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谣篇1

一、宋代政治谣言传播的活跃

应该说，宋代统治集团通过民间舆论与政治信息传递相结合，观察政令传递情况，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而滋生出一套严密的传播与防控体系，无疑使基层民众意见难以通过正常渠道上达中央。于是，民众便传播谣言以表达他们对朝政的态度与看法。同时，统治者出于政治风险考虑，必须做出适宜的回应，这就在时空上形成一种互动的交流模式，客观上促进了宋代政治谣言内容的丰富多彩。

首先，统治者酝酿的谣言。造谣对于一位赵宋统治者的政治生涯也许是无关紧要，但在它最初兴起的时候却是成败攸关。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前，京师士庶之间就相互传播点检作天子”的谣言。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严明军纪，防止出现将领纵兵扰民的情况。于是，人们竞唱赞美赵宋政权的歌谣，称之《五来子》或建隆京师歌”。显然，该谣成为人们向新王朝献礼品，这与赵宋政权走向稳定有关。然而在世道不济的时候，社会上总要出现大量的谣言。当北宋王朝顷刻瓦解，被金所灭，社会上流传各种谣言，如金虏在门”、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等。而新建的南宋朝廷被金兵追赶，颠沛流离，几乎是居无定所，在这样形势下统治者需造出有利的谣言，以便稳定人心。宋高宗逃过钱塘江，到达萧山。前来迎接之人言：宗室赵不衰以下起居。”高宗欣喜地告诉随从：符兆如是，吾无虑焉。”②没想到宋高宗炮制的赵不衰”谶言，验证了南宋王朝气脉延续之象。所以，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衰落，总是伴随着统治者谣言传播的。

其次，政策导向的谣言。赵宋立国伊始，太祖力矫唐末五代以来的诸种积弊，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随着政策的矫枉过正，从朝廷到民间逐渐形成一股恐武风气，谣证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③。仁宗皇祐年间有一则汾河谣，汉似胡人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河洲子畔”，流传到朝廷，引起君臣恐慌。宋人曾慥记录了当时君臣谈话：

狄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灭去，为枢密使。有以谣谶告予者曰：‘汉似胡人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予曰：‘此唐太宗杀李君羡事，上安肯为之。近世有以‘王德用貌类艺祖，宅枕干岗’为言者，疏入不报，卒亦无事。’其人语塞。”④

不难看出有人蓄意陷害狄青，而且谣言不止于此，如农家种，籴家收”等。不久，狄青被迫辞官，在忧郁中死去。无独有偶，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亦因其功高震主，如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谣谚而为统治集团所不容。

然而，染上恐武症”的宋廷不得不起用文臣治军。在宋夏战争中，韩琦、范仲淹等边帅屡次击败夏军，保卫了边疆安宁。当时流行民谣称赞，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⑤当然，文臣中虽然有像韩、范那样的优秀边帅，但总的来说对国家是弊多利少。如南宋文臣张浚虽有抗金虚名，但其志大才疏，时谣一事无成，二帅枉死，(原注：曲端、赵哲)三军怨恨，四川空虚，五路轻失，六亲招擢，七书旋学，八位自除，九重怎知，十诚不会”。⑥大意讲张浚瞎指挥富平之战而惨败的谣言。由于他战前不听劝告，兵败后为推卸责任，而枉杀部将，造成陕西士大夫莫不惜之，军民亦皆怅怅，有叛去者”⑦的环境。于是，恐武症”的盛行让宋廷陷入一种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与其说人们对文臣张浚治军行为不满，不如说对宋廷长期实行重文轻武政策的批评。

再次，关于政争、党争的谣言。为了政治利益争夺，宋代士大夫间形成了政见不同的派别，往往以地域或学术派系来划分朋党，有谚谓闽蜀同风，腹中有虫”⑧。宋人经常针对别人在一些微小问题上做文章，造谣抨击对方结党营私。如太宗时陈象舆、胡旦、董俨、梁灏等人日夜在赵昌言宅内讨论大事，故京师流行谣言陈三更，董半夜”，⑨大意指某些官员半夜三更集会之事。可在百姓眼中半夜三更”往往是干些见不得人的事。由于谣言有一个好处，不用自己抛头露面，达到攻击对手目的，故为某些人物谋图私利所看重，不惜造谣传播。熙丰变法时，司天监灵台郎亢瑛大谈天星变换并引用童谣为证反对变法，建议罢免王安石的相位。这样的例子亦不胜枚举，如大娱蛤，小娱蛤，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有百尺，若使飞天能食龙”。据载：

理宗景定元年七月，改吴潜建昌军，寻徒潮州。潜为人豪隽，其弟兄亦无不闲丽。有馋于上者曰，外间童谣云。此语既闻，惑不可解，而用之不坚，亦以此也。⑩

这则谣言明显是有人蓄意所为的。因为龙”是古代帝王专用词汇，而飞上天能食龙”，无疑是要篡位。造谣人抓住了最高统治者的心理，欲置对手于死地，其用心何其毒也。

最后，品评政治人物的谣言。每当朝廷发生政治、军事等重大事件或变动时，往往会有针对时事或品评政治人物的谣言应运而生。鉴于寇准在澶渊之盟”中的卓越功勋，赢得欲得天下宁，莫如召寇老”；(11)范仲淹凭借其文才武略赢得民众颂扬，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12)同样，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13)的民谣，吐露了人们对心怀天下的朝廷官员的崇敬。然而，宋代政坛出现一些为时人所诟病的政治人物，缺少礼义廉耻信条，厚颜无耻地附会权贵。有谣程师孟生求速死，张安国死愿托生”(14)，刻画了程、张两位小人为巴结宰相王安石的嘴脸。如出一辙，有谣由窦尚书，屈膝执政”(15)，也是官员为迎合权臣韩侂胄奴颜婢膝的真实写照。面对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16)的卖官鬻爵的腐败风气，人们用谐音诅咒权臣恶行，大蔡小蔡，破坏天下；大惇小惇，殃及子孙”(17)，道出杀了穜蒿割了菜，喫了羔儿荷叶在”(18)的愿望。从上述可见，人们对政治人物的品评难以克制其弊端，仅在嬉笑怒骂之后，则是希冀憧憬朝政好的一面。

总之，宋代统治集团既重视民意又尊重皇权的传播体系，为政治谣言传播的活跃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土壤。在缺乏官民沟通和互动的机制下，谣言传播无疑有利于普通民众了解与其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件及国家的政情和民情。

二、传播的政治禁区

某种程度上，谣言传播有利于赵宋统治集团释放政治压力，缓解社会变动带来的压力。就统治者看来，这个缓冲区一旦被谣言冲垮，其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因如此，赵宋统治集团时常设置谣言传播的政治禁区，防控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以保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正常运行。

其一，禁止传播皇室内幕形式的谣言。在帝制时代，人们谈论皇室内幕的话题往往借助谣言带到公共场合中。当然，那些制造皇室内幕谣言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了解统治集团内幕的人士。他们为了揭露真相或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选择不宜暴露身份的民间语言，打着上天旨意的旗号，制作了传布甚广的谣言。于是，宋廷不得不禁止这种破坏力巨大的谣言传播。靖康之变后，宋宗室多数人被金兵掳掠到北方，朝廷出现了权力真空。有人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蠢蠢欲动。绍兴二年十月，夔州人李勃伪称皇弟徐王，宋高宗委大理寺查实将其斩首。左从事郎田如鳌上疏说，恐奸雄假‘尺布斗粟之谣’以为啸聚之衅，乞以其狱布天下”(19)。‘尺布斗粟之谣’指汉代刘氏兄弟为了皇位而相互残杀，后来专指兄弟不和的意思，此处寓意宋高宗与皇弟徐王不和问题。这个奏章很快得到批准。宁宗嘉定三年(1210)，临安城里流传一则民谣：东君去后花无主”。不久，这则民谣亦被朝廷禁止传唱。几年后，太子赵询亮病逝。实际上，关于皇室内幕谣言往往带有预见性目的，旨在阐释一种政治权力与社会舆情交汇性的传播。

其二，禁止传播朝政机密信息的谣言。宋廷虽然不以言论杀文人士大夫被世人所著称，但是关乎朝政机密事宜，却禁止其造谣传播。徽宗大观三年(1109)四月二十二日，臣僚言：访闻近因上殿论事，而好事之人因缘传会，造为语言，事出不根，喧播中外，动摇上下，因以胁持言语，显其震怒，亦恐奸人伺间肆为异谋，浸淫成风，为患不细。伏望特降睿旨，令开封府出榜禁绝施行。奉诏仰开封府严行禁止，仍令刑部立法闻奏。其后刑部修立到条目，臣僚上殿论事而因缘传会与造语言，喧播中外，动摇上下者，以违制论。从之。”(20)可见，最高统治集团与其说担心朝政信息泄露而影响国家安全，不如说谣言传播的危害性让其始终恐惧。

其三，禁止传播谋反谣言。历代谋反者为了调动最大化的社会情绪，往往通过制造某些神化自己的谣言，以便形成一股合法化的舆论气势。所以，宋代统治者为维持政权稳定，均会想方设法将异端思想及领袖扼杀在摇篮中。真宗咸平四年十二月二日，下诏：昨益、利、彭州戍兵谋乱，自贻刑宪，来就诛锄。眷彼黎甿，或多反侧，用宽诖误，式广好生。宜令逐州除逃亡徒党见擒捕外，其余一切不问。及以西蜀自王均叛乱之后，人心未宁，亦有小民潜相诳惑。宜令长吏严切警察，如有讹言动众、情理切害者，斩讫以闻。”(21)类似的情况，孝宗淳熙间，淮西地区民众不但竞相歌唱一则汪秀才所作曲曰：骑驴渡江，过江不得。”(22)而且配以舞蹈相伴。后来，舒城狂生汪格图谋不轨，州兵将其捉住。然而他的儿子拒捕，并聚集数千恶少叛乱，声言渡江。朝廷平息这件事后，诛杀了汪格。

其四，禁止传播灾异谣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有关地震、火灾、水灾、旱灾等现象的谣言传播，造成了民众携妻挈子、四处逃奔等非理性行为，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令宋廷恐惧不止这些，某些灾异性谣言往往被有些组织用来聚众谋反。真宗天禧二年五月，西京讹言传播有一物如同乌帽，夜间飞入人家，又变为犬狼状。百姓多恐骇，每晚重闭深处，至持兵器驱逐者。六月乙巳，谣言传及京师，说能食人。里巷聚族环坐，叫噪达曙，军营中尤甚，而实无状，意其妖人所为。朝廷下诏严捕，抓得数辈，经过审讯之，均不是传播者。可见，在传播过程中，谣言不断变化，从物如乌帽到变成犬狼状，甚至能食人。而从传播范围看，谣言由民间转向军营，其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如若宋廷不及时制止谣言传播，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动乱的导火索。类似情况，如高宗绍兴元年十二月诏立赏钱千缗，有妄言火灾者，许人告捕从军法。时都人讹言，太史局奏是月望复有火灾，故禁之。”(23)

其五，禁止传播军事谣言。宋代民族、社会危机深重，每当战乱发生，人们就陷入生活混乱之中，心理感受强度降低。每每出现与军事信息相关的谣言传播，就会给人们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和民众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宋廷对此防患于未然，往往采取奖赏募告者来切断传播源头，维护政治稳定。仁宗宝元二年四月，知河南府宋绶言：‘府界民间讹言有寇兵大至，老幼皆奔走入城郭。又乡民多为白衣会以惑众。请立赏募告者。’从之。”(24)钦宗靖康元年四月下诏有告奸人妄言金人复至以恐动居民者，赏之。”(25)

三、防控政治风险的辟谣机制

众所周知，在交通、通讯等手段相对落后的宋代，谣言传播速度、规模远非现代社会相比，但传播威力更大。正因如此，宋廷千方百计地制止谣言，仅靠设置谣言禁区是远不够的，故而宋廷建立了一套预警、预案制度，有效地处理那些偶然和新型因素，择其要者言之。

首先，宋廷有选择性地公开政治信息。宋廷通过邸报或进奏院报等媒介有选择公布朝廷内外信息，避免官员被谣言所俘虏，化解不利于专制中央集权的传播因素。朝廷对此公开有关皇室信息，既能消弭皇室内部的谣言，避免政治动荡，又可以树立皇权威望。仁宗嘉祐元年二月，宋祁说：今年八日得进奏院状报，圣体康复，已于二月二十二日御延和殿，亲见群臣者”(26)。同样，为了避免引起政治动荡，朝廷选择性传递皇帝信息及任命官员的信息。如宋祁说，在嘉州阅读邸报，知道张叔文由御史台主簿改著作佐郎(27)。如若朝廷不及时公开相关灾异信息，就有可能造成人们恐慌，使得地方官员难以控制局势。哲宗元佑五年(1090)六月九日，知杭州苏轼上奏，臣近者伏睹邸报，以诸路旱灾。”(28)当然，宋廷无论是出于国家安全还是稳定人们信心的需要，与军事相关信息必须有选择地公开。陆佃说：伏睹进奏院报，泾原路卷二城西安州毕功者……寰宇称庆”；又，伏睹进奏院报，收复青唐故地者”(29)，两则消息均传播了神宗时期与西夏作战取得胜利的信息。宋廷有选择地公开政治信息，减弱了谣言对统治的危害力度。如奸臣蔡京在谢表中提到宋徽宗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而臣僚阿顺，莫敢言”(30)。不管徽宗如何宠幸蔡京，至少在信息传递方面进行了一定公开，减弱谣言的危害力。

其次，宋廷派出皇城司等侦缉机构搜集与谣言相关信息，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宋太祖篡周后，习惯于以亲校史珪等人伺察朝廷内外风言风语的事情，逐渐成为他处理各类传言讯息的方式。伴随着政权稳定，皇城司承担了这一任务，伺察京城内外各类传言讯息。仁宗康定五年五月七日，皇城司言：访闻在京诸色军人百姓等，讹言云道：‘四月不戴皂角牙，直到五月脚?{沙。’恐是不祥之言，乞行禁止。诏开封府严切禁止，如敢狂言，依法施行”(31)。如果说皇城司伺察开封府周边地区人们的传播谣言，那么地方谣言的防控则落在当地官员身上，如若出现差错也会被连坐的。徽宗大观四年六月七日，上批：访闻近?日有诸色人撰造浮言，诳惑群听，乱有传播，赐予差除，以少为多、将无作有之类，可严行禁止。仍于御前降到捉贼赏钱内支一千贯文，开封府门外堆垜，召人告捕。如捉获虚造无根言语情重人，即支充赏钱(32)。针对这些造谣者，宋廷构筑了严密伺察体系，将中央到地方官员均纳入其中，同时鼓励民众相互检举造谣者。

最后，宋廷尊重社会风俗，顺势疏导谣言传播的危害。为了扭转不利的舆论，宋朝统治者往往亲自策划、制造谣言，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同时，大臣也利用谣言对统治者表达警告和不满。诚如包拯说：王者当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候星辰躔次，揆山川变动，参人民谣俗，以考休咎。若见灾异，则退而责躬，恐惧修德以应之，有不可救者，则蓄储备以待之，故宗社享无疆之福，伏望陛下省灾异之来，验休祥之”(33)。嘉祐七年七月，右正言王陶上疏云：数岁以来，灾异频数，不可胜纪。今春徐、陈、许、蔡迨京畿之民，讹言相传，掘土而食。……天地人事，皆见变异，其占为兵凶，为人心不安，为甚可惧”(34)。再如，光宗绍熙二年，蔡戡奏称：自今夏以来，灾异屡见，星变、地震、山摧川竭，黒子贯日，赤氛亘天，上天之所示戒者，不一而足。近则都邑，远则畿甸，闾阎无知之人，兴讹造讪，公肆谤讟，幸灾乐祸，倡言变乱，无所忌惮。人情讻讻，朝不谋夕，其势甚危”(35)。面对这种情况，统治者往往顺势疏导谣言，一边调整政策缓解民怨，一边找出替罪羊平息谣言。绍兴三年，浙右地震地生白毛，韧不可断。平江地区的童谣传播，地上白毛生，老少一齐行。”该谣意为在天灾兵祸之下，平江百姓生活困苦。于是，宋廷采取一边下诏求言，一边将宰相吕颐浩作为替罪羊罢免。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辟谣的政治体制运作方式即统治者重视民意的谣言，通过畅通的信息渠道而加以掌握并实施控制，同时依据调整自己的政策，从而使谣言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监督作用。

总而言之，宋廷长期处于垄断、审查并筛选信息传递，人们慢慢地习惯从其他渠道寻找新闻，久而久之，谣言便填补了官方留下的信息空白。宋廷防控政治风险模式是非常奇特的，它既迅速启动辟谣应急机制，利用邸报等信息渠道及时辟谣，或者及时启动预警机制，侦缉谣言传播对象，掌握信息的主动权，有效地阻断谣言传播的链条。同时，为了避免谣言禁区”成为传谣”的尴尬处境，故宋廷往往对谣言制造和传播的政治风险做出评估，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实施防控，达到维护赵宋王朝的专制统治目的。

注释：

①流言、讹言、妖言、妄言、谶谣、诗谶、民谣、童谣等，古人统称为谣谚，现代社会学则将它们归为谣言的范畴。转引李传军：《汉代的社会谣言和谣言控制》，《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73页。

②(宋)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3798页。

③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4年，4页。

④(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103页。

⑤(宋)王稱：《东都事略》卷59《范仲淹传》，齐鲁书社，1998年，469页。

⑥(宋)张知甫：《可书·富川之败蜀谚》，中华书局，2002年，433页。

⑦《宋史》卷369《曲端传》，中华书局，1985年，11493页。

⑧(清)杜文澜：《古谣谚》卷60，中华书局，1958年，711页。

⑨《宋史》卷267《赵昌言传》，9195页。

⑩《宋季三朝政要》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1)《东都事略》卷41《寇准传》，326-329页。

(12)《东都事略》卷59《范仲淹传》，467页。

(13)《容斋五笔》卷3，843页。

(14)(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6，中华书局，1989年，313页。

(15)《古谣谚》卷21，349页。

(16)(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0，中华书局，2002年，225页。

(17)《古谣谚》卷33，472页。

(18)(宋)曾敏行：《独醒杂记》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3284页。

(1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9，中华书局，1956年，1057页。

(2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四九，中华书局，1957年，6520页。

(21)《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六。

(22)《宋史》卷六六《五行志四》，01448页。

(2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0，887页。

(24)《长编》卷123，仁宗宝元二年四月乙丑附条，1985年，2902页。

(25)《宋史》卷23《钦宗本纪》，00427页。

(26)宋祁：《景文集》卷36，四库全书影印本。

(27)石介：《徂徕集》卷4，四库全书影印本。

(28)苏轼：《苏轼文集》卷31，中华书局，1986年，875页。

(29)陆佃：《陶山集》卷8，四库全书影印本。

(30)《宋史》卷352，11128页。

(31)《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七。

(32)《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二。

(33)包拯：《包拯集校注》卷三《谨天戒》，黄山书社，1999年，200页。

长城谣篇2

奇台歌谣的产生、发展与繁荣，与奇台的地理位置、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发达的农耕文化和商业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物华天宝丝绸路，人杰地灵千古城”，这是人们赞美新疆古城奇台的诗句。奇台位于新疆北疆天山东部，在历史上曾是进出新疆的门户。由这里向北与阿勒泰地区接壤相邻，向南与吐鲁番地区隔山相望，向西直通乌鲁木齐并可抵达中亚细亚至地中海岸，向东则过乌拉斯台口岸抵达蒙古国。

奇台历史悠久，考古中发现的大量文物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起这里就已形成原始村落，有人类活动。在汉代朝庭就开始派兵屯田戍边，属西域都护府管辖。清代乾隆三十八年，即1773年建县。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繁荣，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奇台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和商家云集的“旱码头”，来自陕西、山西、甘肃、宁夏、青海、河北、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的工匠、商贾、文人墨客，不断汇集奇台。“千峰骆驼走奇台，百辆大车进古城”正是奇台古城当时繁荣兴旺的真实写照。奇台当时手工作坊林立，商号林立，各种会馆先后形成，各民族人民尤其是众多汉族人民在奇台汇集，在给这里带来手工业和商业繁荣的同时，也使这里形成了发达的古城文化。

多姿多彩的奇台歌谣

独具本土特色的奇台歌谣，就是奇台汉文化中一朵奇葩。

奇台歌谣是内地诸多省区的小曲子、道情、贤孝、鼓子、小调和新疆各民族民歌、奇台土语等多种音乐文化与语言艺术相互融合的结果，它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除广泛流传于奇台地区外，还流传于新疆的哈密、巴里坤、阜康、呼图壁、吉木萨尔等地。

奇台歌谣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完整性、即兴性和群众性特征。它涵盖了汉民族在奇台地区所流传的各类民间口头文化、音乐等，但同时又将鼓乐、方言、乐器、演唱与演奏技巧融于一炉。曲目大部分都相对完整，音乐调式、旋律、节奏都有自己的规律，方言中的语法、句子问的韵律都有固定的章法。它是原生态的艺术，以口传心授为主，大部分作品都是不加雕琢的即兴创作而成。奇台歌谣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强大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在民间社火、庙会、婚嫁、祝寿、酬神、自娱等活动中，均要演唱奇台歌谣，奇台歌谣曾是人民群众历史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奇台歌谣的取材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劳动、市政、民俗、爱情、传说等八个方面。歌以咏志，奇台歌谣源于生活，同时也是人民群众表达自己真情实感的艺术创作，是用独特形式反映人民群众生活习俗和精神风貌的“百科全书”，是人民群众共同智慧的结晶。历史上奇台是一个商贾云集之地，南来北往的货物都是用驼队来运输的，驼户们常年在外奔波，歌谣《驼户的日月难》正是反映驼户们艰辛生活的代表之作，歌中唱道：“驼户的日月难／自造吃来自造穿／挨饿受；东鞋跑烂／还得自己连／头发千条线／自己梳来自己辫／毛盖子锈成毡／熬不过春月天／遍地青绿惹人烦／抬头见哀雁／两眼泪不干／……”

而《下三屯》则反映的是一个货郎的亲身经历，用的全是本地方言，语言幽默滑稽，音调自然流畅，通俗易懂，乡土气息很浓，具有鲜明的奇台地方特色。歌词是这样的：“来到下三屯／走过了千家门／有一个小媳妇本姓刘，她的男人就叫龚德明／过了杨坝桥／俺把货口鼓儿摇／龚德明的婆娘把手挠／媳妇生的干／脚手又利练／小金莲不大三寸三／她也是青春美少年／……”

奇台歌谣的唱词、段子以当地流行的方言、俗语、杂话和韵语构成，是一种以口头方式传唱的韵文，是流传在百姓中的口头艺术。它以短小和抒情见长，句子结构形式多样，大多数采用长短句结合的形式，长短搭配，抑扬顿挫，前后押韵，加之本土俚语，参差之美、幽默诙谐与智慧自在其中。

奇台歌谣的表演形式多种多样，不仅可以吟诵，还可以歌唱。根据曲目段子的不同需要可以采用独唱、弹唱、对唱、齐唱、坐唱、说唱、走唱等形式。演唱时往往有乐器伴奏，一般使用二胡、三弦、板胡、扬琴等丝弦乐器和瓦子、甩子等打击乐器。

奇台歌谣以汉族农耕生活为基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新疆本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衍变、发展的结果，是新疆汉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的萌生、发展和最终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各族人民长期生活、劳动的历史反映。奇台歌谣中保存下来的大量故事、方言、谚语、传说、神话、俗语等，对我们今天研究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音乐学、历史学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是不可替代的语言艺术瑰宝，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我们需要传承下去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现代强势文化的进入，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和各类流行文化的风靡，原生态的奇台歌谣受到巨大冲击。年青人文化价值取向的转变，使欣赏、传承、创作奇台歌谣的人越来越少。奇台歌谣中的很多歌种、乐种、方言、杂话、韵文段子和传承曲目已处于失传的濒危境地。

奇台歌谣的现状引起了奇台县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不使奇台歌谣失传，自1990年以来，奇台县投入大量资金和抽调大量人力，对奇台歌谣全面开展了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目前已搜集整理出奇台歌谣300多首。然而，面对曾流传的数千首奇台歌谣，这还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还有更多、更艰巨的工作要做。

长城谣篇3

再强大的镇制力量要想消灭鬼话几乎总是徒劳无益！秦朝强大无比，把天下的兵器都敛在一起，熔化后铸成金人铜像；法律也严苛无比，一帮戍卒如果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就要统统被斩首。但是，一句鬼话就给这个强大帝国下了病危通知，接下来便是死亡。

野狐叫声里的虚弱帝国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七月，朝廷命令九百名贫苦百姓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集结，去帝国东北部地区渔阳（今北京密云）边境卫戍。阳城（今河南登封）人陈胜、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吴广在被征发的人当中，两人素怀雄心，不愿生活在残暴的奴役之下。这次远戍渔阳，两个被选为屯长，负责集结与途中事务处理。正值秋天，是多雨的季节。也是暴秦该亡，大雨冲毁了道路，也改变了戍卒们的命运。两人私下一核计：“造反吧！这么大的雨，道路冲毁了，按期不达就被处斩；造反大不了也是个死，一样的死为什么不干大事呢？”

陈胜对吴广说：咱们就借扶苏与项燕的名义吧。扶苏与项燕早已作鬼了。一个是秦始皇的大儿子，因不满始皇暴政，遭贬黜，领兵在外；始皇一死，胡亥矫诏逼他自杀了。项燕是楚国名将，特别爱护士卒，深得人心。陈胜因有政治雄心，比平常百姓关心时政，他知道扶苏自杀、项燕已死，而平常百姓却不知道扶苏自杀的事情，也更不关心项燕是死了还是在楚被秦灭后逃亡了。

第一步，让鬼说话：用扶苏的正统性来打击胡亥继位的非法性，用项燕仁爱的资源来动员底层。两个本不相干的死人，被两位素怀雄心的底层人士给盗版了。

第二步，要把鬼话做得有声有色。给二人算卦的人知道他们的打算，也顺情说好话：“你们的事能成，但该问问鬼才好。”其实，这是一个暗示。陈吴二人便喜不自胜地问起鬼来。问鬼之后，付诸实践：用朱砂在布帛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塞进别人捕的鱼的肚子中。买鱼吃的人见到了布帛，大为奇怪。吴广趁夜色到树林里的小庙中点上鬼火，学着狐狸的叫声，间或喊一声“大楚兴，陈胜王”。屯集在一起的戍卒惊恐不已，加上日间从鱼腹中得到的有字帛书，便产生了群体效应，大家纷纷议论。吴广故意用刺激性语言挑衅押送他们的军官，说：“不行，跑了算啦！”岂知军官也心里有火，押送人员误了期也要受处分。借着酒劲，他用竹板子打吴广，吴广平时里特别爱护照顾大伙儿，大伙对军官的行为看不惯了。军官一看阵势不对，要拔剑，吴广上去抢过剑来，把军官杀了。陈胜也在同一时机杀了另一名军官。

鬼话转变成了现实的动员令，陈胜对大伙儿说：“现在是按期到不了啦，误期了，死路一条。就算到了不杀咱，戍卒的日子也不好过，十个有六七个要死。反了吧！闹它个大名鼎鼎！！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我们拼死一决，也会成为王侯将相的！！”

大家一致同意：造反。

天下人受压抑已久，有陈吴这么一带头儿，野心家们遍地野草般地出现了。这场造反结束了残暴且强大的秦朝的国运，让一个乡间无赖踏进了长安、坐上了皇帝宝座。巨大的反差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刺激：一个无赖尚能借机成为皇帝，那手握重兵或财产丰厚的人看准时机不也一样吗？

陈吴二人的鬼话打破了一个天命的神话，从此以后，中国人从本质再也不相信什么“天授”了。比方说，五代的野心家们从来就不讲什么天命，只讲究实力，于是，丛林规则起作用的一场场政治资源争夺战，几乎每个重要环节上都一样。

从陈胜吴广之后，“让鬼说话”也成了野心家们的共同认知模式，不过是鬼话的表现方式愈加精巧而已。

王莽是如何“被跳神儿”的？

王莽篡汉以后，失去了当初的无形资产，再加上执政过于理想化，屡出重大战略失误。民间不满情绪在酝酿。元凤二年（公元15年），也就是王莽称帝的第九个年头，民间突然传说：“黄龙被摔死了！”

莫名其妙。黄龙指什么？谁又看见了？据说，这个谣传是针对王莽的，因为王莽自称黄帝之后。等赤眉之乱起后，“鬼话”变得明晰了。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四月，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讨伐樊崇，十万精兵所过之处非抢即夺，政府军成了人民最痛恨的对象。那一年，关东地区（非今天的东北三省，而指陕西以东地区）由于上年发生了，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百姓明唱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从黄龙摔死到这个歌谣盛传，经过七年的发酵过程，民间在制造“鬼话”的同时，也乐意传播奇异事件，这成了对执政集团表示不满的一个手段。

王莽试图以代汉救时弊，无奈流弊源长，已经积重难返了。早在孝成帝时就发过类似黄龙摔死的谣言，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长安下了四十天大雨，京城的老百姓都谣传发大水。在奔逃中自相践踏，年老体弱的人呼天喊地，长安城中一片混乱。大将军王凤决定：让太后和皇上及后宫的人们上船以避水，百姓上城墙。左将军王商感到事情不对头，对皇上说：“自古以来，最暴虐的无道王朝也没被大水淹过城郭，今天怎么会出现大水一下子就来的事情呢？一定是有人在造谣。百姓要全登上城墙，会更加惊惧。”于是，成帝亲自下命令停止百姓登城。

王商尽管虑事周全，他的话中也表露了自己的判断：我们的王朝虽然不算最残暴，但也不算好啦！在这种不算好的状况下，大帝国慢悠悠地运转了十八年，怕灾变的心理不仅在百姓心理发酵，在皇帝心理也不断发酵。这种神经过敏的重要促成因素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教育，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写入意识形态文本后，天变就成了一种政治警告信号。

这一切的疲惫与反复给另一位野心家创造了上升的条件，王莽登台了。但很快，这个野心家不得不面对自己政策的后果，他大力推行谶纬之学，结果一首有史以来最长的谶谣针对他而来。卜者王况与另一位谋复汉室的名叫李焉的人制了一本谶书。书中说：“文帝发忿，居地下趣军。北靠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刘信，执敌拔怨，复续先古，四年当发军。江湖有盗，自称樊王，姓为刘氏，万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动秦洛阳。十一年当相攻，太白扬光，岁入东井，其号当行。”

李焉的属吏在抄写过程感到事情重大，向王莽举报，王莽急忙下令逮捕李焉。办案的官吏们甚觉奇怪，私下传看谶书，谶书的主要内容也经这次逮捕更加迅速地传播开来。随后，王莽的卫将军王涉又经手下高级谋士造出一套新的鬼话：“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王涉以此鼓动国师公刘歆夺权，不幸事泄，二人被杀。“刘氏当兴”的理念是当时百姓与相当一部分权贵的共同心理，于是，“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以及“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谣有了流行的基础。

人们，哪怕是最无权的阶层，也可以从几十年的政治变乱中总结出道理。这些道理就是打造暗器的基本材料，它经过高手加工以后，便有了无比的杀伤力。

长城谣篇4

关键词：湘西童谣；文化；亲情；民俗

中图分类号：J6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6-0157-02

一、湘西童谣的类型

湘西童谣主要活跃在天真无邪的孩童口中，但其“创作者”通常是他们的母亲、奶奶、外婆等，在儿歌的大千世界里饱含着她们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些童谣表面上看是以取乐为主，但它的主要功能是在于让儿童了解动植物知识、生活常识、戒懒戒赌等知识，让小孩子体会人伦亲情、生活艰辛和社会的道德情义。

（一）湘西儿歌按其形式可以分为一问一答式，顶真式和绕口令

1.一问一答：这种童谣就像对大千世界充满好奇的孩童要妈妈揭开答案一样，充满了童趣。例如：“什么子叫？西米子叫。西米子怎会会叫？它脚多。螃蟹脚多怎么不叫？它在水里？蛤蟆在水里它怎么不叫？它有口。……这一问一答既考验提问者的水平又考验回答者的智慧，像是一场比赛，一个追一个赶，吟唱者的思维都在迅速的运转着。儿童便从中得到了脑力锻炼，反应能力也得到提高。

2.顶真：顶真的手法无论在文学上，在音乐创作上都是民间最喜欢用的手法之一，它的特点是朗朗上口，易于记忆。例如：“八哥救牛，踩死泥鳅；泥鳅告状，告诉和尚；和尚打鼓，告诉老虎；老虎腮牙；告诉螃蟹；螃蟹游水；告诉乌龟，……。这类童谣可以很好的训练孩童的语言连贯性。

3.训练语言的绕口令：由读音相近又易混淆的字组成儿歌，可以训练儿童的发音能力。例如:“城内有个搬短板凳儿的，城外有个搬短扁担儿的。城外那个搬短扁担儿的，打城内那个搬短板凳儿的；……。

（二）结构特点

童谣的结构多种多样，不同的句式产生不同的节奏。句式和节奏的变化，主要依据不同内容而创作，常见的格式有以下几类:

1.三言句式：排排坐，吃果果，果果甜，吃黄连，黄连苦，吃鸡肚，鸡肚香，吃老姜，老姜辣，吃枇杷；……这样的三言句式利用顶真的手法像串葡萄一样，便于记忆。

2.三言七句：如：“鸡屎藤，开黄花，我娘养我送刘家。……糠也量，米也量，赖我偷米送爹娘。又如：“易禾是，天天唱，一唱唱到谷子黄。唱累了，歇一气，切切莫歇树枝上。这类童谣在颇有节奏感，读起来趣味十足。

五言句式：“龙灯口喳喳，进屋讨粑粑。粑粑还没熟，进屋讨蜡烛。蜡烛还没买，恭喜老板得个崽。除了以上几个句式外，还有四言，七言，以及其他杂言句式。

二、湘西童谣的文化解读

（一）湘西童谣与竹枝词

竹枝词，发源于古代巴族地域即今天的武陵山地区的长江三峡。沅水、酉水、清江及乌江流域的中下游一带。湘西便是竹枝词发展最繁盛之地。竹枝词在朗读上易学、易懂、易写、易流传。从文学手法上则不拘格律，束缚较少，广为记事，因此成为创作童谣最好的格式。岑参曾在《赴犍为经龙阁道》云：“骤雨暗溪谷，归云网松萝，屡闻羌儿笛，厌听巴童歌”。其诗句工整，句句对仗，以“羌笛”对“巴童歌”。与岑参同时代诗人常建在《空灵山应叟》诗中，也记录了“牧童唱巴哥，野老亦献嘲，泊舟问溪口，言语皆哑咬”，说明当时的孩童们全是用巴语唱的童谣。竹枝词写的童谣其内容广泛，知识趣味性较强，它音韵铿锵，朗朗上口。如：

大月亮，小月亮，

哥哥起来做木匠，

嫂嫂起来打鞋底，

婆婆起来蒸糯米，

公公起来吃现的。

（二）湘西童谣中的湘西文化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的湘西文化，也就是对湘西地区各民族所创造的所有文化的一种称谓，它包括湘西各族人民的各种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即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思维方式等，是以湘西为主的区域文化。从湘西童谣中所反映的也反映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就是湘西文化中的一个部分。

反映湘西精神文化方面的主要是湘西人的不拘礼节，直来直往的豪爽性格。这些童谣都是运用平日里说话的语气，诙谐有趣的童谣既开发了孩子的智力，又有利于培养发展孩子的想象力，具有亲切和生动的教化作用，成为湘西儿歌的独特文化现象。如《张老三，不在行》

张老三，不在行，屙屎屙到大路旁。

他妈把知是豆酱，炒到锅里有屎香。

吃的不快活，跑到茅屋里翻大肠。

翻又翻不掉，屙了一裤裆。

（不在行：不听话的意思）

这首歌主要是教导小孩子要有礼有节，其中的话语幽默风趣，虽然有失文雅，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湘西人质朴坦率的一面，再如这首《吐口水》：

吐口水，生百病，

你死了，我还在。

揩屎棍棍抬你，鸡蛋壳壳埋你，

蛤蟆做道士，蚂蚁做孝子。

这首歌表现了湘西地区的禁忌和仪式方面的内容。湘西人认为口水是非常有效地药，在湘西，有时会被一些蚂蚁叮咬、毛毛虫刺激而身上出现红肿的包块，长辈们一般就用口水涂抹。因此长辈们常常教导孩童不要乱吐口水，吐口水会生病。湘西人的诙谐的精神与深刻的教训都凝练进了这两首短短的童谣之中，湘西的孩童也从这些故事里看到了许多生活的缩影，学会了许多生活的经验。

长城谣篇5

2015年开始，新《机动车驾驶证使用规定》开始执行

真相：目前，我国关于机动车驾驶证使用方面的规定，只有公安部颁布的部门规章《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123号令），且在2013年1月1日就开始实施了，直到现在依然在执行。现行法律法规中，根本不存在《机动车驾驶证使用规定》这项规定。

谣言二：

闯红灯，头次罚款100元记6分，再次吊销驾照

真相：“123号令”中规定，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一次记6分。至于罚款，各省都有不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处罚幅度为20元以上200元以下。经济较发达地区大多是上限处罚，而一些偏远省份执行的罚款标准较低，但计分标准是全国统一。闯红灯两次，现场查处后要被记12分，按照规定是要重新去车管所参加理论学习，并非是吊销驾照。

谣言三：

不系安全带，罚款100元记3分

真相：“123号令”中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系安全带的，一次性记2分。城市快车道主要指的是，快速内环路、高架、隧道等少交通信号灯的道路。至于罚款标准，同样是各地不同。

谣言四：

酒驾记12分，5年内不得再考取驾照

真相：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饮酒后驾驶，这种情况记12分，处暂扣6个月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另一种是醉酒驾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谣言五：

副驾驶乘客不满14周岁记6分，罚300元

真相：现行的交通管理法律法规中并没有这一规定。但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家长抱着孩子坐副驾驶位，只要速度略快，碰撞发生后，大人根本抱不住孩子。因此，为了儿童交通安全，在儿童乘坐汽车时应该配备儿童安全座椅并让小孩坐在后排座位。

谣言六：

超速驾驶，记6分

真相：“123号令”规定，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或者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以及驾驶其他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一次性记12分。另根据超速情形还有一次性记6分、一次性记3分两种处罚。

谣言七：

故意遮挡号牌记12分，顶额处罚

真相：根据“123号令”，故意遮挡、污损、不按规定悬挂号牌的，一律记12分，“123号令”中没有涉及到罚款的具体数额。

谣言八：

行驶途中拨打手机，罚款100元记3分

真相：“123号令”中规定，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的，一次记两分。关于罚款方面，各地会有不同。

谣言九：

长城谣篇6

古堡，作为古代一种抵御外来侵略的防御工事，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承载着独特的人文内涵。早在周代，周人为防御外来入侵，就建有连接城墙和城垛的烽火台，这大概是我国最古的城堡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抵御塞外来侵，修筑了万里长城，寄寓了一个帝王千秋万世永保江山的梦想，这是我国最宏大的“古堡”了。到了汉代，西北地区为了防御胡人入侵，朝廷下令修筑“连城堡”。南宋时期为抵御金人入侵，西北一带修筑了大量土堡。但是，无论秦始皇的万里长城，还是老百姓的民间土堡，最终都没能抵挡住呼啸而来的奔腾战马，历史一再被马鞭改写。只有心灵的自信和精神的强大，才能抵御来自外界的任何压力。国如是，人亦然。

甘谷地处“甘陕之关锁，益梁之咽喉”。加之山皆复岭，古时又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战乱频繁，匪患不断，因而，境内多置堡、寨，操兵练马，以保安宁。甘谷堡子数量多、占地广、规模宏大、结构严整，堪称陇上一奇。据说现在甘谷境内遗留的土堡尚有200多处。其中，最古老的是汉朝时在今磐安四十铺所建的四十铺堡，最著名是在今大庄乡城子村修筑的甘谷堡，又名筚篥城。甘谷土堡多系明末清初所建，多居山尖，依势而建，或圆或方，以方居多。其堡墙一般宽6米，高10米，占地10余亩，亦有大者占地数十亩。礼辛下堡子，现内有居民30余户，至今堡墙完好。

堡子于我，既熟悉又陌生，既简单又神秘。在浅淡而平常的生命岁月里，我曾无数次地遥望过古堡，它们居于山巅，远离大路，静穆、淡定、神秘、久远，目睹过凄凄惨惨戚戚的故事，收藏过隐隐约约、扑朔迷离的传说，见证过沧海桑田、天翻地覆的变迁。每当我凭窗眺望或注目凝视时，总会无端想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诗句。古堡，它没有风的走姿，没有鸟的意象，静止是它的姿势，守望是它的宿命。然而，在那些兵荒马乱的峥嵘岁月，在那些匪乱横行的乱世年间，对于手无寸铁、老实本分的庄农人而言，堡子就成了他们安全的保证、生命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