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医学论文篇1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因此,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对中医学的阴阳、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为人称道,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以其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非但如此,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所以,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因此,应当引起重视,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因此,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也正是这样,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因此,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毫无疑问,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以及人文关系,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应强调指出的是,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那么,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所以,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因次,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但是,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那么,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体认其自在的哲学,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是哲学的重要任务,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病因辨证等,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但以阴阳为体。《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应走“师徒制”,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中医学问中,向有“学医三年,天下无不治之病;行医三年,天下无可用之方;”之论。因此,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的重要的医疗思想,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药物为辅;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自然医学论文篇2

关键词：中医专业建设；中医文化；作用

在传统文化领域中，中医不仅具有丰富的医学知识，而且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科学和哲学思想。我国的中医学事业是历经千百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如今完善的医学体系，可以说，中医药事业经过反复实践和奋斗历程才创造出了更多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中医专业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对中医文化精神的传承，不断指引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同时要鼓励学生学好中医知识，传承好中医文化精神，更好的掌握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才能更好的实现对中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有效促进中医专业建设。

一、中医文化分析

（一）中医文化的含义

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具有不同的定义，具体而言，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的中医文化包涵了中医事业发展的整个主体制度，涉及多种形式的中医文化活动，而狭义的中医文化仅指与中医药事业相关的理论知识、临床技术和医疗实践经验等内容，也可以说，中医文化是中医事业发展过程中所汇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精华内容，具有明显的中医传统文化特征，同时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传统文化为中医文化发展提供了生长土壤，而中医文化也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更广阔的内容。目前，在中医专业建设过程中，只有充分了解中医文化的具体内涵才能更熟练的有效运用中医理论知识。因此，作为中医事业发展的灵魂，中医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医文化的特性

中医文化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其内容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中医文化既融合了传统文化中儒家、佛教和道教的经典论述和相关思想，也在吸收其合理文化精神内核的同时强调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统一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是中医文化强调自然与整体的普遍联系，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注重保健和预防疾病，才能更好的实现人体的阴阳平衡。

二、中医文化对中医专业建设的作用分析

（一）中医文化对中医思维模式建立的作用

在中医专业建设过程中，加强中医文化可以积极推进中医思维模式的建立，同时传统中医文化系统涵盖了几乎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知识，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含有哲学、艺术和宗教等领域的理论，所以从多角度来理解中医文化将更好地发现中医专业建设和学术体系发展的真正含义，发挥中医文化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中医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医文化是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基础，直接体现了中医文化的精髓，所以从中医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医文化作为中医专业知识教学的重点内容，不仅是对中医教育发展的重要突破，也是对中医事业的繁荣有着促进作用。

（二）中医文化对中医专业课程设置的影响

在中医经典著作《内经》中，有专门具体的章节是对从事中医事业的人员提出的要求，这也就要求中医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对于刚步入中医院校的在学在学生，他们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相关类似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他们对中医学理论和逻辑思维等内容完全是处于模糊状态，特别是在医学院课程体系中，学生对中医的了解相对不足，加之受到中医和西医不同文化思维模式的影响，所以这两种模式要求学生在当前中医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要结合具体现状进行课程设置。所以由此可见，要想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就必须充分了解中医传统中医文化，同时中医文化作为中医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不断增加中医文化课程在大学入门的课程，帮助学生了解中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也能够起到促进中医专业学生学习和掌握一些繁体字知识，进而为学生在学习中阅读医学书籍提供充分保障。

（三）中医文化对中医专业学生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针对中医专业学生的具体实际，要不断创新中医专业课程教学模式，在注重学生理论学习的同时，也要重视对学生的临床实践，同时也有必要加强对学生更深或更广的专业知识培训力度，特别是在吕医临床实践过程中，通过让学生阅读各种经典书籍和现代医学知识进行业务素质能力的提高。结合教育和培训等方式来丰富和提高学生的水平。中医继承了我国历代的许多医生的思想精华，在继承和发扬中得到了发展，所以必须深入研究中医文化，有助于提高中医临床运用水平。虽然中医文化和古代哲学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按照古代语言结构与现代文学表达意义来区分，可以这两个词之间仍然有很大区别，而一些中医理论著作大多是用古代文言进行写作的，所以学生必须了解古代文化，才能进一步深化和提高中医知识和理解掌握中医文化，当然，加强中药研制和开发也需要结合当前新的医学知识。由此可见，只有熟悉中医文化，并在中医教学专业中引入中医文化建设才能使学生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因此，中医文化不仅包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也代表着丰富的现代中医知识。所以了解中医文化的具体要求，不仅是中医药学生学习中医知识的前提和桥梁，更是提高医学临床实践能力的关键。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中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中医文化实现了不断发展变化。同时中医文化经过历代长期临床试验实践的积累，并不断反复总结中医理论知识，才形成了当前具有独特内容和风格的传统中医文化，也可以说，中医文化是古代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所留下的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也就决定了中医文化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同样也具备着作为社会存在的社会属性。

参考文献：

自然医学论文篇3

海外汉学家小传

满晰驳，原名曼福瑞德·波克特（ManfredPorkert，1933—）德国汉学家，西医学者、中医学者。其中文名“满晰驳”取意“以饱满的责任感反驳西方明晰科学的不足”。他曾任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创办过“国际中医社团”，开展专题研究，并多次在世界各地举办学习班、报告会、学术交流会。数十年里，矢志努力，耕耘不懈。其编著出版的中医图书有：《中医临床药理学》、《中医方剂学》、《中医针灸学》、《中医论断学》、《中药学》、《中医基础理论》。其中《中医基础理论》一书风靡欧美，使西方人对中医有了全新的认识。

采访者：中医既然是成熟的科学，具有广阔的前景，那么，它是不是就应该具有全球化的条件？您对中医全球化乐观吗？

满晰驳：这个问题很难用乐观或不乐观这样简单的结论来回答。从当前看，情况不容乐观。从长远看，如果中国同道们和中国的领导人充分地意识到当前的问题，并着手加以纠正，中医走向世界是必然的。正如我这次演讲的主题那样，“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呀！

采访者：在您看来，当前中医药发展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说，影响中医药全球化的因素是什么？

满晰驳：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自己把自己的宝贝当作垃圾忽视甚至丢掉了。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中医药在中国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科学原理认识不够。就象刚才讲的：居然也有许多中国的中医们对中医的科学性表示怀疑，这是问题的实质。中国至今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全人类福祉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地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认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中国的有关主管部门和许多医生，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

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在中国，虽然有“中西医并重”的行政规定，但在医疗的事实上，中医不能和西医享有同等的学术地位。专门研究中医的机构少，经费少，更危险的是研究方法的偏谬。研究人员没能对中医基本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用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论据去证实中医药的科学特点。

在中国，对中医的歧视处处可见。中国的西医师有157万人，中医师只有27万人。在综合医院中，中西医的比例约为1:9甚至5:95。更奇怪的是，在中医研究机构和中医学院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医院中，病历90％是用西医诊断学和病理学的术语写的，能用传统的中医学理论和方法来诊病和开方的，一种说法是不到一万人，而且这些人年事已高。果真这样，那就悲惨了！

种种迹象表明，中医正在不断走下坡路，走向衰落。这种倾向如不迅速而有力地加以扭转，这个曾在理论上、实践上达到最成熟、最有效的水平的医学，将成为过时的东西。这不但对中国人民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对世界人民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中医的衰败不仅是医学上的问题，也是一个严竣的社会问题，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美国2003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1.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13亿人，如果没有中医，谁能支付起那么高的医疗费用呢？到过欧美的人就会知道，欧美的医疗效果并不一定好，许多病的治疗上并不满意。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跑到欧美做中医呢？中国要保证老百姓的医疗，当然更不能缺少中医。

采访者：针对您看到的这些问题，如果请您开个“药方”，您会怎么开？

满晰驳：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相信中国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我有几点看法要说一说。

中国自己不把中医药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几年前我看了崔月犁先生的《中医沉思录》，我高兴地看到有许多人在深刻地思考中医的问题了。最近我读了李致重先生的《中医复兴论》，我们的理解完全一致。太让我高兴了！我对他说：我们是朋友，也是同学，志同道合的中医的学生呀。我认为，中国应当首先把自己中医的事情做好。中医应当在中国的国学传统上尽快复兴起来！

实际上，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化自卑感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强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的贡献。中国只是在近两百年才落后了，但这是社会的落后，管理的落后，经济的落后，而不是文化特质的落后。中国人应该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力宣传和发展中医中药学，要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医中药“正名”。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不是经验医学，更不是伪科学。不要人为地把中医学搞坏了，让人家说你是伪科学。现在，西方人也已经觉察到西医西药的局限性了，但又没有其它办法，很多人把目光转向植物药物，希望从传统医药中寻找出路，这是中医中药发展的好时机。

中国应该加强中医中药的教学和研究。中国要培养大批真正能用中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诊病治病的中医师，不是一万人，而是五十万、一百万人。这样，输送到世界各国的假中医也就少了。中国应该制定中医药学的标准，当然不是以西医学方法来评判的标准，并使它逐步成为国际遵循的唯一标准。这样才能消除国际市场上那种传统中药按植物药物，或者西药标准划定的混乱局面。中医中药有自己的标准，用别人的标准就不是中医中药了。

现在迫切要做的事情有三条：一是设法使中国的一些一流学者掌握认识论，即有关现代科学在方法学上与中医学相适应的认识论。二是继承、开发中国传统医学宝库。三是系统地发展属于中医自己的现代技术。比如研制鉴定中药的新技术；药物功能论断的新技术；在医学文献迄今还没有包括进去的中医治疗功能性或退行性疾病的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等等。这些工作要靠中国的同仁来做，也需要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

采访者：您是不是早就与中国的相关单位进行了交流与合作？

自然医学论文篇4

[关键词]中华文明；儒家文化；中医诊疗观；形成；发展

[作者简介]唐乾利，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教授、主任医师，供职于广西中医学院；陈小平，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覃文玺，广西中医学院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何清湖(本文通讯作者)，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208

[中图分类号]G03：R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086-04

《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从巫医一体的理论体系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也同时直接指导着中医诊疗观的建立。在统治者推崇儒家文化的年代里，随其重点的变化，中医的诊疗观或多或少的发生了演变，本文就其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作一初探，并就中医学发展思路作一些初步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一、原始儒学时期

先秦时期是以孔孟为主的原始儒学时期。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其中对周易的整理对后世儒家学者的影响极其深远。儒家与易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儒家是以《易经》为宗典、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学术派别。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其成书时间与孔子的年代相差不远，作为医学理论的文字表述，其中的阴阳五行理念并非来自于儒家思想，相比之下，与阴阳家的理念更加接近，可惜阴阳家的典籍已全部失传，无从考证。这些理念直接构筑着传统中医的阴阳五行诊疗观念，故在先秦时期，儒家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并不非常明显。

二、经学时期

(一)汉儒经学的建立及其主要思想

汉以后，依靠秦时耆老耳传重写经书。汉武帝即位后，采纳了当时儒家董仲舒的意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弟子员，有五经博士之说，凡不尊六艺、习孔子之术者悉去之，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也是士子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重于在经典的字词句中探求微言大义，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

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著书十余万字，奠定了经学在中国2000年历史上作为主流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核心的地位。其主要哲学思想既承传了汉以前儒家的重视生命、以人为本的益生主题思想，又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农等各家学说，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董仲舒比较系统地发展和糅合了先秦儒家的“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中和”平衡思想和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这些思想不仅渗透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使天人之学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功能。而且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学与中医阴阳观念的差别及儒医形成的基础

董仲舒整理的阴阳学说主要来自于《易经》，易经的阴阳主要以二的倍数增长，以一分为二为主体。《易经・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道明了天地阴阳变化之理，但是《易经》的阴阳与《黄帝内经》里的阴阳并不完全一样。

《黄帝内经・阴阳离合论》：“黄帝问日：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岐伯对日：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可以看到，在中医诊疗体系中，阴阳的三阴三阳理论是非常独到的创造，不与其他体系雷同，这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所用的主要辨证论治体系就是三阴三阳体系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按照《易经》阴阳分法固然合于天道，但是因为取类的不同，对三阴三阳的诊疗观还是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了分歧。

由于儒家官学地位的确立，对于医疗体系乃至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医疗队伍的组成结构也造成了新的变化，给后世一种医疗群体――儒医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儒医这个群体是最终导致中医学诊疗观分裂的重要人群。汉以后的执业中医的人群结构数据表明，两汉至唐代52位著名医家中，儒者多见。

(三)经学后遗症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学说、祥瑞灾异说后来演变成为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应该是董仲舒始料未及的。由于其理论中提供了谶纬之术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对政治措施的影响方式上，逐渐与谶纬神学合汇，尤其是王莽与刘秀在夺取政权之际公开利用，将若干谶语编为官书明白昭告；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又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定为功令的必读书，“言五经者，皆凭谶纬说”。儒生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称“七经纬”为“内学”，而原来的经书反称为“外学”。使得谶纬的地位实际上凌驾于经书之上，从而让谶纬之术发达起来。

谶纬的兴盛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本来《黄帝内经》理论体系构建的传统中医诊疗观已经脱离了传统巫术鬼神占卜的概念，谶纬的兴起直接通过官方把这些理念重新打回到中医的诊疗观中。这在后来的很多医书记述中可以得到证明，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到孙恩邈的《千金方》里都有很多谶纬术的记载。

延至东汉末年，人们得病不是先找医生，而是找巫师，谶纬学泛滥极其严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当时的人：“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张仲景对此情况痛心疾首，撰著《伤寒杂病论》正本清源，奠定构造了正统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使中医的诊疗观在文字上规范下来，让中医学独立于谶纬学之外，并显现出不可比拟的临床效果，这是张仲景至今仍被尊为“医圣”的原因。

谶纬之学虽经魏晋以后屡被禁止，但仍然在民间流传，明清时期还有很多医书存在着这些记述。只是到了“”以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传

统学术退位，谶纬之学才开始真正敛藏起来。

三、理学时期

(一)儒学思想的分野

宋以后。以五经为主干的章句训经学因自身僵化而陷入绝境，熙宁变法失败后社会矛盾激化，佛学南禅宗改革运动的思想浪潮冲击，使得教条经学的专治局面开始发生振荡。疑经之风逐渐兴盛，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儒家文化随之发展成为一种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思想。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走向政治哲学化，为统治者提供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以适应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的学说，也因此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儒学这时主要分化出两支，一支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程朱理学坚持“性即理”的根本观念，主张“宇宙之间，一理而已”，以“理”为本体、以“穷理尽性”为方法。朱熹则是儒家理学集大成者，其所著的《四书集注》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教材。另一支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陆王心学则坚持“心即理”，主张心外无物，是以“心”为本体、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为方法。《四库全书简明录》记载：“朱子无极之辨，陆九渊攻于前，格物之说，王守仁轧之于后，诸儒各争门户，垂数百年。”

儒学的内部争端体现出明显的思辨性，引经据典皆为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不固守经文本义，这些思想上的变动对中医学的诊疗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中医诊疗观上的分裂，形成中医的学术分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小叙》：“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不仅概括儒与医各自学派分立时间，也暗指了儒之门户分于宋，与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二)儒医大量产生。改变了原有的医疗队伍结构

宋朝时候，国家对医学非常关注，不仅帝王本身熟悉医学，而且还不断下诏书指导全国的医事活动。《宋会要辑稿・崇儒》：“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儒医在官方的提倡下正式形成潮流，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验方、家藏方，如陆游的《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司马光的《医问》，高若讷的《素问误文阙义》及《伤寒类要》等书。名儒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名言对此更是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大批儒生加入到医学领域之中。由于儒医本身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中医群体中占比例增大后，其学术观点直接影响到中医学界的观点，中医诊疗观的蜕变亦因此而生。

(三)金元四大家的产生标志着传统医学诊疗观的分化

金元时候。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明显的分野，出现了“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震亨，他们对《黄帝内经》各执一义，先是河间学派刘完素以“火热论”病机创立了“寒凉派”：张从正师刘完素发展出“以血气流通为贵”的“攻下派”，李东垣尤其重视脾胃成“补土派”；朱震亨倡导“阳有余阴不足”建“滋阴派”。4人中至少有3人和儒家扯得上关系。张从正著书叫《儒门事亲》，李东垣曾从师于当时名儒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献，朱震亨则是师从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学儒门理学，其书《格致余论》亦含有“格物致知”之意。他们都反对“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这些都是受宋儒疑经和部分理学思想影响而生的。由此可知，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与宋朝儒学的门户分别有直接的相关性。

(四)理学后遗症

随着儒家理学的“穷理”深入，逐渐出现了空谈理论，不尚实际的风气，这也对中医诊疗也影响很大。到了现在，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大生产分工的深化，出现了只谈理论不会临床的中医理论家，也许或多或少的还是和理学的遗风有一点关系的。

心学的修习方法必须是德才兼备。智慧过人者方能成功。其发展到最后竟然成了“小人无忌惮”，尤其是把“医者意也”发挥到极致之时，其流弊更是直接导致了诊疗的随意性，没有规范。没有章法，诊断上没有精准的判定，疗效上没有确切的估计，中医至此便逐渐衰弱，使西医学乘虚而入占据了主流医学地位。

四、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长期占据官方的统治地位，对中医的诊疗观念有着极深的影响。儒学的几个重要时期的思想演变造成了中医诊疗观的变化，尤其是宋以后儒家分野，造成金元时期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但最终医学仍是医学，既不是哲学也不全是文化。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在儒家文化的变化中伴生发展的一门经验实用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唯一检验医学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就是临床疗效，不论诊疗观如何发展变化，能指导临床治愈疾病的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中医独特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其独特的学科属性。中医学对人体本身和人体科学本身以及防病治病都具有独特和卓越的见解，是一门符合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医学科学。没有古代的中国哲学，就没有现有形态的中医学理论；没有儒家文化，就没有不断发展的中医诊疗观。可以说，中医学是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通过历代医家长期的医疗实践与不断的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医学科学。中医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哲学和文化的范畴。因此，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审视和研究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必须进行方法论及诊疗观的变革。

由于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毫无疑问儒家文化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而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属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范畴，又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来建构理论体系。并建立了中医学的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并使之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中国传统自然观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万物始基的元气本体论；另一方面则是宇宙形式的天人合一论。正是这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元气本体论和天人合一论，才使中医学形成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方式和理法方药的独特体系，尤其在中医诊治方法上，也无不富有传统自然观的特质。元气论以及阴阳学说等哲学思想给予了中医发展强大的指导武器。在这种思潮下，中医学形成了一套整体的理论体系，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宇宙息息相关，人体无时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自然医学论文篇5

一、将历史的视角纳入对现代医学模式的理解中

从1977年恩格尔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来,这种现代医学模式受到医学界的广泛认同,专家、学者对其理论意义及临床指导、医学教育的实践价值进行了通过思考和讨论。但笔者深入考察相关文献,发现对这一现代医学模式的理解中存在一定局限。

(一)对现代医学模式理解的不足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系统思维方式的产物[1]。对它的理解往往采取的是全面性这一静态视角,而忽略了系统的演化性这一动态视角,前者集中关注系统要素之间、要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后者则以系统在各要素与环境作用下的动态演化为关注重心。这就意味着,系统思维方式中实际应包含两个维度:全面性维度与历史性维度。但遗憾的是,当人们用系统思维方式去理解事物时,往往只注意到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在思考医学模式问题时也是如此。

(二)关于历史的视角

历史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家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马克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一种历史理论。虽然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历史'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模糊不清的”[2],但通过深入分析,会发现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历史进程,泛指事物的一般发展演进过程,其主体可以是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因此就有自然史、人类社会历史、人及其思维的发展史;二是历史活动,特指人类社会活动,也就是实践。现实的人类活动总是具体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是历史的。在此基础上,唯物史观的最大特色就是用历史活动来解释历史进程。一切历史进程,不管是有关自然界还是有关人类社会或人自身的,归根结底都根源于人类的历史活动(社会实践),只有从历史活动出发才能解释历史进程。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人类历史,也适用于自然史。马克思用人化自然”的概念将自然史、社会史和人的历史统一于人的历史活动之中。

二、从唯物史观出发解读现代医学模式的演进

从唯物史观出发解读现代医学模式,可得出三层逐渐递进的历史”含义:第一,医学研究对象有演进历史;第二,医学规律有演进历史;第三,医学规律的演进发展根源于人类历史活动。

(一)现代医学模式体现了医学研究对象的演进历史

唯物史观是以辩证法为内核的。按照辩证法的本意,不能把事物单纯地看作一个当下的东西,而要看成一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展开过程。现存的任何事物实际上都通过扬弃,将以往的发展阶段包含于自身。同理,以辩证的、历史的眼光审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要看到它包含着以往所有历史形态,是一个历史过程。虽然在抽象意义上,医学一直以人的疾病和健康作为其基本研究对象,但在不同医学模式下,医学研究对象的具体内涵是不同的,并处于发展链条之中。在神灵主义和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下,人们将人体的异常看作是神灵的自然力量作用的结果,因此,对人自身的研究是不重要的,关键是取悦神灵或把握住自然的本质;在机械论医学模式下,人们关心的是作为机器模型的人体在其运行中的机械故障问题;在生物医学模式下,人们考察的是病原体如何导致生物人体的病变;而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人们则把人看作是自然生物体与社会生物体的统一,研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复杂作用怎样导致人的生理和心理疾患。因此,用辩证法眼光看现代医学模式,就要将其理解为所有以往医学模式的历史性统一。这点在生物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模式的关系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现代医学模式将生物因素作为导致人体疾患的主导因素,这就扬弃了生物医学模式,而将其积极因素吸纳于自身。

(二)现代医学模式体现了医学规律的演进历史

经典科学哲学认为:科学定律是从来就存在着且等待人们发现的纯粹客观规律,人是自然的绝对中立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和实践者。因此,以往对医学模式的静态理解,实际上就把医学规律看做是静止不变而非演化着的。但这种静态的观念在进化论和现代医学模式的双重冲击下必然被解构。一方面,从现代进化论中可以引申出规律在逐渐演化的结论。从康德提出星云假说开始,到达尔文建立物种进化理论,生物演化的观念逐步被确立并深入人心。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与牛顿时代的科学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把自然看作是逐渐演化的。但这些新”科学家仍持有一个不自觉的悖论:自然是有历史的且处于演变中,而规律则是静态不变的。出现该悖论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真正把历史的观念贯彻始终。试想,既然自然在演化,那么随着演化出原先不存在的新事物”,而涉及它的规律必然也是新规律”,是逐渐演化而成的。所以,不仅事物在演变,规律同样也处于演变之中,这是历史观点的必然结论。其实,有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比如狄拉克的大数假设就得出万有引力常数G可能也处于变化之中的推论[3]。之所以人们很少察觉到自然规律的演变,其根本原因在于该过程极为漫长,超出了人类现有的历史视野[4]。既然一直被人们视为必然规律的自然科学定律在本质上处于演变中,那么直接与人相关的医学规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现代医学模式本身内含着医学规律逐渐进化的结论。现代医学模式下,医学规律是生物、心理、社会等诸多要素复杂作用下形成的复合规律。其中最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社会因素,也正是它体现了最鲜明的历史性特征。社会生活的变迁最迅速、最显著,当人们承认社会因素是影响人体疾病和健康的重要因素时,也就承认了医学规律的历史性,承认它处于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三)医学规律的历史性演进根源于人类历史活动

从医学规律中的生物学因素看,人类在掌握了现代生物学知识后,对直接影响人体疾病和健康的自然因素进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物规律的演变,使其打上了人类历史活动的烙印。比如,由于人类医学活动的影响,病毒发生相应变异,最典型的就是抗生素大量使用使病原体产生耐药性或者发生变异,产生超级病菌”。有关研究表明来自不同地区的细菌耐药性具有显著的差异[5],这更加表明人的活动对生物规律的影响。再比如,基因技术使人获得了改造物种甚至创造新物种的能力,这种改造必然对生物规律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医学规律中的心理因素看,心理规律比生物规律更明显地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一方面,从心理规律的产生看,它是以人的存在及其心理活动为逻辑前提的。因为,唯物史观认为,心理意识根源于社会物质存在,且随着人类历史活动的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另一方面,心理规律及其对人类疾病和健康的作用随着人类社会历史活动发生变化。在社会生活相对简单的时代,心理因素对人体状况有一定的影响,但作用不大;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社会变迁速度越来越快,心理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生理疾病也就越来越成为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20世纪4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WHO)给健康下的定义就深刻说明了这点。从医学规律中的社会因素看,社会生活变迁本身就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最直接后果。更准确地说,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广义理解中,人类社会与人类历史、人类社会与人类活动、人类历史与人类活动本来就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因此,社会生活不可能与人的历史性活动区分开来,没有人类活动,就无所谓社会和社会生活变迁。#p#分页标题#e#

三、从历史性视角理解现代医学模式的意义

有人会提出疑问,在目前对现代医学模式采取全面性(或曰静态)视角的解读还主要停留于理论层面的情形下,是否有必要提出一个更为复杂的历史性(或曰动态)解读视角?对这个疑问可以从哲学的使命来回答。哲学总是站在科学的后面,而哲学的眼光总是落在科学的前面。”[6]否则,哲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医学观是医学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哲学反思要为医学发展服务。因此,对现代医学模式进行历史性解读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医学哲学学科建设关于医学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是目前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有人广泛地讨论医学哲学的内容、理念和方法[7],有人则深入地思考医学哲学的逻辑起点。对现代医学模式的历史性解读实际上是从更高的角度、更宽的视野来理解医学观,以此为基础可以加深对医学哲学的理解。例如,关于医学哲学的逻辑起点,有学者认为应以人类的生命健康作为医学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8];有学者则认为医学哲学的逻辑起点,不是‘健康’,而是人的生命存在”[9]。这两种观点,前者太具体,后者太抽象。而从历史性视角来理解现代医学模式,其逻辑起点则应该是人的历史性社会活动。这既是对前述医学规律的演进源于人类历史活动观点的呼应,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有内在的一致性。

自然医学论文篇6

中医药学是中医学和中药学的合称，其侧重反映的是中医和中药两者是共同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医药学不仅是我国的三大国粹之一，在肿瘤、病毒性疾病、老年病、疑难杂症等疾病的治疗领域保持优势。

1.1中医药学的起源发展史

中医药的起源是由于人类生存的本能需要，自从人类诞生之后，随之而来的疾病和伤痛自然就需要医药知识和医学技能来治疗伤痛和疾病，那么就有了后来的中医药学。有了中国人，当然就有了中医药学，中医药学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生产、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远古时代是中医学的萌芽阶段，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则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阶段，而晋至隋唐，则是中医学分化、融合和发展阶段，宋至金、元时期，则是学派涌现、理论突破阶段，后来的明、清时期，则是综合集成和深化阶段，到了鸦片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是中医学从低谷中向更高的地方飞去。历经远古时代、春秋战国、秦、汉、唐、明、清等时期，中医药学无论是在人体结构、生理、诊法、辨证等基础理论方面，还是中药在临床运用等各个领域都有着令人羡慕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积累。最早的医学巨著就是《黄帝内经》，而最早的药学巨著则是《神农本草经》。

1.2中医药学的基本特点

中医学的基本特点就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所谓的整体观念也就是整体思维方法在中医学理论中的体现，即强调人们在观察、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必须要时刻注重事物本身所存在的统一性、完整性和关联性。普遍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界息息相关，人与社会密不可分，这种机体的自身整体性和内外环境的统一性的思想，称为整体观念。这一整体观念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诊断、治疗和养生等各个方面。所谓的辨证论治也就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就是辨证论治的过程。

2.中医药文化

作为中华文明瑰宝的中医药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唯一的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传统科学技术。中医药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哲学、天文、地理、数学、历史、军事等多种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知识，同时又融进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2.1中医文化

中医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中国文化最早就是以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的统一性为出发点，是一种源头型的文化，未来所做的一切都只能是对这一源头思想的肯定和发扬。如此强烈的意识表现在中医文化当中，这种寓创作于解释，寓创新于继承的发展模式，保证了中医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中医文化具有服务于现实的实用理性。这种实用理性满足于对事物的笼统的模糊的整体直观的把握，中医学是服务于现实的实用理性精神的最完美的体现，中医理论的发展总是随着临床医学的进步而进步。中医文化是有机的自然主义。有机的自然主义即“天人合一”，这种有机的自然观使得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经久不衰。

2.2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及其核心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是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以道家为代表的养生学，以易学为代表的天文学和地理学，以及各种传统理论融合而成的其他理论。这些理论共同形成了中医药学的文化背景和知识基础。而中医文化背景和现实临床结合，便产生了独特的中医学基础理论，由此可见，中医药学体系是由中医文化、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构成。这其中的中医文化是基础，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是致中和、道法自然和以人为本。

3.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背景下翻译人才教学的创新模式

中医走出去的方向是，立足国学、走向科学。中医一方面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不能故步自封，要努力和现代科学相融合，将中医放入现代化科技发展的大平台中，这样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中医药走向世界，极大地提升了中医药在海外的影响力，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翻译人才教学创新的模式有哪些呢？

3.1自学――指导式

主要是“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辩证统一的教学观，主要步骤：第一步，提出要求，根据教学要求，教师对自学的范围、重点和要解决的问题提出要求，让学生有目的的学习；第二步，开展自学；第三步，讨论启发；第四步，练习运用；第五步，及时评价；第六步，系统小结。这种教学模式一般情况下教师要设计出要求明确的自学提纲，提供必要的参考书，学习工具，如字典、词典等。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具备一定阅读能力的学生。

3.2目标――导控式

主要是设计一个由低到高的一个程序化目标，通过学生对目标所达到的水平，合理安排学习条件和学习时间，让每个学生都发挥到最好。主要步骤：第一步，前提诊断，对将要学习的内容所涉及的基础知识点，由教师带领学生进行简要的提示、复习和回顾，为学生学会新知识做铺垫；第二步，明确目标；第三步，达标教学，通过讲课，使同学们掌握所学内容；第四步，达标评价；第五步，根据评价结果，查漏补缺。这种模式下，教师要提前充分的备课，分析每个知识点，让学生牢记。

3.3传递――接受式

主要传授系统知识、培养基本技能为目标，比较强调教师的指导作用。主要步骤：第一步，复习所学知识；第二步，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第三步，教师讲授新课；第四步，巩固练习，提高熟悉程度；第五步，检查评价；第六步，间隔性复习。这种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接受大量知识，但相反的，学生对所学知识并不能完全掌握，不能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学生的创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