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形成篇1

新能源革命是人类文明时代转型的革命

在当今世界，研究中国的转型必须关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革命是我们认识未来世界发展大势最具有时代标志性大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与历次危机本质性的不同是，在此之前的历次经济危机都属于工业经济时代危机，而2008金融危机所催化出的新能源革命，则是标志着工业经济时代终结，超越工业文明的新经济时代的开启。之所以将目前兴起的新能源革命界定为使当代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判断。

第一，新能源革命是携带着新基因的新模式经济的革命。我们之所以将新能源革命称之为继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新经济形态转型的革命，用现代生物学理论看，是因为新能源就像一颗正在发育中新种子，它携带着新经济模式和新文明模式的全部基因。

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理论框架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逻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形成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决定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如果将这个理论分析逻辑深入下去，则会发现，决定人类采取什么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最初始的原因，来自满足人类生产与生活需要的自然资源类型。从这个角度看，不同类型的资源，就像不同的种子一样，携带不同经济形态的基因信息。不同类型的资源构成不同经济形态演化的逻辑起点。

中国是古代农业文明发展时间最长、最成熟的国家。为什么中国古代自然观是天人统一的和谐观，这并不是中国古人的思维偏好，而是由满足农业生产的资源形态决定的。因为满足农业生产的能源来自太阳能和土地资源。由天时与地力构成的自然力远大于人力，所以形成了古代特有的在崇天、敬地的基础上的天人统一自然观。同时也在天控制人的逻辑框架内，形成了君权神授（神就是天）的古代集权制政治体制。中国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中心，中国的古代文化与科技，都是在如何认识天时、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资源的框架内形成的。作为中国古代文化起点的周易与太极理论，都是与天时有关的宏观宇宙感悟的智慧表达。为什么古代农业社会是乡村为主体的文明社会，同样也是适应利用分散的土地资源和太阳资源而形成的。

同样的道理，近代起始于西方的工业文明，之所以形成与古代农业文明不同模式，是由喂养工业经济的资源形态决定的。不可再生的矿产、煤炭、石油资源等是构成近代以来工业经济的逻辑起点。工业经济是对化石能源的利用，是在原子世界中找到了为人类所利用的电的能量，发现了信息原理，找到了满足人造物的化学元素。为研究原子世界的规律，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最基本三大学科：物理学、化学与数学。在人与原子构成的世界中，人与自然关系表现为人与可控制的微观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人力远大于自然力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特有的人为自然立法、天人对立的自然观。由于不可再生的化合物能源，是只有在集中与分工中，才能形成规模收益，由此决定了城市成为工业经济的载体和生活方式。

按照这个逻辑，目前从不可再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换的新能源革命，应当是引发经济形态、文明形态转型的革命。围绕新能源开发和利用，需要新知识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由于古代农业文明建立在太阳能源的基础上，所以，目前对以太阳能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开发，标志着当代人类面临着从原子世界向太阳世界的回归、从化合物世界向生命世界的回归。这种螺旋式回归，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新价值，必须重新思考古代农村和工业时代的新发展等。

第二，自然资本经济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财富经济，这标志着新能源经济已经是从母体中诞生的新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催化下诞生的新经济，不仅是携带着新基因的经济，而且是一个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财富经济。工业经济的财富来自人造资本，而以新能源为核心的生态经济财富将来自自然资本。来自自然资本的新财富经济与工业经济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工业经济时代人造资本增值过程，是造成环境污染、导致负财富效应的过程，而正在兴起的自然资本财富，是同时满足经济收益和环境收益的财富。

第三，新能源经济是一种已经形成内生动力的新市场经济。判断正在兴起的新能源经济是否能够快速成为支撑生态文明的新经济，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驱动新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否形成。而判断新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是内生，还是外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驱动新经济的动力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2008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经济与在此之前的经济形态相比，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新能源投资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但各国政府从来没有把发展新能源经济当做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产业经济来对待，而把它看成一种不得已而为的公共投资。为什么在奥巴马上台之前，美国政府拒绝在《京都协议书》上签字，而奥巴马一上台，摇身一变，却大张旗鼓地关心环境和低碳经济发展，这并不是奥巴马比小布什更偏好国际公益事业，而是奥巴马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因为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作用下，新能源经济从长期以来的财富扣除效应的公共经济，变成可以被市场接受的能够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极的新产业经济。

综上所述，在金融危机催化下诞生新能源革命，不仅是携带着新基因的新模式经济，而且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具有自我内在驱动力的新财富经济。既然新经济革命是超出工业经济形态的新经济生态革命，那么在新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文明形态，也是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就是党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

世界经济的形成篇2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合作;科学技术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他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经济合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经济合作日益成为各国之间经济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国际经济合作的内容不断丰富,方式越来越灵活多样,有力的促进了参与合作国家国民经济的增长和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合作日益受到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普遍重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经济合作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国际经济合作的概念

国际经济合作是指国际间不同经济行为主体(不同国家政府、国际经济组织和超越国家界限的自然人与法人)为了实现生产要素的转移与重新组合配置而进行的较长期的经济协作活动。国际经济合作是超越于国家或地区界限的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所形成的一种较长期的国际经济协作活动。是一种以生产领域为主的综合性的国际经济关系。国家间的经济政策协调也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

二、二十一世纪国际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原因

(一)国际经济活动物质内容的巨大变化是战后国际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

战后国际经济活动物质内容的巨大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的剧烈变动上。从初期产品向工业制成品,从初级工业制成品向高级工业制成品的发展,构成了战后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国际经济活动物质内容的巨大变化还突出的表现在战后世界技术贸易的迅速发展。在当今,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各国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和交往更加密切。各国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在商业的基础上,便形成为国际间的技术贸易。

(二)国家间的协调行动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国家间在政策方面进行协调,发展区域合作和跨区域合作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特征之一。国家间在经济上的协调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间的协调,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区域性经济组织以及世界范围所进行的协调等多种形式。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是典型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间的经济协调。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是发展中国家协调自己立场的全球性机构。欧洲经济共同体是最有影响的区域性经济组织。联合国经济特别会议在协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加强南北合作方而也做出了贡献。总之,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在各类经济组织和机构的协调下,世界经济呈现出国际合作的趋势。

(三)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大规模开展提供了条件。

生产要素赖以流动的重要条件是高效率、低成本的通讯、运输等设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计算机、通信等信息技术领域的革命性突破,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组合与配置铺平了道路。在这些新科技的支持下,国际经济合作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即通过先进的信息网络进行国际信息合作来实现,借助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跨国公司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

三、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经济的合作特点

(一)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宽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社会生产力得以迅速高涨,国际分工进一步向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致使生产国际化也不断向各个领域延伸。国际经济合作在劳务合作领域、设备流通领域、资本流通领域、技术贸易领域、科技开发项目等领域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二)国际财政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从未来发展来看,财政一体化将是更深层次的财政合作形式。国家的支配性地位决定了财政的完整性,各种不同的适应各国国情的财政制度将共同处于经济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在这种财政合作形式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目标的制定和手段的管理,都是由财政一体化所形成的财政共同体当局的事务,并要求各成员国财政统一制度。

(三)国际金融合作逐步加强

如前所述,,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意味着一国的行动和政策会影响另一国的经济成就;同样,一国的金融政策和金融行为也会对另一国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各国都面对着一些共同的世界性重大难题,这些难题困扰着世界经济,威胁着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发展,所以各国如何稳定金融,建立良好的国际货币秩序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四)区域经济合作向全球经济合作推进

在二十一世纪,各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除了进行自身的深化和扩展外,还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交叉和融合:欧盟和“美洲自由贸易区”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本身就包含着美洲和东亚两大经济区的经济合作,而“亚欧会议”的定期举行,将有可能促使欧盟和东亚的经济合作组织在二十一世纪的交叉融合。纵横捭阖将会把全球经济合作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五)合作的形式出现多样化趋势

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在二十一世纪将结出丰硕的果实,并将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新科技革命的主导技术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宇航工程、海洋工程等,其特点是向更广阔的宏观领域和更细致的微观领域两个方向发展。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深远影响,国际合作的科技含量显著提高。国际信息合作异军突起,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网络和电子商务日益成为国际合作的新的重要形式,它们将不断向传统的合作形式渗透,对传统的合作形式加以改造。在跨国公司之间,跨国战略联盟正日益成为全球合作的重要形式;在资本移动领域,机构投资之间的合作也日益成为重要特征;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上升为国际金融合作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世纪已经来临,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国际合作,每一个国家要投身于这一趋势中去,在合作中共同发展,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宗豪.二十一世纪:国际经济合作的世纪[J].经济体制改革,1999.4

[2]王尧西.国际经济合作[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3]王世俊,李俊.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合作[J].国际经济合作.1999.6

[4]王世俊.21世纪的国际经济合作[J].南亚研究季刊,1997.4

[5]王勇.谈未来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格局[J].河南金融国立干部学院学报,1999.2

世界经济的形成篇3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所以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元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系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1],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间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的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21世纪挺进,自然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给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在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2-P279]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3-P24-P25]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完成

人们往往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于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上,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何况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相对来说需要较长的转换时间。

在这一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任务是保证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路径和机制确保向多极格局过渡的和平实现。核威慑下的格局转换具有冷和平的起点,仅仅有这一点是非常不够的。格局和平转移的热和平方式是目前学者们十分关注的。

热和平转移方式,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和平方式,应综合考虑国力、制度和认同三大因素在影响格局转移中的作用。格局转移是国力竞争、制度竞争、认同竞争的综合竞争的过程。

综合国力竞争是最古老的竞争,也是基础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决定了全球层次上的结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西方大国的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权力竞争、霸权争夺,没有对权力的追求就没有对权力结构的争夺,也就无所谓格局转移过程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了。如果过于专注于这种权力竞争,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很大。应当使这种恶性竞争回归到正常竞争,即相互攀比、相互争胜、相互追赶、相互超越,抑制其转化为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从目前的综合国力竞争态势来看,一方面竞争正在加速向经济与高科技转移。全方位的经济、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建立以高科技为龙头、经济力为基础、政治与外交为保障、军事力为后盾、政府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大国综合国力发展有趋于均衡化的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国力竞争重点的转移,以及大国国力的均衡化,有利于格局的和平转换。此外,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兴起的大国,也打破了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她并不扮演以追逐霸权为目标的挑战国的角色,而是以和平手段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如果我们很明智地把注意力引向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那么这两种竞争和磨合会大大削弱大国对国力竞争的过度关注,它们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减少对立大国间的威胁意识。换言之,制度和认同在软化安全竞争方面举足轻重。因此,解释世界格局和平过渡问题,就必须研究在何种条件下对立大国能够相互间建立起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形象、共识与信任,从而有利于共筑彼此间可以接受的世界秩序与制度的问题。

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导致世界格局和平转移。

第一,对立大国经过长期的战略克制和相互调整,最终将对方视为具有良好形象的国家,这个互构过程的主要目的是双方不再把对方视为威胁。因此,国家特征的观念转化与认同,是世界格局和平转移的中心环节。促使两者形成相互间的良好形象的办法有三个方面:一是存在着全局或局部的多种共同外部威胁;二是从战略高度出发,不断开发出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三是求同存异,对歧见进行开诚布公的机制性磋商,克制、大度和不强加于人,这大大有助于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良好形象。

第二,大国尤其是对立大国成功地就国际新秩序基本达成一致,使之与新的多极化的国际形势相适应。这对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极为重要。和平转移不仅仅取决于出现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更取决于这个秩序形成与维持的民主方式。如果秩序是一方强加于人的,它就不能长久。真正的和平转移须是各方合作和满意的结果,而不是相互威慑和威胁的结果。最关键的是美国明智地承认其霸权的终结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与其他大国就多极化达成共识,放弃对国际空间的垄断,代之以共享,并就国际秩序和安全管理的规则制定取得一致:如在何种情势下、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国际干预特别是使用武力是合理且合法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如何规范等。

第三,必须使达成的世界秩序合法化。合法性也是世界格局真正和平转移与否的重要因素。秩序来自对行为规范和治理制度达成的一致。合法性能强化全球范围内对世界秩序的认同,因而也就能使这些规范和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基础,更加富有持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叶自成.对多极化格局的几点思考[J].国际政治研究,1999,(1)

世界经济的形成篇4

前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的简要回顾

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提出的经济长波理论，把经济长波分为上升期和下降期两个阶段，每一阶段分别为2030年。尽管此后长波理论各学派对经济长波不同阶段的划分及其功能有不同的观点，但从18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四次经济长波中我们可以发现历次经济长波上升期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一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出现在1795至1825年。在此次上升期中，发端于英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基础技术创新，推动了纺织和运输等新兴产业的出现，在这些新兴产业中纺织业增长最快，成为当时最为成熟的产业。由于生产力变革首先发生于英国，英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并迅速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

第二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出现在1850至1873年。冶金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当时的英国率先进入钢铁时代，钢铁制造业的比重大幅攀升，成为推动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进一步调整，产业现代化运动在世界许多国家兴起，一些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先后实现了经济起飞，在这次上升期中美国是最大的受益国，其经济实力接近并超过英国，世界经济重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世界经济格局也由此发生重大转变。

第三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出现在1890至1913年。电气、汽车制造等技术的创新不仅使电气、汽车和化学工业快速发展，而且也推动了工业化国家产业的升级，并最终把汽车工业培育成当时的主要产业。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企业组织形式发生改变，垄断财团成为当时企业主要的组织形式，垄断财团的出现标志西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美国最早进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下，非凡是随着技术和产业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的转移，加拿大、日本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也进入资本主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时期。

第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发生在1945至1973年。这一时期科技创新来源于更多的领域，电子计算机、生物、航天和新材料等领域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促进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产品向“高、精、尖”和“轻、小、薄”方向发展。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相继进入国家垄断时，世界经济重心也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日、欧”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初步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走上经济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同时，根据此次经济长波上升期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征，适时地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尽管在历次经济长波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进入上升期的起点不尽相同，但那些在经济长波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都能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向和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条件，适时地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只有那些对本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适时调整的国家，才能抓住技术国际移转、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的机遇，加快本国生产组织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从而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历次经济长波中只有少数国家才能利用经济长波中的有利国际经济环境推动本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正逐步形成

尽管学术界对第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终点和第五次经济长波起点的时间尚有争议，但我们认为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应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也就是说21世纪头20年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

第一，从世界经济增长变化的时间来看，20世纪90年代末应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世界经济自1973年以来遭遇一系列事件，如经济“滞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苏东集团解体等的冲击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停滞、80年代的低速经济增长和9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低速增长的时间已持续20多年，这个时间数字和长波下降期的时间数字基本相符，过去的20多年可以认为是第四次经济长波的下降期。但随着美国“新经济”的出现，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逐渐好转，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应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期，即第五次经济长波的起始时期。

第二，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一系列改变，为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基础技术创新，导致了一大批新兴产业部门的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国际转移的速度日益加快，和之相适应，企业组织形式也发生重大变化，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等跨国垄断集团成为企业生产组织和管理的重要形式。跨国垄断集团的产生使西方国家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非凡是基础技术创新“领头羊”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经济霸权”，并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依托，以全球为资源、生产和销售地点，进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从而推动长达近120个月的“新经济”增长，引发了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逐步改善，为技术和产业的国际转移带动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推行，国际经济交往的壁垒不断撤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日渐完善，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功能。市场经济制度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协调制度的健全为经济长波的国际传递，非凡是技术的国际转移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提供了条件，也为其他国家利用技术的国际转移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机遇来发展经济提供了基础。

第四，从世界经济增长的现实和趋向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已初现端倪。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6年到2000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分别为4.1%，4.3%，4.6%，5%和4.7%，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长相对平缓的时期。虽然2001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增长性衰退”，增长率为2.2%，但2002年世界经济又有所恢复，增长率达到2.8%，2003年经济增长达到3.8%，2004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上升到4.1%，世界银行认为2004至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可望达到3.2%，以上这些数据表明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已在逐步形成。

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

21世纪头20年既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新技术的产业化和技术国际转移的加速，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的空间布局将会重新调整，这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第一，为我国引进技术和大力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新机遇。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处于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基础技术创新主要表现在智能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技术首先在一国发明和应用，但随着技术产业化的成熟和产品的标准化，这些技术逐步通过国际技术贸易或国际投资转移到其他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为我国充分利用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

第二，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换代提供了有利时机。当技术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发展成熟而行业利润不断下降时，这些国家为了保持行业的高利润就会进行产业国际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对产业空间布局进行重新调整。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世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对我国国内企业利用本土比较优势，参和国际生产过程或生产环节，提高我国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提供了契机。

第三，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示范功能。在历次经济长波中一些国家之所以能抓住上升期所提供的机遇，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能在生产关系上作出适当的调整，从而保持新生产力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凡是在这次经济长波上升期中，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对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组织（如公司治理结构）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功能。

第四，为我国进一步利用经济长波上升期所导致的世界经济重心转移而带来的区位优势提供了机遇。20世纪80年代亚太地区就进入了经济持续高涨时期，尤其近年来亚洲经济发展中“中国因素”凸现，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也是世界经济中持续增长的国家之一。随着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的出现，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的逐渐转移，为我国进一步在亚太地区发挥区位优势以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如何紧紧抓住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这一重要机遇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社会全面发展。在现有基础上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在21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紧紧抓住我国面临的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这一重要战略机遇。

世界经济的形成篇5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产业转移；资本流动；可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F1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6－0005－05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各国间经济失衡现象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学术界、决策部门和企业界都日益关注世界经济失衡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目前对世界经济失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什么是世界经济失衡?即世界经济失衡的实质；世界经济失衡产生的原因；世界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

一、世界经济失衡的实质

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托(RodrigodeRatoyFigaredo)首次正式提出并界定“世界经济失衡”(globalimbalance)，认为：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一方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经济体，即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Aheame等(2006)进一步指出，目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实质是：一方面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亚洲和一些产油国有巨额贸易顺差，而欧元区国家加上英国基本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平衡。张燕生(2006)则认为，世界经济失衡的特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它是世界经济内在的总量失衡、系统失衡和制度失衡，而不是暂时性的市场失衡。Gruber等(2005)则认为此次世界经济失衡除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外，还包括其引发的各主要经济体间的跨国资本流动，使其资本与金融项目也出现失衡。从上述定义看，此次世界经济失衡起源于美国，且主要存在于美国与亚洲主要发展经济体之间，各经济体间的贸易失衡及由于收益率差异导致的资本流出流入不平衡。

在许多学者探讨世界经济失衡实质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对世界经济是否真的失衡提出质疑。Hausmann等(2006)认为：世界经济失衡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它是不存在的，世界经济是均衡发展的。

总体而言，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是美国与亚洲主要经济体和产油国间的货物贸易的结构性失衡，而非货物与服务贸易的总体失衡，以及由其引发的各主要经济体在资本流动、储蓄与投资上的失衡。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为7909.91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亚洲地区经济体的货物贸易逆差高达4147.25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52.43％；对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贸易逆差则达到1273.82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16.10％，二者对美贸易差额之和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超过2/3(见表1)。其中尤以美中贸易失衡最为突出，2007年中国是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第一来源国，高达2562.59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32.40％。而美中贸易失衡的持续存在同时也是美中两国在资本流出人、储蓄总量与投资方向上不平衡的反映，例如2006年美国的储蓄－投资差额为-861.6亿美元，而2005年中国的储蓄－投资差额已高达52277.4亿元人民币(约合6534.68亿美元)。

二、世界经济失衡形成的原因

对当前日益突出的世界经济失衡形成的原因，各国机构与学者从储蓄、投资和汇率等不同视角提出了众多观点，正如艾琛格林(Eichengreen，2005)所评述的，我们现在对世界经济失衡的认识就像是盲人摸象。这深刻揭示了当前对世界经济失衡原因的认识尚处在初级阶段。

1、储蓄论。一类观点认为世界经济失衡是亚洲过度储蓄的结果，全球储蓄过剩是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Bemanke，2005；Greenspan，Kennedy，2005)；另一类观点认为全美储蓄率的下降是造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美国国内的过度消费，导致其国内出现严重的储蓄不足，并使得美国必须大量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而形成美国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最终导致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失衡(Roubini，Setser，2004)。

2、投资论。一类观点认为由于国际分工进入要素合作阶段，产生“要素合作国际专业化”，要素的流动、集聚和要素流动的体制偏向性带来了生产出口在亚洲国家集中和资本向发达国家流动，使得世界经济运行方式发生实质性改变，从而造成亚洲出口顺差、美国消费过度和贸易逆差(张幼文，2006)；另一类观点认为世界经济失衡是全球投资不足以及由此引致的储蓄一投资不平衡的结果(Rajan，2006)；还有一类观点认为金融资产的短缺是世界经济失衡问题的核心(caballero，2006)，新兴经济体中不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多样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缺陷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Rajan，2006)。

3、汇率论。一类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低估是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之一。根据美国部分学者的研究，人民币币值在2000年被低估了大约35％(Frankel，2004)，在2003年被低估了15％～30％(Goldstein，2004)，由于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使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进口的快速增长造成了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从而导致当前世界经济的失衡。另一类观点则认为，汇率变动只在短期内对资本流动有着较大影响，而在长期则主要通过贸易效应来调节世界经济失衡(Gregorio，2006)；尤其是人民币汇率不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刘伟、凌江怀，2006)；人民币升值将对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没有什么帮助(王胜，陈继勇，吴宏，2007)，而对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亦影响甚微。

此外，部分学者还从其他角度阐述世界经济失衡形成的原因。如Chinn(2005)认为，21世纪初以来美国财政赤字的恶化与前期的低利率政策降低了美国政府和家庭的储蓄，使其消费与进口能力持续提升。Kamin(2005)指出，1996－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增加的4.1个百分点中，有1个百分点是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㈣豪斯曼等(Hausmanneta1.，2005)提出世界经济失衡还应归因于统计机构对于经常账户部分失效的统计，譬如美国黑市上出口货物的统计。然而，这些观点仅能解释世界经济在某一特定时间点上的失衡原因，不能完整解释自21世纪初至今世界经济失衡形成的一

般原因。

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失衡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单纯从某一个或几个现象出发并不能抓住世界经济失衡的本质，而应采用结构主义的思想，应用系统论的方法展开研究，才能较好地解释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中两国储蓄一投资余额向相反方向发展，使美国自华进口大幅增加，尤其是制成品进口逐年增加，2007年美中制成品贸易逆差高达2688.09亿美元。但同时自1994年以来，美中初级产品却呈贸易顺差，2007年达到125.40亿美元(见表2)，这种相反的发展趋势是储蓄论无法解释的。而结构论却可以充分阐释这一难题：由于美国和亚洲其他经济体对中国加工装配类制造业FDI的增加，使中国对原材料、矿产等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扩大，同时外资在华企业制成品的加工出口贸易也随之增加，最终形成美中两国间现有的贸易结构。因此，世界经济失衡的实质是一种美国与亚洲经济体间的结构性货物贸易失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全球产业转移的驱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集聚，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发达经济体集聚，带来了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与亚洲发展经济体间互补贸易的迅速发展，最终形成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

三、世界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

从近年来世界经济失衡的发展看，失衡趋势始终存在并日趋恶化，这种日益扩大的贸易失衡是否可持续也因此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Dodge(2006)认为：由于非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不适宜的财政政策、各国现存的贸易壁垒、功能不全的资本市场以及市场均衡机制无法按其正常的运行机制和方式运行，全球经济范围内的经常账户失衡有可能将持续下去。Roubini等(2005)则认为，在美国对外债务越来越高的背景下，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将持续增长。这一观点实质强调了资本流入对世界经济失衡可持续的重要作用，由于从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在美元金融霸权的影响下，2002－2005年美国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外来资本流入，持续扩大进口，这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持续，使世界经济失衡得以延续。

但是，更多的政府机构与学者则赞成“世界经济失衡将在未来不可持续”。Taniuchi(2006)提出，伴随美元资产收益的下降，外国资本将逐步转投日本、欧盟等经济体，资本流人的减少将使美元逐步贬值，对外进口减少，出口增加，经常账户逆差将向相反方向发展。Gregorio(2005)也赞成：由于美国不能永久从国外借入资金，美国的外部失衡是不可持续的。姚枝仲(2006)则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对外债务／GDP是不稳定的，且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从资本的流入意愿看，即使对外债务／GDP能收敛于94％的水平，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对外债务也很可能是不可持续的。从这些观点看，他们几乎均赞成世界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取决于美国贸易逆差是否可持续，而决定美国贸易逆差是否可持续的关键因素是外国对美国的资本流入是否可持续。只有外部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才能保证美元霸权地位和对外进口扩大的持续。

我们认为，影响当前世界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的关键因素有两点：

1、国际贸易中的结构性差异是否持续存在。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等亚洲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始终持续，那么国际贸易中的这种结构性贸易失衡将长期存在，世界经济失衡将不会逆转；反之，伴随各主要经济体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带来的贸易结构差异的缩小，世界经济失衡将可能逆转。具体到美中贸易失衡，有三大因素将可能导致其难以持续：首先，中国对外资流向引导政策的逐步改变，如近年来中国开始实施的取消对多数加工装配类制造业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实施“国民待遇”，将使外资逐步从加工装配类制造业向仍在实施“超国民待遇”的高技术产业转移，使中国逐步形成与美国的一种竞争性贸易结构。其次，人民币升值效应的不断累积，将使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最终抑制美国等对中国的持续产业转移。最后，中国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与保护知识产权力度的加强，将使中国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到以自主研发制造业与高技术产业为主，也将进一步抑制外商对中国的加工装配制造业FDI增加，最终改变中美两国间互补型的贸易结构，使美中两国间的结构性贸易逆差难以持续。

2、美国国内是否有持续的外来资本流入。当前世界经济失衡局面的维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来资本对美国的可持续性流入和美元强势地位的持续存在。然而，资本的大量流入也带来了美国乃至全球许多国家房地产、股市等领域泡沫经济的出现。如果这些资产泡沫能顺利软着陆，那么美国国内的资本流入将持续进行，失衡局面将继续维持；反之，如果各主要经济体的资产泡沫破灭，世界经济失衡将会得到遏制，但泡沫的破灭，将抑制其他国家对美资本的流入，使这些本应流入美国的美元储备用于维护各国国内金融稳定。尤其是从2005年至今美元汇率的演变看，美元贬值已逐步形成趋势，当美元资产的收益下降时，许多国家或地区将很可能减少对美国的资本流入。

四、主要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应从下列五个方面重新理解世界经济失衡的实质、成因及其可持续性。

1、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单个国家和单个地区间的经常项目失衡。此次失衡最大的特点是全球经常项目逆差主要集中在一个国家――美国，以往的主要逆差地区，如欧洲，则不在此次经常项目逆差的地区范围内。这使得美国成为要求缓解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发起国，由世界经济失衡带来的国际经贸摩擦也主要围绕美国发生。

2、在短期趋势下，首先是由中美两国间结构性的货物贸易失衡对世界经济失衡产生重大影响。此次世界经济失衡的中心集中体现在中国与美国间货物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即中国对美国呈初级产品贸易逆差，制成品贸易顺差，这种互补型的贸易结构导致美中乃至全球经常项目的持续失衡。

3、世界经济失衡在贸易失衡的基础上，通过汇率传导机制进一步延伸到国际资本流动、投资与储蓄的全球性失衡。由于美元霸权在亚洲地区的长期影响，亚洲经济体普遍实施的是本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为了避免美国长期贸易逆差可能导致的美元贬值，进而引发亚洲地区经济体货币的竞相贬值，再次发生货币危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被迫将过剩储蓄用于购买美元债券，导致美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出现与双边贸易失衡相反趋势的资本流动失衡，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美国的国际收支项目余额整体是均衡的，而美国关注的世界经济失衡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

4、从长期趋势来看，世界经济失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快速发展背景下，新一轮产业转移带来的各国互补性分工格局形成后的必然产物，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在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机制的推动下，将自身比较劣势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经济体而引致的，市场机制的驱动是世界经济失衡产生的内在动力。

5、由于多种因素长期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使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很可能难以持续。虽然此次世界经济失衡在短期内持续发展并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但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美国及亚洲经济体对华加工装配类制造业直接投资难以持续导致的中美贸易逆差不可持续、外国对美资本流入存在转移的可能、亚洲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导致美亚互补型贸易结构正逐步改变等影响，此次世界经济失衡将很难持续。而一旦失衡“崩溃”，其带来的美国及全球许多国家房地产与股票市场的资产“泡沫”的破灭，不仅将使美国的消费与投资需求降低，而且世界经济也将因为美国经济减速及资产泡沫“硬着陆”带来的紧缩效应，陷入长期经济衰退。

世界经济的形成篇6

作者简介：宗建亮(1955-)，男，江苏扬州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05级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贵州财经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研究；李天德(1949-)，男，河南郑州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导、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突出贡献专家等，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研究；熊豪(1980-)，男，河南洛阳人，贵州财经学院国际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05&ZD006)《世界经济周期与非周期波动与中国经济预警机制建设》的阶段性成果，课题项目负责人李天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导、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等。

中图分类号：F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1-0028-04收稿日期：2007-10-23

一、相关研究综述

石油危机或剧烈的价格波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家间经济波动进而导致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动，如美国战后的经济周期、几次经济危机，多数是和石油危机相关。据OPEC估计，油价每上涨10美元，会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25％。在OECD和IMF资助下由IEA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油价从25美元/桶上涨到35美元/桶时，总体上将使同期OECD的GDP减少0.4％。

自1970年的石油危机引起世界经济危机后，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的研究得到高度的重视。国外研究观点认为，石油价格波动会导致世界经济波动，因此更多研究集中在油价波动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反应方面。Hunt、Isard、Laxton(2002)和Huntet.al(2001)在研究的基础上从三方面利用IMF的多国模型(MULTIMOD)实证模拟了油价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一是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对持续不同时间的油价冲击的反应，二是对比分析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对短期和较长期的油价冲击反应，三是微观经济个体对改变他们真实工资产生非对称反应的过程，该研究进一步解释了Hook(1996)和Hamilton(2000)研究发现的存在与油价和宏观经济行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Hunt等人的研究还表明，不同国家对油价的冲击有明显不同的反应，基于油价变动而采取的国别货币政策会影响到油价上升对经济的冲击作用。Bemake.Gerher和Watson(1997)发展了一种基于VAR技术的、能够把一个给定外生冲击引致的总体经济影响分解到对具体部分影响的方法，并利用其研究了石油价格对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外生的油价冲击引致的经济衰退不是完全源于实际的油价上升，内生的货币紧缩手段是重要原因。由于各国际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各国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供给结构的差异，也有从分析油价对具体经济发达国家影响进而评估油价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效用，如Jimenez-Rodrigue和Sanchez(2004)利用计量方法把油价对实际GDP的冲击分析扩展到几个OECD国家和G7国家，研究发现除了日本外的所有国家的产出增长率与油价的上升呈负相关关系，对GDP的最大负作用出现在冲击后第四个季度，除了法国和意大利在第三季度外，而且所有冲击效应在三年后完全消失；油价上升100％对GDP产生累计负作用具体到美国和德国是5％左右。意大利是4％，法国3％，欧元区整体是2％，加拿大是1％。目前就石油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分析很少。孙执中(1991)讨论了第三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三次石油危机加剧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和波长等。

二、研究方法和内容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更多地是由世界经济内在因素引起的，由其引致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也显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如何判断世界经济的某次波动是否周期性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加以判断：第一、某次带有全球性或对世界主要大国有极大影响的因素发生的时间在合理时滞范围内是否有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形成；第二、这次事件或因素与本次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形成有无因果关系，由此推断此次事件或因素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形成的影响。油价波动如何影响了与其有同步关系的世界经济波动周期，可采用比较方法分析，因为在1971～2005年发生的大的石油价格波动有三次，同期有多于三轮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故可以对比受油价影响的三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余下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在形状图形上的区别，以期发现这种影响。需要说明的几点：

第一、考察第一个标准时，考虑石油价格波动是通过对影响具体国家的经济而作用世界经济，因此在时间序列上分析波动轨迹时要考察石油价格波动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以及选取的同期世界主要大国经济波动关系；第二、采用基于VAR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等方法分析第二个标准；第三、本文采用数据均为真实数据，石油价格数据是以1973年为基期且剔除汇率及通胀影响，经济数据以1980年为基期；经济数据均来自IMF2007年3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WEO)，石油数据来自IEA。

三、三次石油危机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在时间上的关系

(一)、本文以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典为样本，其经济增长率数据见表1，图1为八国经济增长率走势，图2为世界经济增长率和石油价格波动走势。

(二)、结合图1和图2分析，1970～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显示有六轮周期性波动(峰―峰判断)，在每轮周期波动内，所选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波动显示出高度的同步性，故可判定发生了六轮世界性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即1971～1976、1976～1984、1984～1988、1988～1994、1994～2000和2000～2004)。对图2的比较，发现在时间上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石油危机有关联。1973～1974年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同期发生(1971～1976年)了第一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这次石油危机正发生在世界经济的衰退阶段(1973～1975)；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在1979～1980年，且发生在第二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衰退阶段(1976～1982)；始于1990年的第三次石油危机发生在第四次世界经济的衰退阶段(1988～1991)。石油危机产生前的石油价格剧烈波动到石油危机的形成的累积效应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衰退阶段正好吻合，故可判断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石油危机在发生的时间

上存有同步性。

四、石油危机或价格波动对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动影响的分析

显然，石油危机或价格波动对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动的影响是存在的，我们通过理论和实证，从油价波动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基础上分析其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或非周期性的影响。

分析采用真实的油价变动率(ROIL)和世界经济增长率(RWORLD)。考虑到世界经济增长率受油价变动影响的滞后，故采用滞后两期的世界经济增长率(RWORLD2)。

第一、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虚拟回归，先检验变量的平稳性，结果表明变量OILR和WORLDR均为平稳的。

第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依据ACI和sc最小准则，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故分析二者Granger因果关系时滞后阶数取2，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关于油价增长率不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0243，表明在98％的置信水平下，可认为油价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表明油价变动率确实影响到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对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动的形成有影响。

第三、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此处借助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来进一步考察影响路径。VAR模型考察变量间关系时不受先验经济理论的限制，直接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本身的特性进行研究。

选取RWOLD2和ROIL建立VAR模型：

其中，C；为常数项，bjk代表各变量的系数，uit为各变量残差项，P为滞后项，根据ACI准则和SC准则取3。

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若u。发生变化，不仅导致各变量的当前值发生变化，而且会通过当前值影响其未来取值。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描述这些影响的动态轨迹，显示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怎样通过模型影响到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可反馈到自身的过程。

结果显示，由于初期受油价上升导致开支扩张，世界经济增长率受油价变动率冲击后第一年即刻就有弱的正向反应，到第二年后变为负向反应，且强度在逐渐加大，在第四年达到最大，第六年后影响逐渐减弱并消失。这表明油价变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具有先增强后减弱的递减趋势。油价变动率受世界经济增长率冲击后第一年就有正向反应并在第二年后达到最大，此后减弱在第四年转为负向反应，第七年反应消失。

五、结论

以上分析证实了石油危机或价格波动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波动关系，由石油危机或价格剧烈波动引发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变动也必然会引起表现其波动规律的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的改变。通过上述分析、对图2的观察及对比受油价冲击的三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余下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石油危机或价格剧烈波动加深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

三次石油危机均发生在所在轮次世界经济衰退阶段，而受石油危机冲击的三轮世界经济衰退阶段波幅均比余下轮次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波幅大。第一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1973～1976)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从1973的6.9％降到2.4％，降幅高达4.5％，第二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1976～1984)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降幅高达4.1％，第四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世界经济增长率降幅为3.1％，第三、五和六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世界经济增长率降幅分别为1％、2.3％和2.3％。

第二、石油危机或价格剧烈波动拉长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