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值管理的意义(6篇)

来源：整理 2024-01-21

市值管理的意义篇1

一、经济转型与文化转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推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得以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邓小平的倡导,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战略决策。这是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上一次创造性的革命和历史性的飞跃。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全新的事业必须要有全新的观念作指导,它本身也会造就全新的思想观念。因为,依据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文化总是以一定的经济为基础的。经济转型必然引起社会转型,因此也必然要求在经济和社会转型基础上的文化转型。我国以往的各个时期的文化,都未曾与市场经济有过充分的联系,更谈不上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过去在计划体制下,我们曾经形成、并逐渐习惯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生活方式、道德形态以及思维方式等,它们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则意味着对于过去传统的东西要有新的调整和超越,要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与之更加适应的文化形态。文化和传统整个地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市场经济的新考验、一次新的飞跃──从传统到现代化的飞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文化转型其表现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如下一些方面,大致来理解这一转型的基本思路和面貌。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必然导致文化指导思想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建构主要是围绕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来进行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被认定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与之相应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成为社会文化建设的主导活动。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正确确立,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即发展生产力的明确,特别是十四大确立的“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判断标准实际上使得社会价值重心发生了从高度政治化向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多元化的转移。从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以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根本的价值标准,显然,这更符合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更切近共产主义的价值原则。尤其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如“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要被一些姓‘资’姓‘社’的抽象议论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等等,更为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指明了方向。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要求建立相应的政治管理体制。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计划是指令性的,各地区、单位、企业和个人都必须执行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完成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计划及其它任务。政企不分,职能部门对企业的干预是“正当”而“合理”的;“官位”的级别、“权力”的大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必然要求不断改革政治体制,要求行政机关不断简政放权,消除仍在一定范围内流行的、家长作风、形式主义,从而适应市场的变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无形的力量,正日益打破旧有的各种封闭、保守的格局,打破有形无形的等级制。不妨以物质生活的民主、平等和公开化问题为例。计划体制时期,短缺经济下几乎一切都是分等级“供应”的:一定级别才有资格坐飞机、“软卧”,一定级别才能住医院的高干病房,一定级别配给相应特供品,……但这一切垄断正被市场经济所打破,物质生活逐渐趋于民主化。

也许平等无差别地对待一切人只是一种理想,但目前许多不平等却仍是人为的:如“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和“民工”的不平等。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多的产品、消费方式和机遇正“推销”给越来越多的人,那些人为设定的、先入为主的、分等级的“消费资格”必将废除。

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一种契约经济,要求在法治的意义上,重建经济和社会秩序。市场经济不是一种有等级的权力行为,而是公开、公平、平等竞争的,是按市场程序严格运作的经济,它只有一个“判官”,即市场。市场以其铁的法则,对一切人行使权威,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而为了维护市场的权威,必须坚决反对一切、化公为私、权钱交易的行为,必须坚持在法律、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如果没有完善、公正的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是与权本位、封建特权等背道而驰的。

第四,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货币经济,金钱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经济。就人类文化的本质说来,为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或者说,为赚钱而赚钱,从来都不是目的。尽管市场经济必须坚持效益原则,但在总体意义上,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同样也应该从人出发,以提升人自己、推动社会健康发展为目的。因此,尽管会有不少异化的现象出现,市场经济本身却不是没有“人味”、没有文化、不讲道德的经济形式,而是意味着某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关系、新的文化风格。它首先必然会冲击甚至否定传统的人情观、道义观、金钱观等,从而带来社会心态的极大动荡。总之,经济转型所引起的文化转型,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多方面的。同时,对于经济转型来说,文化转型的意义也不是消极被动的,文化转型成功与否,最终将影响经济转型的命运。我们所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是否能够实现,也要看整个社会是否能够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体系。

二、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价值走向

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文化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变革成为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焦点。全然不触动基本价值观念的文化改造和经济变革,是既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成功的。

任何时代的价值观念,作为社会意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总是建构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作为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又有着一定的文化延续性。因此,考察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既要从现实的角度探究社会结构特别是经济结构对之的制约与影响,又要从文化传统的延续中,把握其历史膻变的特点和趋势,将两方面综合起来加以探析。

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使当代中国置身于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历史转折关头。从闭关锁国走向全方位开放,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从中我们得以清醒地观察世界,审视自己,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让世界走向中国;改革、现代化实践,特别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又使古老而拥有沉重文化的中国不断冲破旧的樊篱与羁绊,从而充满活力,顽强地走向世界。在这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双重互动中,中国社会正发生着世人瞩目的急剧变迁,整个社会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正发生着某种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一点,任何一个不自闭于社会的人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感受、体味到了。

当前,这种文化价值观念的走向,或许可以从如下一些方面加以把握: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诚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但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转向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放弃或背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而是要从更深、更强的意义上重新凸现它。不能否认,这一转变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多年奉为传统的许多具体观念,其中包括那些“传统社会主义”的具体观念,如“一大二公”、“越穷越革命、越光荣”以及平均主义等,将要受到强烈的冲击,在实践面前重新经受历史的考验,并进行必要的自我更新;另一方面,在重新审视、批判过去我们所奉行的传统价值观念,扬弃与超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价值观的同时,我们也将在新的实践中,重建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其次,处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建设过程中的价值观重建,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和较量。众所周知,在以“家族本位”和“家长主义”为灵魂的封建主义时代,宗法等级权力是核心,“权本位”和拜权主义是其价值观念的导向;在以“个人本位”和个人主义为灵魂的资本主义时代,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私有权是核心,“钱本位”和拜金主义是其价值观念的导向。无论是封建主义的权本位与拜权主义价值观,还是资本主义的钱本位与拜金主义价值观,都是建立在阶级分化与对抗、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基础上的,是以牺牲和扭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剥削阶级价值观。我们是在一个有长期封建主义历史的国度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目前又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因此面临着防止和清除旧社会影响的双重任务:既要反封建主义、家长主义、拜权主义,又要防止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泛滥。

市值管理的意义篇2

[摘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企业从原先的行为科学管理越来越倾向于人本化管理。人本管理是通过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它可以激发企业员工更好的发挥潜能,促成企业和睦健康发展。同时,通过树立企业的价值观、现代化企业人本激励体制、制度与文化管理相结合以及建立良好的企业人际关系,又可以完善现代化企业的人本管理。

[关键词]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人本管理

人本管理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80年代广为发展,至今倍受世界各国青睐的一种现代管理思潮和管理模式。与管理史上相继出现过的以机器为本、技术为本、资本为本的以物为中心”的管理模式根本区别,人本管理始终强调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根本”进行管理,以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挖掘人的潜能,充分发挥人的睿智和才干,实现人的价值,创造出最佳工作绩效。

一、企业人本管理的含义制度经济学家科斯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把企业看成是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而允许由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的契约,企业内部交易采取的是管理式交易。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提出了企业是由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的一种契约形式,在此契约中,要素所有者必须遵守某些外来的指挥,而不再靠频频计较参与其间多种活动的市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各生产要素所有者在契约的地位是根据市场竞争和交易成本来确定的,并由此取得不同属性的收益和补偿。具体来讲,在市场竞争中,企业是由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与单纯管理者和工人组成的契约。由此可见,企业内部有不同的劳动分工,存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所以管理的形式与规范化对于企业节约交易成本及企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管理,可以视作为这样一项活动,即它通过发挥某些职能,以便有效获取、分配和利用人的努力和物质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管理活动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内进行的。现代化企业所称的人本管理包括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对员工的情感进行有效管理。对情感进行管理,就是要注重人的内心世界,根据情感的可塑性、倾向性和稳定性等特征去进行管理,其核心是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消除员工的消极情感。

第二,让员工参与企业决策,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管理就是要求企业领导者集思广益,集中员工的智慧,这样才能达成最优目标。

第三,鼓励员工进行自我管理。鼓励员工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目标,自主制订计划、实施控制、实现目标,即自己管理自己”。它可以把个人意志与企业经营理念结合起来,从而使每个人心情舒畅地为企业作贡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尚不成熟,企业的科学管理模式和方法还没有形成。如果只突出人为因素,强调情感化管理自我管理、人性化管理、及管理过程的民主化,往往会异化为弹性管理,使得企业难以体现公正、公平原则,企业管理行为亦因此会趋于随意化和无序化。对于当下的企业管理,我们呼唤人性化管理,但同时也呼唤科学化管理。这是因为科学管理推崇一种严格、守时、守则的职业精神,而恰恰是这种精神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层理念,有规范才有公平与公正,才有市场经济的内在灵魂。当然,科学管理的精髓是严格、精确、自律,但各个行业应当根据自己的行业性质做出有效选择,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科学是人性化管理的前提,在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人性化管理模式才是我们的真正追求。//zuowen/

二、企业人本管理中的伦理精神人本主义心理学把人的本性、潜能、价值、创造力和自我实现提到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高度。马斯洛认为只有从人性需要出发,才能解释科学的价值,才能将事实与价值进行统一。人本主义心理学赋予了自我实现以崇高的价值。人本主义心理学对完善人的价值及人性超越有着重要意义,在当今企业管理中也有积极影响。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管理思想取之不尽的源泉。培育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它作为影响人们活动效率的因素,起作用的机制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来调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孔子所倡导的仁政与礼治,最终形成了求治”、求善”为目的,以人情主义为特征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机制下,礼”在各种管理行为中起着关键性的调节功能。而礼之用,和为贵”,其中促成人和”的内在机制则是仁”。仁”作为礼的核心,其基本含义就是爱人”。//sixianghuibao/

这种主张靠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化来影响群众达到目标,以心理情感为纽带,以情理渗透为原则,洋溢着浓浓人情味为形式的德治”方式。在现代社会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利用人情互动来控制人的行为,是现代管理的高明之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古代的思想家和管理者,早已认识到管理事物的核心在于掌握住人,也就是通过引导人的身心,管理人的行为,调节人际关系,从而实现管理目标。作为深刻影响人们思想意识的传统文化,也会为企业和谐发展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企业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成员的组合体,他们有多方面的需求,正如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认为的:作为有机生命体的个人除了对基本生存的需要外,第二层次是安全需要,第三是归属和爱即社会的需要,第四是自尊的需要,最后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如此看来,管理不应只从强调企业效益、强调个人收入着眼,而要注重企业员工作为社会人”的多方面因素,因此管理必须以人为本、带有人情味,重视道德感化在现代管理中的作用。在当今社会,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以人为本的管理体系也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的新动向。现代组织机构的复杂程度加深,人员结构日趋庞杂,企业的管理必须首先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价值导向,进行人性化的管理,规范化管理,以充分调动每一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挖掘潜能,才能真正使管理效益的最大化。企业人本管理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与社会之需要,并使人们形成较强的群体意识,提高人们对企业发展的认同感、责任感。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中,以人为本的管理体系也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的新动向。/

市值管理的意义篇3

自19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正如学者罗森布鲁姆所言，由政府再造所促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理论及实务均已展现其独特之处，成为与传统管理途径、政治途径以及法律途径并驾齐驱的新研究途径。(Rosenbloom,1998,P.20)同时亦对公共行政学之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依学者哈贝马斯的分类，科学认知包括三种旨趣，即经验－分析性科学(empiricalanalyticalscience)、历史－论释性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以及批判取向的科学(criticallyorientedscience)。本文的旨趣在于分析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主张以及实践的内涵，探讨其出现的环境系络(context)，进而进行批判性反思。

二、公共行政管理主义之内涵

从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这一运动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market-basedPublicadministration)、企业型政府(entrepreneurialgovernment)，甚至具有政治理念色彩的名称，如新(NewRight)(Gray,1993)、新治理(NewGovernance)，尽管名称各异，但基本上却描述着相同的现象，即传统官僚体制已经被新型态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所取代，并认为公共部门正浮现出新的典范(NewParadigm)(OwenE.Hughes,1998,P.1-4)。那么，这种公部门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呢？依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作的界定，西方国家所展现的政府改革的共同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

（2）服务以及顾客导向的强化；

（3）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以及竞争功能的引入（OECD，1990，1993，1995）。学者拉森和斯图亚特(Ronson&Stewart,1994,P14-15)认为，它包括：（1）视人民为顾客，并强调顾客的价值；（2）创造市场或准市场的竞争机制；（3）扩大个人以及私部门自理的范围；（4）购买者的角色须从供给者的角色中分离出来；（5）契约或半契约配置的增加；（6）由市场来测定绩效目标；（7）弹性工资。

学者胡德(Hood,1991)特别归纳出其七项要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特质为：

（1）在公部门之中放手给专业管理，这表示让管理者自己管理；

（2）目标必须明确，绩效必须能够加以测量；

（3）特别强调产出控制，重视实际的成果甚于重视程序；（4）走向分解的转变。分解(disaggregation)的意思是透过小型政策领域的机关设立，而将大规模的部会分割开来；

（5）转变为更大的竞争性；

（6）重视私部门型态的管理行为；

（7）资源运用上的克制与节约。

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来看，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主张：第一，公共行政研究的焦点在于结果而非运作的过程；第二，为了实际结果，公共行政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以提供更佳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各机关一方面应如同企业般从供给者与需求的互动过程中取得经费，另一方面也要与其它组织进行竞争；第三，配合市场导向和市场机制的运作，公共行政也应强调顾客导向(CustomerDriven)的观念；第四，政府应该扮演"导航者"的角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定位于确保各项公共服务与公共财货均可被顺利提供，但却不必要自己动手处理；第五，政府应推动法规松绑的工作，今日的公共管理应改变过去唯法则是向的观念，更重视市场竞争、顾客需求以及成果的达成；第六，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应授予权能(empowered)以充分发挥创意并投入工作；第七，公共行政的文化应尽可能朝弹性的、创新的、问题解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方向发展。

三、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的历史背景

在分析管理主义的起源与发展时，学者波利特(Pollitt,1990)曾指出，管理主义的核心思想，根本是一种政治人物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因配合社会与经济情境的改变，最后成为社会所接受的观点，并因此在实践中予以推动。的确，导致管理主义兴起，是多种因素所构成的，具体分析，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至为重要：1、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之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福利更加观念的推动下，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政府的职能范围扩大，政府的角色多样化，尤其是为保障公民之福利，政大量透过立法管制干预人民的生活，包括经济性的管制和保护性的管制，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以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为支付大量公共开支所采取的重税政策也导致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和民众的不满。在此情况下，政府遭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如胡斯所言，对政府的抨击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认为政府的规模太大，而且消耗了过多的稀有资源；二是政府的范围，政府自身陷入了过多的活动，而且许多活动的提供皆有替化方法可以运用；三是政府行事的方法，认为透过官僚体制提供服务必然导致平庸和无效率。

2、经济因素与财政压力工业化国家朝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造成政府每年必须负担庞大的转移性财政支出，拖垮了政府的预算和经济，而经济衰退、失业率的上升则形成了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的自由化趋势所造成的竞争压力逐渐加剧，对各国政府均造成巨大的改革压力，如何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节省政府的施政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自然成为各国执政者面临的核心课题。在此情况下，思经政府改革以缓解财政经济压力，追求国家竞争力必成为一重要策略。

3、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随着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问题、都市化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境恶化问题、消费者保护问题、失业问题、教育问题、健康问题、种族歧视问题、交通问题、犯罪问题……层出不穷，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政府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增加。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传统的政府功能实有力不从心之感，加之官僚体系本身的保守、消极、被动，以及官僚制度的墨守陈规、不负责任、衙门作风、繁文缛节、官样文章、腐败，正如凯顿(G.E.Caiden,1991,P.1)所言：不管东西方国家，均可发现许多相似的行政问题，如行政傲慢(administrativearrogance)、无效能(ineffectiveness)、无效率(inefficiency)、行政帝国主义(administrativeimperialism)，均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使政府的存在充满了合法性危机。在此情况下，政府改革的呼声日盛，特别是让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市场的呼声而起，缩小政府职能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

4、新学说与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管理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运动，正如波利特所言，管理主义乃是新在思考国家时，一种可接受的门面。从20世纪70－80年代起，具有保守主义政治倾向的政党在西方执政，新的政治主张抨击60年代盛行的社会福利国家和政治有许多重要缺点，例如多元主义盛行使公共支出大幅增加；官僚体系偏好扩大自己所能享有的资源以致发生"预算最大化"；公共服务系垄断型态的运作模式；政府过度扩张的结果威胁个人自由，同时不利于企业及企业精神之伸张；政府寻求均等的社会正义措施缺乏正当性；公共支出大幅增加会因举债而排斥私部门之成长。在他们看来，政府之失灵比市场更为严重。对于新的信仰者而言，更佳管理提供了一种标签，其中私部门领域可引进公部门之中，政治控制可获得强化、预算削减、专业自主性降低、公务员的工会弱化，以及半竞争性的架构将奋起赶走官僚体制天生的无效率。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亲市场、反国家的信念大行其道，公共行政求助于市场或者类似市场的解决之道，几乎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选择。

四、管理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自从其产生起，理论界和实务界见仁见智。学者胡德认为，管理主义是一种没有实质内涵?quot;夸大伎俩"，它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根据他的观点，管理主义对公共服务造成伤害，同时它在降低成本的中心主旨方面，也没有太大的效果，它认为管理主义"顶多瓶子是新的，但里面的观念却是旧的"，并认为这是一时之狂热(CargoCult)(Hood,1991,)。而在其它人看来，管理主义代表着一种新的典范，代表着未来公共行政与国家治理的方面。在我看来，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和其它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学说一样，均代表着人类寻求良好政府治理(GoodGovernance)的一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以及社会公民对有效率的政府服务的合理期待；管理主义的许多主张和创意不能不说是极具启发性的。但是，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典范的转移，还不如说是另一个解谜之道。对管理主义的过度迷信，也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从反思批判的观点来看，公共行政之管理主义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在我看来，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人性认识的偏颇管理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委托－人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以及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管理主义承继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认为（1）理性行动者是由自利所激励；（2）理性行动者是机会主义的、欺诈的、自我服务的、怠惰的和善于利用他人的；（3）由于这种假设，理性行动者不能被信任。然而，管理主义援引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可能产生几个盲点，首先，它忽视了文化因素对人性的规制。人的自利性在以下情形下可能会比较突出：无任何社会互动之原子化的个人；团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严重抵触时；短期互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且是可以量化的情况下。除此而外，同胞爱、互惠性、互信、容忍、体谅、利他等文化因素同样会对人的行为产生规制的；另外，许多理论同样说明，人性是复杂的，人的需要也是多样化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接受了人性走私理论假定时，就会产?quot;习焉不察"的现象，即我们失去了对自私和麻木不仁的道德敏感度，逐渐接受"利己不损人"的生活态度，而忽略了促进良好美德的重要，也会引发公共利益和公共伦理的危机。因为理论不仅可以是事实的反映，也可能引导人们走到理论假设的方面上去。在这样的人性假设下，公务伦理也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依据，而事实上，良好的公务伦理是十分重要的。

2、管理主义所导致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偏颇和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过程的正当性的丧失管理主义看来，政府施政的基本价值在于"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与效能(effeteness)，也就是强调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instrumentrationality)。然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具有追求或要求多元的，有时甚至于冲突的多元价值的特质。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的。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公共行政无力反省公共行政以及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目的，将其矮化为执行与管理之工具，不但无力负起公共行政对民主政治价值捍卫责任，也无法实现提升公民道德生活的信息与使命。行政学家邓哈特(RobertsDenhardt,1993)认为，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只会引导人们关注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而忽略对目的本身的关切；也就是在工具理性下的种种行动，将使行政工作越来越远离社会价值的体现，而只是斤斤计较减少行政成本，而沦为公务产生过程中的工具，以致完全丧失作为行政体系行动本身的"道德系络"(MoralContent)。学者佩龙和葛尔力(BelloneandGoerl,1992,131-132)曾指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或管理主义与民主政治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即自主性朊裰髟鹑?AutonomyVsAccountability)、个人远见与公民参与(PersonalVisionVsCitizenParticipation)、秘密性与公开性(SecrecyVsOpenness)、风险承担与公共财的监护(Risk-TakingVsStewardshipofPublicGood)之间的冲突，的确是有道理的。笔者也同意泰瑞(Terry,1998)的观点，经由公共选择理论，人理论等确立的管理主义对于"民主价值"是无益而经不起深究的。现代政府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必须奠基于足以承担责任，并能实践民主社会的价值前提。

3、市场基本教义和对市场机能的不当崇拜管理主义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以自利与理性为假定，以演绎推理与计量模型证明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至于政府，由于人民对其所有权系分散且不可让渡，故缺乏加以监督的诱因，加上没有市场机制予以制衡，因而自利的官员得以罔顾公益，专注于追求个人利益，是故政府效率低下。因此主张公共财货与服务应交更有效率的市场来提供，减少政府的职能，使政府更加小而美。然而这种市场基本教义（MarketFundamentalism）本身就是天真的、和不符合逻辑的。首先，对市场的过分崇拜忽略了市场的缺陷。经济学家事实上并不讳谈市场经济的限制，福利经济学承认市场机能的失调(MarketFailure)，政府以财政政策与公共政策介入市场，设定官僚体系执行这些政策，以挽救消费者权益，改正因市场机能失调所产生的问题，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晚近的组织经济学(OrganizationalEconomics)从交易成本切入，了解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限制，间接展现市场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特殊关系，从契约法规权威的建立，财产权的确立，到各种管制政策，都显示市场权威建立的背后，存在政府介入的需要。其二，市场基本教义也忽略了公部门竞争与完全竞争市场诱因结?沟牟钜臁6杂诠讲棵啪赫裕嬖谧疟局噬系牟煌绻棵挪返牟豢煞指钚?indivisibility)，政府的产出（政策或服务）是公共财、无法分割、内容上是互斥的；庞大的规模经济而产生的独断性；政府政策具有强制性；服务具有独占性；进入市场的高门槛(BarrierstoEntry)；价格系统之不存在等。正是由此，公部门引进竞争机制，是存在很大的限制的。也就是说公部门引进市场机能的限制，就是市场机能本身的限制，吾人无法将市场无法运作而交到公部门手中的工作再丢回市场管理。其三，从实践来看，公共部门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民营化(Privatization)；二是签约外包(Contractingout)，其效用如何，仍是一个未可肯定的问题。"在竞争市场上，私人公司通常比政府体制有效率，但仅凭此推断没有竞争也没有市场考验的私人组织会带来效率，将是不实际的想法"(Dohahue,1989,P.222)。事实上，公共部门市场化在提供希望的同时，也提供了许多错误，如公益的丧失、规避巧用、寻租、特权与贪污等。管理主义对市场的迷信，显而是不恰当的。金融大亨索罗斯在其"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中认为："市场基本教义错误解释市场运作方式，让市场扮演一个过度重要的角色，无意中对开放社会构成危险"，"对政治的不满促进了市场基本教义，而市场基本教义的抬头又回过来使政治失灵。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之一是容许市场机制和利润动机渗透了原来补助不应该出现的活动范围之内"，吾人值得深思。同如布隆克所言："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尽管他有不可怀疑的力量，但是它仍不足以确保许多牵涉到人类幸福以及能让人类持进步乐观态度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布隆克，2000年中译本，P.5）。

4、向私部门学习之自我解构与公私管理之混淆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的一个主要假设在于：公共部门之管理与私部门的管理不存在差异，存在着一种跨越公私情景的一般管理(GenericManagement)。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私营机关从事管理者，都需要类似的管理知识、技能、概念与工具，以帮助同样功能（如计划、决策、组织、领导、沟通、控制）的发挥，从而长期有效地生产和提供财货与服务，在这样的理论下?quot;企业型政府"几乎成为政府再造的精神支柱，目的在于全面引进私部门的价值、文化、结构、流程、技术进行政府改造，进行自我解构(deconstruction)。吾人应该承认，公私部门之管理的确存在相似性的，管理知识、技能、工具亦可相互学习与借鉴。然而，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有本质之差异。行政学大师瓦尔多早在1948年便批判此种公私通则性忽略了公共行政之根本，即源于民主政治理念之"公共"本质(Waldo,1948:P.159-191)，艾利森(Allison,1980)在其经典著作便揭示了公私两域之管理，在所有不重要层面上相同，而在所有重要的层面上不同。奥托、赫迪(Ott,Hyde,1991)也指出企业管理与公共行政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之价值。罗森布鲁姆(Rosenbloom,1998)亦从国家、公共利益、法律规则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之不同。在我看来，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是存在巨大的差异的，这种差异表现在：与市场、公益与私益、法治与契约自由、社会公义与效率利润等多方面。简单而言，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为基础，通过政府整合社会资源，落实民主治理的基本理念，展现公共利益之过程。将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相混同，恰恰丧失了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中的正当角色，丧失其应有的真正意义。

5、不恰当的"顾客"隐喻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将顾客对企业的重要性比拟为人民－政府间的关系，因此强调顾客满意(CustomerSatisfied)作为政府施政的目标，并认为顾客导向的理念会促使服务者直接对顾客负责；由顾客作选择提供服务者，排除了政治因素的不当干预；依对象的不同，对民众提供更多的选择；以顾客为导向的产出较能符合大众的需求，而且亦能达成公平(OsbornandGaebler,1992:181-186)。但是，顾客导向的公共服务本身乃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不当隐喻：首先，公民在民主治理中的角色是比较复杂的，公民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从这个角度要求政府提供服务；公民亦是公共服务的合伙人或参与者，其行为亦对公共服务的绩效发生影响；公民亦是公共服务的监督者，有责任监督政府的运作；同样公民亦是纳税义务的承担者。将政府服务的对象比作顾客，可能无法全面理解公民的角色，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健全、角色错乱。正如佛里克森(G.Federickson,1997)所言，民众是政府的"所有者"(owner)，而非顾客，"所有者"概念具有主动性，它可以决定政府的议程为何，更符合人民的地位；其二，虽然顾客至上的初衷是改进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好的，但亦有许多困难必须加以解决：如难以满足多元目标，因为在开放社会下人民要求政府服务的范围相当广泛，甚至于多元目标经常出现冲突，政府在有限资源下，不可能满足每一位顾客；与顾客需求连接的困难，政府的每一规则从整体利益角度考虑，很难与每一位顾客的需求对接；其三，政府不仅仅是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管制者，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必须抑制公民的某些需求，才足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存在，而且事实上，无非公民的一切期求都是合法的，政府满足的仅是公民合法之期待。其四，政府服务的独占性或垄断性，由于缺乏竞争的压力，人民需求弹性又大，无论将其视为顾客或主人，均难以发挥顾客导向所企图的优点。的确，政府与人民间的互动关系，切忌不可单方操纵或过度消极，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民主之对话机制，并使各自既分享权利又履行义务。

五、公共行政重建之理论与实践之思考

应该承认公共行政之管理主义，对于公共行政之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视角。无论如何，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多元视角的透视是有益的。然而，管理主义是否象有些学者所讲的，公共行政典范(paradigm)的转移，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行政学者全中燮(Jong,J1994)认为，行政学典范的效果不能以其出版的经验著作来衡量，而必须以?quot;概念架构"(ConceptualFramework)和应用于有效解决问题的是否健全以判断。新典范取代旧典范，必须表现新典范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解谜(PuzzleSolutions)的能力。显然，现在谈论管理主义是一种典范仍为时过早，这种先于事实(BeforetheFact)的典范支持者或许过于自信。另外，将其视为一种典范，很容易将以"市场机制"、"小而能"、"顾客导向"、"效率至上"的企业型政府视为一种绝对的信仰，构成一个不当的"市场中心主义"，而扭曲了公共行政的特质。吾人应承认，每一个时代皆有每一个时代的政府治理，政府治理应随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之变迁而发展。同理，公共行政之理论和学说亦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公共行政之理论是需要不断重?ê头⒄沟摹Mü怨残姓芾碇饕宓呐行苑此迹收呷衔残姓砺壑亟ㄔ谖蠢炊皇兰停枰刈⒑退伎家韵录父龇矫娴奈侍猓?/P>

1、公共行政应更多视为一种民主国家治理的过程，而不仅仅视为一种管理过程；

2、公共行政应承认政府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正当性，避免过度强调市场，可造成"空洞化的国家"；

3、公共行政应关注其公共性，避免公共精神的丧失；

4、公共行政应从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角度思考问题，避免两极化之思考；

5、公共行政应跨越"左"和"右"的意识形态，发展较为中性的整体观点；

6、公共行政固然要向企业学习，但大可不必，亦没有必要走向"自我解构"，甚至于反国家的道路。更重要者，在学习企业的同时，应考虑情景之特殊性；

市值管理的意义篇4

2007年4月7日，“第三届《新财经》中国漂亮50揭晓活动暨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高峰论坛”在京开幕，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全流通”时代下可持续发展的全新实践。

“市值管理”呼之欲出

2007年1月，《新财经》杂志在全国率先推出“全流通时代上市公司如何进行有效的市值管理”的专题报道。“虽然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对我国证券市场来说，还是一个较为新鲜的话题。但在一个开放的市场背景下，市值管理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管理行为，它将直接影响到一个产业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经济持续壮大与安全！”《新财经》主编任悦的开幕词，指出了市值管理对中国上市公司未来成长的深远意义。

“我们曾有长虹、科龙这样的上市公司，但是若干年后，这些曾经辉煌过的企业只注重无节制地产能扩张，不注重价值链的管理，很多已经走向亏损或面临被兼并的边缘，最终毁掉了公司，还伤及了产业的整体价值。”《新财经》副主编曹世中的实证分析，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与会百余名上市公司高管及专家的关注和喝彩。

当主持人第一个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形势分析室主任王小广请上演讲台，王小广“与其让房地产发生泡沫，还不如让股市出现泡沫”的观点一出，台下“三一重工”副总裁何真临便举手发问：“请问王主任：中国股市从去年的1000多点到今年的3000多点，几乎增长了3倍；而三一重工股价从去年的5元多涨到现在45元多，也翻了8倍。这是不是资金推动的结果？抑或是一种价值的回归？还是中国股市已接近疯狂？”

“几年前我就坚持这个观点，我一直反对房地产有泡沫！几种因素都有！”王小广看似含混的回答，再次暗示了“全流通”时代、市值管理顺时而生的可能；而何真临密切联系实际的句句考问，也代表了广大上市公司追求股市价值最大化的现实愿望。

“可中国的股票市场到底是不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交易市场？中国的股票市场有没有一个有效的市场定价机制？中国的股票市场这样快速的繁荣是不是真正的繁荣？还有，中国的股票市场在一年多的股权分置改革后，是不是真正形成了一个健康、持续发展的市场？如果不是，那我们的基础制度就不健全，我们的市场就离真正的市场差距还很大！”

被主持人称为“笑容可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一接过话筒，就以他一贯“敢说”的秉性为与会人士泼了一瓢凉水。他语重心长地说：“市值管理必须有良好的制度环境！”他的一番话，激起了会场的阵阵耳语。不难看出，所言正好命中了上市公司发展的要害。当有记者问他“上市公司有没有必要设立一个独立的市值管理部门时”？他的回答很干脆：“没有必要！因为，如果有一个好的信息披露机制，有一个好的基础性制度，那些都是多余的。”

“全新考评”疾步而来

随着全流通时代的顺利开启，市值正以其本来面目走近人们的视野。“加强市值管理，追求市值最大化”，成为本次论坛中上市公司和专家们的共识。

深谙国际国内法规、对经典案例如数家珍的和君咨询董事长王明夫，是本次论坛演讲嘉宾里的“老资格”。他引经据典、深入浅出的演讲赢得了台下阵阵掌声。

他说，市值就是企业的一种生存方式和成长机制，而估值溢价水平是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上市公司要最终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律，必须靠拢国际惯例，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过渡到追求市值最大化。市值就是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具体体现。

北方交大中国兼并重组研究中心主任张秋生教授却并不这样认为。他站起来对王明夫说：“市值管理作为一个核心竞争力提出来，无论是从哪个流派看，其核心竞争力都是集中在企业内部的，市值仅是核心竞争力的外观，所以，不能把市值完全等同于企业价值。”

市值管理的意义篇5

一、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有资产至关重要。但是，地方国有资产仍然存在着资金流失、配制不合理、使用效率低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浪费，阻碍了地方建设。必须实施相应的措施，挽回损失，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1.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国有资产是地方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由于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的松弛，许多单位未经批准将国有资产随意的变卖、转让。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有企业内部也滋生腐败。国有资产长期被占用，使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成了无稽之谈。地方政府投入与各项事业的资金被削弱，使原本紧张的供求矛盾更加突出。地方建设也会由于资金的短缺而停滞不前。

2.国有资产的配制不合理

由于没有公正合理的分配标准，我国国有资产的配制不均衡。许多行政事业单位建设所需远远超过了配给，而有的单位却供过于求。这样造成了国有资产的随意购置和重复购置。实际上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却收不到应有的成效。因而，亟待政府合理规划国有资产的配制，使各单位的资产分配拥有一定的标准，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3.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不高

国有资产是非商业性的，直接投入与生产活动中。由于国有资产的使用是无偿的，因此许多企业单位不顾及资产的使用效率和获得的资产增值多少。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被断开，造成资产不能充分利用，短缺和闲置并存。投入的资产违背了计划的投入目的，造成国有资产的浪费和建设资金的紧张。低效率的国有资产运用丧失了地方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二、解决地方国有资产存在问题的措施

面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存在的资金流失、配制不合理、效率低等问题，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措施，改革国企管理的人员配置，实行国有企业内部的结构转型和改组。做出合理的决策，任用高素质、专业化的管理人才。实现国有资产的充分利用，投入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1.改革国企管理的人员配置

企业竞争激烈的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完善。这就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投入到国有资产管理的工作中。合理的人员配置才能将国有资产的能量发展到极致，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经营管理人员应该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做出合理的决策，任用高素质、专业化的管理人才。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通过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来完成对国企经营管理人才的配置。认真考察和衡量人才和管理部门的切合度，将人才和资产的优势扩大到最大值。

2.国有企业内部的结构转型和改组

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和专业化手段迅速成为企业组织运作的基础。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应运而生。推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重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积极发展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中小企业成为当务之急。必须实行国企内部的结构转型和改组，使国有资产能够更好地运转，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有利于地方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意义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国有经济的总体实力进一步增强，在国民经济中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国有资产关乎民生，对于地方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国有资产是至关重要的经济来源。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缓解公共资金紧缺的局面，将更多的资金投入与社会主义建设。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实现稳定社会，控制和引导经济发展方向的目标。扩大了国有资产在社会资产中的主导地位。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全国人民，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就是保障全国人民资产的保值增值，这对于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国有经济的不断壮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是国有资产比重最大的国家之一。因此我国对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相当重视。国家政府关于国有资产的管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但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经营决策的失误，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因此，必须加强地方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管，保证地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地方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有资产至关重要。但是，地方国有资产仍然存在着资金流失、配制不合理、使用效率低等问题。必须实施相应的措施，挽回损失，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面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存在的资金流失、配制不合理、效率低等问题，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措施，改革国企管理的人员配置，实行国有企业内部的结构转型和改组。做出合理的决策，任用高素质、专业化的管理人才。实现国有资产的充分利用，投入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在本文中，笔者对于地方国有资产存在的问题、解决措施，以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意义做了系统的思考。

参考文献：

[1]胡蓉.加强地方立法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保驾护航[J].湖北社会科学，2011，（9）

[2]邵学峰.论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财务监管机制[J].江汉论坛，2011，（4）

市值管理的意义篇6

一、生态文明核心价值观与市民文化定位

在工业文明导致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生态文明为城市摆脱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开辟一条全新之路，生态文明核心价值观为城市建立整体发展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生态文明核心价值观内涵

经过对生态危机出现的深层原因的反思，可知生态文明是人类的必由之路，理念层面上，生态文明必须超越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科学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以此理念建构了生态文明价值观。笔者从城市的角度出发总括了生态文明核心价值观的人与自然价值观、人与社会价值观和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三方面内容。

人与自然价值观意指人们彻底摆脱单纯以人类主体的眼光来审视自然客体价值，加强人类对自然母体价值的认识，强调人只是自然界的一个局部要素，以自然发展和自然价值最大化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亦如，传统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天人合一”的观念精神。

人与社会价值观意指积极认识和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生态意识渗入到社会结构中，已达到人与社会和谐，诸如，在对于有重大影响的发展战略决策上，进行生态效益评估，以维护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最小损害并还能够进行定的生态建设。

可持续发展价值观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具体而言，发展不仅满足个体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还需满足群体、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仅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还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不仅实现代内公平，还要实现代际公平。

(二)市民文化及其功能

市民文化不同于城市文化，仅是城市文化的个分支，所谓市民文化，指城市经过长期发展过程所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以大多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为内容；以大多市民的兴趣为标准；以符合市民的欣赏水平和习惯为表现形式的种文化形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不断聚集了大量人口，集聚的人口带来了市民文化的繁荣和多元性，以满足各种层次市民日常的、多方面的精神需求。

市民文化具有很强的“草根性”，易于被大众接受，因此其除了具有娱乐、消遣、经济等功能，还具有教育和认知功能。

是教育功能，市民文化要追求普遍的可接受性，就必须以普通市民可理解和接受的形式，表达其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而这种共同价值观念，又是市民个体在城市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是接受城市普遍价值观念熏陶的结果，而市民文化则为个体社会化提供了途径和氛围，市民接受、享用市民文化产品的过程，就是接受城市价值观念教育的过程。

二是认识功能。市民文化是对现实生活的种反映形式，包含对市民生活经验的概括性内容，通过对市民文化的消费和享用，市民也可以认识到生活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从而达到对现实世界的认识。

二、当代中国市民文化缺憾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经济实力的增强、城市的现代化水平日益提高，市民对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这种新形势下，市民文化出现了缺憾。

(一)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缺失

在当代中国市民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世俗性被大大的强化，这就导致了一些市民只关注当下个体性的利益追求，而忽略了未来城市发展，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盛行，受价值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影响，许多城市的市民文化存在着重肉体轻灵魂的现象。衡量价值标准单一化，以经济成功来衡量价值的存在。

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失范的道德评判。在道德转型的过渡时期，一些非分明的标准却变得含混不清，如体现在个人道德层次的失范，规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执法机构的违法行为等。第二，失向的价值取向。在现代化变迁中，市民的伦理精神也正在发生历史性嬗变，传统道德约束相对松弛，许多过去被奉为美德的东西遭到了质疑。第三，失衡的道德环境。面临着道德价值观上的新旧交替，市民执行着双重的或多元的价值标准，城市缺乏统一权威性的道德理想，势必造成舆论监督的混乱和道德良心的淡化，使城市道德控制系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职能。

(二)市民公众参与意识淡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伴随着世界体化、知识经济的到来，我国市民的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公众权利意识也明显增强。但我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导致公众参与意识薄弱。

一是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影响甚深。儒家的宿命论思想教导人们要顺应天命，将生活中的任何苦难都归于上天的安排，在命运面前人们只能忍耐与顺从，除非这种忍耐超越人们的生存底线，否则人们总会倾向于以消极避世的态度来保护自己。“无为”的道家思想则教会了我们麻木不仁、怀疑进步与革新，它所崇尚的“无为”让人们安于现状、缺乏追求，同时，道家顺应自然的原则又培养了中国人的知足常乐，结果，中国人在相同条件下总是会比西方人更容易满足，也正因如此，市民习惯了以种自然的心态去对待政府人员的腐败与低效，而非通过主动的行动来改变这种现象。在这种心态背景下，市民自然没有心思或少有积极性与主动性参与到城市管理过程中来。因为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市民总会认为政府对城市的管理做得好与坏都是个样，个人也无力去改变什么。

二是传统的“官”与“民”观念的影响。部分市民认为“官员”是凌驾于“民众”之上的权力所用者，民不胜官，因此，对城市管理者的行为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甚至有时知道是错误的也去盲目服从，完全忘记了自己才是权利的真正主人，导致对管理者的行为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这种情况尤其存在于科学文化水平较低的市民公众中。这样，市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制，更不要说会对城市管理有多少认同感和参与热情了，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被市民文化素质落后、精神追求过少、自我权利意识模糊充斥的不良城市文化氛围。

(三)传统文化的消极内容复燃

由于社会人口流动加快，城市人口动态性强，构成日益复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各种旧有观念和不良习惯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带进了城市。传统大众文化中的某些消极内容又死灰复燃，如风水算命、占卜测地、摸骨看相等等。由于传统社会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不发达，这些东西的存在有其土壤。现代城市中，市场经济制度上还不健全，存在着市场风险，加之人们的机遇又带有偶然性，这些消极因索出现在市民中有一定的基础，些市民文化的生产者为谋取利益，又把这些东西以科学的名义进行包装，加以传播。

三、生态文明价值观引领市民

文化的路径选择

引领不是思想文化上的专制，是在市民文化视域中处理不同的文化、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的种独特方式，其特点是和平、平等、协商与对话。因此，结合市民文化的教育和认知功能，用生态文明价值观引领市民大众文化建设就必须采取符合时代潮流的引领方式。

(一)加强市民教育，建立人与自然和谐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类意识中最深层不为人所察觉的东西，它通过对人的意识、心理的影响作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要转变以经济作为唯一价值衡量标准的市民文化，需通过市民教育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

此处提出生态文明市民教育的三种主要方式：一是从学校开始的环保教育，加强对中小学环境专业教师的培养，针对不同受教育层次编辑环境教材。二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契合点，开展环境意识主题活动，如已经启动的“绿色企业”、“绿色社区”等活动，把生态文明意识、理念扩展到提高全体市民素质上。三是以家庭为基点的环境教育，当前中国城市家庭大多注重对孩子的钢琴、美术等艺术教育，家庭环保教育缺乏，应该让孩子从家庭开始从小关注和接受环境教育。

(二)建立宣贯体系，提升公众参与意识营造和谐人文环境

宣贯，即宣传与贯彻，使硬性、冰冷的制度变得具体化与形象化，让市民亲自接触、感受、感知制度制定的背景和目的，而不是在被动的情况下盲目执行，逐渐提升其参与意识，使其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过程中所制定的规定制度，形成城市中人与社会和谐的人文环境。

在城市建立宣贯体系，可通过报刊杂志、橱窗、网络、广播台、电视台、板报、简报、广告牌等渠道举办教育培训、团队学习等活动，建立市民的多元化参与渠道。是通过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各种不定期的座谈会、开通政府领导热线等方式加强普通市民与政府的直接交流；二是通过电视、报业等媒体为市民提供相关城市发展信息；三是完善政府上网流程，加快政府信息网络化发展；四是建立多种民间调研机构、信息机构、咨询机构；五是举办现场活动，如政府上街设点办公，散发资料、宣传生态文明相关法律、政策，接受市民公众现场咨询。

(三)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广可持续发展主流文化

文化是个城市的灵魂，它决定着这个城市人群的完整价值体系，城市的主流文化则决定着整个城市面貌。当今城市人口流动性强，市民文化呈多样性，导致主流文化缺失，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广可持续发展主流文化，形成先进、健康文化理念是城市长远发展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