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识篇1

论文关键词：建筑装饰卷草纹比较文化

建筑装饰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潜在的精神象征意义博大精深，我们从建筑装饰的形式中选取植物纹样——卷草纹作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艺术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种植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规律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

一、古代中国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

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卷草纹饰

富于韵律、节奏鲜明的植物卷草纹，在希腊建筑装饰中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虽然其渊源来自古代东方，但在希腊人这里被赋予了形式美。古希腊罗马的卷草图案，多用于柱子的装饰。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沿岸、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五大部分，经历了荷马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古希腊文明及爱琴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的卷草纹主要以莨苕叶和葡萄纹为基础，组成弯曲的藤蔓，用于建筑装饰。莨苕最初是生长在地中海沿岸的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西方，“莨苕树”以其生命力特别旺盛，象征重生、复活而被崇拜和敬仰。古希腊罗马的神殿建筑多采用莨苕叶造型进行装饰，科林斯式柱头便以莨苕叶造型雕刻而成，象征神殿永存万世，如雅典利斯克拉底纪念碑的科林斯柱头装饰，以及厄瑞克忒翁神庙的柱饰、门楣、门框等建筑装饰，都是以莨苕叶为基础，以柔美流畅的卷草造型进行装饰。莨苕叶纹饰后来发展为罗马卷草纹，这种形象奇异、卷曲而充满生命力地向周围伸展的叶子，影响了阿拉伯藤蔓的形成（阿拉伯藤蔓演化为阿拉伯寺院的装饰花纹，具有生机盎然的气势和无限扩张的活力）。古希腊罗马建筑装饰中，葡萄卷草纹也很常见，以横向延伸的茎为基础，两侧安排葡萄和葡萄叶。葡萄卷草纹是由波斯传向西方的，因其象征丰收、多产和幸福而被人们所喜爱，在西方与莨苕卷草纹一样，逐渐成为主导型的植物装饰纹样，大量使用于建筑装饰。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建筑装饰具有不同的特点，基于人类精神情感的某些共性，不同文化又产生种种奇妙的联系与融合。卷草纹作为不同文化形态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涵盖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及发展演变。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进行分析比较，能够使我们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心理等更广泛的角度认识建筑装饰文化。

参考文献：

①（日）城一夫：《东西方纹样比较》，孙基亮译，中国纺织出版社，北京，2002。

文化认识篇2

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笔者认为应该把从“五四”至今的80年，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在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才能理清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线索和全面把握它的丰富内涵。

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实际是一部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中国现代化的主题是什么？一般的回答：民主与科学。实际上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紧迫感下，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主题即“民族”──民族文化的更新与建设。因此，中国现代化有三大主题：科学、民主、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思想史，实际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建设史。西方学者往往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三分法来划分现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思想派别。就中国来说，所谓“激进主义”是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的指称，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等。“自由主义”则是指胡适等为代表的西化派，他们被称作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是指反对“全盘西化”，也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其主要特征就是维护传统。在“保守主义”中，他们又提出“文化保守主义”的概念，以区别于维护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在中国是以现代新儒家为主要代表。笔者以为不能简单机械地用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来划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诸派别。从学理上说，文化保守主义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化阶段后的一种普遍现象。保守是相对于激进而言，因而，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一个文化系统中是保守的，在另一个文化系统中也许就是激进的；在西方是保守的，在东亚，在中国也许就是激进的。因而，对激进与保守的界定，应该放在同一文化系统中，同时兼顾其世界性与历史性。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发生在现代化因内部因素催生的国家，如英国、法国，这种保守主义是针对反传统的激进倾向而言。另一种是发生在因外部因素的刺激而走上现代化的国家，如德国、俄国、日本等国，这种保守主义不仅针对反传统的激进倾向，而且也针对外来文化。前者的矛盾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后者不仅有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还纠集着本土与外来的矛盾，因而，它含有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因素。从现代化的起源看，中国显然属于后者。“五四”以来的中国，由于救亡图存，谋求民族解放是时代的第一主题，因而，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起点。民族国家包括三要素：民族经济、民族政治、民族文化。在民族经济、政治现代化的同时，如何把民族文化传统变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现代文化？围绕着这一问题，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诸派提出的方案纷纭繁杂。由于各自对传统的体认不同，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就不一样。但不论哪一个派别，都很难找到彻底的反传统或彻底的反西化，这大概是因为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有成功消化外来佛教的经验，中国文化没有形成一个排他性的文化系统。这就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对外来的事物，还是对自家的固常，都能持有弹性的态度。因此，对二十世纪，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建设诸派，我们很难用激进与保守来划分。即使西方学者划分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在这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也是古今、中西时常纠合在一起，传统主义的意识常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的传统主义从起源上看是对现代性的反应，而民族主义可以产生在前现代的历史上，也可以产生在不同的现代化国家之间，显然，这里的民族主义属于后者，其设定的目标，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实是文化民族主义，其特点就是要用已更新的文化传统再造民族的精神主体，来克服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精神空白，这里笔者要说明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不仅有西学派这一主线，而且还有“文化民族主义”者。历史的发展自然是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大陆的主流文化，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时，对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不可缺失。笔者是本着这样的思想方向来谈论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人物的。

文化认识篇3

【关键词】文化惠民农民工精神文化

一、文化惠民是建设文明社会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志不仅是物质文明的丰富，还应文化生活充裕，这才足以显示我们民族的活力。

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生产的能力和产品，具有认知、教化、审美、娱乐、交流、传承、塑造等功能，对于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也是党的根本宗旨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实这一宗旨，要体现在能使社会全面进步上，能使人全面发展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逐步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我们党强调要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使人民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精神生活也获得丰富与提升。可以说，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二、文化惠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人的精神生活反映了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精神成果的占有和内化状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除了注重物质生活提高外，还应更加注重人们的精神生活、享受的民利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体现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所在。

随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变化，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作为个体，他们需要能够融入城市的文化生活；作为群体，他们同样是现代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如何让农民工及退休老人等“弱势”群体的社会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是文化惠民的重要一环，也是在文化层面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程。

据文化部和华中师范大学组成的“农民工生活状况调查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大部分农民工务工之余一般就是睡觉、聊天。阴雨天不能施工时，他们或在农民工居住比较集中的“都市村庄”里闲逛，或在工棚里、地摊上喝廉价酒，打牌。有些农民工已经很多年没有进过电影院，少数人偶尔也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比如看电视或去广场看电影、演出，但次数和时间都十分有限。人的精神不会出现真空，社会主义的先进健康文化不占领，腐朽没落的文化就会趁虚而入。2009年11月28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11月27日晚，在北京顺义区白辛庄村顺义国际学院对面的一家小录像厅内，五六十名正在看黄碟的农民工突遇警方检查，有20余人慌乱中跌进深达6米的化粪池，造成3人死亡。出事的录像厅位于一工地对面，工地上有农民工2000多人，平时工友们收了工没什么娱乐活动，便到录像厅看录像消遣。据说录像厅经常播放些黄色录像，因票价低廉夜夜爆满。同样，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丰富退休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应提上日程。在城镇街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无所事事的老人三五成群的在一起，或晒太阳，或带点小刺激的打牌下棋，或闲聊，或打瞌睡……因精神空虚或家庭矛盾得不到调解，老人跳楼事件也时见报端。这种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人应该有精神生活，并且应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这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也是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因此，必须大力倡导人文关怀，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关注农民工及退休老人等“弱势”群体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求。

三、把文化惠民落到实处

农民工及退休老人等“弱势”群体的文化生活匮乏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在我国不少地方，已经有一些演出队、电影放映队巡回到各个工地，为农民工送上精神食粮。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及退休老人等“弱势”群体的文化生活贫乏问题，不能仅靠简单的“送温暖”活动――每年不定期地放映几场免费电影、送几场演出到工地，而是应该使关心、丰富农民工及退休老人等“弱势”群体的文化生活形成一种制度，并将其纳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整体架构中。由各级政府承担起公共资源保障的责任，如向农民工及退休老人等“弱势”群体免费开放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一些廉价影院等，让农民工及退休老人等“弱势”群体能够去享受精神产品的熏陶。与此同时，城市社区应该将辖区内的农民工及退休老人等“弱势”群体的纳入自己日常的服务范围，各种文体设施应向他们开放，应主动给他们提供看电视、看书报的条件。财政、劳动、文化等部门还应联手推动农民工及退休老人等“弱势”群体的自身文化建设，鼓励他们创作和表演自娱自乐的文艺节目，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文化经营活动，净化文化生活环境。

为丰富城市农民工文化生活，把文化惠民落到实处，合肥市音乐舞蹈家协会从2006年起，分别在合肥市庐阳区三牌楼街道、市工人文化宫创办了音乐舞蹈家协会活动基地，组织农民工及退休老人开展丰富多采的文化活动，并安排专业文艺骨干进行辅导，提高他们的艺术修养。在此基础上，合肥市工人文化宫已组织了4次农民工歌手大奖赛，开办了农民工歌手培训班，深受广大农民工的欢迎。合肥市庐阳区三牌楼街道在群众合唱基地的基础上，组织了合肥市天籁女子合唱团。她们都是退休后音乐爱好者，年龄最大的69岁，年龄最小的也50岁了。她们利用业余时间排练、演出，活跃在省城的文艺舞台上。近年来，她们先后在国际、国内获奖；一曲《包河的月亮》还在世界音乐最高殿堂――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响起，把合肥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展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

搭建合肥市音乐舞蹈大讲堂是我们在文化惠民工程中的又一次探索。音乐舞蹈大讲堂就是让省市专业艺术团体的艺术家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同台演出，并请专业艺术家现场点评、示范、辅导。这样既能让群众在欣赏到了丰富多彩节目的同时提高欣赏水平，又能让基层业余文艺爱好者从中学到了艺术表演的基本知识和技巧。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合肥市音乐舞蹈大讲堂己在合肥市包河区盛大社区、肥西三河镇和合肥市文化宫等处举行了多场演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好评。多次参加音舞大讲堂活动的著名青年舞蹈家陈晓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深入基层，观看了群众的文艺表演，感受到了合肥大建设的热烈气氛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也看到了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求，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使我们更加明确了肩负的责任。”《新华网》、《安徽日报》等中央、省市传媒都分别进行了报道，称赞这一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形式，将普及与提高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文化惠民工程落到了实处。

由此我们也体会到：要做好文化惠民工作，就要解放思想，转变意识，领会文化的内涵和运行规律，吃透文化的内在本质和表现方式，本着“科学发展、和谐共建”的原则，努力服务百姓，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为他们提供精神食粮，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和谐发展。

文化认识篇4

[关键词]蒙古国文化；“一带一路”；草原文化；国别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0-0005-05

蒙古国地广人稀，与中国山水相连，有着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创立蒙古汗国，其后人经过多年征战，由忽必烈创立“大元国”，所控制地区包含了大部分中国地区，1267年定都金中都城（今北前，推行汉化，蒙古文化与汉文化交融。满清时期，蒙古国隶属满族统治。1911年，在苏联支持下蒙古国宣布独立，为了割断蒙古国与中国的文化联系，苏联主导了蒙古国的文化改革，中蒙两国蒙古族传统文化出现差异。苏联解体之后，蒙古国与中国的关系开始缓和，中蒙两国交往日益密切。2005年，两国联合申报蒙古长调民歌进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11年，中蒙两国达成战略伙伴关系。虽然中蒙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但是直到今日，仍没有消除两国民众在文化认同上的差异。

2013年，访问蒙古国、哈斯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共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称为“一带一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研究周边国家文化，特别是作为“一带一路”中线上的蒙古国文化，有利于知己知彼，消除国际交往中的文化冲突，打造中国与其周边邻国文化包容的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让文化交流成为中蒙经济合作、政治互信的重要支撑。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和已出版的研究著作为研究文本，梳理中国对蒙古国的文化研究观点，以期有所裨益。

一、中国对蒙古国文化研究动态

中国对蒙古国的研究多着重于政治、经济和外交三方面，相应的对蒙古国文化的研究较少。喀尔喀蒙古族约占蒙古国总人口的8096以上，所以蒙古国文化主要体现为蒙古国境内的蒙古族文化。目前，中国有很多对蒙古族的文化研究，但大多数将研究地域范围局限于中国境内，如《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2010）、《蒙古长调的演唱风格及特点》（2012）、《论赤峰蒙古族民俗文化》（2013）等。有的学者已从跨境民族视角去研究中蒙两国民族问题，如《试析内蒙古与蒙古国的跨界民族问题》（2013）、《中蒙跨境民族基础教育历史与现状研究》（2012）。专门以跨境的视角研究蒙古族文化的仍然不足，但也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蒙古族的服饰文化特点》（2005）、《蒙古族长调：跨界文化形态申遗的典范》（2006）、《跨境民族的文化交流和身份认同》（2015）。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建构在“文献的想象”上，以蒙古国发表的新闻、著作为研究文本，缺乏对蒙古国的实地文化调查。有着蒙古国文化考察经历的著作多是以游记的方式呈现，如《苍茫蒙古国》（2002）、《走进蒙古国》（2007）等，这些生动介绍蒙古国文化的著作却缺少学术性。

中国与蒙古国有着密切历史联系和地缘关系，对蒙古国的研究也自然离不开中蒙两国的对比。这类文章或著作多以中蒙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主题涉及政治、教育、农业、经济等诸多方面，如《中蒙国际贸易依存度比较分析》（2007）、《中蒙经贸关系的研究》（2010）、《中蒙关系的现状与前景》（2013）、《中蒙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及其影响》（2013）、《21世纪初蒙中关系的研究》（2014）、《东亚秩序与中蒙关系》等，在这类论文中也提及研究蒙古国文化发展对促进中蒙两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有学者从蒙古国文字的改革出发，强调蒙古国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如《蒙古传统文化与文字改革》（1999）、《蒙古国文字：一个文化传承与政治取向的问题》（2008）、《从文字改革看蒙古国外交战略的变化》（2012）、《试析文化安全战略框架下蒙古国回鹘式蒙古文的复兴》（2014）等。在中国以蒙古国文化为主题文章较少，仅有《鼻烟文化扎根蒙古国》（2006）、《那悠扬的蒙古族长调》（2009）、《从草原到城市――乌兰巴托》（2014）、《蒙古国传统文化――礼法型市场经济》（1999）、《蒙古国那达慕的起源与发展》（2012）等，其中很多是新闻性报道。这与中国对日韩、东南亚等相邻国家文化的研究成果相比，对蒙古国的文化研究成果就显得格外不足，并且也缺少专门性、整体性、学术性的以蒙古国文化为探讨主题的研究论文或著作。

从目前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来看，研究蒙古国文化的学术论文多以硕、博论文居多。并且有很强的地域性，主要集中在与蒙古相邻的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两地区，其中又以内蒙古大学和吉林大学两所高校为主阵地。虽然对蒙古国文化的研究在学者层面没有受到重视，但是中蒙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在国家层面被重视起来，这主要体现在一些纸质媒体的报道中，如《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掀开中蒙文化交流的新篇章》（2010）、《中国文化报》刊发文章《“中国文化风”金秋遍吹蒙古国》（2012）、《光明日报》刊发文章《中蒙文化交流日益频繁》（2014）、《内蒙古日报》刊发文章《推动中蒙文化交流走向国际合作层面》（2015）和《用文化架起中蒙友谊桥梁》（2015）等。这说明在新时期中蒙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对蒙古国文化学术研究的政治时机已经成熟，但是中国学界却没有将对蒙古国的研究注意力放在文化领域内。

二、对蒙古国文化本体的研究

在中国的研究著述中，多以见闻游记、新闻报道等勾勒出蒙古国文化特征：蒙古国的文化体现出传统和现代的交融。蒙古国传统文化就是草原文化，是蒙古国牧民为适应草原生存而形成的生活方式、、礼法习俗等。其中那达慕、长调、马头琴是蒙古国草原文化中牧民生活艺术的精彩体现。信仰喇嘛教和萨满教，以狼为图腾。这些文化因素又共同塑造出散居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宽容、勇敢、深负民族感的性格。蒙古国又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哈达、敬酒、敬茶以及鼻烟文化构成了民族文化的传统象征。

蒙古国的民众信奉喇嘛教（藏传佛教）和萨满教，有着很深的文化传统。自蒙古国人民革命以来，民众信仰也出现了变化。图门其其格、斯林格认为，以此为起点到20世纪80年代末，蒙古国对宗教的态度发生变化，政教关系经历了由相互协作、利用到相互排斥、敌视的几个阶段。其中以政压教的关系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之后，蒙古国开始推行西方的民主体制，在包含文化意识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过程中，旧有的意识和体制颠覆。在图门其其格、斯林格、黄莹等学者看来，正是因为旧有体制和意识的改变，使民众的信仰危机出现，借助佛教安慰心灵，恢复传统文化和复兴佛教的呼声出现。到目前，佛教已进入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由的恢复也给蒙古国的发展带来了好处。王洪涛、耿学刚和赵儒煜总结为：蒙古国佛教和萨满等传统宗教的恢复对于稳固民众国家意识、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传承民族文化、建构独立民族国家、强化国民身份认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同时在国家自由政策下，赵儒煜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蒙古国年轻人开始信奉非传统宗教――基督教的一些流派。

图腾崇拜是蒙古人信仰的另一面。蒙古国人将狼作为民族图腾，在蒙古族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韩英、徐东海认为：“以狼为图腾，崇拜苍狼是游牧民族的一个特点。”作家姜戎也坚信“狼是蒙古人的兽祖和图腾”，并认为蒙古国作家创作的《天狗》就是这一观点有力的佐证，蒙古人崇拜狼，忌讳将狼称为“狼”，而是唤作天狗。

那达慕、长调、马头琴不仅是中国蒙古族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蒙古国草原上重要的文化符号，它们是中蒙两国蒙古族文化共有的杰出代表，但是中国多以国内的那达慕、长调、马头琴作为研究对象，缺少从跨境民族的视角研究这些艺术的起源发展、特色和社会功能。蒙古国的那达慕是蒙古族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搏克、赛马、射箭等项目组成，蒙古国举行那达慕是国家强大的象征。苏叶、刘志民、包呼格吉乐图详细介绍了蒙古国那达慕的各项内容，并认为蒙古国那达慕每一个步骤都具有蒙古特色，保持了蒙古族那达慕传统的原汁原味。

盛丽在蒙古国的音乐调查中认为，长调是草原人特有的语言，能够反映出蒙古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文习俗等，蒙古国民歌长调有着重要的文化功能，“是流淌在蒙古人血脉里的音乐”。赵儒煜主编的《蒙古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草原之国》一书中也认为，长调是具有游牧文化和地域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与蒙古风俗有很大联系，歌词内容多以草原文化为主，如骏马、羊群、水草等。巴特尔在蒙古国的长调调查中了解到，“每当遇到各种仪式、庆典、婚宴、那达慕、建新蒙古包时，牧民们都会邀请当地有名望的民间歌手前来演唱，一唱就是几天几夜”。

蒙古草原文化包含着民族音乐文化，马头琴是蒙古民族音乐中另一个代表性符号。赵儒煜认为，马头琴不仅是蒙古族乐器，也是一种被敬仰和尊重的文化象征，它代表着安居乐业、吉祥如意，蒙古国人将其放在家中最重要位置。张劲盛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分析了中蒙两国马头琴文化交流的三个阶段，提出马头琴是中蒙两国跨境音乐文化形式，在文化中应实现共赢，但在当下，蒙古国马头琴文化对我国传统马头琴文化形成强烈渗透。

蒙古国有着独特的风俗礼仪。《蒙古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草原之国》总结了蒙古国敬献哈达、唱祝酒词、敬神、敬酒、敬茶等历史和习俗，并认为敬献哈达是蒙古人表达对长辈和贵宾的尊重，唱祝酒词、敬神、敬酒、敬茶的礼仪则体现出蒙古人粗狂的性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蒙古牧区，还流传着一个古老的见面问候方式是互递鼻烟壶。郝利锋认为，鼻烟是蒙古国民众不可缺少的生活习惯，蒙古国形成了鼻烟文化，敬献鼻烟壶成为牧民交往的见面礼，蒙古人相信鼻烟壶可以防病祛疾，在使用鼻烟壶时，也有需要注意的礼节。不仅如此，在育群看来，“鼻烟壶不仅是在结识朋友、会见客人和节日里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它也是曾经闹过纠纷的人们言归于好的一种方式”。

蒙古国国民中流行着深深的祖先崇拜文化，这使成吉思汗成为蒙古国重要的文化形象。罗洁在蒙古国的游历中看到，从该国货币到雕塑、纪念品、邮票、宾馆、食品俯仰皆是成吉思汗的影子，蒙古最好的酒店和最大的广场都以成吉思汗命名。蒙古民族崇祖，强化与先辈的联系，已经渗透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傲登其木格认为，蒙古国的蒙古族以成吉思汗的子孙自称，有父子连名的习俗，这都是一种崇祖观念的体现。李梅认为，蒙古国人对炉灶有特殊的称谓，用以表达对祖先的尊敬，炉灶还代表着与祖先一脉相传的薪火关系，非常神圣。

当然，在蒙古国文化中，也有很多其他的习俗和禁忌，如爱讲吉祥语、进门先迈右脚、不能乱摸蒙古包中央的立柱、将黄色视为最尊贵的颜色，这些习俗和禁忌与中国境内的蒙古族文化基本相同，这也体现出中蒙两国蒙古族同根同源。

三、对蒙古国文化认同的研究

文化认识篇5

关键词：语文教育；文化传播；注重选择；运用语言；注重实践

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语文教育是教育的一种重要形态，也是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在学校语文教学中，优秀文化不断得以传承发扬，文化借助于语文教学得以延续发展，语文教学借助文化得以丰厚多彩。语文科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特别注重文化的传播。

一、语文教学要重视文化传播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性质与地位里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l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语文教学的文化传播是为了实现语文教育的目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传播社会所提倡的主流文化、兼以传播其他优秀文化的过程，是师生在共同参与的活动中对语文课程所涉及的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的初识、理解、互动、共享和创造的过程，是师生围绕着文化积极对话的过程。教师要充分意识到：文化影响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文化影响着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这种影响不是有形的、强制的，但却是深远持久的。

二、语文教学中的文化传播要注重选择

文化是一个大概念。从内容上看，文化是包罗万象的，无论是任何一种文化成果都是汗牛充栋的，都足以使人沉迷其中而难以穷尽。从呈现方式上看，文化千姿百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外文化争辉，古今文化映照，或一枝独秀，或兼容并包，诸色杂陈，斑驳陆离。但是，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展开的时空毕竟有限，浩如烟海的文化内容就必须以综合的方式反映在语文教育中，否则，在语文教育中进行文化传播就几乎没有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学的文化要经过教育者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精心选择，选择的过程中要避免大而求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要用中华传统文化不断涵养自己的精神命脉。要深入挖掘“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少一些风花雪月，多一点金戈铁马，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认真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尤其是科学进步的成果，学会欣赏、鉴别，做到兼容并蓄、海乃百川。

三、语文教学中的文化传播要注重使用语言

教师是文化信息的传播者，是使用硬件和软件进行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教师是其他媒介和学生之间的联结者，使得其他媒介更有意义和价值。以语言（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来塑造形象，又对形象进行抽象，借助于语言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像是学生学习语文的重要特点，这方面的特点汉语文尤为突出。许多人多有这样的体会，电影和电视剧拍得再好，只要读过原著，总觉得意犹未尽。究其原因，就是消化语言要借助想象，一千个观众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个体因素不同，领悟和感受就不同。在语文教育中，耳听、眼观、言传、身教、手写、体悟等借助于感官传播文化是重要特点，教师更要注重使用语言。这就要求教师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广博的知识素养、高超的讲话艺术。

文化认识篇6

关键词小学语文识字审美化；

一、对小学语文识字教学认识

传统的小学语文识字教学包括部分现在的小学语文识字教学中，教师忽视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学生的理解能力，完全没有考虑到他们所面对的只是处于好奇阶段的孩子，并没有太多的理解能力，而更多则是好奇能力，所以导致部分学生对教师所教的不能正确理解。这需要我们教师工作者要耐心的对学生进行分解讲解，通过制定正确的教学计划，让学生对字音与字形有充足的理解，显然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老师本身就缺乏对自己所教的内容有足够的理解，不能从审美角度出发。造成了学生对汉字存在误解或者不理解时难以利用审美化来纠正，使得学生在死板生硬的环境下，死记硬背，同时教师也缺乏对汉字的审美意识。另一方面，教师太急于教学成果，不能帮助学生通过审美化来分解负责的合体字。在有些字的教学过程中，生硬的教导学生字体结构，没有充分利用审美化来简化字体的结构，造成了学生对汉字理解的负担，对学生学习汉字的过程起到了阻碍作用。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不能得到正确的审美化传授，而生硬的死记汉字结构，难以使自己从中获得审美情趣而造成更大烦恼。从而将深奥的阅读知识转化成情感流露的表现形式，审美化的识字教学让知识不再枯燥，让阅读不在单调。因此，在阅读中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可以促进学生对阅读理解的能力。

二、认识识字教学中引入审美化的方法

2.1寓教于乐，理解审美

小学生还处于童心未泯的年龄段，玩是他们永远的天性，能正确的将汉字游戏运用到识字教学中并配合审美化的优势。在游戏中让学生体会到审美化的理性认识，通过教师正确的审美化引导，调动学生在游戏里对新鲜事物的好奇能力，潜移默化的将审美注入到汉字中，让学生自己去体会发现，不仅能让学生深刻了解汉字的魅力同时也能培养学生正确对汉字的审美。加强审美意识，在游戏过程中弱化生硬的汉字结构，将理性的审美融入到学生的认识当中。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对文字结构进行拆分，通过小朋友的身体进行拼字游戏，在游戏中让小朋友理解如何控制提升的美观来呈现文字。

2.2审美观来源生活，并创造生活

生活与学习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对小学生的初期教育更是如此。通过亲身体会得到的感受会更加真实，所以教师需要在平时生活中多加注意汉字的审美发现并传授给学生，只有自己在生活中发现了审美化在汉字中的魅力，才能懂得如何将汉字的审美通过沟通传授给学生。通过亲身体验进行有效结合在教学中，教师的识字教学更能为学生带来直观、从分以及切身的汉字审美体验。追求审美的艺术来自生活，同时也在创造生活中的审美观。汉字在中国的文化进程中，都是源于生活的体验，大部分汉字都是从生活规律、生活点滴中汲取出来的。将生活与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更能为汉字提供成长环境，让学生体会生活的乐趣也掌握汉字来源的规律。因此，掌握生活中的规律来对汉字审美，有助于学生对汉字的理解，更容易被掌握。

2.3提高学生的书写能力

识字教学单单靠理论理解是不可以的，还学要学生不断的动手练习。由于我国书法艺术的源远流长，小学生并不一定具备书法书写的理解能力。通过汉字结构的位置变化，让同学理解位置的变换影响着书写的美观。例如：“一”的写法有繁体与简化之分，如何展示简化“一”，让同学理解虽然只有一笔，但也需要审美观点来完成，而繁体“壹”的复杂让同学明白审美观点在结构组织中的作用。教师要做的是通过书写来加深对汉字结构的理解，不断巩固汉字的理解能力，通过不断反复的书法的锻炼，不仅使得学生在实际动手练习中感悟审美同时也能培养学生耐心，通过教师对学生书法的鼓励评价让学生在不断练习中反复推敲，提高自我欣赏水平，逐步培养学生对汉字的审美情操。

三、结束语

总之，将小学语文识字教学审美化，不仅促进我国文化的发展，使学生充分体会我国文化文明，同时也能培养学生自我审美意识，发现美好事物的能力。学生处于小学阶段对艺术的理解不足，造成审美观点的缺失，但审美往往会与兴趣有很大关联。所以，一旦学生对有趣、新鲜的事物感兴趣的时候，就能引发心理变化，慢慢的对他们产生所谓情感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审美形成。因此，审美要点点滴滴不能急于求成，尤其是小学生不仅要对其知识的塑造更要保证学生今后的身心发展，此阶段的审美化加强的不单单是汉字的理解更是未来人生的宝贵情操。所以，对识字教学中从分考虑审美化很有必要，这关乎到学生能否正确理解掌握汉字，体会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还关乎到学生对审美的认识以及日后身心成长。

参考文献

[1]李培培.小学语文识字教学审美化的探究[J].新课程（下）.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