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有那些国家篇1

[关键词]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日本；经济复兴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帮助日本实现经济复兴成为美国对日经济政策的核心。这取决于两个方面因素：首先，随着以对华遏制为中心的东亚遏制战略的确立，美国新的东亚战略优先秩序开始形成：扶植日本，与其结成密切的盟国关系上升为美国东亚政策中的最高优先者。然而，一个贫困和缺乏信心的日本不可能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盟友，因此帮助日本经济复兴便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重中之重。其次，随着朝鲜战争走向尾声，日本经济出现严重危机，这一形势使得日本的经济兴衰影响到美国东亚遏制的整体战略而显得尤为关键。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日经济政策的核心在于贸易政策，虽然在不同阶段重点不同，但其核心都在于帮助日本在东南亚及西方开拓市场。这一政策的实施为日本经济战后的起飞创造了必要条件，并且也成功地巩固和发展了美日同盟。但是，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浓厚冷战色彩和以安全利益牺牲经济利益的特点，这一时期美国对日经济政策也直接为之后的美日经济摩擦埋下了导火索。

一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被视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是美国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向亚洲其它国家提供经援的主要合作者。正如杜勒斯所说：“日本是远东形势中的心脏和灵魂。如果日本不站在我们一边，整个远东地区就将是不可防守的”。在美国已经确定了的东亚遏制战略中，对日政策是决定遏制能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其中，日本经济复兴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因为日本是东亚地区唯一重要的工业化经济和技术性劳动力资源，被认为应该对东亚经济发展负主要责任。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充分认识到日本经济安全对美国自身军事安全的重要性，认为日本是远东“未来政治局面的关键”。艾森豪威尔甚至认为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将“决定哪些国家留在自由世界，而哪些国家掉进共产主义的轨道”[2](boxl)。然而，作为一个资源匮乏，战后丧失所有海外领土和殖民地且对外经济关系完全陷于瘫痪状态的国家，毋庸置疑，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的保证是日本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有关这一点，道奇早在1949年就已有过详细论证。问题是，往什么方向去寻求和开拓市场?

早在杜鲁门政府时期，通过日美经济合作及旧金山和约中战争赔偿条款的规定，通过对中日贸易关系的限制，就已经将东南亚设计为日本在东亚发展经济关系的唯一可行对象。

艾森豪威尔政府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这一设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3年1月至6月接连发表nsc125/3号、nsc125/4号、nscl25/5号、nsc125/6号文件，其中最重要、最详细的部分是使日本如何避免依赖中国市场的问题。认为日本有两个主要的贸易方向：一个是南亚与东南亚，另一个就是中国。要想从根本上切断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就必须帮助日本从东南亚寻找新的资源产地和商品市场，替代中国的地位，建议采取“引导”和“阻截”并举的政策：一方面极力促使日本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通过投资和贸易的方式，参与帮助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进而与这些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开辟东南亚的资源和市场；另一方面则利用日本在经济和防卫等问题上仍十分依赖美国的现状，要求日本对中国实施严格的禁运政策。同时鼓励日本成为有效、负责任和积极合作的伙伴，保持美日联盟关系，在经济上使日本成为美国向亚洲自由世界国家提供援助的基地，在军事上使日本对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有所贡献。

在1953年3月召开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1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主要阁僚们明确肯定了东南亚第一的政策思想，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伯特·卡勒指出，为了克服日本糟糕的贸易赤字，“应当提供各种机会增加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对外合作署署长哈罗德·史塔生也说，“一个非常有利于日本发展的前景是，日本人至少应当成功地返回到英镑区(主要是东南亚)”。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样指出，为了解决日本的美元短缺问题，美国应当鼓励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

政策一经制定，行动随之而来。在整个艾森豪威尔任期内，美国对日经济政策的特点之一就是力促日本解决赔偿问题以改善同东南亚的关系，面向东南亚发展经济关系以实现地区经济合作。

1953年，美国驻日大使馆建议，共和党政府应制订“长期在日本采购的计划”，并采取切实有利的措施，促使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由美国为这种合作提供经济上的援助。

1955年2月14日，美国向日本政府发出了一份关于亚洲经济开发的“劝告书”，其中写道：“日本应通过物资及技术的供给，对亚洲后进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中心作用”，并且“日本不应谋求对东南亚产业的支配。东南亚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自然而然地对日本有益。但是，重要的是，日本应给予东南亚大量的援助。日本在地理上与东南亚接近，可以生产其容易接受的商品，提供比其他工业国的技术更加适合这一地区的技术。”

1955年3月18日，杜勒斯访问日本。当时日本正准备利用战争赔偿来打开东南亚市场，同缅甸的赔偿协议已经签署，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赔偿谈判正在进行中。但是日本担心东南亚国家严重缺乏资本，有可能使日本的赔偿设施和设备造成极大的浪费。再加上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本来就不愿意与日本发展经济往来，如果日本利用赔偿打开东南亚地区大门的企图破产，那就等于失去了继续与这些国家交往的机会。

因此，日本希望美国方面予以帮助，特别是通过世界银行等组织机构，向东南亚提供经济发展资金。这样东南亚国家就可以生产除稻米以外的产品，可供向日本出口，也会有外汇来购买日本的产品。

对此，杜勒斯指出，美国的首要经济政策是向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这将比世界银行贷款的数额要大。他建议要认真研究美国经济援助是否可与日本赔偿项目联合起来，以形成真正的生产规模和效益。此外，杜勒斯特别强调，帮助日本开发东南亚市场是美国对日的基本政策之一，这是确保日本不至于倒向或依赖中国和苏联的重要方法，故请日本方面放心。

在第二天，即3月19日的杜勒斯与鸠山首相会谈中，鸠山表示，东南亚国家对于日本来说至关重要，日本正致力于发展与这些国家间的紧密联系。日本已经牺牲性地向所有这些国家支付赔偿，当然日本最感兴趣的是这些战争赔偿能得以很好地利用。一些由美国资助的发展组织应帮助这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用好这些赔偿。杜勒斯对此表示同意，并称：“如果战争赔偿不能创造经济繁荣，日本就没有必要做出承诺去支付战争赔偿”。

1955年4月9日，nsc5516号文件再次强调，美国应该将日本纳入美国自由亚洲经济发展项目，藉以拓宽日本的贸易范围，利用日本作为美国向南亚和东南亚提供援助物品的供应源，并利用提供经济与财政援助的方式使日本对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有所贡献。应该努力发展日本与韩国、台湾、菲律宾等国的利益共同体，不仅促进共同合作，且使这种合作得以巩固。美国希望在原有的援助水平上，通过现有的经济组织来促进亚洲的地区性经济合作与发展。1955年，美国国会授权建立的“总统亚洲经济发展基金”明显地表现出这方面的意向。国会在授权时声明：“在使用这笔基金时，总统应优先考虑那些明显有助于提高亚洲自由地区整体实力的计划，以及能促进这一地区经济合作水平的计划”。

二

很显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初设想中，是希望将东南亚作为日本的第一市场，然而这一政策很快就进行了调整。这一调整从两个具有连续性的文件的表述中可以看得出来。在1953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的nsc第125/5号文件中，提出了三个旨在解决日本海外市场缺失的问题的行动措施，首要的就是扩大东南亚和南亚的经济规模，因为它们能够提供日本必需的食品和天然资料，并且是日本工业制成品的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到了6月29日的nsc第125/6号文件，已经开始突出强调日本进入西方市场的重要性。该文件指出，“一旦得到《互惠贸易协定法》的许可，(美国就应当)努力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并与日本就关税减让问题而进行谈判。与此同时，避免对日本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增加关税或应用其他(关税)壁垒。”政策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调整，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首先，虽然美国竭力推进日本与东南亚的经济整合，但由于日本与东南亚之间尚存在赔偿等战争遗留问题，关系并未修复。况且，东南亚各国由于二战中日本的侵略存在普遍的仇日情绪，这使得希望将东南亚作为日本的替代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想法并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其次，随着朝鲜战争接近尾声，日本对外贸易状况的不断恶化。在朝鲜特需如神风般刮来的利润后面，接踵而至的是通货膨胀，原材料的短缺，生产陷入瓶颈，以及越来越对美国的依赖尤其是随着朝鲜战争停战前景的出现，日本的对外贸易状况开始不断恶化，1952年前6个月，日本的出口就已下降了1.4％，而后6个月则猛降了13.7％。到1953年底，日本的贸易赤字高达12亿美元。日本的外汇储备在1953年11月至1954年6月，短短的7个月内，便由21.4亿美元下跌至6亿美元。

面对日本经济在朝鲜战争走向尾声时产生的危机，美国决策者忧心忡忡。既然短期内无法指望日本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突飞猛进，那美国就必须为日本寻找新的更加广阔的市场。当务之急就是全力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使其有条件进入欧洲及美国市场。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逊指出，“日本经济的崩溃，将会带来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对自由世界将意味着一场灾难。”并且，他认为，“日本在东南亚自然能够找到贸易伙伴的说法是不充分的。”因此，他主张，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将是“最有利的一步，因为它能担保日本的出口获得非歧视的待遇。在这种多边(贸易)的努力中，美国有责任领导其他国家避免日本受到歧视。”前驻日大使、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也赞同这一意见。1954年5月20日，美国驻东京大使艾利逊向国务院发回的电报中甚至强调日本的经济危机已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致使中立主义势力迅速发展。而中立主义势力的发展有可能使日本向“红色中国”靠拢。

事实上，美国帮助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设想早已有之，但进展一直不太顺利。1948年关贸总协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美国代表就提出了一份由国务院起草的《总协定与被占领地区待遇》文件，要使日本在未参加关贸总协定的情况下能享受最惠国待遇，但被以英国为首的多数成员国否决。1949年关贸总协定第二次全体大会召开时，美国明确将日本人关列入这次大会的议事日程，但在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及部分西欧国家的强烈反对下，此次议案及之后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上类似议案均被否决。1951年10月，在美国策划下，日本先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关贸总协定第六次会议，并于1953年7月正式提出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申请。

对于日本的这次申请，美国反应非常积极。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阿列克斯·詹森向国务卿杜勒斯建议，“美国不应当在日本提出的暂定成员资格上令其沮丧”，否则，“将在诸如防务措施及出口安全管制等重要方面危及获取日本合作的能力”。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关贸总协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美国提出日本先非正式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方案，并且以2/3多数票顺利通过。根据该方案，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分为两段进行：首先允许日本出席全体会议及有关附属机构的会议，但没有表决权；在此期间，各缔约国可在自愿的基础上，按总协定条款与日本签订双边协定，待时机成熟后，通过全面多边谈判，接纳日本为正式缔约国。

1954年8月，在一次详细讨论日本贸易问题的内阁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尽快完成与日本的双边关税谈判，为日本商品开放美国的市场。此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进一步指示，美日关税谈判具有高度优先性，因为它“对美国的整体利益太重要了”。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也认为，“美国压倒一切的利益就是通过采取关键的措施将日本束缚在自由世界中，从而巩固我们的国家安全”。而这个“关键的措施”就是尽可能完成“与日本的关税谈判”。这说明美国已经将日本人关列为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的最主要目标。

1955年2月21日，美国与日本的关税谈判拉开帷幕，艾森豪威尔总统为此次谈判设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美国政府的立场决定了日本将是这次谈判的最大赢家。例如，美国在棉布、棉绒裤等低价值的物品上，大幅度削减针对日本的关税。对日本开放市场，必然使本国的轻工业遭受到日本产品的猛烈冲击。这一点，美国人很清楚。但为了冷战战略，需要拯救日本经济，美国又必须这样做。

1955年6月8日，美日签订了正式的关税协定，美国除直接给予日本关税上的利益外，还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日本与其它国家谈判的间接措施：凡是与日本进行关税谈判并对日本实行实质性降低关税的国家，美国本身将按该国的需要降低关税。美国以降低本国关税为条件，应该说这是美国对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一种强有力的援助和支持。意大利、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加拿大等六国参与了这种三角谈判，美国以本国关税降低为代价，使得日本顺利地完成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税谈判。

对于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来说，为了防止日本商品进入英联邦国家市场并防止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重新建立霸权，这些国家从一开始就坚决地反对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美国政府对这些国家频频施压，四处游说，最终使得以英国为首的14个国家同意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而暂不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到1955年9月10日，日本终于正式成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正式成员。

三

综上所述，艾森豪威尔政府帮助日本经济复兴的措施主要在于贸易计划。无论是促成日本与东南亚的经济整合，还是不遗余力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其政策的着眼点都是帮助日本寻求市场和原料产地。就实施效果而言，这些政策都达到了预期效果，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日同盟也得以巩固和发展。然而，这一政策本身由于具有强烈的冷战色彩及经济利益服从安全利益的特点，也为美日新一轮经济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开拓东南亚市场方面，1952年11月24日吉田茂在第四次组阁之后的演讲中说：“政府准备进行一系列经济外交工作，如缔结通商航海条约、通商协定，以发展贸易.d03(第181页)，这表明日本已经开始循着美国的思路，以美国对东南亚政策作为本国对东南亚政策的依归，将战争赔偿与开拓市场、发展贸易联系起来。经过谈判，到1959年，日本基本解决了对东南亚的战争赔偿问题。战争赔偿非但没有对日本经济造成负担，相反，为日本占领东南亚市场扫清了道路。例如，在日本开始对菲律宾支付赔偿的1957年，日本对菲出口比上一年猛增了60％。同样，日本开始对印尼支付赔偿的1958年，日本对印尼出口比上一年猛增了48％，到1960年更比1958年猛增126％。1964年日本与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五国的贸易总额，为1954年贸易总额的2.8倍。

在成功开拓东南亚市场的同时，随着关贸总协定的签订，日本成功打开了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市场大门。在1954年，日本对美国出口只有2.79亿美元，但是到1960年，在短短的几年内，日本对美出口增加至11.49亿美元。这使得日本对美贸易严重逆差的状况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1959年，日本对美贸易逆差额仅为5000万美元，而其余年份一般都在2.5亿美元以上。日本国际收支状况的好转，为它战后的经济腾飞提供了良好的金融保障。日本的轻工业制品像潮水般地涌向美国市场。1955年美国从日本进口的工业制品数额占其总进口额的7.6％，到1960年，该百分比上升至15.4％。

从入关后的第二年，即1956年开始，日本接连出现了几次经济“景气”现象，从而使日本迅速成长为世界经济巨头，到1968年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在日本迅速发展的同时，日美同盟关系得以巩固的发展。日本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一直紧紧追随美国，在冷战中牢牢站在美国一边，并成为美国的忠实盟友。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篇2

［关键词］软实力外交中国东南亚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71-07

“软实力”通常又称“软权力”［1］，是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于1990年提出并比较系统地加以论述的一个国际关系概念。他认为，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轴心是硬实力，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软实力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2］约瑟夫•奈迄今为止尚未完全明确软实力的定义，包括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区分问题（与此相关的是软实力大小如何衡量的问题）［3］，但综观他历年来有关软实力的论述可知，所谓硬实力,是指以军事、经济和科技等传统权力资源为主的强制性权力(commandpower),

它主要是利用“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来利诱和威胁他国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本质上属于对抗性权力［4］；软实力则是一种精神性力量，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它通过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对外输出、道德和意识形态的说教、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等渠道,向他国发挥“影响”、“吸引”和“说服”的作用，本质上是一种合作性权力(cooperativepower)，是通过同化形式而非高压形式在国际事务中达到目的的能力。“软实力”理论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它揭示了由于国家实力来源的变化而引起的国家战略重心转移和世界权力竞争态势的改变,从理论上把以文化为主要因素的软实力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为国家制定其发展战略及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软实力思想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那种过于关注物质性权力的简单化和物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回击,也是对传统的、同时关注物质与非物质因素的权力思想的回归。

软实力与古代中国对东南亚外交关系

尽管“软实力”以全球化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前提，属于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所谓的‘软实力’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吸引力或魅力之所在，这种魅力或吸引力古已有之”［5］。综观中国古代与东南亚外交关系，可见出软实力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

据考证，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6］生活在中国南方的百越民族经陆路向中南半岛迁徙并带去了中国新石器文化，随后的民族迁徙又带去了中国青铜器文化。但由于受到地理和交通手段的限制，此时传入东南亚的中国文化仅是少量，因此这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的肇始期。秦至明末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发展和繁盛期，其中秦汉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随着中国统一王朝的开疆封土而得到加强：“纪元前三世纪时，秦之国力已达今日之东京及安南地方，其土著已受印度化，百年之后，汉武帝时南海诸国皆来朝贡。”［7］汉唐至明末，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无论是官方往来还是民间往来都非常频繁。因中国封建文明自秦至清中叶都一直位于世界前列，相比之下，“在东南亚的历史开始很久以前，印度和中国都已经是公认的文明大国，因此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东南亚和它们相比都黯然失色”［8］。文明程度上的这种势差现象，导致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出现了中国文化向东南亚传播为主，东南亚文化向中国文化传播为辅的特征，先进的中国文化不断地流传至东南亚并推动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主要是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层面上影响东南亚文化的［9］。在物质文化方面，通过民间贸易、官方朝贡、人员往来输入东南亚的有陶瓷、丝绸、茶叶、铁制农具、食品、服饰等物品以及建筑艺术等；在精神文化层面，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史学、医学、音乐、天文历法、伦理、风俗习惯等方面，给东南亚文化以巨大影响；在制度文化方面，中国的制度文明，特别是唐宋两代的制度，如官制、学制、法制、礼制、税制、科举制度等方面，为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南所仰慕、模仿和借鉴。16世纪西方殖民者逐步侵占东南亚，明朝与东南亚各国的官方关系一度中断。清初实行闭关政策，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和经贸往来遭受严重挫折，文化交流也因此受到影响，至鸦片战争以前的近200年里始终没有恢复到明代中期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哪个层面，中华文明都是通过外交使节、商人、学者、僧侣、移民的友好往来这一和平方式进行的，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历朝政府都强调双边贸易往来的互通有无、互惠互利性质，而且从实际来看，朝贡体系中东南亚进贡国的商品价值远远低于中国政府回赐物品的价值；在军事方面，除了秦皇汉武在开拓边疆时候对东南亚用过兵以及元朝两次入侵爪哇岛外，中国封建政府很少通过武力方式解决双方关系问题。［10］郑和七下西洋时虽然带有上万兵力，但并非用于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武力威慑，而是用于剿灭海盗和防身，他七下西洋的根本意图至今仍有争议［11］，但可以明确的是，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他所传播的中华文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郑和出色地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给东南亚当地人民带去了中国先进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从未对东南亚国家采取过军事行动。总之，在整个古代时期，中国很少使用武力威胁和经济制裁等手段来向东南亚国家推行中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古代中国不曾出兵占领周边国家,但却对它们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形成了一个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这一方面在于古代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更在于中国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对周边民族和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同化式力量’”。［5］因而可以说，中国古代对东南亚外交，基本靠的是一种软实力。

软实力与当代中国对东南亚外交关系

由于近代中国国力衰弱，对东南亚的影响非常有限；而冷战时期受东西方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相继采取了“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一大片”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方针，军事和经济因素在这个时期的对外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所以软实力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与东南亚双边关系中的影响极其微弱，唯一的特例可能就是1955年中国在亚非会议上的表现了。在这次会议上，总理以其出色的外交风度和人格魅力使新中国的形象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认识和接受，加上该次会议上中国与印、缅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赢得了众多的朋友，其中也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缅甸这样的朋友。但由于受当时根深蒂固的冷战格局的影响，这次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范、以个人外交魅力展示国家外交形象的软实力外交并没有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产生根本影响。

中国的软实力外交真正起步于中国采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全方位外交”两个阶段，特别是在后一阶段更显突出。在具体的外交风格和外交理念上，该时期的中国外交越来越表现出浓重的软实力外交特色：其一是逐渐重视履行国际责任，以理性、合作、建设性的态度处理各种国际事务，表现出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其二是积极参与、维护和建设各种国际机制；其三是提出“外交为民”的理念；其四是将外交由封闭型的政府单一行为逐渐转变为听取公众意见和凝聚公众意志的“开放外交”；其五是开放外交档案；最后是提升经济外交，利用外交促进经贸，改变了过去以经贸促外交的做法。［12］中国周边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因此周边外交政策的内容及外交风格与中国总体外交政策相差不大，但更注重互谅互让，提倡用谈判方式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此外，中共十六大提出的“与邻为伴，以邻为善”的周边外交方针和2003年由提出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则更有特色，体现了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思想，目前已成为中国处理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具体而言，该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关系中软实力的运用表现在以下方面：

(1)积极参与和创建有关政治、经济、安全机制，为软实力“同化性”作用的发挥搭建了平台。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对多边外交心存顾虑，因而与东盟组织机构间未建立任何正式关系，双方关系主要是在中国与单个成员国间展开。进入90年代后，中国在开展双边外交的同时，也积极进行多边外交。1991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次年7月成为东盟磋商伙伴，并在同年提出了关于解决南海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并从1997年开始参加了东盟历届“10+3”会议和在此期间举行的“10+1”会议；在1997年的第一届“10+3”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同意加入《东南亚无核区条约》，成为同意加入该条约的第一个有核国家；2001年，在中国的提议下，双方决定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确定了双方在21世纪的重点合作领域，次年该贸易区建设正式启动；2002年11月4日，双方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年还签署了《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声明》。2003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这也是中国首次与一个地区性组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非东盟国家；2005年8月，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在第二届“10+3”文化部长会议期间与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与区域组织签署的第一个有关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官方文件；此外，中国还积极开展与由东盟主导的各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亚欧会议的对话，同时组建了若干对话机制，如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国.东盟高官磋商等等，形成了从最高层对话到各专业组织机构分工合作的多层次、多渠道、多用途的协商机制，通过融入和构建这些机制，中国能有效地发挥“影响”、“吸引”和“说服”的同化性作用，排除了以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手段解决双方关系问题的传统做法。

(2)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以及其他跨国社会事务，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多年的经济建设成果一夜之间付之东流。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所受打击更大，经济的崩溃更引起了社会动荡。在此危机时刻，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行动挽救危局，在自身出口大幅下滑的压力下，中国政府仍承诺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积极帮助受危机重创的国家,提供了总数60多亿美元的支持”［13］。对缓解危机、稳定东南亚乃至世界的金融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逐步确立。2003年4月29日，中国与东盟签订《中国与东盟防止非典联合声明》，建立互通疫情机制，对签订于2002年11月的《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进行了有效、及时的补充［14］；中国还主动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设立专项基金，以支持与东盟国家开展各种合作活动［15］。3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国内非典疫情高度危急的时刻紧急出访泰国，出席中国.东盟国家首脑防治非典的特别高峰会议，显示了中国“敢于面对现实、面对世界”的决心。中国领导人在危难时刻对东盟的穿梭访问，扭转了受到非典影响的中国.东盟关系，使同样遭受非典打击的东盟国家再次感到中国是本地区高度负责任的国家。2004年12月26日，印尼发生强烈海啸后，中国是反应最迅速的国家之一，海啸灾难一传出，主席和总理等领导人就相继向相关国家领导人致电慰问，并向灾区派遣了救援队、医疗队，为灾区提供了总计约7亿元人民币的政府援助款［16］；据中国民政部“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协调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月12日下午16时，我国内地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到账资金累计达22135万元［17］。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中，中国许诺对老、柬、缅三个最不发达的东盟国家提供单方面特殊优惠关税，还决定出资500万美元用于湄公河清淤通航［18］；另据统计，1997年中国、东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以来，我国对东盟出口一直呈逆差态势，2000年为48.3亿逆差美元，到了2003年则增长到164亿美元。2004年1月1日开始实施早期收获计划后，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近600种农产品实施零关税，这些商品中我方竞争力弱于东盟，估计逆差将超过200亿。［20］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人均GDP水平仍很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和人民慷慨解囊，在力所能及的的范围内无私地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各种援助，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负责任大国风范，这也再次证明，经历过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中国，已是东南亚人民信得过的好朋友。

(3)大力开展文化外交，有力促进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了解和对当前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解。如前所述，中国古代与东南亚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史。新中国成立不久，便与越南、缅甸、柬埔寨和印尼建立了外交关系，随之开始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并与尚未建交的泰国进行民间交流。［19］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双方文化交流因受“”影响而基本停顿，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建立和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以来，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才日益频繁，中国文化外交作为软实力外交的关键一环才日益凸显出自己的个性，“一个以我为主，政府主导，与国家政治外交大政方针相适应，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与对外文化工作自身发展要求相适应，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对外文化工作格局已经形成。”［22］中国对东南亚文化外交有如下特点：一是多层次，既有政府层面，也有民间层面和企业层面；二是多渠道，既有通过国际组织开展的多边文化外交，也有通过国与国开展的双边文化外交；三是多形式，既有文化代表团互访、互办艺术展览、举办文化活动周以及缔结友好城市等，又有包括留学生培养、汉语推广（尤其是在东南亚国家设立众多孔子学院）和设立国外文化中心等在内的教育文化交流项目，以及包括图书报刊和广播电影电视等在内的信息交流活动；四是文化外交活动频繁，从90年代以来，每年都有大量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对东南亚文化交流活动开展。

这四条或许并不足以概括中国与东南亚文化外交活动的全部特点，而且为了行文紧凑，省去了许多具体事例和数据，在此仅以几个数字来说明：1990―1996年，中国派往新加坡访问演出的艺术团组达200多起8000人次［23］；1995年后，我国赴马来西亚演出的艺术团平均每年达20多次且在呈上升趋势［24］；2006年7月，云南省出台了关于云南高校“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意见，提出云南高教国际化的重点拓展领域是东南亚、南亚，其中将在东南亚办10个孔子学院。［25］中国与东南亚文化外交的日益密切是个不争的事实，以至于美国报纸都这样认为：“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北京正在大力推销自己及其语言。……当中国加强其文化和语言影响力的时候，华盛顿却在退却。……在东南亚各地，美新署开办的曾经提供英语培训和图书馆服务的美国中心纷纷关闭，工作人员被大量削减。……在美国退缩的同时，中国正在提供实实在在的替代。”［26］

总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大力发展硬实力的同时，在对东南亚外交中还充分运用了软实力外交手段并取得了重大成果。通过软实力外交，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搭建起了畅通的交流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东南亚国家的“中国”，从而使双方能够以和平方式及时解决分歧并增进互相理解；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和参与社会事务，不附加任何条件帮助东南亚贫困国家发展经济等等，在东南亚国家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频繁的的文化交流不仅增加了文化的共融，而且提升了中国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吸引力。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这与中国对东南亚的软实力外交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对东南亚的软实力外交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例如美国学者柯兰齐克就多次发表文章和访谈认为，中国软实力外交在亚洲得到了积极回应，取得的直接成就是减少了邻国的戒心，“中国的软实力外交明显改变了它在亚洲乃至世界其它地区的形象，使它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积极活跃而富有建设性，甚至于很多国家现在更喜欢中国，而非美国了。”［27］

软实力与中国-东南亚外交关系的未来

作为中国外交“首要”对象之一的东南亚地区，软权力外交是否运用得法，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大业，因此，在未来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软实力理论及其运用乃是一个值得加以充分关注的课题。尽管中国在对东南亚软全力外交中，既有历时悠久的古代交往经验，也有当代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绩突出的交往实践，但以下问题仍然需要加以重视：

1.充分重视软实力在对东南亚外交中的相对独立作用

权力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当前这个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利益取代权力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追求的中心目标，而权力则成为追求利益的手段之一。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硬实力和软实力），那么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到底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的作用更突出呢?硬实力作为一种对抗性权力，实现的是短期的国家利益,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它在冷战结束之前的国际关系史上起着主导地位；而软实力作为一种合作性权力，为实现国家利益提供了低代价、高效益的源泉,它更多的是为长期利益考虑，在冷战结束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在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要根据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来决定实现国家利益的权力形式，既要克服过于关注硬实力的物质主义思维方式,充分认识到软实力的作用在日益增强,同时又不能过分夸大软实力的作用，认为它完全可以代替硬实力。实际上，尽管约瑟夫•奈极力宣扬软实力的重要性，但也没有轻视硬实力的作用，他在《软实力》中一再强调，聪明地运用权力的方式是软硬实力并重。［20］就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关系来讲，这两种权力都起着重要作用，关键是要辩证看待和使用这两种权力，才能使两者相得益彰，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健康、和谐发展。

首先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提升国家硬实力。硬实力是一国立国之本,也是外交之本,这一点毋庸赘述。其次，应充分认识软实力的相对独立作用。硬实力是一国外交之本，那么是不是一国只要具有强大的硬实力，其软实力也就会相应增加呢？一位中国学者曾这样认为：“发展中国家目前在‘软实力’方面处于弱势。但是,一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力量增长起来之后,其文化价值的力量就会加强。”［21］这种简单地认为硬实力决定软实力的逻辑推理,必然推导出拥有更多“硬实力”的国家在“软实力”的实现方面具有相应优势。事实果真如此吗?伊拉克战争展示了美国的硬实力,但美国的软实力却遭到削弱：“近年来,反美主义已经增强,美国的软实力――基于美国政策和价值观念合法性的吸引力――处于衰退中。”［22］再如，苏联在1956年入侵匈牙利和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尽管它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继续增长,但这种借助于硬实力而实行的专横政策,实际上削弱了它的软实力，最终导致国家解体［31］。这表明，一国拥有很强的“硬实力”,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换来在国际体系中与之等量的地位和软实力，硬实力运用不当甚至还会损害其软实力，从而相应妨碍了其对国家利益的追求。约瑟夫•奈还指出，梵蒂冈的软实力并没有因为19世纪教皇国家国土面积变小而减弱；当今加拿大、瑞典和荷兰的影响力,要比其他一些具有相同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大,原因是它们把经济援助、参与维和等深入人心的行动贯穿于它们的国家利益中。［23］这表明软实力并非仅仅依赖于硬实力而发挥作用，一个国家实现软实力的动机意图和使用手段决定了软实力能否转化为国家利益。以上事例表明，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软实力具有不可忽视的相对独立性。由于软实力的独立存在,它反过来又可以增强国家的硬实力，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把硬力量当作常数,那么软力量就是变数或乘数；它倍增或递减综合国力。……随着中国在物质力量方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减(当然远未达到消除差距),软力量差距就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最明显的弱点，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环境中又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在此意义上,能否提升和强化解决软力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强国战略的必经之路。”［23］中国作为一个在硬实力方面正在不断发展的国家，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灵活运用之，尤其是在面对近邻东南亚国家时尤其如此，这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对和谐世界秩序的追求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努力构建一种具有强大感召力的先进文明形态

强国的竞争，不只是物质的竞争，还是文明的竞争。那些落败的国家不只是物质力量不够，更主要的是文明的失败。文明大体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质文明大体上属于一国的硬实力范畴，而后两者则属于软实力的范畴，其中精神文明指的是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国民气质和价值观念等上层建筑层面的东西，而制度文明则是精神文明外化于物质器物层面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原则、规则、规范和制度。根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软实力外交最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一国是否能为别国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这两个文明要素。中国要成功地崛起为世界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的崛起显然是不够的。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仅靠物质力量的崛起而可以持久，那些成功地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向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古罗马帝国是这样，近代英国是这样，现代的美国甚至包括后来解体的苏联也是这样。罗马帝国最终毁于野蛮人之手，经常被说成是落后打败了先进，而真正的原因是罗马文明从内部衰败了，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并不是那些所谓的外来蛮族，而是整个古希腊文明无法找到应对文明挑战办法的结果［34］；在20世纪40～50年代，苏联之所以能形成追随它的阵营，并不完全是凭恃军事强权强行推动的结果，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系列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全新的文明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选择苏联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择的结果，而并不完全是慑于苏联的军事压力才不得已而为之；美国之所以长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与其摇旗呐喊、大力推行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在此姑且不论这个价值体系的虚伪问题）和由它主导制定的一系列国际制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事例为我国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是，只有文明的创新，才能引来别国的自愿模仿、借鉴和追随，才能保持崛起和不败的姿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对东南亚外交中,我国政府一贯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宣扬和平发展的主流文化,近来又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国际秩序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东南亚国家的“中国”；通过创建、融入和利用国际机制的实践,表明了中国愿意与东南亚国家加强沟通、平等解决双方存在问题的愿望；通过平等互利甚至损己利人的经济交往和不附加任何条件的经济、社会援助，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以上这些包含有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创新因素的软实力的运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赢得了稳定的周边环境，从而为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要看到，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文明历经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逼迫以及历次政治、文化运动的洗礼，虽说不上遭遇了如同其他几大文明形态那样的文明断裂，但现在的文明形态显然不再也不必再是从前的文明了。同时，客观而言，一种融合了中西方传统文明和现当代工业文明精髓的、既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又能顺应世界主流发展趋势的文明形态，目前仍处于转型、探索和完善过程中。“……一个文明没有掠夺的根性，而不得不以剥夺自身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尤其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其步履便必然是沉重而不稳的。在此过程中，失范和失误在所难免……”［35］，以环境、资源被严重破坏和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存在等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偏差和制度设计缺陷，至少不是东南亚国家心悦口服地长期加以追随和模仿的对象。在国际制度方面，约瑟夫•奈有这样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和主导国际规范及国际制度,从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那么它就可以影响他国的偏好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从而具有软权力或者‘制度权力’”。［24］然而“国际格局的现实、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外交战略目标都决定了中国没有理由成为国际机制的挑战国”。同时“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成为伟大强国的潜力和政治抱负使中国对国家极为珍视,进而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采取'搭车'战略”［25］。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关键之处在于中国能否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先进的，从而对东南亚国家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文明形态。

注释：

［1］新加坡学者盛利军则将软实力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因素：①开放和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②强大的道德感染力和凝聚力；③理论指导；④外交决策能力；⑤国民素质等。见：黄建国.军事软实力理论.当代军事文摘，2005(4)

［2］JosephNye.SoftPower.ForeignPolicy,Fall1990；TheTransformationof

WorldPower.Dialogue,1990(4)

［3］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思想分析.美国研究，2005(1)

［4］JosephS.Nye.TheParadoxofAmericanPower:WhytheWorld’sOnlySuperpowerCan’tGoItAlon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1.40

［5］刘德斌.“软实力”说的由来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4)

［6］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时期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3)；朱杰勤.中国陶瓷和制陶技术对东南亚的传播//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204.205；邱新民.东南亚文化交通史.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文学书屋联合出版社，1984：625

［7］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604

［8］［英］D.G.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21

［9］关于这三个层次的归纳，引自：王介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40.41

［10］其中因10世纪以前越南属中国正式版图，中国政府对那时期越南区域内的用兵属于特殊情况。

［11］宋林飞主编.传承文明走向世界和平发展――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2］杨勉主编.国际政治与中国外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28.39

［13］不凡的外交.人民日报，2000.10.08.转引自：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548

［14］庞中英.120多个国家采取限制，反思后非典时期中国外交.中国青年报，2003.06.16

［15］黄庭满.海啸拧紧中国.东南亚利益共同体.经济参考报，2005.01.10

［16］在首批2163万元人民币援助金额、第二批5亿元人民币援助金额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又响应联合国的呼吁，决定再提供2000万美元援助金额。见：黄庭满.海啸拧紧中国.东南亚利益共同体.经济参考报，2005.01.10

［17］内地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超过2.2亿.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省略），2005.01.14

［18］张锡镇.中日在东南亚争夺还是合作.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东南亚学回顾与展望//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0

［19］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建立时间：越南（1950年1月建立，1978年停顿，1989年恢复）；印度尼西亚（1950年4月建立，1967年10月中断，1990年8月恢复）；缅甸（1950年6月建立，1967―1970年停顿）；柬埔寨（1958年7月）；老挝（1961年4月，1978年停顿，1991年恢复）；马来西亚（1974年5月）；菲律宾（1975年6月）；泰国（1975年7月）；新加坡（1990年10月）；文莱（1991年9月）

［20］JosephS.Nye.SoftPower:TheMeanstoSuccessinWorld

Politics,pp.xiii,32,129,147

［21］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对观念的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

［22］JosephS.Nye，TheDeclineofAmerica’sSoftPower.ForeignAffair，2004(5)//刘艳萍.试析软实力及其实现途径.阴山学刊，2006(5)

［23］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09.110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篇3

中国制造业“下南洋”有“转”的成分。中国制造业近些年来不断强调提升附加值与技术含量，而作为中国制造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聚集地——东部沿海地区，则在积极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主动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虽然其中不乏富士康那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例子，但从国际产业结构转移和调整角度讲，向周边一些国家转移也是一个重要选项，符合雁行转移规律。

中国制造业“下南洋”有“逼”的成分。近年来中国遭遇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事实上，欧美国家制造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并不完全是为了与中国制造业争夺“饭碗”，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出于追求贸易平衡、压迫人民币升值、争取大选选票等另类考虑。但即使不从中国进口，美国也需要从其他地区进口，而只有东南亚国家,拿出来的产品在竞争力上与中国制造业“差不多”。

中国制造业“下南洋”有“压”的成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弱化。目前，中国的平均用工成本比柬埔寨高224.8%，比孟加拉国高182%，比越南高195.3%，比印度高138.6%，比印度尼西亚高206.6%。况且，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生态环境保护成本上升等其他压力加大，中国制造业赚钱更加不易，而上述南亚、东南亚国家客观上成为投资洼地。

中国制造业“下南洋”有“接”的成分。近些年来，许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也在不断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在进口设备关税减免、利润汇出等方面对外资的政策优惠力度并不弱于中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接得住”从中国转移出来的项目。例如，孟加拉国的达卡、吉大港、库尔那等出口加工区中，就有很多企业是从中国“搬”来的。另外，中国企业还在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建立了工业园区，无论是对于在华外资企业“下南洋”还是对于中资企业“走出去”，都是利好的落脚点。

当然，“下南洋”的确会给中国制造业带来挑战，但我们也不必过于纠结。中国这个14亿人口的大市场对任何外资企业来说都具有无法替代的诱惑力。即使由于国内外环境变化而走掉一部分外资，也只可能形成有限的撤资“流”，而不可能形成大范围的撤资“潮”。况且，从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角度看，如果“下南洋”能够带动中国制造业主动“走出去”，和外资的部分转移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中国制造业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手伸得更长。

应当看到，一部分在华外资企业“下南洋”，也必然会遇到产业链条重构的压力。它们已与中国这家“世界工厂”形成了很难完全切割的关系，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从未来的上下游关系看，在很大程度上仍离不开中国制造业这个大体系。尽管这些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投资环境对于外资企业同样具有诱惑力，但这些国家的工业体系并不完整，自我配套能力并不很强。正是考虑到这一层因素，我们才有必要结合外资的“下南洋”，通过将现有产业链条甚至生产网络对外扩张，逐步转变中国制造业在未来国际产业分工中的被动状态，进一步增加对这些外资企业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将外资企业的“下南洋”与中资企业的“走出去”相结合，促使中国制造业向“离岸”方向发展。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篇4

关键词:东南亚条约组织;赫鲁晓夫;第三世界

中图分类号:D851.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1-0072-0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英苏三国就战后世界新秩序问题在雅尔塔举行了秘密的首脑会议。但是他们并没有把雅尔塔体系扩充到印度支那地区，也没有绘出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的轮廓。东南亚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是“众多的海上和空中交通线”[1]206的汇集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美苏两国一直关注着东南亚的局势发展。

一､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立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美国在亚洲主要是搞战略防御，构筑一条由近海岛屿链组成的战略防线，以便集中力量在欧洲对苏联进行遏制[2]。为此，美国积极筹建军事包围圈。1951年8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签署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9月1日，美国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签订了《美澳新安全条约》，9月8日又与日本签署了《美日安全条约》等。但是，东南亚特别是印度支那局势十分紧张，而印度支那不仅是防卫东南亚的关键，而且也是遏制苏联扩张的一个前哨阵地。早在1943年11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的一份备忘录中就曾断言，印度支那为日本人提供了“一个具有重大战略和经济意义的基地。由于能利用印度支那作为跳板，对马来亚､缅甸和荷属东印度的征服变的容易得多。”[1]206这种看法清楚地表明了美国把印度支那的命运与整个东南亚的命运看成是紧密相连的。很显然，一旦印度支那丧失，将会使美国的亚洲战略难以实现。而在当时，1950年1月中国与苏联就已先后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支持越共的反殖民战争。这就使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在冷战时期使得美苏冲突的前线推至太平洋的亚洲大陆沿岸。印度支那成了自由世界抵抗共产主义的前线。

美国一直寻找机会插手印度支那。1950年5月8日，在法国的请求下，美国同意向法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开始公开干涉越南革命。但是印度支那的局势越来越不利于法国。1953年底，得到美国支持的纳瓦尔计划遭到失败，使得法国显然无法继续维持其在印度支那的统治。为此，美国积极设法取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位置。由于美国国会拒绝采取单独的军事行动计划，杜勒斯策划了联合行动计划。1954年3月，杜勒斯公开指出:“在当今的形势下，共产党苏联及其盟友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手段，要把它们的政治体制强加于东南亚，这会给整个自由世界带来严重的威胁。美国认为我们不应该被动地接受这种可能性，而应该采取联合行动加以防范。”[3]杜勒斯认为，联合行动指的是包括法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菲律宾等在内共同组成的联盟。这个联盟将抵御共产党对东南亚的侵略[4]。为配合杜勒斯的倡议，艾森豪威尔4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有关印度支那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的著名声明。他在声明中说，由于“多米诺骨牌式坍倒”理论以及该地区在原料､人口､地理位置和市场方面的重要性，“丢失”印度支那“可能带来的后果对自由世界来说简直是无法估量的”[1]220。经过美国的多方周旋，1954年9月8日，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八个国家在菲律宾马尼拉缔结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5年2月19日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简称东南亚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的第4条第1款写道:“各缔约国都认为，在本条约区域内用武装进攻的手段对任何缔约国或对各缔约国今后可能经一致协议指定的任何国家或领土进行的侵略，都会危及它自己的和平安全，并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它将按照它的宪法程序采取行动来对付这个共同的危险。”在“美国的谅解”中又明确表示，美国“对于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的承认以及它在第4条第1款中与此有关同意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5]。

但是美国策划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目的，并不仅仅限于条约里面所讲的那样。12月2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美国远东政策的目标召开会议，会议指出美国在远东的目标是:“鼓励尽可能快地促成产生一个西太平洋集体防御的必要条件，然后加入进去。西太平洋集体防御安排，包括菲律宾､日本､中华民国和韩国，最终与马尼拉条约和美澳新安全条约连接起来”[6]。由此可知，美国的目标是在亚洲建立西太平洋集体防御体系，马尼拉条约只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一步。

二､东南亚条约组织对苏联威胁的缘由

由美国拼凑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对苏联国家的安全造成了威胁。

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新面貌”政策的实施。美国不仅构建成了对苏联的广泛的战略包围圈，而且直接逼近苏联领土。一方面，1954年4月2日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协定､4月21日美伊(伊拉克)军事援助协定､5月19日美巴(巴基斯坦)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相继签订，使得中近东出现了反苏的军事同盟，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就将这些军事条约连同北约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反对苏联的军事包围圈。包围圈的形成，还直接威胁到苏联在印度洋的利益。因为印度洋是苏联沟通其欧洲和远东部分的重要海上通道，是连接苏联黑海和太平洋两大舰队的纽带，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其军事实力在美国的援助下大大增强(自1954年至1965年，巴基斯坦从美国得到1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获得当时先进的武器装备[7]。苏联历史学家斯米尔诺夫等指出，“美国特别注意巴基斯坦……的军事基地的建设和现代化，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使美国能够广泛地利用它……的领土作为袭击苏联的基地”，从而迅速填补了“包围俄国的美国空军基地上的一个空白点”[8]49。1960年5月1日，由于侵犯苏联领空而被击落的美国U-2高空侦察机便是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基地起飞的。因此在核时代，巴基斯坦的举动，使苏联的南部地区失去了安全屏障。

与此同时，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强化了苏联在亚洲南部的弱势，这不能不引起苏联的高度重视。苏联在亚洲南部的势力，相对于东欧､中近东来说，是最薄弱的。一方面，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南亚､东南亚国家所持的中立态度并不赞赏，因此与这些国家关系不甚融洽;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与苏联已经建立了同盟关系，但鉴于历史上的原因以及朝鲜战争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并没有把握，特别是美国为破坏中苏联盟而不断对中国施压，这更使苏联无法确定中国的立场。

相比之下，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大大加强了美国在东南亚一带的影响力。在美苏冷战局势中，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使美国有了控制东南亚的可能，而控制了东南亚，不仅可以大大增强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还很可能切断了苏联所需战略物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在马来亚还没有受到严格控制之前，也即1951年之前，苏联曾从马来亚进口了大量的橡胶。橡胶是苏联无法生产的战略物资，在受到严厉封锁之后，苏联希望中国种植橡胶。虽然中国在苏联的要求下于1952年9月签订了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的技术合作协定，但这并不是中国所愿意的，因此，此协定在斯大林死之后，中国就提出中止这一协定。作为替代，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又签订了另一协定，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联提供钨砂､铜等战略物资，其中橡胶9万吨[9]，这显然不能满足苏联的需求。因此，为了国家的安全利益，无疑苏联是不可能让美国“独霸”东南亚的。

更为重要的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一个“集体”防御条约，如果这一军事组织如同美国所计划的成为像北约那样的军事同盟的话，那么苏联将面临着更加沉重的压力。

正因为如此，东南亚条约的签订立即遭到苏联的谴责。1954年9月14日，苏联外交部就东南亚条约发表了声明，声明中认为这个军事联盟的组成成分以及它的性质将完全由美国一手决定，不难看出，所有这一切是和西方国家要在一个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西德参加之下在欧洲建立侵略性的军事联盟的政策有着直接的联系的[10]。

三､苏联的对策

为突破美国对苏联的包围圈，苏联迅速做出反应。

其一是继续加强对华援助，巩固中苏同盟，以增强亚洲东南部的防御能力。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领代表团(包括苏联当时的国防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抵达北京。访问结束时，苏联与中国达成了如下协定:苏联军队在1955年5月31日前将全部从旅顺港撤走，其装备将无偿地转交给中国;苏联将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苏联将援助中国增建15个工业企业以及对以前协定中规定的141个企业增供设备等;修建连接中苏两国的两条铁路[11]6。协定不仅放弃了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而且加强对华援助。就在同一天，苏联和中国政府发表联合宣言，谴责建立东南亚军事集团的行动，认为它是为帝国主义目的服务的，是反对这一地区各国的安全和民族独立的。两国强调指出，它们愿意同东南亚国家发展全面的关系[12]439。苏联的这一重大举措，是有其战略上的考虑的。1955年，赫鲁晓夫坦率地对一批美国国会议员说:“我们重视贸易，经济原因是次要的，政治目的是最主要的。”[13]在冷战中，中国不同于苏联，它还有第三条路可走。而此时美国又在苏联国内政治不稳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包围，如果中国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而改变亲苏路线的话，那么将直接威胁到苏联的远东安全。也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虽然并不信任中国(1954年访华回国后就对苏共其他领导人表示“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14])，但为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安全，他还是积极进行援华。1955年尼古拉・布尔加宁就任部长会议主席时，第一个正式声明就说，“中国可以在一切情况下依靠苏联”[11]6-7。其战略意图是很明显的。

其二是改变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以赢得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支持，增强苏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为冲破西方在苏联南翼设置的包围圈，苏联改变了对第三世界的政策。1955年11―12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在访印期间，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已经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联与印度之间的关系“现在是､今后也仍然是……建立在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面”。1955年12月29日，苏联有关决议指出，“最高苏维埃满意地指出，这些原则得到愈来愈广泛的国际承认”，“在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中采用这些原则对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必要信任和消除新战争威胁具有重大的意义”[8]111。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进一步提出“和平地区”的概念，表示苏联不再把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国家看成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前哨阵地，而是把它们看成独立､和平的组成部分;同时重申了苏联共产党对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政策的支持。赫鲁晓夫认为，新独立的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形成了“和平区”，这将改变世界政治的面貌[15]。

同时，苏联还积极对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利用战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普遍陷入困境，急需援助之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打出经济牌:从1954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援助柬埔寨3400万美元，援助缅甸1700万美元，援助印度尼西亚2.39亿美元(此外还有1.6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1960年2月，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又同意提供2.5亿美元信贷作为经济技术援助。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唐纳森认为: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在亚洲建立联盟体系尝试的一种反应[16]。

其三积极拉拢印度，支持阿富汗，孤立巴基斯坦。

印度和阿富汗都与巴基斯坦有边界领土之争。苏联以此为契机，放弃原先的中立态度，发动对巴基斯坦的包围，同时力求打通通往印度洋的通道。1954年3月苏联《真理报》称赞印度“在亚洲巩固和平与安全方面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没有站在美国一边追随它们的侵略政策”[7]。1955年11―12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等访印期间，已不再把尼赫鲁等民族主义领袖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附庸”，反而高度评价他们为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公开表示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的要求，认为“克什米尔是印度共和国的一个邦”。苏联还明确表示不支持印度共产党的活动，并保证让印度共产党支持尼赫鲁的内外政策。同时，苏联积极发展与印度的经济贸易关系，援助印度，发展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长期以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普士图尼地区的划界以及如何对待该地区的民族问题上，存在严重的矛盾。在对待阿巴之间的边界问题上，苏联明显站在阿富汗一边，表示支持阿富汗在普士图尼问题上的立场，并向阿富汗提供军事装备。1954年，美国同巴基斯坦结成军事同盟后，阿富汗同美国的关系恶化，转而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同年，苏联就同阿富汗签订了经济援助协定，向阿提供3500万美元贷款。1955年，赫鲁晓夫访问阿富汗时又向其赠送1亿美元，并同意帮助阿修建从喀布尔到阿胡盆地的战略公路，特别是同意扩展两国的经贸关系。

由上可知，由美国策划建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严重影响到苏联的国家安全及其战略利益，为此，苏联不但改变了对第三世界的态度及其外交政策，而且积极采取对策，力图扭转在美苏冷战中战略上的被动局面。从这方面来讲，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不是“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反而由于该威胁的存在，对苏联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一系列反应，都是与之密切相关的。

参考文献:

[1]劳伦斯・H.肖普，威廉・明特.帝国智囊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外交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2]赵学功.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1945-2000)[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46.

[3]尼古拉斯・塔林.剑桥东南亚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477.

[4]M.贝科威茨，等.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72.

[5]国际条约集(1953-1955)[G].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226-330.

[6]leszekBuszynski.SEATO:thefailureofanalliancestratery[M].SingaporeUniversityPress，1983:42.

[7]张忠祥.略论尼赫鲁时期的印苏特殊关系[EB/OL].

[8]斯米尔诺夫，索芬斯基.东南亚条约组织――殖民主义国家的侵略集团[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

[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99-301.

[10]苏联外交部就东南亚条约发表的声明[J].新华月报，1954，(10).

[11]彼得・琼斯.中苏关系内幕纪实[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12]A.C.阿尼金.外交史:第5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13]鲁塞尔・法菲尔德.美国政策中的东南亚[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202.

[14]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665.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篇5

观察现场

2010年卓南生从日本迁到中国任教，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华媒研究中心为平台，继续观察日本，撰写日本时评。

卓南生说，从1966年留学日本到现在，几十年了，他的自我定位是，做学问不忘记现场；在现场当一线新闻工作者也不忘记研究。他1966年到日本留学，1967年就开始写通讯稿，1973年加入《星洲日报》负起社评的工作，每逢社会大事件，他都会争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年日本众议院大选时，卓南生恰好在东京，他没有放过观察投票日（2012年12月16日）前一天的几场重要群众大会的机会，亲眼目睹了安倍晋三、石原慎太郎和野田佳彦分别在为其候选人助阵的场面及群众的反应。

留日感悟

谈起50多年前的最初留日体验和文化冲击，卓南生说，刚到东京时，每天所见所闻都很新鲜，日本有些地方和东南亚十分近似；有些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他说，那时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旧军人断手断脚的，奏着军歌在乞讨。而最早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则是找房子。当时他们住在4帖半（4张半草席）的和式房子，房里有一个小角落给你煮东西，厕所是公用的，洗澡得到公共澡堂。当时新同学来了以后，往往提出：“我今晚睡在哪里？”他们以为那只是客厅。我们告诉他们：“今后你就睡在这里，吃在这里，读书也在这里。这里就是一切。”

至于谈到日本跟亚洲的问题，他认为当时最大的冲击是，许多战前的理论依然横行天下，比如“ABCD包围论”。A是指美国，B是指英国，C是指中国，D是指荷兰。即所谓日本是在被包围的背景下才发动战争的。也有说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亚洲，为了跟白人争夺天下，为了“共存共荣”等。他说当时很多跟他一样的留学生对此都非常反感。

不过，卓南生认为战后初期日本人多少还知道战争的“痛”，那时，日本社会普遍存有“反战”、“厌战”和“恐战”的情绪。但他也指出，其中“厌战”和“恐战”者不一定是真正的反对战争，也未必一定是认为侵略战争不好，只是对于一个不会打胜仗的战争，大家都普遍表示不赞同。至于日本年轻人，反战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潮流，他们也反对日美安保体制。卓南生说，他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那几年，真正上课没有几天，因为同学们经常罢课。校园里，各式各样的大字报都有。观察各家各派的大字报，也成为他到大学里了解日本国情的一件乐事。

介绍东南亚

在谈到如何向日本传达东南亚多元社会的真相、以及日本人走向“国际化”的壁垒是什么时，卓南生表示，在上世纪60年代，对日本人来说，东南亚可以说是一个讲不清楚的问题。因为他们对东南亚本来就不太关心。最明显的例子是，本来他自我介绍是来自新加坡，但被转介绍给第三方时，不是称他是菲律宾人，就说他是印度尼西亚人。因为对日本人来说，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是一回事。不少日本人自认为是“单一民族国家”，他们对多元民族国家既不了解，也无法接受。因此，对于在东南亚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也一口咬定就是“中国人”，是华侨。

卓南生表示，他的父辈那代从中国到南洋谋生的人，哪怕拿了居住国的公民权和当地的护照，对自己的故乡仍是十分怀念的。而他自己这一代人则认为他们的故乡，就是东南亚的各个所在国，就是新加坡或印度尼西亚等。只是这样明确的认同意识，无论如何也无法和日本人讲清楚。