游餐饮服务经济、消费和消费经济、会展经济、期货市场、租赁、消费信贷、假日消费、旅游与餐饮、电子商务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20多年来，中国商业经济研究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硕果累累，但由于篇幅有限，许多成果没有介绍。由于时间跨度较大，许多在当时属于新颖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又被新的观点所覆盖。同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即使已综述的观点也难免挂一漏万，恳请学界商界同行予以修正和补充。

展望21世纪的商业理论研究，我们清醒地看到：我国流通产业正面临着进入WTO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商业理论还有许多难点、热点问题需要去探索，如商业基础理论研究、商业现代化、业态结构调整与创新、现代物流与配送、电子商务、流通产业贡献率、商业企业改革与创新、商业行业协会及制度、西方商业理论、贸易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中国商业领域重大对策等。在最近几年，流通理论界应重点研究以下十大问题：

（1）国有控股商业企业产权制度深入改革；

（2）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的重要性，现状和规律；

（3）商品流通企业的信息化；

（4）评估城市流通渠道合理化的指标体系；

（5）商品分销渠道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6）中小商业企业现状评价及其发展对策；

（7）农工、工商、商商一体化以及农村流通与城市流通互动；

（8）流通领域商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和制度建设；

（9）现代流通渠道中的物流与配送；

文化地产市场研究篇6

关键词：市场化产权性质投资效率资产负债率

一、研究的意义

中国市场化经济发展，给中国经济社会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由此，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对整个经济运行的影响引起学者广泛的关注。理论界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行为会产生影响（Becketal，2000；张良贵，2013）。那么，市场化进程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会对公司的资本结构及其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尤其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市场化进程对不同产权公司的资本结构及其投资效率的影响是否有差异？成为摆在理论界的一个现实课题。

已有的文献研究表明，不同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产生不同的影响（Wu，Liu，Huang，2012），同时，制度环境对资本配置的效率和企业经营绩效产生重要影响（李君，黄林，2015）。这些研究为探讨宏观制度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思路。具体到本文研究的市场化进程、公司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化进程对公司资本结构产生影响。ToniM.Whited（2011），赵兴楣、王华（2011），姜付秀、黄继承（2011）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快；市场化程度越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慢。另一方面，市场化进程对公司投资效率产生影响。杨兴全、江辉（2011）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容易进行理性投资。

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市场化进程对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治理机制发挥效应是否与产权性质有关系，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忽视了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没有涉及产权问题，导致研究的结论针对性不强。本文以市场化进程为主线，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考虑公司的终极产权，从资本结构的角度，研究市场化进程通过影响公司资本结构治理机制，最终影响投资效率。现代财务理论也认为，真实的资本市场是不完备的、有摩擦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问题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公司不同的投资决策行为，甚至会偏离公司最优投资目标，从而造成非效率投资（赵兴楣，王华，2011）。

本文以沪、深证券市场2008-2012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终极产权性质，研究市场化进程对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与资本结构的交互作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其研究意义在于：进一步提供宏观制度环境对微观公司经济产出效益影响的经验研究证据；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联合考察市场化进程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而对公司的投资效率影响，发现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研究市场化进程的不同程度推进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产生的影响，从而，为公司优化资本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提供决策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提出

1.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设计。当估计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效率以及对微观经济行为的影响时，需要参照社会中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CoadseR.，AlchainA.，NorthD，2003）。公司治理的各种机制与外部环境并不相互独立，实际上存在一定的关联度。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加快的市场化进程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公司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制度环境因素。

目前，市场机制已经在多数经济领域起着重要作用或者主导作用。国内外许多研究者都认识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但是市场化进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还很不均衡。考虑到中国上市公司的特殊现状，由于国有产权与非国有产权有着天然的差异，政府在国有企业中扮演双重角色（陈德球，李思飞，王丛，2011），“掠夺之手”效应与“扶持之手”效应，这两种效应都使得企业经营目的偏离利益最大化目标。樊纲等（2010）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五个方面，对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市场化进程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国的市场化变革不仅仅是规章制度的变迁，还包括经济、社会、法律以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不同的公司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可能极为不同。一般来讲，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由于率先实行了政企分开等市场化政策，政府参与企业经营和银行信贷的程度要低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其预算软约束也得到一定的硬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自由现金流的滥用行为。市场化程度越高，控股股东进行利益侵占的成本越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其投资效率低下的行为（陈德萍，曾智海，2012；于文超，何勤英，2013）。

本文选取投资效率作为公司经济产出的替代变量。一个企业的资本来源的配置的目的是为了公司价值最大化，投资效率的大小必然会决定公司经济价值的大小，也就会说明资本配置的方式是否有效（李延喜等，2015）。反过来，如何对资本结构进行合理安排也会影响到投资效率，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会影响到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发挥，而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之间的互相影响即是公司治理机制的体现。因此，本文从资本结构角度嵌入，首先从公司治理机制中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然后引入市场化进程变量之后，检验其回归结果有何差异，从而证明市场化进程对资本结构决策的是否有影响，进而影响到投资效率。本文的研究框架图如图1。

2.研究假设的提出。根据以上理论的分析，宏观经济中制度环境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微观企业的经济行为。而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内生于制度环境。如果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得到发挥，其制度背景中的某些影响变量就需要发生改变以符合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促使每一个经济个体在其环境中形成竞争机制。市场好似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着市场上无数个寻求“自利”的经济个体的行为，并因此推动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AdamSmith，1957）。所以，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会使某些变量发生改变以符合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公司的投资效率就会提高。因此提出：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市场化进程与公司投资效率正相关。

Williamson（1988）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债务和股权不仅仅应该被看作是不同的融资工具，而且还应该被看作是不同的治理手段。由于公司投资是公司治理的一种外在行为，资本结构可以通过公司治理来影响公司投资。根据委托理论（Jensen，Mecking，1976）、信息不对称理论（Fazart，1988），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经理存在滥用资源的行为，从而产生非投资效率行为，导致了企业业绩下降（Dechow，Richardson，Sloan，2008）。鉴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特殊现状，政府在国有企业中扮演双重角色――“掠夺之手”和“扶持之手”，导致企业经营目的偏离利益最大化目标，造成预算的软约束问题和因最终控制人缺失产生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加之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后盾，使得国有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容易产生惰性，最终导致国有企业整体的投资效率较低，债务的治理效应没有充分发挥。

但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债务资本对公司投资的约束更为有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更有效率。控股股东对公司能够实施强有力的控制，公司经理为控股股东的利益代表，从而负债的治理机制效应能够相对较好发挥。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破产清算的压力更大。由于非国有企业的贷款大多是非行政行为，是市场化运作的结果，从而面临破产清算的时候，受到来自于政府的干预比较小。这种破产和清算的压力会促使非国有企业进行有效率的投资。因此提出：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资本结构与公司投资效率负相关，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负相关显著。

市场化进程的发展有利于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的提高和有效地遏制终极股东的掏空行为（沈艺峰等，2009；LuoDanglun，TangQianquan，2007）。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导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乃至受到的约束有较大的差异。国有上市公司受政府“扶持之手”效应的影响。虽然市场化进程对其公司治理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情结，这严重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降低了市场化进程的作用。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更多的考虑了股东利益最大化，且更多地依赖于法律、市场环境、政府监管等外部治理环境的制约，市场化进程发挥了更好地治理作用。基于此提出；

假设3a：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资本结构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负相关作用受到抑制。

假设3b：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对非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之间负相关抑制作用明显，但对国有企业抑制作用不明显。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本文选择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1）剔除发行B股或者H股公司（同时发行A股和B股，同时发行A股和H股，以及单独发行B股三种情况）；（2）剔除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3）剔除ST、PT公司；（4）剔除数据缺失样本，并对1%-99%之外的极端值进行Winsorize处理；（5）剔除最终控制人不详的公司，最终收集到8428个样本。市场化进程数据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进行手工整理。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根据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进行整理，非国有企业包含公司终极控制人为民营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外资企业、自然人、职工持股会、村办集体企业、街道集体企业、县级以下的政府部门，若终极控制人为县级或县级以上各级政府的有关政府机构，则认定其为国有企业。其他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2.变量定x。Richardson（2006）认为企业的投资支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维持企业正常运作而进行的投资，另一部分就是对新项目的新增投资。而新增投资中一部分是预期投资，主要由企业的财务杠杆、成长机会、现金流、资产规模等因素决定；另一部分为非预期投资，即为实际投资与预期投资之间的差额（残差），作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变量。参考已有研究，本文采用Richardson（2006）的模型来计量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企业正常的资本投资水平估计模型如下：

参考已有研究（Richardson，2006），考虑到流通股的股价存在的投机因素和非理，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管理层的经营决策有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融资因素、成长机会、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和公司价值为控制变量。

3.研究模型。回归的因变量是投资效率。模型（2）（3）检验市场进程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并且根据产权性质进行分组检验。模型（4）（5）是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的检验模型，同样根据产权进行分组检验。模型（6）（7）加入市场化进程指数，检验其与资本结构的交互效应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且根据产权性质进行分组检验结果的差异性。

四、买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表2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从2008-2012年整个样本的观测值中有效样本为8428个。表中显示，投资效率平均值为-0.00115，标准差为0.059278，标准差较小，波动较小。这说明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投资非效率现象。从资本结构衡量指标来看，其最大值为0.901715，最小值为0.04601l，标准差为0.213307，说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差异较大。市场化指数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存在差异，由于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存在不平衡，导致市场化指数在不同公司之间也存在差异。

表3是各变量的相关性检验，其结果表明各变量没有多重共线性的现象。其回归结果不会受到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由表4可知，模型（1）是市场化进程与投资效率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模型（2）和（3）是基于不同产权性质对全样本进行分类，检验市场化进程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模型（1）中，市场化进程与投资效率之间正相关，验证了H1。模型（2）和（3）中，市场化进程与投资效率之g有显著差异，说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有明显差异。由于市场化进程与投资效率之间的链条太长，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因此本文从资本结构角度进行研究，检验市场进程对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之间作用机制的影响，首先检验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4。然后，加入市场化进程之后，检验与资本结构的交互效应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

由表5可知，模型（1）是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模型（2）和（3）是基于不同产权性质对全样本进行分类，检验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模型（1）中，市场化进程与投资效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模型（2）中，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之间的系数是0.022，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国有企业受到“扶持之手”效应的影响，非效率投资问题非常严重，从而验证了H2。同时也说明上市公司的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全样本结果受国有企业影响较多。模型（3）中，市场化进程与投资效率之间系数（0.001）不显著，与模型（1）进行对比，说明非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受政府干预和财政支持程度不同，资本结构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从而进一步验证了H2。

表6是模型（1）是市场化进程、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的回归结果，模型（2）和（3）是基于不同产权性质对全样本进行分类，检验市场化进程对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模型（1）中，资本结构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项（LEV×Marke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市场化进程抑制了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从而验证了H3a。但是模型（2），中国有企业组（LEV×Market）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非国有企业组交互性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市场化进程对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之间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产权组更加明显，并没有验证H3b，这也说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会增加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有效性性的发挥，进而会缩小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内部治理机制之间的差异，进而增加市场上企业竞争的公平性。

五、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做了如下实证检验：（1）参照赵兴楣，王华（2011）的研究，用杠杆负债率在作为资本结构的替代变量来检验本文的结论是否稳健，杠杆负债率=账面有息债务，（账面有息债务+账面股东权益）。其中，账面有息债务包括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和长期负债之和，然后将杠杆负债率作为解释变量代入模型进行回归，研究发现实证结果与之前实证结果无实质性变化。（2）分别用政府干预指数和法治水平指数替代市场化进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没有实质性变化。（3）参照杨兴全，江辉（2011）的研究，借鉴Fazzarietal（1988）和Vogt（1994）的模型，对公司投资量与现金流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现金流（cash）的系数符号为正且显著，则说明公司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越高；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现金流与投资机会的交叉变量即Cash×Inv，如果交叉项Cash×Inv的系数负相关并且显著，则说明投资现金流敏感的原因为投资效率，用投资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上述研究进行检验，通过检验发现研究的主要结论没有实质性变化。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比较稳健。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中国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数据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从资本结构的角度，研究中国外部市场化进程对公司内部投资效率的影响。首先，检验资本结构的调整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然后，检验市场化进程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其变化是否对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投资效率；同时考虑不同终极产权不同的性质对研究结果是否有差异。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而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改善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提高了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同时发现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2）负债融资没有起到相应的治理效应，即资本结构的与投资效率之间负相关，而且负相关在国有企业更加明显。（3）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对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产生影响，优化了资本结构，抑制了资本结构的与投资效率之间负相关关系，最终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升，这种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