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的本质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体的人为出发点,将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振兴中华,实现百余年来民富国强的愿望前仆后继。、邓小平的强国意识和富民理念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的艰辛探索和意识进步,体现了马克思发展观对人的现实关怀。当社会发展到21世纪,人的现实关怀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的终极关怀日益凸显出来。从到,党中央顺应社会的发展趋势,开始注意把人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统一起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实质性进步。

人文精神概述

人文精神来源于拉丁文humanestudio(人的研究),英文为humanity,本是相对于神的研究而言的。今天所讲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是指Humanism。20世纪80至90年代,在中国的“人文精神危机与人文精神建构”的大讨论中,人们对人文精神的理解歧义百出。有人认为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存在的思考,体现人的终极价值;有人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精神价值或价值信念,可以引导价值创造;有人认为人文精神是一切人文学术的内在基础和根据;有人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新的“道”,在形而上的层次上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整合提供意义系统和沟通规则;有人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文人精神,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或思维状态,或是知识分子对世界对社会的独特理解方式和介入方式;有人认为人文精神是人类的主体精神、理性精神、伦理精神、自由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的追求;有人将其归结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人类精神,把人文精神向多角度多层面拓展。这些观点各有其道理,从某种意义上为人文精神概念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文精神既有永恒的主题,又是历史的范畴。人文精神的实质,是对人之为人的思考,其核心是如何做人,包括对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的追寻,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寻等,这是人文精神的永恒性内容,寓于不同时代的人文精神之中。同时,人文精神又具有时代性,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精神,其具体内容随着时展在不断迁延、变化、汰旧生新,不断衍生出新的生命活力。

马克思人文精神的内涵

实践是人生命活动的根本存在方式。马克思将人自身的存在和实践联系在一起,并把人的本质力量同物质活动紧密结合,同时还把人的不同感性活动置于实践活动中加以研究。人的生存与发展受制于实践,可以说实践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换言之,人的生存与发展实质上就是实践活动。人的发展与实践的发展密切相联,人的发展和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实践活动水平的提高,两者之间的发展具有一致性。社会交往形式、生产力、教育文化、资金等是人的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这些必须在实践创造活动中才能获得。实践活动不仅促进了人的体质、魄力、才智的增长,而且还催生了人的价值的形成和体现,人的幸福也需要从劳动中得到;人的解放也需要从实践中加以获得。事实上,人正是在不断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认识了有关人自身以及外部世界的发展,并逐步使得人与世界的认知性形成关联。总体而言,实践是人一切活动的根本存在方式,实践创造了人并包括人的所有一切。

“自由自觉的活动”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本质。马克思在关于人的本质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一是“人的本质并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从现实上来讲,它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二是人的类特征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人活动的特性主要体现以下两方面:一是人的活动具有自由性,二是人的活动具有意识性。人的生命活动具有意识性,就在于人自己的生活被看成是他的对象,或者说,尽管人和动物均是具有意识性,但人的意识性包括了自我意识,这种意识能够让他认识到自己在生活,并将自己的生活作为对象去加以探索,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人就必须精心计划和设计自己的生活。正是因为人具有这种计划性、目的性的自我意识,人的活动才具有自由特性,即人为了达到自己生活的更高目标,就会努力积极地去活动。总之,人的本质体现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受动性和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和受动性是矛盾统一体,随着人自身的发展进步,其受动性会不断消逝而能动性增生。

人的解放与自由是社会主义最高价值目标。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高的价值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最高价值目标。关于这一点,马克思率先对其进行了充分阐释,在他看来,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决定着生产力。这不仅是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要前提。以人的发展的视野来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中的社会功能以及最高价值目标而言,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题。让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是马克思对人类命运关怀的最高追求。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决定了自己生活的无限性,并催生了人的本质力量,也即是丰富性的能力,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因为在具备丰富性能力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可以说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仅是人的主观诉求,也是人的现实活动,更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强大的人文魅力,就是因为它一直将人的理想追求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让人的理想是可望又可及的,而不是一种不能实现的东西。

人文精神的本质范文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认识与改造自然、认识与改造自我的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观念、方法和价值体系。它们是贯串在科学探索和人文研究过程中的精神实质，是展现科学和人文活动内在意义的东西。(注：肖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次版，第49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古已有之，它们是在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不断滋生与满足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延续到近代，二者的互动互进对近现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本文将以近代启蒙运动作为分水岭，就启蒙运动之后的发展状况对这两种精神进行相关论述。

科学精神是指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体现于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中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西方文化传统中理性思维的发展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是近代科学精神得以形成的温床。(注：韩文甫，赵红光，成月季：《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73页。)而所谓科学，是指在理性的指导下，用实验与逻辑等手段，不以主观愿望和价值选择为转移，实事求是地探索自然界的本来面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并形成系统的知识。(注：李连科：《发动机与制衡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社会作用的不同互补》，《光明日报》，2002年4月23日，第4版。)由于特殊的文化历史渊源以及科学所具有的这些属性使得贯串于其中的科学精神有着三个方面的特点：1、以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前提，以物为尺度，以客观世界为认识对象，追求客观世界中的真；2、推崇理性至上的原则，往往借助于逻辑的、数学的和试验的理性手段，以求达到对自然世界的严密把握；3、科学探索无禁区。科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获得关于自然界的真理性的认识，无论在哪个领域，科学研究都可以涉足其中并一直深究下去。从总体上讲，科学精神尊重科技的价值和作用，强调依靠科技来推动社会发展。这种观念注重人的物质生活，强调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推崇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的强大作用，重视掌握科学方法、追求科学真理的意义。

就现实生活而言，科学精神是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不竭的精神动力。只有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研究才能不断地获得突破，科学技术才能取得持续的进步。人类摆脱蒙昧状态和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都与科学精神的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足以证明，无论是在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科学精神都将是人类社会科技发展和物质文明进步所必不可少的思维指向。

人文精神是指蕴涵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在人文认识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态度。(注：韩文甫，赵红光，成月季：《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73页。)相对于科学精神而言，人文精神较注重非理性的因素，它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人为尺度，追求善和美；在肯定理性作用的前提下，重视人的精神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作用；人文探索有禁区等。总体上讲，人文精神尊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精神生活，追求人生的真谛，强调社会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繁荣的重要性，重视生产的人文效益、产品的文化含量等。

在现实生活中，人文精神指导着人类文明的走向。如果说科学精神注重于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人文精神的侧重点则在于研究“应该怎样”的问题。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只有在人文精神的指导下，科学技术才能向着最利于人类美好发展的方向前进。在某种意义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可以说是承载和导引人类社会前进的两条轨道，缺失了其中的任何一条，社会就无法顺利前进。

二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最为宝贵的两种精神。二者之间有着共生互补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改造建设中，只有将二者并重，才能保证发展实践的正确取向和成功。

从历史上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宗教、神话与医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是共生于一个知识体系中的，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一开始呈现出的是相互交错、交相发展的融合态势。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科学虽然与神话、宗教渐渐分离，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但它总难以完全割舍同形而上思辩等人文观念的联系。就科学的现实形态而言，科学知识也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包含着人文的意蕴。即使从近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形成来看，它们也同是批判宗教神学的有力武器。人文精神首先呼吁人性的解放，尊重人的价值和权利。科学精神紧随其后，提倡科学实验，反对迷信。科学精神的弘扬恢复了理性的权威，人文精神的倡导重新树立了人的尊严，二者的紧密结合为人们推翻宗教神学的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指向。实际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同是人类精神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因子。有学者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形象地比喻成发动机与制衡器：如果将社会比作一辆行进的机车，科学精神及其在研究和生产中的应用，则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如果没有发动机，机车就会停滞不前；但如果光有发动机而没有制衡器，动力系统非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且极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人文精神相对于科学精神而言，正是起到了这种制衡器的作用。正是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生互补中，人类社会才一步一步地走向灿烂和辉煌。

但自西方启蒙运动兴起以来，随着宗教神学统治的溃灭，自然科学的振兴，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空前的速度在推进。这一时期，作为科学精神外在表现形态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变化越来越使人类感到极大地满足和折服。在巨量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充分感受到了科学知识所带来的实惠，从而使得人们对科学知识推崇备至。于是，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分离倾向便开始滋长。19世纪末，德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严格对立起来的强大思潮。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更是把这种对立推向了极端。其结果是自然科学逐渐占据了人类思维的中心，而人文科学的阵地则逐步陷落。这种思潮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直到今天，许多国家仍在艰难地进行着人文学科的重建和弘扬工作。科学与人文的分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公开对立，进而造成了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单向度发展。确切地说，这种对立直接引发了两种极端思潮的产生：一是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一是人本主义。就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而言，它大致包含着以下内容：第一，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最精确、最可靠的知识，是其他科学的典范。第二，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唯一正确和有效的方法，是一切认识方法的楷模，应该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切研究领域。第三，认为自然科学知识可以推广至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包括人生问题。(注：杨寿堪，李建会：《现代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走向》，《学术月刊》，2001年第11期，第9页。)而就人本主义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以非理性主义观察问题：在人性问题上，以情感欲望、本能冲动、无意识等规定人的本质，认为“人是神秘的”；在认识上，以直觉、体验、信仰作为把握世界的途径，认为直接体验到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在本体论上，以意志、非理性的生命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世界是神秘的“实在”，等等。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割裂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互补性和内在联系。科学主义推崇理性至上和科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贬斥关于人的价值、尊严的所谓空洞口号，片面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人本主义则鼓吹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和科学进步，主张抽象的个人价值、个人理想、个人本位和个人中心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滋生无疑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负面的作用。近代科技革命以来，从科学主义延伸出来的对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极端推崇的态度，使得人类在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中隐含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学上的每一重大理论突破都导致了影响深远的技术发明和新产品的问世，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认识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在这个由科技打造的世界中，人们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强大因素，并且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与此同时，伴随着伟大的科技成就，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也悄然来临。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异、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人性的扭曲等。

而与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相对立，人本主义基于人们对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失望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本主义者将一切危机都归因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理性和科学精神，大肆宣扬非理性主义，极度夸大人文精神的作用，并不加分析地将战争的残酷、机械文明的非人性、核武器的恐怖、环境的恶化等完全归罪于科技的发展。在人本主义的倡导下，甚至出现了一股反科学的极端思潮。人本主义的张扬无疑是片面和肤浅的，它宣扬“以人为本”，却恰恰没有看到隐藏于科学技术后面的真正主导因素是人。就历史的发展趋势而言，人本主义的倾向同样是不正确的，受其影响将会导致人的理性的缺失，科学技术的停滞不前，这样的后果也无疑会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分离所带来的人类普遍的价值危机已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实际上，现代科学危机或现代文明危机的实质是科学丧失了它的人文意义，是科学对人的存在的忽略，是科学对自己所赖以产生和形成的实践基础的遗忘，是科学观中人文精神的衰微、科学技术非人化应用和发展的结果。(注：辛继湘：《人文价值-科学课程价值取向的必然选择》，《教育评论》，1998年第2期，第34页。)因此，为了人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在发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弘扬人文精神。事实上，正如人类自身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一样，人类文化同时包括着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人类精神同时也包括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它们相互依存并相互补充，由此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方法和力量。只有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才能获得不断进步，从而也才能在物质上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提供保障；而科学技术只有在人的调控下，在高尚的人文精神的导引下，才会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积极正面的效应，缩减负面影响，从而真正造福于人类。因此，在科学精神中充分融入人文精神是决定科学命运和人类自身命运的关键。总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是人类真正地认识世界，全面、合理地把握世界，并达到求真、向善、审美相统一的基础。在人类社会的建设发展中，任何一种精神的缺失都将会造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失衡、失序。当前，我们已跨入了21世纪，审视上一世纪的不足之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新世纪相融合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不容置疑。

三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思想的两个维度，它们的均衡发展是人类社会全面持续进步的保证。这意味着，现代社会迫切需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当然，这种融合并不意味着一种精神对另一种精神的消解，而应当是二者的协调互补，共同发展。要实现这样的融合，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充分把握好影响二者融合的种种因素，从而才能在实践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为二者的顺利融合创造条件。就现实情况而言，影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因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有利因素

当前，人类社会已普遍意识到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重要性。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话等，正是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具体表现。

现阶段，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进一步融合更有了令人乐观的前景。首先，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的全面发展将成为时代的主题，这就在客观上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创造了条件。“知识经济”的实质不仅是经济的知识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知识化。知识经济时代所追求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它更意味着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观念等等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一个社会只有在拥有无数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并使得劳动者普遍知识化之后，才能实现国家的“知识经济”化。这里所说的知识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包括了科学技术知识，还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实践的经验、技艺和能力等。可以这样说，知识经济时代所重视的不仅是“智商”，“情商”也应是这个时代的重点。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随着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进行自由的交流与合作。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不仅可以丰富各自的文化内涵，还可以促成崇尚科学精神的西方文化与崇尚人文精神的东方文化的有机结合，从而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拓宽了渠道。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还带来了大量的科研课题，这些课题提出了大量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推动着科技工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关注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人文问题，从而在科技活动中接受人文精神的指引，使得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交融在了一起。最后，知识经济时代从总体上讲倡导的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就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佐以合理和必要的人文关怀。可见，知识经济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不仅成为可能，还将成为必然。

(二)不利因素

从历史的渊源来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不是从来就分离的。它们的分离抑或对立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为了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再度融合，我们应当找出影响二者融合的不利因素，以做到有的放矢，为二者的融合扫清障碍。经过分析可以发现，影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不利因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1、科学主义仍然盛行。可以说，从启蒙运动至今，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一直是社会思潮的主流。尽管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里人文主义的思潮也十分强劲，但无论是人文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们对科学的理解不但没有超出科学主义的视野，反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价值，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科学的片面理解。这使得科学主义更加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将人类文化区分为两个对立的世界：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科学主义者强调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方法的独特性，否认人文学科的科学性并宣布其在认识上的无意义，这就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设置了壁垒。

2、物质生活条件不够充裕。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尚未达到普遍富足的程度。尽管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但直到20世纪末，整个人类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依然在为解决吃、喝、穿、住等基本的生存问题而奋斗，许多人甚至远未脱离贫困。瞻前顾后，在科学精神指导下获取物质财富依然是人类首要的追逐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注重人的物质生活，强调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强调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作用的科学精神成为了人们首先推崇的对象。而看似只能带来“精神食粮”的人文知识及其精神则自然地被置于非常次要的地位。

3、社会制度存在弊病。现阶段，人类社会中的许多制度尚不完备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制度呈“单向度”的发展趋势，始终是围绕追逐和保护垄断阶层或资本家的利益来制定的。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下，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以最大化实现资本家的利润为目标，一切都以利润的赚取为中心。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对物质利益的无限追逐成为了人们工作的唯一目标，能够比较立竿见影地引导科技进步并最终带来物质利益的科学精神无疑成为了人们追求的首要对象。而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体现得比较含蓄的人文精神则被科学精神的大潮吞噬的了无踪影。现实生活中，社会制度存在着弊病，它导致了科学精神对人文精神的消解，并使得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问题被束之高阁。

4、教育学科设置、教育方式以及教育资金投入的偏颇。近代以来，教育在其进程中深受科学主义的影响。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人文学科的领地日渐狭窄，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学科的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资金投入方面，对人文学科的扶持力也越来越弱。此外，教学方式上，也多采用“唯理性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义，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而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而较忽视沟通不同学科的知识，以及建立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伦理的联系；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较忽视个性的充分发展。这种“重理轻文”的现状使得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最终导致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走向了背离。

四

在新的世纪，对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而言，既充满了机遇，又面临着挑战。一方面，对上一世纪科学危机的反思使人们认识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的必要性，从而为二者的再度融合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而延续上一世纪的科技成就，人类社会迎来了倡导协调、持续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这就更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再度融合成为了可能。但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迄今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利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主、客观因素，这些因素在当前科技发展迈向纵深的时代背景下极有可能发挥越来越大的干扰作用。因此，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冷静分析问题，思考在机遇与挑战中怎样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创造条件就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任务。在当前的形势下，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人文精神的本质范文篇3

【英文摘要】Fromthevie

以往许多研究仅仅从精神文明的角度思考精神文化，将其局限于单纯社会道德建设的视野之中，排除了对精神文化的本体论研究。从教育实践看，学校文化始终走不出“物质文化”建设的思路，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环境的布置或文化活动的设计，这就是为什么学校文化丰富了，却不能把幸福和快乐带给学生的根本原因。文化观的价值转向，使学校文化理论能够建立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之上，让文化真正回到学生自己的精神生活之中。

一、精神文化的哲学本质

(一)精神文化的解释范式

关于精神文化，有两种基本的解释范式。一种是道德哲学的解释范式。近代哲学将文化的概念推向精神的高度，并提出精神文化这一概念，是出于人类对物质文化和技术文明的反思，试图从物质文明的陷阱中得到解救，表现了人类重新探寻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危机意识。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论断告诉人们，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尖锐对立，已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重要危机。科斯洛夫斯基则直接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这对范畴，再次表达了斯诺关于两种文化对抗的担忧，从而使精神文化获得一种特殊的时代意义和历史内涵。从这个意义上看，精神文化被看作与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价值，它强调人类文化生活的伦理和道德内涵，表现了人类对精神世界和伦理生活的重新发现。文化哲学和社会哲学对精神文化的解释大多站在这一立场之上。另一种是生命哲学的解释范式。第一次从人或生命的角度讨论“精神文化”，始于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斯普兰格的文化陶冶论、博尔诺夫的精神漫游说等等，为文化的精神概念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文化一词经历了古代希腊人的“教养文化”、泰勒的“总体文化”，以及新康德主义的“价值文化”等等。然而，文化的含义尽管不断得到拓展，但始终没有能真正与人的生命过程和精神生活走到一起。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们，最早将文化与人的生命意识结合起来，使文化作为一种教育资源所具有的内在性质得到揭示。斯普兰格曾解释了之所以要以生命为起点理解文化的本质，是因为文化对人精神生命不可或缺的意义。他认为，学校文化的价值在于“唤醒生命”，而不在于传递知识。教育应当“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教育之根和文化之根的寻求，只能通过人的灵魂的唤醒才能实现。”(注：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派[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73、99.)文化只有与精神相结合，即只有用“精神文化”这一概念才能真正表达文化的生命本质。生命哲学的解释范式，并不拒绝精神文化所具有的伦理价值，但它更关注学校文化与人的生命意志之间的对话，将精神文化视为人的一种内在生活形式。

(二)生命意识：内在生活形式的根本特征

文化的概念几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概念与人性的概念一样广阔，文化的多元定义即是文化研究的开放性(注：周勇.论教育文化研究——教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J].教育发展研究，2000，(7).)。文化概念的不断精神化，始于哲学家们不断用人性的视野看待文化问题，从而逐渐推论出文化的生命本质。在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中，无论是文化还是历史，都只不过是生命的不同表现形态，生命是理解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源。叔本华提出著名的生命认识论，把认识活动定义为生命体验，而不是“逻辑统一性”，他说，“世界当然不是指理论上可以认识到的世界，而是在生命的进程中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注：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8-29、28.)柏格森和施本格勒则将这种生命认识论运用于文化的解释之中，新儒家的方东美则直接提出“生命本体”的文化观。在他们的文化视野中，任何文化只是生命的符号形式，是不同生命形式的文化表达，抓住了生命，才抓住了文化的本质。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认为，“文化的本质理所当然就是对人类生命和精神的开发。”(注：池田大作.人生寄语[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103.)视精神文化为人的内在生活的形式，这就是站在生命立场上的文化信仰。

从某种意义上看，精神文化的确是一种平衡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的手段，具有丰富的伦理意义和道德内涵，但是，如果把精神文化看作是纯粹限制物质文明的工具，尤其是将其视为实现社会目的的手段，单纯从政治目的或伦理意义上理解精神文化建设，则可能使我们陷于误区之中。在学校文化建设中，为什么许多教师常常只关心外在的文化形式，而不关心学生的内在文化体验，究其原因就在于未能确立生命本体的文化观。这种背离生命的学校文化，必然只能走向学生精神发展、个性发展和素质发展的反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处于分裂之中的学校文化，比如，物质文化建设是审美性的，而制度文化则仍是传统的规范建设。这样的学校文化建设，不仅不能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而且也不能带给他们真正的精神幸福，反而可能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压抑和困惑。因为，离开了学生内在的生命需要，再丰富的文化生活，都不可能成为促进学生精神发展的力量。

从生命哲学的视野看，只有精神活动才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最高形式，因而也只有精神文化才真正表现出文化的生命特征。如果没有人类的精神活动，人类文化的生命特性不仅不可能得到表现，而且也将变得毫无意义。正因为如此，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们才用生命概念重新构建教育的文化哲学。斯普兰格曾经说过，只有生命才需要用文化去陶冶和唤醒。在这里，文化一词已经不是单纯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更不是指物质文化，而是指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因为他用“生命唤醒”来表达文化陶冶的实质，可见文化绝不是单纯指外在的文化形式，而是指一种内在性的精神文化。雅斯贝斯在讨论文化陶冶时，认为文化陶冶是“心灵净化”，是使“心灵深处无限开放”。如果离开人的生命意识，任何文化的思考都没有真正的教育价值，因为学校文化在本质上是学生进行生命交流的过程，而不是孤立存在的运动过程。

二、精神文化的理论架构

(一)精神文化的生命基础

最能表达生命存在的直接方式是人的体验性，因而体验为精神文化建设确立起内在的生命基础。狄尔泰最早开始在哲学视野下关照教育的生命主题，让体验在理论上获得教育的名义和身份。狄尔泰提出生命本体问题，将“体验—表达—理解”三种生命过程，视为替代传统教育的新范式，在此，体验被看作是教育的本体论起点。在狄尔泰思想中，哲学对体验的关注，是哲学关注生命的开始，正是体验这一概念，才真正改变了传统认识论远离生命的谬误。他的继承者伽达默尔则进一步细化了体验的生命特征，认为体验使人的求知过程更加靠近人的生命本身。在他看来，体验的最大生命特征是直接性，这预示着个体认识的不可替代性，“所有被经历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自我的统一体，因而包含了一种不可调换、不可替代的与这个生命整体的关联。”(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87.)叔本华则把生命视为时间性的，因而生命只有在具体的体验中才有意义，生命是通过每一个体的体验而被证明存在。(注：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8-29、28.)伽达默尔还进一步确证，体验在本质上不同于“经验”，经验中更多显示的是知识的规定性，以及权威和传统的制约性，而体验则力求排除这些外在的干预，更强调个人化的精神感受。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感受力是生命的根本力量，体验作为生命的直接形态，由精神文化的生命本质所规定，只要精神文化以生命发展为本质，体验就必然是教育的直接出发点，因而只有从生命体验出发的教育，才能真正反映精神文化以生命为本体的教育性质。

作为生命的基础，体验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先性。但体验不是无所不能的，体验不能否定和代替其他生命过程。体验需要教育的规约和引导，在这种引导中为体验重新安置价值本质。在生命意识已经普遍深入人心的今天，强调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有些研究者对体验的教育价值给予过高的期望，不仅将体验视为基础性的，更视为惟一性的，把体验等同于生命本身。在他们看来，体验是完全自由的，顺从体验的指引就是尊重生命的教育。狄尔泰将体验视为教育的基础，但从没有止步于此，在他的本体论转向中，通过“表达”和“理解”进一步展开体验的生命意义，通过与学生的精神交流，完成教育的引导和规约作用。狄尔泰对体验的讨论为我们理解体验的教育意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启示。我们常常过分关心学生的自然体验，而拒绝了学生的精神体验。精神体验不同于对自然对象的直观，而是对美和善的体验，是对生活意义的体验。精神体验必然包含着体验者的道德思考，以及与另一生命主体的对话和交流，即便是自然体验，也同样包含着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以及道德和良知的选择。因此，在精神文化建设中，不仅需要对体验持更多的同情，而且需要对体验进行价值引导。学校不仅应当提供丰富的文化生活，也同样应当提高教育者的引导能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体验的教育意义。

(二)精神文化的本体形式

1.教育的生活世界。回归生活是现代哲学走向生命世界的基本思路，在一些学者的眼中，生活世界已经被理解为是一个研究框构(注：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4、190-191.)，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通常成为批判传统教育的一般起点。然而，我们对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本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许多研究者的观念中，生活世界被诗化了。事实上，哲学中的概念仅仅提供了我们思考教育问题的一个理论起点，只有与教育活动结合之后，才能使之成为一种真正有意义的教育话语。

教育中的生活世界，虽然也有哲学概念的含义，但就教育而言，生活世界最重要的含义是尊重学生作为教育生活中精神主体的地位。正因为传统教育损害了这种主体地位，所以教育才失去生活世界的本质。回到生活世界之中，就是要让学生的精神活动和生命体验成为学校文化生活的中心。回归生活世界不是在形式上由课程学习转入日常生活，放弃了课堂和知识并不等于就是回到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本质，并不在于是课程学习，还是日常生活，而在于学生的主体精神，换句话说，也就是所谓内在的生活形式，而不是外在的生活形式。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其实质是生命的殖民化(注：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4、190-191.)。要回到生活世界中，就是要回到生命世界中，使人重新成为生活的主体。因此，所谓课堂生活或日常生活并不是生活世界的本质区别，只要学生能够作为精神主体出现在教育生活中，那么，无论是课堂生活，还是知识学习，都可以看作是日常生活，是真正的生活世界。相反，如果学生不能作为主体支配自己的教育生活，那么，即便是所谓日常生活，也失去生活世界的本质，也只能是被统治、被压迫的生活，没有生命价值的生活。

传统的文化理论，并未彻底排除生活世界的意义，恰恰相反，还非常注重学校的文化生活。然而，传统的文化观，只注重文化形式的设计，丰富的文化形式掩盖了学生的生命之声。强调学校的文化生活，不是传统文化理论的错误，关键是它只看到文化生活的外在形式，而忽视了学生作为生活主体的生命感受。丰富的文化生活，只是为了实现教育者的目的，教师往往为了“文化”而“文化”，创造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却把学生当作文化或生活的木偶。这种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私”的文化，文化不是学生的文化，生活不是学生的生活，文化是教师的工具，生活是教师的游戏。精神文化不是要否定学生丰富的文化生活，而是要填平教育生活中的空场——生命体验。

2.学生的心灵生活。心灵是精神活动的场所，心灵的本质就是精神，没有心灵精神就失去了居所和意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观，心灵的培育要比任何文化形式的设计都更重要。心灵的概念意味着精神生活的独立性，以及精神生活所具有的不可侵犯的自由本质。德国哲学家奥伊肯认为精神生活具有特殊的生命意义，精神生活是独立于物质生活的生活世界。在他看来，精神生活不是生活世界的“一个方面”，精神生活“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独立的“现实世界”。(注：鲁道夫·奥伊肯.新人生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260-267、9、9、72.)心灵不可以被规范，也不可以被限定，心灵是一个自由生长的主体。心灵正是以自己无限的可能性而获得生存的意义。从心灵的视野看待学校文化，文化就会显现出新的意义。比如，在传统文化的观念中，像“班级日记”这样的文化形式，往往不为教师们所重视，他们更看重的是能够展示班级名誉和个人声望的各种竞赛活动，诸如数学、物理竞赛等。但在精神文化的概念中，像班级日记这种文化形式可能比各种形式的竞赛活动更重要，更具有文化的精神价值。关心学生的“内心世界”，让学生的心灵活动得到教育的真诚关切，在精神文化建设中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

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曾专门论述教育的“心灵化”问题，他把心灵化作为教育的基本取向，教育就在于向心灵的靠近，越是能够接近学生心灵的教育越是完美的教育。只有心灵的教育，才能达到精神的高度。心灵具有内在性，心灵只有靠体验和理解才能把握，没有真切的体验，没有同情和理解，心灵是不可接近的。教育只有把通向心灵之路引入学校的教育生活，才能最后达成生命教育的精神境界。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同样十分重视学生精神世界的建设，他在《学生的精神世界》、《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等著作中，系统论述了学生精神世界的培育问题。他写到，“教育——这首先是教师跟孩子在精神上的经常接触”(注：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3、28.)，“人的精神生活，即内心世界是否丰富，取决于他同周围世界的实际关系是否丰富多样，取决于他同自然界和其他人的相互作用的内容与性质。”(注：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3、28.)在他看来，精神世界就是学生的心灵世界，主张用丰富的生活内容与学生的心灵世界沟通，并把心灵世界的建设看作学校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精神文化建设与物质文化建设具有不同的起点，精神文化建设从学生的心灵活动开始，重心是学生的文化体验和精神感受，以及在这种体验和感受中学生获得的快乐和意义。

三、精神文化的建设路径

(一)文化陶冶理论

文化教育学派的陶冶理论改变着学校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为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向。文化教育学派，不仅第一次提出“精神文化”这一概念并赋予其独特的哲学内涵，而且还第一次提出了“文化陶冶”的教育观，为学校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了哲学基础。雅斯贝尔斯站在文化陶冶观的立场上，重新讨论了教育的本质问题。在他看来，陶冶的性质是“全面地展开精神运动”，就是“全面地造就人，铸造人的本质”，他写到，“人的文化的一个要素就是作为他历史性知识方式的陶冶，陶冶作为某一时代世界和宗教的历史现实性之语言是充满生命力，同时陶冶又是交流、唤醒和自我实现的中介。”(注：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三联书店，1991.103.)他认为文化陶冶是教育的本质，而不是像传统理论那样，将“文化传递”定义为教育的本质。无论是知识作为一种文化，还是生活作为一种文化，其教育的功能都只在于陶冶。学校的一切，都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因为学校的惟一功能是对学生的精神陶冶，这就是文化教育学派的教育本质论。

文化陶冶论不仅用生命哲学对文化进行重新定义，而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教育本质论。文化教育学派以生命哲学作为自己的坚实基础，以“生命不可规范”这一根本原理作为建立文化陶冶论的基本依据，将这一论点贯穿于以文化陶冶为中心的教育观中，并站在这一论点上，批判传统教育的科学主义教育立场。在他们看来，由于生命的不可规范及不可预设性，因而只有文化陶冶才适用于人的生长过程。因为有了新的哲学基础，文化教育学派得以用新的视野重新考察学校文化理论，从而在本质上使教育从决定论的目的观中得以真正的解放。陶冶论远离了确定性，打开了通向生命发展的可能性和开放性的世界。陶冶论的代表德国教育家李特深情地说：陶冶“犹如人们从无底的存在深渊之不可言状的迷惑中挣脱出来，而达到广阔的平原上，心胸顿时开朗，感到宇宙万物、天地人生都在我的胸中，和我的心灵产生共鸣，形成一种水融、天人合一的关系。”(注：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派[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73、99.)在这里，陶冶实现了孔子诗教的理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注：论语·阳货.)任何外在的文化和生活，都变成学生心灵自由的力量与源泉。

陶冶论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改变了学校文化建设的根本范式，从人的生命世界和精神生活出发，把陶冶看作精神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在这一视野下，学校文化生活的外在形式和丰富内容，只是精神文化建设的一种重要资源，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只有通过学生自己的生命体验，才能使这些资源成为精神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理论虽然发现了文化的教育价值，但却因为排斥文化主体的作用，因而不能真正影响学生的精神生活。尽管学校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始终只限于“业余生活”之中。在陶冶论的立场上，学校文化生活决不仅仅是一种业余生活，只要能真正尊重学生作为生命主体的价值，都可以理解为精神文化的活动范畴。如果课堂能够给予学生真正的生命体验，就应当视为一种真正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精神生活哲学

生命哲学的另一重要代表奥伊肯提出“精神生活哲学”的概念，独树一帜地为生命哲学创立了理解生命本质的一种哲学解释观，在他看来，生命的本质不是人的感性本质，而是人的精神生活，是超越于感性直观的精神。精神这一概念，不仅解释了生活的本质，而且也解释了陶冶理论的本质。学校精神文化建设，表现于日常生活之中，但不是日常生活本身，它的根本特征是精神生活的陶冶。文化陶冶需要生命体验，但也不是生命体验本身，而是生命体验中的精神内涵，只有在精神生活中才能真正揭示学校文化陶冶的价值本质。

人的生活意义全部在于人的精神的高贵性，是精神给予生命以崇高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给予关系是不能被颠倒的。“精神产生于一个更高的源泉而不是与感官世界共生，当唯物主义者想要合乎逻辑地表述他的观点时也必须接受这一更高的境界……感官的直接性不断地越来越多地把它的优势让给精神的直接性；外部生活被按内部生活的观点来经历、来看待，而不是相反。”(注：鲁道夫·奥伊肯.新人生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260-267、9、9、72.)学校文化必须回到精神生活中来，生命体验必须在人的精神家园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单纯的生命直观可能会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今天的教育无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明显出现差错，把传统教育所引起的教育问题，错误地归咎于教育对精神化的偏爱和重视，因此，以放弃教育的精神世界来寻求学校教育的变革，这是非常危险的。

(三)制度文化理性

把精神文化建设与整个学校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从整个制度文化上建立起生命本体的价值观，并真正确立起制度优先的教育原则，这是制度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分析道德本性时，将道德的基础立于社会而不是个人，他还批评了人们对卢梭自然主义的误解，认为卢梭自然主义的本质不是“个体本质”而是“社会本质”。在他看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远优先于《爱弥尔》的自然个性，(注：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20.)他首先是期望通过改善社会，然后才期望从这种改善中得到爱弥尔的自然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