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学科导论篇1

关键词:对外汉语学科对外汉语教学

一、“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现状

“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是1983年在为筹备成立的全国性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学术团体取名时首次提出并正式启用的。自1950年7月清华大学最早设立“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至今,全国已有近400所大学开展了对外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

早在1978年,吕必松先生就提出“应当把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来建设;1984年,朱德熙先生提出对外汉语教学“实际上是一门学问,在国外,已经变成一门学问,这需要研究”;1984年12月,教育部部长何东昌明确指出:“多年事实证明,对外汉语教学已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一)“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新型而又特殊的学科。

说它新型,是因为这门学科的名称、性质、内涵等问题,众多学者如吕必松(1999)、胡明扬(2000)、邢福义(2000)、陆俭明(2000)、赵金铭(2001)等发表的意见都不尽相同。说它特殊,是因为在全国所有的学科中,只有这门学科有部级的领导小组及专门的机构。

在讨论学科定位时,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局限性,因为它无法用来指称对海外华人的汉语教学,也无法指称在世界其它地方进行的汉语教学。在讨论学科地位时,人们又感到“对外汉语教学”似乎只落实在了“教学”二字上,而缺少理论色彩。如潘文国(2004)“‘对外汉语教学’无法进入现行的学科体系”,“把建立学科的希望转移到‘对外汉语’上”。也就是说应把学科和专业合二为一。郭熙(2004)提出采用“对外汉语学”作为学科名称。周健(2005)也提出:“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或‘对外汉语’作为学科名称是不合适的,我们建议把‘对外汉语语言学’作为本学科的正式名称。”总的来说,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作为现代汉语专业的分支;一是从现代汉语专业中分立出来,作为教育学的分支;一是作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分支。因为学科地位没有定论,学科的正式名称也就没有定论。正如鲁健骥(2000)所说,“一个学科,在发展初期,对其名称多推敲推敲,也是正常的,有利于学科的发展。”

(二)一个学科必须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对外汉语教学(虽学科的名称没有定论,但它是使用者最多、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名称)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研究目的是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客观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研究内容包括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的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有:1.对比研究。吕叔湘先生在北京语言学院做的《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学术报告,是向对外汉语教学界发出的开展不同语言间对比研究的号召。事实证明,它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成果是语言教学的有效资源,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又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了不同文化中。2.定量分析。“语言研究有一种其他任何学科所不具有的特点。语言学是一门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又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工具并以语言本身为表达方式的科学。这就给语言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宁春岩,1982)。

以往的语言研究,多使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而定性分析具有随意性,引入定量分析恰恰可以限制其主观随意性,使结论更客观、更科学。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体系是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使其达到有机统一,形成能够全面指导教学活动的理论系统。

(三)搞好学科理论建设是学科发展的核心,这是众多学者的共识。

对外汉语学科理论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讨论空间。吕必松先生在他的着作和论文中提出了搞好学科建设的理论框架,把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归结为基础理论和教学理论两个方面。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主要的热点问题有:1.国外语言教学流派介绍。对外汉语教学是世界第二语言教学体系中的一个成员,只有遵循第二语言教学规律,将自己纳入世界第二语言教学这一大的坐标系统中,才能取长补短、科学发展。早期的研究成果是《现代外语教学法》和《语言教学原理》等专着。现在设立的课程体系、分技能的课程教学模式都是它的产物。2.语言学习和习得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中,对外国人汉语学习的偏误分析和中介语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较为显着,北京语言大学还研制出了“汉语中介语语料库”。虽然此类研究几乎是跟国际同类研究同步进行的,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有限。3.汉语认知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是出成果比较多的时期。语言认知研究是当前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的一个国际潮流。语言认知研究依据信息加工理论,探索影响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因素和学习策略,对认识汉语学习规律、改进教学,有着重要作用。目前教学理论的几个热点问题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文化与文化教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期,探讨语言教学中的文化问题成为一股世界潮流。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也进行了不断探讨,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第二,汉字教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汉字教学成为了世界范围的研究热点,召开了各种研讨会,并研制了汉字教学软件。第三,多媒体和网络教学研究。这方面相关的呼吁和理论探讨虽然不少,但除建立了个别教学网站,研制出了一些课件外,实际进展非常缓慢。

二、对外汉语本科专业的现状

对外汉语专业由1985年仅局限于4所高校到现在的遍地开花,成为对高考考生有吸引力的专业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期间,不少学者对“对外汉语”这个名称提出了质疑,如吕必松、施光亨等认为“对外”是修饰“汉语教学”或“汉语教育”的,“汉语”本身没有对内、对外之分(汉语有无对内、对外之分也引起了讨论,如潘文国[2004]、周健[2005]、王路江[2003])。但“对外汉语”这一名称自从出现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里,就一直使用至今。在学者们纷纷讨论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时,对外汉语本科专业的建设也是刻不容缓的。对外汉语专业培养的是将来有可能承担对外汉语教学任务的从业人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具体的教学,或参与开发相关测试工作等。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问题,即使学科理论建设搞得再好,也无法有效地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无法搞好这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在“汉语热”席卷全球而汉语师资缺口又相当大的情况下,“对外汉语”专业无疑是个“香饽饽”。但这个“香饽饽”的就业状况却不容乐观,集中体现为就业率低和专业不对口。这种尴尬的状况,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第一,从课程设置和主干学科来看,根据200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对该专业的要求,全国普遍开设此专业的高校的课程设置大致包括以下四类:语言类、文学类、文化类和教育教学类。就语言类来说,对该专业的学生而言,汉语既是他们听、说、读、写的工具,也是他们学习、研究的对象,更是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教学目的语。汉语的学习、教学才是该专业的本体。但是,从目前各高校的课程设置比重来看,基本上是外语所占的比重多于汉语。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如果顺利出国,可能对国外环境的适应性很强,但其实际的教学能力却是令人担忧的。

汉语言文学学科导论篇2

汉语言文学应用性探究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汉语言文学的重要性汉语言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在培养我国未来创新人才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前瞻性，是一门对大学生进行高素质综合性人才的培养的应用型专业。在具体学习中，要构建相对完整的学习体系，培养自己良好的文学素养和语言使用能力。随着我国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我国传统的人文学科，不仅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与民族意识，同时还是我国传统精神文明的根本体现。而作为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在学习汉语言文学各科知识的过程中，除了体会其中的理论知识外，还应学习其中的精神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健全自己的人格体系，才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陶冶自己的道德情操。当前，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大学生在就业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用人单位的“刁难”。面对大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的过程中也逐渐趋向于复合型人才。而这些则使汉语言文学的学习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如何在汉语言文学学习中进行有效的学习，将学习理论与实践活动结合，成为我们大学生的首要难题。此外，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殊性，我们应正确看待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用价值，即它的社会效益，即要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自己良好的道德品质、爱国思想和社会公德，还要正确看待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社会价值及应用价值。

二、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性首先，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性既是美学指导，美学是理解汉语言文学的基础，也是理解世界万物的基础，只要适合美的标准的事物，其即可存在，如果不适合美的标准，其不可存在，美是维持世界存在的根本规律，也是人类心理发展的最高层次，在这个基础上来说，理解文学的前提，就是要理解美学，美学给汉语言文学提供了内在的规律，是汉语言文学存在的根本保证。所以，汉语言文学的首要运用性就是美学指导。其次，文学理解是在美学指导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一种运用性，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显现的一种运用性。美学可以解构文学作品，在解构的基础上，即可帮助我们理解文学作品，文学理解，既是理解文学作品。汉语文学专业，通过相关专业课的学习，并在美学指导的基础上，已经具备了很高层次的文学理解性。在其运用性上，不仅可以对已学过的文学作品进行理解，也可对没有学过，没有看过，甚至刚刚出版的文学作品进行理解，文学理解，是一个高的层次，不是一般没有拥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可以做到的，文学理解不同于文学阅读。文学阅读只是理解文学作品文本字面意思，对于文本反映的深层次上的含义是不能作理解的，文学理解既是要解构文本深层次上的含义，这就需要相关理论专业知识作为基础。第三，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就有写作的训练，也有相关的理论专业课，《写作学》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学者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以及格式规范，《文学概论》则为其提供了深层次上规律总结，这两门课时写作运用的基础，也是写作运用的以进行的保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写作即同于其它专业的写作要求，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写作，因其文科性质比较强，其写作追求的层面也“以文弄墨”，不过归之于个人，可能也会相应的转弱，写作的运用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身的要求，也是其专业性质的一种体现。第四，汉语言文学是一门有关语言的专业，其对语言文字的修养及其能力也是相对较高的。其对语言文字规律的总结是综合实用的，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对比较实用的部分，语言规律的运用，变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自身语言规律的运用，因为我国幅员大，语言情况比较复杂，国家规定现在官方通用的语言是：普通话，但是实行到个人，不是每个人都很好的掌握了普通话，以区域来看：南方人对f和h以及卷舌音分不清，也用不好，东三省则对卷舌敏感度不高。通过语言规律的运用，可以让所学者知道语言规律的来源以及正确状态，提高对语言的运用能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与其学科自身的特点相关联，其运用性大多是其学科的基本要求。对语言音韵的要求，对文学理解的要求，对美学的理论的理会等，都对其运用性作出了要求和指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的运用性，是其学科自身的延伸，是其理论的实际应用，其运用性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对其自身理论的掌握程度。

三、结语汉语言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代表，是我国长达5000年的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国人修养形态的客观沉淀，对国人的修养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必须重视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性，尤其在现在异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规范自己的修养，美化自己的修养，使文学和修养有机的联系起来，因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不但培养我们大学生掌握知识、分析事物和认知世界的能力，还能对我们的听、说能力进行加强，能够使我们掌握发音、变调、儿音等方面的能力，可以使我们掌握朗读的技巧和掌握不同形式的应用文的写作，为以后走向社会打下良好的语言文学基础。

参考文献：

[1]段轩如.写作学教程

[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五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汉语言文学学科导论篇3

不仅频繁出现在日常用语中，亦存在于专业领域语言中。从普通用途英语（EGP）和特殊用途英语（ESP）的角度，我们认为涉及的隐喻还可分为普通隐喻和专业领域隐喻。例如，针对英汉体育报道、英汉财经报道、英汉学术书评、英汉科技语言等领域内隐喻的对比研究，大大拓展了隐喻研究的范畴。综上分析，近年对英汉隐喻类型的对比研究仍相对缺乏。未来研究应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已有的隐喻分类和标准，同时应更多关注英汉隐喻类型的对应和不对应关系。

二、研究层面为实现特定的研究目标

跨层面多维的隐喻研究已成为必要。早期的隐喻研究主要限于词汇层面，近年越来越多的国外研究扩展到了语法、语用、语篇、非语言等不同层面[4]。国内英汉隐喻对比研究主要涉及认知层面、文化层面、词汇层面、语法层面、语篇层面，基本跟上了国外隐喻研究的步伐。客观来说，不同的研究层面本质上并无优劣之分，均有其价值所在。隐喻研究层面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具体的研究目标、研究条件、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等因素。

三、隐喻理论与英汉隐喻异同的阐释

英汉隐喻对比研究的核心任务是揭示英汉隐喻异同的规律，并对造成异同的相关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和解释。隐喻类型研究和跨层面研究为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英汉隐喻对比研究也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撑。因此，有必要理顺近年研究中隐喻理论的应用，探讨其对英汉隐喻“异”和“同”的阐释力。

（一）隐喻理论的应用和探索

近年研究对英汉隐喻异同的阐释，主要涉及现代隐喻理论、语法隐喻理论及国内学者的理论探索。1.现代隐喻学理论。具体主要有Lakoff与Johnson（1980）的概念域映射理论，Lakoff（1987）的理想化认知模型[5]，Johnson（1987）的意象图式理论[6]，Fauconnier（1994）的心理空间理论[7]，Fauconnier与Turner（1998[8]；2002[9]）的概念合成理论。概念域映射和意象图式理论是用来阐释隐喻语言的常规模式。由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是单一的，概念域映射和意象图式理论对隐喻的解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概念合成理论则从两个心理空间开始，建立跨空间映射，并借助背景框架知识、认知和文化模式、建立层创结构以实现认知运演，弥补了意象图式理论映射单一性的不足。此外，Talmy（2000）的运动事件词汇化模式理论[10]在英汉隐喻运动表达的对比研究中得到了有效的应用。2.语法隐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Halliday首次提出该理论，极大地扩展了隐喻研究的范围。他认为隐喻不仅出现在词汇层面，也发生在语法层面；当语法形式或语法范畴发生转换时，就产生了语法隐喻。1999年，Halliday和Mathiessen提出新的语法隐喻体系[11]，详细地论述了语法隐喻的本质、种类、意义等。从本研究选取的论文看，语法隐喻理论在英汉隐喻对比研究中的应用还不多。因此，从语法隐喻角度进行英汉隐喻（类型）对比研究仍有极大的拓展空间。3.英汉隐喻对比研究的理论探索——语言世界观。很多学者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认知作了对比研究，但对英汉语隐喻认知对比的哲学基础则很少被论及。陈家旭（2006）[12]认为语言世界观是英汉语隐喻认知对比的主要哲学基础：语言世界观揭示了语言的本质，反映了语言和思维的辩证关系，能从哲学的高度解释语言研究和语言学习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语言世界观的问题是由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普通语言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特提出来的。概括地讲，语言世界观的主要观点是：思维影响并决定语言；语言影响思维和思维方式，不同语言认识世界的图像和方式不同；语言世界观与语言的民族性是一致的。语言世界观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语言是各个民族的世界观，语言间的对比就意味着世界观的对比。因此，应更加注重从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角度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认知进行对比研究。第二，语言世界观不仅承认语言的共性，更强调语言的个性和民族性。由此可见，英汉语隐喻认知对比研究不仅要注重共性的对比，更要注重个性差异的对比。本研究选取的论文中，约79%采用了现代隐喻学理论，从词汇、语法、语篇、认知，文化等层面探讨了英汉隐喻的构建与作用机制，并阐释了造成异同的动因；约15%的论文采用了语法隐喻理论，主要对英汉情态隐喻、英汉语气隐喻、英汉科技语篇中的名词化隐喻，以及英汉科技语篇中的语法隐喻类型进行了对比研究；理论探索方面的论文则仅占6%，可见英汉隐喻对比研究的理论构建方面略显薄弱。

（二）英汉隐喻异同的阐释

综合上述英汉隐喻对比研究的相关理论，近年研究对英汉隐喻异同的阐释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语言方面的共性和差异，导致英汉隐喻存在“同”和“异”。例如，汉语中能够被隐喻为名词的动词总数明显低于英语，英语具有“名词优势”，而汉语有“动词中心”的特征，因而英汉学术书评中的语法隐喻存在差异。2.在文化方面，不同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大环境不同。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心理状态、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存在差异，故英汉两族人民在进行隐喻认知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例如，汉语中对情感的概念隐喻化认知深受中国古典哲学、传统文化及中医理论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汉语中独特的人类基本情感的隐喻化认知。3.人类的生理构造、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功能具有相似性，使人类在认识世界中获得类似的身体体验及物质经验。因此，不同民族会有一些相同的文化积累，从而产生共识文化，基于共识文化就产生了语言和认知上相似的隐喻。例如，许多与身体部位相关的隐喻在英汉两种语言中体现出相同的认知策略。4.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趋同倾向，势必造成更多的共识文化语义[13]。人类语言不是自我封闭的系统，而是处于开放的状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地域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交往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得以迅速发展，某种语言特有的隐喻映射会进入另一种语言，为他国人民所接受[14]。比如，中国人常说的“风水”已经融入英语词汇（fengshui）；英语中的“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superhighway）、“软着陆”（softlanding）、“牛市”（abullmarket）、“熊市”（abearmarket）、“峰会”（summitmeeting）等隐喻已经在多种语言中体现。

四、跨学科视角及研究方法

在当今跨学科研究的大趋势下，英汉隐喻对比研究还应在跨学科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寻求突破。虽然隐喻研究早已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15]，但是近年英汉隐喻对比研究基本属于语言学角度的研究，主要涉及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分支。由此可见，跨学科视角的隐喻研究仍有提升的空间，有助于扩充和完善隐喻理论，可为英汉隐喻对比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例如，对隐喻的语用特性及其翻译的研究等。

五、结语

汉语言文学学科导论篇4

关键词：多元文化背景；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策略

一、引言

当代中国大学生大多都是90后，这一代大学生出生在改革开放的辉煌年代，同时也出生在一个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年代。他们不仅学习着我国传统文化，同时也在接触并学习着西方文化和大众文化。可以说，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和发育过程中受到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大众文化的共同影响。然而由于我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以及大众文化在价值观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再加上部分国人宣扬的崇洋思想，导致很多大学生开始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价值观。其中有些大学生过分重视使用价值但却忽视了社会价值，信念不坚定，甚至出现道德价值观沦丧的情况。在这种局势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工作的开展无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在现阶段如何做好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工作，这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内容。

二、多元文化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存在着一些问题，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才制约着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下面将一一进行详细阐述。

（一）教学内容不确定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由于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导致人们在选择文化时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正因如此，才导致汉语言文化专业教学内容的不确定。在当今社会，受功利主义价值观影响，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文化也就越发达。正因如此，才使得很多大学生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后出现了崇洋的现象，他们过分推崇西方文化但却忽视了本土文化[1]。另一方面，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和现实社会的联系不多，再加上教学内容和文字相对难以理解。以上种种，都导致很多大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敬而远之。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深度和大学生接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导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的不确定性。

（二）教学资源和教学理念老旧

从古至今，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创新无处不在。正是由于创新，才有了今天发达的人类社会。21世纪是一个创新至上的世纪，各行各业都在与时俱进，教育行业也是亦然，当前很多专业授课都开始采用先进的多媒体设备来进行。然而通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过程研究可知，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资源和教学理念老旧，教师教学的重点始终还是课本的知识体系。相比之下，其它科目的教学除了教授课本上的知识外，还专门创新了教学资源和教学媒介。教学资源和教学理念的老旧导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质量和效率低下，同时也无法吸引大学生对本专业产生兴趣。正因如此，才导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成果一年不如一年。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方式比较落后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各国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当前世界范围内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科学技术和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新颖的文化观点和现象层出不穷。然而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实践过程中，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逐渐表现出与多元化文化背景的不协调，创新性和时代性也明显明显不足[3]。虽然当前大多数汉语言文学教师在课堂上都会积极引导大学生进行学习，然而他们当中少有人会重视启发并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上种种，都导致大学生综合素质难以提高，同时也无法确保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时效性。21世纪多媒体发展十分迅速，网络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大学生们也对新媒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在对大学生进行教学时，必须要切实考虑到大学生对新媒体教学的需求，然而这恰恰正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所欠缺的。由此可知，教学方式的落后也是导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发展迟缓的重要因素。

三、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现状的措施

针对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想要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现状，可以通过如下几条措施来进行。

（一）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

汉语言文学课程体系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学的课程体系可以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时效性以及服务育人的成效。在改进汉语言文学课程体系时必须要考虑到学科建设、大学生文化教育以及应用型能力培养等方面的内容，不仅要培养大学生汉语言文学理论知识，同时也要确保提高大学生的文学素养，使大学生各方面能力得到综合锻炼。大学生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社会培养所需的高素质人才，大学生在校期间所学习的理论知识，未来都必须要融入到社会实践当中，这样才可以使大学生所学转化为他们的综合能力。针对于此，在设计汉语言文学课程时必须要凸显时代特色，要将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和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内容结合在一起，一边培养大学是理论知识，另一边还要培养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逐步提高大学生应用文写作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实现大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实现大学生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与结合。

（二）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综合素质

在现代教育中，虽然教育的主体已经由教师转变为大学生，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教师是大学生学习道路上的指引者。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他们不仅要教授大学生汉语言文学知识，同时也要培养大学生公文写作能力、口语表达能力以及思辨能力等。此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还要引导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明确自身理想信念，做好自身人生职业规划，最终达到提升大学生人格品质和文化底蕴的目的。然而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当前很多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的综合素质达不到这一要求。针对于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首先要做到与时俱进，要逐步解放思想，同时改进传统老旧的教学方式。在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为大学生提供阅读书籍的建议，同时为其制定科学的学习任务和学习目标，并定期召开交流会，使师生之间得以顺利交流心得与体会，并且由教师做出最终评价。此外，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要重视对大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从而使其掌握自主学习方法，实现自我提升。

（三）大力培养大学生实践应用能力

在当前形势下，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高分数的“学霸”，他们需要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无论是社会的发展还是企业的运营都需要实践应用能力更强的大学生，表现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方面，这些企业往往更需要那些基础知识储备扎实、口才良好、文笔良好同时还具备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的高素质综合性人才。高校开设汉语言文学课程，根本目的在于让大学生学习掌握大量的汉语言文学理论知识，同时也要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和接受新知识的方法及能力[5]。也就是说，本学科的教学目的在于让大学生掌握学科专业知识的同时，可以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结合自身实际状况和自身理论水平，形成自己对于社会和世界的独特认识和见解。由此可见，在进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时不仅仅要重视对大学生专业文化知识的灌输工作，同时也要重视起大学生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工作。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可以选取创新性较强的主题，在准备充分之后，让大学生以讨论和辩论的方式进行互动，同时交流彼此之间不同的意见和见解。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定期组织演讲比赛，通过演讲比赛，一方面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另一方面还可以显著提高大学生的口才。因为在演讲过程中，大学生的实际发挥完全是由他们在日常学习中的知识积累和临场实践应用能力所决定的。通过演讲比赛，可以提高大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继而增强他们对学习汉语言文学课程的兴趣。

四、总结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方面的内容，通过本次研究可知，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过程中存在着教学内容不确定、教学资源和教学理念老旧以及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方式比较落后等问题。针对于此，本文通过分析提出了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综合素质以及大力培养大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等解决对策。未来随着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工作的不断改进与完善，相信我国汉语言文学教学事业的发展也将步入更加辉煌的明天，我国传统语言文化也将永远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秦廷健.将知识转化为能力：谈汉语言文学专业特色建设[J].青年文学家,2015(33).

[2]赵一凡.汉语言文学教育与语文教育间的关联[J].语文建设,2015(12).

[3]李人杰.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美育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4(03).

[4]王彩琴.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新探[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

[5]钟其鹏,黄宇鸿.地方本科院校专业课教学与大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以汉语言文学专业课教学为例[J].高教论坛,2010(07).

汉语言文学学科导论篇5

与实际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运用能力,提高他们运用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教改中要采取合适的教学方法,来进行理论先导的利用和先进的思维平台的构筑。

二、《现代汉语》的理论认识

从理论上来讲,《现代汉语》要想更好地完成课程改革的转型目标,就必须正确认识自我,并在能力教育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全面的认知,从而把握好理论认识上的四个重要关系。

(一)方法与知识。《现代汉语》教学方式是以知识为载体,依靠一定的科学方法,以此来加强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由于语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及被赋予的社会性,它的变动是不可避免的。现如今,汉语中传统的结构和语法已经发生了极大地改变,也从一方面反映了汉语方法的与时俱进。因而要处理好方法与知识的关系,就要努力拓展知识的涵盖面,加大对相关方法的提炼,并逐步将教学重心从知识向方法转变。

(二)理论与事实。就《现代汉语》而言,课程教改的目的是要在以扎实的语言事实为基础的情况下,以先进的理论指导课程教学,着眼于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同时对在现代汉语中出现的语言现象和规律进行探析,探求二者之间的制约因素,也是课程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保证《现代汉语》事实描写的基础上,加强对理论解释的深化,利用理论的先导,加深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

(三)教法与教材。在传统的现代汉语教学中,教学方法与相关教材往往是相脱离的。但是在教改的要求中,明确规定了二者的双向互补性。在以前的教学方法中,课本知识往往被认为是最权威的载体,缺乏系统教材,无法有效的利用理论的先导和构筑先进的思维平台,也不能很好的将知识与理论转化成技能,也就无法将具体落到实处。因此要通过老师的讲授,如通过动态介绍、案例演示等教法,在教材的基础上,将教师定位为现代汉语的研究者,由此培养学生的创新性和批判性思维,并做到最终脱离教材,达到教改的最终要求。

(四)教师与学生。《现代汉语》的课程教学模式,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按照现代汉语的教学规律,在利用理论先导的基础上,在思想上重新确立师生关系,从而实现技能和知识的有机结合,也很好的活跃了课堂气氛。

三、《现代汉语》的能力培养

《现代汉语》的能力培养是一个系统而又有层次的问题。在构筑先进的思维平台的基础上,如何落实到能力培养,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编织现代汉语的知识网络,扩大语用案例的体系。在进行《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中,要能够与时俱进,紧跟国家教改的步伐,响应国家教改的相关政策。同时在构建思维平台的基础上,以本学科的知识为基础,扩大与邻近学科之间的关系,将语法和修辞的有关内容进行有机联系,再进行横向和纵向的结合,也是重要的教学方法。与此同时,借鉴案例教学法,增加一些如社会方言、地理方言等灵活生动的例子,扩大学生的视野,加强课程的实践性、针对性,增强《现代汉语》教学的实用性。

(二)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在新时期,对我国语言文字提出的重要任务就是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这也是《现代汉语》课程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在教改时,在构建思维平台的同时,注重对普通话语音关的重视,通过利用一定理论教学和训练,进行阶段性测试,记录学生普通话存在的问题,。此外还要规范汉字的使用,在当下汉字规范化的观念已然淡薄,有的学生对汉字的概念理解也是片面的。因此在现代汉语教学中,在教学内容方面也要有所侧重,对汉字的信息处理、正确使用汉字的内容等进行深化。并对以往汉字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以语病警示系统规范对汉字的使用。

(三)挖掘语言文字的内涵,养成语文调研习惯。要深入挖掘汉语文字的文化内容,让学生从现代汉语的侧面,认识到自身语言文化的重要性。在利用理论的先导和构筑先进的思维平台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由于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汉字,是汉文化的瑰宝。因此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语言调研机制,鼓励学生对社会中语言的趋势和特征、不足进行实际调查,改变以往的封闭式教学,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感知能力和判断能力,从而弥补现实课堂的不足。

四、结论

在社会日益发展,文化日益繁荣的21世纪。《现代汉语》作为一门讲授现代汉语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传授现代汉语教学基本规律和方法的双重任务的学科,在课改下面临着极大地挑战。因此在面对新情况、新形势时,应进一步开阔视野,在利用理论的先导和构筑先进的思维平台的基础上扩大思维,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从而为国家造就一流的人才。

参考文献:

[1]邓丽华,艾红娟.浅析黄廖本《现代汉语》(增订四版)对轻声的论述[J].语文学刊:基础教育版,2010(003):18-18.

[2]荣.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普通高校《现代汉语》教学改革与思考——以襄樊学院文学院为例[J].襄樊学院学报,2011,32(9):78-81.

[3]谢春荣.分化两种能力重构教学内容——论现代汉语教学改革[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9(001):61-64.

[4]冯雪冬.黄廖本《现代汉语》(增订四版)指瑕[J].语文学刊,2010,1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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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学科导论篇6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文革”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朱德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傅懋勋、罗季光1978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期。

傅懋勣、周定一、张寿康、罗慎仪主编1984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李荣1989丁声树，方言，2期。

王均1989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1956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张伯江1992《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1981，1982，1984，1985，1986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至五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