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论文篇1

一、坚持解放思想，理论武装力度加大

今年以来，市委中心组学习坚持以学习贯彻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重点，以服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为突出点，以提高党员干部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的能力为目标，积极服务市委中心组学习，提高全市干部素质。制定下发了《登封市科级党委（党组）中心组2010年度理论学习指导计划》，邀请清华大学教授董关鹏等分别为市委中心组学习作了“领导者如何面对媒体与公众”、“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新纲领”的专场报告；在少林办、水利局、登电集团等乡镇、市直单位和企业举办了7场郑州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集中宣讲报告会；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跨越式发展”主题党课活动；组织了2010年全市科级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并将市委中心组学习扩大到全市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使市、乡两级中心组学习进一步强化，全市领导干部理论素养得到大幅度提高。

坚持把基层党校和党员电教室作为主阵地，少林办塔沟村党校、嵩阳办双溪园居委会党校2个基层党校荣获郑州市级先进基层党校。大冶镇党委党校、少林办塔沟村党校被评为省级先进基层党校。全市理论教育工作又有新进展，少林办事处、检察院党委中心组获评郑州市中心组学习先进单位。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扎实开展。先后举办了召开了缅怀先烈纪念大会、“百首爱国歌曲大传唱”活动、全市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登封市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举办了登封市庆祝建国60周年“唱爱国歌曲、颂革命精神”大合唱比赛，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了广大群众爱国意识。

二、坚持正确导向，舆论引导作用增强

（一）做好新闻宣传树立我市良好对外形象。加大在上三级主要媒体的新闻报道力度，在部级媒体发稿200多篇，省级媒体发稿300多篇，郑州市级媒体发稿500余篇，共在上三级媒体发稿1000多篇。继续与郑州日报社联合办好《郑州日报市县新闻•登封》专版50期，为我市新闻宣传提供了有利的平台。

（二）整合市属新闻媒体资源为我市经济面对金融危机树立信心。一是大力开展我市抗旱浇麦保证人畜吃水的新闻宣传；二是积极组织我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讲树促”活动的新闻报道；三是做好我市优化发展环境的新闻报道；四是开展我市全民创业活动新闻宣传。通过有效的集中宣传活动，推动了市委、市政府各项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加强与主流媒体联络，积极化解负面新闻。在做好正面宣传的同时，积极重视新闻风险事件的化解，初步形成了“党委政府重视、责任单位为主、宣传部门参与”的应对机制。全年共接待各级媒体采访40多次，积极消除煤炭、土地、环保、教育、国土资源等热点单位的负面报道20多次，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三、坚持服务人民，社会宣传活跃深入

（一）文艺活动丰富多彩。坚持以繁荣文艺创作和开展文化活动为重点，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构建和谐登封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柱。先后组织开展了第七届春节联欢晚会----“辉煌30年”、“盛世闹春”2010年春节民间文艺大巡游活动“中国嵩山女性文化周”、登封市“劳动者之歌”大型文艺晚会等100多场次群众文化活动。由登封电视台推出的大型群众文娱节目——“为我喝彩”登封市群众才艺之星电视大赛，受到全市人民群众的喜爱;电视剧《情洒香山》、电影《新少林寺》开机拍摄，杨兰春文化园开园，为推动我市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农村基础文化建设稳步推进。全年完成大金店镇、告成镇、白坪乡、颍阳镇、君召乡、石道乡、送表区、卢店镇8个乡镇文化站和187个村级文化大院的建设任务，提前实现我市村村有文化大院的目标，同时为全市150个村文化大院每个配送3000册图书和6组书柜，采购价值20余万元的鼓、锣及表演服装等物资，初步完善了已建成文化大院的服务功能。市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心，已安装调试完成，137个行政村基层服务点所需设备由上级文化部门统一配置，现在已安装到位。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及文艺演出工作有序进行，全年共放映数字电影3000余场，豫剧团下乡演出280场（次），接待外来演出团体100个（次）。

（三）广电“村村通”工程强力推进。强力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登封电视台实现境内电视信号的无缝覆盖，登封广播电台新增干线7.5km；新开通小区信号3个；新增装有线广播音柱8只，购置微波无线数字广播信号设备，彻底解决多年来箕山广播发射信号质量不好的问题。同时大幅度降低安装费，让利于用户近30万元，全年发展新用户1526户，入户安装创历史新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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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艺创作品味提升。吕宏军主编的410万字的《登封市志》、阎锦木的文集《柳郁文选》等16部有关嵩山文化、少林文化的书籍等作品相继出版。书画创作持续繁荣，2010年，全市的书画作者深入传统、深入基层，创作出大量富有时代意义的书画精品，共有260余幅作品在上三级发表、展出。其中刘永占的民间艺术作品《嵩山娃娃》在河南省融冰民俗文化艺术展演中荣获一等奖，《唱河南》在河南省魅力中原民间艺术展中荣获金奖。

（五）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三个专项”普查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深入全市57个行政村、名胜古迹等地开展登封市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三个专项”普查工作，已普查绘画、文字、建筑、编织、服装、饮食、雕塑、剪纸等民间美术资料120余项，拍摄图片900余幅，编篡《民俗志》17万字。

（六）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显著。我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电子文本及汇编已全部完成，共整理汇编出登封市市级汇编本9册，其中民间文学三册；语言文字、民间美术一册；民间手工技艺一册；民间舞蹈、民间知识一册；传统体育、竞技与杂技、民间信仰一册；民间音乐、曲艺、传统戏曲、传统医药一册；其它项目一册。同时成功申报郑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项，分别是许由传说、大禹传说、嵩山“泥人刘”；省级项目3项，分别是许由传说、独脚舞、摸摸会。

四、坚持以人为本，文明创建质量提高

（一）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扎实开展。年初，我市提出了创建河南省文明城市的目标，按照《河南省文明城市考评细则》的要求，我市展开了一系列的创建活动。一是开展了征集登封“城市精神”活动。其中，向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放征求意见表600份，通过新闻媒体、信件、电话和电子邮件等形式征求收集到1000多条意见，引起市民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二是组织开展了“文明素质提升年”活动。发放礼仪知识手册等书籍资料3000余册，组织了“讲文明树新风促和谐”礼仪知识竞赛和“文明就在身边”演讲比赛，开展了“迎国庆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推动了我市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三是大力开展了以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创建文明城市、文明社区、文明景区、文明交通、文明窗口为主要内容的“三优五创”活动，宣传普及《登封市民文明手册》等文明创建知识，着力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四是开展了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认真做好2010年度省（市）级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景区的指导、推荐、考评工作。今年，我市推荐上报省级文明单位2个，郑州市级文明单位7个。五是为进一步增强公务车辆及公务人员的文明交通意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全市开展“树立公车良好形象，争做交通文明模范”活动。六是继续开展了系列创建活动。继续以“三有一评”活动为抓手，在全市各乡镇区、办事处广泛开展文明村镇创建活动。今年，我市的宣化镇创建河南省文明镇，大冶镇创建郑州市级文明乡镇，大冶镇东施村、西刘碑村、大金店镇三里庄村创建郑州市级文明村镇，推动了全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深入开展。组织实施了“电视进万家工程”，国庆节前，200台电视机送到受赠户家中，解决了我市部分农村贫困群众看电视难的问题。广泛开展了尊老爱幼活动，共发放选票5万张，从全市范围中评选出11名当代孝贤、10名尊老敬长孝星，并给予命名表彰，并颁发匾牌和荣誉证书，在全市城乡进一步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二）净化社会环境工作成效显著。坚持“一手抓管理，一手抓繁荣”原则，印发了《登封市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实施方案》，与网吧业及印刷业签订了本年度的《依法安全经营目标责任书》，采取了监管责任落实到每个人的“包户到人”工作措施，市场管理率达到了98%以上，对违法违规网吧、淫秽口袋书和有害卡通画、互联网有害信息的集中整治工作集中行动30多次，集中出动人员1385人（次），车辆317台，检查网吧562家（次），扣缴电脑主机285台，立案查处的违规案件50多个。

五、坚持服务中心，外宣工作成绩明显

2010年外宣工作紧紧围绕市委工作中心，服务大局，采取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对外宣传战略,为宣传登封、推介登封做出积极贡献。

（一）成功举办“感知嵩山文化访谈”活动。市委书记王福松，嵩山文化研究专家周昆叔、郑泰森等与全国各大主流网络媒体80余位记者参加了访谈活动。商都网现场视频直播，人民网、中国新闻网等43家新闻网站给予报道，30家网站转载了活动实况，播发96条即时信息、30组直播流动字幕、26000余字、185幅图片，单次直播时间最长1小时20分钟，总计直播时间19小时。

（二）新闻发言人制度进一步完善。按照登政办【2010】20号文件要求，及时督促各职能单位上报新闻会计划，全年召开新闻会18场次。其中，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厅召开了“祈福中华•论道中岳”文化活动新闻会。

（三）配合境外媒体采访报道登封。配合了阿拉伯半岛电视台《走进少林》专题片的拍摄，接待了美国箴言报对登封旱情采访，服务了凤凰卫视《中国名片》栏目对嵩山文化探访，服务了凤凰卫视《智慧东方》栏目对嵩山历史建筑群的采访报道，服务了全球商报联盟年会暨2010全球商报经济论坛的参会嘉宾、代表、记者共860人来登参观考察。为庆祝建国60周年，还先后接待了新浪网纪念建国60周年大型采风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市长网络对话”栏目组、“精彩河南”亚太电视新闻采访团等媒体对登采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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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上宣传形成合力。2010年，为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宣传优势，我市在与新华网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又先后与人民网、新浪网建立合作关系，使主流网站对登封的宣传形成合力，使登封的主流、正面声音在互联网上逐步占据主动。2010年，共搜集监看网上关于登封的不良信息477条，排查出敏感信息31条，根据“网上来、网上去”的处置方法，采取及时上报领导，科学应对的办法，较好地维护了登封良好外部形象和社会大局稳定。

2010年，登封市宣传思想文化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广大宣传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我市应对金融危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文化保证。

重点做好五个方面工作：

（一）进一步深化理论武装工作，为登封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思想基础。一是以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为根本目标，进一步加强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二是以基层党校建设为抓手，建立基层党员轮训制度，落实基层党员教育培训规划，拓宽党员受教育渠道；三是以提高党员干部理论素养为目的，继续组织年度全市科级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试；四是以推进科学发展观大众化为重大任务，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跨越式发展”主题党课活动，增强科学理论教育引导作用，培养造就一大批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超前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党员干部。

（二）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为登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舆论支持。一是突出抓好经济宣传。客观反映我市经济形势，全面准确地宣传我市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充分阐明我市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及时报道市委、市政府有关决策部署，深入解读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大举措，多版面、大篇幅地宣传报道我市各条战线发挥优势、应对挑战的成功经验。二是有效引导社会热点。认真做好价格、税收、财政、金融、投资和教育、土地、医疗卫生等改革举措的宣传解读，做好城镇就业、大学生就业、农民工返乡、房地产低迷、股市波动、社会保障等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把公众情绪引导到健康、理性轨道上来。三是做好科学发展观宣传工作。组织市属新闻媒体开展1到2次集中宣传活动，提高市属新闻媒体的凝聚力和影响力，集中展示我市各级各部门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取得的工作成绩。四是做好在上三级主流媒体的新闻宣传。以郑州日报、河南日报为重点，组织新闻精干人员在上三级主流媒体发表一批有份量、有影响的新闻稿件。

（三）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登封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广泛人心。

一是狠抓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精心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乡镇和社区综合文化站建设、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重大文化惠民工程。重点是加快乡镇文化站、村级文化大院建设步伐，对建成的文化站进行设施配套，实现乡乡有文化站，并使80%以上的文化站达到和超过省级示范文化站标准。开展农村文化大院建设攻坚活动，争取财政支持和调动乡村积极性，在全市246个文化大院达标基础上，使最后77个文化大院达到省级文化大院标准，实现全市村村有标准文化大院。二是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和建档。筹备嵩山摸摸会、许由传说为部级保护项目的申报工作，建立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是积极组织全市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办好全市农村农民文艺汇演、广场文化周和各种节庆活动的同时，开展百场戏曲送农民活动，不断丰富全市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四是继续加强文化市场管理。规范文化市场行为，以查堵政治性非法出版物为重点，提高对打击盗版及非法出版物的相关法律、政策措施的执行力度，开展大型“扫黄打非”集中活动。

（四）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登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一是以“学礼仪、讲文明、树新风”活动为主题，大力开展“文明素质提升年”活动。通过开展市民文明礼仪教育，举办文明礼仪知识讲座，组织相关知识竞赛及演讲比赛，推动市民素质提升工程。二是以尊老爱幼活动为载体，大力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通过道德模范评选，组织巡回事迹报告会和专题文化活动，大力弘扬社会美德，共创和谐新风尚。三是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广泛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四是以“三优五创”活动（以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创建文明城市、文明社区、文明景区、文明交通、文明窗口为主要内容的“三优五创”活动）为重点，大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五是以“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为目标，以“清洁家园行动”为重点，大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六是以净化社会文化环境活动为载体，不断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六是以健全体制机制为重点，深入开展城乡志愿服务活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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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加大对外宣传力度，为登封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一是围绕中心工作，精心筹划，做好重大活动的对外宣传。针对性地开展对外宣传活动，采取“请进来”、“走出去”、“借船出海”等形式，举办“感知嵩山”、“魅力少林”“文化登封”等系列宣传报道活动,借助境内外媒体宣传登封，扩大我市对外的影响力。二是做好城市形象传播，逐步启动城市形象片的制作工作。邀请专家、学者对登封城市政治、经济、人文、地理进行详细分析，对登封城市形象进行准确定位，逐步打造登封独有的城市品牌，促进城市整体品牌核心形象的形成，进而提高城市的整体竞争力。三是举办新闻发言人和网络评论员培训班。邀请在新闻和新闻传播上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学者授课，对全市各乡（镇）、办，市直各单位新闻发言人和网络评论员进行系统培训，提高突发事件新闻处置能力和危机公关能力。四是加大外宣品的制作和投放力度。出版发行外宣图书《魅力登封》，全方位介绍登封的秀丽景色、风土人情、旅游资源、特色特产，扩大登封在海内外的知名度。五是加强互联网新闻宣传管理，占领网络舆论阵地。继续发挥“嵩山论剑”——网络媒体高峰论坛的品牌效应，做好第三届“嵩山论剑”活动。在全市广大干部职工中开通手机外宣彩铃和外宣短信，开办“登封手机快报”，彰显登封良好外部形象。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完善网络信息员、评论员队伍建设，建立市政府系统网络新闻发言人，成立登封市网络管理中心，为我市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提供强大网络舆论支持。

（六）进一步加快文化改革实验区建设步伐，为登封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新力量。登封市被省委确定为全省8个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之一，着力打造三大品牌、狠抓三大重点，推动三大工程，努力把登封打造成为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中的排头兵。

打造三大品牌。一是打造以禅宗、功夫文化为依托的“少林”牌；二是打造以世界遗产、地质公园为依托的“嵩山”牌。三是打造以嵩山文化、城市文化为依托的“登封”牌。抓好三大重点。一是抓好与港中旅集团的战略合作。二是抓好中岳文化苑的规划设计及筹建工作。三是抓好嵩阳国学院筹建工作。推动三大工程。一是推动旅游基础设施工程。二是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工程。三是推动嵩山文化研究工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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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论文篇2

布洛赫扩大了封建主义理论。布洛赫这样阐述欧洲封建主义："依附农民；附有役务的佃领地（即采邑）而不是薪俸制的广泛使用--薪俸制是不可能实行的；专职武士等级的优越地位；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服从-保护关系--这种关系在武士等级内部采用被称作附庸关系的特定形式；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权威分割；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其他组织形式，即家族和国家的存留--在封建社会第二阶段，国家将获得复兴的力量--这些似乎就是欧洲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2](布洛赫：《封建社会》，第446页。下文各处引文凡出自此书，只注页码。)试比较布洛赫同时代的冈绍夫的狭义定义，"一套制度，它们创造并规定了一种自由人（附庸）对另一种自由人（领主）的服从和役务--主要是军役--的义务，以及领主对附庸提供保护和生计的义务。"[3]显然，布洛赫已经突破了主流的法律政治的狭义封建主义的概念。

布洛赫的广义封建主义是一种社会类型。他从整体上来描述和分析作为一种封建社会类型的那些历史现象。他探讨封建主义产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描述和分析中世纪西欧社会各色人等的集体心态，比较各地区封建主义的异同，研究社会诸组织和集团在封建主义下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分析它们作用于封建主义的功能，从世界的角度来比较封建主义有无统一性，等等。正是通过此类描摹与刻画，布洛赫向读者展示了欧洲封建社会的总体特征。这里，布洛赫很突出地实践了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因此《封建社会》被认为是作者对历史最为抽象的解释。作者所定义的欧洲封建主义的诸多特征，其实就是他建构的社会模型的诸要素。我们能够感受到同时代的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地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影响，也隐约感受到韦伯理想类型的某些特征。将封建主义看作一种社会类型，体现了布洛赫对中世纪欧洲社会各种因素的伟大综合。它冲破了传统狭义封建主义的藩篱，为封建主义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从此，在封建主义体系下，不再只有贵族，更有农民；不再只有法律政治，更有社会经济；不再只有制度，更有精神；不再只有个人，更有集体；不再只有事件，更有总体；不再只有局部，更有整体；不再只有欧洲，更有世界。……

布洛赫扩大封建主义概念的关键在于将下层社会依附关系纳入进来。在他的定义中，依附农民居诸要素特征之首。如我们所知，构成狭义封建主义的两大基石是附庸与采邑。前者主要涉及的是人身依附关系，个人的委身投靠，效忠臣服。这种臣服效忠只限于上层社会之中。其最底层为骑士，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但是，布洛赫认为，"依附于他人的'人'并非仅见于以军事效忠制为典型特征的上流社会阶层。"（第241页）他真正关注到了占社会大多数的农民阶层。因此，布洛赫的封建主义是两个层次的：在上层为附庸，在下层则为农奴。为此布洛赫不仅讨论上层依附关系，而且探讨了社会下层依附关系在庄园制或者领的自然背景存在和运行。虽然，在一些中世纪史家看来，布洛赫对上层依附所做的描述并没有多少新意；但是，对下层社会依附关系的讨论，却体现了他作为农业史研究家的情怀和作为年鉴学派创始人的远见。

因为引入依附农民，布洛赫同样远离了狭义封建主义的另一基石--采邑。随着采邑的兴起，封建主义不仅仅只表现出人身依附的特征，而且逐渐体现出更为突出的土地依附的特征。采邑成为狭义封建主义的关键。封建主义一词也由采邑演变而来。对此布洛赫不能不知。事实上，他也追寻了采邑的渊源并描述了采邑的一些基本特征。但是，布洛赫对采邑的关注只集中在上层。在讨论下层社会之时，他关注更多的是人身关系，而非土地关系。"我们至少需仔细区分两种隶属形式：对一个人的人身有影响的隶属形式，以及只对其作为一块土地的持有者而有影响的隶属形式。毫无疑问，这两种形式的关系是密切关联的，其中一种关系往往之涉及到另一种关系。但与附庸制和采邑盛行的社会形成对照的是，在下层社会，这两种关系远不是一致的。"（第242-243页）我们确实看到了布洛赫讨论采邑与附庸。但他实际上削弱了采邑的地位，加强了附庸的地位。至少，布洛赫让我们看到二者并不必然相伴始终。因此，布洛赫的扩大封建主义，不是以采邑关系，而是以人身依附关系贯穿始终。所以，最近有人批评布洛赫在大谈封建主义之时，竟然无视采邑的存在。[4]

布洛赫遭到狭义论者的激烈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布洛赫对下层依附关系所做的研究与分析上。莱昂批评他明明知道自由依附与非自由依附的区别，却有意混淆。[5]比森批评他混淆了附庸与农奴。[6]福尔昆批评他混淆了封建主义和领。[7]狭义论者的批评并非都是无的放失。但是，因为囿于其法律政治传统，他们往往显得相当狭隘。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批评夸大了布洛赫与狭义封建主义的区别。并且从狭义论者的批评中，隐隐透出一丝他们对布洛赫与马克思主义接近的不安。在我看来，布洛赫没有真正意义上远离狭义封建主义。是的，布洛赫将依附农民纳入到了封建主义之中，因此，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上层与下层依附的特征。在过分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时候，他甚至部分地削弱了狭义封建主义的两大基石之一的采邑。但是，布洛赫维持了另一基石，人身依附关系。其封建主义理论的核心仍然是法律政治的。一切都是在这一核心下延伸出来的。因此，布朗认为，布洛赫与冈绍夫之间的分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巨大。（T.S.布朗，前言）马克??教授也认为布洛赫要放弃狭义封建主义不是那么容易。（马克??，中文版序言）布洛赫的封建主义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从9世纪末到13世纪。而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有1050-1250年的200年。[8]"13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社会决定性地脱离了封建方式。"（第448页）在其封建主义理论体系下，他没有给予整个中世纪欧洲社会近千年的历史以真正的解释。

布洛赫扩大封建主义的努力也赢得了不少的赞扬。波斯坦认为布洛赫远离了德国和英国的学术传统，为封建主义的研究开辟了宽广的视野。《封建社会》也因此被视为讨论封建主义问题的经典杰作。（波斯坦，1961年英文版序言）比森认为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关注使布洛赫研究的不仅仅是一种封建主义的研究，而是一种社会的研究。《封建社会》也因此成为所有西方语言中关于封建主义问题的最好的研究。[9]布洛赫之后，"封建社会"成为追随者称呼中世纪欧洲的流行术语，依附农民也成为这一社会的基本甚至关键的构成要素。虽然许多研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已经部分或者全部修正了布洛赫的观点和理论，但仍然可以这样说，后布洛赫时代的封建主义研究无法回避他提出的问题和挑战。确实，封建主义一直在狭义的法律政治的领域里存在，而历史的实际是在狭义的封建主义之外存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和更多样化的历史问题。封建主义并不能够为那些问题提供解释和说明，也不能够为广阔的领域提供理论和其他的支撑。封建主义既然是一个主流的话语，而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许多问题和现象又不能在其中得到阐释，则自然给研究者提出了问题。一个核心的历史概念却不能解释历史问题，这是历史学家们所难以接受的。布洛赫正是将那些问题和领域纳入到了封建主义的解释体系之中。

布洛赫将狭义论者抛弃的农民纳入到了封建主义体系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表达了对布洛赫广义封建主义的欣赏和支持。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布洛赫之间有根本性的不同。依附农民从未成为布洛赫的广义封建主义的中心。在布洛赫那里，以人身依附关系这一核心来理解下层社会，只是上层封建依附关系的一个变种。虽然他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下层社会的依附关系，但他只是要说明农民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并且，布洛赫的依附农民并没有与其封建主义相始终。布洛赫没有将问题进行到底。他的依附农民最终被抛弃于封建主义之外。在13世纪典型的封建主义消亡之后，依附农民仍然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他清楚地认识到，一旦早期的人身依附在晚期转变为土地依附，则是封建主义的衰落。"在庄园内部的所有依附形式中，最地道的封建依附形式是农奴制，尽管它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已经变成土地依附关系而非人身依附关系，但它在法国一直延存到大革命前夕。"（第448页）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布洛赫将依附农民纳入封建主义只是暂时的。更说明他的核心仍然是政治法律的封建主义。他说，"封建主义作为一种以特殊性质的人类关系为标志的社会组织，不仅表现在新的制度的生成上，而且如同通过棱镜传播色彩一样，将其自身的色彩分给它从过去所接受的事物，并传播给下一个时代。"（第279页）这就是他所认识的政治法律封建主义与古老的庄园制度、农奴制度之间的关系。

布洛赫的广义封建主义的流行，直接促成了国际学术界三种封建主义理论鼎立局面的形成。马克思主义者最坚决地反对狭义封建主义论，对布洛赫式的广义封建主义则有些惺惺相惜。但是，我以为，三者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狭义论者并不能真正做到绝对的只从技术（政治法律）角度来认识封建主义。（T.S.布朗，前言）因为，扩大封建主义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尽管在过分扩大之后，人们又有些埋怨。广义论者虽然视野更为开阔，也没有真正抛弃狭义政治法律的核心。布洛赫在事实上也表现出向马克思主义的靠拢。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真正远离狭义封建主义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领主和农民的对立，但在领主阶层依附关系的形成上，则完全采纳了传统的狭义封建主义的表达。至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如此，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安德逊等人的著作就可以明了。[10]当然，在处理下层社会与封建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三者仍然存在有相当大的差异。狭义论者将依附农民置于封建主义之外，只强调上层依附。作为广义论者的布洛赫则自上层依附关系出发，承认下层依附与上层一样具有封建主义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者则将依附农民作为认识封建社会的基点和核心。三者间复杂的关系，颇值得玩味。一直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其他两种理论传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不是说没有介绍和了解，而是说它们没有真正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理论和历史的资源。我想，科学地认真地对待狭义和广义封建主义，能够加深马克思主义者对封建主义本质的认识。

小文本意是归纳和评析布洛赫封建主义的特点，行文至此却发现自己已为封建主义理论的复杂性所困。只有一个问题在脑海里激荡：到底什么是封建主义？我想，或许这就是阅读《封建社会》所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吧。为此，应该特别感谢张绪山先生组织翻译已经成为经典的这一巨著。对于它在国内学界所能够产生的积极影响，我满怀期待。但对于翻译出版学术经典，我总有这样的担心：既然是经典，就可能古老，就可能有些过时，就可能在结论或方法上为后来者所超越。如果对此失察，只言必称经典，则可能会造成一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影响。我想，对经典的翻译介绍最好能够配套进行。布洛赫同时代以及后布洛赫时代的有关封建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就显得尤为迫切。而《封建社会》的三篇序言对于读者来是弥足珍贵的。

注释：

[1]事实上，在许多中世纪史家看来，《封建社会》不是布洛赫最好的著作。

[2]此处及下文各处引文出自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文，但页码为英文版页码。

[3]冈绍夫:《封建主义》（F.L.Ganshof,Feudalism，translatedbyPhilipGrierson,3rdedition,8thimpression），

伦敦1979第3版，第xvi页。

[4]艾夫尔盖特:《中世纪法国的封建社会：香槟伯爵领地文献》（TheodoreEvergates,FeudalSocietyinMedievalFrance:DocumentsfromtheCountyofChampagne），费城1993年版，第xvii页。

[5]莱昂:"马克·布洛赫的封建主义"（BryceLyon,"TheFeudalismofMarcBlcoh",inStudiesofWest

EuropeanMedievalInstitutions），伦敦1978版，第276-283页。

[6]比森:"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法国的封建君主制问题"（ThomasN.Bisson,"TheProblemofFeudalMonarchy:Aragon,CataloniaandFrance",inMedieval

FranceandHerPyreneanNeighbours:StudiesinEarlyInstitutionalHistory），伦敦1989版，第237页。

[7]福尔昆:《中世纪的领和封建主义》（G.Fourquin,LordshipandFeudalismintheMiddleAges），伦敦1976年版，第11-14页。

当然，福尔昆对领的认识要比布洛赫对领深入。这得益于布洛赫之后乔治·杜比等人的精深研究。

[8]华莱士·哈德里尔的评论文章（J.M.Wallace-Hadrill,TheEnglishHistoricalReview,vol.78,no.306,Jan.1963），第116-121页。

[9]比森:"封建社会的宏伟研究"（ThomasN.Bisson,"AMajesticStudyofFeudalSociety",

TheMassachusettsReview,Vol.4,No.1,

封建社会论文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历史基础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221-03

中共十之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主要内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则承担着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使命。正如当代学者曹景文所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承担对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的重任，它对大学生培育民族精神、凝聚共识、增强公民意识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这就意味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相统一的。因此现代学者杨军建议要将“核心价值观与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载体相结合”[2]。然而，这种普遍流行的看法却无法解决二者之间何以能够结合的问题。

一、“史学危机”的理论挑战

事实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要揭示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就需要考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史学理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采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等概念，标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进程，明确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趋势。然而，曾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历史规律在新时代也越来越面临严峻的理论挑战。1986年，何新明确批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指出这一学说违背了马克思的学说。他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线性演化模式歪曲了马克思理论的本意，是误植欧洲历史模式造成的“概念和术语的错乱”[3]。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与主流结论不同的观点，其中最突出的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在具体考察了“封建”“封建社会”和“封建主义”等概念后，冯天瑜、李慎之、黄敏兰、侯建新等学者指出，将秦朝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历史称为“封建社会”名不符实[4]。

这些观点得到了历史学界的呼应，冲击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存在的合理性。这让一些主流历史学者倍感危机，出现了“史学危机”之说。龚书铎曾写道：“近年来，‘史学危机’的说法颇为流行。”[5]“这一说法其来有自，部分主流历史学者僵化、教条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脱离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实情，以致难以引起社会的共鸣，突出了原有历史研究模式的弊病。何平指出，“史学危机”主要是历史叙事引发的传播危机，“‘叙事本位’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然而近代以来的新史学，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史学却日趋与中国固有的历史叙事传统渐行渐远，由此导致了史学的空框化”，“而所谓历史评价也往往表现为非叙事的当下意识形态评判或价值评判”[6]。“史学危机”使旧史学的宏达叙述研究模式逐渐淡出学术视野，历史逐渐回归学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

“史学危机”及其深远影响揭示了以往历史理论重结论而轻学术的问题，因此结论常常给自身带来困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明确反对封建文化，认为封建社会的儒学已与近现代社会脱节，但这一说法无法解释魏源、徐继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儒者接受和传播近代西学现象。与之类似，教材批评北洋政府的崇儒政策，却也给自身增加了解释现实的困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部分内容出现的理论困境影响了被接受的程度。调查显示，大学生普遍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内容“论证没有新意”“一些结论缺乏说服力”[7]。

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事实上，“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有其合理之处。在5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框架下，封建社会已经落后于近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落后性表现为在中国与资本主义列强展开的各方面的竞争中都处在不利地位，令民族和国家长期处于被压制的处境。换而言之，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能够清晰地解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同时也为中国未来提供了发展方向，最终迈向独立、自由、强盛以及人民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对于近代中国人而言，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反对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国内的封建主义力量，建立人民民主的现代国家。

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必须反思封建主义文化。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则将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称为“封建伦理纲常”“封建主义思想”[8]。它主要包括官方儒学以及佛教、道教。这些文化与现实文化的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时代差距。为了突出这一观点，教材提出了3个相互联系的观点作为理解封建主义思想的内在条件。

第一个观点，封建主义思想不适宜近现代生活需要，这一观点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密切相关。按照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学说，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总是朝着更高级、更文明的方向发展。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一过程及趋势表明，封建社会落后于资本主义社会，更落后于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封建社会的文化落后于资本主义文化整整一个发展阶段。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出了这样一个文化判断，即作为封建文化的孔学、儒学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

由于封建文化已经落后于时代需要，因此批判意识形态化的孔学是很合理的，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出的第二个观点。它特别称赞太平天国的反儒活动，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推行的反儒政策合乎历史发展的趋势。教材非常坚持这一观点，它始终相信，以儒学为核心的政治上层建筑已经难以与近代的生产力相适应。这就决定了儒学被社会遗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评价“中体西用”时，教材明确指出，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中学”（即儒学）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正常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障碍。

对孔学的批评将人们的目光转向了西方近代文化，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提出第三个理论观点，即与世界同步，认同和接受近现代化理念才是中国的发展出路。教材在讲到维新派的文化主张时，将他们的思想主张称为“思想启蒙”。教材非常支持维新派的文化主张，明确指出，要反对儒学意识形态，必须引介西方近代的社会思想观念以及科学理论知识，运用西方近代的政治理念与学说（如天赋人权、平等、自由、进化等）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严格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进一步打开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维新派的思想文化主张激发了中国人学习国外先进文化的热情，成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惯性。教材也明确指出，“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快速传播，使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批判意识形态化的儒学的同时，积极开展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进行理论辩论，进一步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先进特征。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渊源

尽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批评孔学已落后于时代，但它却又主张儒学并非一无是处。这一判断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规律被同志表述为“一分为二”，即矛盾具有同一性与斗争性两种属性，同一性是保持事物存在的重要力量，而斗争性则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共同存在于事物之中。这种矛盾的观点是考察传统文化的重要哲学原理，较早地运用这一原理考察传统文化。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采用了“一分为二”的方法来看待儒学。他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而在正确对待封建文化的态度上，明确指提出“精华糟粕论”的观点：“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9]同志的这一观点被概括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著名论断。

这样的观点也被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其他教材接受。《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材更将传统文化视为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该教材第一章明确指出，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转变为中国化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必须能够被中国社会广泛认同。要达到这样的文化发展目标，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课题使人们回到传统文化中，重新建构新的历史文化脉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依据。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考察传统文化的根据，对传统文化开展拣择，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精神广泛传播到人民群众中，使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地与时俱进[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表明，认同和回归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有关。当时传统文化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在主张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主流哲学推动下，作为主流文化意识的思政理论必然反映社会文化现实。因此执政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亲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决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这一文化主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密切结合，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滋养。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是时展的必然结果。

综合上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基础，它以文化的历史变迁呈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反对封建主义文化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新时代文化，即以吸取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训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和欧美近现代文化在中国的时代价值，树立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目标。

这一结论对思想政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具有历史底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研究必须具有开放的心态，深刻反思当下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问题。有学者已经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话语方式与现实社会生活脱节现象[11]，主要表现在将政治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用政治话语、文件话语和权力话语代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12]。事实上，这样的话语体系必然难以承载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文化，因此思想文化的缺位使思政教育缺乏对现当代社会思潮和个人生活世界的关注和理解，以致于一元化意识形态权威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和解构，社会上出现了价值失范的现实问题。正如当代学者许苏明所说，多元话语形态“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霸权，旧的思想开始遭到普遍质疑，并指向传统话语的权威地位、思想内容、价值观念和话语方式等各个方面，传统话语认同危机加剧了人们精神迷失和信仰虚空”[1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样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尽管教材在很多内容的表述上已经明显与时俱进，但是部分内容却没有采纳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没有及时更新的相关内容，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它会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基础，应给予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1〕曹景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J].思想政治课研究，2014，（5）：12―21.

〔2〕杨军.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的历史文化载体――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为例[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7）：87―90.

〔3〕何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从今年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J].读书，1986，（11）：40―51.

〔4〕叶宪.“封建”新辨――关于近年来中国秦汉以后是否属于“封建社会”争论的述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1―9.

〔5〕龚书铎.从“史学危机”想到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1）：53―54.

〔6〕何平.历史叙事功能的退化与史学危机――兼论历史评价问题[J].探索与争鸣，2005，（2）：11―13.

〔7〕游海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局限评析[J].思想政治理论新探索，2010，（00）：439―451.

〔8〕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49，54.

〔9〕刘西芳：略论对传统文化的吸取[J].孔学研究，1999，（00）：33―43.

〔10〕本书编写组.思想和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4.

〔11〕任帅军.教育困境还是范式转换――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引出的探讨[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802―808.

封建社会论文篇4

即便就世界范围来看，档案馆事业都称得上是一项既有极其纵深的历史、又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充满旺盛生命力的事业。对于档案馆的性质和功能把握，人们似乎已成竹在胸，而有时又有些“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感觉。然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却无时不在地影响和制约着档案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笔者在深入档案馆进行实际调研，以及学习借鉴国内外有关档案馆的著作、论文等的基础上，就档案馆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技能中的重点问题作了较系统、全面富有创新的探讨。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一、档案馆的属性和功能

档案馆的属性和功能是档案馆学乃至整个档案学基础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它虽然较为抽象和枯燥，但对其的认识与把握，又和对档案馆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和利用等一系列具体、生动的问题的认识与把握息息相关。探究档案馆的属性和功能，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

（一）档案馆的属性

属性为事物所具有的性质和特点。本题分别就档案馆的一般属性、本质属性及多重性进行了分析。

笔者认为，社会性、服务性、文化性、政治性、行政性、知识性、教育性和学术性是档案馆的一般属性。一般属性虽然不能使档案馆和其他社会机构完全区别开来，但对它的研究是认知档案馆本质属性的基础，而且也有助于档案馆工作走出单一天地，开阔视野，广收并蓄，吸纳、借鉴社会上有相同禀性机构的科学理论和成功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通过收集、管理和利用对本地区或国家具有长期和永久价值的档案，为当今和未来的社会各项事业提供服务，是档案馆的本质属性。研究和正确把握档案馆的本质属性，有助于我们在档案馆工作中增强主动性和科学性，抓住主要矛盾，突出特点，发挥优势，更好地履行职责。

由于档案馆是个复杂多样的事物，它也存在属性上的多重性。多重性体现在：收藏性和利用性统一、行政性和学术性并重、政治性和文化性共存、开放性和封闭性结合、现实性和潜在性同在。分析、把握档案馆属性上的多重性，有利于提高我们辩证、全面地看待档案馆工作。

（二）档案馆的功能

功能，即功效、能力，是事物在一定的环境或条件下产生的有利的作用。本题将档案馆的功能分为自然功能和社会功能并分别作了阐述。

收集、管理和提供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档案馆的自然功能。它是由档案馆的基本属性决定的，其并跟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生质的变化。正确把握档案馆的自然功能，有助于我们在档案馆工作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档案馆的社会功能与自然功能是相互连结、不可分离的。自然功能是社会功能的基础和前提，社会功能是自然功能的延伸和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的外在实现形式。笔者认为现代档案馆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功能、维护历史真实面貌功能、资治襄政功能、繁荣科研功能、发展经济功能、推进民主功能、社会教育功能和休闲消遣功能。正确认识档案馆的社会功能，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档案馆的性质和工作原则，也有助于避免档案馆功能开发上的单打一，从而完整、全面地发挥出档案馆的作用。

二、我国封建社会档案工作的批判和借鉴

即便是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档案算起，我国的档案和档案工作也早已存在和发展了三千多年，而其中的两千多年又伴随了封建社会制度的生与死。因此，研究当今中国的档案工作，是不能不探究我国封建档案工作的特征的。

（一）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

研究我国封建档案工作，当然要联系我国封建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历史特点。本题首先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特点。

（二）我国封建社会的几种主要档案

在封建社会里，以帝王为首的统治者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为使其上下沟通，运转自如，必然在官僚机构内部设置一些辅助性工作，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便应运而生。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档案也从内容和成分上得到不断充实和发展，形成了几种与专制制度密切相关的记注档案、谱牒档案、户籍档案、律法档案、甲历档案等。

（三）我国封建社会档案工作的历史特点

中国古代的档案工作可谓光彩照人，但由于封建档案工作是植根于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之中，统治者的长期钳制和社会制度的严重影响，使得我国封建档案工作呈现出了御用性、封锁性。僵化性、垄断性等特点。

（四）我国封建社会档案工作的历史贡献

中国封建档案工作对于铸造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它本身又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很有长期特色的组成部分。本题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档案工作的历史贡献主要有六方面：第一，最高统治者高度重视，档案工作由中枢机构直接统辖；第二，把档案的搜求积累当作长治久安的大事；第三，中央档案库是皇家的重要建设；第四，以严酷的律法保护档案和档案工作；第五，档案管理讲究章法；第六，档案利用备受重视。

三、档案馆文化论

文化的讨论从来就是古老而常新的话题。本题从分析文化概念入手，探讨了档案馆文化的定义及其分层把握问题。

（一）文化的定义及其系统结构

虽然文化没有固定的概念，但人们对文化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这就是承认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

当然，也有学者依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习惯，将文化确定为大、中、小三层含义。“大文化”涵盖人类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文化概念的哲学涵义；“中文化”多指精神层面，类似前面的狭义文化；“小文化”则是特指某些专业领域和部门，比如国家文化部管辖的团体，这是一个行政操作性层面的概念。

文化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按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其系统结构可以描述为五万面：第一，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头脑、精神支柱。第二，教育是文化的基础，是文化的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基础。第三，科学是文化的脊梁，是构成文化知识内容的最坚实的支柱，同时又是文化发展的最强大的内在动力。第四，文艺是文化的血肉，文学艺术使文化有血有肉，具有生动丰满的形态和内容及丰富的情感。第五，新闻出版、信息咨询事业和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事业是文化这个有机整体的神经网络和大动脉。

（二）档案馆文化的定义

所谓档案馆文化，笔者认为实质上指的并不是档案馆馆藏和档案馆设施等物质实体，也主要不是指档案馆学理论方面的精神产品，而主要是指包含在档案馆馆藏以及馆藏衍生品中的精神因素。档案馆文化消费属于发展文化消费。档案馆文化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档案馆文化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第二，档案馆文化服务经济建设大有可为；第三，档案馆文化可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封建社会论文篇5

春节时，偶翻去年《现代中文学刊》第五期，见有香港丁学良教授文章，其中有一段说到：“今年年初我在网上读到李泽厚先生的一个采访，他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还是封建主义的障碍和遗产。我就想他已经出国这么多年了，竟然还在讲这样的话。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还是比他们更晚的做比较研究的学者，对于中国、俄国、埃及等东方大国，在西欧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同时和以后没有发展出类似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因，基本已经有共识，就是这些东方大国没有封建主义，而存在官僚集权制。在远东，受工业化冲击而最早作出成功的现代化反应的是日本，这与日本藩制的封建主义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它能很快发展出资本主义。”

我与李泽厚先生做过两本谈话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012年版），其中确有不少“反封建”或“反封建专制”的话题，在涉及“官本位”、“等级制”、压抑个性与人的创造性、学人的“应帝王”、想做“帝王师”等等时，都会用到“封建”二字。书中尤其提出防止“把前现代当成后现代，把‘’鲜明的封建特征，当成‘反现代的现代性’”；也提出当下要“防止封建主义借尸还魂”和“反对封建特色资本主义”。然而，我们并非不认同韦伯对中国集权专制与西欧封建体制的比较，也并非不知道国内学界近20年来对“封建”概念的种种讨论。其实李先生还是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中国学人之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再版时，他于“后记”尾加上的一段话（时间约在1990年代初），足可说明问题：

……时代所给予的各种印痕，从论点、引证到文字，毕竟无可消除。如书中（也包括其他拙著）屡用的“封建”“封建社会”“封建主义”一词，即三十年代流行的feudalism之中译，指的是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体制，此译、此词毫不准确（中国早即“废封建、立郡县”），但既已约定俗成，便一时难以更换，只愿不以辞害意，请读者留意及之。

既然知道“不准确”，为何还要延用，并一直延用至今呢？关键就在“约定俗成”。这是语言应用的一个很基本的规律。人无法和规律扭着来，不然就不可能鲜明地表达观点，更不可能实现完整的交流。同一个词汇，有时会有不同的“用法”，这是时代和时间造成的，是千百万语言应用者造成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很强调“私人语言”之“不可能”，强调语言“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他说：“一个语词在实践中的用法就是它的意义。”“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他甚至说：“我已建议用‘一个语词的用法’来代替‘一个语词的意义’……理解一个语词也就等于知道它的用法，它的应用。”这正可用来解释我们面临的难题。

这里，不妨将“封建”一词何以会有如此中国式的“用法”，作一极简单的梳理。

据冯天瑜先生考证，最先以“封建”一词来定义中国社会的，是列宁，他在1912年评论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时，作出了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判断（见列宁《怎么办》）。其后，郭沫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中，提出中国战国后社会性质属“封建主义”。冯先生认为，郭沫若是把中国本有的“封建”一词内容剔除，然后把秦汉至明清的社会特征概括出若干标准充作内涵，这就改造了“封建”的含义，使之泛化了，它不再指一种国体和政体，而指包括农业自然经济、地主制、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为什么1920年代末会掀起如此热烈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呢？其实质，是大革命失败后，人们对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深感困扰，所以不得不先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1928年在苏联召开中共六大，在斯大林帮助下，中共也才认识到目前进行的还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郭沫若提出：“现代的封建社会是由奴隶社会蜕化出来的阶段。生产者已经不再是奴隶，而是被解放了的农工。重要的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已正式分割，归为私有，而剥削者的地主阶层出现；在工商方面则是脱离了官家的豢养，而成立了行帮企业。建立在这阶层上面的国家是靠着地主和工商业者所献纳的税收所维持着的。这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封建社会。”这也就是冯天瑜所说的“概念改造”。但这一改造是在延安构建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才最后落到实处的（2012年10月号《探索与争鸣》杂志周建明文章对此叙说甚详）。1939年，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四大特征，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土地；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农民的地租过活，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从事无偿劳役；这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仍保留某种程度的封建割据状态，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各地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基础（文载《选集》二卷，此处述其要义）。这篇文章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社会性质大讨论，因为这已不是坐而论道，而成了那场天翻地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本。几十年下来，“反封建”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用语。

对此较早公开提出异议的是李慎之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纪念冯友兰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他已提到这一问题，此后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给一位青年学者的信，题目即：《“封建”二字不可滥用》。他提出，秦以后的社会是“专制主义”而非“封建主义”。2006年，湖北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冯天瑜的专著《“封建”考论》。其实相关内容此前已纳入他的另一专著《新语探源》（中华书局2004年版）。到2010年夏，山东《文史哲》杂志举办第三届“人文高端论坛”，专门讨论“如何为秦至清末的‘社会形态’命名”，冯天瑜、秦晖、汪晖、何怀宏、萧功秦等十余人与会，都认为“封建”一词失准，于是想新名词，想出的有“帝制时代”、“皇权社会”、“宗法地主专制”、“郡县制时代”、“专制社会”等，甚至还有“选举社会”（指科举之意），最后初步统一在以“帝制社会”或“帝制时代”取代“封建社会”。然而，这些新词真能取代“封建”概念吗？即以“帝制时代”而论，彼得大帝、亨利四世、路易十六、腓力普三世……不都在帝制时代？怎么区别中国自秦至清的社会与他们的不同？本来嫌“封建”一词没法将中国社会与西欧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相区别，现在不是更混淆了吗？“专制主义”也有同样难处。专制主义也是很宽泛、多用途的概念，难以笼括某种复杂的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